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小俊[11]

    70多年前，抗日战争爆发后，许多有志之士从全国各地，潮水般涌向中国内陆的一座小城，几乎一夜间，让这个本地人口只有3000人的小城，从不为人知到万众瞩目，成为抗战圣地。这座磁铁一样的小城就是延安。在千千万万奔赴延安的青年中，有放下锄头、离开机器的农民与工人，有缠过脚的小学女教师，有怀抱婴儿的年轻夫妇，有背着父母离家出走的青年，有漂洋过海的华侨青年，还有官僚家庭和富家的子弟，更有前方将士、烈士的遗孤……

    ——题记

    8月15日，北京某部第一干休所背依郁郁葱葱的金山，大院静谧，岁月安详。86岁的舒炜目光越过对面神秘深邃的玉泉山，似乎落在了千里外的宝塔山上，70多年前的岁月，映现在眼前，挥之不去……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1937年到1941年期间，西安到延安近八百公里、黄土飞扬的陕北荒芜高原上，搭车的、步行的都是进步青年，他们成群结队地背着行装，唱着抗日歌曲，怀揣《红星照耀中国》（《西行漫记》），栉风沐雨，风餐露宿，络绎不绝地奔向他们理想的天地、精神的家园——延安。当时，印度援华医疗队队长爱德华目睹时隐时现地行进在蜿蜒山路上向延安进发的青年队伍时，由衷地赞叹道：“奇迹，奇迹，这简直就是奇迹！这是20世纪中国的耶路撒冷！”

    当年只有10岁的烈士遗孤舒炜，是在1939年秋季，由前陕甘宁边区西北局秘书长任作民和夫人丁祝华携带，路经桂林、重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辗转抵达延安。

    烈士十岁遗孤辗转数千里送到圣地

    当黑云压城之际，环绕延安的群山伸出擎天的巨臂；当洪波涌来时之时，古城寻觅到自己在历史中的担当和位置。

    这是一方沃土，充满了旺盛的生机。这也是一方热土，洋溢着深情厚爱！

    1930年秋，一岁女童沈宗沪的父亲沈绍藩在任弼时同志领导下的武汉长江局秘书处从事地下工作，由于叛徒告密，被万恶的国民党反动派拘捕杀害。母亲舒亚先也被反动派威逼身亡，刚满周岁的沈宗沪改名“舒炜”，随年迈的祖母艰难度日。

    1939年4月4日是当时国民党时期的儿童节，有的照相馆免费为儿童照相，平日照不起像的祖母带小舒炜去照相。在返家路上，忽然见到一位身着旗袍，外套一件蓝色毛衣，带着深度近视眼镜的妇人。“啊，是沈妈妈吗？”这妇人猛然见到小舒炜的祖母，惊喜地拉着祖母，又一把抱起来小舒炜惊呼说：“这是沪子（小舒炜的乳名）吗？可见到你了，我找你找得好苦啊！”原来，这位妇人就是沈绍藩牺牲前同做地下工作的战友，后来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帅孟奇。这次相遇，改变了小舒炜的一生。

    在1939年秋季，帅孟奇亲自安排，由前陕甘宁边区西北局秘书长任作民和夫人丁祝华带她路经桂林、重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于1940年除夕当日抵达延安。一同带去的还有任作民的儿女、侄女四个孩子。

    到达延安的第四天，任作民就带着几个孩子到了枣园，在一排整齐的窑洞前见到了毛主席。主席叫几个小孩围坐在身边，亲切地询问孩子们的名字、年龄，并鼓励他们要好好学习。临行前给每个孩子三元边币，嘱咐他们买生活和学习用品。到了延安后，小舒炜饱尝了养母帅孟奇慈母般的关怀和谆谆教导。不久，小舒炜带着主席给的钱买的黄铜勺子和本子、铅笔，由帅妈妈派人送到延安保育小学念书。结业后又到延安自然科学院初中部延安中学学习。

    这些学校的学员，大多是烈士遗孤或前方将士的子弟，国统区地下工作者和延安干部的子女。大家来自五湖四海，亲如兄弟姐妹，师生间情同手足。虽然说由于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延安当时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但是中央对他们十分关怀照顾，给予了宁静的学习环境。

    “学校当时特别重视学习和劳动相结合，学习和社会实践相结合，我们自己种土豆、南瓜、西红柿、白菜、萝卜，我们自己浇水施肥，一次和一位同学抬着一桶自己从厕所里淘出的大粪去浇菜地，一不小心滑倒了，大粪撒了我一身，我当时哭了起来……”86岁的舒炜愉快地回忆说，“我们还学会了纺棉花、捻羊毛、织袜子，参加大生产。劳动增强了体力，增长了见识。”

    当时的延安城街道窄小，小青瓦房鳞次栉比，蓝色的古旧招牌夹杂在钟鼓楼和巍峨结实的石砌城墙里。毛泽东主席当时虽然日理万机，还在杨家岭的山脚下耕种了一块地。朱德总司令在王家坪开了3亩地，种了10多种蔬菜，从前线回延安的同志都喜欢到他那里打牙祭。周恩来、任弼时被评为纺线能手。刘少奇吃小米胃疼，但他把撰写《论共产党员修养》所得稿费全部缴纳党费，依然坚持吃小米饭。359旅将士“背枪上战场，锄禾斗田庄”，硬是把人迹罕至的南泥湾变成陕北的好江南。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

    在后来的几年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访问延安，她在访问记录中写道：“党的负责干部，住在寒冷的窑洞，凭借微弱的灯光，长时间地工作，那里没有讲究的陈设，很少物质的享受，但是住着头脑敏捷、思想深刻和具有世界眼光的人。”她认为“解决远东命运的、解决中国命运的，不在于美国，不在于南京，而在延安”。

    正是我们党所具有的这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凝聚了党心和民心，在困难面前表现出前所未有的英雄气概，使我们党冲破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险阻，写就辉煌篇章。

    当黑云压城之际，环绕延安的群山伸出擎天的巨臂；当洪波涌来时之时，古城寻觅到自己在历史中的担当和位置。在抗战烽火中，边区保育院给前方抗战将士们培育着数百名聪慧的优秀子弟，这些喝过延河水天真烂漫的小战士们茁壮生长，生机勃勃，共和国的大厦，在巍峨的宝塔山下奠基。

    他们后来在新中国的各条战线上尽职尽责，无私奉献，他们当中有核专家、地质专家、纺织专家，有党中央和各级领导人，也有在平凡岗位上的部队、国家机关干部，他们都为国家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回首往事，无怨无悔。

    在延安，小舒炜于1945年参军入伍，和老伴解天游在同一个部队单位相识、相爱，1952年在北京结婚。

    到延安去——亿万爱国青年的心灵呼唤

    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地方走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学习。歌唱。过着紧张的快活的日子……

    1936年6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冒着生命危险来到了中国共产党完成历史壮举“万里长征”后的落脚点——陕北。他与毛泽东在窑洞里彻夜交谈，明白了这个在蒋介石眼中是“土匪”的政党和军队，怎样带领中国人一步步争取民主自由，并把这段经历写成《红星照耀中国》。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之后，小城延安从不为人知到万众瞩目，成为抗战圣地。许多有志之士从全国各地，潮水般涌向中国内陆的这座小城。

    “到延安去！”成为当时青年的心灵呼唤、强烈愿望和豪迈行动，他们宣誓“打断骨头还有肉，割掉皮肉还有筋，只要还有一口气，爬也爬到延安去”。当时，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偏居一隅，自然条件非常恶劣，物质条件异常艰苦，为何那么多青年抛弃优越的生活环境，冒着生命危险千里迢迢赴延安呢？

    怀揣一本《红星照耀中国》的热血青年们孜孜以求的目的，就是寻求救国救民的道理，使自己成为一个最革命的青年。

    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纪念馆副馆长王晓莉介绍说，首先，知识青年忧国忧民的爱国情结和追求民主的社会使命感，是他们奔赴延安的内在动因。中国的知识分子历来具有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传统，“国而忘家，公而忘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是知识分子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体现。全面抗战开始后，大片国土沦入敌手，北平、上海、南京、武汉、广州等大中城市相继沦陷。在这些城市即将失陷之际，知识分子面临着何去何从的抉择，除了内迁大后方和留在沦陷区的知识分子外，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怀着抗日救国的满腔热情，奔赴延安和其他抗日根据地。

    其次，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的表现，吸引着爱国青年心向共产党，心向延安。在抗战的特殊历史背景下，根据地、国统区和沦陷区是完全不同的世界。“七七”事变后，面对祖国山河的沦陷、民族的痛楚，很多青年赶到南京，希望能参加报效祖国的工作，但他们的抗战热情在这里却没有得到回应。有一位叫白刃的华侨青年从菲律宾回国参加抗战，到了南京准备参加战地服务团，但报名处却冷冷清清，花名册上只有一个人名。他和同伴要报名，管事的却让他们找殷实的商家做担保，并且说，现在汉奸到处活动，没有担保就不让报名。这让白刃非常愤慨，转而奔赴延安。一位上海青年曾回忆道：“在南京，什么也没有——只有老官吏、老官僚。屡屡总是叫我们在一个办事处里等一等，于是，明天再来。很多人就是这样走掉了。”在陪都重庆，政治上，国民党压制民主，打击进步力量，强化新闻报刊审查制度；经济上，民族工业举步维艰；军事上，正面战场接连失败。这一切都使大批爱国青年对国民党政府丧失了信心，他们不得不对救亡途径做出新的抉择，寻找民族的新“支点”。

    而中国共产党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就高举起团结全民族共同抗日的大旗，主张建立统一战线。尤其是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后，连续取得平型关大捷、广灵伏击战、雁门关截击战、夜袭阳明堡日军机场等对日作战的重大胜利，大大扩大了党的影响，极大地鼓舞了全国民众抗日救国的信心。毛泽东在抗战相持阶段撰写的《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两篇光辉著作，正确地分析了抗日战争的特点、阶段和前景，给陷入迷惘困惑中的爱国青年指明了方向。他们从国共两党的政治主张和各自领导的军队在抗战中的表现，看到了拯救民族危亡的曙光，逐渐地把驱逐日寇、拯救中华民族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的身上，人心开始向共产党和延安靠拢、倾斜。

    同时，中国共产党制定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极大地吸引着广大爱国青年。1935年12月的瓦窑堡会议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同时调整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把知识分子列为抗战的一支基本力量。以此为起点，我们党开始把吸引知识分子作为一项迫切的重要战略举措摆在突出位置，向全国的爱国青年和知识分子敞开了大门。1939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要求各地区和军队都要端正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参加我们的工作。

    著名诗人何其芳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地方走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学习。歌唱。过着紧张的快活的日子。然后一群一群地，穿着军服，燃烧着热情，走散到各个方向去。”

    这些爱国青年地域不同，出身不同，经历不同，但是，他们却有共同的追求、共同的目标。延安城成了我党培养治党治政治军英才的大熔炉，党的一大批干部在延安经过这个大熔炉的锻造，坚定了理想信念，提高了能力和本领，他们从延安出发，把真理、把革命精神带到全国各地，使之到处生根开花结果。

    一位老延安说：“延安时期那么淳朴，那么美好的生活气氛，就是因为大家抱着一个崇高的理想，要创造一个新的美妙生活，新的中国与世界。生活虽苦，但苦在体肤，乐在心中。”

    短短几年时间，这座小城培育出大批抗战干部，他们走到群众当中，走上抗战前线，引领全民族走进抗战大潮里。

    短短一年，两万多人经“八办”奔延安

    这座小城就像一块磁石，在长达几百公里、黄土飞扬的陕北高原之路上，每天都有成群结队的男女青年靠步行七八天来到心中的圣地……

    这是一片红色的土地，庄严神圣，这也是一片黄色的土地，古老神奇。

    这座小城就像一块磁石，在长达几百公里、黄土飞扬的陕北高原之路上，每天都有成群结队的男女青年靠步行七八天来到延安。

    据了解，抗战时期，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一些主要城市设立了八路军办事处（交通站），通过这些办事处或当地党组织或一些个人的介绍，可以到延安。他们从不同方向到西安后，几乎都要到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办事处特设学生股，负责接待、审批、组织赴延青年的工作。他们每日在接待室与学生谈话，指导填表。有党团组织关系的青年学生，还要在另一个小会客室转换组织关系。据统计，当时来到延安的学者、艺术家和知识青年大约有六万人。仅1937年至1938年一年间，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就接待和向延安输送青年两万多人。

    对于爱国青年奔赴延安的路线与途径，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副馆长王晓莉介绍说，东南方向：海外—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广州八路军办事处—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安吴青训班—延安。西南方向：海外—昆明—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成都—广元—汉中—宝鸡—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安吴青训班—延安。

    从西安到延安的线路大致为：西安—咸阳—草滩—三原—富平—耀县—铜官（川）—宜君—中部（黄陵）—洛川—鄜县（富县）—甘泉—延安。基本靠步行。国民党当局在沿线设立各种名目的关卡，阻挠迫害青年进入延安，同时，我党在沿线设立兵站、接待站、商店，保护青年安全过往。

    爱国青年奔赴延安的途径主要有两条：一是通过党组织或者个人介绍；二是参加延安各学校的招生考试。艾青就是由重庆八办介绍去延安的，并且受到了周恩来的关照。据当年在八路军西安办事处负责招生工作的王邦屏回忆：“当时，介绍学生的一是武汉、洛阳等几个办事处；二是陕、豫、川等几个地下党组织；三是各地党的负责人，如四川的罗世文，豫西的刘子久，长江局的博古等人；四是一些名人，如李公朴、邹韬奋；五是一些群众团体，如‘民先’；六是一些友军地方部队，要求我们为其培训人才而介绍来。”

    此外，为了和国民党争夺青年，吸引人才，党在延安办的一些学校开始向全国招生。1937年9月14日，陕北公学在全国发布由校长成仿吾署名的《陕北公学招生简章》，报考地点设在西安、三原、延安等地，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成为负责招生工作的中心。消息经《新中华报》刊载后，各地青年踊跃报名。

    1938年1月，邹韬奋在上海创办的《抗战》连载了冒舒湮的《边区实录》，对陕甘宁边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司法制度以及民众运动等方面情况做了系统报道，告诉有志于投考这些学校的青年前往延安的途径。邹韬奋还专门撰写了时评《青年的求学狂》，介绍了陕北公学的特点：课程内容切合抗战时期的需要；投考年龄扩展至35岁，使年长失学者也有机会；兼顾“具有同等学力者”，并不以文凭为绝对条件；一律免交学费；应非常时期的急切需要，学习时间只有半年到两年；毕业后介绍到各地参加适当工作。这一系统报道对引导国统区、沦陷区的青年奔赴延安发挥了极大作用。四川姑娘李莫愁就是在报上看到陕北公学、抗大招生的广告，相约了同窗好友九个人，于1938年春节过后启程奔赴延安的。

    抗大也登报发布招生简章。当时，毛泽东一再指示：“革命青年”四个大字，就是抗大学生的入学条件，革命青年来者不拒，抗大的招生广告要从延安一路贴到西安。

    情系热土，国际友人前赴后继奔向延安

    朝圣者不单是中国的热血青年，还有前赴后继的国际友人，他们有着不同的肤色，不同的国籍，不同的言语，甚至有着不同的信仰，怀着不同的目的，但却像绿叶眷恋着热土，义无反顾地扑向延河之滨。

    这些国际友人中间，既有世界著名的斯诺、史沫特莱、斯特朗、白求恩、柯棣华、马海德、路易·艾黎，也有人们知之较少的卡尔逊、方禹镛、阿洛夫、米勒、海伦、爱泼斯坦和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的成员。

    西安八办曾是国际友人到达延安的中转站，他们中的许多人从这里来到陕甘宁边区，其中有的人甚至为中国革命事业奉献生命。1938年3月，白求恩在西安八办七贤庄留住十天，并在西安八办警卫排长的护送下，带领三辆汽车医疗器械和药瓶北上延安，投身到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中。1939年2月，以爱德华为队长的印度援华医疗队从重庆来到西安，经过西安八办的协助到延安。1943年，巴苏从延安经西安回国，在西安八办留住3周，他不但为办事处人员诊病，还用中文介绍延安的“整风运动”、“大生产运动”。1938年5月，世界学联代表团从西安八办到延安参观。

    马海德，1910年出生于美国纽约，来到水深火热的中国后追随红军进驻延安城，加入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亲自委任他担任军委卫生部顾问，参加军直卫生门诊部的筹建工作。仅1944年到1947年，由他亲手诊治的伤病员多达四万人，被誉为“医林乔木，友好飞鸿”。1950年，马海德申请加入中国国籍，从而成为第一位加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国血统的公民。

    史沫特莱，美国著名作家，在延安这座古老而充满朝气的小城里，这位“大地的女儿”和毛泽东联名致函给美国总统罗斯福，呼吁派遣医疗技术人员到中国；她和朱德共同致函给印度总理尼赫鲁，促成印度援华医疗队的到来……在延安短短7个月时间，她为中国革命而操劳、奔波的光辉形象，却永远铭刻在革命圣地的史册上。

    海伦，1907年生于美国芝加哥，1935年“一二·九”运动时，她和斯诺第一次感受到中国人民革命的力量和威力，并积极投身而入。30岁时经过传奇色彩的延安之行，终于来到延安，四个月的辛苦奔波，以及她的不朽著作《续西行漫记》，将这位国际友人的名字永远镌刻在中国革命的史册上。延安，将永远铭记这位“美貌与智慧”的“希腊女神”。

    白求恩，来地球另外一边遥远的加拿大，在延安，在中国，这位大夫的名字几乎无人不知，这位伟大国际主义战士的精神和事迹到处传扬，给后来的医务工作者竖起一座丰碑。

    印度的柯棣华，1938年8月加入援华医疗队，分配到延安城东的八路军军医院工作，担任外科主治医生，1941年被任为晋察冀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院长，第二年被光荣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柯棣华实践着自己的入党誓言，直到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奉献出自己的年轻生命，被安葬于华北烈士陵园。

    还有来自新西兰的路易·艾黎，朝鲜的方禹镛，德国的米勒，波兰的爱泼斯坦……

    这些有着不同肤色，不同国籍，不同言语的国际友人，他们，投身中国的革命事业，寻求着真挚的友谊，探寻红星照耀下中国的“秘密”，向世界传播着来自战争总后方的真理；他们，都不同程度地参加、支持中国人民正义的事业，有的甚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为争取世界对中国人民的进步事业的理解支持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延河不会忘记，宝塔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历史不会忘记！

    历史是现实的源头，现实是历史的延续。

    如今，风驰电掣的高铁将西安至延安的距离缩短到两个小时，双向六车道的西延高速路将距离缩短到四个小时，公路两侧的黄土高坡，经过多年的人工和飞播造林，已是绿树覆盖、满眼苍翠。

    2015年7月9日，在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重走抗战路，青春向延安”全国优秀青年代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主题活动正式启动。团中央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网信办、团陕西省委负责同志为活动授旗，并与7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代表座谈交流，活动的目的不仅仅在于弄清楚当年爱国青年何以历尽千辛万苦去延安，更在于启迪当今的青年珍惜时光，追求理想，奋发向上。

    在一个没有英雄的时代，我们在苦苦寻找着英雄，其实英雄也许就在我们身边，或许就是那一位其貌不扬，慈眉善目的孤独老人。

    8月的北京香山路，圣洁巍峨的玉泉宝塔立于玉泉山巅，六峰连缀、逶迤南北，在它对面的金山臂弯的干休所里，86岁的舒炜和老伴解天游（以总参某部副军职职务离休）共享安详的和平岁月，一子一女皆在不同行业为国家做出卓越贡献。

    光阴匆忽，当年的小舒炜已成为耄耋老人，8月15日这天下午北京的灿烂阳光里，老人的思绪追溯、勾连到浩瀚、激情的过往岁月里，时时也把我们引领到那个青春和激情被点燃的岁月里……

    原载于《西安日报》2015年8月31日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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