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去世后，艾略特到伦敦去谋生，结识了已婚男人、评论家乔治·刘易斯，他们公开同居，以夫妻相称，直到1878年刘易斯去世。这件事引起了很大的轰动，艾略特经常被一些体面的聚会排除在外，她的兄妹也和她断绝了往来。在被社会驱逐的日子里，在路易斯的鼓励下，她开始写小说。1860年出版的《弗洛斯河上的磨坊》，是成功地将悲剧与现实主义结合的杰作。
乔治·艾略特被认为是第一位能深入审视人物心理，能在文学中深刻剖析人类的渺小与人类的理想主义的小说家。
辽阔的平原，渐宽的弗洛斯河夹在青翠的两岸间，匆匆奔向大海。满怀热情的潮水迎面向它涌来，用热情堵住其去路……这是乔治·艾略特在《弗洛斯河上的磨坊》中对自己故乡的描绘。故乡，只有在远离它时，才会觉得它的美丽。
乔治·艾略特的一生不断地远离它，背叛它，渐行渐远。她以她认为需要的方式生活，“情妇”、“第三者”又有何惧？而在她的内心深处，她又一遍遍地接近它，回归它，终于在她的晚年，私奔的“玛吉”又回去了，向那古老的道德低头认错。
1860年，乔治·艾略特开始写作《弗洛斯河上的磨坊》，当时她已41岁，与刘易斯同居也有数年之久，已深深体味身为“情妇”、“第三者”的酸甜苦辣。《弗洛斯河上的磨坊》是她前半生的自传，又是后半生的预言。在这部小说中，那个热情叛逆的姑娘玛吉与热恋情人斯蒂芬私奔后，因眷念家人的感受又放弃了私奔，回到了圣奥格镇。时隔20年后，叛逆了一生的乔治·艾略特放弃了自己“情妇”的身份，以回归世俗向故乡的家人低头认错。
尽管乔治·艾略特和一个已婚男人共同生活了24年，但她却从来不能容忍别人把“情妇”这个词跟她自己挂上钩。在她眼里，自己是“刘易斯夫人”。对婚姻的合法性的焦虑和婚外情的道德耻辱感一直伴随着这位有个性的女人，最终，她还是与那个社会达成了和解。可是在她的命运中，婚姻和死亡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和夏洛蒂·勃朗特一样，婚姻使她们更快地走向了坟墓，她们是否是天生不属于婚姻的女人？
（1）
由于乔治·艾略特在文学上的成就，现在人们很难把玛丽安·伊文斯看做是一个破坏别人家庭、勾引别人丈夫的人，或是一个妖女。人们很愿意原谅这个对感情无限依赖，富有关爱和同情心的第三者，甚至原谅了她对于肉欲的强烈需求。
任何人在撰写有关乔治·艾略特的生平时，都会被她如此繁多的称呼搅昏头脑：玛丽·安、玛丽·安妮、玛丽安·伊文斯、刘易斯夫人、乔治·艾略特。
玛丽安·伊文斯（或伊文斯小姐）是那个被人指指点点，经常插足在别人家庭中丈夫和妻子之间的女人，同时这个女人又名乔治·艾略特，她极富才华，被男人们赏识，她能写出那些冷静得像出自男人之手的小说。因此，“玛丽安·伊文斯”这一称谓涵盖了她的早年生活，而“乔治·艾略特”的称谓则是1854年以后的事。
（2）
玛丽安·伊文斯初长成人就表现出对已婚男人的兴趣，她一生做了多少个男人的情妇，大多数传记作家都不是很清楚。直到遇上乔治·亨利·刘易斯，一个容易亲近的男人，同时也是个已婚的男人，玛丽安·伊文斯漂浮的情感终于找到了停泊的港湾。
在玛丽安·伊文斯的人生选择中，有几种力量在相互起着作用。其一，是她的优越感——她自觉比别人都要聪明，尤其是比那些做妻子的女人聪明。不同于在今天的中国，众多情妇的优越感大都集中在她们比妻子们更年轻漂亮。其二，在优越感的面具之下，经常隐藏着自卑心理。对于自己相貌的不自信，是玛丽安·伊文斯不敢把自己与其他女人相提并论的重要原因，基于此，她要执拗地表现出与其他女人的不同，比其他女人更聪明、更有思想、更有个性，这是她在自卑之外找到的自信。其三，也是玛丽安·伊文斯的秘密，她比其他女人更了解男人。无论对父亲和哥哥，还是父辈兄辈的男人，她都如此地熟悉他们，都能游刃有余地跟他们建立密切的关系，这是她的优势，同时好像又是一切麻烦的开始。
对于玛丽安·伊文斯的这种偏好，还有更多五花八门的解释，一位研究她的专家弗雷德里克·卡尔把她描绘成一只专门捕食男人的黑寡妇蜘蛛：
我们必须否认先前的那些传记作家所强调的一点：艾略特依赖男人。她并不是依赖他们，而是总在把兴趣转向下一个男人之前就吸收了身边男人的能量，从布拉班特、查普曼到赫伯特·斯宾塞再到刘易斯都是如此。她与每个男人的关系都使她获得机会进入那个拒绝他进入的男性社会。从他们身上，她可以积聚自己的力量，然后继续前进：并非依赖他们，而是像那些古代骑士一样，靠对手的血肉来增进自己的力量。
菲利普·罗丝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她也是研究乔治·艾略特的专家：
在男人面前，她似乎是一位无法承受孤独的女人。事实上，她有着强烈的激情，在恶劣的条件下努力拼搏，试图去找一个值得自己去爱、同时也爱自己的男人；她所走过的道路是如此的不同寻常，总是带有攻击性，甚至掠夺性，以确保能够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
（3）
玛丽安·伊文斯1819年出生在英国南方的沃里克郡。故乡美丽的风光却孕育了她不甚讨人喜欢的容颜。对此，英国著名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这样评述她：
这个相貌平平的姑娘极其聪慧，并有强烈的求知欲。1836年，玛丽安17岁时，母亲去世了，不久，姐姐也出嫁了。从此，玛丽安就生活在父亲和哥哥身边。她一边陪伴父亲，一边干家务，一边还刻苦地学习。1843年，父亲带着她进入了考文垂市，扩大社交圈，以图让这个聪慧的姑娘嫁个好人家。
（4）
玛丽安最初踏入文学圈是缘于与塞拉·亨尼尔和她的哥哥查尔斯·亨尼尔的结交。他们全都住在考文垂，在那里，查尔斯和他的妻子卡拉·布雷享受着今天被称为“开放式”婚姻的生活。玛丽安和塞拉关系密切，但她与塞拉的哥哥关系更为暧昧，那个妻子卡拉开放的观念无疑纵容了玛丽安的初次尝试。
1843年，通过卡拉的哥哥，玛丽安结识了62岁的罗伯特·布拉班特，这使她有理由进入布拉班特家庭。罗伯特·布拉班特觉得，玛丽安正好可以代替自己已经出嫁的女儿留下来陪伴自己。玛丽安和布拉班特很快就难舍难分了，布拉班特夫人和她的姐姐同时感到玛丽安对这个家庭的威胁。
对这一事件的最生动的描述，见于出版商约翰·查普曼在1851年6月27日的日记中的不少有趣的记载，日记里也涉及到了对玛丽安中肯的评价。日记描述了玛丽安的天真，她不愿受传统习俗约束的秉性。也许，她认为自己没有必要遵从那些行为标准，正因为这样，她才招致了布拉班特夫人的嫉妒。查普曼的日记中并没有记载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不道德的事情发生，大多是玛丽安喜欢和布拉班特在一起，而布拉班特夫人却无法参与其中，正是这种排他性才使得这两人之间的关系产生问题——布拉班特夫人觉察到，他们之间已经远远不是导师和助手的关系了。
玛丽安这边时刻渴望一位男性的爱情与亲近。当她和布拉班特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似乎与外面的世界完全隔绝开了：他们手拉手地散步，用德语交谈，她同时也在克制着自己的言行，或许在她看来，自己已经很照顾布拉班特夫人的感受了。
最终，布拉班特为了家庭的平静把玛丽安逐出了自己的家门，但玛丽安始终从未因此责怪过布拉班特。玛丽安和布拉班特的关系持续了仅仅几个星期，但他并没有就此从她的生活中完全消失，当她在伦敦落脚的时候他偶尔还会去看她。
（5）
除去情妇事件，在布拉班特家，玛丽安还经历了思想上的重大转变，这种转变开启了她人生的叛逆之路。布拉班特意欲主持将德语版的《耶稣传》译为英文，在其女儿露切出嫁前，他本希望由自己的女儿来完成此事，露切出嫁后，玛丽安来到他身边，源于对玛丽安的喜爱，他就决定让玛丽安来完成。
通过翻译《耶稣传》，玛丽安认识到了宗教的虚伪性。对此，尼采在其散文《偶像的黄昏》这样评述：乔治·艾略特他们摆脱了基督教的上帝，却相信现在必须更加坚持基督教的道德。尼采正是结合了乔治·艾略特一生的道德取向才作出了这样的评价。
从布拉班特家回到家，她不顾父亲和哥哥对她的情妇事件的盛怒，神情激动地告诉父亲，她以后不再陪他去教堂了。从此，父女关系变得极为紧张，哥哥埃塞克也站到了父亲一边。1849年，父亲去世时，只给她留下极少的财产，这让玛丽安不得不自己出外谋生。在维多利亚时代，玛丽安的境况给她的出嫁之路蒙上了阴影。
（1）
出版商约翰·查普曼在玛丽安的生活中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正是他的日记让玛丽安的诸多昔日时光得以再现。玛丽安在和查普曼的关系中再一次展现了她总是搅乱别人家庭的特点，她甚至也不能免俗地卷入争夺男人的战争。而在这场战争中，她最值得称道的地方就是能够把一段艰难的爱情转化为值得珍视的友情。
玛丽安最初遇到查普曼的时候，查普曼正住在斯坦德大街142号，和这个英俊潇洒的男士在一起的是他的妻子苏珊娜。他和苏珊娜的孩子们，以及孩子们的家庭教师——同时也是他的情妇——伊利莎白·梯利，生活在一起。苏珊娜年长于她的丈夫，身上还有不少不好的习惯。
这个家庭的收入主要依靠收取房租。玛丽安既作为房客，也是作为查普曼出版工作的助手出现在这个家庭里。自1849年父亲去世后，财产微薄的玛丽安不得不出外谋生。
（2）
作为编辑，玛丽安很快就成为查普曼最得力的助手。伊利莎白·梯利开始妒忌起来，她唆使苏珊娜共同对付玛丽安。
查普曼的一则日记，时间是1851年1月22日，记述了斯坦德大街142号一天中的日常生活（E代表伊利莎白·梯利，S代表苏珊娜）：
邀请伊文斯小姐早饭后外出散步，没有得到一个肯定的答复。E说，如果我想去，她愿意陪我一起去，于是我又一次地邀请了伊文斯小姐，说E想去，而她却粗暴地拒绝了。苏珊娜也愿意出去，但无论是E还是S都不想走得太远。我说她们可以自己做一次短途散步，我就不去了，E认为我的话是对她的侮辱，骂了我一顿，那都是些毫无理由的指责和怀疑。我的态度也很粗鲁，后来我道了歉，大家在花园里重归于好。
晚上，伊文思小姐也为她早晨的无礼向我道歉，这又引起了E的妒忌和随之而来的争吵。结果，S、E和伊文斯小姐都出去了，找霍兰德夫妇共度今宵。
一个月之后的一则日记（M代表玛丽安）：
早晨，我和S、E有了一次长谈，其结果是她们坚持认为我和伊文斯小姐过于亲近了，我们一定是相爱了。E表现得非常妒嫉，她说她可以让S从一件小事就知道发生了什么——她看到我和M手拉手在一起。
第二天，查普曼的所作所为把事情搞得更糟了：
我正在饭厅写着什么，M过来了，我们自然而然地谈到了E和S的过激表现。我对她讲了都发生了什么，请她找机会和S一起谈谈，希望能抛开怨恨。E看到了我和M同在饭厅，她大放厥词，这使我一下午都在S的房间里解释，还好没有吵架。晚饭后，S终于和M一起散步，结果M的高姿态让S很不舒服。后来我也加入了她们的谈话，这时M称S是有理由抱怨的，事情总算和解了下来。
看来玛丽安被查普曼迷住了，可能真是爱上了他。在和布拉班特的相处当中，她占用了他越来越多的时间，而在为查普曼做编辑工作的时候，也发生了和在布拉班特家相似的事情，而她也经常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已经让这个家里的其他女人产生了怨恨心理。或许，她并不是没有意识到，只是不屑于去留心罢了，毕竟她和查普曼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而查普曼又如何呢？从他的日记中可以看出，他乐于陷入感情漩涡之中，尽管他也抱怨他的家庭缺乏应有的安定感，乱得让他难以工作，但他却像是乐在其中。
查普曼在稍晚的日记中提到，苏珊娜正是那种会让玛丽安感到优越感的妻子：
如果她仅仅是缺乏足够的吸引力，那我们至少能在一起比较友好地生活，但是天哪，她什么都搞得一团糟，她可不是个好的家庭主妇，她总是把家里弄得乱七八糟……她最主要的读物就是小说，任何一些深刻的东西她都不愿理会，从结婚以后她就一直这样。
玛丽安和苏珊娜的和解并没能持续多久。一个月后，玛丽安被两个女人整得无计可施，只好动身去了考文垂市的布雷家里，查普曼的日记中描述了玛丽安动情的一幕：
M今天就走，我陪她去了火车站。她很伤心，弄得我也很伤心。她追问我到底对她有没有感情（我告诉她我很爱她，但我也爱E和S，尽管爱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听了这话，她哭了起来。我试着去安慰她，提醒她就要到最亲密的朋友那里去了，但她还是止不住眼泪。
即便在玛丽安走了之后，查普曼家的吵闹依然没有停止，这些争吵依然来自于玛丽安带给另两个女人的威胁感。
几个星期之后，查普曼商量着让玛丽安回来，帮他做《威斯敏斯特评论》，他已经成了这份刊物的所有者和主编。玛丽安没有答应，查普曼先是去信催促，后是亲自前往。他记下了到布雷家的一次拜访：
早饭之前，我和M一起走着，我对她详细谈起了E的事情，我说无论如何，我是希望她留在斯坦德大街的。M很伤心，但她还是说，不管我怎样来安排她，她都会无条件地服从。她同意在每期刊物上撰写一篇外国文学的评论，这让我很高兴，我把刊物大纲交给她去完成。
可以看出，查普曼在自己的工作上是多么地依赖玛丽安，而玛丽安又是多么无条件地服从查普曼的安排。但这段日记也反映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至今都没有令人满意的答案——玛丽安是不是早就知道伊丽莎白是查普曼的情妇？很难相信她是不知道这一点的。从布拉班特的例子中就已经知道，玛丽安的出现总是会给那人先前的女人造成不安，这显示了她优越于其他女人的一面。
几天以后，查普曼的日记里透露了他与玛丽安的关系的一些转变，这段日记也表明了查普曼总是在使家里的战火升级。
玛丽安收到了一封苏珊娜指责她的很不客气的信，质问她到底要住在什么地方，玛丽安又是激动又是生气，最后终于平静下来，开始后悔了……在一起散步的时候，我们立下了庄严的誓言，用它来约束彼此不再越轨。她是个了不起的女人。
（3）
从立下庄严誓言的时候起，玛丽安看上去的确把她与查普曼的关系转变为一种友谊——她是他知性的伙伴，是他不可多得的好编辑。1851年10月，她再次来到斯坦德大街，这次是作为《威斯敏斯特评论》的副主编出现的。其后两年她一直待在那儿，成为查普曼最忠诚也最有助力的朋友。1851年后的两个月的日记里，查普曼在提到玛丽安的时候是不太带有感情色彩的，尽管日记里也显示出查普曼仍然花了大量的时间和她在一起，而他也越来越依赖于她在文学及经营事务上的判断。她似乎成了他烦躁生活中的宁静的避风港。
有迹象表明，她在斯坦德大街的日子里内心深处经历了艰难的斗争，最终成功地把爱情转变成了友情。这种转变只有极少数的女人才能做到，这需要远离世俗的偏见，有能力识别出什么才是二人关系中最重要的部分并试图挽救它，并能面对某种意义上的孤独，远远地看着别的女人来享受那曾经属于她的亲密感。
这段经历给玛丽安的内心带来了痛苦，但也让她成熟起来。更为重要的是，担任《威斯敏斯特评论》的撰稿人和副主编的经历，使她向乔治·艾略特极大地迈进了一步。
（1）
赫伯特·斯宾塞是哲学家，也是社会学家，经常给查普曼供稿。他单身一人，却不近女色。在玛丽安所交往的男性中，赫伯特·斯宾塞或许是最杰出的一个，除了想象力稍有欠缺之外，他的智识在任何方面都足可与她匹敌。不过，在众人眼里，他有些冷血，太自负，太自恋，除了在学问上，不会与任何人发生关系。当玛丽安开始接近他的时候，斯宾塞感到恐惧了，怕她会和自己长相厮守，便赶忙躲得远远的。他一生都保持独身，好像也没有性方面的需求，或许是事业的原因把性欲压抑住了。
（2）
在斯宾塞躲得远远的之前，他的朋友们经常看到他和玛丽安一起出入各个地方，朋友们甚至猜测他们是不是已经订婚了。
玛丽安甘愿屈尊，甘愿接受一个男人的不完整的爱，这些特点都在她与斯宾塞的交往中表露无疑。下面是她写给斯宾塞的一封信的摘录，这封信写于1852年7月14日：
我知道，这封信会让你非常恼火，但是请等一等，当你发火的时候什么都别对我说。我答应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了……
我想知道的是，你是否能够向我保证不会抛弃我，你愿意永远和我在一起，让我分享你的思想和感情。如果你爱上了别人，我会死的；但是如果你在我身边，我就会用全部的勇气去工作，去让生活变得更有价值。我不想让你牺牲什么——我会做得很好，根本就不会在你不需要的时候去打扰你。但我无法想象，没有你的生活将会是什么样子。如果我得到你的许诺，我就会一直期待着它。我努力过——的确我努力过——去和任何事情断绝关系，做个完全无私的人，但我做不到。那些最了解我的人总是说，如果我全心全意地爱上一个人，现实生活总是会诋毁这段感情，他们说的是对的。你可以诅咒我对你的感情——但是，只要你对我有耐心，你就不会继续诅咒下去的。你会发现，我很容易就会满足，因为我是从对失去你的恐惧中走出来的。我想，从来没有哪个女人会写这样一封信——但我并不觉得羞耻，我是值得你的尊敬和爱护的，无论粗俗的人们会怎样想我。
“我想，从来没有哪个女人会写这样一封信”，这话她可说错了，大约在10年之前，另一个女人也写过极其相似的信：
我知道，当你在读这封信的时候会感到不快……但我还是想说，我并不想给自己找什么借口，我愿意承受任何责骂。我唯一关注的事情就是不能失去你的友谊，我的老师啊，如果你弃我不顾，我会完全绝望的；如果你给我一些——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快乐，我就会找到生命的意义的。
穷人只需要很少的东西就能养活自己——他们只渴求富人餐桌上掉下来的一点儿面包屑。如果他们不拿这些面包屑就会饿死的。而我，需要从我所爱的人的身上获得更多的爱，而你以前所给我的却是太少了——那时我们一同在布鲁塞尔，我珍视着你这太少的关爱，我就是因此而活着……
我是不会再读一遍这封信的，我一写完就会把它送出去。但是，我有一种感觉，那些冷漠的人，那些庸庸碌碌的人，他们在读这封信的时候一定会说，“这个女人，她在胡说些什么呀”……
这是著名作家夏洛蒂·勃朗特在布鲁塞尔求学暗恋上自己的老师时，写给他的求爱信。
碰巧的是，她们遭受了同样被拒绝的命运。当玛丽安发现那封热烈的信并没有得到斯宾塞的答复后，或许自尊心苏醒的原因，玛丽安比她在查普曼一事中“转变”得更快，她理智地控制住了自己的感情。两个星期之后，她又写了一封信，说她已经把感情转变为一种较易被人接受的东西。优越感与自卑感、自信与自责的双重性格在她身上交替发挥作用。尽管它们彼此矛盾，却会在同一个人身上发生作用，帮她创造出某种独特而珍贵的二人关系：
亲爱的斯宾塞先生，很抱歉我的上一封信让你感到不快了，还好我能收回我的话。我应该立刻告诉你，因为我的所作所为都是出于真诚，所以我才觉得难过。
如果真像你在给我的最后一封信中所说，你觉得我的友谊就其本身来说对你是有益的——不要往其他方面去想——那它就是你的。让我们——如果你也能够的话——忘记过去的事情，除非是那些能让我们彼此信任、彼此萌生好感的事情；让我们一同使生活变得更加美好，只要命运许可我们这样去做。
或许，乔治·艾略特对她生命中的这一段作过最好的评述，这是她在1870年7月，也就是18年以后，写下的话：
我们女人总是会处在一种缺乏关爱的状况中。虽然给我们的关爱可能是我们所能拥有的最好的礼物，但是我们还是需要有一定的独立自主的生活。当一些可爱的女人陷入无助的困境时，是最可怜不过的——因为她们认为最大的快乐就是来自于两人彼此之间的爱恋。她们从未想过要在独立之中获取快感。女人需要这样一种东西来制衡她们的激情，她们需要独立应该更甚于需要男人。
（3）
在遭到斯宾塞的拒绝后，玛丽安更加成熟起来，同时也更深刻地认识到女人独立的重要性。恰从此时起，她开始翻译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费尔巴哈的观点对她产生极大的影响：保证真正婚姻的是爱情，而不是法律的约束。从现在起，玛丽安不再追求婚姻了；爱情，只有爱情才是她真正需要的。
（1）
赫伯特·斯宾塞在拜访玛丽安的时候常常让乔治·亨利·刘易斯陪着自己。刘易斯尽管一直没有离婚，却早已和妻子阿格尼丝很疏远了。夫妻关系破裂的原因是阿格尼丝与别人有了私情，并为那个男人生了孩子。刘易斯对这个孩子视同己出，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尽了做父亲的职责，在法庭上也曾经宽恕了妻子的不忠，所以，他越来越难与妻子离婚。
1853年的一天晚上，在又一次拜访玛丽安的时候，斯宾塞先走了一步，刘易斯留了下来。正像许多婚外情的开端一样，刘易斯在闲谈中向玛丽安讲述了自己婚姻的不幸，激起了玛丽安的无限怜惜之情，同时她发现这个男人正是自己所需要的，同时也发现他正需要自己。在1853年4月16日的一封信中，她对卡拉·布雷写道：“人们对我很好，刘易斯尤其可亲，我很尊敬他。世界上很少有他这种人，实际上比看上去要好——他看似尖刻无礼，实则有一副好心肠。”
玛丽安发现，刘易斯激起了她全部的爱情。他已婚的这件事不但没有成为障碍，反而成为她实现自己爱情理想的绝好机会：真正的爱情应该是超越一切世俗偏见的。
在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中，简发现了在罗切斯特的阁楼上藏着一个疯女人后，毅然决然离开了罗切斯特；而玛丽安发现了刘易斯也同样有这样一个妻子后，反而更坚决地站到了刘易斯身边。这正是年近中年的玛丽安与年轻的夏洛蒂·勃朗特之间的区别。
（2）
玛丽安的嘲弄世俗之举也意味着要付出代价：她必须避居于传统社会之外。而这种相对的避居生活既让她觉得津津有味，也是她成为乔治·艾略特的必然条件。1854年7月，他们秘而不宣地一起去了魏玛，但很快他们的举动成为人们议论的焦点，甚至在多年之后，他们的邻居还一直把这件事当做一件不得了的丑闻。
因为挑战了世俗观念，玛丽安和一直对她行使家长权力的哥哥埃塞克的关系搞僵了。起初，她对家人隐瞒了与刘易斯的“叛逆感情”，但这种谎言让她不安，后来她逐渐认识到这没什么好隐瞒的。1857年，玛丽安告诉了家人与刘易斯关系的真相。当埃塞克得知妹妹“不道德”的行为后，宣布与她断绝关系，还逼迫玛丽安的姐姐给她写了绝交信。玛丽安被自己的家庭驱逐了。甚至她的那些亲密的朋友一时间也难以接受她的行为，人生中最尴尬的四面楚歌局面出现了，可玛丽安毕竟是玛丽安，四面楚歌比起人生的恣意自由太不值一提了。
而实际上，从玛丽安自己的行为标准来看，她的所作所为始终都是道德的。她和刘易斯在一起的生活就像是任何正式的婚姻一样，她认为自己是他的妻子，也坚持让别人称呼自己刘易斯夫人。她和刘易斯都认为后者应该继续对他的妻子和孩子行使义务，这正是他们终生努力工作挣钱的最主要的原因。即便在刘易斯死后，她仍继续接济刘易斯的妻子。简而言之，她有很强的责任感——但这种责任感完全是自发的，而非社会强加在她身上的。
在1854年10月15日写给约翰·查普曼的一封短信中，她尽管声称并不在意世俗的眼光，但还是为自己，也为刘易斯作了辩护：
我不想为自己辩护什么，但如果有人这样说刘易斯的话，你一定不要相信——他们会说“刘易斯从他家里，从他妻子那里逃走了”。事实绝非如此，他一直和妻子保持着联系，尽他最大的努力接济他们的生活，没有人会像他那样关心妻儿的未来。他一直都关注着他妻子和孩子。
我没有什么要否认和隐瞒的。我的所作所为没有人有权利指手画脚。我有我的自由到国外旅行，也有自由和刘易斯在一起，我知道世俗会用什么样的眼光来看我们，我有勇气来承受这些，这不算什么。我选择了刘易斯，这个选择是没有错的。他值得我为他去做一切，我唯一关心的就是他不该被人误解。
她不在意自己的名誉，却很在意刘易斯被人误解，自卑感与优越感如此焦灼地集结在她的身上。她自己的名誉无足轻重，这既是因为她认为自己不如刘易斯重要，也是因为她在不要求舆论的公正论断这方面超越了刘易斯。其实，她在心底里仍然渴望舆论会认为她是一位有极高道德修养的女人。
她在给查尔斯·布雷的信中也表达了类似的意思，她不想被人认为是个诱惑男人，让这个男人为她抛弃妻子的女人：
我并不在乎他们说什么，除非他们的话给我的朋友造成了伤害。如果你听说了我和刘易斯之间有什么除了“我和他在一起”这件事之外的任何传闻的话，请相信我，那一定不是真的……我想让他对他的妻儿所做的事，只是更好地照顾他们而已，而他已经做得很好了。
但是，玛丽安对其行为动机的辩护总是要招来那些恶意的曲解，她和刘易斯的爱情在别人那里是最能引起兴奋的话题。大家把她说成了一个偷了另一个女人丈夫的女人，而尽管事实上是，这个丈夫是被他的妻子抛弃的，他也依旧履行着对妻子的责任。
和刘易斯在一起的日子里，玛丽安最大的收获就是有了相当多的自由时间去完成她的工作：因为他们被大家鄙视，他们便共同分担着这份重压，他们不必对朋友装出一副笑脸，也不必参加晚上的派对，更不必应付那些周末的客人，甚至不必一起出席公众活动。人们当他们是一对有罪的恋人，而他们也满足于彼此的相爱。
他们没有孩子，家庭生活的开支被减少到最低限度。在1860年10月给朋友的一封信中，玛丽安谈到了他们曾接触到一名外国律师，咨询依照国外的法律，刘易斯有没有离婚的可能，律师给了否定的回答。对这一结果，玛丽安这样说道：
我并不觉得难过。我想孩子们（刘易斯的孩子）不会过得不好的，至于我自己，也甘愿被教会驱逐。我不在乎别人怎么说，我在乎的只是能否从世俗的丑恶——也就是人们通常所称的享乐——中解脱出来，这种与世隔绝的状态使我更加纯洁。
她知道，她的工作和刘易斯的爱情是她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而这些只有在一种相对与世隔绝的状态中才能获得。
在玛丽安写给查尔斯·布雷的信中，似乎能看出她刻意地想要失去那些对她侧目的同性朋友：
我不知道卡拉和萨拉对事情了解多少以及她们是如何看待我的，我是准备好了承受一切的。我知道，事情最坏的结局就是失去我的朋友们。
在她和刘易斯去德国之前，她只把消息告诉了几个男性朋友。考虑到她从前和卡拉、萨拉都是那么亲近，她的这个做法就很让人觉得吃惊了。或许是她对男人的信赖要更甚于女人吧。
（3）
在所有这些叛逆行为的背后，玛丽安的内心依然长久地渴望着真正合法的婚姻，她渴望社会承认她是一位有极高道德修养的女人，因为一个受鄙视的女人是很难获得社会认同的。她曾写道：一个女人，不论她自己多么好，还是只得跟着丈夫过日子。
在1857年9月24日给朋友的一封信中，玛丽安写道：“请你不要再称呼我为伊文斯小姐了，我已经放弃了这个名字，不想再听到有人这样叫我。这是刘易斯的希望，他觉得朋友们如果还关心我的话，就称我为刘易斯夫人好了。我父亲的委托人在给我的收据上也用了‘刘易斯夫人’这一称呼，你瞧，我的称谓变更已经在正式文件中发生效力了。”
玛丽安把他们的关系称做婚姻。这一做法透露了玛丽安在下意识里依然认为，和所爱的人同居而不结婚是有罪的。
（1）
让我们回到《弗洛斯河上的磨坊》。
在小说中，乔治·艾略特塑造了一个“她自己做不到的、高尚的、富于自我牺牲的角色”。女主人公玛吉是一个热情奔放、真诚善良的姑娘，她不顾家庭的反对，先是爱上了仇人家的儿子菲力普，这是她第一次对家庭的叛逆；后来，又爱上了表妹露西的未婚夫斯蒂芬。但无论是菲力普还是斯蒂芬，对玛吉来说都不是理性的恋爱对象。她决定在爱情上遵守自己的道德原则，放弃与斯蒂芬的爱情。但无意中的一次划船变成了两人的私奔，就像斯蒂芬所说的，命运安排他们如此。但玛吉还是决定与斯蒂芬分手，回到自己的家庭，回到哥哥身边。
这是玛丽安·伊文斯，即乔治·艾略特的理想。
（2）
玛丽安·伊文斯和夏洛蒂·勃朗特最后都嫁人了——玛丽安那时60岁，夏洛蒂·勃朗特38岁。这标志着她们作为小说家创作的终结。二人也同样是在结婚的几个月之后离开了人世。这多少表明了她们意识到，对她们来说——也许是对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女人来说，婚姻和写作是不能相容的。
另外一种可能是，一旦她们满足于婚姻生活了，也就不再觉得写作仍旧是一种必要的工作。
她们结婚都很晚，而且都是在自己作为小说家已经功成名就之后，这就保证了她们能以一种经济上独立的姿态进入婚姻生活。玛丽安强调，她的婚姻不会对刘易斯的家庭产生什么影响，而她的丈夫，约翰·克罗斯，也不需要她的财产。夏洛蒂更进一步，她的做法在那个时代是极其罕见的：她坚持她作为小说家的收入不记入夫妻的共同财产。
（3）
1879年，刘易斯去世了，玛丽安·伊文斯陷入了孤独与悲痛之中，她有一段时间不见任何人。
1880年5月，她突然宣布结婚，这个消息引起了同当年她和刘易斯私奔一样的喧哗，她打破了与读者、崇拜者之间无形的约定：她是一个伟大的作家，一个声名狼藉的女人，她是乔治·艾略特。
我们可以把玛丽安的婚姻看做是她与世俗社会的最终和解。的确，她的哥哥埃塞克就是这么看的。正是这个婚姻才使埃塞克和妹妹——现在叫玛丽安·克罗斯——言归于好。她已经不再需要用文学创作来证明自己的存在了；嫁人，就是最好的证明。
但是，玛丽安的婚姻还是让朋友们又大吃一惊：
她秘密地结婚，秘密地出行，这都让她觉得兴奋，也许正如一位专家所说的，犯罪感会引发性爱的冲动。她犯罪似的和刘易斯一起生活了24年，如今又体会到另外一种带有犯罪感的快感了。尽管克罗斯是位老朋友，富有，也很适合她——从各方面看都是她最佳的婚姻伴侣——但他比她要小上20岁，她又一次找到了一位无法让世俗社会顺利接受的爱情对象。
后来，在她的威尼斯蜜月之行中发生了奇怪的一幕——她的丈夫从他们所住宾馆的房间径直跳进了大运河，后来被一位船夫捞了起来。这是一次自杀未遂吗？没人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毫无疑问，传统社会是不会把它当做好事情的。
现在，她的名字又成了玛丽安·克罗斯。综观她的一生，没有逃脱玛吉的模式：争取——放弃——被惩罚。没有人知道这段短暂的婚姻给她的感受是怎样，因为实在是太短。不到八个月，她便突然去世，就像故事情节在到达又一个高潮后作者遽然收笔，这是她最后一件又让人大吃一惊的事情。
但不管怎样，她的家里人还是很高兴她最后终于结婚了，她的哥哥参加了她的葬礼。她的姐姐说：“谢天谢地，她最后还是嫁了一个好丈夫，有了夫姓。让我欣慰的是，在她这么多年一直跟着刘易斯之后，死后棺材上刻下的名字不是玛丽安·伊文斯……”
这是世人给她的墓志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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