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上述作家作品外，不应放过的，还有那些虽未必可称“京味小说”却以使用了北京方言而有相近的语言趣味的作品。以外乡人久居北京的，很难禁得住试用方言写北京的诱惑。林斤澜的《火葬场的哥儿们》、《满城飞花》都令人感到这一点。有趣的是北京方言趣味甚至蔓延到他写故乡的篇什里，那份爽脆，那种节奏韵律。在我看来，林斤澜的笔致是非南非北，不能以南宗北派论的。或者也多少因了这个，写南写北都独出一格。
张辛欣搜集和运用现时北京人口头语言、北京新方言的能力更称惊人，却没有人把她的《封片连》划归京味小说。这作品却让你看到了从所未见其有如此驳杂、纷乱、动荡不定的北京生活。我这里只是在将其与京味小说比较的意义上，谈作者面对复杂的生活、人性现象时的强悍气魄的。我感到她几乎是直接用了那泼辣恣肆的个性力量去消化材料，以气势粘连情节。长篇的议论、说明，过火的形容，一旦组织进作品，就与整体取得了和谐。这里自有她的整合方式。就这样“消化”了的，还有不同文体、不同语言形式，以及严肃与通俗文学的不同趣味。我以为，正是那种不择地而出的充沛才情，饱满健旺挟泥沙俱下的迫人气势，对语言材料不择精粗而又以其个性力量消化融会的能力，便于她去占有一个开阔的世界。那种文字像是把迸溅着的生活之流直接引入到作品中来了。你由此认识着一般京味小说无意于开掘的北京新方言的功能。这与那种以情态的暇豫从容、语言的纯净漂亮为特征的京味小说，是何其不同的世界！你再次想到，对传统京味的破坏的确来自生活本身。
注释
〔1〕如话剧剧作《左邻右舍》、《小井胡同》、《遛早的人们》，以及电影文学作品《夕照街》、《嘿，哥儿们》等，电视剧作《同仁堂的传说》等等。
〔2〕王西彦的“古城景”三篇写沦陷前后的北平，小说收入《眷恋土地的人》（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一集时，“古城景”改为“古城的忧郁”。
〔3〕《前夕》的作者有写历史的宏大意向，于创作中博采旁搜，务将“一·二八”后到华北沦陷期间的事件悉数呈现，小说有相当的纪实性。对于1935—1937年前后的北京，还没有人做过如此规模的描写，因此可作形象的“北京史”读。
〔4〕沈作中短篇小说《生》写旧北京杂耍艺人苦中作乐幽默自讽，神情尚肖，但“京味”并不只系于人物神情。沈从文早期作品写京居生活的，几全无京味，他的感觉能力似乎只是为了写湘西而准备的。
〔5〕师陀《谈〈马兰〉的写成经过》（1981年11月）中说：“K城的‘K’乃是汉语拉丁化或英语北京的‘京’字的头一个字母，也就是‘京城’。”师陀的是作略具京味，尤其语言的脆滑爽利——意味近之。但也只能说“略具”、“近之”。此文收入花城出版社1982年版《马兰》。
〔6〕指林海音的《我们看海去》、《驴打滚儿》等一组记“城南旧事”的作品。
〔7〕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鲁迅全集》第6卷第24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8〕上文所引索尔·贝娄的谈话中还说：“人们常常想从爱本土的意义上问我为什么对这个地方有感情。这里并不是我的家乡，我是9岁时到这里并在这里度过了大半生的。”
〔9〕考察作家与特定对象的关系，或许是有趣味的事。王蒙是北京人却并不熟悉胡同里的北京，也无可称“京味”的作品，但在写及伊犁时，却让人约略感到出诸北京人的对世情、人生的理解，即如所写新疆人语言中包含的人情内容，维吾尔兄弟那种天真的狡黠，他们自我保存的机智——略近于北京人“找乐”的“塔玛霞尔”（《淡灰色的眼珠》）等等。
〔10〕《老牛破车》，人间书屋1937年初版。
〔11〕参看李泽厚著《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东方出版社1987年6月第1版。
〔12〕参看老舍《老牛破车·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等。
〔13〕新建住宅区的缺少“调子”（或曰调性不明确），也多半由于缺少胡同里人与人间的熟稔、知根知底。这里才开始产生着现代城市的异己感——一种正属于现代城市的调子。
〔14〕关于苏州小巷，陆文夫说过：“我也曾到过许多地方，可是梦中的天地却往往是苏州的小巷。我在这些小巷中走过千百遍，度过了漫长的时光；青春似乎是从这些小巷中流走的，它在脑子里冲刷出一条深的沟，留下了极其难忘的印象。”他还说，他所喜欢的小巷，是“既有深院高墙，也有低矮的平房；有烟纸店、大饼店，还有老虎灶”的那一种（《梦中的天地》，《小巷人物志》第一集“代序”）。这里有人经由特定情调对一种文化形态的眷恋。
〔15〕关于邓友梅，汪曾祺说过：“友梅有个特点，喜欢听人谈掌故，聊闲篇。三十多年前，我认识友梅时，他是从部队上下来的革命干部、党员，年纪轻轻的，可是却和一些八旗子弟、没落王孙厮混在一起。当时是有人颇不以为然的。然而友梅我行我素。也正因为这样，许多老北京才乐于把他所知的掌故轶闻、人情风俗毫无保留地说给他听。他把听来的材料和童年印象相印证，再加之以灵活的想象，于是八十多年前的旧北京就在他心里活了起来”（汪曾祺：《漫评〈烟壶〉》，载《文艺报》1984年第4期）。
〔16〕汪曾祺这样谈到自己：“为什么我反映旧社会的作品比较多，反映当代的比较少？过去是定型的生活，看得比较准；现在变动很大，一些看法不一定抓得很准。对新生活我还达不到挥洒自如的程度”（《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载《北京文学》1983年第2期）。
〔17〕邓友梅在谈《寻访“画儿韩”》等作品创作时说：它们“都是探讨‘民俗学风味’的小说的一点试验。我向往一种《清明上河图》式的小说作品。作来很不容易，我准备作下去”；见《光明日报》1983年5月12日第3版。
〔18〕老舍：《对话浅论》，收入《出口成章》，作家出版社，1964年2月初版。
〔19〕这里要在“文化趣味”。你比较一下老舍作品与萧乾的《篱下集》。萧的小说也写到白塔寺、柏林寺、圆明园，写到柏林寺的“盂兰盆会”，却并无此种“文化趣味”。
〔20〕德胜门外“鬼市”，旧北京主要用于销赃、买卖来历不明的商品的所在；此等所在亦称“小市”。
〔21〕“搭棚匠，裱褙匠，扎彩匠，所在有之，而以京师为精。”语见《清稗类钞》工艺类“京师之搭棚裱褙扎彩”条《清稗类钞》，中华书局，1984。
〔22〕上述人物属于京味小说作者兴趣所在的“五行八作”、“三教九流”——上层知识分子圈层、政界以及高门巨族、富商大贾以外的小民。这让人再次注意到，“京味”不是出于对北京生活的无所不包，恰是由于选择，由于省略。其他“味”也必是如此，否则就只会有三合面、合子菜的那种味的吧。
〔23〕鲁迅说：“我的文章，未有阅历的人实在不见得看得懂，”（《致王冶秋》，1936年4月，《鲁迅全集》第13卷第350页）
〔24〕老舍作品在这一点上多少让人想到市民通俗文学。后者即非以急进青年、而以有相当阅历、人生经验、常识、世故、历史知识（“演义”式的历史知识）的市民为对象。当然其间的差别又是显然的，我将在本书第五章中谈到。
〔25〕艺术上的成败也多少联系于对象意识。老舍说自己是个“善于说故事的”，说给他选定的听众。当着没有严格的对象选择时，他会太讨好，用力太过，而“理想的对象”总能使他节制，适可而止。这节制中有对聪明的读者的尊重，在尊重中也就找到了自己的自尊感。
〔26〕《烟壶》，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27〕汪曾祺：《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见前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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