上海的革命者在愚园为沈荩举行追悼大会，章太炎不能到会，在拘留所里撰写了《祭沈禹希文》，由章士钊在大会上宣读，其中有“不有死者，谁申民气？不有生者，谁复九世”——革命必有牺牲，活着的不能忘记复仇的重任。
沈荩的惨死，某种程度上使章、邹案件的审判有利于革命者一方，舆论对他们两个的命运格外关注起来，特别反对将他们引渡给清政府，担心清廷也像对待沈荩那样对待他们。
这年冬天，蔡元培从青岛赶回上海，到拘留所看望了章太炎。此后他和章士钊等人每隔一段时间，都去看望章太炎和邹容，商量继续斗争的策略。章士钊和张继与陈独秀等人一起创办了《国民日报》，得到章太炎的大力支持。章太炎还对留日学生创办的《浙江潮》《江苏》等刊物提出改进意见，并且写了不少诗文，在这些刊物上发表。
也是在这时，孙中山回到日本横滨。此前孙中山革命工作的重点主要是运动华侨和组织会党，对海外留学生这股力量重视不够。章太炎看到这个缺陷，特意写信给孙中山，建议他在留日学生中发展革命组织。他在信中尊称孙中山为“总统”。黄中黄（章士钊）根据日本人宫崎寅藏的《三十三年落花梦》
编译的《孙逸仙》一书，也在这时出版，章太炎为它题词道：“索虏昌狂泯禹迹，有赤帝子断其嗌。掩迹郑、洪为民辟，四百兆人视此册。”
在拘留所里，章太炎还促成了革命团体光复会的创立。其时，在上海，蔡元培、章士钊、龚宝铨、陈独秀等秘密组织了暗杀团；在东京，浙学会的重要成员陶成章也广泛联络了浙江各地会党，来到上海。章太炎闻讯，写信给蔡元培，主张把这些组织联合起来。就这样，光复会成立了。蔡元培被推举为会长，而实际上章太炎是这个会党的领袖。他本人后来回忆也这么说：“光复会初立，实余与蔡元培为之尸，陶成章、李燮和继之。”
在官司判决以后，章太炎和邹容被转移到监牢里，开始了“囚犯”生涯。会审公廨的监狱，在提篮桥，习惯上成为“西牢”。每个犯人一间牢房。刚进去时，他们二人共居一室。《警钟日报》的记者描绘说：“室方广平均约一丈二尺，中置一几，几旁列藤椅两具，几上满置书籍及笔墨等物。室之两端，置卧榻二，榻上枕衾咸备，室之一隅，更杂置书籍……室颇清洁，光线亦充足……于卫生上颇相宜。”这其实是监狱当局糊弄新闻记者和广大群众的一种摆设。章太炎和邹容进去不久，就体验到西方“文明”监狱的厉害了。
“今西人所设狱，外观甚清洁，而食不足以充腹，且无盐豉，衣又至单寒，卧不得安眠，闻铃即起。囚人相对，不得发一言，言即被棒。此直地狱耳。”所谓的“棒”，不是一般的棒，是大椎。使用者是身材高大的狱卒，多是印度人。他们对待囚犯，毫不留情，极为残暴。稍不顺眼，就拖出牢房，踢倒在地，照着要害部位一顿猛打，或手执大椎，往胸口狠狠击打，直到打昏过去，拖回牢房。而在这个监狱里，狱卒打死犯人，不负法律责任，找个借口处理掉完事。间或被医生查出来，也只是罚款四五元了事。在章、邹坐牢期间，五百多囚犯，一年被虐待致死者竟有一百六十多人。
狱卒们虐待犯人，无所不用其极，他们制造了一种名叫“软梏”的刑法折磨犯人，章太炎后来回忆说：“其法以帆布为梏，反接两手缚之，加以木楔，名曰‘软梏’。梏一小时许，则血管麻木，两臂如针刺状，虽巨盗弗能胜，号呼宛转，声彻全狱，其虐较拶指为甚。凡狱囚与外交通书札，则以此钳制之，故暴戾之状，不闻于外。余复受梏三次，由今思之，可以致死者数矣。”
章太炎生性暴烈，哪里能忍受这般欺凌，刚开始他常常奋起反抗，“以拳拟之，或夺其椎”，与狱卒对打。他当然不是身强力壮的狱卒的对手，所以因此吃了更多的亏。在这方面，邹容因为懂几句英语，可以同狱卒讲些道理，没有受过软梏。
这两个革命者，在监狱中相依为命，有了烦恼，受了欺凌，互相安慰，兄弟之情愈加深厚。章太炎写下了饱含深情的诗篇《狱中赠邹容》：
邹容吾小弟，被发下瀛洲。
快剪刀除辫，干牛肉作糇。
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
临命须掺手，乾坤只两头。
邹容和诗一首《狱中答西狩》：
我兄章枚叔，忧国心如焚。
并世无知己，吾生苦不文。
一朝沦地狱，何日扫妖氛？
昨夜梦和尔，同兴革命军。
入监后不久，章太炎决定以死抗争。在行动前，他与邹容有过一番披肝沥胆的对话。他对邹容说，你我的身体都很虚弱，又都不能忍受狱卒的凌辱，与其这样受他们的迫害而死，还不如想个别的办法。我们的监禁期，你是两年，我是三年，你应该活下去，我应该比你早死。邹容回答说，大哥要是死了的话，我也不愿留在世上。章太炎讲了战国时代伍子胥一家的故事。楚王要杀他们全家，命他的父亲将两个儿子都召来。伍子胥的哥哥去了，被杀，伍子胥逃跑，后来回到楚国，为父亲和兄长报了仇。他接着说，我们两个人不能都被杀掉，应该有一个人活下来报仇。现在外面对监狱里的情况议论纷纷，如果我死了，他们必然会害怕舆论的谴责，对你就会宽大一些。
于是章太炎考虑自杀的办法，当时监狱里没有刀斧毒药之类的东西，只有绝食的办法可行。邹容听后对他说，活活饿死，不是大丈夫所为之事。章太炎引经据典回答：中国历史上饿死之鬼很多，可以举出五个，第一是伯夷，第二是龚胜，第三是司空图，第四是谢枋得，第五是刘宗周。前三个人我不愿效法他们，如果像后面两个人一样饿死，我心甘情愿。
谢枋得是南宋诗人，抗元英雄，他在失败后流亡各地，以卖卜为生，元朝强迫他出仕，地方官将他押到京都，他在那里绝食而死。刘宗周是明末学者，与南明政权共存亡，绝食二十天而死。章太炎念念不忘反清革命事业。
章太炎和邹容这番谈话既表现了他的高尚的革命情操，也充分表现了他和战友之间的深挚感情。
章太炎绝食到第七天，身体极为虚弱，以至于稍一咳嗽，就吐血不止。他想起古代周亚夫的故事，以为这吐血并非愤懑所致，而是人久不进食，血往上涌，也许不久即可毙命。但监狱里有人告诉他，断食七天不一定就能死，有吸鸦片烟的人，上吐下泻，四十二天不吃饭，还没有死的。那么像他这样的天数，才只有其六分之一。邹容一直不赞成章太炎绝食，这时又苦言相劝，最终说服他重新进食。每天吃带麸麦饭，因为十分粗糙，根本不能消化，几乎是吃什么拉什么。然而终于保住了性命。
监狱里的犯人每天都要做八个小时的苦工，最苦的活是敲石子。章太炎和邹容是读书人，所以享受了一点优待，都做裁缝，缝袜底和犯人穿的粗布衣服。章太炎还干过给犯人衣服编号写字的差事。
在狱中，章太炎常向其他犯人讲革命道理，还主动帮助一个叫徐福生的人认字看书。徐在几十年后忘不了当时的情景，在《铁窗感遇记》里回忆说：“……乃公谦抑为怀，竟一见如故，殷殷折节下交，且谆谆以革命相勖，更缘福生读书不多，日令识字若干，亲为讲解，友也而实等于师矣。至起居互顾，衣食相推，疾病相扶持，悲愤相慰藉……”
1905年2月，不幸的事发生了：本来体弱的邹容一病不起。邹容的脾气和章太炎一样暴烈，不堪忍受狱卒的折磨和监狱里恶劣的待遇，常常气愤填膺。章太炎曾劝他静下心来读些佛经，但没有效果。他病倒后，多次昏迷不醒。章太炎对他的病情是了解的，并且熟悉医道，知道怎样调理。他给邹容诊脉后开出药方，托外面的朋友买来黄连、阿胶等滋补药品。当然根本治疗邹容的病需要将他带出监狱，换个环境。章太炎多次同监狱当局交涉，但久久不获同意，直到邹容的病情到了十分危险的时候，监狱当局才放行。但为时已晚，在他出狱就医的前一天晚上，服用了工部局医生开的药后，口吐鲜血，离开了人世。再有两个多月，他的刑期就满了。
监狱里的犯人都怀疑工部局的医生在药里下了毒，社会上也议论纷纷。章太炎也曾有这样的想法，但他在后来写的邹容传记里没有肯定地这样说，只是叙述了邹容得病的起因和治疗的过程，认为至少是医生用药不当造成的。
邹容病死的时候，正是清明节前几天，天寒雨湿，积阴不开。章太炎闻讯来到邹容身边，手抚相依为命的战友和小弟弟的尸体，泪如泉涌却哭不出声来。
那时的监狱视犯人的生命为草芥，就随便加以处置，没有解剖验尸的程序。因此，邹容的死到底是不是医生下毒所致，最终是个疑案。
在上海的革命者为邹容举行了追悼大会，再次声讨租界当局和清政府的罪行，舆论对监狱里的不人道行为再次集中加以报道和批评，并一致要求改善章太炎的生活条件，还要求监狱当局允许从监外送进食物。以人道主义和保障人权自我标榜的租界当局，看到这种局面大为惊慌，怕章太炎也像邹容那样死在狱中，造成更多的麻烦，就同意了这些要求。因此，章太炎在狱中的生活得到一些改善。
他得到烧饭的“美差”：所有的犯人中有八个人负责烧饭，八个人又各有分工，章太炎专管给人们打饭，这个活是很轻松的。而且还有一个好处在于，因为接近饭锅，可以多吃。
这是邹容之死带来的好处，正如他所说：“威丹既殁，白人稍善视余，使任执爨之役，因得恣意啖食。余之生，威之死为之也。”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