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本华的父亲是非常成功的商人，后来自杀；母亲是当时颇有名气的作家。叔本华早年在英国和法国接受教育，能流利使用英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等语言。1813年获耶拿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叔本华的主要哲学著作为《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在柏林大学任教时，他试图和黑格尔在讲台上一决高低，结果黑格尔的讲座常常爆满，而听他讲课的学生却从来没有超出过三个。倒是在他去世之后，有关他的哲学讲座逐渐将黑格尔排挤了出去，他一时成为德国最时髦的哲学家。
叔本华与母亲的关系极为糟糕，并因此极端厌恶女人，也因此一生独身。有些男人，像萨特那样，无论在哪儿都能受到女人的青睐；而有些男人的运气就没有那么好，一生的倒霉事都跟女人有关，叔本华就是这样的人。
或许女人本来不是叔本华的克星，只不过是叔本华自己把女人当成了自己的敌人。对于一个悲观主义者而言，世间还存在什么让人愉悦的事吗？
女人对于男人来说，最大的诱惑就是欲望的对象，可叔本华向往禁欲主义。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一书中，叔本华认为，人只有在摆脱一种强烈的欲望冲动的时候才能获得根本上的自由，才能获得某种幸福的可能。
虽然叔本华也清楚这种禁欲主义的行为方式本身就是一种苦行，但毕竟还有获得幸福的可能。
从这个意义上说，叔本华超越了欲望，也超越了女人。
（1）
与叔本华交恶的第一个女人是他母亲。
母亲，是个伟大的字眼，她们不仅孕育了生命，而且始终是生命延续过程中最重要的因素。但这个字眼对叔本华来说，就是虚荣、庸俗、淫荡与喋喋不休的代名词。
有些男人因为恋母情结，造成了成年后与女性正常交往的障碍，为此而独身的人不在少数，普鲁斯特就是那种离不开母亲的人；而有的人因为恨母，像叔本华，从而嫌恶所有的女性，也以孤独终其一生。
（2）
1788年，叔本华生于波兰但泽，父母都出身于当地的商业望族。叔本华的父亲海因里希·弗洛里斯·叔本华是个伏尔泰主义者，崇尚理智与自由，是叔本华一生的偶像与榜样。
1805年4月20日，叔本华17岁时，父亲不幸去世，失事的原因是他从自家仓库顶楼的天窗处失足跌入河中。不过，据说也可能是自杀，因为海因里希·弗洛里斯的疑病日渐加重，生意上又遭受了比较大的挫折，此外还要忍受逐渐失聪的痛苦，对生活产生了绝望。而叔本华出于对父亲的尊敬和对母亲的反感，把父亲的死迁怒于母亲。
对于父亲和母亲，叔本华说过这样的话：“我亲爱的父亲被疾病和痛苦所折磨，缠绵于病榻之上，假若不是那个老仆人对他精心照料的话，他就像是被遗弃了似的。在他深陷孤独的时候，母亲一如既往地赴宴交际；在他极其痛苦的时候，她也照旧寻欢作乐。这就是女人的爱情。”
1806年9月，叔本华的母亲和妹妹迁居魏玛。母亲是当时小有名气的小说家，她在魏玛主办了一个文艺沙龙，跟文化名人结交友谊，歌德、施莱格尔和格林兄弟，都是她的文学沙龙的常客。她对待自己的儿子，正像罗素所描述的那样，没有什么慈爱，对他的毛病倒是眼力锐利。数落他的种种缺点，成为他们谈话的主要内容。
而叔本华，则因为母亲跟旁人耍弄风情而郁闷愤恨。当他成年时，他继承了属于他的那一份资产。此后，他跟母亲逐渐觉得彼此越来越不能容忍了。
1809年，叔本华决定从戈塔高级中学回到魏玛，母亲很不愉快，她在信中与儿子划定了界限：
我总是对你说，很难与你一块儿生活，我越理解你，越感觉增加痛苦。我不打算对你隐瞒这一点：只要不跟你一起生活，我什么都可以牺牲。我不是忽略你的好的一面，你令我望而生畏的东西也不是在于你的心地、你的内在方面，而在于你的性格，在于你的外在方面，在于你的判断，在于你的习惯。一句话，凡是关系到外在的世界，我都不可能与你取得一致……你每次来看我，只是小聚几天，却总是会发生一些无谓的激烈争吵。因此，只有当你离开后，我才感到松了一口气，因为你在跟前时，你对不可避免的事物的抱怨，你那阴沉的表情，你那古怪的判断，就像是由你宣示预言一样，别人不可以说出反对意见，这一切都使我感到压抑……你听着，我希望我们之间的相处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你在你的住所就是在你家里，在我这儿你就是我的客人……在我客人聚会的日子里，你可以在我这儿吃晚饭，如果你在吃饭时不用讨厌的争论来令人不愉快的话。你对这愚蠢的世界和人类的不幸悲叹，总使我寝不安枕，噩梦不断，而我喜欢睡个好觉。
见面当然是不欢而散，这次在魏玛与母亲的团聚也是母子间的最后一次相聚，在此之后，叔本华再也没有见到过母亲。
（3）
叔本华愤然离开时，带走的不仅是对母亲的愤恨，还有对所有女人的偏见。多年以后，叔本华写了一篇《论女人》的长文。
这篇文章字里行间充满了理智的辨析与偏见的情绪，塑造出了既令人恨又因愚蠢而可爱的女人。对女人存在偏见的激烈派把它奉为圣典，但其内容总是令温和派忍俊不禁。而叔本华所有关于女人的高论，完全来自于他跟母亲的交往经验。
关于对母爱与父爱的见解，完全跟他对母亲的嫌恶和对父亲绵绵不绝的思念相关。
最初的母爱完全是出于本能，无论是低级动物还是人类均如此。一旦孩子能自食其力时，这种爱就不复存在，而最初的爱则为习性和理性这种基础的爱所代替，并且，这种爱往往难以表现出来，尤其是当母亲已不爱父亲的情况下更是如此。父爱则相反是经久不衰的，它的基础是，父亲在自己的子女身上找到了内在的自我，因此说，父爱在本质上是形而上学的。
叔本华所罗列的女人的缺点毋宁说是他眼中母亲的写照，而那个活跃于魏玛文艺圈中的小说家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自己在儿子眼中竟是这般模样：
年轻女子并不把家务事当做是一件正经的事，或至少认为不是首要的。唯一能使她们倾心注视的就是爱慕，是获得爱情和与此相联的一切其他事——服饰、舞会等等之类。
对此，叔本华的崇拜者尼采完全赞同，他说：“女人尊敬自己丈夫的程度，赶不上她们对社会所承认的势力和观念的尊敬。”
对于女人，勉强可称做理智的东西几乎没有。她们所注意的只是她们眼前的事情，目光短浅是她们的特征，并把表面现象当做事物的本质看待，津津乐道于一些微小的事，而重大事情却可不管不问。
男人间的自然情感顶多表现为相互冷漠，而女人间则就充满了敌意，原因在于同类间的嫉妒心。对于男人来说，其嫉妒心绝不会超过自己的职业范围；女人就不同了，其嫉妒之心无所不包，因为她们就只有这件事可做。一般情况下，男人在和别人交谈时总是彬彬有礼、温文尔雅，即使是对地位较自己低下的人亦如此。那么我们看到一个贵妇人在对下层人——我指的还不是她家中的女佣人——说话时，表现出来的却是倨傲不可一世的神情，这简直让人难以容忍。
叔本华母亲的艺术才能在当时的文艺圈里还是被认可的，但在叔本华眼中，女人从事艺术除了是因虚荣心附庸风雅之外，也是为了在社交场合以艺术来喋喋不休，吸引男人，因此他认为：
纵使她们真有理智、具敏感性，也不可能在音乐、诗歌、美术之中表现出来。她们真要是为了取悦他人而假冒风雅的话，也只能是简单模仿而已，必然不会对任何事情表现出完全客观的兴趣。依我看来，原因就在于男人试图直接地控制事物，女人却是不得不间接地控制事物，所谓间接，亦即通过男人来控制。所以，连卢梭都这么说：一般来说，女人绝不会热爱艺术；她们根本不具有任何专业知识，也没有任何天才。
要是古希腊人真的禁止女人进入剧场的话，我相信，这种做法完全是正确的。今天，除了说教堂要肃穆，还应在剧院里的帷幕上用赫然醒目的大字写着：女人务请安静！
对于女人喋喋不休的吵闹声，叔本华后来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叫《论噪音》，以表示对女人这种缺点的嫌恶程度。
叔本华认为，鉴于女人是次等性别，在一切方面都逊于男人，在现实生活中，如果男人对女人表现出无比的崇敬，那真是荒唐之事，也让女人贬低了男人。那种在社交场合向女人献殷勤，对女人怀有可笑的敬仰之情，是日耳曼式的基督教愚蠢的最高产物；同时，向女人献殷勤，助长了女人的傲气，女人就会认为自己可以随心所欲了。因此，生活中的叔本华是最欠缺绅士风度的，当然也很难博得女人的好感。
对于当时的法律规定女人能够继承遗产这一点，叔本华更是深恶痛绝。他父亲去世后，他母亲除了继承属于她的那一份遗产，而且还成了未成年的叔本华遗产的监管人。叔本华因此对欧洲的婚姻继承制度深感不解：女人要获得跟男人一样的继承权，就应该拥有跟男人一样的智慧，可在他眼里女人跟男人相比简直就是愚蠢的傻瓜。他因此写过这样的话：
在欧洲各国盛行的婚姻法认为男女平等——这意味着此种婚姻法一开始就是错误的，而在实行一夫一妻制的地方，结婚则意味着男女分享同一种权利，承担双重义务。既然法律给男人和女人都赋予了相等的权利，那么女人也应有与男人相同的智慧。可在事实上，由于法律所给女人的名誉及权利超越了自然的恩赐，她们过多地享受她们应得的部分。
因此叔本华认为，不论是在远古社会还是在现代社会，遗产都要由男性后代来继承，只有在欧洲出现了有悖于常理的现象。那些凝结着男人一生辛劳和心血、经历了重重困难而获得的财产，后来竟然落到一个缺乏理智的女人手中且很快被挥霍一空，这令人愤慨可又屡见不鲜。所以，应该从限制女人的继承权来杜绝这类现象的发生。按照叔本华的建议，最好的方法莫过于让女人不能够继承全部遗产；唯一能得到全部遗产的情况就是，找不出一个男性继承人来。
按照叔本华的这种设想，既然他的父亲有了一个男继承人，就应该剥夺母亲和妹妹的财产继承权，更别说和他均分财产，甚至成为他的财产监管人了。
或许正因为担心自己的财产可能落入另外一个女人的手中，叔本华宁愿选择不结婚。事实证明，叔本华为保管自己的财产，花费了比常人更多的心思，他懂得几门外语的优势帮了他很大的忙，女佣们当然看不懂他用外语记载的放置财产的地方。
因为在叔本华眼里，男人是比女人更优越的性别，而一夫一妻制又是一种不合理的婚姻制度，所以他认为，应该实行一夫多妻制，东方的妻妾成群是他理想的家庭模式，而且自己的遗产最好让男性继承人来享用。最起码，女人应该是对丈夫的屈从，比男人更加温和、沉静并平凡；既不能比男人欢乐，也不能比男人更痛苦。在当时的欧洲，叔本华的理想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叔本华孤独一生也不愿将就女人。
（1）
虽然叔本华认为，男人爱上女人完全是由于被那种身材矮小的性感异性所诱惑，有理智的男人应该避免犯这样低级的错误，但他自己也不可避免地犯了这样的错误。
1809年，叔本华还是魏玛高级中学的学生。在一次假面舞会上，他疯狂地爱上了一个名叫卡罗琳·雅格曼的女演员，她的出现使这个21岁的年轻人神魂颠倒，他完全被她迷住了。他向母亲坦白说：“即使我发现这位女子在大街上敲打石块的话，我也会把她娶回家的。”然而，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她早就是卡尔·奥古斯特公爵的情人了。
（2）
1818年至1819年间，叔本华进行了为期一年的意大利旅行。在罗马和那不勒斯，这位“厌世的智者”却又是那样地热衷于社交，尤其乐于与英国人交往，并尽情享受丰富的精神交往所带来的快乐。叔本华感到幸运之神在向他招手，生活在向他微笑，他的性情也变得率直而开朗，甚至还写信向他的妹妹阿德勒透露他内心的秘密，述说他心头萦绕的“极为美妙的柔情”。对此，妹妹阿德勒在回信时得体地写道：“你这个疯疯癫癫的家伙说，除了我以外，你从没有肉欲地爱过别的女人，我很开心。但我想问，如果我不是你的妹妹，你是否还会这样爱我？因为毕竟有许多女人比我强。如果是因为我自身的特点而非妹妹的名分使你对我产生好感的话，那么，你也可以爱上别的女人，在我看来差不多是同样的爱。你信中所提到的那个姑娘很令我同情。上帝啊！我希望你没有欺骗她。因为你对所有的事情都是认真的，为什么对这个可怜的弱女子不呢？而这对你来说不过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我认为，即使你能很容易地找到一个能令你比较满意的女孩，也不过是碰巧而已，你们找十个女人也比我们找一个男人来得容易些。”
这个易于激动的男人当时确实是被爱情所折磨。这个折磨他的女人叫特丽莎，但这位后来的伯爵夫人迷恋的是英国诗人洛尔特·拜伦。
“家庭的幸福”对叔本华并不是没有吸引力的，尽管如此，他还是没有让这段恋情成为一种长久的束缚，这一点，他的朋友格维纳以一种毋庸置疑的口吻作了解释：“在晚年的时候，每当叔本华谈起威尼斯时都会有一种‘温柔的情感’，在那里爱情的魔力俘获了他，直到内心的声音命令他逃脱，独自继续走他自己的路。”
因为这个女人引起的醋意而失去了拜访拜伦的机会，叔本华对此也颇为懊悔，因为他也很喜欢这位诗人。这件事再次证明了理智所起的作用。
（3）
在柏林，叔本华再次萌发了结婚的念头，这种再次试图背离自己的原则的动机，就像在几年前他感到无法面对这种可能性一样，表明他试图从自己分裂的、事实上可疑的生活状态中转变过来。从社会声望来看，他应当拥有一种稳定的生活。
可以肯定的是，叔本华在1827年曾向一个艺术家的17岁的女儿弗罗拉·威斯求过婚。然而，最终，他还是再一次从渴望世俗的舒适与享乐的情绪中解脱出来，从而防止了每桩婚姻中所包含的自我牺牲，而把自己的精力投入到更高一级的使命中去。对于避免这种婚姻中的自我牺牲，叔本华有一个非常精妙的表述：他不愿意因为结婚“减少一半的权利，而增加一倍的义务”。
（1）
叔本华在柏林期间经历的一件事，让他对女人的偏见从此更是不可更改。
1821年，他住在柏林的一栋公寓里，在他隔壁的一个小房间里，住着女房东的一位邻居卡罗琳·路易斯·玛格特。
有一段时间，玛格特和她的两个女伴经常在叔本华的客厅聚会。他无法忍受其嘈杂声，要求这几位不速之客离开，然而，这位倔强的女邻居拒绝了，以至于叔本华不得不用蛮力把她撵出去。由于她尽全力反抗，叔本华的行为也多少有些粗暴。一种说法是叔本华将这位女邻居从楼上扔到楼下致残；另一种说法是这个女人是一个果断又颇有心计的人，她明白叔本华有大量财产，可以利用这件事大做文章，从中捞到好处，她请医生证明其身体确实受到了伤害，进而达到了向法院控告叔本华的目的。
这场官司缠讼五年多，叔本华最终败诉。1826年，他被判决支付女邻居的治疗费和赡养费外加每年的生活费。更令他心烦的是，他要为她支付终身的赡养费，因为女邻居身体强壮，人又精明，到玛格特去世时，哲学家担负这笔可怕的赔偿已达20年之久。这就不难理解，在得知她的死讯后，他颇为感慨地用法文写了这样一句双关语：“老妇死，重负释。”
（2）
这份意外的财产支出让叔本华非常痛苦，连同那些对痛苦、传染、疾病、事故和损失的畏惧，这个过于敏感的人终生都饱受着这些折磨。独身生活中，他总是在考虑，如何在日常私人事务的处理中通过种种不寻常的手段提防不幸。
在这方面，尤其是为了防止损失、被盗和被骗，他所掌握的多种语言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从不用德文来登记他的贵重物品并标出其存放地点。这种恐惧甚至还决定了他对住宅的选择：住房必须在底层，以便在遇到危险时能够迅速逃离。
为了看管好自己的财产，防止被骗，他在择友方面是非常小心和挑剔的。他选择的标准，绝不仅仅是男人应具备超强的理智品质，优秀的性格上的品质也是必不可少的。但是，符合他标准的同性朋友还是不多，歌德在叔本华年轻时曾对他母亲说，这个年轻人将来可以成为名气很大的人。由于叔本华对出入他母亲沙龙的所有男人都充满敌视，他没能和歌德成为好朋友。
事实上，能容忍并且愿意容忍他那些或多或少的冷嘲热讽的人更少。在那些社交场合中，面对精神上与他相比处于劣势的人，叔本华很少能够克制自己的冷嘲热讽。
1833年，叔本华选择定居在法兰克福。从那时起，与他交往的男人几乎和女人一样少，他也就准备永远作为一个与众不同的陌路人，以隐士的生活为乐，并且在有创作力的孤独中，沉醉于自己的小天地里，在自己的最后居所度过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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