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培育和践行诚信价值观的意义
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诚信在人类个体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诚信不仅具有教育功能、激励功能和评价功能，而且具有约束功能、规范功能和调节功能。
就个人而言，诚信是个体道德的基石；就企业而言，诚信是宝贵的无形资产；就社会而言，诚信是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就国家而言，诚信是良好的国际形象。
《吕氏春秋。贵信》从“不信”造成的后果对诚信的重要价值作了反面总结：“君臣不信，则百姓诽谤，社稷不守；处官不信，则少不畏长，贵贱相轻；赏罚不信，则民易犯法，不可使令；交友不信，则离散郁怨，不能相亲；百工不信，则器械苦伪，丹漆染色不贞。”
由此可见，诚信是个人的立身之本，是企业的立业之源，是国家的立国之基。
（一）诚信是个人的立身之本
诚信是一个人必须具备的道德素质和品格，是踏入社会、扎根社会的通行证，是实现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最大资本。
个体品德的修养首先是要有一颗真诚的心。所谓“诚”，首先是“毋自欺”，不自欺欺人，而要实实在在、真真切切。人如果做不到对自己真诚，其他一切品德的修炼都无从谈起。可以说，诚信所达到的程度决定着一个人修德所达到的程度。
“人无信不立”，讲诚信是对人的基本要求。在人类社会的历史长河中，诚信的原则都是人在行为选择中需要遵从的第一原则。
“没有至少一定程度的诚信，个人就站立不起来。说出话来没人信你，连你自己也会感到怀疑、感到绝望。你自己成了前后不一、言行不符的断片，而不是一个完整的人，更不要说谎言和不守诺将对社会带来的危害以及它在道德上属于恶这样一种基本性质了”.[5]
因而，一个人只有首先对自己诚信，才能自立、自信；反之，必然导致“自欺”。自欺的人也必然会欺人，这样一来，良好的、和谐的人际关系就难以建立。
正如古人所言：“学者不可以不诚，不诚无以为善，不诚无以为君子。修学不以诚，则学杂；为事不以诚，则事败；自谋不以诚，则是欺其心而自弃其忠；与人不以诚，则是丧其德而增人之怨。”（《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十五）
诚信是做人最起码的道德品质，是为人处世最基本的行为规范，是各种职业道德的精髓。一个不具备诚信品质的人，将无法获得他人的信任和尊重，将无法获得社会的支持和帮助，最终会被他人和社会所唾弃。一个真诚而讲信用的人，自然会受到他人和社会的尊重与青睐。
英国著名的小说家瓦尔特。司各特是一个诚实守信的人，虽然他很贫穷，但是人们都很尊敬他。司各特为人正直，他的一个朋友看见他的生活很困难，就帮他办了一家出版印刷公司，可是他不善于经营，不久公司就倒闭破产了。这使原本就很贫穷的作家又背上了六万美元的债务包袱。
司各特的朋友们商量，要凑足够的钱帮助他还债。司各特拒绝了。他说：“不，凭我自己这双手我能还清债务。我可以失去任何东西，但唯一不能失去的就是信用。”
为了还清他的债务，他像拉板车的老黄牛一样努力工作，他的朋友们都非常佩服他的勇气，都说他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是一个正直高尚的人。
当时的很多家报纸都报道了他的企业倒闭的消息，有的文章中还充满了同情和遗憾。他把这些文章统统扔到火炉里，他在心里对自己说：“瓦尔特。司各特不需要怜悯和同情，他有宝贵的信用和战胜生活的勇气。”
在那以后他更加努力地工作，学会了许多以前不会干的活，经常一天跑几个单位，变换不同的工作，人累得又黑又瘦。
有一次，他的一个债主看了司各特写的小说后，专程跑来对他说：“司各特先生，我知道您很讲信用，但是您更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作家，您应该把时间更多地花在写作上，因此我决定免除您的债务，您欠我的那一部分钱就不用还了。”司各特说：“非常感谢您，但是我不能接受您的帮助，我不能做没有信用的人。”
这件事之后，他在日记本里这样写道：“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睡得这样踏实和安稳。我的债主对我说，他觉得我是一个诚实可靠的人，他说可以免掉我的债务，但我不能接受。尽管我的前方是一条艰难而黑暗的路，但却使我感到光荣，为了保全我的信誉，我可能困苦而死，但我却死得光荣。”
由于繁重的劳动，司各特曾经病倒过。在病中，他经常对自己说：“我欠别人的债还没还清呢，我一定要好起来，等我赚了钱，还了债，然后再光荣而安详地死。”这种信念使司各特很快从病中康复了过来。两年后他靠自己的劳动还清了债务。
（二）诚信是企业的立业之源
古今中外，人们在社会中建功立业，无不以诚信为本。诚信作为一项普遍适用的道德价值原则和规范，是建立行业之间、单位之间良性互动关系的道德杠杆。诚实守信是社会主义职业道德建设的重要规范。
企业是市场经济活动的主体。随着我国企业国内外的商务活动日益频繁，竞争也日益激烈，传统的交易往来方式已经越来越广泛地被信用衍生产品所取代。很难想象一个严重缺乏诚信的行业可以获得良性发展。
因而，几乎所有企业都高举“以人为本，诚信至上”的旗帜。但实践中是否能坚持“诚信至上”，则直接决定着企业的生死存亡。
“诚招天下客，誉从信中来”是经商精神之精髓。只有坚守住这一点，企业才能发达、壮大、长久，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徽商发端于东晋，兴盛于唐宋，明朝和清朝的时候最为鼎盛。此时的徽商活跃于大江南北、黄河两岸，远达日本、东南亚等各国。
“诚”“信”“义”“仁”是徽商数百年的经营之道。他们本着先义后利、义中取利的理念挺进市场，恪守货真价实、童叟无欺、以义取利、互惠互利等基本道德，从而赢得了广大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信任和青睐，使他们生意兴隆，财源滚滚。
清代徽商吴南坡说：“有人贸诈，吾宁贸信，终不以五尺之童为欺”。徽商在给我们留下了丰厚物质遗产的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了世代受益无穷的徽商精神。
（三）诚信是国家的立国之基
诚信不仅是立人之本，立业之源，还是立国之基。对此，古人早有认知。
《左传·文公四年》云：“弃信而坏其主，在国必乱，在家必亡。”在左氏看来，不守信用的事情发生在国家中，必然使国家动乱；发生在家族中，必然使家族灭亡。这里已经把“信”的作用提升到了关系国家兴亡、社稷兴衰的重要地位。
《论语.颜渊篇第十二》中记载过这样一件事情：一天，子贡问他的老师孔子，如何治国理政？孔子告诉他：“粮食充沛，军备充足，老百姓对执政者信任。”
子贡接着问：“如果不得已要去掉一项，那么，在这三项之中要先去掉哪一项呢？”孔子回答说：“去掉军备。”
子贡又问：“如果不得已再去掉一项，那么，这两项之中去掉哪一项呢？”孔子告诉他：“去掉粮食。因为自古以来人总是要死的。但是，如果老百姓对执政者不能信任，那么，国家将不存在了。”
由孔子的回答不难看出，治国理政，有三个最起码的条件：一是军备，二是粮食，三是百姓对执政者的信任。而在这三个最起码的条件之中，老百姓对执政者的信任是最重要的。
这段话其实与“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有着异曲同工之效。老百姓如果不能信任执政者，他们怎么能去追随、支持执政者？而执政者如果没有老百姓的追随、支持，又怎么能去实现执政目标？
老百姓如何才能信任执政者？要素很多，但诚信是一个关键的要素。如果执政者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承诺的也不兑现，老百姓对执政者的信任就会动摇。执政者如果丧失公信力，那么也就丧失了执政合法性的根基。
周幽王有个宠妃叫褒姒。褒姒生性不爱笑，幽王为取悦褒姒，举烽火召集诸侯。按照约定，举烽火，是寇匪来侵犯，各诸侯要来参战。但各诸侯匆忙赶到，却发现没有寇匪来侵犯。他们只好疲惫地退回。后来，申后之父联络曾侯及犬戎入侵，周幽王举烽火示警，诸侯以为又是骗局而不愿前往，致使幽王被犬戎所弒，褒姒亦被劫掳。
这个“烽火戏诸侯”的故事充分说明，诚信在治理国家、管理社会中的重要作用。
一个政府如果没有起码的诚信，它所颁布的每一项政令、所设立的每一项制度都将没有任何的权威性。那么，这样的国家和政府将失去民心和凝聚力，最终不能长久地存在下去。
正因为如此，先秦时期，商鞅变法，先要“立木取信”。三国时，诸葛亮为了让众将士相信军法的权威，真正做到令行禁止，虽主观上极不情愿，但还是要“挥泪斩马谡”。
古代社会尚且如此，现代国家更应该坚守诚信，用诚信来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与支持，赢得国与国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合作交往。
邓小平同志在开展外交工作时，对国与国之间的诚信外交高度重视，并在行动中加以体现。
邓小平在和英国政府就香港问题展开谈判时，多次表明中国人民是诚实守信的，他还多次向世界各国人民重申：中国“是个值得信任的国家，是讲信用的，我们说话是算数的”.1984年，当他与来访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会谈时提到运用“一国两制”解决香港问题时进一步指出：“人们担心中国在签署这个协议后，是否能始终如一地执行。我们不仅要告诉阁下和在座的英国朋友，也要告诉全世界的人：中国是信守自己的诺言的。”[6]
香港的成功回归以及其后香港的持续稳定、繁荣昌盛、继续向前发展的事实也充分证明了邓小平同志诚信外交的意义与作用。正是我国在对外交往中以诚信为本，才赢得了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尊重和信任，才使得如今的中国拥有良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声誉。
二、诚信价值观的实践要求
诚信，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它有着一系列的具体要求。一个人只有按照这些具体要求去做，才能真正践行诚信价值观。诚信价值观都有哪些具体要求呢？
（一）实事求是，求真务实
践行诚信，首要的一步，是要做到“诚”，即言而有诚，不说空话，不自欺、不传递虚假信息。有些人往往信誓旦旦地许了诺，但是由于说了不切实际的大话、空话，结果没有能力或根本无法兑现，最终落个不守信用的鄙夷评价。
要做到“诚”，必须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这是诚信要求的首要之点。
实事求是，就是要搞清楚“事实”，不歪曲事实，不夸大、不缩小事实，一切以事实为基础和依据。
求真务实，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想问题、办事情、做决策，都要把客观存在的实际事物作为根本出发点。
力求实事求是、求真务实，是诚信的基础和前提条件。没有“诚”，就没有真正的“信”。
据《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齐国的大臣崔杼杀了齐国的国君齐庄公，齐国的太史（负责写历史的官）据实写道：“崔杼杀了国君。”崔杼看了之后很生气，命令太史改掉。太史不改，崔杼就把他杀了。
太史的两个弟弟接替他做了史官，仍旧坚持这样写，崔杼又接连把他们也杀了。太史的最后一个弟弟又接任史官，还是不改。这时崔杼不敢再杀了。
这就是史官的“诚”。以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态度来书写历史，记载事实。
（二）信守诺言，兑现承诺
信守诺言，兑现承诺，是诚信之“信”的根本要求。如果只有信誓旦旦的承诺，而没有身体力行地兑现，所谓承诺就是一张空头支票，没有任何价值。
信守诺言，兑现承诺，是忠实地遵守承诺的话，并践行承诺的事情。古人云：“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一言九鼎，一诺千金”。既然承诺了，就要忠实地遵守，就要想方设法兑现。
信守诺言，兑现承诺，无论是对于个人，还是对于组织，都非常重要。
一个人如果只是信口开河，而不去兑现，就会失去别人的尊重和信任；一个组织如果只是空喊美好的社会理想，而不去践行，就会失去公信力；一家企业如果总是靠虚假广告来坑蒙客户，而不去实践，就会失去客户的支持。
（三）义利合一，持之以恒
诚信的社会基础是以交往双方的共同利益为前提的，正如英国著名哲学家休谟在其《人性论》中所指出的，“许诺是人的以社会的需要和利益为基础的发明”。
诚信只能在诚信主体之间存在某种共同利益特别是共同根本利益的情况下才出现。例如，在非正义性战争中，战争双方的根本利益矛盾是对抗性的，他们之间没有诚信可言，之所以有“声东击西”“兵不厌诈”“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等计谋的存在，就是因为交战双方没有根本的共同利益，缺乏诚信存在的基础。
诚信不仅与“利”密切相关，还与“义”紧密相连，即“义利合一”。
“义利合一”有两层含义：一是以公益为利，义即是利，义利不分；二是承认谋利活动有正当性，但必须要用道德对其进行规范。只有秉承以义取利，以利济世，方是正确的经营之道。
唐代柳宗元所著《柳河东集·宋清传》记载，唐朝时，长安城里有一位著名的药商叫宋清。宋清人品好，收集药材很严格。他配的药药到病除，并且价格合理。所以，来他这里卖药、买药的人都很多。更重要的是，宋清卖药，如果对方一时无钱付账，可以欠账，宋清总是说：“治病救人要紧。钱什么时候有，再送来就是了。”
人们因此十分赞赏他的人品。有的人家药费拖了一年，仍无钱付账，宋清也从不上门讨账，每到年底，宋清总要烧掉欠条。有人对此颇不理解。宋清却说：“我卖药挣钱不过是为了养家糊口，我现在生活得已经很好了。卖药多年，我烧掉很多欠条，这些人并非是故意赖账，有的人后来当了官，发了财，即使没有欠据，他照样会加倍还我，真正不能还的毕竟是少数。如果像有些商人，对欠账的人不依不饶，怎么会有这么多的买主上门求药？”
宋清正确地处理了“利”与“义”的关系，赢得了众人的敬重，他的生意也就随之越做越大，成了有名的富商。
诚信的内发性和渐成性等特点，决定了诚信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社会生活中某一次的诚信行为并不意味着诚信的最终形成；社会生活中某一次背信弃义的行为却有可能造成前功尽弃的残局。因而，诚信需要持之以恒地维持，需要持续不断地发展。
同仁堂是中药行业著名的老字号，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至今已有340多年的历史。
三百多年里，同仁堂历经皇朝变迁，闯过民国战乱，搏击于市场经济大潮，历经沧桑，始终昌盛不衰，其精品名药蜚声海内外。行业因素、科技因素，体制机制因素固然是成功之要素，但“济世养生”的诚信理念才是同仁堂立业之基，发展之本，同仁堂用340多年的时间诠释了“诚信”，铸就了成功。
这充分说明，要善始善终，持之以恒，诚信才能结出甜美的果实。
三、培育和践行诚信价值观的着力点
两千多年前，著名的思想家孔子就反复地告诫他的弟子：“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
在孔子看来，为人处世，不要夸夸其谈，说话就要算数；与朋友交往，要言而有信；如果一个人说话守信用，行为诚恳，即使是在蒙昧偏远之地，也可以顺利地自由行动；反之，即使是在本乡本土，也会处处难行。
事实上，现代社会也是如此。一个人如果不讲诚信，他就不能与他人正常交往，在社会中也难以立足。既然如此，我们如何培育和践行诚信的价值观呢？
（一）大力进行诚信教育
我国自古以来就有重视道德教化的传统，认为道德教化在维护社会秩序、促进良好社会风尚形成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古代著名教育家孔子就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
孔子的意思是说，用政法来诱导百姓，使用刑罚来整顿百姓，百姓只是暂时地免于罪过，却没有廉耻之心；如果用道德来引导他们，使用礼教来整顿他们，百姓不但有廉耻之心，而且人心归服。
宋朝人罗从彦在其《议论要语》中也说：“教化者，朝廷之先务；廉耻者，士人之美节；风俗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教化，则士人有廉耻；士人有廉耻，则天下有风俗。”
在罗从彦看来，用道德来教化百姓，是朝廷的首要任务。朝廷如果能用道德来教化百姓，百姓就会知廉耻；百姓知廉耻，社会的风气就好了。
古人之所以重视道德教化的作用，是因为他们充分认识到了道德的感召力量。卡耐基在《人性的弱点》中，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太阳和风要比试谁的力量大，正好看到路上走着一位穿棉袄的老头。他们便约定谁能把老头的衣服脱下来，就算谁赢。
风首先出场，它猛烈地向老头刮去，结果，它越使劲刮，老头把棉袄裹得越紧，风无可奈何地败下阵来。
这时，只见太阳出场了。它用温和阳光照在老头的身上，并且不断地加温。老头先只是解开了纽扣，最终还是耐不住热，脱下了棉袄。
道德教化的作用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能真正深入人心，使人们自觉自愿地按照道德规范的要求去做。那么，应该如何通过教育来培育人们的诚信价值观呢？
第一，大力进行思想宣传教育。诚信价值观的倡导和发扬，一靠规范，二靠教育和自觉。要提高社会诚信水平，规范和必要约束固然重要，但这毕竟是外在的东西，更重要的还是要增强人们的诚信意识，使每个社会成员都有一颗诚信心，使遵守诚信真正成为人们的内在意识和自觉行动。
现实社会中，有人由于诚信知识缺乏，不知道如何在社会生活中遵循诚信规范；有的人诚信辨别能力差，在新旧道德的冲突中，分辨不清是非道德，迷失了方向，以至于分不清善恶、美丑的界限，导致了思想堕落，道德败坏，结果走向了犯罪的道路。因此，必须加强对广大民众进行诚信知识的教育普及，提高他们的诚信辨别能力，增强他们的诚信信念。
有人把一些违背诚信的行为归咎于市场经济，认为是发展了市场经济才使得人们私欲膨胀，道德沦丧。这是一种认识上的误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本质上与社会道德是相得益彰、相互促进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稳定、协调、有序的社会经济环境，而这种环境的创造，有赖于遵循市场规则、按市场规则办事的“经济人”。这就是说，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经济人”首先要成为一个“道德人”，以诚实、守信、公正等道德原则自律。
有人把社会道德看成可有可无的小事，认为只要发展了经济，有了金钱，就万事大吉了。这又是一种认识误区。
市场经济为社会诚信的发展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社会背景，但同时也深切地呼唤着诚信建设。没有诚信的辅佐，社会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都只能是畸形的。
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说得很清楚：“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7]可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社会主义诚信建设决不是可有可无的小事，而是必须认真抓的大事。
李白在《侠客行》中说：“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在李白看来，诚信的分量比五岳还重，这是对诚信价值的认定。事实上，只有认识到诚信的价值，才会去践行诚信。
李嘉诚是香港的首富。有人曾经向他请教成功的经验。他回答说：“诚！”他还经常对人讲：“我绝不同意为了成功而不择手段，如果这样，即使侥幸略有所得，也必不能长久。”
正因为重视了诚信的价值，而且践行了诚信的价值，李嘉诚才能成为世界的首富。
第二，高度重视诚信教育这一基础。《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指出：“提高公民道德素质，教育是基础。要紧紧抓住影响人们道德观念形成和发展的重要环节，通过家庭、学校、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各个方面，坚持不懈地在全体公民中进行道德教育。”
这就为我们加强诚信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指出了前进的方向。我们必须按照《纲要》的要求去做，通过家庭、学校、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各个方面，坚持不懈地在全体公民中进行诚信道德教育。
家庭是人们接受诚信教育的启蒙地。因此，诚信教育必须从小开始，从娃娃抓起。要在孩子懂事的时候，深入浅出地进行诚信启蒙教育；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循循善诱，以事明理，引导其分清是非、辨别善恶。要在家庭中，通过每个成员良好的言行举止，相互影响，共同提高，形成诚信家风。
如果在人生的起始阶段，就给孩子们种上诚信的种子，让他们养成诚信的习惯，会影响他们的一生行为。
我国自古以来就有对孩子进行诚信教育的传统。比如，孔子的学生曾子就特别注意对孩子的诚信教育。
一次，曾子的妻子要到集市上去买东西。她的小儿子也要跟着去。母亲不让他去，他就在后面哇哇大哭起来。母亲哄着他说：“好孩子，你回家，等我回来给你杀猪，炖猪肉给你吃。”孩子听说等妈妈回来有猪肉吃，就立刻不哭了。这话也被曾子听见了。
曾子的妻子从集市上回来，听见曾子在霍霍地磨刀，像是真要杀猪的样子，不禁笑了，急忙上前劝阻说：“我说杀猪，只不过是哄孩子玩玩，你倒认真起来了，真要杀猪给他吃。这不过年不过节的杀什么猪？”
曾子说：“不能和小孩子随便开玩笑。孩子小，还没有分辨是非的能力，事事处处都模仿着父母的言行，听父母的教诲。现在你向他说谎话，这是教孩子撒谎呀。母亲现在对孩子说谎，孩子长大也要向别人说谎，不能这样教育孩子。我们要对自己所说的话负责。所以，即使今天不过年不过节也要把猪杀了给他吃。”
曾子的妻子听了，点了点头，认为曾子说得对。曾子就把猪杀了，曾子的妻子也按自己说的去办，炖了猪肉给孩子吃。
一般人肯定认为，小孩子哄哄就算了，哪值得那么认真。说给他杀猪吃就杀猪吃，这还了得！
这也许就是现在诚信成为稀缺资源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曾子看来，对孩子诚信教育的价值远比一头猪重要得多。因此，他必须兑现承诺。即使损失一头猪，也不能让孩子生活在失信的环境中。
对比曾子，我们现代人要深深地惭愧。我们为人父母，答应了孩子的事有几人认真地履行？又有几人想到家长是孩子诚信的老师？
由此看来，“曾子因承诺而为儿子杀猪”的故事流传千古而不衰也就不足为奇了。
学校是进行系统诚信教育的重要阵地。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8]学校是教育培养人的重要场所，也是青少年的集中之处。能否把广大的青少年培养成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者，关系到我们中华民族的兴旺发达，关系到我们祖国的长治久安。
机关、企事业单位是对公民进行诚信教育的重要场所。机关、企事业单位是党和政府对外工作的窗口，其单位成员诚信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党和政府的形象。因此，各类机关、企事业单位一定要从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出发，切实抓好诚信教育。帮助从业者了解、熟悉与本职工作相关的诚信规范，培养他们的诚信精神。
社会是进行诚信教育的大课堂。诚信教育重在它的普及性，而普及诚信教育，必须利用社会这个大课堂。为此，有关方面应该结合各自的工作职能，运用多种形式和手段，大力宣传诚信，使之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第三，讲究教育方法，使诚信建设更具成效。我党历来重视工作方法。毛泽东同志早在建党初期就形象地把方法问题比喻为过河用的桥和船，并认为不解决方法问题，完成任务也是瞎说一顿。由此可见，方法问题对任何工作都具有重要性。
今天，我们要加强新时期的诚信价值观培育和践行，同样也要讲究方法。诚信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包括教育和实践两个方面，无论是哪一方面，都要讲究方法。
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诚信建设“两手抓”，是指一手抓诚信建设，一手抓法制建设；一手抓教育引导，一手抓严格管理；一手抓弘扬社会正气，一手抓惩治不法行为。这两手双管齐下，齐头并进，长期坚持，必将促使人们将自律和他律、自治和他治相结合，增强社会诚信意识，养成规范行为，从而成为一个诚信的人。
耐心疏导，循序渐进。古人云：“堵而抑之，不如疏而导之”。疏，就是广开言路，畅所欲言，集思广益；导，就是通过耐心的说服教育，善意的批评帮助，把大家的认识引导到积极、健康、正确的方向上来。
疏导的方法是由诚信培育和践行的自身特点所决定的。人的诚信行为是受诚信观念支配的，而诚信观念一旦形成，就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一定会以各种不同形式，通过各种渠道表现出来，堵是堵不住的。因此，对于不良的诚信道德观念，只有采用疏导的方法，让人们畅所欲言，把各自的思想观点都充分地讲出来，然后再有针对性地加以说服教育，引导其实现观念的自我转化和自我更新，才是科学、有效的方法。
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这一重要思想，我们在诚信建设中必须认真加以贯彻。
典型示范，积极引导。典型示范，是用先进人物的高尚情操、模范行为来教育影响他人的一种方法。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长期以来我们党都非常重视运用“榜样的力量”来鼓舞广大人民群众为创造美好的未来而奋斗。20世纪五六十年代雷锋、焦裕禄、王进喜等模范人物，曾极大地鼓舞了亿万人民建设祖国的高涨热情。改革开放以后，孔繁森、李素丽、杨善洲等一个个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先进典型，也同样激励着人们为早日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
我们在抓诚信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中，也应该很好地运用这一成功的经验。要广泛开展向先进典型学习的活动，善于发现和运用先进典型，树立可亲、可敬、可信、可学的诚信楷模，让广大群众学有榜样、赶有目标、见贤思齐，从先进典型的感人事迹和优秀品质中受到鼓舞、汲取力量，使先进典型的高尚情操成为社会的共同财富。
（二）建立健全诚信制度
诚信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除了要重视思想宣传和诚信教育以外，还要突出诚信法规制度的建立健全，因为，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9]。“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10]
这段话是至理名言。虽然我们可以通过思想教育的方式来提升人们的诚信意识，让人们养成诚信的习惯，践行诚信。但仅此是不够的，还必须用他律来促进人们的自律，即要建立健全诚信制度。
制度建设是培育和践行诚信价值观的重要保障。制度是决定性的因素，这是由制度自身的本质特点所决定的。人在本质上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总是要处在各种各样的组织中活动，而任何组织都离不开制度。所谓制度，就是各种组织在活动过程中所依据的原则、体制、程序等的总和。制度本身有一定的价值指向性，通过制度把诚信规范固定下来，使人们的行为活动有章可循，防止道德无序现象。良好的制度环境，可以规范人们的行为，可以制约不诚信行为和风气的蔓延。因此，我们在严厉打击、惩治诚信失范现象的同时，要高度重视从制度创新上来堵塞漏洞，否则不讲诚信的人就会像春天的韭菜一样，割了一茬又一茬，永远割不完。
在17世纪至18世纪时，英国运送犯人到澳洲，规定按上船时犯人的数量给付私营船主费用。因此，私营船主们为了牟取暴利，便不顾犯人的死活，将犯人像沙丁鱼一样塞满船舱。
犯人人数的过多，使得船舱内的环境极为恶劣，许多犯人在中途便命丧黄泉。更为恶劣的是，有的私营船主刚一出海，就将犯人活活扔进海里。
针对这种现状，英国政府制定了一个新的政策。他们规定按照到达澳洲的活着的犯人数量来支付费用。这样一来，私营船主绞尽脑汁、千方百计地让尽可能多的犯人活着到达目的地。结果，后期运往澳洲的犯人的死亡率大幅降低，最低时只有1%，而原来最高时，可达94%。这件事情很好地说明了完善法规制度的重要性。
古人云：“不以规矩，无以成方圆。”诚信目标的实现，必须有法制制度来保障。要通过立法、执法建立诚信的规范和失信惩罚机制。通过这一机制，诚信建设才能取得根本性成效。
诚信制度设计要遵循的主要原则。如何才能建立完善的法规制度来保证诚信目标的实现呢？这就要求在法规制度设计时遵循一定的原则。
法规制度设计的原则，对法规制度的设计起着重要的影响和制约的作用。因此，法规制度设计者要提高法规制度设计的质量，应该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第一，无赖原则。“无赖原则”是英国著名学者大卫·休谟提出来的。休谟说：“政治家们已经确立了这样一条准则，即在设计任何政府制度和确定几种宪法的制约和控制时，应把每个人都视为无赖——在他的全部行动中，除了谋求一己的私利外，别无其他目的。”[11]
在休谟看来，法规制度的设计，要从最坏处着眼，假设每个人都是“无赖”。因为每个人都是“无赖”，所以，只有用强硬的法规制度来钳制他们，才能让他们老老实实、规规矩矩地服从公共利益。
“无赖原则”是法规制度设计的一个重要原则。遵循这一原则，可以使法规制度设计达到这样的效果：既能有效地钳制“无赖”行径，又能防止和遏止人们萌发的损害公共利益的“无赖”冲动。在设计法规制度时，不能对人的“觉悟”心存侥幸，对人的素质过高地估计。
第二，有效原则。有效原则，就是说，理论的法规制度必须能适用于真实的社会生活，必须能够基本上反映真实生活中的思维方式和策略选择，并有效约束真实生活。
法规制度的制定，如果不能有效约束真实生活，就失去了它应有的意义。因此，制定法规制度必须具有可操作性，真实有效，而不能成为无用的装潢。法规制度如果不能有效，会使法规制度制定者丧失公信力，从而产生负面的效应。这样的法规制度，还不如没有。
第三，刚性原则。任何法规制度的制定，都应该突出刚性原则。这里所说的刚性原则有两层含义：一是其评价对错的标准只能有一个，而不能因人而异；二是其评价对错的标准不能留下弹性空间。否则，容易让一些人失去法规制度的制约，或打“擦边球”，或把严肃的法规制度变为“橡皮泥”，随便拿捏。
第四，一致原则。法规制度是利益的反映，不同的阶级有着不同的利益，因而具有不同的法规制度。
现代社会，法规制度的制定，是为了维护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它必须为全体社会成员所承认，为绝大多数人所遵守。因此，法规制度的制定与形成，就应该遵循一致性的原则，使之具有适用于社会中的全体成员，包括各民族、各党派、各团体和各个阶层的人的特点。
也就是说，在社会的公共生活中，不论你的地位有多高，财富有多少，在法规制度面前，都是一视同仁的。每个人都有遵守法规制度的义务和责任。任何违背了法规制度的行为都会受到惩处和谴责，任何遵守法规制度的行为都会受到人们的赞扬和褒奖。
第五，利益原则。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从某种意义上讲，利益对是否遵守法规制度起着很大的影响和制约作用。
如果一个人做事不遵守法规制度，不会受到惩处，相反还会给他带来方便，带来益处的时候，他就会选择不遵守法规制度。但是，如果法规制度设计让他在违反法规制度时，损失大于收益，他就会选择遵守法规制度。
加快建立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是一项覆盖全社会的诚信系统工程。建设社会信用体系，就是要对参与经济社会活动的个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信用状况进行如实记录，并提供给使用者。这种制度的安排和机制的形成，会使有不良信用记录者受到惩戒，有良好信用记录者得到激励，促使参与经济社会活动的个人、法人和其他组织都能珍视自己的信用行为和信用记录，从而在全社会形成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的氛围和环境。如何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第一，制定和推广信用信息标准和信用信息主体信用号码。为社会广泛认可的信用信息标准和信息主体信用号码是实现信息跨部门、跨地区流动的前提。
在社会信用体系完善的国家，都制定有信用信息标准和信用信息主体信用号码。如在美国，人是可以自由流动的，但每个人都有一个必须终生相伴的安全保障号码，这个号码无法伪造。通过这个号码，每个人都有着一份由资信公司做出的资信记录。银行、公司或业务对象只要付30美元，就可以随时查询个人的资信情况。如果有人因为失信而被资信公司备下案底，那他的麻烦就大了。
第二，建设信用基础数据库。建立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必须以建立个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为核心环节。要按信用信息标准和信用信息主体信用号码，记录并归集个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在经济、社会活动中的信用状况，形成准确和比较完整的个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信用记录。
第三，建立健全覆盖全社会的征信系统。2011年10月19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把诚信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大力推进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建设，抓紧建立健全覆盖全社会的征信系统，加大对失信行为惩戒力度，在全社会广泛形成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的氛围。”
征信是评价信用的工具，是指通过对个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历史信用记录，以及构成其资质、品质的各要素、状态、行为等综合信息进行测算、分析、研究，借以判断其当前信用状态，判断其是否具有履行信用责任能力所进行的评价估算活动。
第四，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信息管理制度。信用信息的管理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信息安全的管理，二是信息主体权益的保护。
信息安全的管理。应当建立健全技术保障体系，依法保护个人隐私、商业秘密。建立信息查询内部分级管理制度，在信用信息收集、整理、保存和使用过程中确保信用信息不泄露。
信息主体权益的保护。信用信息不仅关乎信息主体的隐私权、名誉权等基本人格权，也关系到信息主体在社会资源分配过程中获取份额的大小。因此，在征信实践中既要能客观公平公正地评价个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信用状况，又要能保护信息主体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第五，建立健全信用法律和制度。对于信用行为的促进和保障必须以法律和相关制度为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信用法律法规体系逐步建立。《民法通则》《合同法》等多部法律对经济主体交易的诚信行为进行了规范；《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的颁布，使信息公开在一定程度上得以规范；各部门、各地方相继颁布了一些行业信用和地方信用建设的规章制度。尽管如此，“信用法律制度建设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要求依然有着较大的差距，主要表现为尚未制定专门的法律，全面规范信用信息的公开和使用、信息主体的权益保护等；公开的信用信息与非公开的信用信息区分及使用缺乏法律依据；相关部门及地方规章建设水平不一，有的还相对滞后。”[12]因此，需要建立健全相关的信用法律和制度，来保障信用行为的实现。
（三）用诚信来看守自己
用诚信价值观来看守自己，就是以诚信作为自己的言行规范，自己的一言一行都要符合诚信的价值观要求。
经常自省，随时反思。古人云：“吾日三省吾身。”用诚信价值观来看守自己，首先要经常对自己进行检讨、反省。看看自己是否有违反诚信价值观要求的行为，看看自己是否践行了诚信。
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房子是应该经常打扫的，不打扫就会积满了灰尘；脸是应该经常洗的，不洗也就会灰尘满面。我们同志的思想，我们党的工作，也会沾染灰尘的，也应该打扫和洗涤。”
经常打扫一下自己头脑中做事违背诚信的“灰尘”，才有利于坚守诚信。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所不想做的事情，就不要强加给他人。我们在与他人交往时，自己不想上当受骗，就不要去欺骗别人；自己不想受人愚弄，就不要去愚弄别人。你只有真诚地对待别人，别人才能真诚地对待你。
自己不去欺骗别人、不去愚弄别人，真诚地对待别人，就要有诚信意识和行为。
心怀坦荡，真诚待人。记得在一本书中看到过这么一段话：“你要想让对方把你当朋友看待，你自己就先要把他当朋友看待；你要想让对方对你有一见如故的感觉，你自己就先要对他有一见如故的态度。”
这话说得很有道理。这里再续上一句：“你要想让对方对你诚信不欺，你自己就先要对他人诚实守信。”正如马克思所言：“只能用爱来交换爱，只能用信任来交换信任“如果你想感化别人，那你就必须是一个实际上能鼓舞和推动别人前进的人。”
与人交往，对于自己不了解的人，有所保留无可厚非；但对于自己了解的人、自己的亲人、自己的同事、自己的合作伙伴，则应该心怀坦荡，真诚待人。
我国著名的翻译家傅雷先生曾经说过一段质朴的话，他说：“我一生做事，总是第一坦白，第二坦白，第三还是坦白。绕圈子，躲躲闪闪，反易叫人疑心。你耍手段，倒不如光明正大，实话实说。只要态度诚恳、谦卑、恭敬，无论如何人家不会对你怎么的。”傅雷先生的话应该是他人生经验的总结。
心怀坦荡，真诚待人，实际上就是说对人要有真心，不虚伪，不做作。他人有错误，能及时予以指正批评，帮助他改正错误，而不是听之任之。与他人相处时，能敞开心扉，而不遮遮掩掩。你只有对别人真诚，别人才能对你信任。他人有困难时，能真诚相助。古人云：“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只要我们真诚地关心他人，帮助他人，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他人就能以亲切的感情来对待我们，这样人与人之间的情谊就会更为密切。
实事求是，言行一致。实事求是，就是尊重客观事实，尊重客观规律；言行一致，就是说与做相统一，不口是心非，不阳奉阴违。一个人只有养成了实事求是、言行一致的好作风，才能使自己所说的话符合客观实际，言之有物，不是空话；才能使自己所说的话符合真情实感，不悖于自身的行为，言由心发，不是假话；才能使自己所说的话符合情理，言必有中，不是大话。也只有这样，才是一个诚信的人。
说话算数，言而有信。守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每个人都应该继承发扬这种美德，恪守信约、履行诺言、说到做到。为此，我们对自己所说的话一定要承担责任和义务。遇事不要轻易许诺，如果许诺了，一定要兑现。
当然，有时候许诺能否兑现，还取决于客观条件。如果客观情况有变，无法兑现你的诺言，你则应该向对方说明情况，并致歉意，以免给人留下言而无信的印象。
（四）从现在与点滴做起
诚信不应停留在口头上，而要落实到具体行动中。正如捷克著名的教育家夸美纽斯在《大教学论》中所言：“德行的实现是由行为，不是由文字。”如何行动？
从现在做起。遵守诚信要有紧迫感。从现在做起，就是从今天做起，想到就做到，说做就做，做就做好，为提高诚信水平而不断努力。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文明是一个长时期的过程，由一个又一个阶段组成，每个阶段都有相应的任务，必须一个个地来加以实现。同样，我们每个人在社会上随时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诚信问题，需要马上予以回答，可以说，我们时时处处都有可能接受诚信的考验，如果光有一个要提高诚信的愿望，没有从现在做起的行动，一切就会落空。
从现在做起，要求我们积极树立时不待我的紧迫感，不等待，不观望，脚踏实地从今日做起，从眼前做起。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只有从现在做起，把握住今天，才能把握住明天。《今日诗》讲得好：“今日复今日，今日何其多！今日又不为，此事何时了！人生百年几今日，今日不为真可惜！若言姑待明朝至，明朝又有明朝事。为君聊赋今日诗，努力请从今日始”。
在诚信修养中从现在做起，主要是结合社会工作和社会生活实际，学习知晓诚信知识，掌握诚信原则，规范各种具体要求，并付诸实践，见于行动。
从点滴做起。在诚信的实践中，要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手，一点一滴，日积月累，不断提高诚信价值观修养水平。
诚信价值观的修养必须从一点一滴做起，这是由诚信品质的形成以及高尚道德的实现必须有一个长期的过程所决定的。诚信价值观的全面弘扬践行，不可能一蹴而就。
提高诚信价值观修养水平，必须从大处着眼，从小处入手。大处，是我们诚信价值观修养的目标，是要实现良好的社会、经济秩序；小处，是从不说谎话等方面做起，从遵守诚信行为规范做起，从最基本最起码的小事做起，通过反复实践，不断努力，为创建现代诚信社会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细流，无以成江海”，这些名言包含着深刻的道理。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手，防微杜渐，积小善而成大德，这是我们在实践中进行诚信价值观修养，逐步提升自己社会诚信水平的有效方法。
法国著名文学家巴尔扎克在他所著的《乡村医生》中说：“实际上，做一个诚实的人，存于心还不够，还得见诸行。社会仅仅靠道义的思想是生存不下去的，要生存，还需要符合于这种思想的行动。”的确，诚信重要的是行动，是实践。张凤毕一家就是践行诚信的榜样。
1996年8月，一场交通事故让辽宁省营口大石桥市金屯村的张凤毕一家背上了13万元的债务。
为了还清债务，张家变卖了所有能变卖的家产，又向亲朋好友借了一些钱，终于在法院规定之日的前一天，将13万元钱交到了执行庭。
张家因此而变得一无所有。全家只好搬到了10年前承包的一块荒山上。山上没水没电，张家就过起了点着煤油灯，到山下挑水吃的生活；没有房子，张家老两口就用土和拣来的木板搭起了“新”家。
为了还清欠亲朋好友的钱款，张凤毕决定带领家人在荒山上种树，等树长大后还债。他一口气种了1000多棵树。山上没有水，他就每天往返三四十趟，下山拉水浇树。
张凤毕的故事经媒体报道后，感动了营口的市民。2004年4月10日，张凤毕家承包的80亩荒山上，人头攒动。
1000多名市民、中小学生、机关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公安交警，拿着铁锹、水桶，到这儿挖坑、担水、种树，民革辽宁省委员会专门为张凤毕家打了一眼64米深的井。
张凤毕一家人忙得不亦乐乎，在人群当中走来走去，端茶、倒水、递毛巾。
张凤毕说，这是我们家出事以后最快乐的一天。为弘扬张凤毕一家的诚信之举，人们在林子边立了一块碑，上刻三个遒劲的大字：“诚信林”。[13]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