梭罗出生于马萨诸塞州的康科德，1837年于哈佛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以教书为业，后转向写作。在爱默生的支持下，梭罗在康科德住下并开始了他的超验主义实践。
1845年7月4日美国独立日这天，28岁的梭罗独自一人来到距康科德两英里的瓦尔登湖畔，建了一个小木屋住了下来。并在此后根据在瓦尔登湖的生活观察与思考，发表了两本著作：《康科德和梅里马克河上的一周》和《瓦尔登湖》。1947年，梭罗结束了离群索居的生活，但仍保持着简朴的生活作风，直至去世。
《瓦尔登湖》被认为是美国历史上的一部奇书，它倡导一种自然、简单、和谐、精神自由的生活方式。
（1）
让人们彼此远离，这项工作上帝早就尝试过，为此还建造了那个著名的巴别塔。但上帝还是在人类的伊甸园里安排了两位村民：亚当与夏娃。虽然上帝的逐客令永远有效，但只要遵守他的规则，伊甸园里的生活永远是男耕女织，炊烟袅袅。
伊甸园的故事是为了让人们远离诱惑，梭罗俨然是上帝的同道，自觉地放弃诱惑。事实上，梭罗比上帝更坚决，他甚至把夏娃也赶出了伊甸园。没有夏娃的亚当理智清醒，身心洁净，永不因被诱惑而堕落。
梭罗的良师益友爱默生这样评价过他：
很少有人像他这样，生平放弃这样多的东西。他没有学习任何职业；他没有结过婚；他独自一人居住；他从来不去教堂；他从来不参加选举；他拒绝向政府纳税；他不吃肉，不喝酒，从来没吸过烟；他虽然是个自然学家，却从来不使用捕机或是枪，而宁愿做思想上与肉体上的独身汉……
（2）
上帝以《圣经》诠释自己的抉择，梭罗以《瓦尔登湖》引领着人类的一种生活方式。
梭罗只不过是倡导了一种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自己生活的生活方式而已，正如他与人们的区别无非是，人们有选择结婚的自由和权利，而他梭罗也有选择不结婚的自由和权利一样。在《瓦尔登湖》里有这样一段话：
我希望世界上的人，越不相同越好，但是我愿意每一个人都能谨慎地找出并坚持他自己的合适方式，而不要采用他父亲的，或母亲的，或邻居的方式。
这就是亨利·戴维·梭罗。似乎这个名字远远没有《瓦尔登湖》出名，因为瓦尔登湖代表了人生的某种极致，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人生。
《瓦尔登湖》自问世以来，一再受到出版商们的追捧，更有人把瓦尔登湖作为一种信仰，以为瓦尔登湖中必有颜如玉、瓦尔登湖中必有黄金屋；很多学者文人以瓦尔登湖自诩，以为立足瓦尔登湖就拥有了鄙视芸芸众生的资本。这终究不过是瓦尔登湖给习惯了平庸的人们带来的陌生化效果而已。
物极必反，读者中形成了另一股逆流：反瓦尔登湖。还有人挖空心思地寻找梭罗在瓦尔登湖所发生的与隐居生活不相称、不匹配的行为，以此把梭罗拉回到普通的凡人中间。曾经有过关于梭罗“真隐”与“假隐”的争论，很多人跳出来热衷于消解“瓦尔登湖神话”。继而有人露骨地说，如果梭罗是假隐，那么他对梭罗的态度就由崇敬变为鄙夷。人们期望梭罗能做自己做不到的事，对于他仅仅隐居两年感觉很不过瘾，认为如果梭罗一辈子待在瓦尔登湖，那才算满足了人们的心意。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一些好事者考证出：瓦尔登湖的梭罗怎样享用母亲和妹妹为他烤制的面包和点心，怎样听到爱默生家开饭的铃声第一个飞奔到他家的饭厅；更有人高呼，梭罗在瓦尔登湖不也就坚持了两年吗？再长恐怕是坚持不下去了吧。凡此种种，令人啼笑皆非。
这些读者如果了解了梭罗严谨而孤绝的独身生活，恐怕再不会以此之心度彼之腹了。
（1）
梭罗生在康科德，长在波士顿。父亲曾在波士顿教书，后来又到马萨诸塞州的切姆斯福德开了一家商店。1823年，当梭罗还是孩子时，他们家搬回了康科德——他在《瓦尔登湖》中提到过这次回迁。梭罗一家在当地还算是文化人，兄妹四人不同程度地接受了大学教育。1833年，梭罗进入哈佛大学，在那里与爱默生结识，从此种下了自然主义的种子。1837年毕业时，20岁的梭罗已经成为一个孤独而特立独行的青年。
梭罗大学毕业后回到康城。1837年10月22日这一天，他记下了他的第一篇日记：
如果要孤独，我必须要逃避现在——我要我自己当心。在罗马皇帝的明镜大殿里我怎么能孤独得起来呢？我宁可找一个阁楼。在那里是连蜘蛛也不受干扰的，更不用打扫地板了，也用不着一堆一堆地堆放柴火。
稍后，在1838年2月7日，他又记下了这样一篇日记：
这个斯多噶主义者（禁欲主义者）的芝诺（希腊哲人）跟他的世界的关系，和我今天的情况差不多。说起来，他出身于一个商人之家——有好多这样的人家呵！——会做生意，会讲价钱，也许还会吵吵嚷嚷，然而他也遇到过风浪，翻了船，船破了，他漂流到了皮拉乌斯海岸，就像什么约翰，什么汤麦斯之类的平常人中间的一个人似的。
他走进了一家店铺子，而被色诺芬（希腊军人兼作家）的一本书（《长征记》）迷住了。从此以后他就成了一个哲学家。一个新我的日子在他的面前升了起来……尽管芝诺的血肉之躯还是要去航海，去翻船，去受风吹浪打的苦，然而芝诺这个真正的人，从此以后，永远航行在一个安安静静的海洋上了。
这里梭罗是以芝诺来比拟他自己的，他在禁欲主义与真正的生活之间建立起必然联系，过一种有深度的生活成为梭罗的理想。这种有深度的真正的生活绝不是找个女人谈恋爱，然后结婚生子，不，这跟真正的生活相距太远了。
梭罗刚毕业就在康科德中心学校谋到了一份教师的差事，报酬优厚，可以很宽裕地过一份中产阶级的生活。但短短几个星期内，梭罗就辞去了教师的职务，原因是学校的学监命令他“鞭打”学生。他还在家族的铅笔制造业务中进行了他的第一次技术革新，发明了一种更好地研磨石墨的办法。但梭罗不愿从事家族的工作，这种工商业气氛正是让他感到沮丧的东西。
不久，梭罗在缅因州找到当教师的工作，同时在家里跟哥哥约翰开办了一个小小的私立学校。后来，在爱默生的帮助下，这个小学校由梭罗的母校康科德专科学校接管过去了。到1841年4月，专科学校关闭了，部分原因是约翰生病造成的。
学校关闭了的打击让梭罗感到形势的严峻。作为儿子和弟弟依附家里的生活，让他感到不自在，他觉得自己的少年时代被延长了，家里的房子令他感到窒息。同时他觉得生活在社会中也不自在，是虚度光阴，有种失败的感觉，只有在大自然中他才觉得自己“完整无损”。
1841年，梭罗写道：“天天与人们打交道的困难使我几乎退缩，希望自己在社会中就像在大自然中一样毫无顾忌，无拘无束。”
“从圆心可以画出多少条半径来，生活方式就有这样的多。”梭罗在《瓦尔登湖》中这样说。早在1840年的3月21日，梭罗就在日记中描述了自己可能选择的角色与生活方式：秘鲁的邮递员，南非的农场主，西伯利亚的流放者，格陵兰的捕鲸人，广东商人，佛罗里达的士兵，太平洋上的鲁滨逊，如此等等，共计十种身份。这些身份都不约而同地远离当下社会，仿佛与瓦尔登湖遥相呼应。
（2）
1839年，梭罗正和哥哥约翰开办私立学校时，爱情同时降临到他们两人身上。7月的一天，一个17岁的少女艾伦·西华尔来到康城，并且访问了梭罗一家。她到来的当天，梭罗就写了一首诗。五天后的日记中还有这么一句：“爱情是没有法子治疗的，惟有爱之弥甚之一法耳。”这很显然是因为艾伦的缘故而作。不料约翰也一样爱上了她，这就使事情复杂化了。三个人经常在一起散步，划船，登山观看风景，进森林里探险，他们还在树上刻下了他们姓氏的首字，不知疲倦地交谈，三个人似乎都沉浸在幸福之中。
这年夏天，哥儿俩一起找了一条船。8月底，他们乘船沿着康科德河和梅里马克河上作了一次航行。在旅途中，一切都很好，只是两人之间已有着一些微妙的裂纹，彼此都未言明，实际上他们已成了情敌。后来约翰曾向艾伦求婚，但被她拒绝了。再后来，梭罗也给过她一封热情的信，而她回了他一封冷淡的信。不久后，艾伦就嫁给了一个牧师。
这段插曲在梭罗心头留下了创伤。但接着发生了一件绝对意想不到的事。1842年的元旦，约翰在磨他的剃刀片刀刃时，不小心划破了自己的左手中指，他用布条包扎了，没想到两三天后伤口化脓了，全身疼痛不堪。赶紧就医，但已来不及了，他得了牙关紧闭症，这是败血病之一种。约翰很快进入了弥留状态。十天之后，竟然就溘然长逝了。
突然的事变给了梭罗一个最沉重的打击。他虽然竭力保持平静，回到家中却不言不语。一星期后，他也病倒了，似乎也是得了牙关紧闭症。幸而，他得的并不真的是这种病，而是由于心理痛苦而引起的臆想症。整整三个月，他才从病中恢复过来。爱情失意后对哥哥的怨气变成了自我谴责，他几乎不能原谅自己曾经跟哥哥抢夺爱情。
那年梭罗写了好些悼念约翰的诗。在《哥哥，你在哪里》这首诗中，他问道：“我应当到哪里去／寻找你的身影？／沿着邻近的那条小河／我还能否听到你的声音？”
对梭罗来说，失去哥哥是他生命中最深切的创伤，这种创伤与深深的负罪感纠缠在一起，不少研究者认为这种负罪感是梭罗最终选择独身的原因之一。
（3）
恢复健康以后的梭罗住到了爱默生家里。稍后，他到了纽约，住在市里的斯丹顿岛上的爱默生哥哥的家里。他希望能开始他的文学生涯。但是，他那种独特的风格并不是能被人、被世俗社会所喜欢的，想靠写作来维持生活也很不容易。不久以后，他又回到了家乡。有一段时间，他帮助他父亲制造铅笔，但很快他又放弃了这种尚能赢利的营生。
到了1844年的秋天，爱默生在瓦尔登湖畔买了一块地。梭罗得到了爱默生的允许和支持，得以居住在湖边，他跨出了勇敢的一步，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1845年3月尾，我借来一柄斧头，走到瓦尔登湖边的森林里，到达我预备造房子的地方，开始砍伐一些箭矢似的、高耸入云而还年幼的白松，来做我的建筑材料……那是愉快的春日，人们感到难过的冬天正跟冻土一样地消融，而蛰居的生命开始舒伸了。
7月4日，恰好那一天是独立日，美国的国庆，他住进了自己盖在湖边的木屋。
（1）
在瓦尔登湖畔生活的第一年，梭罗开垦了一公顷的广阔土地，种土豆、玉米、豌豆、萝卜，种的最多的还是豆子，吃不掉的就拿去卖。与大多数人想象中的单调生活相反，梭罗常常进城，也经常邀请朋友到他的小屋中参观、做客，他甚至还举办过一次大型野餐会，以倡导废奴运动。
关于梭罗在湖畔隐居时的生活，1994年出版的第15版《大英百科全书》的“梭罗”辞条说，他大部分时间是吃野菜野果及他种的豆子。梭罗的母亲和姐妹确实周六常来看他并带来糕点，梭罗不想拒绝这些食品而伤害挚爱他的母亲的感情，他用这些糕点来招待经常来访的客人。他的朋友施奈德回忆说，梭罗确实有时去父母家或爱默生等朋友家晚餐，但这些拜访并非是因为他不能养活自己，或觉得一个人吃饭太孤单，而是因为他爱自己的家庭与朋友，感到有必要接受他们的邀请，他自己实际上希望这样的事更少些。
但依然有谣传中的“刻画梭罗入木三分”的事件：每当爱默生夫人敲响她的晚餐铃时，梭罗是第一个飞快地穿过森林、越过篱笆在餐桌前就坐。这一谣言显然是不攻自破的，因为要听到晚餐铃，一英里半显然是太远的距离。即便能听到铃声，住在一英里半（约合五华里）之外的梭罗竟然总能“第一个”到，不也是同样奇怪吗？
（2）
爱默生解释梭罗的隐居时说：“这行为，在他是出于天性，于他也很适宜。任何认识他的人都不会责备他故意做作。他在思想上和别人不相像的程度，比行动上更甚。他利用完了这孤独生活的优点，就立刻放弃了它。”
完全可以肯定的是，梭罗的选择是面向自己的内心的，没有哗众取宠的意思。他在日记中这样描述自己以前的生活：
一个人参加展览会，期望能发现一大群男男女女聚集在那儿，而看到的只是劳作的公牛和干净的母牛。他前往一个毕业典礼，期望能发现这个国家真正卓越的人，结果，如果有的话，也完全淹没在那一天里，以至于他只好远离了演讲人的视线和话语，以免在他周围的无实体中失去自我。
他确信历史上记载的最积极的生活总是不断地远离生活，而现在，他实现了远离生活而同时又是真正的生活。
《瓦尔登湖》中肯定了这种真正生活的意义：
我到林中去，因为我希望谨慎地生活，只面对生活的基本事实，看看我是否学得到生活要教育我的东西，免得到了临死的时候，才发现我根本就没有生活过。我不希望度过非生活的生活……
对很多人来说，一个人能安安静静地呆上一天，那是一种享受，但如果是不被打扰地呆上一年，那可能会令很多人发疯。对于梭罗来说，真正的孤独并不仅仅是在瓦尔登湖畔的两年，而是一生。除了爱默生等为数不多的几个朋友，梭罗的交际面很窄，甚至在他与爱默生之间也时常产生隔阂。至于与女人的交往更是令人悲哀，母亲和妹妹是他交往最多的女性，他甚至比凡·高还要悲哀，在世几十年竟没有女人主动爱上他。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只能认为，梭罗一生的精力没有用在讨女人欢心上，而是倾力抒写《瓦尔登湖》。正因如此，美国人才有了这本让他们骄傲的奇书。
更重要的是，梭罗对于孤独与寂寞有与众不同的理解：
大部分时间内，我觉得寂寞是有益于健康的。有了伴儿，即使是最好的伴儿，不久也要厌倦，弄得很糟糕。我爱孤独。我没有碰到比寂寞更好的同伴了。到国外去，厕身于人群之中，大概比独处室内更寂寞。一个在思想着在工作着的人总是孤独的，让他爱在哪儿就在哪儿吧，寂寞不能以一个人离开他的同伴的里数来计算。真正勤学的学生，在剑桥学院最拥挤的蜂房内，寂寞得像沙漠上的一个托钵僧一样。农夫可以一整天独个儿地在田地上，在森林中工作，耕地或砍伐，却不觉得寂寞，因为他有工作；可是到晚上，他回到家里，却不能独自在室内沉思，而必须到“看得见他在那里的人”的地方去消遣一下，用他的想法，是用以补偿他一天的寂寞；因此他很奇怪，为什么学生们能整日整夜坐在室内不觉得无聊与“忧郁”；可是他不明白虽然学生在室内，却在他的田地上工作，在他的森林中采伐，像农夫在田地或森林中一样，过后学生也要找消遣，也要社交，尽管那形式可能更加凝炼些。
爱默生说：“梭罗以全部的爱情将他的天才贡献给他故乡的田野与山水。”在木屋里，在湖滨的山林里，观察着，倾听着，感受着，沉思着，并且梦想着，梭罗像上帝创造的那个亚当一样，纯朴而勤奋地劳作，因为没有夏娃，他永不被诱惑地生活了两年又多一点时间。他又像古希腊的那个哲人芝诺潜心于阅读思索，他记录了他的观察体会，分析研究了他从自然界里得来的音讯、阅历和经验。于是，没有夏娃的一种生存境界被营造出来，这种生存方式充满诗意又充满诱惑，让后来的很多美国人向往不已，甚至在20世纪初引发了重返自然的生活风尚。
（3）
梭罗还有一件入狱事件，虽然和他的独身生活无关，但这件事一样可显示出他特立独行的性格。那是在一个晚上，当他进城去到一个鞋匠家中，要补一双鞋，忽然被捕，并被监禁在康城监狱中。原因是他拒绝交付人头税，他拒付这种税款已经有六年之久。他在狱中住了一夜，毫不在意。第二天，因有人给他付清了人头税，就被释放。出来之后，他还是走到鞋匠家里，等补好了他的鞋，然后穿上它，又和一群朋友跑到几里外的一座高山上，漫游在那儿的州政府也看不到的丛林中。
（4）
梭罗之所以能孤独一生，跟他禁欲的生活态度很有关系。他几乎弃绝了一切感官享受，他用想象中的高处生活理想扑灭了人性中的七情六欲。
在梭罗看来，放纵性欲是不洁的，他写道，“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有一只野兽”，它有着“官能的、像爬行动物一样”的本质，“也许难于整个驱除掉”，甚至它自身就很健壮，“我们可以健康，却永远不能是纯净的”，“放纵了生殖的精力将使我们荒淫而不洁；克制了它则使我们精力洋溢而得到鼓舞。贞洁是人的花朵；创造力、英雄主义、神圣等等不过是它的各种果实”。
尽管极力压制，梭罗还是感到由于自己的性欲而产生的罪恶感，他公开坦白：
我不知道对于其他人来说情况究竟如何，但我发现很难做到贞洁。据我看来，在我同别人的关系中我可以贞洁，然而我发现自己并不干净。我有使我羞愧的理由。我很健康，却不贞洁。
对于梭罗来说，贞洁的生活是那种最严格意义上的节欲和禁欲。
梭罗的一个朋友哈里森·布莱克在新婚时曾收到梭罗关于《贞洁与肉欲》的一封信。在信中，梭罗除了夸大了异性爱的尴尬外，还声称任何情况下的任何性行为都是“淫荡”的。可以想象，和妻子沉浸在蜜月中的哈里森·布莱克读这封信时是何等的尴尬与无奈。这样的梭罗如果有了妻子，那真是两个人的痛苦与尴尬了。
梭罗对味觉的享受极端反感，味觉几乎成了他不乐意说出口的胃口的代名词。在瓦尔登湖畔，他把食物的烹调降至最简单原始的方式。他的小木屋里只有一张床和一套被褥，有几件简单的炊具和几件换洗的衣服。1849年，梭罗写道：如果我听从了我的天性的虽然最微弱，却又最持久的建议，我就知道这些建议将不会把我引导到什么极端去，或者把我引导到疯狂中去；可是当我变得更坚决更有信心时，前面就是我的一条正路。
禁欲生活虽然获得高洁感，但因为把大量的精力用在跟自我中的本我做斗争，难免让人感到疲惫与绝望。社会学者经常发现，许多前半生坚持过清教徒般禁欲生活的人往往在人生的后半段突然丧失理智，极端放纵欲望，难以自拔。梭罗似乎也有过出现这种情况的迹象。1852年，有关性的困扰重新出现在梭罗的日记中，他似乎一度出现了对自己生活方式的怀疑、失望，精力衰退、冷漠、僵化，这些词频繁地出现在他的日记里。直到1852年晚期到1853年的日记中，有关性的困扰才在持续数月后消失不见了，梭罗又回到了禁欲矜持的状态。
（5）
到了1854年，终于有出版商同意出版《瓦尔登湖》了。但开始的时候影响并不大，甚至还有人公开讥讽作者的写作姿态，但乔治·艾略特给予了极高的评价。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影响越来越大，人们逐渐认可了他的生活方式和著作。
1862年，梭罗由于肺病的复发而去世。但肺病不是唯一的原因，他的独居生活给他的健康带来了损害，以至于45岁就离开了人世。
现在，不但是美国人，全世界身处闹市的人们都向往瓦尔登湖，甚至某天也会有一种梭罗一样真诚的冲动：以瓦尔登湖了却一生。但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可能是由于某件事的失败而引起的失意而已，说说而已，并不当真，也并没打算实现。某天，那件事成功了，瓦尔登湖又被抛在了脑后。所以，通常情况下，瓦尔登湖只是失意的人们为自己找到的貌似潇洒的开脱词之一，毕竟那也是一种著名的不失身份的生活方式。
直到今天，能像梭罗那样去过整洁而素朴的生活的人还是屈指可数，但这种结局可能正是梭罗所期望的。他跟某些传教士不一样，他从不想为所有人树立一个生活的榜样，他说：“我却不愿意任何人由于任何原因，而采用我的生活方式；因为，也许他还没有学会我的这一种，说不定我已经找到了另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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