咣咣咣……

    列车在颤抖，我的心也在颤抖。

    手里攥着仅有几个字的加急电报，紧紧咬着悲声欲放的双唇，一任列车飞驰。

    左侧是几个谈笑风生的男女，对面是一个衣冠楚楚的胖子。薄暮冥冥，四野沉沉；秋色萧瑟，哀鸿声声。我想哭，面对着一群乌合之众；我想笑，歇斯底里。我想呼喊，声嘶力竭。我……我只有沉默，在沉默中感受泪水的咸涩和心灵的颤栗。

    啊，伯伯，伯伯，您就这样去了么？匆匆忙忙，仓仓促促。带着对人生的诸多迷茫痛苦辛酸和困惑，带着不可名状的苦衷去了么？您难道不愿听听您的侄子带泪的哭声和真诚的忏悔么？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亡其鸣也哀。您在弥留之际，将对活着的人说些什么？上垣里的南瓜？半坡里的玉茭？芝麻堙的梨桃？落雁岭的大枣？紫金山上捉土匪？教学上的基础问题？您的迷惑、茫然、痛苦和欢欣？对生的渴望？对死的恐惧？那折磨了十来年的您永远未竟的教学事业？直到如今，您将在离开人世的时候，也许清楚您在这方面是永远不会成功的吧？而这种失败，是永远不能怪您的，如能是这样您就能平静地、放心地闭上您的眼睛了吧？

    啊，您要说什么？您明白了么？

    咣当咣当咣当——

    列车向无边的黑夜驶去。车轮叩击铁轨的声音，象一柄重锤，敲打着岁月的岩石，剖析着逝去的年轮，在记忆的仓库里压抑着哀痛——我，不存在了，化作一滴晶莹的泪珠，去滋润伯伯枯竭了的生命；变成一束温暖的阳光，去照亮向冥冥路上走去的伯父。我要用我的生命的磁带记下我的悔恨和苦衷。悲哀的近乎麻木的脑海里只留下有关伯父的点点滴滴，丝丝缕缕……

    他的大半生都土地相连，然而，有关他和土地，我的记忆却是短暂和模糊的，就象隔着云雾去看大山，隐隐约约，神秘莫测。

    他是中国标本式的农民，勤劳、朴实、厚道。离开土地一天就要头痛。他是种地的全把式。耕耨耙耱锄，样样精通。他耕过的地，镜面一样平整光净；他锄过的地里，要找到一棵活着的草非常困难。

    他打过游击，剿过土匪，热爱新中国的一切，相信一切条文、法令和政策。任何一个上级的话对他来说都是圣旨。他都要不折不扣地去贯彻执行。他具体地理解“党”这一整体概念，把公社书记就当作是党。

    土改定成分时，上级给他们村下达了三个富农指标，定了两个之后，第三个实在是定不下去了。因为，没有符合条件的，他只好定自己为富农。结果被人狠狠批斗了一顿，分财产时，只分走了他的一口破缸和一付牛夹子。因为他是全村最穷的人。直到纠偏时才得以改正。全家人责问他，他还振振有词地说，人家上头规定三个就是三个，胡弄人的事儿是俺何大秋干的？他不敢胡弄上级和别人，只好去胡弄自己。

    大炼钢铁时，他第一个砸碎自己家的铁锅，还将祖传下来的铜马勺、笊篱、铲子全交出去，全家人只好吃炒面。毁林还田，他默默地将他亲手栽的几十亩桃树全刨下来，脸上还装出可人的微笑，可一回到家，他抱着那一捆捆耗费尽了他无数血汗的小树放声大哭，整整哭了三天。第四天，他又默默地在一扫而光的“桃园”里执耧播种……他以他的勤劳、朴实和忠诚，赢得了上级和群众的拥护，成为闻名全区的贫协主任，各式各样的奖状贴满墙，记载着他生活的每一个坚实的脚印。

    生活，把他和土地联系得更紧了，那里有他的汗水、足迹、欢乐和希望。

    然而，他终于离开了他时刻眷恋着的土地。

    当公社书记拿着一张纸，让他到公社去当贫管会主任，并说这是党对他的信任，是毛主席的“五·七”指示里要求的时，他虔诚地，几乎是诚惶诚恐地接过了那张“委任状”，那种虔诚完全超过了对土地的虔诚。但他脸上的表情是凄苦和悲哀的。

    他临行前将自留地里已经锄过的玉米又重新锄了一遍；给圈里的大肥猪洗了身子，还抹了灭蚤的煤油；捧了大大两掬玉米饱喂了那几只给全家带来油盐酱醋的老母鸡，这才扛起破破烂烂的铺盖卷，一步三回头地上了路。

    全家人送他到村口，他用粗大的手摸了摸我留着小马鬃的头，才恋恋不舍地走了。他头上箍着的白羊肚手巾在我的视野中渐渐模糊了，黄尘滚滚的山路上，只有他那双踢倒牛的土布鞋留下的一行硕大的脚印……

    那年，我才十岁，那一行硕大的脚印，象一个电影的特写镜头一样，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那样分明，那样清晰。

    在以后的十年中，对他的印象是模糊的，甚至是没有的。

    也就在那年，我到城里的亲戚家去上学，对他的情况不大清楚。只是听说他管理下的园山中学，在开门办学中成绩优异，被县上定为红旗中学。他不久就荣升为校长，更使园山中学面貌一新。我们全家人暗暗为他祝福。但我不理解他这个连自己的名字也写不来的人，是这么能当好这个校长的。

    啊，校长，校长。这个令人向往而又使人沮丧的名字，给了伯伯多少荣誉和幸福，但更多的却是不幸、痛苦和迷惘。最终却因深深地伤害了他的自尊心而毁了他。而伤害他的人里头。我，他的侄子，却是最重要的一个。

    我的心又一次怦怦颤栗起来——

    啊，伯伯，您要说什么？

    十年之后，我从师范学校毕业分配到园山中学，成为伯伯领导下的一名教师。同时分配来还有我的同班同学丁明。

    小丁就是园山人，荣归故里，自然欣喜异常。我们何家庄离园山仅有五里地，也可算我的第二故乡，加之，对教师工作的神往，使我对这里倍加亲切。

    报到之后，天已黑了。胡乱抹了两把脸，扒拉了几口饭，还来不及瞻仰一下校容，就被唤进会议室参加一次重要的教育体制改革会议。

    全县的教育改革尚未开始，也只在酝酿阶段。园山中学改革方案却捷足先登，从今天晚上就要开始施行了。我知道，伯伯对任何一项政治运动都要走到全县的前头。难怪园山中学成了十年雷打不动的模范中学。

    那是一个多么令人激动而又使人迷惘的夜晚啊。

    密密的繁星在窗外一小块天空里眨着眼睛，窥视屋里神情各异的人们。小风从开着的门口徐徐吹来，轻卷着黑板下沿的各色粉笔沫，轻拂着已落满粉笔沫和正准备落满粉笔沫的人们。

    我和小丁坐在西南角的靠椅上，自然成为人们注目的中心。但目测数次，嘴议几句之后，人们的话题很快集中到一点上：园山中学的教改方案。我在粗的、细的、高吭的、嘶哑的，各式各样的声音中，竟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方案是套在教师身上的一条枷锁。

    我被这个结论吓了一跳：这……可能吗？

    我还来不及细想，却见门口人影一闪，进来三个人：伯伯打头，他后边跟着胖胖的公社书记。最后一个满脸稚气的年轻人，左手端着茶缸，右手提着一只暖瓶。

    伯伯走上讲台，把一沓子厚厚的材料放在讲桌上，威严地朝全场扫视了一眼，象开锅般的声音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了。静得好象所有的人都融化在地板上了。气氛顿时显得庄严而神圣。只这一扫我就领悟到他在这里的地位了。

    我和小丁都下意识地挺了挺胸，坐得笔杆溜直。

    我默默地，一眼不眨地注视着讲台上的伯伯：他的脸色更加黝黑，脸上皱纹密布，象两块风干了的核桃皮。颧骨高高凸起，象两块裸露的岩石。下巴颏儿比原先更长，上嘴唇瘪瘪地凹进去。由于背跎得很厉害，使原先高高的身材此时也显得矮小了。只有眼睛还象十年前那样睁得大大的，显露出他当年斗地主，打土匪和当贫协主任时的威严。而变化最显著的是他的光头留成了平头，高高的鼻梁上竟架了一付近视镜，粗布夹袄也换成了中山服。头发已有一半变白了前额已开始歇顶。

    这就是我的伯伯吗？他竟变得这样黑瘦、苍老。我总以为他离开了风枪霜剑的土地，坐在那间舒服的办公室里，会生活得更加愉快，变得更年轻，可现在的他……

    我望着他，心里默念着：啊，这就是我的伯伯，我十年来未曾注意到的伯伯，而当我再次注意到他的时候，他已经老了。我心酸地想。

    他和书记互相推让了一番，书记象征性地讲了几句话，无非不过是对学校改革的肯定和支持。稀稀拉拉的掌声之后，伯伯开始宣读方案。

    他的声调是激昂的，神情是虔诚而自信的，说明他对此方案的信心和决心。

    这情景把我惊呆了。十年前连自己的名字也写不了的人，如今竟敢拿起厚厚的一迭材料款款读来。而且把土语的“俺”竟换成“我”字，这期间需要有多么大的毅力，付出多少辛勤的汗水呀。

    我努力往笔记本上记着他说的每一个字，连同他的声音，甚至他的心。

    方案细致周到的程度，简直使我瞠目结舌。

    教学事故，教研组工作，请假调动，迟到早退，上课辅导，批改作业，打架斗殴，好人好事，评模树标，吃饭睡觉……上有总纲，下有章节条款，共有二十章九十八条，全部以记正分或负分来显示它的威力。再往下还有许多细则。诸如“班主任工作细则”，“后勤工作细则”等等。学年年终以得总分的多少进行政治上的褒贬和经济上的奖惩。

    他整整读了两个多小时，尽管嗓子都嘶哑了，但他的情绪更加昂奋。连林主任（就是跟他提着暖瓶的小年轻人）给他倒的水他都没顾上喝。

    我真不知道他那满面是玉米和高粱填充起来的脑袋，竟能想出这么个绝招。这无异于给每个教职工屁股上都安了个炸药包，如此严格抓下去，教学质量岂有提不高之理？

    我望着伯伯，看着密密麻麻一本子笔记，献身党的教育事业的激情油然而生。我要凭我的知识和才能，好好干出一番惊人的业绩来。为党的事业，为我，更要为我敬爱的伯伯争光争气，我不满地看了一眼那些散布消极情绪的教师。

    “那俩后生，”不知什么时候伯伯把目光对着我和小丁给大家介绍，“是才分到咱们学校来的。很听话，成分好，学得也扎实。这就给咱们园山中学增加了新生力量了。这方案，大家要记住，一会儿人手一册发给大家，天天看看，要一条一条都得满分。学年末咱可是要兑现的。只要大家伙真正按方案去做，咱们学校就能搞成回事了。希望大家同心协力，携手共进，摽起膀子，大干快上。”

    他坚强有力的声音在会议室里回荡着，震得窗户上的玻璃嗡嗡作响。那口语土语杂夹书面语的声音，至今恍如昨日，震憾着我的心扉。

    从此，分数成了我们学校的最高统治者。正分鼓舞着人们，负分威胁着人们。整个园山中学象一座上紧了发条的钟，正按其内部齿轮的大小，慢悠悠地转了一圈，却极响亮地说了一声“分”。林主任次之：“分——分”。教研组长再次：“分——分——分”。我们教师则被人们戏称为中号齿轮。转得最快的当然属于学生了。他们都用一个节奏转着：“分分分分分……”转得热汗涔涔，转得乌青白脸，转得上气不接下气。终于，有人转不动了。特别是那些天天拉班级分和学科分的学生成了受气包。改革方案看似天衣无缝，包罗万象，实则是用打分代替了必要的行政管理和政治思想工作。于是，学生退学种地者有之，上山放羊者有之，进城当小工者有之，扒窃撬门者也有之……我这时候的信念也开始动摇了。

    但伯伯对此并没有任何沮丧的情绪，他仍旧佝偻着腰在校园里到处转悠，认真检查改革方案的执行情况。

    渐渐地，我才知道了他的厉害。他用当年打土匪斗地主的手段管理着这所学校。把园山中学整治得象中世纪留下的一座古堡。他的每一个部下都是规规矩矩服服帖帖的。他挑选教师的标准只有四个字：贫农、听话。至于学识文凭是不屑一顾的。哪个要敢跟他唱对台戏，他就以保证红旗中学的素质为名，通过教育局将其发配到三两户人家的小山庄当草头王去。谁敢不听？他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威信，就是他一贯积极，一贯进步，事事都走在全县的前头，而且对工作是忠贞不二，六亲不认。连教育局长都对他敬畏三分。难怪刚分配时，我想悄悄通过他的关系将我分配到城里。他竟当着教育局长的面训我：“这伢，才参加工作就想挑肥拣瘦。这山望着那山高。你这种思想还能搞好教育事业？服从组织分配，党叫干啥就干啥么。我看，你就到园山中学来吧，我要好好教条教条你。”

    不知怎么，我竟有些怕他。虽然对此心怀怨恨，也只好以苦笑作罢。

    他的确对每一场小小的运动极其敏感，常常要发展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五讲四美”运动开始后，他大会布置，小会安排，忙了个不亦乐乎。

    一天，我正在备课，小丁气喘嘘嘘地跑进来把我的头发拽了一把，拽得很疼。我恼怒地转过身责问他：“干什么？你？”

    “我看你的头发有几公分长。”他笑着说。

    “开什么玩笑。明天的课还没备呢。”

    “不开玩笑，何校长叫你呢。”他一本正经地说，“要检查男公民的头发和女公民的高跟鞋。”

    等我俩赶到会议室，男教师的头发已经检查过了，开始检查女教师的高跟鞋。

    她们嘻嘻哈哈扭腰摆肩地嘻笑着，全不把他的话当一回事。气得他嘴角溢着白沫子正训斥着：“限你们三天必须把头发抹平。乍得象乱麻，叫学生也跟着你们烫头去？还有高跟鞋。不让学生穿，你们穿上象话么？嗯？别忘了什么叫为人师表，晓得吧？”

    我呆立在门口，对伯父顿生怨幽；烫发高跟鞋与提高教学质量有什么关系？你不也管得太宽了么？

    其实大凡烫发的都有其特殊原因。或因天生丽质，要在面部增加点修饰成分；或正处于热恋高峰，想在异性面前增加点爱的色彩；亦或是刚从省城进修回来，带回点都市气息；或是岁月无情，脸黄貌衰，嫉羡做姑娘的魅力，想以此追回一点逝去的青春？总之动机不同烫的效果也就不大一样：有的大大方方，蓬蓬松松，象一株黑色的沙蓬；有的结构紧凑，真诚团结，象一只绵羊尾巴；有的则自惭形秽，紧贴在头皮上，象刚生下的羊羔皮了。

    她们一个个轮流提起脚后跟，接受伯伯的检查，那样子，真好比是老钉掌匠检查看他钉的马蹄是否合适。

    “你这个太高，回去拿斧头削一半，扭了脚腕子明天还上课不？”

    他细眯着眼端详着那一双做工考究的高跟鞋生气地责备着。两旁坐着的男教师则偷偷地笑着。

    我则是哭笑不得。感到他们这是对伯父人格的侮辱，可我对此又有什么办法呢？刚检查完我就怒冲冲来到他办公室。他刚端起一杯茶，惊得差点儿把茶杯掉在地上。

    “咋的了？出啥事了？”

    我从他大睁的眼睛里看出了我的脸色大概很难看。

    “咋的，咋的，我看你管得太宽了吧？”

    “你这娃，立起说话腰不痛。我要是管得窄，教学质量咋上去？你负责还是我负责？这可不是那二年了，还敢糊弄人？”他气呼呼地吹着手里的茶，呷了一口。

    “负责也要看情况，你管人家穿不穿高跟鞋，你那样检查，看不见人们都嘲笑你哩。”

    “啥？”他瞪着我，显然是被我的这句话激怒了，“嘲笑我？都是你们这些念书人神经过敏。我看读书也把你读坏了，在这块地方敢嘲笑我的人还没生下呢。”他咚地将茶杯墩在桌子上，头往右一偏，不理我了。

    我吃了一惊，怪不得人们都那样怕他，不满意也只能在背后嘀嘀咕咕，从没人敢在他面前说个不字。他可真象当年打土匪斗地主一样厉害。

    但我不能不规劝他：“可您也得注意方法呀。关键是要调动教师自觉工作的积极性，改进教学方法，至于生活态度，作息时间……”

    “我知道。”他愠怒地打断了我的话，“积极性，积极性要靠你去推他赶他，你不用制度管束他，他就赖着不动。还敢跟你倒退哩。人是贱家伙，挨砖不挨瓦，晓得吧？什么方法不方法，功夫下得深，铁杵磨成针，你这文化人晓得是说啥吧？你拧得紧点儿，他就干得欢点儿。这是我积十年红旗经验得出的结论。你晓得什么？我管理学校时你还在你家门口耍泥蛋蛋哩。看你的胎毛褪了没有？屁股上还夹着蛋壳壳哩。你好好考虑一下你挑肥拣瘦的问题吧，少来胡搅蛮缠。我当大人的啥晓不得？”他说着猛地喝了一口茶，烫得他直啧嘴。

    我真是哭笑不得了。他对我是这样，据说对别的年轻教师也是这样。他大概象在农村时一样，把年轻教工和自己的儿女相比，说话做事总要分出个长辈晚辈来。殊不知一参加工作，无论年龄悬殊多大，都是同事关系，如果这样对待别人，岂不是叫人受不了？

    我开始怀疑方案的正确性，莫非真的是一条枷锁么？据说这方案是公社书记帮他订的。而且，书记说，落实知识分子的政策，主要是要加强对他们的管理。这岂不是在曲解党的政策么？有必要对他讲一讲的。我便不顾他的愠怒笑着说：“您认真抓工作是对的。可公社书记曲解了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您不能光听他的话，其实，落实知识……”

    “什——么？”他粗暴地打断了我的话，不说咋的，却说什么，并且这两个字之间略有停顿，就象电影里那些有权威的人发怒时一样悻悻地说，“你不敢瞎说。要是五七年，你非被打成右派不可。党委书记的话不对，谁的话对？搞党的教育事业不听党委的听谁的？听我的听你的还是听你妈的？”

    “我我，”我气得说不出话来。猛地一甩门愤然离去：老顽固，花岗岩，榆木疙瘩牛角尖。你撞南墙抹泥灰去吧。我要再劝你就不是你的侄子。

    从那以后，我就处于痛苦和矛盾之中。我觉得如果他就这样坚持下去，会挫伤所有的人积极性的，于工作没有半点好处。但他又那样固执，我根本无力规劝他。我真不知该怎么办。只好用怨怼的目光望着他整天忙忙碌碌的身影，无计可施。

    我不但无力规劝他，连我自己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了。不久，他很快就责难到我头上了。

    一天上午，我正讲《地质之光》一课，忽见窗外有人探头探脑的，手里还拿着一个硬皮本子，正往上边记着什么。

    是伯伯，他在偷听课。

    我忽然生出一股怨气：对别人尚可，对你的侄子有什么不可以公开的呢？还要搞这种间谍一般的行动。我望着他那一头斑白的头发和佝偻着的腰，忽然想起那吃粗草，卧破窑，勤勤勤恳恳，慢慢腾腾的老黄牛。我不知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心理，讲《地质之光》又联系了韩愈的，《马说》，最后用激昂的声调说：“同学们，我们所处的时代是千里马的时代，是电子计算机加太空飞行的时代，老黄牛统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老黄牛拉木轮车，精神可嘉，效果不好。我们不做王国福式的老黄牛，要做李四光式的千里马。而知识就是千里马的飞腿玉蹄。让你们这些八十年代的千里马们，在实现四化的征途上飞奔吧。”

    学生们竟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我感到这是我讲的最成功的一课。

    可是，刚下课，伯伯就把我叫到办公室里，闩住门，惊恐地问我：“你怎么上课敢讲反动话？”

    我吓了一跳，诧异地说：“没有呀。”

    “你还嘴硬。”他往我跟前凑了凑，压低声说，“幸亏只有我和一群无知的学生听到了，要不你可就捅了大漏子了。什么不做老黄牛。毛主席和周总理可都是老黄牛呀。谁是千里马？韩愈是啥人？你连这都晓不得？封建社会的大地主，还能跟咱现在人相比？”

    他挥舞着双臂把我好一顿教训。末了，他要我赶紧向学生纠正错误，挽回影响，还要我让学生作一篇《老黄牛赞》的作文，并表示绝不向任何人声张。

    我望着他一脸惊恐的神色，无法跟他争辩，只好照办了。顿时，全班哗然，我在学生中的威信大减。那个公社书记的胖墩儿竟在课堂上返后去跟后边的同学玩起了老虎吃绵羊的游戏。

    为了节约经费，更重要的是便于加强管理——他一个顾不过来，集中起来便于记分，就把全体教师都集中在几个大办公室里，实行集体办公。

    我是多么不愿意离开我那个小而破旧却充满情趣的陋屋呐。墙壁正中是一幅画有劲松新竹的风景画，左边是郑板桥的《竹枝词》，右边是于谦的《石灰吟》。办公桌上方的墙壁上贴着刘禹锡的《陋室铭》：“孔子曰；何陋之有？”……坚韧、清白、孤独，是我向往的精神追求和生活方式。但此时便一去不复返了。我拖延着时间，企图赖着不走。

    伯伯突然进来看也不看我，搬起我的办公桌就要走。我一惊，赶紧拿出几本书（要不他又要拿蛋壳壳来压我了），翻到有关教师的一节给他读：教师工作是个体劳动集体成就。不能撇开个体劳动这个特点而搞一窝蜂……

    “你少来本本主义。”他拨开我按着桌角的手说，“毛主席都写过反对《本本主义》，你晓得不晓得？你那些都是文人没事干，吃饱了乱嚼舌头。理论重要还是实践重要？我十年的经验够写它十来本书的。少罗索，赶紧搬走。”

    我只好狠狠瞪了他一眼，算作报复，无可奈何地搬起椅子跟他走，占了大办公室的一小角。

    小丁帮我拿东西。这小子爱说笑，嘴巴上象安了一架永动机。集体办公给他这个特长以充分发挥的机会。加之园山中学是他的母校，自然又给了他无限多的谈资。所以，他很是高兴，双眼眯成两道缝。

    看不出有人有沮丧情绪，仿佛对一切安排都心安理得。林主任殷勤地给大家倒水、抹桌子。领导这样作风民主，使我感到很高兴。但看着那张充满稚气的脸，大概至少比我小三岁。我猜想可能是哪个大学毕业分配的。一想到大学生，我由于年龄和地位所构成的不平之气顿时全消。我至今还不知道大学的门朝哪儿开着呐。

    作为新教师，理应谦虚一点，请领导听课，提提意见。我于是干咳了两声，林主任回过头冲我笑笑。我赶紧说：“林主任，什么时候有时间听听我的课，多提些意见。我刚参加工作，还请领导多加帮助……”

    我的话还没说完，形象各异的教书匠们竟看着我大笑起来，我莫名其妙。

    林主任却涨红发脸，急惶惶地说：“他们拿我开心，你刚来，也、也开我的玩笑。”那样子简直要哭了。

    “啥子主任。抹桌子主任——打钟孩儿。”门口的一个人说。

    原来如此。我有种被捉弄的恼怒，又有一种捉弄人后的内疚。于是，我赶紧向这小主任道歉：“对不起，我实在不知道。”

    难怪伯伯的各项指令能畅通无阻。他简直是个山头王。一所中学竟连个教导员也没有，更别说教导主任了。打钟孩儿办些教导员的事务。据说以前教育局也给他配过教导主任，但由于不听话而被调走了。他一个人要忙几个人的事情，但他从不感到累。

    安顿好以后，开始备课。作为新教师应注意一点。可话匣子们却都将对方当作听众，开始播音了。家长里短，儿女亲家，烟酒涨价，料子减价；汽车轧人，电影《苔丝》；小宝爱看《铁臂阿童木》，老爷子爱听《秦香莲》；天上掉下一块陨石，地下冒出一股泉水……叽叽喳喳，吵，烦。好容易备好课，刚想缓缓神，伯伯推门进来了。各式各样的声音嘎然而止。大家都装模作样地拿起课本，有的在纸上乱画着什么。只有少数几个实实在在备课的人还大胆地抬着头看着他。

    他扫视着办公室，并不住地点着头，大概是清点人数，笑了，可能是没缺勤的人。

    他见大家都认真工作，便关切地说：“大家伙不要只顾讨论，要特别注意基础问题，晓得吧？好比盖房子要打地基，基础扎不好就不行。”他走到小丁跟前拍着他的肩膀说，“小伙子，班主任干得怎样？基础问题扎实么？”

    “不含糊，再加一个班也带它个八九不离十。咱抓的就是基础问题。刚参加工作不抓基础问题抓什么？”

    这小子说话油腔滑调，大大咧咧，根本不象对他的教师说话。他把一个字没写的备课本翻了翻说：“就是这集体办公相互干扰太厉害。您瞧，我的长腿也快给挤短了。”

    “啥相互干扰？”他瞪起了眼睛，“这样可以相互研究么，你不研究，胡扯什么。挤？艰苦朴素的好传统还能丢？我们那会儿打游击，吃草根，啃树皮，在树底下过夜，还唱歌哩。不是有句话，苦不苦，想想长征二万五，累不累看看革命老前辈么。想一想，看一看，啥子挤不挤？”

    小丁冲我扮了个鬼脸，反击似地说：“倒也是，凑在一起好打扑克，正好八个人两盘您瞧。”说着从抽屉里抽出个袖珍英汉字典晃了晃。

    “什么？”他真生气了，“上班时间还想打扑克？你这是赌博。二流子作风，没收，没收。”他一把抓过来，转身问其他人，“你们谁还有？”

    他见没人吭声。随手翻翻，差点甩到小丁的脸上去，“你小子。想糊弄我？这是外国字典，你以为我不晓得？”

    说罢，一言不发地把每个人桌上的教案全部拿走，要检查。

    突然袭击，除了我暗自高兴外，其他人都傻了眼，这下聊天可聊到家了。打负分是没得含糊了。

    没有比你周围的人都是失败者，而唯独你是胜利者的时候，更高兴的了。我微笑着拿出一本《我和拿破仑》翻着，并用足尖敲打着要板，哼起了歌曲。

    “猫喝烧酒——够呛。”小丁伸长脖子朝窗外望了望说，“我说诸位，别嘴巴上拴叫驴了。乌鸦黑老鸹，大家还不都一样？法不责众。怕什么？我看大家还是听听这位贫协主任的故事吧。”

    有人的脸色变得温和了，有的人开始往他跟前凑，大概都怀着一种报复的心里要丑化他。这小丁也真是。横竖是你的老师，你岂能这样对待他？更别说他还是大家的校长。我将头扭向窗台的一边，装作认真读书的样子，耳朵却扁向小丁一边。

    “……你们小瞧他没文化不是？他可是有名的三国通哩。到方圆五十里打听去。梆梆响。有天早晨，给春播的人送饭，半道上碰见两个打羊圈回来的年轻人争论曹操兵马的多少，一个说是八十万，一个说是八十二万。他一听，气咻咻地把饭担子往地上一撂，嚷道，‘年轻人，过来过来，晓得就是晓得，不晓得就是不晓得。不要瞎说。’于是，他就蹲在路边讲三国故事，直到半晌午。他担的饭也叫两个年轻人吃了不少。等到饿扁了肚皮的耕耘者们踹了他几脚后，他才记起早饭还在路边放着。可他眼皮一翻说，‘饿死你们才七个人，曹老公的兵马丢了两万，那还了得。”

    哄地一声，大家都笑了。我也想笑，但笑不出来。鼻子有些发酸。

    “别笑，别笑。”我瞥见小丁朝我看了一眼，但我装作没看见他。他喝了一口水，眼睛里闪着被恭维后的快感。“他在园山中学给我们上《农业基础知识》课。还是我的班主任哩。根据政治思想状况和家庭成分，我们班被分成重点班。他来后，又重新分了一次，除政治思想和家庭成分外，把爱打扮的，脸皮白的，戴手表的，全清洗出去。说是不能让潘金莲的趾甲和西门庆的指甲污染我们班的空气，这样，我们班就只剩下武大郎，黑旋风和母夜叉了。”

    哈哈哈哈……

    人们又一阵开心的大笑打断了他的演讲，我却愤怒极了，真想在他那一歪一歪的嘴巴上扇两巴掌。

    “教育学大寨时，他首创了学生评分制度，受到区教育局的嘉奖。他带领我们到普通班传授锄地法。据说他在农忙时能使两把锄的。左右开弓，龙飞凤舞，被同学们叹为观止。在空教室里，他先作示范，然后，按组排三行，一人一把锄头，从前锄到后，再由后锄到前。被他驱逐出来的几个西门庆和潘金莲果然厮混在一起了。有一对恰巧排在一起，男在前，女在后，旁边人堆里就有人唱起了《朝阳沟》；‘你前腿哪个登，你后腿哪个跟，把脚步放稳劲使匀，吱哟吱哟锄把松……’把那两个羞得扔掉锄把跑了。何老师的脸色却气成了猪肝，这可是真的，我一点也都没瞎编。”

    我越听越听不下去了。手里抓着茶杯，欲喝未喝，手，在微微发颤……

    “你们瞧见了没？他的那付眼镜刚戴时是平光眼镜，那是表示为了跟知识分子打成一片；他头上有圈深深的印痕，那是长期箍白羊肚毛巾留下的……”

    “咚。”

    我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把茶杯往办公桌上一墩站了起来。小丁也吃惊地回过头，但毫不示弱地盯着我说；“啊，何青，何校长的侄子，别激动啊。”

    人们大概才听出我与何校长的关系，刷地一下齐刷刷都将目光堆在我身上。

    我盯着小丁那张似笑非笑的脸足有两分钟，恶狠狠地说了声；“卑鄙。”转身朝外走去。

    我毫不怀疑这话的真实性，那是不正常的社会迫使一个正常人所做出的几件当时很为人欣赏，现在却难免被人非议的事而已。但小丁在这个时候这样说，并且有那么多人随声附和，无非是对他突击检查教案的报复而已，看来，他们已经和伯伯到对立的位置上了。而我，作为他们中间的一员，又是校长的侄子，将怎样扮演好这一角色呢？

    晚上，召开全体教工会，无非是公布教案检查情况。我怀着某种报复性的期待。希望伯伯的表扬，能横扫落在我身上的那种充满猜忌的目光。

    看起来，他对教案的检查情况还颇为满意。不过，真实情况，他并不真正了解。因为，检查者都是教研组长。好与坏都是听组长汇报，可能组长汇报的还是不错的吧。

    他高兴地说；“看起来，同志们对党的教育事来的认识还是深刻的。基础问题抓得不赖。回想那二年，那可真是糊弄人哩。谁来抓个基础问题？不是叫你割麦子，就是叫你间谷子。这会儿可好了，真正能抓个基础问题了。咱贫下中农不来抓个基础问题谁来抓？人哄地皮，地皮返过来就要哄你的肚皮哩。到头来你能填饱肚子？不是糊弄人哩？现在可不是糊弄人的时候了。（有人窃笑）可是，”不知什么时候，他的眼睛变得虎视眈眈，两片眼镜片发出青蓝色的光直射向我。他情绪激动地拍打着桌子，简直要怒吼了，“新来的教师何青，备课极不认真，我真不知道他的脑袋是怎么长的，操得哪门子心思。教学目的竟然写成西红柿。”

    哗——

    全场一片哗然。

    怎么回事？我感到莫名其妙。我望了望他暴怒的目光，慌忙低下了头拍了一下脑袋——好在神经官能症还没把我的记忆力搞得太坏；记得她们曾经激烈地讨论市场上的西红柿的品种繁多，价廉物美。并且让我路过时代买几斤，当时，我好象正写教学目的……

    严重教学事故，倒扣五十分。

    我很惊异于夹在轴承中的滚珠，它们虽然遭受着两块坚硬钢圈的夹持，但由于自己圆滑而硬朗，所以，不仅自身可以灵活地转动，而且，可以负载着车体前进。我却在这种生活夹持中深感无能为力。

    伯伯并不因为我是他的侄子而对我有所宽容和保护，相反，凡事却都要拿我开刀，对我严格得近乎刻薄，可我的话，他连一句都听不进去。别人则把我当成校长的亲信，以为给点儿颜色看也不过是在众人面前做做样子，甚至以为是麻痹大家警惕性的一种手段，将我摆在校长的位置上，怨而远之。我试图创造一个被人了解的机会，证明我是个清白的人，我根本不象众人猜测的那样糟糕，但我的努力是徒劳的。我越努力，人们越认为我在做戏。而伯伯则对我怒目而视，大概以为我没为他争光，甚至丢了他的人。我真正尝到了“茕茕孑立，形影相吊”的滋味了。

    伯父照例来看望大家，检查人数，强调基础问题，看看教室，布置工作——集体办公也确实给他的工作带来了许多方便。有时，他还拿出一盒高级香烟散给大家，而他则噙根旱烟袋。

    我觉得他这样做有讨好的意味，太没出息，但看看大家接烟时诚惶诚恐的样子，也真正体味到他在人们面前的份量。

    期中小考加班阅卷，由于经费不足，加班费也没有。大家都小声怨着，几个人还不停地拿眼睛瞟着我，那眼神里包含着关于是不是汇报的发问，使我倍受难堪，世界上没有比被人误解、曲解，被人无端地猜疑和侮辱更痛的事了。但我对这些只能充耳不闻，视而不见。

    伯伯来了，他总是在大家最不满意的时候出现的。

    他右手提着一只桶，桶里冒着热气。左手拿着一把大勺子，和大家热情打着招呼。林主任跟在他后边端着一摞子碗，腋下夹着两把筷子。

    “来来，别干了，大伙先趁热喝点儿。”他满满地舀起一碗碗漂着一层葱花的羊汤端到人们案头，又回头招呼我，“青，别坐着，快来帮忙端。”

    我对他这种没有出息地讨好别人大为不满。一方面用严格，简直可以说是刻薄的制度卡人，一方面又用小恩小惠收买讨好人。这样就能提高教学质量么？我实在不愿做这种没有出息的事情。但校长加伯父的双重身分，还是迫使我动了窝。

    “您这样经常掏腰包，叫人不敢再吃了。”有人拿着空碗客气地说。

    在阴历十月这颇有些寒冷的夜里，不花钱喝上两碗羊汤，如果不是自私得连指甲长了都舍不得剪的人，是应该有这种感激的。

    “您就甭管谁掏腰包了，这叫不吃白不吃，吃饱了好好干活儿。”那样子正象招呼一群参加秋收夜战的社员吃烙饼。

    一碗碗端过来，轮到我却只有小半碗“福底子”了，而且，里边还有煤渣、沙子等诸如此类使人倒胃口的东西。至于伯伯和林主任则只有看的分了。

    伯伯装了一锅旱烟，边抽边嘻咪咪地看着狼吞虎咽的人们，大概有一种如同口受的幸福感。

    “呃，呃呃，”小丁打着饱嗝儿，伸着懒腰怪声怪气地说，“这羊汤就是好吃。不过，要有点干的，号起卷来不就更有劲儿了是不是？”

    “唔唔，”伯伯脸上顿时显出愧疚的样子。他磕掉烟，拍着脑门说，“瞧我这脑袋。睢我这脑袋，后生子能干也能吃是不是？”说着，他浑身上下摸了个遍，才缓步走到我跟前说，“钱。”

    我望着他那竟有几分得意的眼睛，按着装有本月工资的口袋，怨恨之气顿生：你搞得众叛亲离，民怨沸腾，连我都成了众矢之的，你还没有出息地讨好别人，这一顿夜餐得多少钱。掏钱买粉笔，把床让给新来的教师，连自个的自行车都成了公用的。你这个官当的有什么油水。

    今天还要连我也赔进去么？然而，他那坚定的目光，使我不敢有更多的犹豫，便掏出钱包带着一股怨气扔在桌子上，啪，引来众人诧异的目光。

    他竟一点也不计较，抓起钱包递给林主任，一句话没说，只伸出两个指头晃了晃。林主任心领神会地点点头，朝镇上走去。一会儿，提着一篮子饼子回来了。每人发两个。有的人吃了半个，有的只啃了一口，有的干脆没动就装进口袋里了。大概是为儿女们准备的点心。

    这是不是已经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我有点儿哭笑不得。

    吃饱喝足了，没人工作，也没人说话，大家都怔怔地望着他，象观察着一个天外来客，气氛显得不太自然。

    他大概也觉得有些难堪，便搭讪着说；“我看，这基础问题很重要，大伙号卷要抓住基础问题号紧点，其他的松快些儿，这就象押土匪，你得讲究个路数。”

    “押土匪？”小丁鼓着个腮帮子说，两个烧饼也吃得只剩下小半个了，“怎么个押法？”

    “哎，这你还晓不得？”伯伯忽然来了精神，一磕烟锅立起身打着手势说，“那时候没有车晓得吧？抓住土匪五花大绑捆起来，一人押一个往城里送。那些土匪一个个肥头大耳，五大三粗，象大狗熊。半道上，他要解手了，你要给他解裤子是不是？你千万别到他前边去解，他一脚踢在你小腹里，你就没命了，你就在他的一侧把手伸前去，用屁股或外胯对着他，踢一脚也没事。还有，可别在墙根和树跟前，要在空地上，二愣子领着土匪在墙角解手，被土匪一头顶在墙上顶死了。”

    多么新鲜有趣。他还不停地作着动作，但除了我和小丁外，其他人都将脸扭向一边，有的已开始往卷子上打“x”、和“v”了。大概这样的故事讲得太多了吧，从人们不太恭维的目光里，他的话无异于祥林嫂在说：“我真傻，真的……”

    他环顾左右，把烟袋掖到裤带上，才提起桶，讪讪地退了出去，目光幽幽的。

    冬天来了，由于天黑由于冷，迟到早退的增多了。伯伯对这种不定期的检查也更紧了。把小林主任拧得哭了好几次鼻子了。

    当然，他还是够照顾大家的，在检查前，特意在会上警告大家要自觉一点。特别是住得远的。他说这后一句话的时候，目光在我脸上停留了很久。因为我住得最远。

    回到家里我做好了物质和精神上的一切准备：检查了自行车的车闸和车铃。在链条上膏了机油；然而，物极必反，饭做得太早了，怕冷放在炉子上热着，当满怀进食的希望提锅时，饭，连同锅底都掉进炉子里：钢精锅底被烧化了。

    发脾气，生闷气，揣了俩馒头，冒着呼啸的北风和扬起的雪霰上路。半路上，不留神与一行人相撞，虽未伤着人，对方却撑起了眼睛：“你这人，眼睛在哪儿长着？”

    “哎哎，鼻梁两边，眉毛底下。”

    等我紧赶慢赶到了到学校门口时，已经望见伯伯立在大门口了。高高的个子，弯弯的腰，寒风吹着他花白的头发，象几根枯草。林主任站在他身边正棒着一个硬皮笔记本往上记着什么。他俩跟前聚集了一群男女学生，在凛冽的寒风中吸着鼻子，缩着脖子，呵着气，跺着脚。

    我刚跳下车子，他就仰着一张冻得乌青的脸，睁大微微肿胀的眼睛，抖动着手指着我训斥说：“学生迟到，你也迟到？象个做老师的样子么？”

    学生们都有用幸灾乐祸的目光望着我：你常教训我们，你也有今天？活该。

    在学生面前挨批评的确不好受。可也没法，只得讪讪地站在一边，迟到了么。

    伯伯咳嗽着走过来，伸出一只干瘦的手捏了捏我的棉袄说：“哎，你咋穿得这么单薄？快，先登记，回去烤烤火。”

    “冻不死的。”我索性把外套脱下来搭在车把上。不料，冻硬了的馒头掉了出来，象两颗手雷在学生脚下骨碌碌地滚动着，几个胆小的竟尖叫着跑开了。

    他看见馒头，立刻显出不安和愧疚的样子，拣起沾着雪沫的馒头端详着说；“还没吃饭？这冷馒头咋吃？”

    学生们趁他不注意，趁机从他身后溜进去，撒腿跑了。

    他一看，慌了手脚，追了几步没追上，便跺着脚弯腰打弓地喊：“站住，你，你们给我站住。”

    可是，顷刻之间，连个学生和影子也不见了，他气得脸色乌青。嘴角溢着白沫子说；“你晓得他们都是多少斑的学生？都叫啥？”

    我摇了摇头。

    “你为啥不帮我挡住？”

    “这不是我的职权范围。”

    “啥？”在寒冷的晨光中，他的两眼射出两束寒冷的光，伯父加校长的双重身分一下全亮出来了。他大声训斥我，“啥是你的职权范围？搞好工作抓好你的基础问题就是你的职权范围。晓得吧？可你来半年不到尽给我闯乱子，惹事生非。叫我咋工作？这人数查不出来，我得扣自己的分呢，晓得吧？你呀，唉。”

    “什么？”我吃了一惊，这大概就是他给自己定的校长岗位责任制吧？据说定下了，但没有公布，想不到，他居然在暗中执行了。这岂不是自己给自己往头上套枷锁？天底下哪有这号没出息的人。近半年来积郁的悲伤、恼怒，夹缝中的苦衷，以及寒冷的北风，冻硬了馒头，扣除了的十分，和这张出力不讨好的老人的脸……一切都化作了喷口而出的岩浆般的话语：“您好，您能干。您聪明，世界上哪有您这么好的官儿。您跟自己过不去，也跟别人过不去，我闯了乱子，到了这儿实指望你照顾点，谁知您对我是横挑鼻子竖挑眼。别人却把我当成你的一丘之貉。冷嘲热讽。我是老鼠钻进风箱里，两头受气。我哪一点不如人？我闯了什么乱子了？你这哪是改革，你这是借改革之名摧残人才，扼杀人才。你要把你手下的人全变成奴才、蠢才和庸才。我不干了，下一学期我就调走。我要是象您这样干，早回家卖红薯去了。”

    空荡荡的校园门口只有我们三人。北风吹得电线杆嗡嗡作响。风扬起的雪霰直往脖子里灌。天空灰蒙蒙的，象我们三个人的脸。我咆哮般的声音在空中回荡着。

    林主作吓得脸色苍白，直愣愣地望着我。伯伯的脸则由乌青渐渐涨红了，眼睛里闪着愤怒而委屈的光。他哆嗦着嘴唇说：“好，你说得对，你走吧。可是你也不寻思寻思，我不这样干咋干？我不抓基础问题抓什么？我何曾不晓得抓个教学方法，可我满脑子高粱花子，知道方法是个啥？勾勾叉叉洋码字，我晓得是啥意思？调动教师积极性，局里边块二八毛也不给往下拨，冬天连炉子都生不着，我拿什么去调动？我自个儿买粉笔，做夜宵，自行车也成了公用的。我为了啥？卖红薯？我还想卖梨呢。我能不听党的话么？我苦打实熬十年，盖了房，栽了树，办了农场，红旗中学十年没动过，我图个啥？现今，我能看着人家改革上去把我的红旗中学挤跨吗？你说不这么抓咋抓？卖红薯，我咋不想如今种地轻松自在，可这十年生了根的红旗中学能随便丢了么？要是十年来的红旗中学在我手里丢了，我这老脸还往哪儿搁？我还能活么？啊？你不是说要走吗？你立马就给我走，你们都走，你们走了我一个人干，咳咳咳……”

    他的话还没说完，就抖动着双肩剧烈咳嗽起来。我和林主任忙一人扶住他的一只胳膊朝学校走去。

    风，刮得更紧了，天空中飘起了雪花。

    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我那天在校园门口才真正体会到了这句话所包含的哲理。我们在生活中正是缺少这种相互的理解。如果我和我的同事们能设身处地地为那样一个农民，一个老人想一想，他的处境，他的命运，生活所强迫给他的东西，也不至于用幸灾乐祸的态度去对待他。我虽然感觉到了，但基于当时的处境，我既无力去说服他，又不能顺着他。却自觉不自觉地跟着人们去共同欺骗他，终于使他受到一次沉重打击，至今想起都使我心里隐隐作痛。

    第二学期全地区各中学要进行一次统考，并且明文规定，模范中学均由统考排队而定。十年的模范中学面临着巨大的考验。园山中学这座大钟的发条拧得更紧了。每个人的脚底都象抹了油，脚步急匆匆的。

    伯父的脸色更加黝黑而严峻了。他常常默默地在教室、办公室和操场转来转去，有时竟盯着一棵树发半天呆。不知在想什么。他对大家的要求更加严厉，关闭了图书馆不准看“闲书”；锁了围棋室，连偶尔组织看电影的惯例也取消了。

    临近考试的前一天下午，他打发林主任叫我到他办公室去。

    天气很热，路旁的垂柳蔫蔫地搭拉着枝条。树上的知了烦燥地尖叫着，嘴里吸进吐出的全是灼热干燥的空气。仿佛能点着五脏六腑。

    经过第五教室时，见小丁正将几位背榜生叫出来，不让他们参加第二天的考试。

    去掉拉腿生是提高成绩的惯用手段。小丁刚来，居然也谙于此道。

    “我没病呀。”一个胖乎乎的学生睁起茫然的眼睛说。

    “那你这几天怎偏偏不生病？”这小丁也真逗。

    “这，由我么”他伸出一根健壮得能冒出热气胳膊说。

    “上回九门功课总分多少？”

    “五、五十二分。”那男生的头低垂着，声音象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天呐。我心里说，这位大爷平均不到六分。上次那么容易的题竟考得如此之惨，让他上去该拉班级多少分呀。伯伯也知道去拉腿生的事，但他规定除非特殊情况，一律不准假。他是绝不允许弄虚作假的。

    “你设法找医生弄张病假条来。”小丁启发他的弟子，“家长通知书我给你填高点。”

    那小子一听竟高兴得一蹦三跳跑了。小丁则冲我诡秘地一笑。

    我心里沉甸甸的象压了一块石头。我总觉得，教师该是崇高的，不该搞这些污七八糟的东西。可面对现实，不这样干又如何呢？不玩点手腕不但要丢奖金，扣工资，而且，连政治声誉都要受到影响。于是，人们填报批改和辅导次数时共同弄虚作假，出题极易，评卷极宽，共同作弄这个才摘掉文盲帽子的校长。学生的成绩看似上去了，知识却未学到手。可现在统考，出题、阅卷都与我们无关，统考结果就可想而知了。

    他在这个时候唤我干什么呢？我心里嘀咕着：是不是要问我填表的真实情况？或者说是出题目阅卷上他看出了破绽？如果那样，我将怎样答复他呢？我忐忑不安地朝他办公室挪着脚步，怀里象揣了一只兔子。

    办公室的门窗大开着，屋里很简陋：只有一张床，一只小书柜和一张办公桌。书柜里空着一多半，最上层放着一堆文件和马列毛主席著作。办公桌上的纸张、表格堆得满满的。那都是大家共同欺骗他的产物。窗台上放着的一台收录两用机与雪白的墙壁上赫然挂着的长杆烟袋相映成趣。

    他至今还保持着抽旱烟的嗜好。屋里异常闷热。伯伯坐在一张旧藤椅里，穿着一件白短袖背心，右手拿着一只芭蕉扇不停地扇着。左手端着一杯茶慢慢品着，神态很安详。我一颗悬着的心才安稳地放下了。

    他指了床示意我坐下，半晌才漫不经心地问：“上次期末考试均分多少？”

    “八十七分。”我头也没抬说。我怕他那双眼睛。

    “八十七分，八十七……唔，八十七……”他反复低吟着这个事关重大的数字，盯着天花板出神。从他的神情可以看出他是极为自信的。可这个虚伪的数字却深深刺激着我的心。我望着他棱角分明的脸，心里默念着：伯伯，伯伯，你的侄子也欺骗了你，可我也是出于无奈呀。您脱离群众您还是校长，可我要是脱离了群众，我还能在这里呆下去吗？原谅我吧，伯伯。

    “这回统考一定能考七十八分，七十八分。你说是不是？”他猛地将杯子“咚”地放在桌子上，两眼盯着我，大声问。

    我吓了一跳，赶忙说：“是七十八分，是七十八……考个没问题的。”

    我语无伦次地说着，每个字都犹豫着，是否该吐出来。

    “好好”，他大声说着，扇着扇子站起来，“我叫来就是问你这件事的。俺何青文化水平高，最有眼光了是不是？走，到教室看看去。”

    真没想到，他叫我来竟是问我他最熟悉不过的这两位数字。而对于他的表扬非但不会高兴，却鼻子酸酸的，直想哭。

    这几天，他有些神经质。我不明白这是怎么了。

    经过第二教室，却见黑板的左下方竟歪歪扭扭地写着几个字：

    何大秋的脑，挖面瓢，一下挖了三眼窑。

    我的心一下子揪紧了。侧着身子想挡住他的视线，可是他已经发现了。脸色变得青紫，指着那行字嚷道：“这是谁写的？啊？我十年来还人敢说过我个不字哩。这是谁？没家教的。他老子咋教育这龟儿子的。看我抓住他，不揍扁他的屁股。这是谁写的？”

    我赶忙掏出手帕，不顾他的愤怒的阻拦，把那几行字擦了。我也愤怒已极，侮辱伯伯岂不是侮辱他的侄子？我不顾一切地认为，这事一定是我班那个被伯伯批评过的调皮鬼干的，便找了个岔子，把他揍了一顿。

    统考结束后，他到城里去打听结果。教师们也都没有走，都怀着复杂的心情，默默地在教研室里听候消息。沮丧的烟雾在空中飘浮着，一种一塌糊涂的结果早已明显地挂在每一张难看的脸上了。有人开始趴在桌子上打盹。

    “回来了。”小丁喊了一声把人们都惊醒了。大家一拥而出，见伯伯推着自行车一颠一颠地走进了大门。

    “何校长，回来了？”

    “何校长考得怎样了？”

    “伯伯……”

    大家都关切地向他跟前聚拢来。

    他脸色黯然，谁也不看一眼，谁也没搭理，挤开迎接他的人径直朝后边的办公室走去，花白的头发一颤一颤地。

    所有的人都好象被他施了定身法，都直挺挺地站在地上，良久，才又回到办公室，默默地坐在各自的办公桌前，直愣愣地互相对望着。

    “哼，真不近人情。”小丁把一本课本甩在桌子上，忿忿地说，但没有人接他的话，他只好尴尬地抠着指甲。

    我担心地望着校长办公室紧闭着的门，不知该怎样安慰他。更不知排名排到第几名。惶惶地坐着，手足无措。

    半晌，后面突然传来嘶哑的喊叫声，那声音象一柄柄利剑直刺我的心。

    “天呐，这是咋回事，这是怎么啦？我没好好干么？可我，我的血都快耗干了，可为啥落了这么个结果呀。啊？你说，你给我说呀。”

    他是在问我么？让我说么？如果我当初告诉了他一切，他的打击能有这么重么？可那又是怎样呢？还不是考得一塌糊涂么？如果他承受不了这种打击，那么我，是逃脱不了道德的遣责的。因为我毕竟和他们是不一样的。我是他的侄子呀。我是应该当时就告诉他真相的，那样也可以暂时有个预防。可现在，我还有何面目去见家人和乡亲？

    我用满怀敌意的目光望着我的这些同行们。

    “哈哈，”小丁突然发出一声怪笑，“这下何贫协可吃不消了，乱喊乱叫什么？还是乖乖回家种地，讲他的三国演义去吧。”

    我怒不可遏地勃然而起，揪住他的衣领把他摔到一边，一拉门朝校长室走去。

    我急急忙忙地拉开他的门，却被他屋里情景吓呆了：地板上躺着两只摔碎了的酒瓶子，酒液淌了一地。屋里飘荡着一股呛人的酒味。桌子上茶杯里的水漾了一桌子，洇湿了摊开着的文件。我瞄了一眼文件顿时明白了，全县倒数第一。

    我的心咚咚地跳了起来，见伯伯靠在藤椅上，两眼呆呆地盯着我，脸色铁青，五官也由于愤懑、愁苦而扭歪了。我弯腰想收拾一下屋子。

    “甭动。”他一拍椅背站起来，换成一种我从没见过的复杂的目光看着我，挥着两只手吼道，“你说，你说，这是为什么。你说，你给我说。”他的手几乎要揪住我的衣领了。

    歇斯底里。我吓慌了，面对着他，我的伯伯，勤勤恳恳的校长，我不能不对他说实话了，否则，他要急病的。我嚅嗫着嘴唇结结巴巴地说了，胡乱登记，出题极宽极易，去掉拉腿生……我有罪，我坦白，我忏悔，面对着这无私的老人……

    他静静地听着，脸色由铁青逐渐变成紫红。他大吼一声，挥起拳头似乎要向我打来，我挺着身子一动没动，我愿意接受他的一切惩罚。他的拳头却擦过我的肩膀，砸在桌子上的玻璃板上了，厚厚的玻璃板一下开了花。

    “伯伯——”我唰地一下涌出了泪花。望着他颤声说，“您那个责任制本身就没有个明确的结果，即使完全做了，学生的基础和教师的水平就只能这样……”

    我见他浑身一颤，盯着我望半天，才长叹一口气，无力地瘫坐在藤椅上，

    ——他终天该明白了吧？

    “何校长。”

    不知什么时候大家都涌了进来，有的女教师眼里还挂着泪花。

    “你们。”伯伯站起来声音沉沉地说，“你们都骗了我，不怨你们的，我没有水平呀。大家都回去吧。”

    “何校长，”所有的人都低下了头，包括小丁。

    突然，“哇”地一声，我班的那个小胖墩挤进门来，“咚”地跪在伯伯面前放声大哭，边哭边打着自己的头说：“爷爷，爷爷，黑板上的字是我写的，您、您打我吧。打吧，打吧……”他后边跟着脸色铁青的公社书记。

    “孩子，”伯伯大叫一声，抱起那个属于他孙辈的孩子，把他的头揽在自己胸前，老泪纵横……

    伯伯！

    我下意识地唤了一声，眼睛里涌出了泪花。

    “爸爸，那位叔叔哭了。”一个小女孩推了推我对面坐的那个胖子，奶声奶气地说。

    我慌忙抹了一把眼睛，将头扭向窗外。

    “同志，你好象有什么心事。”

    我望着他热情的微笑的脸，默默地掏出电报给了他。他看了看，长出一口气，梦呓般说；“唉，人生本来就是一场空白和虚无。生老病死，这是谁也无法抗拒的。你还是节哀吧。”

    “谢谢你的安慰。”我说。

    可您哪里知道我的苦衷呢？

    在整整躺了三天之后，伯伯向局里交了一份极简单的辞职报告，未等到审批就打起铺盖卷回到他阔别了十年多的何家庄。

    我在他走后不久，便改行离开教育界，来到省城找了一份工作。

    下了火车，已是下午，黄黄的太阳无力地向西山坠去。远山近岭都笼罩在淡淡的黄晕里。秋风萧瑟，衰草连天。黄黄的落叶在路面上滚动着，象凄凉家族的名片。对面山坡上有两群山羊，象两团乌云，在缓缓地移动着。

    我无暇顾及这使人惆怅的秋色，急步朝何家庄走去。

    走到伯伯家，伯伯已到弥留之际。

    他的脸色黄中带青，眼睛黑了两圈。浑浊的眼睛里有一丝泪光，嘴角向两边撇着。他的周围站满了整个家族的人。

    我看着他凄苦的脸色，心里忽然涌出了许多话想对伯伯说，但我什么也说不出来。一种难言的苦闷心酸和痛苦一齐涌上我心头。我两眼一热，哭出了声。跪在他病榻前，抓住他的一只干瘦如柴的手。

    他的双眼射出两束奇异的光，直直地盯着我，嘴唇翕动着，喉结费力地上下滚动了一阵，嘴里呼呼地喘着气。我知道他有话要对我说，就拉了拉他的手颤声问：“伯伯，您要说什么？啊？您快说。”

    我急得快要发疯了。

    他粗大的喉结仍在动着，瘪瘪的嘴唇翕动得更快了，被我抓住的那只手也剧烈地抖动着。所有的人都担心地望着他，怕他说不上来就离去。

    良久，他的眼睛突然睁大了，头也微微向上仰起，另一只手紧紧拽住我的胳膊，嘴里极微弱地却是极响亮地吐出了以下几个字：

    “孩子，我、我，俺俺，下下一辈子，也、也绝不当校长了。”

    我脑袋里嗡地一下，仿佛要爆炸了。我根本没有料到他耗尽生命的最后一丝力量给我说的竟是这样一句话，但他确确实实说的是这句话，我只好望着他含泪点点头。

    他望着我，似乎觉得我听清楚了，眼睛里忽然闪现出轻松的光来，脸色也舒展了，竟露出一丝惨然的微笑。慢慢地合上了眼。

    “伯伯——”

    我大叫一声，扑在他身上，憋了好久的眼泪唰地涌了出来。

    一辈子勤勤恳恳，含辛茹苦，象一头老黄牛一般的伯伯就这样无声无息地走了，走向冥冥世界。没有花圈，没有讣告，更没有功德的颂扬，只带着一身泥土，满腹忧虑，告别了他一生勤劳塑造过的世界。

    他没有享受过人们通常说的那种幸福，但他总感觉到自己生活在幸福之中。他热爱生活，热爱工作，热爱集体，相信报纸上的每一句话乃至标点符号。但这种相信和热爱而带来的勃发的干劲却使他陷入到不可名状的烦恼和痛苦中。满腹迷茫疑惑和愤懑却不知对谁去说，向谁发泄。

    由于异常的政治气候在他的脚下冻结了一座高大的冰山。他挺立在冰山上呐喊，叱咤风云，所向无敌。可是，等气候一正常，这座冰山便融化了，他也就随着倏忽落在地面上，沾了一身水，糊了一身泥，栽了个大跟头，撞得他晕头转向，四顾茫然。

    外界的冰山虽然融化了，但凝结在他心头的冰山却越来越硬越来越重，直到将他压垮，毁灭……

    啊，伯伯，伯伯，您在九泉之下能安宁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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