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洲

    范晓波

    一个人在近十年时间里都用脚板和一片野洲保持着亲密联系，这野洲在他心里会成为怎样的存在呢？

    许多年前的春天——具体年份记不清了，我在饶河这边的圩堤上望着对岸出神，怎么彼岸花树那么繁密，像披红挂彩要去参加全国圩堤选美比赛似的，这边却只有单调的矮草呢？

    诧异一闪而过，就随着河水漂走了——我正走在去约会的路上，脑子里惦念的是远处的城市。

    那时我二十出头，在县城工作三年就去了别处。三年里也去过一次对岸，和女朋友一道。往西走得不远就被河沟拦住了。我们歪头关注着彼此的心情和态度，脚下有路或没路就显得一点不重要。回来后也写过一篇有关竹秸林的短文，但其实，写的仍是爱情。那时，再好的地方也不过是爱情的附庸和背景。竹秸林是什么样？文章里并未多记述，后来回想，只记得是一片疯长着野树的荒洲。

    再次对河对岸发生兴趣是三十来岁的事，那时我已结婚生女，也利用出差之便在全国各地跑了一大圈，对人的世界的好奇减退，对野地兴趣渐浓。

    每年春节回县城小住，应酬的频度和鞭炮的密度让人身心焦躁，就想去户外躲清静。每天都有微型而重要的家庭外事活动，远山远水去不了，最合适的距离是饶河对岸。

    懒汉渡

    我居住的中学的坡下是年头久远的渔村馆驿前，村民傍河而居，村西草洲辽阔。古代设有由水路进城的重要驿站。至今仍有许多人家靠养鱼、贩鱼和生产鱼钩、鱼卡为生，几乎家家都建了楼房，也家家都保留着渔船。

    与馆驿前隔河相望的对岸原本有个叫角山的行政村，1998年被洪水洗劫后，政府出于安全的考虑，把村民迁到了这边的镇上居住，安置了新住房，发放了生活补助。年轻人自然高兴，就势甩掉了农民身份。老年人却过不惯没有田地、每天还得去菜市场买菜的生活，觉得花这笔冤枉钱像从身上割肉。身体健旺的，每天步行三四里路到馆驿前坐船去对河的旧菜园种菜，朝去暮归，与从前的日子藕断丝连。

    可能是为了满足这个群体的需求，馆驿前有个叫耗子（发音如此，字怎么写不知道）的中年人就每天划着桨在河上摆渡。

    耗子懒模懒样，转个身要半分钟，说话也不肯完全张开嘴，一根烟斜叼在嘴角，口水把烟身浸湿了半截才吸一口，眼睛也像中午的猫一样半眯着。听他划桨像听催眠曲，上一声和下一声的间隔长得足以容纳一次瞌睡。

    遇上轮船和快艇横着冲过来，他也不慌，扶着人字形双桨等在河中央，那神情就像人在斑马线上等红灯。快艇经过时，喇叭状的波浪剧烈地扩展到小半个河面，渡船被波浪颠得忽上忽下，不习惯的人会惊出一身冷汗，看看耗子心又定了，他悠闲地荡着桨保持着木船的平衡，一点都不着急。

    他的慵懒是天性所致还是渡客太少纵容出来的呢？他把人送到对岸，要坐在船上等半天才能接到一个回头客，在这边也差不多。他干脆就去离水边不远的人家打一圈麻将，听到渡客“耗子！耗子！”地叫唤，才不紧不慢地顺着水泥斜坡下到水边的船上。过渡的基本都是熟人，也都知道去哪里找耗子。

    他泊船的地方也不是什么正经码头，船身四周汇集着装冻鱼的白色塑料泡沫和从上游飘来的枯枝、菜叶之类，不过水质还是不错的，夏季灰绿，冬季深蓝，四季都有人蹲在岸边洗衣、洗菜。

    可能是因这劳动太低效吧，他收费也极低，来去各一元钱，比街上的黄包车还便宜。我去对岸时问他钱是现在付还是回来时一起付，他含着烟嘟囔：“随便。”

    他收钱随便，爽约也随便，有时说好了几点准时返回，跑到水边却不见渡船，船像只狗被拴在对岸的斜坡边，人却久等不出来。这时离朋友或亲戚约的晚饭时间很近了，手机频频响起，我却被一两百米宽的河水隔在城外。

    第一次被耗子放鸽子，我在南岸等到天黑都不见他踪影。一个人在圩堤上下四处转悠，幸好在一处菜园里发现一个挎着竹篮摘菜的老妇，在她的指点下，朝东沿着河往上游走了两华里左右，终于在一座废瓦房背后找到另一渡口，过河就到县城最繁华的旧码头东门口，总算避免了露宿荒野的结局。

    也是木渡船，划桨的人年过六旬，眼神和手脚却比耗子麻利许多，我把被耗子扔在野地的事告诉他，他表情暧昧地哼一下，轻声一句：“队里给我们补贴了钱咯。”

    问他角山的村子有多久历史，他答得也含糊：“解放前我屋里就在那里。”

    不过我家离馆驿前近，到对岸还是坐耗子的船方便，万一他打麻将忘了把我接回来，就去东门口对面坐老人的船，老人风雨无阻，船在人就在。

    也向耗子要过电话号码，却基本找不到他，好不容易接通一次，里面一个小女孩不耐烦地大声喊叫：“我爸爸去很远的地方喝喜酒了。”

    像隔着门缝轰一个讨债的人。

    野草莓

    角山村的旧屋全建在堤坝边内侧，有的是颓败的黑瓦房，有的是建了一半的红砖楼，居民搬走后，全变成了灌木和藤蔓的乐园。青草拱破客厅中间的水泥地，从裂缝中冒出来长成一人高，野藤不仅覆满外墙，窗户也全被封锁，原先用作卧室的空间，被黄蜂和蚂蚁筑了巢，人行其间，每走一步都惊心动魄。惊心的是这里的安静，而不是鬼屋之类的联想——四周到处是活泼、旺盛的生命气息呢。

    不时有白色的鸟影从窗前掠过，跟踪它们的身影望去，堤坝内侧水塘边的矮树上栖满鹭鸟，像一朵朵肥硕的雪白花朵。稍走近些，就能听见“嘎——嘎嘎——嘎”的对话声，草地和树叶上全是斑白的鸟粪。

    它们不习惯人的脚步，受惊起飞时，空气里喷溅、播散出热烘烘的来自水鸟皮肤的膻味。

    那道堤坝和饶河平行，过渡后往西走三四华里，与河面呈直角拐向南边无尽绵延，中途绿树密集处有几处破屋。前几年我一直不敢拐弯往南走，耗子和渡客说过，破屋那边住着十几条野狗。

    我的活动范围一直止步于那个直角。

    这一段圩堤上除了角山老村，中段还有一个两层楼的电排站，过去可能还当过生产队的办公点，墙上的标语依稀可辨：“抓纲治国”“一定要实现四个现代化”之类。两个老头住在那边看管鱼塘。堤坝内侧荒地一望无际，只有近处开挖了几口鱼塘。

    他们养了狗和鸡，狗很温顺，见了生人也不叫一声。鸡很狂野，满天满地地奔跑、低翔，让人怀疑时间久了它们会返祖恢复飞行的能力。楼旁的矮屋可能还养了猪，一听见脚步声就哼哧哼哧地激动不已。

    我在五月去过那边，堤坝上带刺的草窠里长满覆盆子，像凝结成团的小血泡，有人叫野草莓，我们那儿象形地叫它泡子。抛进嘴里，上下齿轻轻一合，又爽又鲜的汁液就溃了满嘴。采摘时如果不小心用力稍大，就破碎在指尖上。与之相比较，棚里种的草莓就像是塑料做的，又糙又寡。

    有一年五一，我和家人特意渡去那边采泡子，带了小塑料袋，沿着堤坝往前搜寻。每走几步就是一大丛。因为无人惊扰，草窠一长就是一米多高，泡子一团团一窝窝，低的坠到了地面，高的要踮着脚伸手去够。低处的我们不要，怕被蛇爬过，只挑高的和大的，一两丛就能采满一袋。袋子装不下，就把遮阳伞倒过来装。伞就成了一艘草莓船，我们托举着它小心地踏上归程，在街上引起路人围观，到家时，最底下的一层被压得血肉模糊，像在伞布上涂了一层浓血浆。

    电排站附近还有片小内湖，水面波平如镜，蓝天和白云的倒影和它们在天空中的形象一模一样，一丝皱纹都没有。湖滩开阔柔软如少女的腹部，每逢春深，就缀满绛红的紫云英，蹲下去看像花的森林，站起来俯视像织工考究的丝织画，让人不忍踏足，只舍得远远地站着跟它合影。

    母亲重病后在老家休养期间，因为体重减了二十多斤，形影单薄，不怎么愿出门见熟人，平日总在家里窝着。

    我们不甘心她和春光隔绝。泡子最红的日子，我和爱人、妹妹、女儿强拉着她到对岸玩了一次。在那边遇上熟人的概率为零。

    母亲身子虚弱，厚外套外还套了马甲，她无力多走，到了电排站就在门前的藤椅上坐着，左手反转手背撑着腰向远处张望，暮春的阳光被槐树的枝叶筛剪成细碎的光斑洒在她身上，温暖又凉爽。

    守鱼塘的老头站在洗衣池边剖草鱼，可能是时间太富裕无处打发，动作迂缓得像制作工艺品。我们很随性地向他打问河这边的情况，母亲偶尔也插几句嘴。老头回答着，随手把鱼的红鳃和灰色的肚肠甩在泥地上，鸡和狗都围过来分食，但并不打斗。头顶枝头上的八哥也叫得激动。

    这最家常的上午时光，在我看来就安宁得接近完美了。

    湖滩边几丛刺花开得像爆炸，白的黄的簇拥成一团团，缀满锯齿的刺藤蔓把花托举得比人还高。我们轮流站在花前拍照，又拉着母亲过去拍照。她不满意自己病中的形象，可能也不习惯大张旗鼓地跟花合影。游说半天才动身，她斜撑着边缘镂花的遮阳伞，隔开了浓稠、晃眼的阳光，也挡住了一部分花影，但细腻的粉状花香一缕一缕地袭来，什么也挡不住。

    我按快门的瞬间，看见母亲浮出了难为情的微笑。

    野狗

    第二年母亲就闻不见我们这个时空的花香了。我过河基本不在电排站逗留，每次路过就远远地绕开。

    其实我也是多情，世事不仅在我家变幻，电排站也换了主人和面貌。一伙搞实验田的外地人租住在那里，门口停了好几辆高大的蓝色和红色的拖拉机头，没变的是住在猪圈旁的狗。

    电排站门前的机耕道也修整一新，笔直地铲向沃野，像八十年代宣传画上的景象。

    我带着爱人和女儿顺着它走过一次，可能是十一长假吧，天气挺热，女儿累得腿发软也没走到头。路旁除了平地还是平地，有的已翻耕，有的板着脸孔等待翻耕。沿途没什么树林可遮阳，手上还挽着一件件脱下来的衣服，行动也不利索，只好中途返回。

    我爱的正是这里的荒芜，每次一过河，心里就轻松安静下来，平日积压在心里的人物和事情都卸在河那边了。

    我也很喜欢这种枯燥的行走，既修炼肢体，也修炼心性。在这样的天地里，自己不想说话没任何人会打搅你，在平常这点太难做到了，身边一直有人在说话，自己也常忍不住打开电脑和手机跟世界发生瓜葛。

    你在枯燥里行走得久了，神经和血管就渐渐地放松，你在走进田野深处的同时也更深地走进了自己的内心。

    春节时我单独去走了一次，一个多小时后被河沟拦住，远处的浅滩上白斑点点，细看在轻微地移动，用望远镜放大看，有的在滑翔着起飞，有的在衣袂飘飘地徐徐降落，是群天鹅和白鹤。

    我冲着那边大喊，没有一只理我。

    一米七八的身躯在如此阔大的天地里小得可以忽略不计。我的声音传出不远就被空气稀释了。

    有年冬天，我决定一人沿着圩堤穿越那个被野狗霸占的地盘。只有顺着堤坝，才可能走得更远。

    那些野狗的前辈据说也是家狗。村民迁走后，不少狗却赖在废墟里不肯离开，有的饿死、病死，强悍点的靠吃鸟蛋、田鼠和鱼为生，繁衍的后代野性更足，不仅攻击牛犊，有时见了人也会发起攻击。

    但我想，总不能因为怕狗就放弃这片迷人的野地。

    我背着双肩包，里面装着相机、饼干、牛肉干、冻米糖、巧克力、矿泉水和一把折叠军刀。手上拎着从地上捡的手肘粗的棍棒，顿时有了迈向景阳冈的豪气。武松连老虎都打得死，我还怕几条野狗不成。

    拐过直角后，堤面上蒿草缠脚，连蛇形小路都找不到。一路上窸窸窣窣，走了数百米，望见树影下的破屋时，心跳猛烈敲打耳鼓，握棍棒的手也青筋暴起，随时准备爆发出千钧之力。

    我保持着挥棒姿势一步步迫近破屋时，却没惊起一声犬吠，也没可疑的身影突然跃出。在原地站了半天，悬在高空快速舒张和收缩的心脏才缓缓降落。

    返程过渡时听耗子说，那些野狗年前被人下药毒死了卖到菜市场去了。

    “船舱都装满了哦，算发了一笔财啰。”说到这件一本万利的谋杀案，耗子的眼皮下射出一丝兴奋的光来。

    过了破屋，就基本看不见大树了，连缺枝少叶的苦楝树都没有。走了五六里远，圩堤外侧出现大河沟。

    河宽足有七八十米，水很清，豆绿色，但波不平，不兴风也起微浪。却几乎望不见船影，不像饶河，不时就有运沙、运木材的大货轮轰隆、轰隆地驶过。

    无船过河，跟着弧形圩堤持续右转，见一绿色的帆布帐篷搭在河边，正想靠近，两只黄土色的干瘦土狗杀到路中间。

    我浑身皮肤一紧，收腿站住不动。

    狗亦站住，只在原处试探性地提高嗓门。我作下蹲捡石块状，它们掉头就跑，跑个六七米又停下来拖着尾巴歪着脖子吠叫，如是者三。狗的发声由高亢转向含混，最后都有点呜咽的意思，似乎受了什么误解和委屈。

    我心里有数了，它们肯定不是丧家的野狗。就丢了棍棒，大步径直前行。狗一直退让，我到达帐篷边时，它们退到河边的一个小沙洲上，我这时才看出来，其中一只还瘸着一条前腿。

    如果我逼向沙洲，它们是不是会跳水而逃呢？

    那样就太罪过了。唉，在这样的荒野，不伤害我的东西就是我朋友，我丢了几块牛肉干放在地上作见面礼。它们在沙洲上纠结地打着转，等我稍稍离抛食点远些，就摇着尾巴扑了上去。

    帐篷没门，门洞两侧却虔敬地贴着红红的春联，里外和四野都没有人。帐篷里煤气罐、煤气灶、床铺和柴油机一应俱全，横梁上还悬挂着几条油油的咸鱼。都积了薄薄的灰尘，水缸旁边的地上都长出了二三十厘米长的青草。

    主人怕是回家过年去了，渔网窝成一大团堆在帐篷边上，一只旧木船系在岸边无聊地停着，没有桨，船身一荡一荡的，任由波浪调戏。

    河对岸的荒野上有什么呢？我伸长了脖子也望不出多远。

    上圩堤返回时，两只狗保持距离尾随了我好一阵，我走出几百米时，仍望见它们站在路上目送。

    遗址

    过年时闷在家里促膝闲聊，谈到河对岸。父亲不屑地说：“荒天野地的，有什么看头。到君子里去还差不多。”

    外公六十年代初曾到鄱阳湖边垦荒，他当时的身份是县直机关农场的场长，带着一伙职工住到了一个名叫君子里的荒洲上，外婆带着我母亲、舅舅等几个子女也住了过去。

    舅舅来家里拜年，问及君子里，他说过了河还要走很远，要过两次渡。

    我想起上次走到的帐篷处，在那边望见的对岸是不是君子里呢？

    我跟舅舅说：“下次带我去看看吧。”

    舅舅答：“除非搞得到船，现在那边没有人家，没船过不去。”

    这年头搞车很容易，搞船却很麻烦。我以为这事只是笑谈，没想到父亲说：“下次就租条船去看看。我记得你妈妈讲过在君子里住帐篷的事，有一次大风暴，风把帐篷掀翻吹跑了，你太外婆吓得躲到桌子底下。还有一次打雷，把桌子炸得焦黑。你妈妈和你大姨人都吓瘫了。”

    母亲去世后，父亲对与她相关的一切遗迹都心向往之，不仅坚持每天去墓地，还动不动就要我开车送他去母亲的老家祥环，他自己的老家倒去得少了。

    我以为父亲会等到我下次回县城时一起去，没多久就在电话里得知，他居然同舅舅、舅妈和两对姨妈、姨爹先去了。是在镇政府工作的妹妹帮着租的船，上岸后还遇上了野猪。姨爹、姨妈和舅妈不愿多走路，坐在岸边等，父亲和舅舅找到了当年外公扎帐篷的地方。按他描绘的方位，同我隔河眺望过的那片荒野很相似。

    秋天回县城时，我们一家三口也到馆驿前花二百块钱租了一条机动船去找君子里，父亲和妹妹一道跟去，他说是带路，却相机、水壶、背包装备齐全，蓄谋已久的样子。

    船从竹秸林旁一条与饶河垂直的河沟切入对岸的草洲，深入草洲腹地七八公里后左拐进入一条大河道，顺着大河一直往东，几公里后，北岸越来越像我步行到过的堤坝尽头，南岸站着一排笔直的杨树，像列队迎宾的仪仗队，颜色深浅不一的金黄叶片在秋阳下金属片一样熠熠闪光，水中的倒影也对称如画，我站在颤动的木船上信手按下相机快门，不经意间拍下的照片后来被《人民日报》等多家媒体发表。

    登南岸路过一些砖石废墟，父亲说：“这里就是君子里村旧址。村子也是1998年以后迁走的。”

    君子里村自元代起就有人烟。居民都是从馆驿前一带搬去的。之所以得此雅名，据说还和朱元璋有关，朱元璋与陈友谅大战鄱阳湖时，有一次路过君子里进村讨水喝，听到一些茅草屋里传出幼童读书声，颇受震动，想不到如此蛮荒之地竟盛行读书之风，问及村名，村人说野村无名，这个未来的明朝皇帝就封它为君子里。

    这个传说是妹妹从一个君子里籍的同事处听来的。我本能地怀疑它的真实性，鄱阳湖边的许多传说都与朱元璋有关，谁知道有几个是真实的呢？不过这个村名确实雅得离谱，不像是乡野村夫想出来的，应当和某个文人高士有关。这似乎说明数百年前君子里所在的这个孤岛常有舟楫路过。

    外公开垦的机关农场距君子里村三四华里远。

    父亲急着带我们去找外公扎帐篷的旧址，我们却被路上的大片荻花缠住。这可能是我见过的阵容最大的荻花，远远望去，白色的花絮弥漫成一带云烟，更惊艳的是，近景和中景都分布着叶片深红或金黄的梓树，火炬一样似乎要把荒野点燃。随便站在哪个角度取景，都是精彩绝伦的电脑桌面。

    我们拖拖拉拉地一边走一边拍照，父亲用一声高过一声的吆喝鞭打我们。穿过一片比人还高的荻花丛时，在其中邂逅一群放养的水牛，足有四五十头，毛色黝黑闪亮，难怪一路上都是它们的粪便和蹄印。它们对我们视若无睹，一大团黑色静默地从荻花中穿过，就像默片时代的电影画面。

    过了荻花丛，草洲就野得没边无际了，一直隐没到地平线的怀抱里，地平线的那头，是肉眼望不见的鄱阳湖。途中也纵横着一些沟壑和湖塘，却无法改变地势的平展和天空的高远。

    父亲指着一块像蛋糕一样蓬松平整的苔原说：“你舅舅上次说，外公一家当年就住在这里，你妈妈平常住在县中宿舍，周末就步行回这里。”他又指着远处：“外公带着人在那里种油菜、大豆和芝麻。一涨水就前功尽弃。就算是丰收，种一斤粮的成本比买一斤粮还高。事实证明，向鄱阳湖要粮是得不偿失，机关农场后来就撤销了，你外公去洗麻厂当了厂长，你妈妈也结束了住帐篷的苦日子。”

    遗址上没有任何遗迹。鄱阳湖的水每过一些年就要涨到这里来席卷一次，东西再多也存留不住。

    君子里除了轻微的风声，只有云雀高高低低的鸣叫，嘹亮而单调，像是在播放录音机。它们的身影时隐时现，在空中悬停时翅膀抖动得看不清轮廓，降落地面时灰麻的身子又被相近的草色淹没。

    我环着鄱阳湖走了好几圈，没想到最美的草洲居然藏在老家的眼皮底下。站在君子里的土坡上往北眺望，县城的楼顶和玻璃反光白亮亮一片，直线距离应该不超过八公里，手机信号都是满格的。

    我像跌入蜜罐的蜜蜂一样爱上了这片野洲，回南昌不到一个月，又特意跑回去看过一次。荻花深处，还有一片树林，梓树、柳树、杨树各尽其美，却无人出没。极像古装片里的手绘布景。

    父亲又跟去了，捡了根木棍当手杖，走起路来比我还快，转着转着又往那片蛋糕状的苔原去了。

    母亲健在时，父亲从不肯单独跟子女们出门，甚至彼此说话都要通过母亲中转。这是他年轻时过于看重自身权威的后果。母亲离世后，他不得不重新学习跟子女沟通。但他坚持一个人住在学校的宿舍区，怕母亲回家找不到人。妹妹每周去陪他吃一次饭，帮着打扫卫生。我过一两个月回去一次，带他出门散心。他固执地不肯在外过夜，只肯在本县范围内走动。

    君子里是我和父亲最能达成共识的出游地。

    母亲的突然缺席，不仅葬送了父亲的幸福，也彻底改写了我的心境。像一个演员突然失去最重要的观众，我很难再在日常生活中找到激情。性情变得更内倾，不像过去那么渴望荣誉，比过去更不能忍受人多的地方。生命的不确定性也令我不时陷入焦虑，同时，越来越注重恒久的事物，比如精神信仰，比如田野。尽管田野上的青草每年都是新的一茬生命，但它看上去总是那么青春永驻。

    我热爱这种错觉。

    春节回家，明知梓树的红叶和荻花的白絮都谢了，还是执意去了一次。反正父亲也支持。只是弄得妹妹挺为难，不好意思总找人租船，担心人家怀疑她哥哥搭错了神经。

    君子里也不亏待我，我们在河边挖坑煨红薯时，派出一群白鹤排着队来问候我们。这种情况颇为罕见，候鸟发现人群一般会绕道而行。它们却打着旋一点点从远处靠近，先是听见喧哗，后来就渐渐地飞到我们头顶，盘旋一阵才飞走。

    这情景让我觉得，对这片野洲并非单相思，它也很愿意接纳我呢。

    油菜洲

    去君子里，来回都要经过同竹秸林隔沟相望的一片野洲，这野洲虽离城很近，但我从未上去过。它三面环水，近在眼前却很难抵近。

    不知是哪一年，洲上搭建了一座长方形的茅草屋，屋后支起了发电的风车，远远地还能望见鸡犬和人影在屋旁活动。

    角山村的人都搬到城里了，怎么倒有一户人家住到这个被水围困的孤洲上呢？

    去君子里路过这片野洲时，才明白这洲有多深，机动船开足马力都要跑一二十分钟，它的长度则无法目测，一直往西同鄱阳湖边的双港乡相连。

    回来时望见了茅屋的正面，门口栽种着高大的杨树，杨树下停着几辆耕作机。妹妹说：“那里也是角山管的，村民迁进城后，地就没人种了，都嫌路远麻烦。听说被一个安徽佬承包了，以前种芦苇造纸，现在种作物。”

    船在河沟里，视点太低，望不见洲上种的是什么作物。正月住在鄱阳，每天在饶河这边的圩堤上跑步，气温渐高时，发现对岸浮出一抹淡淡的黄线，貌似油菜花的色泽，黄线随着河岸往西延伸，足有几公里长。

    春节那次去君子里，我的主要目的地其实是饶河对岸的油菜洲——我四处打听都问不到它的确切名字，姑且这么叫它吧。

    回城时我们让船在油菜洲停了一下，从陡峭的泥岸爬上去，所有人都呆住了——黄线变成黄毯，当然，这比喻一点也不恰当，因为普天下都没这么大的黄毯，规模至少在千亩以上，我们从抛锚地走到茅屋——黄毯的一个斜边，都耗费了近四十分钟。

    花开得还不盛，但香气早被性急的蜜蜂们搅动了，随着暖风一波一波地涌来，让人轻微地头晕。水菊也长得满堤坝都是，嫩一点的叶片浅绿，老一点的开出米黄的小花，我们那儿叫它水菊子，清明时和米粉兑在一起做水菊粑和饺子，颜色青绿，口感也有植物的清香。

    妹妹、弟媳蹲在地畔摘水菊，我端着相机四处侦探。父亲和舅舅被春阳晒得燥热，快步走到茅屋前脱了毛衣歇息。

    一些狗围着不速之客转悠，却没有任何敌对的意思，你就是丢片橘子皮它们都围过来抢，一副饥不择食的样子。

    茅屋的两个都门开着，一间住人一间放农具和种子，主人却不在。妹妹说：“应该是回安徽过年去了。”难怪这些狗饿得如此没志气。

    第二天就要回南昌上班了，我叮嘱妹妹，等油菜花全开时电话告诉一声。

    元宵节前两天，妹妹报信说安徽佬回来了，油菜花海也开了百分之八十。

    这时女儿的学习已忙碌起来，周末也要外出补课，每天都要接送。我决定不负责任一回，给自己放一天假，早上回县城，晚上再赶回来。

    妹妹带了与安徽佬相熟的同事陪我。

    安徽佬从对岸开了铁壳船来接我们，以为是个老粗，跳上岸的却是个西服革履的时髦青年，黑衬衣上绣着暗花，如果不是皮肤有点黑门牙有点龅，几乎可以和帅这个字攀上亲戚啦。

    原来这家伙本是安徽池州城里的发型总监，他父亲来这边租抛荒的旱地种芦苇，结果病死他乡。他若不子承父业，前期投入的几十万资金都要打水漂。“在我们那边哪里还有这么肥的闲地？边边角角都种了粮食。这里容易涨水不假，不过，涨水后泥沙垃圾淤积在上面，等于免费施了肥呢。”他咂巴着嘴巴说。

    发型师抛下池州人民的头颅不管，留在鄱阳湖边打理草洲的新发型。春天留金黄的油菜头，夏天理浑圆的西瓜头，秋季留花白的芝麻头。头三年基本没收到费，近两年赚了四五十万。

    我说这片油菜怕有上千亩吧，他遗憾地摸摸微微隆起的肚子：“才一千五百亩呢，本来还想多种的，前面荒地多得很，就是管理不过来，常有水牛泅水到洲上来偷吃。”

    他老婆长得更客气，只是不爱作声，提到水牛，瞪圆水汪汪的眼睛说：“我们刚来那年，跟本地人不熟，有天晚上一夜就被吃掉了上百亩。现在好多了，我们也交了几个本地朋友。”

    茅屋里住的是钱总监的叔叔，他和老婆晚上住县城，白天过河来洲上上班。平常也没多少事，农活请县城附近的农民过渡来做，他俩主要是环洲巡视，防止牛群糟蹋作物。

    不用远离街市，每天能呼吸到没有灰霾的空气，钱也不比城里人赚得少，这样的日子真令我羡慕。

    “要是我，就把茅屋翻修成瓦房，反正这边地势高不怕涨水。平时就住在洲上，早上和傍晚绕着油菜地跑一圈，既锻炼了身体，也完成了巡逻。一个星期进一次城采购、会朋友。”我说出自己的设想。

    钱总监闻听笑得露出大门牙：“你是抱新鲜，天天住这里会闷死的。”

    我们谈笑时，那七八条狗也围在边上摇尾巴示好，问及来历，居然不是养的，都是从角山老村渡河过来投奔他们的。

    “总不能把它们赶回到河里吧，反正这里地盘大，晚上还可以帮着守夜。”他老婆说。

    钱总监看我设备齐全，可能把我当记者了，总想陪着我走，我就让父亲陪住他，自己沿着小路跑到菜花深处，用摄像机拍摄洲上的蜂鸣和寂静。

    草洲滨水的岸边有条虬曲的黄泥路，在油菜丛中时隐时现，很像小时候在祥环常走的那种。我长久地张望它，看着看着眼睛就多情起来。

    我跟随着它，背着相机、摄像机埋头往菜花尽头走。

    走了一阵，铅灰的积雨云从四周往油菜洲上空聚拢过来，不一会儿，雨珠噼里啪啦地砸落到油菜的叶片上，我仍执意往前。

    父亲在远处不住地高声喊我，怕淋坏了机器。

    他的焦躁像一根缰绳，把我从任性的路上拉回。

    我们坐船回到对岸时，春雨已把油菜洲浸润成明黄的一片云雾，像水彩画一样迷蒙而失真。

    我知道我将很快抽空回到那里。

    无论从君子里往南，还是油菜洲往西，都有望不透的纵深。还有多少不为人知的去处隐藏在这片野洲上呢？

    野洲的深度和时光的长度一样深深地吸引着我。

    而它离县城的距离，又是那么便于我亲近。

    绝大多数住在县城的人都没到过河对岸，我拍的那些照片发表后，有人打听拍摄地，我很大方地说出君子里和油菜洲。没人相信它们就在县城对岸，也没什么人准备身临其境验明真伪。

    圩堤那边除了野草和灰扑扑的泥土还能有什么呢？大家对身边的事物总这么武断和怠慢。

    这也正是它的好处，好得隐蔽，好得清静，好得貌似一点也不好。

    我想，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这片乐土将成为我的个人隐私。

    这让我对野洲的忠诚更深了一层。对于我，它也越来越像是一种精神的场，既可以盛放记忆，也可以用来倒空记忆。既可以远离许多东西，又不会陷入不知所终的虚无。

    油菜结籽，泡子又红，微信上有朋友嚷嚷着邀伴去远方看景。那时我刚驱车三小时回到县城，正从渡船往洲上跳。

    我关掉手机，背起相机、干粮和水，闷头向绿色深处寻去。

    《红岩》2016年第3期

    像范晓波在《野洲》里常干的那样，我也喜欢行走，枯不枯燥，毫无感觉，路上遇见一些人和事，有的有印象，有的几乎全忘。我总是想着前面或许还能看见点什么。就是在这样的急切中，常常错过了路上的发现。而他呢，写得多么安静啊，气定神闲地，一路读下来，好像也跟着历练了一回，脑子里全是生机勃勃的天地。关于野洲，关于那片江湖，他一清二楚，所以才会感慨“一米七八的身躯在如此阔大的天地里小得可以忽略不计”。野洲不野，无论是几只野狗，还是草丛里的野草莓，无论母亲的君子里，还是安徽佬的油菜地，那片活泼的世界，因为他的书写被永久地定格了。

    一天的隐喻

    阿舍

    天气预报预告两天后有雪。两天后的下午，我坐在办公室里，埋首于当日和来日的公务。这是一个卑微贫瘠的日子，志向高远的人说起它时或许会感到羞愧。但是我知道许多人都在它其中。它苍白，几乎不能承受任何内心的寄托。它渺小，多数时候连从泥沙里透出一口气的力量都没有。它与所有的日子混同为一片泥沙，它一诞生就落入被淹没的命运。但是它展开着，它和所有的日子一起，展开成一片蕴藏生命密码的荒野。办公桌上一片凌乱，报纸、摊开的差错统计表、电话通讯录、活动策划文案、茶杯、笔筒、夹着钢笔的记事本、快递单、拆到一半的邮包……还有我不必也没有耐心一一列举的头顶和身后的空间，皆为这些日常的零碎物质所占据。它们每一个都指向我的生活，指向我的物质形态世界，以及由此勾连出的一个个我与世界之间的时空物理坐标。假如你愿意逆流而上，一定能找到另一个我。它们亲切，细碎，落雪一般，层叠又密致地包裹着我，在我的周围形成一个繁忙又充满生机的局面。这种局面只需经我略微遐想，便透出一股既枯燥又稳妥的气息，因为无论其中任何一个，都有理有据，没有丝毫惊险的成分，都不会跳脱我的预料和生活的范畴。它们牢实地指证出我每一日的行迹，每一日俗常的倚赖，和平庸的欲念。它们相当于一片废墟，每一日我在其间成为碎片，每一日我又重新聚合。我想这不是任何人的错，这是时间的诡计，将我故意破开，故意击碎，以便显现它的无敌与无限。而它冷眼中的我，唯一的反击，只是淬炼自身复合的原液。但原液无论如何都是可悲的。

    日光黯淡，公务一点点向前推进。我在起草一份公共活动的策划方案。我虚设了多种意义，假想了活动参与者的欲求，因此务必给每一个字、每一个流程都赋予责任与使命，尽管明知它滑向的是最终的无意义。但我仍然渴求赢得更多人的呼应和赞许。奥威尔说：无论何时，谁只要有机会拍马屁，他就会立刻去拍马屁，而且对方的第一个微笑就会将你藏在内心深处的仇恨转化为阿谀奉承的爱。我一边将一个文学写作者的品位嗜好和写作技能撒盐般混迹于其内，一边质疑自己的所思所为。时时刻刻的抵触与怀疑，就在这间办公室里。我不知道我做过的和正在做的一切，是否如自认为的在拓宽自身以触及更大的世界，还是在这种触及中反而增添了世界的杂乱和失衡。我无从知晓这个方案所面对的受众的真实感受，也没有稍多一些的热情和耐心，去细究受众的需要从而将之作为自身写作的素材，或以商人的姿态和智谋，将人心里骇浪般的欲望抟捏成形。在智能机发明之前，少有消费者知道自己需要智能机；在微信出现之前，少有网民大声呼出我需要微信。在确定的目标出现之前，欲望只是一片混沌之海，无形无序，由血液带入大脑，再入心脏，自此交媾繁殖，成倍增长。这是欲望的最初形态，盲目，没有想象力，一切都只是本能而原始地在一个封闭的空间内莽莽撞撞。而空间必将愈发狭小拥挤，这时候欲望就要夺路而出，它们因此急需一条通道，或者许多个洞开的阀门。商业帝国的领袖，就是通过成为一条通道，或者操纵阀门的大手，从而将人的欲望引向自身无限的利润。此时此刻，我仅仅是一位小职员，寄身于一家报社的利益与需要之内，以它的声音发音，以它的样貌为貌，所以文案中顺次出现的词汇免不了许多空洞的教化之意。我埋首于此，许多时刻闭合了心灵，因而忘记了身后那些零碎物质的存在，直到忽然意识到一种莫名的静谧已在窗外无限展开。职业常常会退化为求生的工具，它的形象是一根浸满威胁和恫吓的鞭子，它无数次地向我抽打过来，久而久之，我的抵抗和愤怒就变成了忍受和麻木，久而久之，一些敏锐的、活泼的、勇敢的我也变得黯淡了、丧失了。在惋惜和嘲讽过自己之后，我开始尝试在职业与自我之间寻找一条和解与宽容的小径。我不是一名合格的新闻工作者，翻遍内心，也找不出更多担当与理想的因子。我常常觉得它离我的内心很远，它表达的方式，以及表达的内容，更多时候与它的职责无关，而是如同街头的流行元素，随时尚、某个人的欲求或者某个时段的时政理念迅速扭摆。我想，它或许也像我一样，被一股难以抗拒的外力所挟裹，便常常做出不得以而为之的选择。但这些也许都是借口，是遮掩和回避的辞令，是陈词滥调，是人心里原始的罪。既然如此，我便只能寻求一种所谓理性和智慧的和解。我视创造为存在的首要价值，于是努力从我的职业中寻找创造的影子。我希望我的寻找不是一无所获，希望创造的影子不全是牵强附会，希望我能像诗人兼翻译家黄灿然先生一样——他的新闻翻译的职业，为他的文学翻译的事业提供了速度与数量的基石——在职业与自我之间，找出一条触及世界的秘密小径。还有更多小职员，更多为职业捆缚的小职员，他们和我一样，白天，把一副躯壳交给职业，夜晚，在灯下修补和诊治自己的内心，或者，还有灵魂。我们以黄昏和黎明为界，将自己撕成两半，仿佛只有破一为二的两个半身，才能消除内心被世界遗弃的恐惧。但是这个可怕又可悲的现实因为另一些小职员的存在而有了一些光明和浪漫，甚至还多了几点英勇。你们还记得费尔南多·佩索阿吗？那个里斯本道拉多雷斯大街上一家会计事务所的助理会计师；还有弗兰茨·卡夫卡，那个布拉格波西米亚王国劳工事故保险公司的事故分析员，他们作为小职员的存在，与所有小职员的存在一样，在荒凉乏味的工作日里，晃动着一张疲惫的脸，一副悲观的肩膀。然而奇迹也在这里，他们创造出荒凉之中的惊心动魄。佩索阿说：面对我给他人记数的账本，面对我使用过的墨水瓶……我的眼里充盈着泪水。我觉得我爱这一切，也许这是因为我没有什么别的东西可以爱，或者，即使世上没有什么东西真的值得任何心灵所爱，而多愁善感的我却必须爱有所及。卡夫卡则偏执而坚韧。他一丝不苟地工作，不仅为上司青睐，也得到同事赞誉，这一切的后果是使他的精神负担日益沉重。他越是将工作干得漂亮，越是需要耗费精力。而写作需要更多持续的时间，更加高涨的情绪。工作与写作拼命争夺他，撕裂他。他像匹背上驾辕的瘦马，任由生存的鞭子抽打。他没有一怒冲冠辞职而去，回到他祈祷般的写作中去，他知道每个人都背着一只铁栅栏存活于世，甚至肯定“我的翅膀已经萎缩，因此，对我来说不存在高空和远方”，然后又像一个受虐爱好者般说道：工作不得与文学有任何联系，挣钱与写作应该绝对分开，二者的混合，比如记者的职业都是应该否定的；生活就是与其他事物共处，是对话，人们不能逃避这种对话。佩索阿在抄写V公司的账本时体会到了人必须爱有所及，卡夫卡在书写事故安全隐患的上诉书时窥见了人的悲凉境遇，我想起他们，是因为他们从自身作为“生活之奴”的命运里，萃取出纯粹的艺术。

    下雪了。雪已经覆盖了光秃秃的树枝、锅炉房乌黑的房顶、灰暗的水泥板路、喧嚷的街道，以及远处林立的楼群。现在是两点四十，到了约好看场地的时候，图书馆希望我们在那里举办读书会。图书馆就在报社三百米外，但是下雪了，雪让时间紧迫了许多。我将开始不久的策划方案存盘关闭，急匆匆下了楼。雪才下不久，还没有结冰，但是人行道很滑。马路上的雪落下来就被碾成了黑色，道路中央已经出现指挥交通的警察，他焦急地甩动手臂，间或吹响一声哨笛，一些堵在路口的汽车在闪灯，一些行人焦急地从汽车间隙里闪身而过。雪在现实中意味着道路堵塞、交通事故、牛羊冻伤、蔬菜涨价、老人摔伤。雪只有在舒适无忧者和写作爱好者的心里，才会生出或者纷扬或者肉麻的趣味与浪漫。我正在其中。雪只有在造物主看来，才仅仅是雪。我被图书馆工作人员引向四楼场地。环境并不让人满意，面积狭小，二十平方米左右，四壁光秃，房屋中间还立着一根隔断空间的落地梁柱。回报社的路上，我给另一家私人书店打了电话，约好明天去看他的场地。将公务视为自我伸向世界的触须，以这种带有阿Q因子的降解剂，职业令我生出的对抗感慢慢可以忍耐了。但是仍然还有乍起的愤怒，尤其当它从规定的八小时窜出，公然又毫无愧意地浸入我的私人时间。三点半，坐回办公桌前，思路像绕过一段盘旋的山路又回到了策划方案。主旨之后，到了主题陈述阶段，而我大脑空洞。我记起卡夫卡在1910年为就职公司所写的那篇年度报告：“假如根据史拉德专利让轴在后面旋转，对刀略呈斜面，与之找平，便可以防止轴受堵塞，同时使木块得以轻易地推入轴中，木屑也有足够的落下空间。”我想我无法以同样的严谨与精确来对待自己手中的策划方案。在一片不着天际的晦暗里，我需要一根光滑明亮的线索；在一把凌乱细碎的线头里，我需要一个有效点来触发整个事情，需要一个具体的形式来贯穿整个活动的结构。寻找的过程就是创造的过程，这大概是公务里最有趣也最有价值的一部分。我双手捂脸闭上眼睛，让物质的视野落入无光的黑暗里。这是凝聚思路最好的办法，我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细碎的线头消失了，而另一些则有效地汇结成一条愈发结实的绳索，渐渐地，它自身又具备了吸纳能力，海绵般吸收了更多具有营养的物质经验。倏然间，思路豁荡出去，手指敲打键盘的速度跟着快起来，片刻的快乐与满足也升起来。

    我兴奋地转过头去。哦，窗外已是白蒙蒙一片。白蒙蒙的一片静谧、整洁和柔软，我少有地感动了，从零碎庸常的窗内，到洁白崭新的窗外，只是转眼，世界就从一个具体的境遇，跨入另一片遥深的光景。这突然降临的界限，突然抵达的改变，多么慈祥啊！一点儿不曾惊动我，就赋予了我一次日常向想象的跨界。雪花最初是凌乱的，我耐心望了一阵儿，就看出它们像从起跑线上出发的孩子一样，在经历了短暂的碰撞之后，依次找到了自身的秩序与位置。在更清晰地看见更多的雪花徐徐而落的同时，我的思维霎时就远得什么都看不清说不清了。我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该想什么，想要想什么。全部都没有，一切都渺茫了，不必要了，不迫切了，消隐了……这少有的空无完全不同于那个被滥说的虚无。这空无里什么都没有，却什么都有，我、他人、世界、自然——它们在一个足够长度和宽度的时间里，相互问候，打量，诉说，背离，靠近，断绝，融通。它们像细胞的聚合、分裂及重生一样，在足够远的时空创造着一个个体的生长和变化。深入意识的旅程是如此复杂和多义，以至于我的叙述常常在无知和有意的交错中越出了叙述的主线。而我并非一贯地沉醉于此，或者为此振振有词，或者怀着一种有意而为的执拗。我只是感到这样的旅程对于一个物质的我而言，确实是脱去了躯壳的自由飞翔。只有在这样的过程中，我才能自由和真实地说出我和他人、世界以及自然的角度与关系。事实上，在这个过程中，未来或可存在的读者的存在与否已经并非那么必要。这些时候，我终于无须在生存本能的指使下做出或机智或被迫的妥协，完全取回了自己作为一个叙述者的傲慢，因此也取消了自己被接纳或者被允许的命运。唯有少数人能够看出，这里是另一个时空，那个物质的我终于烟消云散了，一如于他们自身。

    雪片下落，寂静生长。若以风光景致论，眼前这片城市的雪景平常无奇，它与现今所有城市一样，即便景观水道、创意建筑、街心公园逐年为城市的居民带来更多的悦目之美，却依然在角落和内部藏污纳垢。一场雪洗净不了城市的肌肤与内脏，更何况，这雪本已被污染，它万里迢迢地降落，其实也是归还、承应万事万物该有的往复轮还。

    但是雪有一种奇效，我一直是这样想的，它的六角形结晶构造大概正好具备吸纳气流杂声的功效，所以每到雪天，我都能从雪花的下降里看到寂静的蓬勃生长。如果雪足够大，寂静会浩浩荡荡，像春天的绿色，大片大片地蔓延，一层层地覆盖，再一寸寸地吸纳。没有多久，便会像沙漠咽下雨水一般，将大地上的嘈杂安抚在自己的胸怀里，然后以喁喁私语使它们安静至安睡。

    窗外真的安静许多。后院里的脚步声不再那么尖脆地抵着耳神经，稍远处响起的笑声收敛了恣肆的尾音；街道上，救护车的鸣啸因为裹上了雪花的翅翼，听起来不那么令人无法喘息了；还有这个城市冬日的天空，因为常被干燥和雾霾所困，此时因为雪花的加入，呼吸也变得潮湿和平稳了。

    窗外已经看不到更远处了。街巷、乌黑的房顶、电视发射塔、楼群、耸立的广告牌都退了出去，退在雪天之外，退成一片隐约模糊。一个具体坚硬的世界暂时被屏蔽，多少奔波其间的人会有短暂的逃逸之乐？没有风，只有雪。雪片越来越大，在已经映白了的天空里大胆生长，缓缓降落。寂静愈发蓬勃，蒸气一般，壮阔地升起来。时间也慢下来，世界好像突然安宁了。为了不夸饰自己的情感，这一刻，我尝试着让自己完全复位于那天下午，以及那天下午的所见所思。但很快我就知道了，我绝无做到的可能，时间的分秒已经被我忘记，进出办公室的人影我也无法一一想起，他们说了什么我毫无印象，我甚至不记得那天下午我是否完成了那份文案。被我忘记的远远大于我所写下的。科学已经为此做出证实，人的大脑每天至少有两个小时一无所有，即使在你眼睁睁望着一个人一件事物的时候，你也不能百分百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记忆。但是写作者的写作总是被记忆诱惑和填满。在那些充斥记忆的文章里，写作者总是假借回到过去，来掩盖和弥补现时现地的空虚。或者，她只是像所有的前人一样，经由过去，来完成另一个已经区别于过去的自身。记忆从来不是写作者的目标，如果不会显得过于无情，我愿意将过去视为一把武器，而记忆则是握住这把武器的手，至于目标，则无可定论了。谁能妄图站回过去呢？那个点，一经离去，便是永别。为什么要回到那个点上呢？复原的意义是什么？所有对过去的记忆是创造，而非模仿。

    还有更多与寂静一起生长的事物。譬如我起伏不休的思绪。在更清晰地看见雪花的降落形态之后，我将办公室的门紧紧关上了。企图在公共空间保有私密领域，这种做法如同在牢狱里寻找自由，在蛋壳中开辟田野。这种做法还是不平等的，它几乎等同于对公共利益的侵占。集体是这样一个地方：凡被取消了私人空间的群体，并不希望看见有人例外。当然，有人可以例外，那是在等级的划分下，等级越高，保有私密的权力就越大。而我位于金字塔的中下端，我逾越了什么吗？这是一天中报社最核心的时段。散会之后的楼道犹如深海，游鱼们在前途不明的光线下游动，有的敏觉匆忙，有的还未感受到危机的到来，有的已经思虑重重。我是其中的一条游鱼，为浪潮包裹，也为它驱赶，偶尔，也随大家一起下降。我关上了门，试图暂时拒绝浪潮带来的喧嚣，以及它令我厌烦的速度。而相邻几个办公室的门敞开着，同事们轮番在那里大声说话，都是与我完全相反的姿态——迎接，开放，友好，合流。后来，我的门不断被敲开，但进来的人都压低了声音，出去的人都替我带上了门。我当然感受得到，所有人都意识到了我的企图——拒绝群体，保有一份私人空间。还好，他们都是宽容的，虽然察觉到我对公共空间的抵触，体会到我在情绪上突然暗示出的疏远，但还是给予了我一份理解和尊重。与更多复杂危险的职场遭遇相比，我的处境更像一位老人稳妥简单的午间时光。我想，关于在公共空间保有一份私人领域的企图，同事们给予我的宽容，还在于我身为一位写作者的身份。只是，在接纳了这份好意之余，我仍然无法确知他们眼中一个写作者的真实形象，也无法道明他们给予我的宽容的内在所思。我只能继续独自朝内，再次审视这个写作者的身份所给予我的掩护：它是否意味着一小块幸运的特权，从而使我得以在那个下午，可以不顾众目，将自己藏入一个稍稍自由的私人空间？仿如一粒糖渣或者奶酪，粘在乏味口苦之人的嘴边。那么，写作者是否可以或者应该拥有特权？回答这个问题令我感到为难。如果一片土地受到造物的偏爱，被赐予充沛的阳光、河流以及物产，那么，这片土地是否会愿意将这份眷顾分送予众土？是否会对那些贫瘠的土地表示歉意？是的，我会对旁人表示歉意，但同时又想获取这份特权。多么圆滑的一个回答！它紧密地咬合着人的原始私欲。明目张胆，是虚荣和贪婪的另一个面孔。有些时候，譬如当面对亲人、儿童、同事以及漠不相关的陌生人，我只愿意成为一个普通人，只想成为诗人笔下那个普通的人——“狂乱、肥壮、多欲、能吃、能喝、善于繁殖／不是感伤主义者，不凌驾于男人和女人之上／或者远离他们／不谦恭也不放肆……谁贬低别人就是贬低我／无论什么言行最终都归结到我”（惠特曼《自我之歌》）。而另一些时候，当遇见那些能够与我一同环游精神和艺术空间的男人和女人，我则渴望成为一个热情并真诚的写作者，彼时，我们进入技艺、视域、主题以及情感的语言之海，转动思维之轮，展开想象之翼，相互探询考问，彼此拓宽和补充，共同感知这至上的欢愉。一副身躯，两张面孔，谁贬低这一个就是贬低另一个，但是，谁宠爱这一个并不是宠爱另一个。地狱可以人人都下，天堂只有少数人能入。厄运均分，痛苦或可得以平复，但是幸运啊，最好唯我独享。是的，我不能毫不动摇地回答这个问题。是或者否，得看我露出了哪个面孔。

    四点二十，有人敲响我的门，提醒广告承包商来了。我将策划文案存盘关闭，此时整个活动已现雏形。我来到会议间，广告商坐在沙发上，手持一张已经盖了报社公章的合同，窗外雪花柔软，他的脸上笑容莫测。他要和我们商议版面的安排与发稿形式。开口之前，我对他想要什么一无所知，但我同样知道，即使开口以后，我仍然无法知道他最终的胃口。商人的胃口，是不是可以形容为深渊，跳下深渊的人，也许与恐惧深渊的人一样多。我极少接触商人，因此对商人的印象始终偏执肤浅，因此从来不信他们所表现的真诚。也许商人只有面对对等的对手和朋友时，他们才会表现出真正的真诚。此刻，坐在沙发对面的我和我的搭档与他是不对等的，我们既不是他的对手，更不是他的朋友，因此，他是否真诚，或者我们是否相信他的真诚都不紧要。此行他的目的是来告诉我们，我们需要知道他要做什么，以及我们该怎样协助他实现目标利润。要找到商人的动机，需要跳进深渊；要找到人的动机，只能探入地狱。再次回到办公室，再次打开策划文案，这一次，我为它的一再中断而烦躁起来。它像一块豆腐，被凌空挥来的刀横横竖竖切成碎块。它毫无自我意志，制作它的我，同样也毫无自我意志，我们一并接受那些挥来的事务之刀，任其将我们砍成碎片，然后收拾残局，把一块块的我们拼合回去。我能要求各项公务收回它的刀锋，还我一条流畅光滑的时间之河吗？即使在办公室里。碎片日日堆积，它们边角锋利，割裂时光，填埋生活。日常是零碎的：九点开会，十点看稿，十一点策划，十二点做饭，十三点午休，十四点堵车，十五点读报，十六点评报，十七点签版，十八点堵车，十九点晚饭，二十点读书，二十一点发微信，二十二点昏然欲睡。世界是零碎的：十一点是《红包需缴税百分之二十》《酒量排行榜山东居首》，十二点是《各地迎春节返程高峰》《奥斯卡颁奖典礼》《空姐购物致延误登机》，十二点半是《哈文再执导“春晚”会哭死》《美国姑娘在华被逼婚》，十四点是《民警集体吃工作餐》《揭秘奢侈品鉴定师》。记忆是零碎的：1989年火车奔跑，1992年爱情绽放，1998年剖腹产子，2000年世纪之夜，2003年湘西送葬，2004年云南之行，2007年身心之殇，2011年北京春夏，2014年变故频生内心常生败絮。思考与行途也是零碎的：各种追问无以为继，终于为一次美好期待而疲倦，句子被喧闹咬断，写不下去的爱情，读到半路的书籍，趣味杂陈的书目，戛然停止的采访计划，多部书稿无疾而终，昨日之思被梦冲毁，构想如惊飞鸟雀炸翅而去……有没有一条平阔之路，使我事务简洁，念头收拢，时间聚合，心思纯正？

    这时候又到了另一个会议时间。QQ上那只双手握拳的图标在闪，在呼叫。文案还未完成，我另起一行，急忙写下：“嘉宾，拟十位，名单及联系方式如下。”十位嘉宾，事实上，在存储文件的这一刻，他们是谁？或者应该是谁？对此我全无所知。事物由意愿而创造，世界大概也由此而生。所以，要不了多久，当时间穿过这个下午，穿过决策这项计划的少数几人的意愿，他们便会从我所生活的这个二百多万人口的城市中浮现出来，他们的名字，就会确凿地印存于我的文案里。而一周之后，他们将从这个城市的各个方向走来，来到一个同样经过数个意愿选择后的地点，一座公园，或者一个街心广场。彼时，我和我的同事们以及更多人已经等在那里，看到他们到来，我们将走上去迎接、问候，接着是彼此交谈、相互倾听，于是我们就记住了彼此的脸。只是，到了那一刻，他们中间，有谁会像我一样为此而感到不可思议或者恍若梦中？或者，有谁能告诉我，那一刻，坐在一起的所有人，为什么会相遇，会记住彼此的脸？

    锁门，下楼，走进会议室的一刻，这些抽象的杂念被具体的现实霎时掩盖。会议室不暖和，冷空气拍打着每一位与会者的肩膀。我抱紧双臂，缩在椅子里，脑海迷蒙，好似大雪中的站台。这时，我的上司从身前的一沓文件里抬起头来，她锁紧眉头扫了大伙儿一眼，缓慢而忧愁地开了口。会议室灯暗着，她的脸很快变成一块青灰色的铁。我们被告知：作为一家传统纸媒，我们已经无可避免地被套上了走向灭亡的锁链，这根锁链一天比一天沉重，一天比一天冰冷，它由受众疾变的兴致、广告下滑的数额、订户缩减的数字、技术人才的残缺简陋，以及日日滚动的高额印刷成本所构成，倘若示弱，我们必将被拖入骇浪沉入海底。时间已过五点，光线暗得看不清人脸，却无人起身开灯，每个人都压低了呼吸，仿佛担心稍稍扬起的气息会给那条铁链带去生命，使它从言词里弹跳出来，叮当作响地套在我们温暖又脆弱的躯干之上。我小心翼翼喘口气，顺势瞥向雪花纷纷的窗外，立刻感到自己活像一个越狱犯，再次锒铛入牢。当被生存锁住咽喉，我无法不回来，无法不离开那些抽象的思考，以具体的肉身回到现实的群体里。在集体默哀般聆听完报社的处境之后，我想我的神情就仿佛刚刚从梦魇中醒来。再看对面的同事，朦胧里，他们个个呆滞到漠然。左手边是我的上司，虽然她竭力以坚毅的口吻修复之前沉暗的语气，但她疲惫而焦虑的神色无法不让我猜想：她也许比我更想逃离这幢大楼里的清晨与黄昏，也许她比我更容易从窗外的雪花里看到一个值得她喜欢的世界。一个人的逃离是所有人的逃离，一个人的欲求是所有人的欲求。托尔斯泰让安娜在铁轨上实现了彻底的逃离；另一个女人卡拉却在逃离时退缩了，门罗边写边摇着头，末了，只好送给她应得的命运——忍受永无休止的逃离之梦；即使一个婚姻幸福的女人也不免寂寞无聊，所以她在离家购物时会幻想与另一个男人的艳遇。于是克莱尔·吉根把她领到伊甸园内，又亲手将禁果放入她的口中，但是没有等她醒来，吉根已经把她推向永劫不复的南极。除了女人，男人们也谋划着逃离。韦克菲尔德离家出走后，住在与家隔路相望的公寓里，一来免掉居家生活的乏味与约束，也可天天望见家人以去相思之苦。与此相似的故事，还有《河的第三岸》里的父亲，他既不消失也不回家，只在河里划来划去，既不愿家人将他遗忘，又不肯回到生活之内，他是最冷酷狡猾的一个。韦克菲尔德原以为只要尝到离家的滋味就足够了，没想到霍桑让他干干等了二十年。老霍桑如此用意，话也说得明白：人人都在宇宙里有自己的精密坐标，偏移一寸，就会成为世界的弃儿。不过，比起托尔斯泰和克莱尔·吉根的严厉，老霍桑的教训真是仁慈许多。另一个同样严厉的教训来自博尔赫斯，他在胡安·达尔曼的脑袋里放进一个抽象的概念，使他相信南方的家园在等候他的归来。达尔曼急于回到南方，他的记忆浸泡在桉树的香气和一座红色大房子的幻觉里，因此鄙视每个大难临头的征兆。对于不恭敬的人，命运从来毫不留情。所以，当达尔曼走上南方的土地，等候他的，是已经为他准备好的宿命——一把亮晃晃的、就要插进他身体的匕首。逃离都没有好结果，彼岸全是假象。即使书里写过百遍，即便寒石冷沙、刀子匕首、铁轨南极统统砸来，彼岸仍然金光闪耀，救苦救难。那里天宽地广，万物更新，风是自由的风，心是自由的心。那里无束缚、得所愿、爱恒久，仅仅梦见，也使困苦平复。所以，作为永远的致幻剂，逃离，既是因为遍地的地狱之苦，也是出于人类幻想的本性。

    一切都将过去。那条锁链，不管它将以哪种手段拖垮我们，或者被我们扯断，它终将从我们身上消失。因为我们在消失。我们在一条又一条锁链中钻进又钻出，最终，我们将只成为铁链的记忆。时间或者时代的胜利，就是让我们成为空气，而这一切，即使对于时间，也实在不算一件值得高兴的事。四十分钟后，当我从会议室出来，在黑黢黢的楼道里摸黑捅开办公室门锁时，我这样抚慰着内心的焦虑和一天的疲惫。这时候，与通常遭遇了无能为力的事情一样，阿Q和自嘲精神已经变成了一只美国短毛猫，跳上了我的办公桌，又在我坐下的一刻，扑入我的怀抱。它黑白相间的花纹像一剂致幻剂，使我条件反射般闭上了眼睛。我一边揉摸着它光润柔软的毛皮，一边陶醉在这份巨大的默契中。门外响起一串脚步声，有人推门而入。这是这一天的最后一道工序，在对完差错的清样上按顺序签上我的名字。她把版样放在桌上，然后指着一条广告商要求刊发的广告唠叨起文字所犯下的低级错误，以及她对此痛心疾首的厌恶。这是所有编辑或多或少遇到的苦恼，我猜她决不会不明白广告之于一个媒体及至自身生存的意味，不会不明白并非只有她承受着职业对自我的破坏和侵占，她仅仅是借用牢骚表达自身。她无法抑制地将积累了整整一天或者数日数月数年的烦恼排泄出来，就像另一些时刻，我通过成为一位写作者来表达肿胀拥挤的自我。她声情并茂地控诉着，鼻翼两边的法令纹像两根系着秤砣的丝线，拖坠着她的五官，使之稍稍变形。我理解她的烦恼和真诚，却在倾听时不能聚起更多的同情和耐心。办公室的每一天都雷同琐碎，连怨言和烦恼都没有新意。也许我应该趁此时机推进我们的友情。我们共事多年，熟悉彼此的性格和爱好，但敞开心扉更需要力量。此时我的内心没有这股力量，此时我想收回自己伸向世界的全部触须，内缩为一粒石子，安静地躺在一片温暖的沙地上。所以，那一星点推进友情的念头几乎片刻也没有停留就随着时间消失了。她先是气愤地描述改稿细节，接着开始模仿她与广告商的交涉过程，语调像湍急的溪流水花飞溅。她如此投入，并不觉得一切并无意义。她的热忱和责任心应该感染我，但我的兴致越来越低。为什么经历之后仍不离开？为什么不离开那些浓烟呛鼻的过去？为什么不离开噩梦？我们从来离不开过去和噩梦。我分不清是我不离开，还是它们找到了我？我想问她，却没有问出口，所以只是寡淡应和，语气里就渐渐有了越来越多的敷衍。打断她的是另一位同事，她来领取评稿编辑费。她的到来是把剪刀，剪断的不仅是之前的谈话，还有办公室里尚且流动的友好与默契。那个她结束了她声情并茂的控诉，拎着版样离去；这个她说明来意后，便一言不发站在办公桌一侧。我低头在抽屉里翻找稿费对账表格，以便履行正常的财务手续。我同样一言不发。我们都用沉默坚持着自己，都放弃了以只语片言缓和关系的企图。此时，我们只需例行公事。此时，至少在我这边，既没有愤怒，也没有焦虑。到了今日，无益的人际关系已不再困扰我，它们如同行旅中多余的负荷，卸下的意义大于背负。所以，这一刻我们二人的沉默，以及不约而同的放弃反而更让我安心，因为它让我无须以伪善的同情和宽容，去亲近任何一个陌路人。她小我许多，我们是两代人。她有强悍的时尚和消费理念，我有老成固定的个人爱好。面对世界的时候，她强调差异性，我开始不合时宜地偏向人的共性。我们都站在各自的立场上应对世界。在选择了自己的立场之后，余下的事情，我交回造物。弗兰茨·卡夫卡对待让他感到不自在的办公室同事是怎么办的呢？他用“怀疑的目光”从下面看着对方，好像他时刻在准备着挨打。但他既不肯指责对方，“他并不比其他公务员坏。相反，他比他们好很多。他知识很丰富”，也不放过对方，“一个诚实的、按照公务条例得到丰厚薪水的公务员就是一个刽子手，他们把活生生的富于变化的人变成了死的、毫无变化能力的档案号”（《卡夫卡谈话录》）。我并不认为这种理性能让卡夫卡感到内心平静，相反，这太绝望和痛苦了，因为面对真理。她离开了好一阵儿我还在回想她的背影，每个人的背影都是一片旷野，都是一片既可以孕育也能够毁灭奇迹的时空。

    快七点了，办公室绽放出一种奇异的安静，像堆叠的云海，像蓦然成河的万家灯火。晚班的同事还在赶往报社的路上，白班剩下的，满楼道只有我们几个。一种空旷的安静，同时又有什么东西扑簌簌往下落，落上我的头发，我的手臂，绵绵密密，似有似无。是一天的尘埃就要落定吗？我下意识看了看四周，再看看窗外。天黑透了，雪已停息，我的视线在黑沉沉的后院扫了一圈，最后落在锅炉房敞开的铁门前。蜜黄色的一团灯光从门里溢出来，浸亮了门前的一小片夜幕。光芒像只颤巍巍立着的蛋黄，却没费多大劲就顶住了八方四际的黑。

    我突然就高兴起来，仿佛秘密地交上了一个好运，或者回到了那些笑出声音的美梦之中。偌大院落只剩下这团蜜色光芒，光芒中有片白雪，白雪上有浅浅的几只足印。这琐碎仓促的一天到底还是怀有好意的，至少，至少给我剩下一小片的光芒和静谧。一片不足两平方米的好意，一团悬浮于黑暗里的蛋黄，一小片蕴藏无限的隐喻，我想都没想就把一天的琐碎和凌乱扔进它饱满的身躯，把在凌乱之下暗行的焦虑、思省和另一个我扔进去，把更多同样的日子扔进去，把更多日子里接拼在一起的理性和直觉扔进去。哦，那该是一个深不可测的空间，向下垂直，左右贯通；更像千流入海的海口，一定能收纳并尽可能多地恢复那个整体的更有创造力的我。而时间也恰在此时，分开它沸腾的火焰之躯，允许我探身入内，得以触到时间内部那一小块纯白的永恒。我是不是想得太美了？为什么不呢！这片意味深长的好意，如果不等到这一刻，不经历所有的碎片、尘埃、侵占和抵抗，它会在这里等着我吗？会被我看见并占据吗？原本急匆匆回家的念头霎时熄落了，我回过头，扫了一眼四壁空空的办公室，仿佛真的看见回家的念头正与一天的尘埃一同往下落，而在它们身后，又有许多记忆里的人和事相跟着走出来，它们彼此寻找和汇聚，然后带着迎接清晨的神情，坦荡如雪花，展开着，下落着。这种感觉真的十分美好，一天的魂不守舍、唇枪舌剑都鸣金收兵，耳目回归纯净，内心像争吵过后的恋人重又回到了彼此的怀抱，发誓要爱得更深更长久，而时光，时光终于透露出它的本质——明澈如秋日的长空。

    《民族文学》2016年第3期

    石彥伟兄说阿舍的这篇散文时如同“把一柄手术刀伸向了自己真实经历的生活现场”。怎么用手术刀解剖自己，需要勇气，更需要一种对自我的清醒认识。印象中她好像也来自于新疆，就是李娟的那个阿尔泰地区，只是阿舍并没有把精力用在歌咏，感慨人事的发见上。阿舍的散文混沌，却不浊，时时涌动着奔腾的元气。

    电影放映员

    李云雷

    那时候我大约六七岁，很喜欢住在姥娘家，我小姨那时十八九岁，她初中毕业之后，就从学校回到我姥娘的村里，在生产队里干活，总是她带着我玩。那时候还不兴外出打工，乡村里大姑娘小伙子很多，在村庄里，在田野上，到处都能听到他们的欢声笑语。我小姨也有几个好姐妹，她们一起扛着锄头到地里锄草，回到家里，又聚在一起纳鞋底。她们总是坐在我小姨西厢房的窗台下，一边纳鞋底，一边叽叽喳喳地说话，时而爆发出一阵大笑，时而一个女孩突然站起来就跑，另一个在她后面嘻嘻哈哈地追着，两个人嬉闹一番，又拉着手回到原先的座位上，继续干活，继续说笑。她们纳着鞋底，一直要做到掌灯时分，我姥娘在厨屋里做好了饭，喊我小姨吃饭了，她的那些好姐妹才纷纷回家。“就在这儿吃吧，饭都好了。”我姥娘招呼她们，“不了不了，家里也都做好了。”她们叽叽喳喳地说笑着，欢快地跳跃着就回家了。有时候吃完饭，她们还会再回来，挤在我小姨的西厢房里，在煤油灯摇曳的灯光下，一直说笑到很晚。

    我小姨和她的小姐妹都很喜欢我，她们到地里干活也会带上我，让我在地头的树荫下等着，一会儿从瓜秧上扭一个甜瓜，拿来让我吃，或者发现了草棵子，带我去摘上面红色的小溜溜。在村子里，可吃的东西就更多了，桃，梨，杏，枣，她们爬到树上摘下来给我吃，或者从家里带来两块饼干，桃酥，馃子，逗我说喊一声姨才让吃，我脆声地叫喊着，她们就笑得乐开了花。

    不过我最喜欢的，还是跟我小姨一起去看电影。那时候乡村里也常会放电影，每一次放映都是全村的节日。现在我还记得，放电影都是在村里小学附近的一块打麦场上，乡里的放映员拉来银幕、放映机、电锅、发电机、石英灯，他们要在两棵大树之间拉起那块银幕，将发电机、电锅、放映机和银幕连接好，再在银幕下面摆放一张小桌子，在桌上摆好石英灯，就算布置好了，放映员就被拉到村支书家里吃饭去了。他们开始布置的时候，村里就一传十、十传百地传开了，等不及的孩子搬着板凳提前来占座，一排排高矮不一的板凳在银幕前摆开，还有的小孩会为争抢座位而吵嘴、打架，不少大人围在一边看，嘻嘻哈哈地说笑着，还有卖瓜子的、卖花生的、卖甜棒的外乡人，不知从哪里知道了消息，也一股脑地赶过来了，他们在银幕一侧占好有利的位置，高声地吆喝着，还有的村里人知道晚上要放电影，把出了门的闺女也接了来，扶老携幼的，一家人都来了，好久不见面的人相互寒暄着，问候着，说笑着，整个村庄洋溢着欢快。每到放电影的时候，我小姨也很高兴，她让我搬着小板凳早早去占位置，等到吃过晚饭，她和她的小姐妹带着我一起来看，有的时候，到了打麦场才发现，板凳被向后挪了好几排，我小姨很生气，就上去跟人家说理，直到人家换过来才肯罢休。

    天黑下来很久，电影放映员才在村支书的陪同下来到打麦场，点燃石英灯，放映员坐在那个方桌后面，石英灯白炽的光照在他脸上，那一双剑眉很英俊，村里的人都看着他，他坐在那里淡淡地笑着，很从容。在放电影之前，照例是老支书要讲一番话，讲讲国际国内形势，讲讲庄稼的长势收成，讲讲村里的好人好事坏人坏事，最后才讲到这次放电影的意义，村里人早听得不耐烦了，吹口哨的，起哄的，骂街的，老支书双手往下压一压：“我最后再说两句……”又说了好几分钟，他才结束了发言。石英灯灭了，银幕上刺刺啦啦闪耀出人影，从模糊到清晰，终于对准了焦，才开始放起来。那时候常放的电影是《喜盈门》《咱们的牛百岁》《李双双》《柳堡的故事》等故事片，战争片是《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我记得还演过戏曲片《朝阳沟》《七品芝麻官》。我们小孩都爱看打仗的片子，看完之后就满村跑着打仗，我小姨和她的小姐妹却喜欢看故事片，看完之后还跟着唱电影里面的主题歌《柳堡的故事》。演过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她们都在唱：

    九九那个艳阳天来哟

    十八岁的哥哥呀坐在河边

    东风呀吹得风车儿转哪

    蚕豆花儿香啊麦苗儿鲜

    风车呀风车那个咿呀呀地唱呀

    小哥哥为什么呀不开言

    她们扛着锄头上工的时候在唱，坐在窗台前纳鞋底的时候在唱，走路也唱，干活也唱。

    路上有人跟她们开玩笑：“唱得真好听，想小哥哥了？”她们就呸一声，羞红了脸，快步走开。我小姨胆子大，有时候还冲上去要跟他们算账，那帮人一看势头不好，连忙跑走了。

    那时候放电影，是一个村放完，再到另一个村放，一个个村子演过去，喜欢看电影的人，就跟着放映队，今天在这个村子看，明天再到相邻的村子看。我小姨就是个爱看电影的人，在我姥娘村张坪看完，还要再跟到萧化村、七里佛堂、五里墩、吴家村、直隶村去看，越跟越远。每次去的时候，她和小姐妹都带上我，走三里五里的路，赶到那个村子，看完电影，再一路走回来。夏天的晚上，走在乡间小路上很凉爽，看电影的兴奋劲还没有过去，走着走着路，一拐弯，一弯新月悬在半空。

    在路上，我小姨和她的小姐妹叽叽喳喳地议论着，说笑着，一部电影看过好多遍，她们都有话说，说故事，说人物，说着说着又唱起来了。有时她们也会说起那个电影放映员，说那个小伙子“真俊”，又说给我小姨说婆家，干脆就说给他吧，说着说着她们又嬉笑打闹起来了。我不知道她们的说笑，我小姨是否当真了，但是那一段时间，我小姨看电影看得却更多了，一个个村子跟得也更远了，有时她那些小姐妹嫌路太远，不愿意去了，她还一个人带上我跑很远的路去看。还有一次，她竟然连我也没有带，一个人跑去看了。

    在我姥娘家，我跟我姥爷姥娘住在一起，住在堂屋的东间。北面一张大床，是我姥爷姥娘睡的，南面靠窗一张小床，是我的。现在我还记得，我躺在小床上看到的风景，那时候还很少有玻璃窗，我姥娘家的窗子是木头格子的，夏天钉上纱窗，冬天糊上白纸，上面的隔扇还可以打开，透风。我记得我躺在小床上，经常去数有多少个格子，从左到右，一排数过去是八个，从上到下，一行数下来，是两个六个，下面固定的部分是六个，上面可以打开的隔扇也是六个，每天躺在小床上，我都会数一遍，好像不数一遍，那些格子就会消失一样。有时数着数着数错了，就从头再数一遍。我也还记得，我站在小床上，刚好可以到达隔扇那里，扒住隔扇向外看，可以看到整个院子，东边是厨屋、猪圈、茅房，院子里是几棵高大的梧桐树，西边是我小姨住的厢房、鸡窝、狗窝，再往南就是大门了。下雨时，我趴在隔扇向外看，可以看到雨滴从房顶上滴下来，可以看到一院子的水，那时整个天地都是寂静的，只能听到雨点啪啪啪砸在水洼里的声音，水滴落到窗台上，溅到我身上，有一丝丝凉意。

    那时候乡村里的窗子都很小，晚上点的又是煤油灯，房间里整天都是黑洞洞的，大白天关上门，屋里也是昏暗一片，有时候姥爷姥娘和小姨都去地里干活，我一个人在家，摸索摸索这里，摸索摸索那里，也很有意思。我姥娘有一个放吃食的篮子，悬挂在梁顶垂下来的绳子上，那为的是防老鼠，也防小孩。那篮子里放的都是好吃的稀罕东西，每次我刚到姥娘家的时候，我姥娘就会把那个篮子取下来，从里面拿出好吃的东西给我，有醉枣、酸梨、蜜三刀等等，像是一个神秘的宝库。有一天我醒得晚，他们都去地里干活了，我在家里玩，一抬头，发现了那个篮子，心里怦怦直跳，我想去够那个篮子，篮子挂得很高，我在下面垫了一只小板凳，也够不着，我又把八仙桌边上的太师椅拉过来，踩上去，仍够不着，后来把小板凳摞在太师椅上，很小心地爬上去，才抓住了篮子。里面有一袋芝麻糖，芝麻糖那时是很稀罕的吃食，里面是酥糖，外面沾满了芝麻，吃起来又酥，又甜，又香，平常里我们很少能吃到。我一见心里大喜，打开袋子，从里面小心地抽出了一根，我怕姥娘发现，又原样封好，拿着那根芝麻糖慢慢爬下来，爬到我的小床上，一点点把它吃完了。

    吃完之后，我感觉意犹未尽，往那边一看，篮子在那里挂着，还在晃动，太师椅和小板凳还在那里摆着。要不要再去拿一根？我心里犹豫着，又想吃，又怕我姥娘知道了打我，最后还是美味的诱惑更有力，我在心里安慰自己，就只再拿一根，我姥娘肯定发现不了，嗯，就这么办！下了决心，心里很轻松，我又爬上去拿了一根，下来后把太师椅和小板凳都拉回了原处。可是吃完以后，我的心思又发生了动摇，我只好再把太师椅拉过去，拿了第三根，然后是第四根，然后是第五根。看看袋子里的芝麻糖，已经所剩不多了，我索性心一横，一把抓在手中，也不怕我姥娘的责骂了，想痛痛快快地大吃一顿，但就在我兴奋地往下爬的时候，不小心踩空了，从半空中摔了下来，跌在地上。我嗷嗷地哭了一会儿，也没人理我，看看手中的芝麻糖还在，我就含着泪，把剩下的芝麻糖一根一根吃完了。吃完之后，我又忍着疼痛，把太师椅和小板凳放回了原处，一个人爬到小床上，膝盖都磕得发青了。我姥娘回来之后，没有发现她的篮子被动过，倒是看到我的腿磕破了，还让我小姨给我炒了两个鸡蛋。

    那几天我心里总是提心吊胆的，怕我姥娘发现芝麻糖不见了，会打我一顿，但是一天天过去，她好像也没有发现，我才慢慢放下心来。有一天晚上，我躺在小床上迷迷糊糊快睡着了，隐约听见我姥娘在跟我姥爷说话：“我放在篮子里那袋芝麻糖，你动了吗？”

    “没动。”

    “那咋没了？”

    “再想想放哪儿了。”

    “就是放篮子里了，咋没了呢？”

    “放别的地方了吧？明儿个起来再找找。”

    “找了半天了，我记得是放篮子了呀，是不是叫老鼠拖走了？”

    “这两天我也听老鼠吱吱叫，把碗柜都咬了。”

    “明儿个到谁家抱一只猫来吧。”

    “明儿个我一早去赶集，买几个老鼠夹子回来。”

    我迷迷糊糊睡着了，不知睡了多久，半夜里醒来，听见我姥爷和我姥娘还在说话，屋里黑魆魆的，也没有点灯，他们躺在床上说话，像是在商量什么事。

    “东三里庄李家又托媒人跟我说，想跟咱闺女见个面。”

    “他们家人性咋样，那孩子是做啥的？”

    “那年挖河的时候，我跟他在一个工地干过活，那是个老实疙瘩，他家的小孩，说是在烟庄乡的税务所上班，吃国粮。”

    “你不是说让她舅打听一下那人家，他咋说？”

    “上回赶集我碰见了他，他说也托人打听了，说那家人人性很好。”

    “那就让他们见见面吧。”

    “行，那就让他来家里见见吧。”

    多年之后，我仍然记得当初的那个夜晚，我已记不清姥爷姥娘是否说了这些话，但我仍然记得他们说话的氛围和语气，他们劳累了一整天，晚上熄了灯，在静谧的黑暗中，躺在床上说说话，唠唠家常，说说心事，那是多么缓慢安稳的生活。

    过了没有多久，在一个夏天的傍晚，一个陌生的老头带着一个陌生的小伙子来到了我姥娘家。那个老头笑得很夸张，声音很大，热情地夸赞着我姥娘家的狗、粮囤、门楼。那个小伙子默无声息地跟在他后面，很腼腆，很紧张，一直低着头，偶尔才敢抬头看一眼，很快就又低下了头。我姥爷让那个老头在八仙桌西边的太师椅上坐下，又让小伙子在靠西墙的板凳上坐下，他坐在东边的太师椅上，我姥娘坐在靠东边的马扎上。他们便闲谈了起来。他们先是说庄稼的长势、地里的收成，又说到各个村里的熟人，有谁发财了，又有谁让车撞了一下，没什么大碍，虚惊了一场。那个老头还带来了一大包礼物，放在了一进门的小饭桌上，我蹲在饭桌旁边通向东间那个门的门口，好奇地张望着，不知他们在做什么，只是看到他们的影子很大，晃来晃去的。他们说着说着，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我姥娘点着煤油灯，放在八仙桌上，屋里便有了一片昏黄的灯光。后来我姥娘又到厨屋去炒菜，煎炒烹炸，很快做好了四凉四热八盘菜。

    从厨屋往堂屋里端菜的时候，我姥娘让我去西厢房里喊我小姨，我跑到我小姨的房间，见她正坐在床边发愣，我喊了她两声，她也不理我，我伸手去拉她，才发现她的手上滴满了泪水，我小声地说：“小姨，你哭啦？”我小姨也不说话，把我紧紧抱在怀里，过了一会儿，她才放开我，说：“你出去玩吧，小姨在屋里待一会儿。”

    我跑到厨屋，我姥娘已经把菜都端到堂屋里，摆到八仙桌上了。那个小伙子也坐到了八仙桌靠南的一侧，他仍然默默地不说话，叫喝酒就喝酒，叫夹菜就夹菜，但是倒茶倒酒很勤快，那个老头在不停地夸他，说他人踏实，又勤谨，现在在烟庄乡上班，上上下下都说他好，给他介绍对象的可不少哩。那个小伙子静静地听着，慢慢地红了脸，有点不好意思地又站起来倒茶。突然他发现了我躲在身后，把我叫到他身边，轻声问我想吃什么，我说不吃，他从烧鸡盘子里掰下来一个鸡腿，递给了我，让我慢慢吃。我拿着鸡腿到院子里转了一圈，很快就吃完了，又回到堂屋里，那个小伙子见我空了手，又给我夹了两个藕合，我一手拿一个，边走边啃，心里也对这个小伙子有了好感。

    那时候在我们那里，喝酒吃饭，女人是不上桌的，我姥娘炒完了菜，端了过来，就出去了。我看到我小姨那屋里点亮了灯，走进去，才发现我姥娘也在这里，她和我小姨都坐在床头，两个人在说着什么，我小姨的脸背对着光，看不清她的表情，只能看到她的两条辫子垂在床沿，泛着黑亮的光泽。我姥娘见我吃着藕合进来，让我到堂屋东间自己的小床上去吃，吃完别忘了洗手。我在院子里转了一圈，吃完了藕合，才回到自己的小床上，在那里躺着，不知不觉睡着了。不知过了好久，我被一阵夸张的笑声惊醒了，隔着门一看，只见那个陌生的老头还在笑着，我姥娘带着我小姨走过来，他们都站了起来，说了两句话，我小姨一掀门帘，又出去了。那个老头高声说笑着，带着那个小伙子向外走，我姥爷也站起来，跟在后面送他们。那个老头的笑声转移到院子里，又转移到胡同里，渐渐地远了。

    那年夏天的雨水特别多，我小姨似乎有了心事，她扛着锄头上工时也不唱歌了，回到家里，也不坐在窗台前纳鞋底了。她的那些小姐妹来找她的也少了，偶尔有两三个结伴来找她，她们就躲在我小姨的房间里，脑袋聚在一起，叽叽喳喳地说悄悄话，像是在密谋着什么。说一阵话，就又走了，她们也不再嘻嘻哈哈地打闹了，走起路来，快得像一阵风。

    那个夏天小姨也很少带我出去玩了，也没有去看过电影，我在姥娘家过得很没意思，盼望着我娘早点接我回去。每天姥爷姥娘和我小姨下地之后，家里就只剩下我一个人，我就站在小床上，扒着隔扇向外望。那是一个下雨天，院子里积了一地的水，雨水从梧桐树叶子的边缘滴落下来，砸在小水洼里，泛起一个个小水泡，小水泡在水面上滚来滚去，旋生旋灭，我呆呆地看着，院子里很安静。突然我听到胡同里有人吹着口哨走过来，很清亮，很熟悉，原来就是我小姨喜欢唱的那一首《九九艳阳天》，口哨声由远而近，停在了我姥娘家门口，就在那里不走了，吹了好一会儿。我正在纳闷，突然看到墙头上出现了一个人，他紧张地张望了一下，一纵身跳了进来。难道是家里来了贼？我紧紧地盯着他，只见他又四处看了一下，随后快步走到我小姨的窗口，掏出一个东西，压在了一块破砖头下面，转过身，三步两步跨上墙头，一闪身，又不见了。这时我才想起，他的身影很像那个电影放映员，当他张望时，我好像看到了那一双剑眉。

    我很好奇，从小床上爬下来，走出堂屋，冒着大雨来到我小姨的窗台前。那个窗台很高，我探起身子去够，慢慢掀开砖头，在下面摸索，摸了好一会儿才摸出一样东西来，原来只是一张小纸条，这让我有点失望。我拿下来的时候没有抓稳，小纸条飘到地上，正好落在屋檐下面的小水洼里，我从水洼里捞起来，纸条全都湿了，还沾了些泥水。我拿在手里翻看着，上面只有两行字，我不认字，也不知道写的是什么。我想把纸条再压到砖头下面，踮起脚去够窗台，一不小心，又把纸条抓破了。这时我突然想到，纸条压在这里，也可能会洇湿，还不如等我小姨回来，我再拿给她。想到这里，我就把这个纸条揣在了裤兜里。但是后来，我就忘了这张纸条，直到第二年夏天，我娘给我洗衣服，在裤兜里发现了有一点纸浆，我才隐约记得有这么回事。

    那一年冬天，我小姨就出嫁了，她出嫁的那一天，我去给她压嫁妆。那时候在我们那里，闺女出嫁的时候，都是要压嫁妆的。结婚的那一天，天还没有亮，男方就有人来接新娘了，娘家这边也有人送，接的和送的都是男女家族中儿女双全、脾气很好的嫂子，接了之后从娘家抬着轿子一路抬到婆家，送嫁妆的车子就跟在轿子后面。经过各个村里的时候，村民都会拥挤在路边挤着看，指指点点的，新娘在轿子里，他们看不见，他们最关注的就是嫁妆了，这家的嫁妆有六车，那家的嫁妆有八车，这家的嫁妆中有五斗橱和大衣柜，那家的嫁妆中有自行车和缝纫机，在很长时间里都会成为村里人谈论的对象，对于嫁妆多的他们啧啧地称赞着，对于嫁妆少的则会摇头叹息，低下头轻声议论着，将来再有谁家的孩子结婚时，他们就拿来比较，说谁家过得真殷实，嫁女儿也那么大方，或者说这家的家底真薄，打整嫁妆才打整了三车，连个缝纫机都舍不得陪送，等等——这在那个年代可是乡村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那一天，天还没有亮，接我小姨的人就来了，我姥娘家厨屋里早炒好了菜，招待她们吃完，她们就催促着要走。可是我小姨就是躲在她的房间里不出来，我溜进去看我小姨，只见她坐在床边默默地流泪，不少婶子大娘围在她旁边劝，过了一会儿，她说想安静一会儿，让所有的人都出去，等一会儿。那些人都出去了，我小姨插上门，又坐到了她的床头。过了一会儿我们就听到了她的哭声，最开始是低声啜泣，后来她的哭声慢慢大了，到最后是号啕大哭，哭得上气不接下气。来接她的人和要送她的人都面面相觑，她的那些小姐妹一个个也都愁眉不展的，有的也在默默地流泪，或许她们也都想到了自己的将来。有两个嫂子在门外轻声地劝着她，让她开门，我小姨就是不开门，哭得撕肝裂肺的。她哭了好一会儿，接送的人都没有办法，不知道该怎么办好，她们悄声议论着说见过出嫁的女儿哭的，还没见过哭得这么痛的。最后不知谁想到了主意，让我姥娘过来劝她。我姥娘颤巍巍地来到我小姨的窗台前，轻轻地敲着窗棂，说：“闺女，别哭了，别哭了，娘在这里呢。”说着她也淌下泪来。又说：“闺女，别哭了，谁家的闺女不出门子呀，咱做女人的早晚都有这一天。”又说：“闺女，娘也知道这门亲事不如你的意，你别闷在心里，想哭就哭吧，哭完了咱还得往前走。”又说：“闺女，别哭了，天快亮了，也该出门了，走得晚了，让人家笑话咱不懂礼，让人家笑话你爹你娘……”

    小姨一听见我姥娘的声音，哇的一声，哭的声音更大了，过了好大一会儿，才慢慢平静下来。她打开门，我姥娘走进去，她一把抱住我姥娘，又流出泪来，我姥娘哽咽着拍打她的后背，说不出话来。小姨重新洗了脸，换了衣裳，站在门口看了看她的桌子、她的床、她桌上摆的插花，就走了出来，坐上了花轿。

    花轿出门了，前面是鼓乐班子，十几个人敲锣打鼓，有吹喇叭的，有吹唢呐的，有吹笙的，他们吹奏着喜气洋洋的乐曲，走在村子里的大路上。那些人一边吹着乐器，一边向路边围着看的人挤眉弄眼，动作和表情很夸张，惹得看热闹的人群不时爆发出一阵大笑。看热闹的人很多，有早起拾粪的白胡子老头，有抱着孩子的妇女，有扎着围裙的老太太，有扛着锄头准备下地的男女，他们站在路边，看着鼓乐班子走过，花轿走过，拉着嫁妆的大马车走过，看着，说着，笑着。还有跑来跑去的孩子，他们等不及在自家门口看新媳妇，鼓乐班子一响，他们就跑了过来，跟着迎亲的队伍在人群里跑，一会儿摔倒了再爬起来，一会儿呼朋引伴大喊大叫。看着这些孩子，我心里很是得意，以前我也是跟着奔跑的孩子，现在不用再跑了。我坐在高高的马车上，跟着嫁妆车一起向前走，在这个清冷的早晨，迎着刚刚升起的朝阳和满天彩霞，在乡村小路上逶迤前行。

    那时候所谓压嫁妆，是拉嫁妆的大马车上，每一辆都坐一个小男孩，到了新郎家里，小男孩不下车，新郎家里的人就不能将嫁妆卸下来，所以嫁妆车到了新郎家门口，新郎家里的人就会说好话，塞红包，如果小男孩不满意，新郎家里的人就会不断地加红包，不断地哄着，直到小男孩满意了才会下车。在压嫁妆的小孩中，坐在第一辆上的小孩又最重要，他是所有小孩的领头羊，也是重点被关照的对象，他一下了车，其他的小孩就也都下车了。这次给我小姨压嫁妆，我就坐在领头羊那辆车上。在压嫁妆的前一天晚上，家里人就为我准备好了新衣服，又跟我说，到了那里，不要轻易下车，要为难一下新郎家里的人，让他们知道娶我小姨多不容易，他们以后才会对我小姨好，这话我暗暗记在了心里。

    等进了新郎那个村，我的心就开始紧张了，到了新郎家门口，早有人迎在门口了，一大挂鞭炮悬挂在门楼上，噼里啪啦地炸响着。花轿抬进院子里，车子在院门口停下，一群人簇拥上来，有一个花白胡子老头来到我面前说，一路辛苦了，冻坏了吧？快到屋里烤烤火，说着往我兜里塞了一个红包，伸手要把我抱下来，我连忙把他推开说，不行，别想骗我！那个老头也不急也不恼，笑着说，你这个小孩还很难缠哩，来，我再给你加一个红包。说着他又掏出一个红包来，塞到我手里说，这回行了吧？外边多冷啊，快进屋吧！我才不吃他这一套，身子躲着，往家具缝里钻，连连说不行不行。这个老头无奈地摊开手，说这是最后一个了，都给你！你快下来吧。我接过红包，塞进口袋里，还是说，不行不行！这个老头无奈地摇摇头，苦笑着说这个小孩真难缠，说着他走开了。这时换上了两个中年男人，他们赔着笑脸，一会儿给我扔红包，一会儿又说，你看人家别的小孩都下车了，快到屋里去暖和暖和吧。我不理他们，爬到嫁妆车的最高点，那个大衣柜的顶上，就是不下车。他们在下面说着好话，晃着红包哄我下去，我坐在大衣柜顶上，两条腿垂下来，看着他们，不为所动。这时我想起我小姨在上轿之前的痛哭，心里很难受，突然也放声大哭起来。那些人看我哭了，一时不知所措，有的连忙问，咋啦，咋啦，磕着哪儿啦？有的赶紧跑去叫人。过了一会儿，新郎匆匆忙忙跑了过来，他爬上马车，攀上大衣柜，把我抱了下来，我的头偎依在这个曾给过我鸡腿和藕合的小伙子怀里，仍然痛哭不止。

    现在是夏日的一个下午，中午我和我小姨夫喝了一瓶白酒，两个人都有些眩晕，坐在院子里葡萄架下的躺椅上，喝着茶闲聊。现在我小姨夫已经从烟庄乡税务所内退，在家里养养鸽子，种种葡萄。他和我小姨生了三个孩子，大儿子在家，去年结了婚，二儿子在南方一个城市打工，最小的是女儿，还在大学里读书。多年来我已习惯了这个家庭，和我家一样熟悉，但是在喝酒时聊起我第一次见他的样子，那时他还是一个腼腆的愣头青，这时我的脑海中突然浮现出了童年的种种印象，想起了我小姨带我去看电影的那条路，想起了我姥爷姥娘在黑暗的夜里说话，想起了相亲那个晚上昏暗的灯光，想起了压嫁妆那天早上凛冽的寒风，我也想起了那个电影放映员。在我的记忆里他的形象已经模糊不清了，只记得那一双剑眉，我不知道我小姨和他之间有没有感情，有没有故事，有没有撕心裂肺的往事。我也不知道，我隐藏的那张纸条是否改变了我小姨的命运，但是这个模糊形象在我脑海中渐渐清晰，让我意识到我小姨完全可能有另外一种生活，另外一种人生，而多年来我已经习惯了的这个稳固的家庭，或许也只是无数偶然所构成的一个必然。

    我抬头去看我小姨，此刻她正带着她的小孙子蹒跚学步，清亮的阳光洒落下来，她两手抓住那个小孩的两只小手，在身后不停地鼓励他往前迈步，正在向我们走来。在她的身旁，三五只鸡在踱来踱去，还有一条狗趴在狗窝前面，热得吐着舌头不停地在哈气，周围的世界如此清晰，又好像是那么虚假，我像喝醉了酒一样，看到这个世界在眼前晃来晃去。

    我想起多年前的那个夜晚，那天我小姨带我走了很远的路去看电影，在回来的路上，她问我喜欢不喜欢看电影，我说喜欢，她又问我想不想天天看电影，我又说想，这时她指着天上那轮圆月对我说，只要你有这个念想，天天想，天天对着月亮说，就能梦想成真了。我望望天上的月亮，又望望我小姨明媚的脸庞，用力地点了点头。我小姨轻轻刮了一下我的鼻子，拉着我的手继续向前走。我们穿过田野，穿过河流，穿过乡间小路，她的步伐是那么轻快，那么愉悦，一路上她都在轻轻哼唱着她最喜欢的那首歌：

    九九那个艳阳天来哟

    十八岁的哥哥呀细听我小英莲

    哪怕你一去呀千万里呀

    哪怕十八年呀才回还

    只要你不把我英莲忘

    等到你回来呀再相见

    《人民文学》2016年第4期

    看完了，才意识到作者并没有写什么电影放映员。小姨的梦想和爱情才是重点。“唠唠家常，说说心事，那是多么缓慢安稳的生活。”肯定也是来自于成年后的记忆修正，一个小孩子哪里顾得上点评这些呢？篮子里的芝麻糖，屏幕上的人就够他惦记了。我更喜欢的是他对童年记忆的描述，一切都那么有滋有味，无忧无虑，完全不用担心即将到来的成年生活。

    与父亲的一次长谈

    吴佳骏

    一

    在我人生的端点上，总是蹲着一个男人。他从不说话，沉默着，像一块被太阳暴晒，又经阴雨浸润的石头。从小到大，我都在与石头的对望中活着。春季来临，惠风刮过山坡，野百合和山菊花将石头层层包裹。我靠在石头上，吹响竹笛，水牛在低头啃吃青草，我的懵懂心事随着笛声飘向远方；夏季炎热，骄阳晒得地面发烫，山林里的树叶全都卷了边儿。我赤膊坐在石头旁，用割草刀在石头上刻下激情和彷徨；秋天到了，雁阵排队离开故乡，野草发黄枯萎，落叶凋零成泥。我蹲在石头的背面，用孤独抵抗坚硬；冬季严霜，天地一片肃穆，雪花漫天飞舞。我戴个毛帽子，跟石头保持距离地站着。石头上长满的青苔，酷似我发霉的心情。直到雪花覆盖了石头的同时，也覆盖了我。

    时间是一幅卷轴，多年后，当我从童年的记忆中走出来，翻阅属于我的册页时。我发现上面全都印满了那块石头的痕迹。它就像一枚印章，凡是署有我名字的地方，就有它的落款。尽管，在岁月的磨砺下，册页早已泛黄，我已然分辨不出那枚印章到底是阴刻还是阳刻。用的印泥是红色或蓝色，还是黑色或黄色。但这些都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那块石头它见证过我的成长，知道我生命所历经的坎坷和忧戚，明亮和辉煌。不但如此，直到现在，它都还在引领着我的人生。凡是我的脚步所到之处，都有它的陪伴。如此说来，它又是一块路碑。它永远在为我指引方向。

    无数次，当我被生活的潮水几近淹没之时，是那块路碑在告诫我，一定要坚强和勇敢，要敢于逆流而行，乘风破浪。于是，我咬紧牙，奋力前行，我听见浪花拍打在路碑上的啪啪声，像一个个响亮的耳光。曾经，在远离家乡独自去异地闯荡的那些年，我被各种人际关系搞得晕头转向，整天陷进世俗的漩涡里差点迷失方向之时，还是那块路碑在提醒我，做人一定要踏实和本分，不能昧良心和丧失尊严。于是乎，我悬崖勒马，挽绳收缰，以底线守住了内心，终于否极泰来，头顶重现曙光。又几何时，在工作中面对金钱和物质的强大诱惑，我的心念产生了动摇，险些惹火自焚的关键时刻，仍然是那块路碑在警示我，人不应该有那么多欲望和贪婪，唯有平淡才是真。于是乎，我如醍醐灌顶，心中慈悲顿生，才使自己躲过了劫难。

    如今，当我隔着三十多年的时光烽火台，瞭望曾经走过的路途时，才不由得心生感慨：在人的一生中，若是永远有那么一个人，一块路碑，一种精神在引导你前行，将会是多么的幸运。这种幸运，最终会变成福祉，为你的生命镀上金色和亮彩。

    那么，问题的实质在于，到底谁会心甘情愿为你做那块引路的石碑呢？自我们呱呱坠地，就在不断接触各种各样的人。伙伴或闺蜜，长辈或同学，同事或朋友……他们组成你人生的场域。在这些由不同角色、不同身份和地位的人组成的关系网中，可能就存在着为你引路的贵人。他们会帮助你成就梦想，为你雪中送炭，两肋插刀，解燃眉之急；但倘若有那么一天，当你尝尽人情冷暖，看透世态炎凉，经受悲欢离合，体察生死无常之后，或许你才会幡然了悟，那真正能够引领你向上的人，只能是给过你生命的人。朋友的指引顶多不过是解决你生活中遇到的实际困难，而给过你生命的人却能指引你提升自我人格，并最终达至灵魂的至善和圆满。他们是在以生命指引生命。只要能够成就你，他们完全可以牺牲自己。

    我的那块“路碑”就是在以牺牲自己来成就我的。尽管，他一直沉默着，他把该说的话都刻在石头上，让你自己去参悟。他把能够给你的都给你，毫无半点私心，从不藏着掖着。光明磊落是他的性格，沉默是他的经文。你永远猜不透他，他就那么默默地看着你。可你一旦从他身旁走过，就是一条汉子。

    我的那块路碑上，干净地刻着两个字：父亲。

    二

    你沉默了一辈子，我终于可以有机会坐下来跟你长谈了，父亲。在这个冬天快要过完的时候，我回到我们曾经一同生活过，而你至今依然在那里生活着的乡下小屋。屋檐上挂满了蜘蛛网，有几根檩子已经断了，极像你曾经从土坎上滚下去而骨折的腿。时间总是会让很多东西受伤。屋顶上的瓦大概是被你修补过，残片缀着残片，像你当年身上穿的那件补丁缀补丁的蓝色衣裳。我放下背包，在屋子里转了转，发霉的味道充塞鼻孔。那是我幼时再熟悉不过的气味。跟这霉味一样使我难忘的，还有你那呛人的烟草味。在那些孤寂的夜晚，你靠在木床上抽烟的样子，雕塑般定格在我的脑海。那一闪一闪的火星，至今还时不时地跳出来烫我一下。我的身上和心上，都有你的烟蒂烧出来的伤疤。身为你的儿子，我深深地知道，我的血管里流淌着你的血液。因此，你的痛也是我的痛；我的痛也是你的痛，父亲。

    从我见到你的第一眼开始，你就在用一只手抱着我，抱得比绳子捆得还要紧。我睁大惊恐的眼睛，死死地盯着你，像盯着一个陌生人。那一刻，我分明从你的眼神里，感受到一种喜悦之外的坚韧。待我懂事后，你仍然用一只手给我喂饭和干活。记得我七岁那年春天的一个清晨，母亲把我从睡梦中摇醒，让我去牛圈牵牛随你去犁田。天空雾蒙蒙的，早春的湿气扑面而来。你扛着犁铧走前面，我牵着牛走后面。我们谁也没说话。我的人生之路就这样跟着你的步伐默默地启程了。山路弯弯曲曲，牛儿摇头摆尾。犁铧在你的肩上磕磕碰碰，你的那只手按不住你那颗跳动的心。在犁田时，你走得异常艰难，提犁铧的单手颤抖不已。我蹲在田坎上，替你捏了一把汗。那头牛拖动的，不是犁铧，而是你的命运。而你正在配合的，也不是牛的工作，而是对苦难的磨合。泥水溅满你的全身，也溅满我的记忆。那天，花了整整一个上午，你才筋疲力尽地将一块水田犁完。但我知道，你犁不完的，是那块命运的田畴。

    我从来没有主动询问过你的右手是怎么失去的，在苦水中泡大的孩子，天生懂得该怎样维护一个男人的自尊。但后来我还是从爷爷那里弄清楚了事情的真相。同样在你七岁那年，你一个人背着背筐去山坡割草，不幸被一条毒蛇咬伤。家贫如洗的爷爷奶奶无钱替你治疗，只能眼睁睁看着你的手致残。我不知道那么幼小的你，当年是如何承受那种伤痛的。故当我听完爷爷的讲述后，心都碎了，跑去后山的岩洞里痛哭了一场。你当时见我眼泡红肿，问我怎么了。我没有回答你。从那时起，我就已经在开始默默地替你承受内心的伤痛了。成年后，很多人说我早熟，懂事。其实，我的早熟至少有一半因素来自于你。一个心疼父亲的孩子，由不得他不早熟，不懂事。就像一个心疼儿子的父亲，即使经受再大的磨难，他也会将苦痛当成补药来吃。人活着，有时就是相互的支撑。

    只不过我那时还太小，没有能力替你分担更多的负担。只能尽量不惹你生气，做个乖孩子。衣服脏了自己洗，肚子饿了自己煮饭吃。放学后，尽量帮家里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我想以自己的表现，来博得你的欢心。没想到，这招果然奏效。你那时完全把我当成了你活着的希望。无论村里人怎样羞辱你，嘲笑你，你都一笑而过。你知道，你并不是为别人而活的。你只为信念而活。你下决心要给儿子树立一个榜样。并且，你一直在努力证明，你虽然只有一只手，却并不比任何人差劲。故我很小的时候，就以你是我的父亲而感到自豪。

    不过，父亲，你虽然展示给我的，从来都是坚强和不屈服。但我还是曾偷偷地看见过你掉泪的情景。那是一天黄昏，我放学回家后，见家里冷冰冰的。母亲不在家，你也不在家。我做完家庭作业，实在闷得慌，索性去房前屋后随便走走。可就在我走到屋前的竹林边时，耳朵里依稀传来一阵哭声。起初，我以为是母亲在哭。细听，好像是一个男人的声音。我悄悄地向哭声寻去，结果发现是你躲在一捆柴堆背后哭泣。边哭边用左手砸地上的石头，拳头上鲜血淋漓。我被吓傻了，两腿发抖。那时候，我好想冲上去，投入你的怀抱，说一句：爸爸，别这样，咱们好好活着。可我最终还是没有这样做。我怕我的出现会引发你更深的悲痛。我赶紧藏在竹林里，静静地观察着你。我心里清楚，你不会有事的。你不会抛下我和妈妈。你没有那么自私。你是我的榜样，是一个负责任的好父亲。直到天快黑的时候，你才摘下身旁的草叶，把手上的血迹擦干净，起身回家。回到家里，你大概从我的眼神里察觉到了什么，便佯装露出浅笑，摸了摸我的头。我明显感受到你那只沉重的手充满了慈父的柔情。

    所以，父亲，你不要以为你沉默着，我就没法走进你的内心。你不要忘了，我是你的儿子，我比任何人都要懂你。我是你的白天，也是你的黑夜；就像你是我的光源，也是我的路标。我们是同一条河流的上游和下游，我们是同一条地平线上的晨星和昏星。

    三

    堂屋左侧的墙上，挂着一个相框。它挂在那里已经几十年了，木质的边框早已松动，暗红的色泽褪变成了本色。但它无疑是家中最为干净的挂件之一，那都是你隔三岔五地勤于拂拭的原因。你不能让灰尘遮盖住了相片上的人的表情。那是我们一家三口唯一的一张合影。你抱着我，笑容满面。母亲站在你侧边，小鸟依人。那时的你多么年轻，委实是个朝气蓬勃的小伙子。如果单单从照片上看，没有人能够看出你内心的伤痛。可看不出伤痛不等于你没有痛。你的痛，只有我和母亲知道。就像你的欢乐，也只有我和母亲知道一样。那张黑白照片，既是我们一家相依为命的可靠见证，又是你谋生之路的初始见证。换句话说，它是你正式成为一名“乡村照相师”时拍的第一幅作品。

    那时候，我们刚刚跟爷爷奶奶分家单过，日子穷得叮当响。住的房子是用竹子夹的，为避风，你只好在竹子上糊满泥巴。可泥巴一糊上去，又会掉下来。后来，你干脆找来几个编织袋，用绳子缠在竹子上做屏风。入夜，寒风吹在编织袋上，像发怒的强盗在砸门。我们三个人躺在一张窄木床上，身子瑟瑟发抖。你怕冻着我，将你唯一一件军大衣盖在我身上，自己侧身面向墙壁。整个晚上，我都听见你上牙磕碰下牙发出的声音。那些个漆黑的夜晚，我看不见光，看不见希望。我只看见我们三人都躺在同一道缝隙上，手拉着手，不断地往下陷。面对这来自黑暗的恐慌和冰凉，我好想哭，父亲。但我忍住了，我不能哭。我分明知道，即使我流下的泪水再滚烫，也难以融化掉囤积在你内心深处的寒冰。我必须和母亲一起，陪伴你走出这黎明前的黑暗。

    如果说，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原本就是来受苦的。那么，作为残疾人的你，对这世界上的苦难必定会更加敏感。尤其你又是个农民，只能靠劳动活命的农民。当春天到来，看到其他人都在锄地播种了，而你因为身体缘故却不能下地干重活。一旦错过了耕种季节，秋天收获的就只能是饥饿和贫穷。这样的活着对你来说，跟地狱又有什么区别。可命运既然将这样的厄运安排给了你，那你就只能承受。你是土地，就要接受万物的生长；你是河流，就要承载趸船的忧愁。

    母亲早就看穿了这一点，所以才建议你另寻拯救之法。她劝你扔掉锄头和镰刀，重新去找一个能够活命的法子。起初，你还不大愿意。男人的面子让你心有犹豫。你怕不再干农活后，会被别人说三道四。最终还是母亲的话打动了你，她说：我跟孩子都不另眼看你，你还怕被别人另眼相看吗？你看那水田里的泥鳅和黄鳝，无手无脚都能找食吃，况且你还留有一只手，莫非还能被尿活活给憋死。

    几番思忖之后，你决定去学一门手艺。那个年代，农村最吃香的手艺，只有石匠和木匠。可你的身体条件又不允许你选择这样的手艺。正在你绝望之时，上帝悄悄地为你打开了一扇窗。一次偶然的机会，你去镇上办事，发现镇上的小相馆围满了照相的人。你灵机一动，看到了活着的一线生机。你决定去学照相。当你回家说出这个想法时，母亲内心是反对的。在她看来，照相这种事，是专门给城市里那些闲着没事的人玩儿的，在乡下并没有市场。可母亲到底还是支持你。她深深地明白，在当时那种情形下，给你一个活着的理由，远远比你能否挣钱养家重要百倍千倍。父亲，我现在给你说出这段往事，也是在告诉你，你这辈子娶了个好妻子。她跟你一样，都是我的骄傲和榜样。一个能够在你人生最低谷之时不离不弃的人，值得你用一生去珍惜和守候。

    有时想想，命运倒也公平。它给了你某一方面的缺陷，就必定会给你另一方面的才能。我怎么也没想到，你的摄影天赋竟如此之高。短短几个月时间，你便掌握了摄影技术。做任何事，靠的都是悟性。可悟性再高，玩儿摄影，都得花钱。没有成本，学了等于白学。正在你为买不起照相机而发愁时，仍然是母亲站出来支持你。她知道一个摄影者若没有相机，等于知识分子手中没有笔，战士手中没有武器。故母亲二话没说，卖了她出嫁时外婆送给她的一对手镯和家里的一头羊，为你买回一台海鸥牌相机。从此，你以一名“照相师”的身份游走于乡村。那台挂在你脖子上的照相机，点燃了你将要破灭的生活梦想。透过那个“8”字形的镜头，你再次看到了蓝天和白云，天边的朝霞和池塘边的春讯。或许是感念母亲和庆祝你的新生，你让相机记录下了那张挂在墙壁上的全家福。从此，我们三个人的心里，都放飞了一只海鸥。我仿佛看见它们在大海上空高傲地飞翔。然后，又俯冲下来，搏击海浪。

    记得最开始那段时间，没有人愿意接受你的照相。这倒不是他们信不过你的摄影技术，而是在乡邻们看来，你成天不干活，脖子上挂着个机器东游西荡，简直跟个懒汉没啥区别。但你没有放弃，你清楚一旦放弃了摄影，就等于再次放弃了自己的人生。一段时间过去，不知道是你的敬业感染了村民，还是他们同情你，陆续有人来找你去拍照了。来请你去拍照的，主要有三种人家。一是有新生婴儿出生的人家；二是有嫁闺女或娶媳妇的人家；三是有老人病危，需要拍遗像的人家。我看到过你给他们拍的照片，光线和表情都抓得很好，人家对你的摄影技术赞誉有加。每每如此，你的脸上就会浮起一丝荣誉感。你终于得到了他人的认可，成了在别人眼中有用处的人。而我们那个风雨飘摇的家庭，也因为你的摄影而略微有所好转。我至今没有忘记你挣钱后做的第一件事，是去镇上买回一条鱼和一块肉，让我和母亲吃得嘴角流油。你那天虽然很少动筷，只默默地看着我们吃，可我明显看到你脸上流露出来的幸福，远远比你吃到鱼和肉还要多得多。

    如今，我们已经不会为吃一顿鱼或一顿肉而发愁了，可父亲，不知为什么，我总会经常地想起你当年挣钱后，为我们准备的那顿丰盛的饭菜。我一直觉得，那顿饭菜，是我今生吃过的最好吃的一顿饭菜。那种味道，以及味道背后的含义，值得我用一生去怀想和铭记。

    四

    假如不是这次长谈，父亲，我们这辈子可能都不会说这么多话。我也不会借助回顾你这一生轨迹的机会，来作出诸如对命运的某些思考。照相虽然让你找到了活着的理由，却并未让你找到活着的意义。理由与意义之间，隔着一条巨大的鸿沟。长久以来，我都看到你在那条鸿沟边上走来走去。你几次将脚跨了出去，又几次把脚缩了回来。你的相机可以抓拍住别人的面孔，却唯独照不出自己的忧伤。

    大概人都是这样，特别是那些在苦难中备受煎熬的人。一旦他们在苦难中幸存下来之后，就总爱追问活着的意义。总想着能为自己的家人或这个社会做点什么。否则，他们曾经所经受的磨难，就没有能够锻造他。或者，借用佛家的话讲，叫没有“悟道”。

    当然，我不能说你就“悟道”了，父亲。但你当时的想法和行为，又的确是一个人悟道之后的想法和行为。你说，照相不会是你人生最终的选择。那只是你生命的一个过渡，是从此岸到达彼岸之间的那条小船。你的说法也印证了母亲当初的判断。在乡村社会，你要想让广大的农民朋友来消费带有艺术性质的生活，那相当于牵着骡子进鸡圈，是令人哭笑不得的事情。一年之后，你的照相事业便维持不下去了。命运再次将你逼迫至悬崖边。但这回母亲没有再给你任何建议，她看出你早已不再如之前那般脆弱。的确，经过苦难的磨砺，你已是刀枪不入。至少，命运再不能轻易将你打到。

    几个月之后，你做出了一个新的决定。你要去学医术，救己救人。我们都为你的决定感到欣喜。对于你来说，这应该是最好的选择。经过多方打听，你最终拜师在一个远房叔伯的门下，精研岐黄之术。好在那位叔伯看出你天生是个学医的坯子，没有旧式医生的门户之见，将你视同己出，把全部医术都传授予你。也是在学医的过程中，你开始学会修炼自己的心。

    在老屋里放着的那个红色柜子里，至今都装着满满一柜子医书。那便是你当年挑灯苦读的见证。其中大部分书籍，纸张早已泛黄，书页也被你翻得残破不堪，边沿还浸着油迹般的汗渍。书籍的旁边，是几大捆你抄录的笔记本。我曾偷偷地拿出来看过，有几本上面的字迹歪歪扭扭，一看就知道是你刚开始用左手练习写字时留下的。但后来你写下的字迹，就大不一样了。娟秀飘逸，洒脱不羁，比教过我的老师都写得好。我一直在想，一个成年人，要重新像小学生那样握笔学写字，而且还是用左手，将付出怎样的代价。但你成功了，父亲。凡是见到过你字迹的人，还没有说写得不好的。

    你是那种做一件事，就必须成一件事的人。在叔伯家当学徒的日子里，你除了帮师傅家干一些轻便活儿，剩余的时间全部用于看书。不懂的，就问叔伯，非要弄懂不可。母亲那时不放心你，每隔两个月，都要跑去看你一次。有一回，母亲看望你回来后，闷闷不乐。夜晚躺在床上，终于忍不住掉下泪来。她说，她发现你瘦了，苍老了，脸上只剩皮包骨。她想给你送些鸡蛋补充营养，但你毕竟在别人家，单独吃不方便。看到母亲哭，我也跟着掉泪。母亲一直不让我把这些讲给你听，父亲。但现在，我觉得应该告诉你。一家人，不应该保守那么多秘密。当然，我之所以讲述这些，并不是要你感激母亲。我只是想说，你的命运，也是我们全家人的命运。你要是过得不好，不开心，我们也会跟着过得不好，不开心的。或许，这就是亲情和爱吧。人生在世，无论是夫妻也好，抑或父子也好，倘若缺了这种亲情和爱，那真的会比其他任何灾难都要可怕。

    我一直觉得，除了母亲和我，应该还有另外一些东西也见证过你求医的过程。譬如家中的那盏煤油灯，每当我从熟睡中醒来时，都看见它那暗黄的光线，把你坐在午夜里孤独地翻书的身影投射在墙壁上；譬如隔壁圈里的那几头猪，在有月亮和星星的夜晚，你背诵《汤头歌诀》的声音，一定曾打扰过它们的梦境；譬如夏夜里突然来临的雷鸣和闪电，它们一定是目睹你阅读疲倦而睁不开眼时，才以响声和亮度来提醒你休息；譬如院坝里你翻书时坐过的那块条石，它肯定曾磨破过你的裤子，又曾收藏过你的体温……

    但不管怎么说，你到底还是凭借苦学和毅力出师了。谢师那天，天上没有一片云朵，干净得如水洗过一般。母亲提着一只大红公鸡，来到叔伯家。我看见你跪在叔伯面前，磕了三个响头。母亲点燃三支香和一对红烛，插在香案前。袅袅青烟如雾，弥漫整个屋子。我听见叔伯对你说：你今日学成，可自立门户了。未来的路还很长，希望你凭此医术，步步走好。最后，他还送了你四个字：医者仁心。那是你叔伯亲手用毛笔写在一张红纸上的。你接过字幅，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可出师很长一段时间，你都无钱开诊所。只能给病人处方，让他们到别处去拿药。母亲仍想助你一臂之力，但她实在心有余而力不足。万般无奈，你只好经一个在铁路上工作的舅舅指引，去到泸州某矿务局打杂。人家见你体格羸弱，又受你舅舅之托，才安排你到办公室做文字工作的。很快，你的出色表现便赢得了局领导首肯。加之你能写一手漂亮的钢笔字，还能替人看病，局里面的人都对你刮目相看，你也因此得以立稳脚跟。

    一晃三年过去，你终于靠打工存了点钱，至少开个诊所的钱不愁了。于是，你毅然辞去工作，回到家乡，在当地的一个船舶码头上租了一间房子，正式开医馆营业。你等这一天等得太久了，父亲。我和母亲也等得太久了。你去泸州时，我还是个小学生，可当你的诊所成立，我已经是个初中生了。

    你可千万别小瞧了这短短的几年。它可以使一个孩子变成男人，也可以使一个男人的心上长满老茧。更为可怕的是，它还会使一个女人在这三年中，宛如度过了三十年光景。

    五

    你的诊所很简陋，一间屋子隔成两半。外面的部分拿来放药品和诊断桌，里面的部分拿来做药品储藏间。每天早晨，你都会准时从家里出发，走好几里山路，再乘船到诊所坐诊。傍晚，又原路返回。无论寒风呼啸，还是酷暑烈日，从未间断。当地的百姓需要你，你也需要他们。病人在你的诊治下恢复了健康，你在跟病人的交往中收获了人生。

    每天上学放学，我都会经过你的诊所。我在门外静静地看着你，像看另一个自己。在对你多年的观察和注视中，我领会到了人活着的意义。自行医以来，你经常深夜出诊。由于病人大多生活在水域，你为此还专门制了一条小船。每次出诊，单是撑船，就要耗去一个多小时。故当你回到家里，早已是深夜，月亮高高地挂在天空，圆圆地照着你。有时，我担心你寂寞，就陪你一起出诊。小船在水面推开波浪，夜风迎面吹来，带着一股浓浓的水腥气。我坐在船舱中，依然静静地看着你。虽然黑夜掩盖了一切，但我一样可以看清你，父亲。我能看清你的过去和未来，也能看清你的前世和今生。

    记得有一次，天降大雨，你出诊未归，我和母亲坐卧不宁。来不及多想，我披蓑戴笠，打着手电筒，匆匆跑去河边接你。因跑得急，我摔了一跤，膝盖磕破了，疼痛难忍。但我顾不了那么多，我的心思都在你身上。不见你平安归来，我的痛就不会痊愈。我站在河岸上，用手电筒射向茫茫河面，试图找到你和你的船只。雨越下越大，我心急如焚。我怕那狂风骤雨会掀翻你的小船。若真是那样，父亲，我这辈子都将不得安宁。我的泪水流出来，混合着雨水朝下滚。就在我快要哭出声来的时候，我隐约看见河面上有一团灯光在闪动。我料定那是你，便朝着河面放声大喊：爸爸，爸爸。可雨水实在太大了，你听不见我的喊声。那一刻，我才感到自己是多么的渺小和无助。你明明看到自己的亲人，可他却无法听见你的呼喊。我看到你逆风而行，船在河面上打转，单手撑船的样子，像在服一场苦役。当你拼了命似的把船划靠岸时，你的周身都湿透了。你看见是我，只说了一句：快，把我的药箱遮住。

    你的这种有求必应的精神，赢得了当地百姓对你的尊重。他们都夸赞你医术高明，又从不收取病人高价药费。每年年底，你的诊所都有欠债无法收回。病人们都穷，没钱拿药，只好赊账。你从不计较，也从不催促。你诊所的墙壁上，一直挂着你师傅送你的那幅字：医者仁心。

    1996年，你参加四川医科大学的函授学习，人一下子又清瘦了。我和母亲都劝你不要再逞强，毕竟身体要紧。可你偏不听，你说你的那些病人需要你。用中西医结合的方式，能给更多病人送去福音。父亲，你的一生总是选择历险的路在走。仿佛不去历险，你的人生就不够精彩纷呈，就辜负了你所经受的狂风暴雨。果然，我在初中毕业那年，你也函授毕业了。我们父子俩的成绩都合格。我不知道我俩到底是在互相赛跑，还是同时在跟命运赛跑，跟时间赛跑。

    我初中毕业填报志愿时，选择了中师。我征求你的意见，你没有反对。只用目光默默地注视着我，像我曾经默默地注视着你那样。我知道，你的意思是，我长大了，命运应该掌握在自己手中。每一条道路上，都可能盛开鲜花；而任何一条道路上，也可能充满泥泞。但不管你选择的那条路，到底是开满鲜花，还是铺满泥泞，你都必须面对。这就是生活。你用你的人生经验，给我指明了方向。

    我必须提到初中毕业后的那个假期，在我的主动请求下，我曾跟着你学过一段时间的医术。在那期间，大概你也看出了我有继承你事业的愿望。只是你没问，我也没说。我们父子间，已经习惯了用沉默来对话。很多事，一旦说破了，反而没意思。你像你叔伯当年教你一样教我。我之所以至今都能为身边的人开一些治疗感冒的药方，全得益于你当年的亲授。但遗憾的是，父亲，我最终还是没能秉承你的志向，把救死扶伤的事业进行下去。这么多年了，我从来没有正面问过你，你对我后来选择了以操笔杆子为生是否感到过失望。但现在，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我虽然没有继承你的事业，但你“医者仁心”的精神却一直在深深地影响着我，影响着我笔下的文字。你要知道，我们是父子。我无论走到哪里，无论我从事什么行当，你都是我的“精神教父”。我其实是在以另一种方式继承你的事业，父亲。

    六

    还有几件令我忏悔的事，我必须得说给你听，父亲。否则，这次长谈将没有办法结束。他们像巨石一样压在我的心里，使我喘不过气来。我必须为我的不恭向你道歉，不然，身为你的儿子，我就是不合格的，我应该遭到世人的指责和唾骂。

    你知道，我跟你一样，喜欢读书。在上中师期间，我几乎把你给我的所有零花钱都拿来买了书看。学校的寝室堆放不下，我就将书朝家里搬。每周放假，我都会背一口袋书回来。渐渐地，乡下的家中除了你的医书和我的文学类书籍，再也没有别的东西。晚饭后，你躺在床上看你的书，我躲在另一间屋子里看我的书。灯光从墙缝里穿过，也从我们的睡眠里穿过。从那一刻始，我知道，除了沉默，我们终于又多了一种交流和对话的方式。唯一不同的是，你把你阅读所收获的东西，全部用在了治病救人上；而我则把我阅读所收获的东西，写成日记留给了自己。你做的是务实的事，我干的是务虚的事。

    我原以为，你行医之后，眼里便只有病人，不再懂得关心我和母亲。有那么一段时间，我曾对你心生抱怨。我觉得，你应该清楚，你除了是个医生，同时还是一个孩子的父亲和一个女人的丈夫。这样一想，我内心的委屈潮水般汹涌。你可能也感觉到了，有一个学期，我待在学校不愿回家。母亲问起我，我就谎称学习任务重。其实，我是在故意表达对你的不满。也正是这种不满，使得我后来在你因什么事而跟母亲吵嘴时，才说出了那句深深地刺伤你的话。我当时好像是要保护母亲，便站在她的立场上对你说：自己没本事，还怪别人。你听了我的话，傻了一般呆愣着，眼眶泛潮，欲哭无泪。而我因年轻气盛，丝毫没有想过这句话可能给你带来的后果，便急匆匆跑去学校了。

    虽说人都难免犯错，但有些错是一定不能犯的。如若不然，它会让你内疚一辈子。我的错就在于刺伤你后，不但没有及时反省，反而错上加错。有那么一阵子，我的胃不大好。你亲自开药给我吃，仍不见效。你让我去县医院照胃镜，我去了。可让我意外的是，去那天早晨，我刚到医院门口，就看见你站在路边等我。身上穿的仍然是那件蓝色中山装，脚上的黄胶鞋沾满了泥巴。我问：你不坐诊，怎么有空来？你说：我不放心，来看看。待检查完毕，医生说是浅表性胃炎时，我看到你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医生给我开了一大包药，正在交代注意事项。可我一转身，却发现你不见了。我到处找都不见你的身影，我非常生气。我正打算离去，却看到你手里提着几个馒头和一杯豆浆朝我走来。原来，你是替我买早餐去了。可当时我并不知道，你那天天不亮就走山路，再撑船坐车来到县医院，却一直是饿着肚子的。

    再后来，我有一次放假回家，又看到你从镇上专门买回两个书架，将我那些已经泛潮的书籍整整齐齐地排在书架上，并用毛巾拂去书上的霉斑；而你自己无比珍视的那些医书，却乱七八糟地码放在柜子里，有几本重要书籍，还被老鼠给啃坏掉了。目睹斯情斯景，我的心疼痛得痉挛。那一瞬间，我好想跪在你面前，向您说声对不起，父亲。可世上没有后悔药卖，我之所以给你说出这些，并不是希望获得你的原谅，而是为了减轻我内心的罪责。

    或许是受你的影响吧，在阅读过大量的书籍后，我也开始为活着寻找意义。但找来找去，我最终找到了写作这么一条路子。我想借助文字，把我内心的体验和幻想，把我对人生和命运的思考，把我在成长过程中感受到的痛和爱全都写出来。我的内心太压抑了，我要为自己找到一个发泄的渠道，我不能再像你那样沉默和隐忍。这也许就是我走上写作之路最初的动机。可没想到的是，我写出的这些带着温度的文字居然还发表了。而且，读到它们的人都认为写得还不坏。那既然别人认为写得还不坏，我似乎就更加有了坚持写下去的理由。以至于我写到现在，文学已经成了我生活中不可或缺之事。

    我说不好你到底是从何时开始认可我的写作的。是从我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开始，还是从我出版的第一本书开始。不过，这不用去深究。总之，我们父子俩这辈子都算是找到了安顿自己灵魂的方式。经历过痛苦磨难的人，如果不能给自己的心灵找到一个栖息地，那么，他很可能一生都会沉浸在痛苦里，最终被痛苦给吞噬掉。

    我怎么也想不到，你会成为我最忠实的读者，父亲。尽管你从来没有正面跟我谈过我写的文章，但我从你喜欢收藏发表有我文章的报刊的行为可以判断，你是为你儿子的写作感到欣慰的。不然，你不会用红和蓝两种笔迹在我的文章里作出标记。我虽然看不懂那些标记的具体含义，但我理解一个父亲沉默背后的东西。我猜，你一定是从我的文章里，读出了你的情感创痛和精神纹路吧，读出了身为底层人的爱恨情仇和酸甜甘苦吧。这么说来，我终于以我的文字穿透了你的沉默，以我的心抵达了你的心。

    我每出版一本新书，都会首先送你一本。那既是一个儿子交给父亲的人生答卷，也是一个晚辈送给长辈的心灵礼物。这些书的作者虽然都是署的我的名字，但父亲，只有你知道，它们其实是我俩的共同之作。正如我这辈子无论写出多少本书，其实都是在完成同一部书——一部岁月之书，一部命运之书，一部人生之书。我们彼此是彼此生命的全部，又彼此是彼此生命的轮回。我们共同抵挡寒流和狂风，又一起分享成功和喜悦。

    在我因写作而获得过几次不大不小的奖项之后，父亲，你也在前不久成了一个“新闻人物”。全国数十家媒体相继报道了你扎根乡村义务为村民治病的事迹后，你成为了社会关注的焦点。你用你的单臂撑起了一片天空，你用你的坚持守住了一个故乡，你用你的仁心赢得了社会的尊重。这一切荣誉，是否能够抚慰你那颗曾被苦难浸泡的心呢？

    但你的沉默告诉我，你并没有因此而获得多大的幸福感。不但没有，我反而从你的表情里，觉察到一丝担忧。我知道你在担忧什么。这个社会就是这样的，你一旦做出了成绩，就必会遭人嫉妒。就像有个作家说的那样，在这个世界上，有残疾人，也有人的残疾。所以，才有那么些认识你的人，在背后议论你。说你之所以能够“出名”，都是因为有我这个“作家”儿子帮忙，我要故意炒作你，成全你。其实，你哪里需要我来成全呢？早在几十年前，你就已经被命运和苦难成全了。退一步说，即使真要拿成全说事，那也应该是你成全了我，而不是我成全了你。

    凡事有因必有果，种什么因结什么果。你现在收获的这些，不过是你曾经种下的善因结出的善果罢了。别人看不清这点，你应该能看清，我也能看清，故我对别人的议论从不解释。我跟你一样，也学会了沉默。我相信，上苍知道是怎么回事，因果知道是怎么回事。那是命运回馈给你的，你配得上这份殊荣。唯愿这份殊荣不会让你掩面而泣，父亲。

    《清明》2016年第4期

    我并不太喜欢回忆父亲书写母亲的亲情文字，每个人数落起自己的家史，似乎都能捏住泪腺，长篇铺叙。我们又生长在这样一个父权过重的社会，父亲天然就成了一个被歌颂与被铭记的符号。一度，我热衷于展现父子间的对抗，揭发父亲的故弄玄虚。看见他们自以为是，躲在自我封圣的制服下，杜撰自己的历史，就忍不住要高喊两声。读了佳骏兄的文字，我又有些后悔，仿佛那么多年，把并没有发泄掉的积怨糊弄在一个象征上，委实幼稚可笑，自以为掌握了真理，却又陷入了另一个万劫不复的套路。而佳骏兄不一样。那份对人事的通达，爱与和解，还有宽容，悲悯，构成了他散文里最为动人的部分。

    进京

    端木赐

    一

    出了通县，就是朝阳，再过去点，就是东城。我的同事多是老北京，喜欢把通州区叫做通县，如他们所说，过了朝阳，到了东城，就是进城了。有同事说过，她上一次去看天安门城楼，还是因为女儿刚刚学过相关的课文。对于她而言，天安门的样子，就是新闻里面的样子。故宫的样子，就是古装剧里面的样子。皇宫大院的，纸醉金迷的，政治中心的，终归离我们都很遥远。我是眼瞅着一墙之外的玉米地里，翻土，播种，结果，收割，到了晚秋，然后彻底荒芜。没错，我在北京郊区混日子，再说得具体点，就是混在公路旁的村子一角，周围就是臭水沟和小树林。说起这个混，无非就是混口饭吃，也是明明白白的混混沌沌，抬头就能穿过镜子看到老掉的自己。和大多数身在北京的年轻人不同，我想要进趟城，跋山涉水的，并不容易。

    L来单位以后和我说，她成天在哭。哭什么不知道，就是觉得受了委屈。我想，无非是因为新宿舍没有淋浴，没有网络，感到在这里工作没有前途。其中，没有前途最可怕。我说，你不是还有男朋友，所谓的IT男，也是高薪族群。最重要的是，你解决了户口，而他没有。我说这句话的时候，她说他们快要分手了。我说没事，我来的时候，院子门口连马路都没有，但以后什么都会有的。的的确确，青灰色的水泥埋葬了万丈虚土，门前的路是才竣工的，还是发烫的，延伸到远方的。很多东西，都是从无到有的，还有些东西，是从有到无的。说起淋浴，院长说原本也是有的，可谓设施齐全，以人为本。只可惜菜汤饭渣，垃圾杂物，以及女人的头发，从来没人拾掇。自私之下的堵而不通，结果就是个残废，交通如此，身体如此，生活也是如此。院子里建了新宿舍楼，这回一个热水器也没安装。

    没过几天，当我再问起L的境况，她说她已经分手了。她说分手的时候，分明在笑，阳光灿烂地笑，若无其事地笑，她在笑的过程中，头颅轻轻碰到了我的肩膀。尽管只是很短暂的触碰，在地铁的座椅上。我还是感受到了某种悲伤。

    W和L是一批来的，都是我经手办理的入职，同样的研究生，单身独生女，来的时候行李堆起来像小山一样。我最讨厌类似的行李，我以为那是累赘，会让人没有了说走就走的决心。可我又何曾能够割舍掉这样的生活——我走不了，被困在这里了。经我问起，L和我说，W来了也在宿舍里偷偷哭。听到这里，我竟然笑了，原来大家都有一样的悲愁。大概哭着哭着，就会习惯了。

    我第一次见到L哭，是在出门办事的公车上。L晕车，就和曾经的我一样。交感神经兴奋，神经功能紊乱。她脸色惨白，反酸嗳气，喉管中反复着吞咽的动作。为了以防万一，我偷偷在手里攥住一张手纸，并且不让她见到。她用手指狠狠掐着虎口处的某个穴位，指甲险些嵌入肉里。我问她管用吗，学中医的她说好多了。她与我说话的时候，似乎真的好多了。她还教我怎么寻找穴位，她掐我的手掌，果真有些疼。我转头看到她的睫毛下面，被眼泪晕染下来的眼线，青灰色的，像一缕青烟，像一个幽魂。或许只有晕车的人才会相互怜惜，我承认我有些心疼她。郊区生活让我变得不那么注重仪表，出门示人，能够衣装整齐，不至于看起来邋遢落魄就罢了。男用香水，润肤露，润唇膏，这些都算了。一张脸皮，一块香皂就够了。很难想象，她还愿意在上班的日子里勾画眼线，或许她是单位里唯一还爱美的姑娘。

    二

    搬新楼的那天，其实应该放点鞭炮的，炸炸院子里的阴沉污秽之气。可院子里的男人都在做苦力，哪有闲情逸致。给女人们搬衣柜的时候，我见到建英还在收拾家当。建英是六七年前院长亲自招聘进京的，算下来，年纪也三十有余了。那些年单位福利还好，围绕着厨房器具，电饭锅，电饼铛，高压锅，琳琅满目的小型家用电器都发过。对于以宿舍为家的人，这些物件无疑就成了死物，不断囤积着，甚至渐渐有了些见不得人的讽刺意味。如今破旧的柜门一经打开，物品就乒乒乓乓弹出来，无法被还原。建英蹲在地上折衣服的姿态，竟然散发出淡淡的苦涩滋味。这些年他吃在单位，住在单位，不仅养了膘发了福，还养肥了一窝一窝的老鼠。他的柜子里，常常有老鼠。

    其实我并不熟悉建英，他本人时常沉默得像个闷葫芦，但他的形象是在传言中变得丰满的。我知道没有人愿意和建英同屋，分宿舍的时候，建英的存在像是定时炸弹一样令人恐慌。他的恶习在恶意的传言里，像传染病一样四散。没有人爱他，连他自己都不爱。从来没人见过建英洗澡，他的衣服吸收了汗液，干了又湿，一些变得像防弹衣一样坚韧，一些变得像绢丝一样轻柔。他们都说他有气味，秋风十里，都杀不死。我见到建英抱着行李独自走过秋天的柿子树，他无言沉默，步履沉重。树顶的柿子坠落在地，他和这一地碎烂的果实竟然散发出同样的气息，颓废，糜烂，又无辜。

    夜里，建英有时候彻夜不归，守着办公室的电脑游戏。据说建英曾有过女人，一个可以改变他命运的女人，一个可以让这些厨房电器运转起来的女人，一个可以为他洗衣煮饭生子的女人。但是建英从不约会，这个女人后来被电脑游戏杀死了，就像他杀死一只虚拟树妖那样简单粗暴。所以建英的生命里没有荷尔蒙，没有性欲，没有渴望，也没有爱情。他就像一个孤独的财主，从不与人分享自己的生命。没有人敢介绍女孩子给他，甚至渐渐的，已经没有人愿意接近他。有人说，看一个人的心性，首先要观察他的眼睛。我常常透过他厚厚的镜片，却看不清楚他浑浊的目光，同样的，他也总是在躲闪，在回避。我又见到他转身离开，可是他又能逃到哪里去？

    院子的一部分，是孤独与狰狞的，它如同荆棘般刺破了他的血肉。然后血液凝固，伤口结痂，就这样让他的生命与院子相连，从此休戚与共。他的北京，就是这座院子，他躲在哪里，都可以被找到。但是没有人关心院子的死活，正如同没有人关心他一样。

    三

    在这半年时间里，我经历了四次报名，三次笔试，两次面试。每次请假半天，都要用周六日上班来弥补。每一次出征，我都会精心整理仪容，沐浴剃须，涂抹大宝SOD蜜。面试时候的衬衫和西服，都提前拿去干洗店熨烫。在北京，事业单位公开招聘的前提就是要有北京户口，甚至是城区户口。记得其中一次报名失败，是因为户口必须要用原件，复印件不可。可是获取原件，要经过上级单位，我不肯。管人事的女人认死理，我赌气说老子不考了。事后，我有些泄气，颓废地坐在东城区的一条巷弄里，盯着一户人家养在窗外的花草放空。秋风卷起槐树上的枯叶，一点点堆在墙角。一阵风不小心把树叶吹散了，又一阵风重新来过。匆匆的，太阳要落山了，我缓缓在胸膛凝住一口气，才站起身来离开，再次回到院子来。这些都是我不可告人的秘密，我背负着这些秘密行走在院子里，有时候不愿与人亲近，我常常看着院子里一张张脸孔，觉得无法安置自己的身体和情感。

    其实院子里的年轻人很多，因为交通不便留宿的同事也不在少数。傍晚等班车离开院子，我喜欢呼朋唤友，把留宿的年轻人凑作一团。都是街边的小店，陈旧偏僻，羊蝎子火锅或者香河肉饼，同样地点了小菜，切了猪耳朵，我们有时小酌，有时吹牛调侃。和院长吃饭喝的是大酒，和朋友吃饭饮的是小酒。小酌最容易让人心生幸福感，酒足饭饱后也是心满意足鼎盛时，沿路推推搡搡的，再回到院子里。回到院子，就不再说话了。从幽静中来，又回到幽静中去，每个人都有归处。嬉笑声收敛了，就是医院里弥散着无处不在的严谨和疼痛，一点点侵袭麻痹着的神经。回到宿舍，大多都是一个人。而L和W恰好分在同一间，大家闺秀的，太阳下山以后从不出门。我总觉得屋子里面藏着窃窃私语，不可告人。夜里，她们的门窗紧闭，从窗帘的缝隙透露出里面的光亮，仓皇而通明，我不知道她们还有没有在哭。我有时候会带了橘子回来，敲了门送给她们一些，就像做了贼一样。这个季节的橘子，橘皮不再泛青，却总是阴晴不定，很难从外表判断出本质来，有时候酸，有时候甜。

    院子里，其实连本科生都不多，何况是研究生。这一类人就像是珍稀动物一样，早晚是要灭绝的。可既然来了，就是要签合同的。一叠纸摆在那里有什么可怕的？可映入眼帘却是张牙舞爪的。每个人都要签八年，曾经的我也是如此，既要卖身，又要卖艺。我见到L拿着合同，身体微微在颤抖。她说就这样卖了自己，很不甘心。她突然回头问我，现在反悔还来不来得及？我问她，你到底想要什么？

    说话的时候，W已经从容淡定地签好了协议。她指着条款对我说，如上面所说，如果这些情况出现，我就可以离职吧？我点头，看见她很满足，然后W就轻飘飘地离开了办公室。

    那天，L想了许久对我说，我到底还是个女人。

    四

    辉从加拿大到北京，落了飞机后第一个来寻我。原本他打算在北京实习，然后伺机留在国内发展，和他心爱的姑娘。可从走入地铁的一瞬间，他就改变主意了。于是，这次北京之行突然就变得无足轻重了。他带了免税店的白葡萄酒，枫叶糖浆和花旗参作为礼物，打算送给我，和他原本臆想中的新上司。我想请他吃北京烤鸭，被他拒绝了。他去超市买啤酒，要进口白啤，可我却喝不出什么差别。我说燕京啤酒也不错，他笑我简直没有了生活追求。我说北京就是我未来的追求，能把工作换到城区，我就心满意足了。辉对我说，你也出国吧，我们在多伦多开一家类似于7-Eleven的便利店也好。我说，等我赚够往返的机票钱，我就去。其实这话说出口，还不就和“有空来我家坐坐”是一个道理。我又怎么离得开北京呢？

    辉离开北京的时候告诉我，他在多伦多买了房，空房间有很多，还有院子和花草，随时欢迎我。后来，他回到多伦多电话同我讲，他刚刚买了割草机，院子里的草快要及腰了，晚上常常有野兔子钻到院子里偷吃蒲公英的花朵。月光下的野兔子快要成灾了，我说那些都是诱人可口的肉食材料。他却说，兔子是野生动物，不能捕杀的，在那边犯法。在我眼里，院子和木工活，男人和割草机，都是完满生活的体现。辉还是离别了北京，他是被北京的人山人海吓跑的。他说过，我在北京的地铁里，见识到了过去一年都见不完的人。与他不同，我愿意与人打交道，关于形形色色的人，我始终以为自己是充满好奇的。可是后来我才懂得，当稠密的人群涌过来时，无论你是谁，内心有多么强大，都会被排斥在人群之外。

    10月28日，星期二，雾霾。清晨八点半，我奉命进城开会，地址是西城区的某个商务会馆。月季厅，一个优雅非凡的名字。我提前用纸条抄写了行车路线，塞在裤兜里，记在脑子里。我决定把这一次经历作为日后上班情景的一次模拟演练。这是我第一次在上班时间搭地铁进城，这次旅程给我了震撼的体验。当地铁进站，缓缓停下。我看见地铁门在打开之前，有人趴在门窗上敲打玻璃。而这作为某种警示，我有些不明所以。车门划开，车厢里已然是满满的，奇形怪状的人。我知道车门的一次开阖，最多能够推上去三个人，这样的推搡，是温暖的，是能够给予前者勇气的，既要粗鲁，也要心细。后来者还要记得帮助前者，把头发或者挎包塞进车厢。当我垫脚站在车厢里，因为天气变冷而添的衣裳反而成了累赘。汗液从我的后背和脖颈，密密地渗透出来，像针一样扎扎的。有女人把胸部贴在我身上，旖旎中，我不能动，也动不了。这一刻，我突然想到“人渣”这个词，想到香肠，想到肉酱。

    APEC峰会期间，北京市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调休放假，这对于我而言，是奢侈的奖赏。然后与此同时，北京市汽车单双号限行，并谣传环保局同时介入，闯限行罚款三千元。11月6日，我得知一个悲剧，在北京地铁五号线惠新西街南口站，一名女性被夹在了屏蔽门与地铁门中间……听闻这则消息，透过想象力，我突然对地铁产生了新的恐惧。

    11月7日，我原本决定去爬香山，收集一些银杏叶做书签，同行的还有前来北京探亲的母亲和姥姥，可思量再三，我还是决定取消行程。一是因为人多，且姥姥腿脚不便；二是听说香山的红叶，已经被游人摘光了。西山上已经人满为患，北京的地表和地底，又何尝不是如此。据说，北京的地表交通还远未饱和，所以地铁即将涨价，以缓解地下交通的压力，对于很多人来说，上班的交通成本即将加倍。有人说，12月28日对于北京地铁来说是个吉祥的日子，历史上从未出现过任何事故，适合进行调价。

    11月8日晚，我从南锣鼓巷回来，吃了香蕉酥和南宇奶酪。走出地铁站，我给辉发了信息，2015年的夏天，我想去多伦多做客。

    《天涯》2016年第2期

    读完端木赐的文章，我走了半天神。被他的情绪带入，好像眼前也现出那些男男女女的悲欢离合。北漂不容易，谁不知道？他写出了这种困境，却又没有作简单粗暴的分析。他只是写他的发现，思考的触须伸展得广博，却又处处遵从自己的内心。经见的事物，信笔拈来，笔下的世界就有了一种难得的放松。放松是一种生活态度，枯眉紧锁也是，我还是欣赏他的从容。因为从容，就连那些惶惑，那些迫在眉睫的危机，都不堪一提，只有波涛下的暗流，值得他凝神潜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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