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伏瓦生于巴黎。中学毕业后进入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学习哲学。在这里遇上萨特，从此开始了长达半个多世纪没有婚姻束缚的“协议爱情”。
1934年，发表第一部小说《女宾客》，获得极大成功。1949年出版的《第二性》，被誉为西方女性的“圣经”，多年来一直是影响西方女权运动的重要著作。“女人不是先天生就的，女人是后天形成的”，是《第二性》中的一句名言。
1954年出版《名士风流》，赢得法国龚古尔文学奖。
半个世纪以来，波伏瓦与萨特的奇特关系总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萨特，这个文化巨人，多多少少就是米兰·昆德拉的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那个曾与一百多个女人有过性关系的托马斯。那么，波伏瓦是谁呢？她是特丽莎和萨宾娜的结合体。她曾经也像特丽莎那样，当自己的男人移情别恋时，沮丧而落寞，但好在她有萨宾娜的疯狂，靠着疯狂，萨宾娜在特丽莎面前把罪孽感一扫而光，并把那些尤物男人挥霍掉。波伏瓦靠占有女性而抵消了对女性的嫉妒，又靠占有男性消弭了因被伤害而对男性所起的怨恨。因此，为何波伏瓦和萨特能保持这种奇特关系？就在于萨特实现了他的自由，而波伏瓦找到了自己的平衡点，所谓宽容的背后，却有着这种秘密的交易。
（1）
至今人们还未达成共识，先天或后天因素，哪个对一个人的人生包括爱情起决定作用。从波伏瓦的经历看，好像一切都在先天注定了，尤其是她在少女时代表现出的同性恋倾向，更让人觉得老天注定不让她走一条平常路。
波伏瓦出身于巴黎一个正统的资产阶级家庭，她集父母的优点于一身，儿时的她就显露出非凡的才华，以“小才女”远近闻名。当家庭由富贵逐渐走向衰落，她亲眼目睹了生活的窘境，贫困给她少女时代的生活蒙上了一层阴影，父母经常不厌其烦地在她耳边重复一句话：“你没有嫁妆，你必须好好读书、工作。”童年的波伏瓦就已经懂得命运要掌握在自己手里。
波伏瓦升入小学四年级时，班里来了一个叫伊丽莎白·马比耶的新生，昵称扎扎，她短短的头发，皮肤黝黑。扎扎曾因在乡下煮马铃薯时，衣服着火，大腿被烧伤，因此在家休学一年。波伏瓦对她有这样的经历十分钦佩，觉得她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扎扎说话诙谐有趣，经常学老师说话，模仿得惟妙惟肖；待人接物彬彬有礼，落落大方，尤其是她对老师说话的时候，完全是对同辈人一样的口气。她毫不羞怯地当众弹钢琴，面对老师指责的眼神她也坦然自若，这在波伏瓦看来简直是一个壮举。
扎扎改变了波伏瓦的性格，让她变得勇敢，敢于我行我素，不在乎别人的看法。当波伏瓦走进扎扎的房间，想到房间里有扎扎用过的东西就无比激动，身体竟产生异样感。每次放假，她都感到几乎要崩溃，因为不能见到扎扎了；每次开学，她都能为即将再次见到扎扎而欣喜若狂。有一天，她突然意识到：“我由于她的不在而受着煎熬。”十几岁的时候，波伏瓦曾鼓足勇气向扎扎表白：“我喜欢你。”这让扎扎吃惊不小，而波伏瓦也并不完全清楚这种非同寻常的感情的真正含义。
进入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后，波伏瓦结识了梅洛·庞蒂，她把梅洛·庞蒂介绍给扎扎，两人很快坠入爱河。到了谈婚论嫁的前夕，由于梅洛·庞蒂私生子的身份暴露，扎扎的母亲坚决不同意这门婚事，梅洛·庞蒂为了维护家族的声誉，违心接受了扎扎母亲的提议，从此冷淡扎扎，这导致了扎扎的精神失常，并诱发脑膜炎，在高烧昏迷四天后，扎扎去世了。
但扎扎从来没有在波伏瓦的生活中消失，波伏瓦常常从那些聪明而率性十足的女生身上寻找扎扎的影子，这引发了她一次又一次同性之恋。但哪一位女生也比不过扎扎带给她的感觉，时隔30年后，波伏瓦在回忆录中描绘了她与扎扎相识相处时的点点滴滴，尽情抒发了思念之情。
（2）
波伏瓦的独特之处在于她不是纯粹的同性恋者，她从不会因为扎扎而失去对男人的兴趣。15岁时，她对自己的梦中情人作了设想：
如果我遇到比我更完美、和我同类型而且同我很合得来的男人，我才会嫁给他。我为什么要求他比我强呢？男人是一些特殊的社会分子，在出生时便享有大量特权，如果一个男人无法全面胜过我，我会认为自己相对比他强得多。为了表现他和我同等，他必须比我优越……我命里注定的男人应该既不比我弱小，也不过分强大，他应具有相当的卓越来担保我的生存……他应该是从一开始就具有尽管是初看来只是某种希望的完善。他很快便能成为我理想中堪称我表率的人，能够远胜于我。我不允许自己无法理解他的思想或是不了解他的事业，爱情必须有助于这一点，当然我会小心地使我俩之间不会有太大差距。
初入大学的波伏瓦十分崇拜表哥雅克，觉得他懂的很多，却一点也不自傲。他总会说一些有趣的事情给波伏瓦听，他的声音那样亲切，只要一见到他就会感到快活，波伏瓦常常靠在枕头上流着眼泪想：我哭了，因为我喜欢他。
雅克经常带波伏瓦去酒吧喝酒，酒吧里鱼龙混杂的气氛让她感到十分好奇。
当时的资产阶级对男女在性道德上的要求极不平等，男孩子在结婚前被鼓励有一些风流韵事，这被看成是一种男性魅力的体现，几乎没有一位男子在结婚前还是处男，而女子却要守身如玉，遵守所谓妇道。波伏瓦对此非常不解，她经常假装轻佻地和酒吧的客人搭讪，谎称自己是一个模特或者妓女。
在《第二性》中，波伏瓦曾经分析过自己当年做出这一大胆行为的心态：相当一部分年轻女子出于对家庭的不满，对正在发育的性征十分恐惧，或者出于偷食禁果的好奇而模仿妓女，她们如孩童般幼稚，并不性感冰冷的女孩子相信自己不会玩火自焚，相信迟早有一天某个男人会相信她的话。
在酒吧遭到男人们肆无忌惮的嘲笑让波伏瓦感到一种冒犯礼仪和权威的快感，甚至那些言语上的淫秽，也不能让她产生反感，反而对酒吧里那些奇异的性事颇感兴趣。
雅克最终娶了陪嫁更为丰厚的女人。波伏瓦并不因此而难过，与雅克交往的经历让她见识了很多，她下意识地觉得自己想要的并不是一个男人，而是更多。
（1）
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萨特和保尔·尼赞、勒内·马厄是臭名昭著的“三人小组”，波伏瓦最初对萨特十分反感。经马厄介绍，波伏瓦正式认识了萨特，同他在一起，波伏瓦第一次感到了自己在智慧上低人一等。
有一次波伏瓦和萨特舌战了三个小时，最后波伏瓦以认输告终——“我每天都在和萨特较量，我在讨论中够不上他那个层次。”此时的波伏瓦感到的是何等的欣慰，她少女时代就期待的那个比她强的男人出现了：比她强但又不是强很多，而且他们之间能够交流。
此外，波伏瓦发现萨特在各个方面都与自己十分相似，经过了许多年的高傲孤独后，波伏瓦终于发现自己不是独一无二的，曾经以为这个世界上再也找不到和自己同呼吸共命运的人，现在萨特出现了，“我不必独自一个人面对了”。有了波伏瓦的加入，“三人组”变成了“四人帮”。波伏瓦不再对萨特抱有成见，萨特完全符合她15岁时梦中情人的形象，在接下来的哲学教师资格考试中，萨特考了个第一，波伏瓦考了个第二，这个结果太让她满意了。
但他们两人在爱情婚姻观念上并不一致。在萨特看来，作家都应该是花花公子，这样才能有创作的激情。对一个艺术家来说，只限于爱一个女人是很遗憾的，他不愿意结婚，甚至憎恨已婚男子，更不甘心成为他们中的一个，他也不赞成一夫一妻，更不愿意和某一个人终生厮守。
一天下午，两人看完电影又去散步时，萨特突发奇想说：我们签个为期两年的协议吧，在这两年中，我可以安排在巴黎生活，用我们都愿意的最亲密的方式一同消磨这几年。然后我们可以两地分居几年，然后在其他地方，国外，可能的地方，或多或少，或长或短地在一起生活一段时间。这可以让我们彼此永不陌生，谁也不要徒劳地企求对方帮助，但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割断这条连接我们俩的纽带。而且，我们绝不能将这断断续续的同居生活庸俗地视为一种义务或者习惯，要不惜一切代价阻止它向这方面堕落。
虽然对于萨特的设想有点疑虑，但波伏瓦不习惯过早地担心某事，至少她对他的意见相当欣赏，她充分信任萨特。随后，他们还互相约定：双方之间既不互相欺骗，也不互相隐瞒，双方所遭遇的其他“偶然爱情”也一定要向对方如实汇报。
波伏瓦与萨特，他们终生都在倾听彼此萨特说到做到，果真把自己遇到的每一次“偶然爱情”都如实告诉波伏瓦，起初波伏瓦感到异常难堪，但渐渐地，波伏瓦与萨特的这些女情人们相处得都很融洽，成了很好的朋友。
（2）
一些研究者认为波伏瓦是迫不得已才接受这个协议的。在《第二性》中，波伏瓦曾深刻地指出，所谓“偶然爱情”只不过是男人们把他们一直在做的事情“合法化”的一个借口，给他们不断更新的欲望找到的一个美丽的名称。虽然在协议中她自己也获得了同样的“偶然爱情”的权利，然而许多事实表明，社会能容忍男性的性开放，却很难接受女性的性开放，她作为这个社会中的一个女性，不可能像萨特那样把这个协议发挥到彻底。
正因为是被迫接受的，当萨特绘声绘色地向她描绘那些“偶然爱情”时，波伏瓦的嫉妒和不平衡心理不能不油然而生。同时，萨特唤起了波伏瓦性的觉醒，在萨特去服兵役时，她经历了自己的第一个“偶然”。
兵役结束后，萨特被安排到勒阿弗尔教授哲学，波伏瓦却被分到马赛教书。萨特不忍心看到波伏瓦为即将到来的分别而难过，他向波伏瓦提出求婚——他们若成了夫妻，就可以分配在同一个城市。对于萨特来说，提出求婚是十分不易的，因为他最讨厌的就是成为一个已婚男子。
波伏瓦思前想后还是拒绝了。萨特不断地劝说，你不要犹豫了，结婚不会影响我们各自的生活，我们的关系还跟以前一样，为了一个原则而折磨自己是愚蠢的。但波伏瓦认为，他们之所以讨厌结婚是因为蔑视资产阶级那一套社会制度和习俗，反对社会对私生活的任何干涉，而如今他们却因为不能忍受两地相思之苦而实行“假结婚”，难道自己只因为这样一件小事就轻易放弃了对独立的追求？同时，波伏瓦清醒地认识到，结婚后，萨特仍会继续偶然爱情，而她出于报复或肉体需要也会有偶然爱情，这样，婚姻也会失去它的本来意义。最终，波伏瓦选择了去马赛。
（3）
在马赛时，波伏瓦曾经遭遇了第一个女同性恋者的倾情表白。她同样把这看做是她的一次偶然爱情。
不久，波伏瓦调往里昂教书，萨特还是定期来看她。
波伏瓦对班上的一个名叫奥尔加的法俄混血姑娘发生了兴趣。奥尔加性格古怪，神情傲慢，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她有许多奇谈怪论，比如她鄙视劳动，主张人应该懒惰等。波伏瓦对奥尔加着了迷，她在奥尔加身上找到一种久违的感觉，这种感觉只有曾经和扎扎在一起时才有过。
她们很快成为亲密无间的朋友，两人都有相见恨晚之感，而且波伏瓦赢得了奥尔加父母的信任，他们爽快地把女儿交给她监护。但她们之间超越了师生关系，也超越了友情，是那种若有若无的同性恋关系。
接下来的事情，就朝着令波伏瓦痛苦不堪的方向发展了。这个时期，萨特经常带着他的学生博斯特来里昂看望波伏瓦。起初，萨特和奥尔加只是普通朋友，后来，萨特渐渐爱上了奥尔加。当波伏瓦发现奥尔加与萨特相爱的时候她感到异常痛苦，但她不清楚自己是因为萨特爱奥尔加而难过，还是因为奥尔加爱上萨特而难过。因为她既爱萨特，也爱奥尔加。她们之间确实有超出友谊的暧昧关系。
波伏瓦的双性恋特征在此时暴露无遗。在小说《女宾客》中，她曾这样写道：“只有一个生命，在正中间，只有一个人，既不能说是他，也不能说是我，只能说是我们。”在这段含糊的话中，实际上表达了波伏瓦的迷茫，有一个生命不知道到底该属于哪一方，或者说在追问自己到底是属于萨特的，还是属于奥尔加的。波伏瓦说：我并不嫉妒，同他在幻想症中慢慢垮下去相比，我更喜欢他去角逐，去争取奥尔加的青睐。
在回忆录中，波伏瓦描绘了三个人在一起时的状态：
当我们三人一起出门时，过去的奥尔加烟消云散了，因为，萨特期望的是她的另一个侧面，有时，她能不负他的希望，比与我相处时表现得更为女性化，更为风姿绰约，更搔首弄姿。有时，她感到他的期望令人生厌，就会愁眉苦脸，甚至大发雷霆。但无论哪一种情况，她都比较注意场合。萨特呢？想着奥尔加时的他与和我相处时的他判若两人。——如此一来，我们三人在一块时，我会感到双重的失意。他们常制造一种动人的气氛。对此，我尽力有所贡献，但无论什么时候我一想到这“三重奏”要长期延续下去，我就被吓坏了。当萨特和我按照计划去游览时，我根本不希望奥尔加同行。另一方面，明年，我将去巴黎执教，希望能带上奥尔加。但如果我承认，她的愉快虽然依赖于我，但同样更多地依赖萨特，那么，我带她去也会使我扫兴。我并不怀疑，他会在奥尔加的生活中取代我的位置，而我又不能忍受与他有什么不和，所以，和他争夺奥尔加是不可能的。无论如何，仅仅从他追求的那股固执劲中，他已得到如此大的乐趣，而我本人却没有这种冲动。既然他能比我为奥尔加贡献更多时间，更殷勤周到，我没有理由抱怨。但是，这种理性的思考没能减少我的不快。由于没有把感情纳入意识的框架中，我既为萨特制造了这么个处境而生气，也为奥尔加利用了这个处境而气恼。对这种隐晦的怨恨，我有天生的羞辱，而且我发现了比我所能承认的更难以忍受的一种羞辱。言行之间，我都热心地促进“三重奏”的健康发展，但对己，对他们，我丝毫不感到满意，于是，我害怕地期待着未来。
这时的萨特处处维护奥尔加，疯狂地追求奥尔加，波伏瓦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所爱的两个人在眼皮底下卿卿我我却无可奈何。
《女宾客》中弗朗索瓦兹的心情，可以说代表了当时波伏瓦的心理：当不幸处于顶点时，忽然不再有什么东西是重要的了。因为格扎维埃尔，弗朗索瓦兹几乎失去皮埃尔，作为报答，格扎维埃尔给她的仅仅是蔑视和嫉恨。一旦同皮埃尔重修旧好，格扎维埃尔就试图在他们之间建立一种阴险的同谋关系，而他对此半推半就。两个人都遗弃了弗朗索瓦兹，她心中填满忧伤，甚至都没有了愤怒和眼泪的地盘。弗朗索瓦兹对皮埃尔不再存有希望，他的冷淡不再触动她。面对格扎维埃尔，她怀着某种喜悦地感到，胸中升起她尚未经历过的疑难而苦涩的东西，这东西几乎是一种解脱：它强大而自由，终于不受拘束地充分发展，这就是仇恨。
这种仇恨的威力是巨大的，波伏瓦在小说的结尾处让这个仇恨像原子弹一样地爆炸了：当格扎维埃尔睡觉时，弗朗索瓦兹扳下了煤气开关的手柄，“明天早上，她将死去”。
在书房写作的波伏瓦
这时的波伏瓦开始怀疑她与萨特共同遵守的多性伴侣的正确性。在小说《女宾客》的结尾，她写道：所有诸如反复无常、毫不让步、极端自私这些虚假的价值观念逐渐暴露了它们的弱点，被蔑视的旧道德观念获得了胜利。这句话体现了波伏瓦对他们这种关系的焦虑：也许一夫一妻制并不是什么资产阶级的陈旧生活方式，能否说它是顺应人性的、是道德的？萨特的多性伴侣主张也未必是真正符合人性的。
（4）
伤透了心的波伏瓦决定退出这种三角关系。
恰在此时，萨特的学生博斯特爱上了波伏瓦，21岁的博斯特英俊迷人，波伏瓦毫不犹豫地开始了她的“偶然爱情”。这个爱情的背后夹杂着多少的失意、嫉妒、复仇和情欲，只有波伏瓦自己最清楚。但具有戏剧性的是，奥尔加也很快爱上了博斯特，不久他们就宣布结为夫妇。在婚礼上，萨特和波伏瓦充当了证婚人。这场复杂的四角恋爱关系并没有因婚姻而彻底中断，波伏瓦与博斯特的这种情人关系保持了十年之久。直到波伏瓦后来与美国作家奥尔格伦相爱，他们的情人关系才划上句号。
波伏瓦曾对一位女记者这样说起博斯特：我喜欢他，他相当英俊，有一种迷人的微笑，如果你看到他的脸，就想要温柔待他……我感到滑稽，我面对他升起“感情的幻想”……我想象，跟他来一段恋情也许会刺激我，在这世界上完全有我可以同他们恋爱的男人们。
（5）
根据和扎扎以及其他几个女朋友之间的故事，波伏瓦写成了《精神的优势》，但很快被出版社退稿，萨特建议她不应该太畏手畏脚，应该把真实的自己大胆地写进去。于是波伏瓦根据她、萨特和奥尔加之间的恋爱故事，写成了《女宾客》，这部小说让波伏瓦大放异彩，给她带来了世界性的荣誉。
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萨特应征入伍，波伏瓦去火车站送他，这刚好是他们的“爱情协议”十周年的日子。萨特没有忘记这个日子，10月10那天他特地给波伏瓦写了一封情书：你给我十年的幸福，我要立即再签一个新的十年协议。
（1）
萨特对另外一个女人产生激情之后，唤醒了波伏瓦对女人的兴趣，进入了双性恋时期。波伏瓦对自己的双性恋本性也曾迷惑不解：“在哪个方面我是一个女人，在哪种程度上我又不是？”
姑娘们迷恋她，因为她是女人，但她很多时候更像男人。
波伏瓦不厌其烦地对自我真相进行探讨，想了解自己的愿望使她显得近乎自恋。她曾玩笑般地对萨特谈到，如果这种事情继续下去的话，那么到她60岁的时候，姑娘们就会在教室里自杀。
那个英俊的博斯特曾对她说：“啊！你！你真像个男人！”
在她和萨特的关系中，有研究者说，波伏瓦是那对情侣中的男人，而萨特则是女人。波伏瓦的一位女性崇拜者曾说，她曾经那样充满激情地爱过波伏瓦，就好像波伏瓦是一个男人那样。
由于自己的“磁性”，波伏瓦没有主动做任何事情来鼓励这些女性的爱慕之情。所有这些年轻女性都需要她生动的个性，她的超然态度，她的处世不惊和大智若愚，这就是她呈现给那些仰慕者的样子。
波伏瓦的一位女情人纳萨里·索克林曾下尽工夫去赢得波伏瓦的兴趣：在她早上离开旅馆去学校时等她，在她上完课时等她，在夜里拒绝离开她的房间，有规律地送给波伏瓦小礼物。她嫉妒波伏瓦的女性朋友，并且尤其嫉妒萨特。
对于自己的双性气质，波伏瓦一生中曾多次予以公开有趣的否认。波伏瓦拒绝公开女同性恋者身份的原因，是她担心这样一种身份对她的养女西尔韦·勒邦或许会有危险。如果勒邦的同性恋者的身份被人知道，勒邦就会遭到波伏瓦自己曾经遭受过的种种难堪。
（2）
在《第二性》中，波伏瓦如此褒奖同性之爱：女人之间的爱是沉思冥想的；爱抚的目的与其说是占有对方，不如说是渐渐通过她再造自我；分手被废止了，没有斗争，没有胜利，也没有失败；在真正的互惠意义上，每一方既是主体又是客体，既是君主又是奴隶；二元性变成了相互性。女作家陈染也曾有过类似的表述，即在女性之间建立一种乌托邦，摒弃肉体之爱，建立起精神世界的共鸣。
（3）
但是，在波伏瓦的多次同性恋事件中，不仅没有实现这种同性之爱的乌托邦境界，反而伴随着许多的伤心落寞。
如前文所述，正当波伏瓦与奥尔加的恋爱进入甜蜜时期时，萨特毫不犹豫地插足进来，奥尔加再也不是波伏瓦一个人的了，波伏瓦只好伤心地选择了退出，开始寻找新的情感寄托，博斯特只是其中一个，另一个就是备受磨难的比安卡。
比安卡是波伏瓦在巴黎莫里哀中学教书时的学生，她是犹太人，长得非常漂亮，笑容甜美，高三时认识了波伏瓦。她很快喜欢上了这个从不备课、讲课却激情澎湃的女老师，波伏瓦也注意到了这个对哲学感兴趣的女生，两人很快无话不谈。波伏瓦把自己的经历，包括扎扎、萨特以及他们之间的爱情协议，与奥尔加的三重奏等等都告诉了比安卡，比安卡为之着迷。
在波伏瓦的影响下，比安卡的某些观念也发生了变化，她不再相信贞洁的重要性，也不再认为姑娘在结婚之前应该保持童贞，还放弃了对同性恋的成见。比安卡觉得她和波伏瓦的关系变得复杂起来：一方面，波伏瓦在吸引她，使她放弃了从小父母给她灌输的观念；另一方面，在迷惑中她还不愿意走得太远。
比安卡发自内心地崇拜波伏瓦，并逐渐演变成一种狂热的激情。毕业会考后，两人一起去旅行，在一个简陋的旅馆里，她们发生了肉体关系，在回程的客车上她们已经像一对情侣那样亲密无间了。
1938年秋天，萨特认识了比安卡，立即被她的美貌打动了，34岁的萨特对18岁的比安卡发动了猛烈的进攻，他写了很多炙热的情书给比安卡，比安卡完全沉醉在萨特的甜言蜜语中，以为这就是爱情的全部。但很快，萨特就要求比安卡和他上床，在萨特看来，只有和她上床才算真正征服了一个女人，就好比吃东西，含在嘴里不算，只有咽到肚里才算数。
这次性经历让比安卡非常不快，反而觉得波伏瓦在肉体上能给她更多的满足，萨特也觉得她索然无味，开始觉得和波伏瓦分享同一个女人并不有趣。1939年9月，萨特就给比安卡写了绝交信，这大大伤害了比安卡，她一生都没有原谅萨特给她造成的伤害。
在比安卡遭受萨特的伤害后，波伏瓦经常来安慰比安卡。
1940年6月，巴黎失守后，波伏瓦开始逐渐疏远比安卡。比安卡认为，这也许因为自己是犹太人，波伏瓦才和自己划清界限。不久，波伏瓦突然提出和比安卡分手，说自己其实更喜欢男人，这让比安卡再次遭受沉重打击，因为她对波伏瓦的感情比对萨特的还要深。虽然后来比安卡嫁给了挚爱自己的丈夫，但伤心的往事总是挥之不去，久而久之，她得了抑郁症。波伏瓦得知自己把比安卡伤害成这样后悔不迭，1945年，她主动联系比安卡，建立了一种新的友谊。后来，波伏瓦名声大振，还一直保持着与比安卡的友谊。
1980年萨特去世后，波伏瓦出版了萨特的书信集。其中《致海狸与其他人的信》于1983年出版，书中收录了13封萨特写给比安卡的情书，该书导致了比安卡与波伏瓦之间再次发生了一次大的冲突。虽然此前，经波伏瓦请求，善良的比安卡答应了波伏瓦同意出版，但她要求不要暴露她的真实姓名，并删去和她身份有关的内容。波伏瓦信誓旦旦地保证，信件用完后一定物归原主，但书出版后，波伏瓦没有按照约定归还信件，并推三推四，一拖就是三年。直到波伏瓦去世，她也没有归还信件。
1990年，《致萨特的信》和《战争日记》出版，再次侵扰了比安卡的生活。《致萨特的信》和《战争日记》是1939年至1941年间波伏瓦的日记和给萨特的信，书中记载了在那段时间里，波伏瓦同时和博斯特、丽丝、比安卡保持着性关系。在比安卡看来，该书以“极其庸俗”的方式泄露了她的全部私生活，波伏瓦在揭露别人隐私的时候，什么都敢说。
愤怒至极的比安卡决定进行反击，她写了《被勾引的姑娘》，在书中总结波伏瓦时这样写道，“我在发现我终身热爱的女人的真正人格时感到一阵恶心”，“西蒙娜把她班里的姑娘当成一块鲜肉，总是自己先尝一尝，然后将她们献到萨特手里。不过总而言之，我相信他们未发表的条约、他们的‘偶然爱情’，实际上只是一种‘诀窍’，是萨特为了满足征服的需要而发明的、西蒙娜也不得不接受的一种讹诈”。
波伏瓦在自传中说：“生活中的一些现象稍稍脱离原有轨迹时，也就是文学诞生之时。当生活乱了套时，文学就出现了。”她不能制造国家的不混乱，但是她可以制造自己生活的不幸或者混乱。她所制造的“非正常生活”一次次激发了她的文学灵感。
（4）
在波伏瓦众多的女情人中，唯一没有被萨特染指的只有丽丝。
丽丝是移居法国的俄国人，她也是波伏瓦在莫里哀中学教书时的学生。丽丝与波伏瓦相识时，萨特正在服兵役，波伏瓦一个人在巴黎过着孤独的日子，是丽丝填补了她生活的空白。有时，波伏瓦想念萨特，丽丝就妒火中烧，她常常对波伏瓦说：“我恨不得他死了才好。”丽丝性格顽固，脾气暴躁，是个不达目的不罢休的人。在波伏瓦与丽丝的关系中，波伏瓦始终是被动的，丽丝对波伏瓦非常依恋，她经常赖在波伏瓦的公寓里不肯回家，一定要和波伏瓦睡在一起。
本着不欺骗不隐瞒的原则，波伏瓦将这一切也都写信告诉了萨特，萨特没有表示支持，也未对她搞同性恋大惊小怪，更没有愤怒与嫉妒，这正符合他的爱情理想。
因为丽丝的母亲举报波伏瓦勾引女学生，波伏瓦被学校开除了公职，失去了教师工作。1944年巴黎解放后，莫里哀学校才决定恢复波伏瓦的名誉，但此时的波伏瓦已对重执教鞭失去了兴趣，恰逢《女宾客》出版后大获好评，这促使波伏瓦决定从事专业写作。
二战后，萨特从集中营归来，丽丝嫉妒波伏瓦和萨特频频约会，她从中百般阻挠，随着时间的流逝，丽丝渐渐对萨特消除了敌意，但却不愿与他建立情人关系，她给予萨特的只是友谊。中年后的丽丝精神出现问题，变得神经质，1968年死于流感。在她死后一个月，波伏瓦收到一个包裹，寄件人写着丽丝的名字，打开一看，里面是一只水果蛋糕，是丽丝临死前两天给波伏瓦订做的，这让她大为感动。
（1）
除萨特之外，波伏瓦还有一个重要的情人就是美国作家纳尔逊·奥尔格伦。
1945年，萨特与美国女记者多洛莱斯建立起恋爱关系，并把这一切写信告诉了波伏瓦，萨特认为多洛莱斯是自己遇到的除波伏瓦之外的最好的女人。波伏瓦感到自己的地位受到严重威胁，她像一个怨妇一样飞到美国见到了自己的情敌，但她还没有离开美国，情敌已经离开美国飞往巴黎与萨特团聚了。
此时的波伏瓦深受刺激，对她与萨特之间的所谓忠诚关系产生了动摇：
彻底的忠诚常被挂在口中，但很少见人身体力行。当人们约束自己实现彻底忠诚的时候，他们常认为它伤害了自己。传统婚姻往往允许男子间接地寻花问柳，但是却不允许女子这样做。如今许多妇女已经意识到自己的权利和实现幸福的必要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假如在他们的生活中没有什么东西可补偿男子朝三暮四给她们造成的损害，她们就会嫉妒、烦闷。这样的可能总是存在的：其中一方喜新厌旧，那么另外一方就会认为是被不公正地欺骗了。于是两个自由的人变成了针锋相对的虐待者和被虐待者。
这是她从萨特带来的伤害中得出的结论。
这也是她与奥尔格伦恋爱的机缘。这场恋爱依然伴随着深深的失意和复仇的火焰。
波伏瓦在小说《名士风流》中描绘了女主人公安娜与美国作家刘易斯婚外恋的情节：安娜在美国之行的时候，一直怀着找一个情夫的意图。为此，她主动地与菲利普、刘易斯两个男子联系。与菲利普调情受挫时，她感到了“肉体上的失望”，于是转向了刘易斯，并跑到芝加哥与他见面。显然，这里有她与奥尔格伦的爱情故事的影子。
此时，奥尔格伦39岁，身材高大，相貌英俊，刚刚离婚，和波伏瓦相遇时他还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作家。
带着对萨特“背叛”的怨恨，波伏瓦拨通了奥尔格伦的电话，随后，两人在芝加哥度过了愉快的三天，并且很快如胶似漆。5月，波伏瓦依依不舍地离开了美国。此后，她不断地给奥尔格伦写信，在信中，她亲热地把奥尔格伦称做“我亲爱的丈夫”、“鳄鱼”，并把萨特灌输给她的爱情观灌输给奥尔格伦。
她在信中这样对他写道：
当我想到你克制自己不去找女人或者赌博，像个和尚似的生活时，我感到很内疚，千万别这样，我这是真心话，不是真心话我是不会说的。我决定告诉你，没有任何东西会损害我们的爱情，你要把多少女人带回家都行，无须告诉我……宝贝，生活别太枯燥了，我不想剥夺你最起码的东西。
奥尔格伦曾计划等波伏瓦再次到美国时，将向她求婚。波伏瓦回信说，婚姻对双方来说意味着放弃对他们任何一方来说都是十分充实的世界，让他打消了结婚的念头。
1948年5月，波伏瓦再次到芝加哥与奥尔格伦相会，为的是腾出萨特与多洛莱斯相会的地方，但波伏瓦仅仅呆了两个月就回了巴黎，奥尔格伦满心不情愿地看着波伏瓦又一次离开了自己。
1948年底，奥尔格伦在信中表达了对他们之间这种“隔海情缘”的不满和怀疑。他厌倦了孤单，他希望稳定、安全、有人陪伴，他想结婚，他对波伏瓦说：
只是想要有朝一日拥有一个我自己的地方，同自己的女人，甚至自己的孩子一起生活的地方。想要这些东西并不异乎寻常，这是普通人的愿望，而我从来没有体验过……我需要一个靠近的人，而你是那么遥远。
1951年，波伏瓦去了纽约，顺便看望了奥尔格伦，此时，奥尔格伦正打算与前妻复婚。
（2）
爱情结束了，友谊还在。
他们最后一次见面在1960年，最后的通信截止在1964年。在最后一封信中，波伏瓦告诉奥尔格伦她的回忆录《时势的力量》将在美国出版，但这本书最终导致了二人关系的破裂。因为在这本书里，波伏瓦细致地描绘了他们之间的爱情，这在奥尔格伦看来，是严重地暴露了他的隐私。1981年，奥尔格伦在接受一位记者的采访时，愤怒地拿出装有波伏瓦信件的铁盒子又敲又打，说：
我们来往信件的一半都让她换成钱了……见鬼，情书应该是隐私……我去过世界各地的妓院，那里的女人们都知道要关上房门，不管是在韩国还是在印度，只有这个女人，“砰”地把门打开，叫来公众和新闻界。
由于情绪激动，在记者采访完后的第二天，奥尔格伦就去世了。直到这时，人们发现他依然爱着波伏瓦，他身边保存着三十多年来存放两人信件的铁盒子和波伏瓦送给他的两朵小花，它们早已成了干花。
奥尔格伦去世两年后，波伏瓦到美国时来到他的墓前探望。她对这段感情也难以释怀。直到去世时，波伏瓦的手上还戴着奥尔格伦送给她的戒指。
清算已毕，萨特与多洛莱斯的恋情让波伏瓦开始回顾自己与萨特相伴走过的20年感情历程，她承受了许多痛苦，她的那些女朋友们也同样承受了身为女人的痛苦，无论是扎扎、奥尔加、旺达、丽丝还是比安卡，她们不得不忍受社会对女性的约束。她想通过解剖自己，写一部关于女性自身、讲述男女差异的著作，这就是《第二性》的成因。“女人不是先天生就的，而是后天形成的”，这是《第二性》中最具号召力的名言，它启发不少女性反思自身，鼓舞了世界妇女运动。但波伏瓦也受到来自男性专制世界的攻击，她被人任意歪曲，说她是得不到性满足，性欲冷淡，女同性恋者，男性阳具崇拜者，慕男狂，未婚妈妈……
对此，波伏瓦说：“这几乎没有使我产生什么烦恼，我在坏名声中自得其乐。”
到了垂垂暮年，年轻时的那些熊熊激情熄灭了，那些可爱的情人们也拼尽了最后的热情后开始凋谢了，只有萨特还在追逐着那些光鲜的女人们。1965年，萨特收养了一个名叫阿莱特的养女，这意味着养女将继承萨特的全部著作权和遗产。一时间舆论界纷纷为波伏瓦打抱不平，认为这是萨特对波伏瓦的背叛，有人开始惋惜两人没有结婚。但是，在《清算已毕》中，波伏瓦这样写道：
我一生中最成功的事情，是同萨特保持了那种关系。
波伏瓦说这番话时有着何等的超脱！但由此而来的无奈还是伴随了她半个世纪。波伏瓦说，女人不是天生的，是被塑造成的。这话用在她和萨特的关系上也合适，走那样的人生之路，并不是她之本意，是萨特让她如此，她也就如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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