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民主。众所周知，民主是一种国家制度和阶级统治的方式。民主的某些具体形式和做法，在不同社会制度下可以相互借鉴甚至效仿，但这没有也不可能抹杀民主在不同社会制度之间的本质区别。古希腊时代的民主与资本主义时代的民主以及社会主义时代的民主是根本不同的民主样式。民主的内涵总要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变化。从来就没有什么“一般民主”“纯粹民主”“普世民主”。现实中有的只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阶级的民主。所以，在马克思主义者的语汇里，总是要讲资产阶级的民主、无产阶级的民主，要讲资本主义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民主。民主前面的这些限定词，不是可有可无的，它们点明了民主的阶级性、民主的本质。
列宁明确指出：无产阶级民主同时又是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最无情地镇压无产阶级的敌人的机关[15]。无产阶级专政是破坏资产阶级民主和建立无产阶级民主[16]。列宁还针对考茨基等人攻击十月革命胜利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性质的苏维埃政权，宣传所谓的“纯粹民主”，也就是抽象的、“普世”的民主，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不是嘲弄理智和历史，那就很明显：只要有不同的阶级存在，就不能说‘纯粹民主’，而只能说阶级的民主”。考茨基谈论“纯粹民主”的目的是“蒙骗工人，以便回避现代民主即资本主义民主的资产阶级实质”[17]。列宁还指出：资产阶级民主镇压被剥削劳动群众，而无产阶级民主则要镇压资产阶级。“在这一点上，考茨基和王德威尔得都是瞎子。这些背叛马克思主义的小资产阶级叛徒是跟着资产阶级跑的，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要求他们避开这个问题，隐瞒这个问题，或者公然否认这种镇压的必要性。”[18]
当今世界更不存在什么超越时空、不分国界的“普世”民主。美国自认为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美国历届总统把向世界推广民主与自由当做己任。然而，这个被一些人视为民主“样板”的美国，远的不说，单说在冷战后，又干了哪些令世界人民普遍认同的“民主”的事情了呢？为建立世界霸权以维护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美国大肆向别国兜售自己的价值观，针对目标国，轻则冠以不民主、独裁、专制，重则动用武力，用刺刀输出民主，或搞“颜色革命”搞垮别国政权。仅2003年美国联合其他国家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导致伊拉克数十万人伤亡，几百万人流离失所，无家可归。而战争带来的精神创伤更是无法估量。
即便在美国国内，民主也不是“普世”的，不是每个人都能享受到的。自2011年9月始，由于严重的社会不公和两极分化，加上金融危机后的高失业率，引发了席卷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按照美国的“民主”词典，民众集会示威以自由表达自己的意愿和不满，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也是最正常不过的民主行径了。美国政府历来正是以此为标准批评别国政府不民主或专制、独裁。然而当这些事情发生在美国当权者面前时，他们是怎么对待和处理的呢？美国是否给世界树立了模范践行“普世民主”的光辉榜样了呢？
事实给予美式民主以极大的嘲讽。根据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媒体报道，“占领华尔街”运动发生的两周内有近1000人被捕。10月1日，纽约警方以妨碍交通为名就逮捕了700多名示威者，有的示威者被戴上手铐在大桥上一字排开，等待警方运走。10月9日，逮捕92人。11月15日，纽约警方出动防暴警察，对“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大本营祖科蒂公园强制清场，逮捕200多人。芝加哥警方在两周内逮捕300多名参加“占领芝加哥”运动的示威者。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警方10月25日向“占领奥克兰”运动示威人群发起清场行动，至少85人被捕。一名伊拉克战场老兵头部被警方橡皮子弹击中，导致颅骨开裂。11月17日，美国各地为纪念“占领华尔街”运动两个月举行抗议活动，又有数百人被捕。其中，仅纽约市就至少有276人被捕，多人被警察拖走时受伤流血。许多示威者指控警方手段残忍。有评论说，“美国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独裁国家”[19]。
“占领华尔街”的示威者声称代表99％的美国人，他们遭到美国当权者的粗暴和武力对待，成千上万名示威者遭到逮捕。这种肆意践踏民众集会示威和言论自由的行为，给美国的民主作出了真实的注解。
就自由而言，抽象的自由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也是不存在的。人们对自由的理解总是具体的、有差别的，不同的阶级有不一样的回答，甚至是完全对立的。资产阶级认为凭借他占有的生产资料雇佣工人、榨取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这是他的权利和自由；而工人阶级则认为，消灭私有制、消灭雇佣劳动制度，才能获得自己的自由。
对于民主、自由的真面目，毛泽东一语中的：“实际上，世界上只有具体的自由，具体的民主，没有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在阶级斗争的社会里，有了剥削阶级的剥削劳动人民的自由，就没有劳动人民不受剥削的自由。有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民主”。他还说：“民主自由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都是在历史上发生和发展的。”[20]
就平等而言，平等的形式和内涵在历史上是非常多样的：有原始社会的平等、古代帝制时一切人在君主面前的平等、种姓内部和阶层内部的平等（与种姓间和阶层间相互关系的严格不平等相并存）、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法律形式和政治形式上的平等、宗教中一切人在上帝面前的平等等。而且，除了原始社会的平等不含有阶级内容外，其他阶级社会里的平等无不带有阶级属性、打上阶级的烙印。从来就不存在抽象的、超阶级的、普世的平等。
列宁尖锐地指出：在存在阶级和阶级对立的条件下，奢谈什么抽象的自由、平等都是骗人的。他说：“只要阶级还没有消灭，任何关于自由和平等的笼统议论都是欺骗自己，或者是欺骗工人，欺骗全体受资本剥削的劳动者，无论怎么说，都是在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只要阶级还没有消灭，对于自由和平等的任何议论都应当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哪一个阶级的自由？到底怎样使用这种自由？是哪个阶级同哪个阶级的平等？到底是哪一方面的平等？直接或间接、有意或无意地回避这些问题，必然是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资本的利益、剥削者的利益。只要闭口不谈这些问题，不谈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自由和平等的口号就是资产阶级社会的谎话和伪善，因为资产阶级社会用形式上承认自由和平等来掩盖工人、全体受资本剥削的劳动者，即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中大多数居民在经济方面事实上的不自由和不平等。”[21]
很显然，在资本主义社会，有了资产阶级雇佣和剥削工人阶级的权利和自由，就没有工人阶级当家做主的权利和自由；满足了资产阶级追逐利润的需求，工人阶级就只能忍受剥削和压迫。而一旦资产阶级统治受到威胁时，共和国的“自由、平等、博爱”这些格言，就会“代以毫不含糊的‘步兵，骑兵，炮兵！’”[22]。“由于实行了血腥的反革命，西欧已对这一套陈词滥调的内容绝望了！”[23]民主的实质昭然若揭。
对于人权，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也与西方社会不同。人权是由欧洲资产阶级启蒙学者在17～18世纪提出的概念，主要思想体现为“天赋人权”、人的自然权利不可剥夺等口号，这些精神后被载入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和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资产阶级打出人权的旗帜，如同民主、自由等一样，有着深刻的阶级内涵，是资产阶级向封建统治阶级争得自身权益、争夺统治权的手段和方式。
马克思深刻指出：资本主义国家承认人权同古代国家承认奴隶制是一个意思，“平等地剥削劳动力，是资本的首要的人权”[24]。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资产阶级的人权观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虽然起过进步作用，但资产阶级一旦取得了统治地位，他们的人权观就失去了历史进步性，成为维护资本统治、欺骗民众的工具。无产阶级反对抽象地谈论人权，反对资产阶级的人权观。当然，社会主义国家也讲人权，但讲的是维护和发展无产阶级的人权、社会主义的人权。邓小平曾明确说：“从人权的观点提出问题。这就要问，什么是人权？首先一条，是多少人的人权？是少数人的人权，还是多数人的人权，全国人民的人权？西方世界的所谓‘人权’和我们讲的人权，本质上是两回事，观点不同。”[25]这段话阐明了两种人权观的实质之所在。
关于和谐。资产阶级所讲的和谐和无产阶级理解的和谐有着阶级本质上的不同。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所宣扬的劳资和谐实质上是要掩盖资本雇佣劳动关系的本质，否定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不敢承认和面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根本利益上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他们认为，资本获得利润、土地获得地租、劳动获得工资，那是最和谐的社会制度了。他们要以表面利益上的一致性模糊根本利益上的对抗性，谎称劳方与资方利益的一致性，双方共处于一个利益共同体内。只要劳资双方各做让步，关系协调，就能实现互利互赢，共生共荣。
这种“和谐”观根本否定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和压迫，抹杀资本家与工人在根本利益上的对立性，其实质是欺骗无产阶级放弃革命，以维护资本主义社会的和谐与稳定。1872年恩格斯在他发表的《论住宅问题》这篇著作中，就毫不留情地揭穿了劳资和谐的谎言。他说：“关于劳资和谐的福音到现在已经宣讲了50年了，资产阶级的慈善家为了通过设立模范设施来证明这种和谐已经花了不少钱，可是我们往下就会看到，实际情形在这50年内丝毫也没有改变。”[26]
有人为了论证价值的“普世性”，起劲地鼓吹阶级调和，劳资和谐。说什么在当今世界，劳资双方虽然彼此矛盾，但又缺一不可；一味斗争，只能两败俱伤，有害无益，只有劳资兼顾，才能共享发展利益。还认为和平斗争已经愈来愈成为解决社会矛盾的基本手段，成为新时代的普遍真理。这种观点的实质是维护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和压迫，麻痹无产阶级放弃革命道路，以实现资本主义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这与历史上伯恩施坦鼓吹的折中主义、阶级妥协及议会道路的修正主义路线是一脉相承的，是对马克思主义革命原则的彻底否定。
2.在阶级社会，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不会孕育出全人类的“普世价值”
有人认为，随着世界各国人民的沟通与联系日益密切与加深，特别是在当今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人类面临着许多共同的经济、政治、社会、环境等问题，需要用“普世”性的价值观规范人类的行为，指导全球性问题的解决以及全球新秩序的形成。当代及未来的全球人类，应该突破狭隘视野，从“世界公民”的角度思考问题，建立共同遵循的价值标准和伦理原则，协调大家的行为。有人还提出，“普世价值”是全人类的最高价值标准。在当代的全球性社会中，要始终坚持人类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以是否符合人类的共同利益为评判人们行为和活动合理与否、得当与否、正义与否的最高标准，以一切服从人类的共同利益的方针处理个人利益、群体利益与人类的共同利益之间出现的矛盾，以促进世界的和谐发展。
应当看到，在各国联系与交流日益密切的今天，世界确实存在诸如核威胁、恐怖主义、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等带有全球性的问题。这些问题如果处理不好，会威胁到全人类的生存与发展。需要国际社会以及有关责任国，重视全人类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加强国际协调和合作，推动相关问题的解决。但共同的需求以及由此促成的共识本身，是否会产生超越国家与民族界限为全人类接受的“普世价值”呢？
答案是否定的。我们丝毫不否认人类存在共同利益以及由此产生的价值共识，但是面临共同问题与存在共同利益是一回事，对待共同利益的态度、处理共同问题的方法则是另一回事。
马克思主义认为，迄今为止的人类社会（原始社会除外）是按照一定的利益原则进行活动的。历史和现实表明，利益总是在一定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实现的。为了满足自身的物质和精神需要，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存以及获得必要的享受和发展，人们必须获取一定的物质利益与精神利益。作为利益主体的人，在实现自身利益的活动中，既体现为人与物的关系，即人对物的占有，同时也体现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由谁来占有物以及怎样占有物。也就是说，利益总是在一定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实现的。其中生产关系规定着人们实现利益的方式。利益在本质上属于社会关系的范畴，它的实现方式完全由社会关系的性质所决定。
在阶级社会里，阶级利益是所有社会成员之间利益关系的基础。从表面上看，国家仿佛代表全社会成员的利益，但它实际上是个“虚幻的共同体”，在本质上仅代表统治阶级的利益。因此，并不存在脱离阶级利益的抽象的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存在的只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处于特定社会地位和特定社会关系中的人或集团的利益。
对于全人类的共同问题，虽然它们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需要，符合世界人民的利益与要求，但这些问题不是脱离历史与现实而自发产生的，总是与特定时期的社会关系联系在一起。既包括一国内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关系，也包括国际范围内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由于在当今世界，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社会制度下的人们，有着各自的利益取向和价值需求，他们对包括全人类共同问题在内的许多问题的看法与评判标准千差万别。在世界范围内，国家利益、民族利益、阶级利益之间仍然存在矛盾，有时斗争还很尖锐。因此，在认识、对待和处理全人类的共同问题时，各个国家以及它们的代言人的态度、做法就会有很大的不同。他们总要从本国的利益出发，按照有利于统治阶级利益的原则，考虑和处理这些共同问题。
以全球环境问题为例。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人类生态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生态危机，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与提供这种支持的自然环境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面对这样一个关系人类生存与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在资金、技术等方面占有优势且先发展起来的发达国家，有责任在应对全球环境问题上承担更大的义务。从历史上看，目前大气中的温室气体约有80％是发达国家排放的。发达国家不但要率先垂范保护好本国的环境，而且有义务帮助发展中国家处理好经济发展与保护环境之间的矛盾。然而，一些不负责任的西方大国，不但不顾国际公约肆意排放有害物质，而且还把全球环境问题的责任归咎于发展中国家，指责发展中国家环保观念落后、过度开发资源、环保技术手段滞后、政府的政策不到位等，闭口不谈自己的责任与义务。
美国是当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但美国以占世界不到5％的人口，消耗世界能源产量的34％，并制造出大致相当的污染物。据研究，如果全世界的人都按照美国人现在的生活方式，从资源的角度看，我们需要4个地球；从环境的角度看，我们需要9个地球。美国迟迟不肯加入旨在减少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进而改变地球气温持续上升的《京都议定书》。担心履行《京都议定书》会大幅降低美国GDP增长，影响美国人的生活质量与生活方式，说到底是怕影响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
2009年9月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的世界气候大会，可以说是对“普世价值”鼓吹者的极大讽刺。190多个与会国家虽然认识到全球环境问题的严重性，都承诺为应对气候变化采取行动，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如何采取行动的问题上分歧巨大。此次会议未达成任何实质性协议便黯然落幕。
在会议期间，美国代表团的恶劣态度令中国等广大发展中国家感到失望和愤怒。一方面，美国拒绝接受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竭力推卸美国应承担的历史责任和现实义务；另一方面，美国还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中国。12月9日，美国气候问题首席谈判代表托德·斯特恩不顾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的国情，无视中国人均碳排放量仅为美国1/5的事实，片面强调中国将来可能的碳排放，声称中国2020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将超过美国60％，在2030年更比美国多出80％。还危言耸听地说，如果没有中国的切实承诺，会议就不可能达成协议。
中国代表团对此做出严厉的回击，指出各国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是一个基本前提。温室气体排放不能只看当前，不看历史；不能只看总量，不看人均；不能只看生产，不看消费。在经济社会发展、提高生活水平方面，我们不可能接受中国人只享有发达国家1/3、1/4甚至1/5权利的想法。连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也打抱不平地指出：全球最富有的5亿人口，或者是世界人口的7％，排放全球温室气体的50％，但同时世界上最贫穷的50％人口的总排放量只有7％。要中国跟美国一样肩负同等的义务是不可行的。拥有3亿人口的美国，每天使用超过2000万桶石油，而人口几乎是美国5倍的中国，每天使用500万～600万桶石油。
很显然，即便像美国这样作为历史碳排放量最多的国家，在处理全球问题时首先会考虑本国利益（实际上主要是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绝不会把环境、可持续发展等全人类共同问题，作为处理内外政策的出发点；更谈不上按照“普世价值”的要求，为实现全人类的共同利益，而改变美国的发展模式。
对于全球环境问题的根源，西方的生态社会主义者道出了其中的奥秘。他们认为，资本家个人的自私与贪婪的本性，决定了全球生态问题不断恶化的必然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全球生态危机存在必然联系。因为追求利润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唯一目的，资本家把自然看做掠夺并获取利润的对象。在平均利润率呈下降趋势的情况下，只有借助科学技术的力量，对自然资源进行过度的掠夺，才能保证个别企业的利润。在生产过程中，资本家总是设法逃避因生产而造成环境污染的治理费用，他们或是将它转嫁给自然与社会（如把废气排入大气层，让废水流入江河，却让政府最终是普通百姓承担治理环境的责任），或是转移给子孙后代，让后代去支付这笔费用。
在国际范围内，发达国家更是利用经济全球化的有利时机设法将环境问题、生态危机转嫁给别国，特别是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他们采取的主要方式之一是直接掠夺，即发达国家将一些高耗费、高污染、劳动密集型的企业迁移到发展中国家，甚至把垃圾场建在这些国家，直接掠夺那里的土地、自然资源、洁净的空气和干净的水源。因此，生态社会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造成当代全球性生态危机的罪魁祸首，只有彻底废除资本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拯救人类的生存环境。
在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会议上，不少发展中国家领导人也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气候变暖的罪魁祸首。查韦斯说：套用马克思的一句名言，一个幽灵在哥本哈根的上空徘徊……几乎没有人愿意提及它，这个幽灵就是资本主义。查韦斯呼吁改变资本主义制度是拯救地球的前提。资本主义是破坏性的发展模式，它使生灵涂炭，使人类面临绝种的危机。他还大声疾呼：历史要求世界人民与资本主义斗争，否则，地球上的物种将灭绝。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也呼吁：让我们消除贫穷并带来气候正义。如果资本主义反抗，我们就必须跟它作战。如果我们不这么做，那么宇宙中最伟大的杰作——人类将会消失。古巴副总统埃斯特万拉索说：与资本主义相比，社会主义能提供更大的保护给地球。在我们改革之前，资本主义几乎耗尽了我们所有的森林。我们集中精力重新植树，现在已有20％的土地被森林覆盖。我们教育学生人与自然要和睦共处。
从根本上说，代表人类共同利益的主体是世界无产阶级及广大劳动人民。由于世界范围内的资产阶级力量还处于统治地位，世界人民还不能联合起来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因此，全人类的共同问题还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相反地，居于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还会想方设法阻挠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的实现，成为阻碍历史前进的落后力量，使得全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日益恶化。他们不愿意放弃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权利，不愿意全面彻底销毁核武器，不愿意承担相应的环境问题的责任。因此，全人类的共同问题并没有形成能解决全人类共同问题的“普世价值”。为本国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依然是各国处理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在处理全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时，西方大国并没有、也不会把全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看得高于一切。
值得一提的是，苏联的戈尔巴乔夫是认同全人类的共同利益的，他还借口存在核问题，把全人类的共同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即高于一切阶级、一切民族、一切国家，并以此作为苏联对外政策的理论基础，要求国际关系人道主义化，排除国际舞台上两大体系的对抗，“全人类迈向大合作”。他认为“新思维”的核心就是“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他还把法国1789年资产阶级大革命追求的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当做全人类共同的价值，认为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不过是法国大革命的回声，认为“社会主义选择的意义首先在于它把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观推到首位”[27]。
虽然戈尔巴乔夫完全承认西方的价值观为“普世价值”，按照西方的价值观和要求决定苏联的对内、对外方针和政策，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并不买他这套，相反步步紧逼，加紧对苏联和平演变。戈尔巴乔夫放弃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与阶级分析方法，无视阶级利益、民族利益以及国家利益的客观存在，无视国际范围内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复杂而尖锐的斗争，颂扬并不存在的“高于一切”的全人类共同利益，在客观上起到了解除苏共的思想武装、迎合西方和平演变战略需要的作用。
苏联在他鼓吹的所谓“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指导下，逐步放弃了共产党的领导，放弃了社会主义制度，推行私有化、多党制、议会民主、三权分立和总统制，根本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结果苏联走上了一条亡党亡国的不归路。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民主、自由、平等、博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等错误主张，成为苏联亡党亡国的精神毒剂。苏联剧变实质上是践行西方“普世价值”的结果。
3.西方宪政是“普世价值”吗？
一段时间以来，在“普世价值”这个筐里又多了一个所谓具有“普世”意义的宪政，一些人还呼吁把实行宪政当做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对这个问题，有必要拿出来单独作些分析。
有的“普世价值”论者认为，宪政是“普世价值”，因为它“既适用于西方，也适用于东方”，是“人类共同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宪政制度是“对全人类有普遍意义的制度文明元素”，是“现代政治制度的基本架构”。因此，实行宪政是“中华文明全面复兴的伟大事业的要求”，中国融入人类主流政治文明的必然选择。言下之意，中国必须要搞宪政，否则就背离了人类的“普世价值”。宪政果真是“普世价值”吗？
首先，宪政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产物，并不具有“普世性”。
宪政是个历史概念，它的内涵不是永恒不变的，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宪政含义。宪政最初的含义是指英国确立的君主立宪制或称君主立宪政体。1689年《权利法案》的通过，标志着英国确立了世界上最早的宪政。英国确立君主立宪制源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彻底性和两面性，从根本上讲是力量还不够强大的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相互斗争但又相互妥协的产物。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欧洲乃至世界范围的发展和壮大，各国资产阶级愈加要求彻底摆脱封建势力的束缚，愈加要求由资产阶级掌控国家政权，自由地发展资本主义，于是在英国盛行了几个世纪的君主立宪思想，到了18世纪的欧洲，便遭到以法国为中心的思想启蒙运动的批判和冲击。君主立宪的思想逐步遭到摒弃，取而代之的是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等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思想。成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也成为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的政治要求。
18世纪后半期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以彻底废除君主立宪制，代之以资产阶级共和国，开了资本主义历史的先河。此后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下，欧洲及欧洲以外的不少国家，资产阶级在取得革命胜利后，都以宪法形式确立了以民主共和为特征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
这样，宪政或宪政主义就开始放弃原先坚持的君主立宪思想，转而吸收民主共和制的所谓人民主权等观念。共和主义的宪政就取代了君主立宪的宪政，并逐渐演变成当今西方资本主义的宪政制度。
那么，这种共和主义的宪政即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是否从此在人类社会中长久存在而成为“普世价值”呢？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做了明确的否定性回答。
1884年3月24日，恩格斯在致爱·伯恩施坦的信中说：“不应该忘记，资产阶级统治的彻底的形式正是民主共和国，虽然这种共和国由于无产阶级已经达到的发展水平而面临严重的危险，但是，像在法国和美国所表明的，它作为直接的资产阶级统治，总还是可能的……不过无论如何，民主共和国毕竟是资产阶级统治的最后形式：资产阶级统治将在这种形式下走向灭亡。”[28]
恩格斯这段话虽然肯定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是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彻底形式，但也指出这是资产阶级统治的最后形式。随着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日益激化，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阶级登上政治舞台以后，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以无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取代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就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任务和历史使命。而当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宪政制度必然失去其历史价值，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走向灭亡。
可见，无论君主立宪的宪政，还是民主共和的宪政，既不是人类社会一开始就存在，也不是什么“人类共同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其实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更不是什么亘古不变的“普世价值”或“普世制度”。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资产阶级的宪政是要灭亡的，取而代之的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其次，宪政也不是所有人都接受的“对全人类有普遍意义”的“普世制度”。宪政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
在西方宪政制度的形成过程中，宪法扮演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宪法是统治阶级的利益和意志的集中反映。资产阶级宪法就是掌握着国家政权的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意志的集中反映，它赋予资产阶级领导和管理国家的权力。
资本主义宪政就是以宪法统治国家和管理社会为前提和基础，强调依照宪法领导国家和管理社会。宪政不仅包括社会的政治制度，还包括社会的经济制度、思想文化制度等。哪个阶级掌握领导国家的权力，哪个阶级当家做主，这是宪政问题的实质。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宪政的实质就是资产阶级专政，是资产阶级维护并巩固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和统治秩序的工具，宪政民主就是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民主。
从西方有代表性的宪政文献如《权利法案》《美国宪法》与《人权宣言》看，维护资产阶级私有制、实行多党制、议会民主和三权分立、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占据统治地位，是宪政特有的内涵。因此，宪政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代名词，是资产阶级专政换了形式的表述。
正因为宪政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有着特定的阶级内涵，不同阶级对宪政的态度和评价是不一样的。资产阶级希望这样的制度普遍适用，万世长存，因为这最符合他们的利益和要求。而这样的宪政对于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来说，是维护压迫剥削他们的统治阶级的利益的工具，当然要拒绝，要反对。因此，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共产党带领人民维护和发展的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而不是要搞什么资本主义宪政、资产阶级的宪政民主。说宪政“既适用于西方，也适用于东方”是毫无根据的。
有人还把有无宪法作为判断有无宪政的依据。认为宪政就是依据宪法治国理政，有宪法即有宪政，认为中国自有“五四宪法”以来就是一个宪政国家。有宪法成为宪政“普世性”的标志。其实，在西方大国眼中，有无宪法并非是判定有无宪政的标准。在西方认可的宪政国家中，有不少国家并没有一部真正意义上独立成文的宪法。比如，英国被称为“宪政之母”，而英国至今没有颁布一部独立成文的宪法，还有新西兰、以色列等国也是如此。然而这并不影响这些国家是所谓的宪政国家。
有的国家即便制定了独立成文的宪法，也不被西方世界认可为有宪政的国家。比如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就制定了一部独立的苏维埃国家宪法，但从那之后从没有哪个西方国家因为苏联有宪法就认为苏联是宪政国家。新中国也是如此。我国在1954年制定了第一部独立成文的宪法，也没见哪个西方国家说中国是宪政国家。与此相反，国内外一些人却不断地攻击历史上的苏联和当今中国是有法律无法治、有宪法无宪政。
可见，在西方的逻辑里，宪政并不是随意可以粘贴的标签。只有确立了资本主义基本制度的国家，才具备了被认可为宪政国家的基本条件。宪政不过是西方用来攻击社会主义的一个工具而已。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与资本主义宪政有着本质的区别，不能抽象地讲宪政或民主宪政。拿宪法来说，列宁曾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宪法不同于资本主义宪法的阶级本质。他说：“无产阶级的统治表现在废除了地主和资本家的所有制。……我们的宪法之所以有权在历史上存在，之所以争取到了这个权利，就是因为废除这一所有制不是仅仅在纸上写写而已。……宪法把实际生活中解决了的废除资本家和地主的所有制的问题记载下来，并补充说：……剥削者则没有丝毫权利，——这样宪法就记载了我们业已实行的本阶级的统治。”[29]
1954年6月，毛泽东指出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草案的“原则基本上有两个：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我们的民主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而是人民民主，这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民主的原则贯穿在我们整个宪法中。另一个是社会主义原则”[30]，“我们的宪法是新的社会主义类型，不同于资产阶级类型”，因为“它总结了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人民革命的经验，总结了最近几年来社会改革、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政府工作的经验”[31]，确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并加以发展。
再比如，同样讲宪法的至上地位，我们的解释跟西方也有显著的不同。2007年12月26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代表和全国大法官大检察官座谈会上明确提出“三个至上”的要求，指出要“始终坚持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切实承担起带领广大法官、检察官和其他工作人员保障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历史使命和政治责任，为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而不懈努力”。
“三个至上”的提出是对一些人孤立提倡“宪法至上”的有力回击。一些人只讲“宪法至上”，仿佛宪法是凌驾于党和人民利益之上的东西，其实宪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反映，社会主义国家宪法是维护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的利益。宪法法律、党的事业、人民利益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党的事业就是人民的事业，党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要制定和实施维护广大人民利益的宪法法律体系，作为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强有力的法律武器。这样就不难理解“三个至上”了，也不难理解为什么要把“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要放在“宪法法律至上”之前。可见，同样讲“宪法至上”，中国有着自己的鲜明特色和政治内涵。
有人喜欢抽象地理解毛泽东提出“宪政即民主的政治”这句话。在他们看来，宪政即民主政治，凡搞民主政治就须实行宪政。这种把民主政治绝对等同于宪政的理解，不仅不符合毛泽东的本意，而且毛泽东还反对做这样的解释。
“宪政即民主的政治”见于1940年2月20日毛泽东在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成立大会上的演说。毛泽东指出：“宪政是什么呢？就是民主的政治。刚才吴老同志的话，我是赞成的。但是我们现在要的民主政治，是什么民主政治呢？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它不是旧的、过了时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所谓民主政治；同时，也还不是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政治。”[32]
毛泽东接着用“有饭大家吃”来比喻新民主主义。既然有饭大家吃，就不能由一党一派一阶级来专政。他还借用孙中山的“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这句话，解释新民主主义宪政的具体内容，认为“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反动派的民主专政，就是今天我们所要的宪政。这样的宪政也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宪政”[33]。
毛泽东还特别指明了当时各个政治派别提出的宪政纲领的阶级实质。他说：“中国的顽固派所说的宪政，就是外国的旧式的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他们口里说要这种宪政，并不是真正要这种宪政，而是借此欺骗人民。他们实际上要的是法西斯主义的一党专政。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则确实想要这种宪政，想要在中国实行资产阶级的专政，但是他们是要不来的。因为中国人民大家不要这种东西，中国人民不欢迎资产阶级用一个阶级来专政”[34]，“现在，我们中国需要的民主政治，既非旧式的民主，又非社会主义的民主，而是合乎现在中国国情的新民主主义。目前准备实行的宪政，应该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35]。
很显然，毛泽东是接过别人的话阐明了我们党关于宪政问题的主张，尤其是点明了宪政的阶级实质和新民主主义宪政的内涵，特别强调新民主主义宪政既不同于落后的资产阶级专政的宪政，也不同于先进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政治，是介于这两者之间最终要向后者过渡的民主形态。毛泽东明确说：“社会主义的民主怎么样呢？这自然是很好的，全世界将来都要实行社会主义的民主。但是这种民主，在现在的中国，还行不通，因此我们也只得暂时不要它。到了将来，有了一定的条件之后，才能实行社会主义的民主。”[36]
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并没有把宪政区分为“资本主义宪政”“新民主主义宪政”“社会主义宪政”等类型，全篇讲话也没有“社会主义宪政”的提法。查阅毛泽东所有公开的文献，也没出现“社会主义宪政”或“社会主义的宪政”的字句，甚至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所有文章、讲话、报告或批示中连“宪政”一词都没使用过。不难看出，毛泽东是严格把宪政限制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及新民主主义社会（也是资本主义性质的）范围内的。
社会主义国家能不能搞宪政，在历史上是有教训的。前苏联的戈尔巴乔夫正是按照西方的宪政民主推进改革，结果发生亡党亡国的悲剧。
总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绝不能搞西方的宪政民主，绝不能动摇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如果动摇了，“中国就要倒退到分裂和混乱，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37]。
综上所述，姑且不论“普世价值”是否存在，但当前这股思潮中一些人所宣扬的西方民主、自由、平等等，绝对不是什么“普世价值”。“普世价值”思潮所反映出来的是一种唯心主义的价值观、历史观，而且“普世价值”还是西方敌对势力精心设计的政治陷阱，是一个容易迷惑人的逻辑圈套。
需要指出的是，破除“普世价值”论迷雾的锐利武器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列宁认为，社会现象和社会矛盾是极其复杂的，“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扑朔迷离、一团混乱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38]。列宁的这一看法同样适用于对“普世价值”思潮的分析。只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剖析当前这股“普世价值”思潮，才能看清其阶级实质及其错误所在。一些人被“普世价值”搞糊涂了，引起思想混乱，就是因为思想认识方法上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从而陷入了抽象的价值观念的泥坑，因而迷失了方向，分辨不了是非。
一些人不愿坚持甚至不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的一个重要认识根源，就是把它同以阶级斗争为纲混淆在一起，仿佛否定阶级斗争为纲就不能再讲阶级分析了。这是极大的误解。毫无疑问，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大规模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已经过去的情况下，党的工作以阶级斗争为纲是错误的。然而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仍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一定条件下还会激化，因此，我们还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
江泽民曾经指出：“我们纠正过去一度发生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这不等于阶级斗争已不存在了，只要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我们就不能丢弃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分析的观点与方法。这种观点与方法始终是我们观察社会主义与各种敌对势力斗争的复杂政治现象的一把钥匙。”[39]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来观察和分析意识形态领域的种种现象。在阶级分析方法面前，“普世价值”思潮就会现出原形，暴露出其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主张走西方道路的本质。
值得注意的是，个别“普世价值”论者别有用心地提出“马克思主义也是普世价值”的论断，欲使我们陷入“两难”境地：承认这一论断，则有利于为“普世价值”辩护；反对这一论断，则有利于削弱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实际上，这种用心是徒劳的，我们可以明确回答，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并非适用一切人、适合一切时代的“普世价值”。与一切试图模糊和掩盖服务自身利益的剥削阶级思想不同，马克思主义公开坦言它是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恩格斯指出：共产主义作为理论，是无产阶级立场在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中的理论表现，是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理论概括[40]。列宁说得更为明确：马克思主义是由资本主义训练出来的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41]。他还主张随时进行宣传，保卫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不被歪曲，并使之继续发展[42]。鲜明的阶级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特性之一。正因为马克思主义有着鲜明的阶级性，是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思想武器，因此自马克思主义诞生时起，这个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就遭到国际资产阶级的疯狂扼杀，马克思主义被当做幽灵一般看待。这样一种“使资产阶级怕得发抖”的学说何以能成为“普世价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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