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探索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实践中，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广泛吸取了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社会建设思想成果。毛泽东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是从民主革命时期的对理想社会模式的探索开始，在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后，在革命实践中形成了新的理想社会观，并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吸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经过深入的思考和探索，逐步形成了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并指导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这一理论形成、发展的脉络是清晰的。下面就形成、发展的脉络作一梳理。毛泽东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思想在形成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的社会治理思想和西方社会学、空想社会主义及无政府主义思想都对毛泽东社会建设思想的产生和发展起了一定影响。
（一）中国传统文化社会治理思想的影响
毛泽东从1902年开始入私塾读书，完全接受的是中国传统儒家教育，用六年的时间学习了《三字经》、《论语》、《孟子》、《中庸》、《大学》等等儒家经典。此后，他来到湘乡东山学校，后又来到长沙求学，虽然这时的学习以“新学”为主，但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仍占很大比重，特别是他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读书时，毛泽东在杨昌济等老师的教育引导下，更系统深入地研究了“修齐治平”的儒学经典，它以后的思想到处都可以明显地看到儒家思想对他的深刻影响。1938年，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号召全党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要学习中国历史遗产，他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帮助的。”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古代的社会建设思想的核心是儒家社会思想，这些思想对毛泽东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1．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同思想”
对理想社会的向往是中国古代社会思想中重要内容，中国历代知识分子对理想社会都有很好的设计，虽然可能是空想，但从社会建设和发展的实践来看，却存在许多合理因素。
中国古代对理想社会的构想，有老子的“小国寡民”，墨子的“兼爱”，孟子的“民有恒产”，荀子的“至平”社会，陶渊明的“世外桃源”等等，但其中影响最大的则是儒家对“大同”社会的构想。孔子在《礼记﹒礼运》中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使老有所终，壮有所有，幼有所长，鳃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孔子为我们描绘出一幅没有阶级、人人有养、各得其所、社会安定、和谐安宁的社会理想图画。孔子还主张在大同社会中“和而不同”、“执两用中”，强调中庸之道，反对激化矛盾，主张用调和、中庸的方法营造和谐的社会关系。
毛泽东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儒家的“大同思想”对毛泽东民主时期的理想社会模式的探索起到了思想基础的作用，他在人民公社运动开始时，就曾经给农村干部推荐康有为的《大同书》和《哥达纲领批判》，由于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社会建设没有更多现成的经验，毛泽东难免在一定程度上将大同思想作为社会建设的参考。毛泽东注重社会公平公正，反对两极分化以及毛泽东晚年《“五七”指示》中给我们描绘了一幅理想社会的蓝图，主张的社会理想管理模式，也不能说不受到儒家“大同思想”的影响。儒家在解决社会矛盾中强调的中庸之道思想，对毛泽东解决社会矛盾的途径和方法从文化心理上也给予了深远的影响。
2．民本思想
中国早在殷周时期就产生了民本思想的萌芽，认为民众是国家和社会的根本，孔子的理想是“天下归仁”，要求统治者对人民施行“仁政”，反对统治者对人民过分压迫和剥削。孟子提出“民贵君轻”思想，主张“制民之产”、“制民有制”，不能能竭泽而渔的办法剥夺老百姓的财产。孟子认为，只要解决了人民的生活问题，人民得到了休养生息，他们才不会造反，统治者的统治才能得以巩固。西汉思想家贾谊认为，民众是国家的根本，国家的安危决定于民。在中国历史上，民本对社会建设影响深远，爱民利民护民等民本思想一直是中国社会建设的基础，孙中山提出的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不能不说受其影响。毛泽东坚持以民为本、“为人民服务”和走群众路线思想的形成，我国古代的民本思想可以说是一个思想基础。在毛泽东看来，人民应当具有基本的权利，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中国共产党是人民利益的扞卫者，共产党员应该每时每刻地总是警戒着不要脱离群众，不论遇着何事，都应以群众的利益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这样才能获得广大群众的衷心拥护，这些思想都在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实践中有了很好的呈现。
3．“重整体，轻个人”的思想
中国古代的社会建设思想以强调社会整体利益至上为前提。所谓整体就是社会和国家。孟子在提出如何“制民之产”时，设计了一套理想的方案，鲜明地体现出儒家在个人与集体关系上的“公私兼顾”的倾向：“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当然，在个人和集体关系中孰重孰轻、孰先孰后问题上，儒家认为应该以集体、群体为重，这既是中华民族优秀美德，但也存在着过分重视集体利益，整体利益而忽视个人发展的问题。
毛泽东经常谈到要兼顾好国家、集体和个人这三个方面的利益，但他是将重心放到了整体的一方，“要讲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而不能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应当讲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这些观点当然是正确的，但是对个人利益的维护和实现问题，也需要深入具体的研究。
（二）西方社会学社会建设思想的影响
如果说，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思想是毛泽东社会建设思想产生的文化土壤的话，那么，西方社会学中社会建设理论对毛泽东社会建设思想的形成也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毛泽东所处的时代，也正是“西学东渐”，西方各种文化思潮通过不同途径传入中国，东西方文化的相互碰撞、相互激荡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激烈的时代。在这大时代背景下，毛泽东通过从西方社会学中吸取营养、从学习到批判，最后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近代西方的社会学思想对毛泽东社会建设思想的形成也必然会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
1．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中自由思想
杨昌济先生翻译的德国学者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一书，毛泽东曾经认真研读。毛泽东1917年至1918年读这本书写的许多批注，这本书对毛泽东关于对以后在社会建设中关于民主、自由、国家、历史、矛盾等的观点都有一定的影响。《伦理学原理》写道：“所谓人类具足之生活者。乃合各人各种之具足生活以成之。而非取其雷同者也。”毛泽东于此批注：“发达个性。”在另一处批注中，他写道：“崇尚个性，固泡尔生之好主张也。”对“个性”的肯定，对“发达个性”、“崇尚个性”的肯定，对毛泽东思想中重视人的全面发展、自由意识的张扬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在毛泽东晚年在社会建设思想中存在的理想主义倾向，不能不说是个很好的注释。
《伦理学原理》中写道：“国民之有理想也，决不暇计其价值，为自由则争自由，为势力、为名誉则争势力、争名誉，其于幸福有几何之得失，非所计也。国民欲实现其理想，则直前勇往，举各人之利益生命以为牺牲，而各人亦愿牺牲其利益生命而无悔。”毛泽东批注：“必如此以说明历史之生活，始近真理，始有价值。”西方自由主义的思想对毛泽东的影响是很深的。
2．空想社会主义的合理内核
空想社会主义是19世纪的有代表性的一种社会思潮。代表人物主要是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他们通过深刻地揭露资本主义的罪恶，对未来理想社会提出了许多天才设想，并提出建立“人人平等，个个幸福”的新社会。
空想社会主义者反对剥削，主张实行“财产的公有制”。欧文提出了生产资料公共占有的概念。但他们没有提示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和发展规律，更多地重视社会改良。圣西门把“满足人们的需要”作为新社会的生产目的，并提出了按需分配、按劳动分配、按比例分配等多种分配方式。为新社会提出了种种构想。
空想社会主义者针对当时的社会矛盾都注意到解决城乡对立、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对立的问题。欧文主张，把城市和乡村结合起来，把工业和农业结合起来，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结合起来。对社会矛盾的解决，空想主义者则强调道德的作用，主张诚信、尊重、仁爱、慈善等品德的作用来规范社会行为，以达到社会平等幸福和谐的局面。
空想社会主义者都强调发展教育、科学，追求人的全面发展。欧文还对理想社会的推想进行了亲自的社会实践，建立了一个理想公社，希望通过理想公社能实现他所向往的理想，在这个公社里，社会公正、平等，青少年普遍受到“智、德、体、行”的教育，被培养成全面发展的人。
另外，空想社会主义者还重视社会的福利和保障，主张平等的劳动机会，提出妇女应获得解放，与男子平等，强调婚姻的自由。
空想社会主义的这些合理内核，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当然对毛泽东的社会建设思想也有很大的影响。1958年8月，在北戴河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会上讨论了人民公社问题，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毛泽东指出了要实行人民公社这一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思想。他认为人民公社这一空想社会主义是形势发展的必然，有可能实现也符合一定的逻辑。毛泽东人民公社的普遍建立以及建社的方法、原则等正说明了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在毛泽东的社会建设思想中发挥了作用。
3．无政府主义思想。
无政府主义思想包括新村主义、俄国无政府主义及泛劳动主义等思想。
现在学术界普遍认为，无政府主义是毛泽东走上科学社会主义的过程中经历过的一个中间环节。在五四前后，毛泽东受它们的影响可以说是很大的。新村主义是20世纪初形成的一种提倡无政府、无剥削、无强权、人人平等幸福的理想社会的运动。无政府主义是当时流行较早、影响较大的小资产阶级思潮。主张：个人绝对自由，反对一切强权和政府，反对任何形式的组织和纪律，废除任何法律和军队；消灭国家，希望建立一个无政府的、绝对自由的共产主义社会。泛劳动主义也是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想。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改变了知识分子对劳动阶级的看法，“劳工神圣”非常流行。许多知识分子和青年改变了过去轻视体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的态度，都亲身参加体力劳动并把它当成一种时尚。由于受它们的影响，在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曾亲身实践了新村主义。可以说是早期社会建设的尝试。
二、毛泽东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思想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是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思想的奠基人。马克思和恩格斯直接面对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日益尖锐化、社会两极分化严重等问题，在当时社会条件下，他们的理论必然主要提倡和主张社会革命，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没有社会建设的内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关于未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构想，包含着丰富的社会建设的思想，社会建设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毛泽东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思想的理论基础。
（一）唯物史观为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提供了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
马克思研究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学说，实现了世界观的转变，创立了唯物史观。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出了以劳动为中心范畴的关于历史发展的主客体统一论。在《神圣家族》中，强调了自己的全部世界的基本原则：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指明了历史的主体是人民群众，明确了历史的创造者和推动者。在这些成果的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对唯物史观的前提和基本原理做出了完整的表述，唯物史观基本形成。马克思恩格斯丰富了生产力的内涵，明确提出了生产关系的科学概念，阐明了生产力的决定性作用和生产关系的制约作用，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做了最初的表述，以此作为历史发展的基础和社会形态更替的根源。
唯物史观提示的社会基本矛盾，首先是生产方式内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同时也包含着生产方式中的生产关系作为社会经济基础同社会的政治、思想上层建筑的矛盾，这两对矛盾推动着社会历史的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归根到底也是由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推动的，社会领域自身的建设也是如此。因此，研究社会主义社会建设，都应当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掌握和运用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理论和方法。
（二）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和基本特征做出了科学设想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集中表现为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发展，提出了由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客观要求，又为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准备了条件。当然马克思、恩格斯还认为，资本主义被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所代替，是一个曲折的、复杂的、长期的过程，但绝对是一个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历史过程。马克思恩格斯从矛盾的观点出发，指出了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
在提出未来社会发展方向的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提出了科学的设想。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的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还指出：“在这里不再有任何阶级差别，不再有任何对个人生活资料的优势，并且第一次能够谈到真正的人的自由，谈到那种同已被认识的自然规律和谐一致的生活”。显然，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以个人的自由发展为基础的社会，是以和谐生活为特征的社会。通过他们的描述，实际上提出了未来社会发展的方向，也就是人的全面发展的方向。
马克思和恩格斯还认为未来社会中，社会主义制度将为社会建设提供条件和保障。“一个集体的，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确立决定了其他社会关系的性质和内容，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未来社会将是生产力发达和巨大增长的社会，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社会主义社会是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这种优越的社会制度，将大力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为社会建设提供条件和保障。马克思、恩格斯还强调大力发展生产力，认为如果没有生产力的充分发展，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然重新开始争夺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未来社会中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们精神境界极大提高，无产阶级追求的公平，是要消灭、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最终是要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提出未来理想社会中，社会主义应该也能够为社会提供充分的社会保障。包括社会救济、社会风险、社会福利等等，并指出社会保障对于社会经济运行和社会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
毛泽东作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描绘新社会的蓝图和领导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实践时遵循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提出了一系列社会建设的理论思想，从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建设理论。
（三）列宁的社会建设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由于历史的原因，并没有经历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他们对未来社会的描述，只是推论，指明了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方向，而列宁则领导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转变为实践，并且领导了俄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虽然时间很短，但留下了许多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和管理的新理论和新思想，大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更具有指导和借鉴作用。
列宁指出，共产党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核心。只有社会主义才可能广泛推行和真正根据科学原则进行产品的社会生产和分配。共产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建设取得胜利的根本政治保证。
在俄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列宁从俄国经济文化落后的具体实际出发，提出并完善了国家资本主义的理论，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引导广大农民、私人资本主义走社会主义道路。列宁还提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必须学会管理国家，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建设和管理的主体，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他指出：“只有比先前多十倍百倍的群众亲自参加国家建设、新经济生活建设的时候，社会主义才能建成。”列宁还特别强调是要以农民对个人利益的关心为基础。他提出应该帮助农民，消除城乡对立，采取合作社的组织形式，让农民走社会主义，把农民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结合起来。
列宁强调，社会建设必须反对官僚主义，发扬民主精神，改革国家机关，精简机构，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列宁反复强调，“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列宁重视加强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对共产党来说，最严重最可怕的危险之一，就是脱离群众。”
列宁领导了第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创立，并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提出了许多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思想，对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做出了巨大贡献。
三、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的社会建设思想
任何思想、理论的形成都是一个过程，都有其产生、发展的历史。毛泽东的社会建设思想同样如此。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革命和建设中产生、发展起来的毛泽东社会建设思想，是从实践中得来的，1964年，毛泽东在讲到自己时说：“我原来是个封建主义者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社会推动我转入革命”。毛泽东的社会建设思想从“过程”的视角看，大体经历了对理想社会建设的探索、马克思主义理想社会观的形成、对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过程中逐步形成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的过程。
（一）对理想社会模式的探索
1920年之前。毛泽东作为一个无产阶级的理想主义革命家，他在民主革命时期的社会建设理论表现为对理想社会的探索和追求。1920年前，毛泽东在日本的新村主义、俄国的无政府共产主义、泛劳动主义以及欧美的工读主义的影响下，头脑中逐渐形成一种无政府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相混合的“大杂烩”式的理想社会模式。新村主义与工读主义，是一种空想社会主义，它们的观点曾流行在五四时期，反映了在当时黑暗的社会背景下，广大知识分子对美好理想社会的追求。毛泽东当时受到了这一思潮的深刻影响，并想通过亲身的实践来达到对理想社会模式的探索。
1918年6月，毛泽东从第一师范毕业后，曾在岳麓山与朋友共同学习生活，受当时流行的社会改良主义思想影响，他先是提倡人人做工、人人读书、人人平等的工读同志会，后又醉心于人人平等、个个自由、共同劳动、共同生活的新村主义，并且试图在岳麓山试验这种理想社会新生活。在岳麓山，制定了“半耕半读”的村庄计划。边学习，边劳动，过了一段自给自足的生活。
1919年12月，毛泽东从北京回到湖南后，他写了《学生之工作》一文，参考俄国的民粹主义、日本的“新村”、美国和菲律宾的“工读主义”，提出了在岳麓山建设“以新家庭新学校及新社会连成一块的根本理想”的新村设想。在那里学生一边进行农业劳动一边学习，学生创造新家庭，新家庭聚集而成为新社会，并建设公共的育儿院、学校、图书馆、银行、农场、工厂、剧院、病院、公园、博物馆等等。这个对理论社会的具体描绘，成为毛泽东晚年对理想社会建设思想实践的一次思想上的准备。
毛泽东这个建设新村的梦想还没有来得及尝试付诸实施，就被现实生活中极其紧迫的驱逐张敬尧的斗争打断了。战争暴力结束了和平无血的理想。实践证明，毛泽东热衷的“新村”理想，同五四运动前后许多小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者所作的尝试一样，都不免归于失败。毛泽东认识到，这一切都是“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毛泽东通过社会实践，特别是当他接受与掌握马克思主义以后，也逐渐认识到要想在现实社会的条件下来试验“新村”生活，是根本办不到的。“要改造社会，须从根本上谋全体的改造，枝枝节节地一部分改造是不中用的。”经历了种种尝试的失败之后，毛泽东最终从众多主义、学说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人生信仰。
（二）马克思主义理想社会观的形成
1920年，毛泽东在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后，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逐步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理想社会观，这就是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
毛泽东毕生为之奋斗的社会理想目标就是“砸碎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就一直把建立一个政治民主、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的新中国，作为革命的一个根本目标。早在1938年7月，他在接见英、美、加拿大的世界学生协会代表团的学生代表时的谈话中就说过：“抗日胜利后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在自由和平等的原则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共和国。在这个共和国里，经济、农业、工业和商业都将大踏步地发展，一切企业由政府和人民所有，将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农民将得到自己的土地，一切税收按累进制缴纳，对外贸易将大大发展，并将签订互利的协定。”在这里，他指出了要建立一个共和国的理想。
随后，毛泽东根据当时社会情况，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进行了精心描画、构思和实践。他设想了理想社会应分三步来实现：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并在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对新社会有了很好的阐述。他强调，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当然要由工人阶级领导，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革命达到胜利，但实现社会主义也应有一个过程，要分两步走：“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毛泽东指出了在中国，为民主主义奋斗是个长期的过程，并指出在中国要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统一的国家，使新民主义的经济和文化得到发展，替社会主义创造前提，并在共产党领导下基础上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国家。
毛泽东还在科学分析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主要矛盾的基础上，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标是：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消灭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改变买办的、封建的生产关系，以及改变建立在这种经济基础之上的腐朽的政治上层建筑，确立人民民主专政为核心的新的政治上层建筑，从根本上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他提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在土地问题上，主张耕者有其田，经济上，重视工业的发展。与经济纲领相配套，毛泽东还提出了建立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政权的政治纲领和文化纲领，他们共同成为了一个比较系统完整的中国现代化纲领。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对一个新社会的设想，说明了毛泽东新的理想社会观的形成。
1945年4月在党的七大上所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毛泽东指出：“中国现阶段的历史将形成中国现阶段的制度，在一个长时期中，将产生一个对于我们是完全必要和完全合理同时又区别于俄国制度的特殊形态，即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形态和政权形态。”这样，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就有了更全面准确的思想，即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民主集中制的共和国。在《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强调建设现代化的中国，工业化是现代化的核心，毛泽东重视中国工业化的进程，并已经基本形成了关于中国工业化的思想。他以鸦片战争以来的105年的历史告诫全党：“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因而“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1947年12月在《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他说：“中国人民的任务，是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帝国主义被打倒以后，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完成新民主主义的改革，实现国家的统一和独立，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对一个新政府性质、目标、任务的确定，使毛泽东社会建设的思想更进了一步。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毛泽东理想社会的第一步目标已经实现，随后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事业。
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实践中，紧密结合中国国情，创造性地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取得了理论和实践上丰硕的成果，主要体现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及《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标志性着作中。
（一）《论十大关系》中的社会建设理论
1949年，新中国的诞生标志着中国社会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为一个崭新的社会，这个新社会是具有过渡性质的社会（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底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称为新民主主义社会。在这一时期，初步实践了毛泽东新民主义主义的建国大纲，提出了完整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根据这一总路线，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全面展开。到1956年底，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建立起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实现了最深刻的社会变革，为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进行奠定了良好基础。
新中国建立后，经过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我国的社会管理和经济建设借鉴了苏联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取得的成绩是十分巨大的。但是，很快就暴露出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以及与之相适应的高度集权的社会管理模式的弊端，最主要的是与我国基本国情不相适应，限制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毛泽东领导我党开始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1956年3．4月，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召集34个经济部门负责人来汇报工作、讨论问题，为中共八大召开做准备。毛泽东在听取各部门情况后，认真分析思考，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针对各部门的意见及在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初步形成了《论十大关系》这篇重要论文，并于4月25日和5月2日先后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最高国务会议做了报告。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后，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包括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重大理论成果。
《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许多重要思想和理论，对当时社会主义建设起了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
1．确立了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基本方针
在建国初，毛泽东就提出了“不要四面出击”的策略，他要求必须处理好各阶级、政党、民族各方面的关系，以便孤立和打击当前的主要敌人，而不应四面出击，树敌太多，造成全国紧张的不利局面。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总结社会建设中的经验，确立了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并且围绕这个基本方针讲了正确处理十个方面的关系，即十种矛盾。
2．提出了正确处理我国社会重大关系的原则
毛泽东对十种矛盾的分析，都是立足于中国的基本国情，着眼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提出了重要的处理原则，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毛泽东对当时社会上广泛存在的的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等十种关系即十种矛盾进行了论述，并对如何处理这些关系和解决矛盾提出了各自的原则，如对于如何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问题，他就提出要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从而使重工业的发展能在此基础上多些快些，这样基础也更加稳固。对于如何处理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问题，他指出，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不能只顾一头。毛泽东还指出，在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问题上，应坚持统一性、独立性相统一的原则，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对于汉族和少数民族，则应反对大汉族主义，诚心诚意地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对于党和非党的关系，毛泽东提出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对于中国和外国的关系，则提出要学习外国的长处。
毛泽东提出的这些重要原则和方针，正确指导了社会主义建设，贯彻这些原则，实质上是要努力协调社会经济结构的发展，协调社会区域发展，协调国家、集体、个人利益，总之是通过协调社会之间、党派之间、民族之间、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的各种关系，努力建设和谐的社会关系、经济关系、政党关系、民族关系、人际关系和国际环境。
3．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和管理的方法论
我国实行的是中央集权、分级管理的社会体制，既要求统一，又要求有活力。在社会管理上，毛泽东提出了统一性与独立性相结合的方法论原则，他指出，在管理上个人、工厂、其他生产单位都要有一个与统一性相联系的独立性，这样才会发展得更加活泼。中央和地方也是一样，既要集中统一，又不能框得太死。要反对只要独立性，不要统一性和只讲统一性，不讲独立性的两种倾向。
统一性与与独立性相结合的思想是社会主义社会建设中毛泽东社会管理理论的重要内容。
总之，毛泽东《论十大关系》这一论着的发表，说明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开始形成一条初步的然而又是比较系统的路线。在它的指导下，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的社会建设理论
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实际上是为中共八大做了理论准备，1956年9月召开了中共八大，明确了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并确立了八大的路线，即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科学成果。
在八大后，毛泽东继续和发展了八大的正确方针，对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社会矛盾纷繁复杂的情况进行了深刻的分析、思考，1957年3月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后不久，就南下在沿途演讲中阐述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并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目标。从1957年4月至6月的55天时间内对文章进行了13次修改，6月19日《人民日报》正式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有学者指出，这一理论是对社会主义进行理论探索的最高点。这一理论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及其规律进行探索并不断深化的又一个界碑。
1．创立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和人民内部矛盾学说
毛泽东针对“社会主义无矛盾论”的形而上学观点，提出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矛盾，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正是这一矛盾运动推动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他还提出了“敌我矛盾”、“人民内部矛盾”概念，并在正确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情况下，指出应把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与旧社会的矛盾加以严格区别，明确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得到解决，明确表达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的思想，表明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长期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政治生活主题的思想，对于社会主义建设包括社会建设，无疑具有世界观、方法论的指导意义，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实践创造了良好开端。
2．指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方法
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阐明了两类不同矛盾根本不同的性质和解决方法，并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系列方针。人民内部矛盾是非对抗性的矛盾，是分清是非的问题，所以，从总体上说必须采用非对抗形式来处理。毛泽东指出了在解决城乡各阶层以及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矛盾时应采取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法，在解决不论粮食问题、灾荒问题、就业问题、教育问题、知识分子问题、统一战线问题、少数民族问题以及其它各项问题时，都要从全体人民统筹兼顾的观点出发，进行适当安排。
毛泽东认为统筹兼顾离不开民主的方法。他提出了用民主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采用“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3．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目标
毛泽东在研究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过程中，形成了许多重要的理论观点，包括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目标的提出。在1957年3月19日，毛泽东在上海发表讲话，在阐明中央关于“放”的方针以后，他充满信心地说：“我相信，我们的文化、科学、经济、政治、我们的整个国家，一定可以繁荣发展起来，人民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将是一种合理的、活泼的关系。希望把我们的国家变成这样一个活泼的国家，使人们敢于批评，敢于说话，有意见敢于说，不要使人不敢说。”“采取现在这样的方针，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会繁荣发达，党会经常保持活力，人民事业会欣欣向荣，中国会变成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合理的、活泼的关系和活泼的国家，不正是充满活力的和谐社会的图景吗？在这些论述的基础上，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中完整、明确地提出了“我们的目标，是想营造一个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好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这里所讲的那样一种政治局面，正是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和谐局面。
总之，《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着作代表了当时社会主义理论的最高水平，他把辩证唯物主义对立统一规律和矛盾论观点贯彻到社会主义的社会建设实践中，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社会主义改造后的全国的主要任务，提出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是社会前进动力的观点，指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必须协调好各方面利益关系，并在研究人民内部矛盾过程中，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薄一波同志高度评价这部着作时说：“是毛主席在社会主义时期写下的最重要的着作之一。它运用唯物辩证法科学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正确地提出和阐述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对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三）《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的社会建设理论
1962年1月30日，中央召开了有七千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发表了《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总结了十二年的经验，对前几年经济工作中的失误，作了自我批评，承担了责任，特别指出要发挥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1．深化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目标内涵
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通篇的主题就是讲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这也是他首次提出了要实行党内民主生活的原则。他指出：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说，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毛泽东一贯强调群众路线，他根据当时党内有些同志，很怕群众开展讨论，怕提出同领导机关、领导者意见不同的意见，所以遇到问题就压抑群众的积极性，不许人家讲话的倾向，指出，民主集中制的方法就是一个群众路线的方法。要充分依靠群众，听从群众意见来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发动群众和干部的积极性，以克服各种困难。要先民主，后集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领导同群众相结合。毛泽东把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充分发挥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同1957年提出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联系起来，他指出：“如果不向群众和干部说明情况，不向群众和干部交心，不让他们说出自己的意见，他们还对你害怕，不敢讲话，就不可能发动他们的积极性。”这样，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就不能形成。如果没有这种政治局面，群众的积极性是不可能发动起来的。毛泽东的深刻论述，不仅深化了社会建设目标的内涵，而且把目标和基本方针统一了起来。这种统一的条件是民主集中制。
对如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指出，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一种方法，而且是唯一的方法。但同时又指出，如果没有充分的民主生活，没有真正实行民主集中制，就不可能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种方法。
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对民主集中制原则，有了一个很好的定义：“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我们的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制。无产阶级的集中，是在广泛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他还强调，在我们国家，如果不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不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
2．论述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发展规律
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专门讲了关于认识客观世界的问题，指出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要求人们一定要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逐步克服盲目性，认识和掌握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规律性问题。他根据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的客观实际，指出“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毛泽东强调，在认识规律过程中，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他指出，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许多经济发展的规律我们还没有认识到，我们应该努力学习，调查研究，在实践中间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指出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建设长期性的发展规律，这对当时克服盲目性，制定整套适合情况、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起到了理论上的指导作用。
3．强调依靠团结，把中国建设好
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再次强调，要把党内、党外的先进分子、积极分子团结起来，把中间分子团结起来，去带动落后分子，这样就可以使全党、全民团结起来。他指出只有依靠这些团结，我们才能够做好工作，克服困难，把中国建设好。这种论述，进一步阐发了1956年提出的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基本方针。
毛泽东指出了要团结全党和全体人民的一个重要措施是要发扬党内民主。要让人敢说话，不能拿帽子压人，对犯错误的要允许改正，只有这样才能调动人民积极性，更好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毛泽东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了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但由于经验的不足，在探索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许多失误。毛泽东正是根据中国具体情况，从一开始就注意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进行总结，从照抄苏联的经验到吸取社会建设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不断探索，逐步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社会建设的路线。从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到1957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到1962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再到以后的诸多社会建设思想和理论成果，逐步形成了毛泽东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理论框架。
当然，我们说除了以上三篇文章，毛泽东在建国后许多文章都包含了丰富的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思想。如1950年6月6日的《不要四面出击》、1955年7月31日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1956年11月15日的《在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1月12日的《坚定地相信群众大多数》、1957年11月18日的《党内团结的辩证方法》等等。
（四）毛泽东晚年社会建设思想的重大失误
毛泽东晚年的理论和实践，仍然离不开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一根本性问题。他从苏联的变化中高度警惕，为防止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产生，对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管理的模式提出了自己的思想。
毛泽东看了解放军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于1966年5月7日给林彪写了一封信，习惯上称之为《“五七”指示》。它描绘了一幅当前理想社会的蓝图：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限制和逐步消灭商品的、在分配上大体平均的社会，是自给自足或半自给自足的、小而全的、封闭式的社会。
《五七指示》原本是回复林彪《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但它已经超出了对军队农副业生产的指导，它把一个涉及社会各方面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逐步消灭社会分工的、淡化商品流通的、强调社会公平的、自给自足、封闭的社会模式总体规划呈现在人们眼前。这成为毛泽东晚年主要的社会建设思想。
1．建立一个学校式的社会。
毛泽东把社会各行业都比喻为一个大学校，在这个大学校里，生产劳动，思想改造，文化活动等等都不是分割独立的，一切社会生活在每个行业中都可以得到统一，以达到一种完全公平的形式。毛泽东在《五七指示》中强调：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战争时期，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在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对于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参加批判资产阶级，从事农副业生产。对于农民，除了要以农为主外，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对于学生，以学为主，也要兼学别样，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另外，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总之，毛泽东要求全国各行各业都要成为一个大学校，在这些学校里人们样样要学，还要改造人们思想，批判资产阶级。毛泽东还为各行各业的从业人员规定了相应的学习内容、目标和手段。
2．建立一个逐步消灭社会分工、实现天下平等的社会。
《五七指示》要求全国各行各业人员都能做工、务农、打仗、斗私批修，不论工农学兵，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工能务农，农能从文，学能做工，商能打仗，社会明显的分工将消失，正像当时一些流行的培养目标中戏称：拿起锤子能做工，拿起锄头能种地，拿起枪杆子能打仗，拿起笔杆子能写文章。各行各业已经没有分别，完全平等的景象一显无遗。
从《五七指示》中我们可以看出，各行各业都要能生产自己所需的生活用品，而不需要通过产品交换来获得，彼此间也不需要与外界交流，当然，也无法与国外进行交流，产品交换在社会生活中处于几乎不存在的状态，这就形成一个自给自足、封闭的、自我隔绝的社会状态。毛泽东过分强调消灭社会分工、实现天下平等的社会目标的终极模式，虽然在当时为人的全面发展，培养了一专多能的新式人才起到了一定作为，但是受自然经济模式的影响，毛泽东忽略了社会形式的多变性和复杂性，没有认识到，市场经济在一体化社会中的作用，从而适得其反。
毛泽东晚年，为了防止修正主义，在分配领域中强调缩小工资级别的差距，取消奖金和实物奖励，取消记件工资制，只承认国家的统一计划，否认市场调节的作用，取消自由市场，等等。其结果是按劳分配原则遭破坏，平均主义盛行，商品流通不畅，严重挫伤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严重阻碍生产的发展。
3．“文化大革命”的大民主思想对进行社会建设的影响
毛泽东一贯坚持群众路线，但在晚年，却错误采取群众革命、群众斗争的形式，直至进行“文化大革命”，导致了当时社会长期动荡不安，对社会建设产生消极影响。
毛泽东认为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简称“四大”）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好形式，是一种新的革命内容，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国家，是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民主。毛泽东在晚年，希望利用“文化大革命”的大民主思想，揭露矛盾、解决矛盾、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命令主义，改进工作、克服缺点，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进行社会各项建设，并把“四大”写进了宪法，强调社会建设的各个方面都要采取这个方法。但事与愿违，十年“文化大革命”不仅没有解决矛盾，相反助长了无政府主义，破坏了安定团结，破坏了党、政、军的正常关系，破坏人与人之间的正常关系，破坏了社会的和谐，使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无法正常进行。
毛泽东晚年的思想，是与当时的社会历史情况和毛泽东本人的个性分不开的。对于毛泽东晚年的失误，邓小平在《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时说：“毛泽东思想是毛主席一生中正确的部分。毛泽东思想不仅过去引导我们取得革命的胜利，现在和将来还应该是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富贵财富。”毛泽东在晚年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思想中所提出的理想社会设计方案，背离了当时社会实际，实际上也背离了毛泽东本人的正确思想，这些失误应算是毛泽东个人的思想，经过拨乱反正已纠正过来，不应被包含在毛泽东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理论体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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