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斯伯格出生于纽约附近的一个工业小镇，母亲信仰共产主义、裸体主义、女权主义，后患精神分裂，这对他的一生产生了重要影响。1945年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大学期间曾一度被开除。1956年，因在旧金山的朗诵会上朗诵长诗《嚎叫》而一举成名。他酗酒，吸毒，搞同性恋，迷恋爵士乐和东方神秘教，参加左翼政治运动，俨然一个反对社会一切价值标准的革命青年。
他那些发泄痛苦与狂欢的诗作，不仅给诗坛以巨大冲击，也令整个社会为之瞠目。富有意味的是，金斯伯格在1973年成为美国文学艺术院成员，继之又得到了美国图书奖，最终得到了“主流”的承认。
有一首诗叫《嚎叫》；
有个诗人叫金斯伯格；
这个男人用这首诗给美国人注射了一支兴奋剂；
从此美国人不再安分守己。
20世纪50年代中期，美国出现了“垮掉的一代”（the Beat Generation）的文学流派，他们对二战后的美国社会现实不满，蔑视传统观念，身着奇装异服，厌弃学业和工作，长期浪迹于底层社会，酗酒，吸毒，搞同性恋，煽动左翼政治活动，以此来表示抗议。
作为“垮掉的一代”的领袖人物，金斯伯格在美国几乎家喻户晓；在欧洲，金斯伯格至今仍被文化先锋们看做精神领袖；在中国，现在依然有不少人以吟诵《嚎叫》来标榜自己的先锋姿态，幻想着有一天也能成为金斯伯格那样的文化英雄。
19世纪末，法国的文化先锋蓝波与魏尔伦一边偷偷摸摸地搞同性恋，一边还得小心翼翼地躲避政府与民众的眼睛；相距不远的王尔德搞同性恋时，不得不娶个妻子以掩人耳目。到了20世纪，历史给了金斯伯格我行我素的机会，他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把那块遮羞布拿掉，然后狂叫着：看吧，我是独身主义者，我是同性恋者。
这还不过瘾，一定得带上那部著名的诗篇《嚎叫》，趁朗诵的机会把美国文化骂个狗血喷头，情至深处还要再带上《卡迪什》，这样，一个文化英雄的壮举才算完成。
哗众取宠和满腔真诚交织在一起，让你根本分不清真相在哪里，或者说作为听众和读者，你不需要知道真相。如果你有激情，你可以也跟着嚎叫几声，抑或跟着唏嘘几声，哪怕看不惯此举怒骂几声，配合英雄的任务就已完成。
从20世纪50年代的《嚎叫》开始，金斯伯格领导着他的同性恋人们，呼啸着穿越美国的大街小巷，汇入了六七十年代文化革命的洪流。从英俊羞涩的花季少年到花白胡须的耄耋老人，金斯伯格混唱着天使和魔鬼的歌声，诱惑了他的情人，诱惑了美国民众，也诱惑了全世界向往异端的灵魂。
母亲的“艾伦……结婚”的叮嘱早被抛到了脑后。结婚？那不重要，重要的是宣泄和嚎叫，是把童年、少年、青年时期的所有郁积和伤痛倾吐，把母亲的歇斯底里和父亲中规中矩背后的压抑全部倾泻，向美国政府开火，向美国主流文化开火。
（1）
“结婚……艾伦，别吸毒……钥匙在窗台上的阳光里”，这是金斯伯格的母亲临终前的遗言。这位患精神分裂的母亲哲理般地把“结婚”和“阳光”里的生活联系在一起。
金斯伯格1926年生于新泽西，父母是第二代俄裔犹太人。母亲娜奥米·列维·金斯伯格年轻时信仰共产主义，后来直至终生都是狂热的裸体主义、女权主义的左翼激进派。
娜奥米年轻时活泼、美丽、迷人，金斯伯格回忆年轻的母亲时经常把她与大明星嘉宝相提并论。但她来到美国后就开始了她的孤独。她的心里总装着劳苦大众的苦难，狂怒地攻击那些她认为不公平的社会现象，在这种盛怒之下，她毫不犹豫地加入共产党。狂热的共产主义倾向和美国现实的剧烈反差导致了她的精神错乱。结婚后，她的精神状况并未好转，还逐渐恶化。她终日处在被谋杀的恐惧之中：她的貌似和善的公公婆婆整日处心积虑地想毒死她；只要朝窗外望一望，她就想象出美利坚合众国的间谍正在某处监视她；她坚信，罗斯福总统本人曾下令在她的屋顶甚至大脑里安装了窃听装置以监视她的秘密思想。
在金斯伯格的少年时代，他的母亲就经常因精神病复发而住进精神病院。他不得不请假甚至旷课陪伴母亲，安慰歇斯底里症发作的母亲。他常常很忧伤，因为他没有任何办法减轻母亲的痛苦与顾忌。而更令金斯伯格伤心的一件事，就是母亲在疾病发作时不顾一切地裸露自己，这让他觉得尴尬极了。在长诗《卡迪什》中，金斯伯格非常坦率地描写了他母亲对他的哥哥尤金性诱惑的场景。正是担心这些给儿子们带来巨大的心理伤害，父亲路易·金斯伯格决心抛弃妻子。父亲的这种行为，更是让金斯伯格心碎不已。
少年时代的金斯伯格被这个熟悉又陌生的女人弄得无所适从。他同情母亲，觉得她被人家遗弃，然而，她变化无常的情绪和疾病发作时的疯狂举动使他内心深感不安。因此，对于金斯伯格来说，母亲，与其说她是个保护者，不如说她是个依赖别人的病人，是令人怜悯的对象。渐渐地，在金斯伯格的心里留下了这种阴影：女人是一种疯狂、丑陋、令人痛苦的异类。
即便如此，金斯伯格仍能体味到来自母亲的爱。在她神志清醒时，她常常给金斯伯格写信，信中交织着对儿子的无限爱怜、深深的绝望、盛怒的责骂和想早日出院的哀求。她去世前写给金斯伯格的一封信，让他铭记终生：“钥匙放在窗上，在窗台上的阳光里——我有把钥匙——结婚——艾伦，别吸毒——钥匙在餐柜里——在窗台上的阳光里——我爱你，艾伦。”
这种拳拳之爱指引了金斯伯格以后的人生，他之所以没有像BG的另一位领袖克鲁亚克那样一味沉浸在大麻和酒精中以致过早地凋谢了自己的生命，与母亲的这种教诲密不可分。此后，金斯伯格在布莱克神秘主义诗学、印度教、犹太教、藏传佛教、禅宗、道教和儒教中寻找这把能拯救自己的阳光里的钥匙。
（2）
金斯伯格的母亲死于1956年。
在母亲身边的成长经历给金斯伯格带来两个后果。一是成就了他的著名长诗《卡迪什》，那是作为在母亲葬礼上由犹太教拉比朗诵的祷文。长诗中除了控诉母亲在那个黑暗社会的遭遇外，还宣泄了他自己成长的伤痛。
其二是由对母亲复杂的情感升腾起来的对于女性的观点，影响了金斯伯格的一生。女人，总是让他感到恐惧。进入青春期后，金斯伯格也曾试图与异性建立恋爱关系，但对异性的本能排斥使他望而却步。在《卡迪什》中，金斯伯格就回味了与男性相恋的甜蜜与惆怅。
金斯伯格的父亲路易·金斯伯格，一生都钟爱诗歌，但他只爱那些古典而雅致的诗歌。他的正式职业是教师，是全家的经济来源。与母亲相比，父亲路易是个保守主义者。他重视传统文化，并常常告诫金斯伯格遵从现存的道德秩序和社会制度，所有那些离经叛道的行为都是可耻的。对金斯伯格来说，路易代表着理智，母亲却时刻准备着向现存秩序开火，童年的金斯伯格一直徘徊在这两种道路之间，他尽力想按照父亲的教诲走上正统之路，但来自母亲的遗传基因常常在他的血管里蠢蠢欲动。进入青春期后，特别是当他偷偷爱上另一个男孩时，甜蜜的惆怅与罪恶感交织在一起，几乎让他陷入崩溃。
（1）
1943年，17岁的金斯伯格考取了哥伦比亚大学。他报考哥大的初衷与一个叫罗斯的男孩有关。
上高中时，青春期的金斯伯格喜欢上了这个犹太男孩。罗斯寡言少语，酷爱喝酒，在金斯伯格的心目中是一个英雄，金斯伯格一有空就同他呆在一起，可对他的爱意却难以启齿。对此，罗斯却一无所知，只把这种关系理解为亲密的友谊。此时金斯伯格正处在被母亲的疯狂折磨得无所适从的时期，他梦想着离家出走，跟随着他的英雄浪迹天涯。不久，罗斯就考上了哥伦比亚大学。入校后，他曾写过一封在金斯伯格看来情意绵绵的信，信中诉说了思念之情，这给了金斯伯格莫大的鼓励。为了能与他相聚，金斯伯格也报考了哥大。金斯伯格入校后，罗斯却有了新朋友，这让金斯伯格心碎不已，两人的关系渐渐疏远，几乎断绝了来往。
（2）
罗斯走了，金斯伯格觉得自己仍处在某种诱惑的边缘。哥大那些花枝招展的姑娘仍然不能引起他丝毫的兴趣，那些另类而俊美的同性总让他浮想联翩。金斯伯格时刻渴望着与同性肉体接触，但又不得不强行压抑，这使他深受折磨，只能靠手淫使自己轻松一下。
二战后最初几年，美国的主流文化把同性恋视为仅次于犯罪的一种病态行为，而父亲的话像警钟一样时刻在他耳边响起。
他每天都处在自己的心理和精神欲求与父亲严正警告的撕扯之中。直到有一天，他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心理确实有病了。他最严重的焦虑是对于性混乱和母亲的疯病的焦虑，这更使他觉得女人是失败的祸水。随后几年，金斯伯格花费了很大力气寻找有效的心理分析治疗。
就在这段焦虑时期，他与杰克·克鲁亚克建立了非同寻常的友谊。最初，金斯伯格极度迷恋克鲁亚克。克鲁亚克曾经做过几年水手，见多识广，思想前卫，并且对人宽容体贴，真心真意，和他在一起，金斯伯格总能回忆起高中时代与罗斯在一起的感觉。
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同性恋在美国被当做犯罪一样。1945年的一天，金斯伯格与克鲁亚克聊天至深夜，因为太晚了，克鲁亚克错过了回家的地铁，就留下来在金斯伯格的宿舍过夜。那时金斯伯格还是个处男，没有体验过性行为。除了他们两人，没有人知道那晚发生了什么。后来金斯伯格在接受电视台采访时，断然否认与克鲁亚克之间有过性行为。
但有人发现了他们俩的同居行为，并在金斯伯格的窗户上发现了宣扬同性恋的字眼，举报给了校方。一天，金斯伯格下楼时，发现一张字条：校长要见你。于是他就去见校长。校长盯住他看了一会儿，说：金斯伯格先生，我希望你能认识到你的行为的恶劣性。金斯伯格这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他感到羞辱而沮丧。但校长认为这些仅仅是因为他的年轻才产生的胡闹行为，等他稍微成熟一些，就会避免这些行为并继续进行学业，于是就给了他开除一年的处分。
（3）
金斯伯格即将被赶出学校宿舍了，克鲁亚克帮他寻找出路，他们想起了另一个朋友威廉·巴勒斯。巴勒斯1914年出身于富贵之家，母亲爱好文艺。巴勒斯从小受母亲的影响，喜欢阅读法国作家莫泊桑、法朗士、纪德、波德莱尔的作品。1936年，他在哈佛大学获英语博士学位，后来一度研究人种学和人类学。二战爆发后，他无心从事研究工作，投笔从戎。不久，他因为心理素质不佳被迫离开军队，来到芝加哥，当起酒吧侍者、私人侦探，浪迹社会底层，有时与盗贼为伍。1943年，他移居纽约，倡导“实验”文学，成为许多文学青年思想和创作上的启蒙人。
被哥大开除后，金斯伯格立即搬到巴勒斯那里。巴勒斯这时从事心理学研究工作，金斯伯格此时正经受心理问题的困扰，于是就把巴勒斯当做他的医生和精神导师。
巴勒斯对他进行心理分析，解释了他的自我憎恶和自卑感。巴勒斯劝金斯伯格按发自内心的欲望行动，不要顾及别人怎么说。金斯伯格终于认识到，他自己的同性恋癖好并没有妨碍他与自己崇敬的人交往，这使他得到了必需的自尊自爱。渐渐地，他对自己的心理问题有了清醒的认识：
我主要的精神毛病，据我所知，就是普通的恋母情结。我打记事起就有同性恋倾向，也曾搞过几次或长或短的异性恋。这些爱恋都叫人失望，总想寻找带有自相矛盾的、自觉的虐待狂色彩的恋爱。我跟女人呆过几次，但一开始就不如人意，因为那几次野蛮动机多半是出于好奇，而不是本身的兴趣。而且，跟女人在一起的时候，我无一例外地感到性无能。长期以来，我一直压抑着我自己的负罪感——那种多半用类似卡夫卡式的自我污秽感遮掩起来的负疚感——忧郁，甚至全部的感情历程。
巴勒斯的启发缓解了金斯伯格因同性恋而引起的心理罪恶感。巴勒斯本人就是同性恋者，因此，金斯伯格很自然地就成了他的情人。他们之间的恋情完全走出了那种羞羞答答的状态。
他们之间除了情人关系，还有师生关系。巴勒斯指导金斯伯格阅读一些在哥大保守的文学氛围中不可能读到的书籍，鼓励他文学上的实验之路，后来金斯伯格挥笔写就《嚎叫》和《卡迪什》，与巴勒斯的鼓励密不可分。在这段时间里，父亲路易17年来的谆谆教导声，在金斯伯格这里渐渐远去了。
和巴勒斯住在一起，金斯伯格撕碎了以前按照父亲的模式所写的诗歌，快活地搞起了同性恋，还被巴勒斯的朋友们拉入了纽约的地下吸毒场所。1946年，金斯伯格重返哥大后，仍继续他的吸毒和同性恋生活，我行我素大概最能概括金斯伯格这个时期的生活。
此后，金斯伯格与巴勒斯仍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1953年，金斯伯格与巴勒斯在纽约东部的贫民窟又再度生活了一段时间，那是在越战前的一段田园牧歌式的时光。其间，金斯伯格与巴勒斯一起编辑《书信集》和《同性恋者》。随着时间的流逝，金斯伯格对巴勒斯的肉体产生了厌倦。1951年，巴勒斯就患上了尿毒症，1952年患肝炎，1954年又患上了黄疸病和风湿性关节炎。巴勒斯每次犯病，都让金斯伯格想起患病的母亲，仿佛回到痛苦的过去，这几乎让他发疯。同时，由于巴勒斯的病情，他们之间的性爱也不如以前那般和谐。经过一段时间的爱恨交织后，他们决定分开。
分开后，巴勒斯乘船去了欧洲，寻找以前的男朋友，而金斯伯格则乘火车去了旧金山，与尼尔·卡萨迪和克鲁亚克相聚。1954年至1957年间，巴勒斯不断地给金斯伯格写信，诉说他的忧郁和对爱情的憧憬，但却得不到金斯伯格的热烈回应，此时的金斯伯格沉浸在同尼尔·卡萨迪和彼得·沃洛夫斯基的恋情之中。1961年，当他们再次团聚时，巴勒斯已失去了他往日的温柔耐心，金斯伯格这时已完全属于情人彼得·沃洛夫斯基。
旧日情人之间的火热已不复存在。但友谊并没有随着爱火的熄灭而消失，金斯伯格帮助巴勒斯整理小说手稿《赤裸的情欲》，因为字迹潦草，金斯伯格把它整理成《赤裸的午餐》。这部小说出版后一举成名，同克鲁亚克的《在路上》、金斯伯格的《嚎叫》一样，成为“垮掉的一代”的代表作品。
（1）
经克鲁亚克介绍，金斯伯格结识了尼尔·卡萨迪。卡萨迪属于那些在一段时期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美国文化潮流的少数派之一。事实上，从“垮掉的一代”诞生之日起，他就一直是核心人物。
在克鲁亚克的那部著名的《在路上》中，尼尔·卡萨迪是活体演出者，这本书就是围绕“尼尔在偷车，尼尔在开车，尼尔在越狱，尼尔在吸毒，尼尔和一个女人，尼尔和两个女人，尼尔和一个男人，尼尔同时和一个男人加一个女人……”展开的，尼尔才是行动派的那个“在路上”的人，他必须不停地说话、做爱。如果让他独处，独自穿越时间的白色荒漠，他就会结结实实撞上自己的自杀欲，被自己分泌的绝望毒死。阅读《在路上》的经历就像听那首《加州旅馆》，忧伤而绝望，但远处还闪烁着希望的灯光。
在克鲁亚克的笔下，卡萨迪是一个英雄，但这个英雄不同于当时美国主流文化的英雄。回首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许多年轻人被他们父辈的美国梦压抑得几乎窒息。美国家长怀揣着幸福生活的理想，教育孩子们千万不要走上共产主义，所谓的幸福生活就是：找一份好工作，拥有更多的财富，给邻居留下好印象，生育子女，然后安然死去。被认为正常的人都不会偏离这条通往天堂的正路。像卡萨迪这样按照自己内心的冲动随心所欲地生活的人，给美国青年提供了一个反面典型。
卡萨迪在6岁时就离开了母亲、妹妹和哥哥，跟随父亲住在肮脏杂乱的集贸市场。他们和一个瘸腿的无业游民共享一间狭小拥挤的房间。这位无业游民把他挣来的每一分钱都用来买酒；当无钱买酒时，他就用手淫来作贱自己的身体。在卡萨迪的印象中，他们的屋子里经常撒满那些已经干结的精液。即使是这样一个被文明社会所唾弃的人，卡萨迪仍能从他身上看到幽默、善良、聪明和闪烁着智慧火花的思想。
卡萨迪9岁时，他父亲曾带他到一个德国朋友的农场。这个人有几个身材魁梧的儿子，他们一起玩扑克牌，但这些游戏的结尾往往伴随着争吵、暴力，甚至去找一些年幼的女孩发泄狂躁的情绪。10岁的卡萨迪开始加入到这些游戏中。12岁时，卡萨迪就能强迫比他大得多的女人为他准备早餐。进入青春期后，卡萨迪在这些游戏中变本加厉，他偷窃汽车，勾引女性，甚至一天中能找到三个不同的人来满足他的性欲，这其中包括异性和同性。1947年，他娶了一个年仅15岁的姑娘为妻。不久他又勾引了另一个漂亮姑娘做他的第二个妻子。即使有了这样两个妻子，他仍感觉乏味，又挤出时间找金斯伯格这样的同龄人玩乐。1950年，他又勾引了另一个模特做他第三个妻子。后来无论卡萨迪到哪儿，都能轻而易举地找到漂亮的女人，连他自己都不清楚自己到底有多少女人。
（2）
1946年，卡萨迪在从丹佛回故乡的路上遇到克鲁亚克，于是就和他一起前往哥伦比亚大学，在这儿，克鲁亚克又把他介绍给金斯伯格。这时的金斯伯格刚刚从同性恋的自卑中走出来，他热烈地追求卡萨迪。卡萨迪并不住在纽约，而是在丹佛市。金斯伯格不断地给他写些情意绵绵的信，而卡萨迪的回信是充满诱惑而又矛盾重重的信。甚至有时在信中说，虽然自己既可以是男人，也可以当女人，但还是喜欢女人些；并说，他对金斯伯格的感情并非十分强烈，而是怀着和对克鲁亚克一样的兄弟之爱。但是，就在同一封信中，他又提议“我们可以彼此负责，双方以性爱相扶”。金斯伯格却认为，他与卡萨迪建立性关系的时机已经成熟了。1947年春，金斯伯格直奔丹佛与卡萨迪见面。
在金斯伯格的心目中，巴勒斯敏感温柔、自卑脆弱，是个让人怜爱心疼的情人，而卡萨迪却是能让他产生情欲、难以割舍的情人。金斯伯格对卡萨迪的迷恋，甚至让一向对他宽容备至的克鲁亚克都忍无可忍。
金斯伯格回忆说，1948年前后，有一次在纽约，他们在卡萨迪家坐着。卡萨迪刚把他的一件中国长袍穿上，金斯伯格就把手放在了他的大腿上抚摸，大约过了一个小时，克鲁亚克终于忍不住了，烦躁地说，你干吗不把你的手从他的大腿上拿开……老是在那儿摸。
卡萨迪还是个狂热的暴露狂。如果有人敲门造访，卡萨迪一定会裸着身体出来为客人开门。这与金斯伯格的裸露癖不谋而合。2002年，美国的一次展会上展出了卡萨迪和他的情人安·莫菲的裸体照片，令人们重睹了“垮掉的一代”在路上的风采。
除了富有传奇色彩的生活之外，卡萨迪还令他的男朋友们钦佩的就是他那些绚烂的思想。在克鲁亚克和金斯伯格看来，卡萨迪所说的话，还有他的一些行为都闪烁着哲学的光辉。无论是《在路上》，还是《嚎叫》无不受到卡萨迪的启示。
在《嚎叫》中，金斯伯格描绘道：
我看到这一代最杰出的头脑毁于疯狂，饿着肚子歇斯底里赤身裸体，黎明时分拖着脚步走过黑人街巷寻找一针来劲的麻醉剂，头脑天使一般的嬉皮士渴望与黑夜机械中那繁星般的发电机发生古老的天堂式的关系……
诗中描绘的那个颓废垮掉的青年正是尼尔·卡萨迪。
卡萨迪也承认，在与金斯伯格的相处中他学到了很多，他深深地为金斯伯格的思想魅力所折服，为了这一点，他强迫自己自觉地接受金斯伯格的肉体亲近。他说，金斯伯格离开以后，他才意识到对金斯伯格产生了情不自禁的、神经质的需要，就像“失去了男人的女人”。
（3）
但卡萨迪还没有完全与金斯伯格厮守在一起的打算。除了自己的几个妻子外，他还有不能割舍的爱侣、朋友，还要逛赌场、玩赛马。
卡萨迪的态度让金斯伯格十分沮丧，觉得被人欺骗和玩弄了，那年夏天，他像一个失宠的情妇，给卡萨迪写了一封长长的控诉信。卡萨迪知道由于自己的贪欲给金斯伯格造成了伤害，就在回信中百转千回地作了解释，并建议他们可以一起度假。金斯伯格知道，要得到卡萨迪，就得满足他提出的各种要求，于是他同意跟卡萨迪一起搭便车南下去探望他们的朋友巴勒斯和汉克。1947年夏天，金斯伯格和卡萨迪在南部的巴勒斯农场度过了令人回味的夏天。他们每天去游泳，到村中散步，筑篱笆，聊天，帮巴勒斯种大麻。
度假归来，金斯伯格写了一篇反映他在哥大生活的小说给父亲路易看，其间穿插着对他与巴勒斯、卡萨迪之间的情感与生活的描绘。路易对小说中人物表现出的怪异行为感到沮丧而怒不可遏。但是，金斯伯格觉得父亲的意见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1954年，金斯伯格到旧金山同卡萨迪重逢。激情还未退去，卡萨迪的妻子卡罗琳就闯了进来，在床上抓到了卡萨迪和金斯伯格。这让三个人都感到尴尬，问题必须解决了。卡萨迪考虑再三，决定跟金斯伯格分手，金斯伯格怀着一腔惆怅离开了卡萨迪。
（4）
卡萨迪继续着他传奇般的生活。1960年后，卡萨迪的精神状况出现衰退，那个生气勃勃的卡萨迪过早地衰老了。1968年2月，卡萨迪，这个曾经给“垮掉的一代”和“嬉皮士”运动带来巨大灵感的，迷失了自己。一天晚上，参加完一个婚礼后，卡萨迪突然被一个奇怪的念头诱惑了：步行15英里到火车站去取自己寄存在那里的一个包裹。他跟婚礼上的人们告别时扬言，他打算沿铁路步行到另一个小镇以数出这两个小镇之间的铁路上的砧木的个数。那晚天非常冷，而且下着小雨，卡萨迪穿着单薄的牛仔服，而且在婚礼上他喝了大量的酒，然后又服了一把安眠药。第二天，一群印第安人发现了卡萨迪躺在铁路旁，虽然很快把他送到医院，但卡萨迪早已咽了气。
（1）
1949年，金斯伯格在哥大的生活结束了，他感到了末日来临般的绝望。他不知道自己该干些什么，实验文学的前景显得黯淡而渺茫。重要的是，令他心仪的情人卡萨迪已表示，不可能与他一个人终身厮守。金斯伯格像个怪模怪样的傻子一样迷失在纽约的空阔之中，甚至产生了轻生的念头。
他郁郁寡欢地度过了这一年漫长的夏天，觉得自己已经到了无人问津、一钱不值的地步。百无聊赖中，他一度痴迷于布莱克的神秘主义诗学，企图从那里找到救赎的钥匙。有一天，他躺在床上，一边手淫，一边读布莱克的诗，到达高潮时，他听见一个低沉而又清楚的声音正在朗读布莱克的诗《啊，向日葵》。金斯伯格本能地认为这是自己的声音，可那声音继续朗读布莱克的《病玫瑰》和《迷失的女孩》，他觉得这是布莱克的声音，越过永恒的时间在同他交谈。有了这次神秘体验，他沉浸在布莱克的神秘诗学中久久不能自拔。
（2）
同年，金斯伯格离开东哈姆雷特区，迁到约克大街1401号的一间小公寓里。他需要避开城市的诱惑，在孤独中品尝孤独的乐趣。他过着节俭的生活，靠每星期在联合出版社当送稿人赚得的三十元钱度日。
一个寒冷的早晨，巴勒斯的情人汉克突然出现在他面前，形神恍惚，魂不守舍。汉克刚出牢房不久，已在街上游荡了好几天，没有吃喝，也没有睡觉的地方。他的双脚都受伤了，血肉模糊。尽管金斯伯格很想保持自己安宁的生活，但他心肠柔软，替汉克洗了脚，把自己的床让给他睡了几天。在他眼中，汉克跟卡萨迪、克鲁亚克一样，能勾起他的同性之爱，他像对待卡萨迪一样温柔地照顾汉克。
汉克恢复健康后，他的朋友开始造访了，他们带来了大麻和维克多留声机，一群人谈话聊天，听爵士乐，这些也是此时的金斯伯格所需要的。除此之外，汉克和他的朋友们还干起了偷盗的勾当，金斯伯格不知不觉也被拖下了水。终于有一天汉克和他的朋友们东窗事发，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锒铛入狱，金斯伯格也难逃厄运。幸而通过一位熟识金斯伯格的教师的努力，金斯伯格才幸免判刑，以患有精神病之名被遣往纽约国立精神病院。
（3）
在精神病院，他呆了八个月，结识了卡尔·所罗门，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所罗门比金斯伯格小两岁，智力非凡、行为怪诞，曾跟一些存在主义艺术家有过交往，艺术上倾向于达达主义。出于一种犯罪的和近乎精神自虐的欲望，所罗门偷了一块三明治，主动找警察，被送到精神病院；他要求做脑叶切除术，但遭到院方拒绝。在金斯伯格眼中，所罗门是一个“疯狂的圣人”。他的成名作品《嚎叫》就是得益于所罗门的启发而写成的。
（1）
1954年，金斯伯格通过画家罗伯特·拉维列，认识了彼得·沃洛夫斯基。拉维列带金斯伯格到他的住所去看他的作品。金斯伯格看到的第一幅画，是一个大幅肖像：一个裸体青年，张开双腿，脚下有几颗洋葱。这就是沃洛夫斯基的全裸画像。金斯伯格看着画中人的眼睛，立即被那透着朦胧爱意的眼神打动了。这幅画的抒情力量引发了后来表露在《嚎叫》中的同性之爱：
他们让圣人般的摩托骑手从屁眼里搞进自己还兴奋得直叫；
他们玩弄那些人类的六翼天使、水手，自己也被玩弄；
那大西洋和加勒比海爱的拥抱。
此时的金斯伯格已届而立之年，他想同卡萨迪这样的爱人建立长久关系的努力一次又一次地遭到失败，饱尝了失意和孤独之苦，他迫切需要有个爱人来陪伴。
（2）
沃洛夫斯基比金斯伯格小7岁，青少年时期，父母因为一系列的生意失败和酗酒成性而离婚。高中一年级时因为家境贫穷不得不辍学，年仅17岁的沃洛夫斯基开始自力更生。经历了各种稀奇古怪的工作后，沃洛夫斯基开始在纽约州立精神病院从事勤杂工工作，这使他有机会最终完成高中学业。
当沃洛夫斯基遇到了画家拉维列后，成了他的模特和性伙伴。就在金斯伯格对他燃起熊熊爱火之时，他对金斯伯格也一见钟情，他们互起盟誓，以终身伴侣相待终生。尽管他们有过一些分离的日子，但他们的这种关系一直没有中断，一直到1997年3月金斯伯格去世。
（3）
跟沃洛夫斯基在一起，金斯伯格体验到了以前跟其他任何人都没有感受过的坦率和责任感。数周后，金斯伯格搬至高夫街，与沃洛夫斯基建立起稳固的爱情关系。一年之后，他们互订盟约：
我们彼此相约，信誓旦旦，他可以占有我，我的思想，我的肉体和我知道的任何东西。我也可以占有他，他知道的一切和他的全部肉体。我们要彼此献身，所以，我们视彼此为各自的财富，可以干任何想干的事情，做学问或是过性生活。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甚至是彼此探索，直到一起到达那神秘的“×”，以使两颗交融的灵魂显露出来。我们都清楚，当我们的（特别是我的）性爱欲望终于通过宣泄（而不是否认）而得到充分满足时，这种欲望本身就会减少，彼此卿卿我我，形影不离，互相渴求也会减少，最后，彼此都能自由地进入天堂。所以这个盟约的实质就是，我们谁也进入不了天堂，除非我们能将另一个也带入——就像菩萨的相互誓约。
沃洛夫斯基给金斯伯格带来巨大的满足感。跟卡萨迪分手所带来的失落感，在沃洛夫斯基这里得到极大的补偿，金斯伯格重新找到了精神快乐的源泉。遇到彼得·沃洛夫斯基，金斯伯格好像开始明白了生活的意义。金斯伯格影响了沃洛夫斯基，给他当老师，开书单给他以弥补那些正规的学校教育，他们滔滔不绝地进行讨论，涉及的话题无所不包。
一位心理医生问金斯伯格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是什么，金斯伯格不假思索地回答：我就是想找到一间房子，不必再工作，与彼得生活在一起，同时能写一些诗歌。
“那你为什么不这样做呢？”
“可是等我变老或是发生其他什么变故怎么办呢？”
“你是一个正常人，有许多人和你的想法非常类似。你不必担心。”
心理医生的话使金斯伯格感觉像是得到祝福一样，于是他辞掉了工作，申请了失业保险金，买了许多巴赫的音乐唱片，与沃洛夫斯基一起住进了一套新租的公寓里，过上了一种类似城市文学隐士的生活。他们共同致力于相同的事业，默契程度犹如伉俪。
（4）
1955年，金斯伯格在圣·弗兰西斯科第六画室举办了一次诗歌朗诵会。此前两星期金斯伯格就写好了《嚎叫》，在这次朗诵会上他用强有力而又充满智慧的朗诵，震惊了全体听众。克鲁亚克也来了，他带来了很多酒，人们边听着金斯伯格的诗歌，边一大缸一大缸地传着喝酒。这次朗诵会很快就成了传奇，金斯伯格被人接连不断地请到圣·弗朗西斯科各地朗诵。这时，彼得·沃洛夫斯基既是他的秘书，又充当妻子的角色，金斯伯格觉得找到了人生的真谛。
（5）
金斯伯格在创作时，沃洛夫斯基就像妻子一样，给创作中的金斯伯格煮咖啡和鸡蛋，然后轻手轻脚地端到金斯伯格的房间；当他疲惫不堪时，沃洛夫斯基就演奏那些迷人的爵士乐。他们一起服用吗啡和安非他命毒品。当金斯伯格巡回各地朗诵他的诗歌时，沃洛夫斯基一直陪伴在他身边。在朗诵会上，常常出现的情景是：当金斯伯格朗诵他的作品至情绪激昂时，会即兴裸露自己认为性感的身体，这时，沃洛夫斯基像配合他一样，也会毫不吝惜地脱下自己的衣服。
20世纪60年代早期，金斯伯格邀请苏联访美代表团参加由他自己和彼得·沃洛夫斯基举办的一次诗歌朗诵会。当沃洛夫斯基为强调他正在朗诵的日记中的自我启示感而脱得仅剩三角裤时，那20位身着灰色制服、头发修剪得整整齐齐的人，像一群焦躁不安的警察。不一会儿，当金斯伯格读到《嚎叫》中的火神那一节时，那些马雅可夫斯基的后裔们不动声色地站起来，一个接一个地走出了会场，这是文学上有象征意味的一课。
在遇到金斯伯格之前，沃洛夫斯基从来没有要成为诗人的念头。沃洛夫斯基和金斯伯格之间的特殊关系使他有机会进入到复兴中的圣·弗兰西斯科的文学艺术界，并结识了“垮掉的一代”的精英人物克鲁亚克、巴勒斯、科索等。他们在巴黎定居时，在金斯伯格的鼓励下，沃洛夫斯基开始写诗。在打字机旁，他的灵感喷涌而出，此后，沃洛夫斯基经常随身携带笔记本，记录下他的经历、梦幻和印象式的景象。沃洛夫斯基的诗大都收在诗集《揩屁眼儿诗作和微笑的歌》中。
（6）
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金斯伯格就和沃洛夫斯基一起进行了为时数年的游历，他们穿越了中东、北非、印度和欧洲，共同去寻找阳光里的钥匙。60年代初期，沃洛夫斯基和金斯伯格一起开启印度之行，之后，美国的青年便循着他们的足迹蜂拥至印度。在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和耶鲁大学，他们把朗诵诗歌演绎为嚎叫，因此震动了美国主流文化界。
由于哥哥的精神状况日益恶化，沃洛夫斯基不得不经常中断这些旅程而返回纽约。沃洛夫斯基和金斯伯格最后在纽约东海岸的一所公寓定居。70年代，沃洛夫斯基把大部分时间都花费在纽约樱桃谷的一座农场里，在那里写作、演奏音乐、种植蔬菜和其他农作物，与大自然交流感应。1974年，沃洛夫斯基成为了杰克·克鲁亚克诗歌学校的一名教师，教授诗歌。
沃洛夫斯基和金斯伯格一起参加各种集会和政治活动。他们参加反战游行，反对核试验，支持同性恋。沃洛夫斯基曾因此而被捕入狱，但在监狱里他依然歌唱他和金斯伯格的诗作。他们的照片经常出现在一些杂志的封面上，联邦调查局认为他们这种公开的同性恋姿态助长了美国的同性恋意识，把他们列为美国的敌人和危险人物。60年代沃洛夫斯基还饰演了两部电影：《长椅》和《我和我的哥哥》。
70年代，金斯伯格迷恋藏传佛教，信奉喇嘛教。但在喇嘛教里，他是个自由派，重视肉体享乐、主张性开放，受到很多喇嘛的攻击。
（7）
老年的金斯伯格依然迷恋着同性。诗人北岛曾记述了他跟金斯伯格交往的经历。显然，在餐厅或其他场合，金斯伯格还是一如既往地忽略女性。金斯伯格一直打领带，除了某些场合的交际需要，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如果他不打领带，他的男朋友的父母可能会不喜欢他。
1997年4月，金斯伯格走到了他生命的尽头，陪伴在他身边的除了他的哥哥尤金及几个侄儿、侄女外，剩下的就是他的新老情人，他的结发情人沃洛夫斯基拿着相机不停地拍照。所有在场的人都说，临终的金斯伯格所有的皱纹都舒展开了，表情庄重而坚定，重现了他年轻时的英俊面容。
嚎叫了一生的金斯伯格终于安静了下来。
现在，没有人再为时代的伤痛嚎叫了，人们偶尔想起那个嚎叫的年代，和那奔走呼号的一群人时，也会有刹那间的动容，但这种情感的小波澜很快会被当下热闹非凡的生活掩盖了。
那个时代离人们越来越远了，金斯伯格也真正远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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