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美、英、法等欧美国家推动核心价值观大众化的主要做法与启示
欧美国家提出“自由、平等、博爱”等价值观念，形成了一套以个人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核心价值观，无论对摧毁封建制度，还是对建立和巩固资本主义制度，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任何社会，为了能存在下去……必须紧密地围绕保持其制度完整这个中心，成功地把思想方式灌输进每个成员的脑子里。”[186]尽管欧美国家历来主张政治自由化、意识形态多元化，但在推动核心价值观大众化上历来主题鲜明，一以贯之，具有明确的倾向性和导向性，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
（一）美、英、法等欧美国家推动核心价值观大众化的主要做法
1.政党与民间组织的发起参与
进入现代社会，政党取代了宗教力量成为核心价值观大众化的主要统领者和推动者。欧美国家政党通过政党精英鲜明的政治主张、严谨完善的纲领引导整个社会形成某种价值目标，并利用政党的优势和影响力，把这种价值目标灌输给社会成员，以实现核心价值观大众化之目的。首先，政党精英的言论推动。以总统或政党领导人为代表的政治精英往往是国家意识形态、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发起者、倡导者、宣传者和引导者，他们常常通过竞选活动、就职演说、新年讲话等途径向社会大众传递符合政党利益和统治阶级利益的价值观念。欧美国家政党开展的竞选活动除了是获取国家最高权力的途径外，同时也是宣传和普及资产阶级政治、经济、社会主张和价值观念，对广大民众进行政治社会化的好时机。美国历任总统发表就职演说时的社会、经济背景迥异，所面临的对外关系及治国政策重点等虽各不相同，但每篇演说都贯穿着政治鼓动、爱国宣传和价值灌输，其中不乏广为流传的、唤起美国人爱国主义精神的名篇名句。罗斯福总统在就职演说中的一句话“我们唯一惧怕的就是惧怕本身”已成为至理名言，鼓舞美国人为国家的兴旺而克服一切困难；肯尼迪总统在就职演说中号召美国人“不要问你们的国家能为你们做些什么，而要问你们能为自己的国家做些什么”；克林顿总统更是强调“我们必须像家庭供养子女那样供养自己的国家”，“让我们大家不仅为自己和家庭，而且为社会和国家担负起更多的责任吧”；小布什总统在“9·11”事件重要演讲中也鼓励美国人民：“恐怖分子的袭击可以震撼我们的建筑，但他们无法动摇我们牢固的国家基础。这些行径可以粉碎钢铁，但无法挫伤美国人民捍卫国家的决心。”[187]2007年法国大选期间的人民运动联盟候选人萨科齐提出设立“移民和国家特性部”，引导选民深入思考民族认同、爱国主义等价值观问题[188]，实际上也是向社会大众推广其社会核心价值观。英国首相布莱尔说过：“英国是一个多民族、多种族、多文化、多宗教、多信仰的国家，英国的历史和国情决定了我们必须珍视自由、宽容、开放、公正、公平、团结、权利与义务相结合、重视家庭和所有社会群体等英国核心价值观。”[189]由于政党精英有着较高的社会声望和良好的社会形象，他们的这些政治主张，往往容易为广大民众所接受。其次，政党纲领的价值观蕴涵。恩格斯指出：“一个新的纲领毕竟总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而外界就是根据它来判断这个党。”[190]欧美国家的政党纲领主要是通过政党的竞选纲领来体现。政党竞选的纲领不只是向社会大众宣传党的主张、立场等，更主要体现的是社会核心价值观，以获得选民的支持并赢得选举。20世纪60年代，美国民主党提出“伟大社会”的竞选纲领，崇尚公正、保障民权并向贫困宣战，以消除剥削、苦难、不公、失业、肮脏不堪的城市贫民窟和社会动荡等社会阴暗面，巩固并保障了社会正义等核心价值观。近年来，欧美各国的政党根据社会发展的实际以及社会成员价值观念变化情况，适时调整自己的纲领，使之不仅契合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基本要求，而且也借助竞选纲领，形成新的社会核心价值观念，努力推动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大众化。欧洲右翼政党如基督教民主党、人民党等强调人本主义、团结互助的传统价值观，提出要建立一个兼顾效率与公平的中右特色的“欧洲社会模式”。左翼政党如英国工党力图超越旧的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开辟“第三条道路”，实现“进步和正义之间的联盟”。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离婚率增加、少女未婚先孕、经济发展缓慢等社会问题突出，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党纲都强调“国家安全”“经济繁荣”“家庭健康”和“社会和谐”等价值观念。虽然各个政党竞选纲领各不相同，但只有体现和发展社会核心价值观的竞选纲领才能获得民众的支持，才能保证社会的稳定，达到巩固资产阶级统治的目的。
欧美国家除政党以外，还存在大量的民间组织。这些组织以民间慈善为宗旨、以公益服务为主业、以志愿参与为特征，形成了独立的运作体系，成为欧美社会与政府公共部门、私营企业相平行、相独立和相反相成的“第三部门”。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扩展和渗透，民间组织的兴起也日益成为参与社会核心价值观建设的重要力量。民间组织凭借其自由、广泛的优势，不仅能动、自觉、迫切地传播它们组织的核心思想，而且积极参与社会核心价值观建设，日益得到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视，甚至能够形成超越国界的国际化的思想潮流，已经成为欧美国家推进社会核心价值观大众化的参与者，甚至有时候在一些领域成为核心价值观大众化的倡导者和捍卫者。一方面，民间组织是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发展者。不同的民间组织关注着不同的公共领域，因而可能关注到一些政府部门还未涉及的领域，并且可能与政府部门还存在一定程度的冲突。正是这些空白与冲突，通过一些社会运动，带动民间组织的价值观逐渐转化为社会核心价值观。当前由民间组织发起的新的社会运动，如女权运动、种族民权运动、反战和平运动、反核运动、绿色和平运动等，强调性别平等、种族平等、环境保护、世界和平等价值观念，丰富和拓展了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内涵。另一方面，民间组织是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实践者。欧美国家的各级政府在推动核心价值观大众化上非常重视与民间组织的合作，鼓励各种居民协会、社团等民间组织参加社区的服务工作，为社会核心价值观的传播奠定了较为广泛的群体基础。如英国现有社区民间组织约17万个，就业人数近百万，总资产达670亿英镑。它们以社区为依托，提供分工精细和领域广泛的服务，在落实“英国核心价值观”和促进社会和谐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2.宗教与大众传媒的思想教化
长期以来，宗教是欧美国家推动社会核心价值观大众化的最有力的手段和一大特色。虽然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宪法明文规定政教分离，宗教的力量得到一定的削弱。但宗教凭借其潜移默化的思想教化功能，在欧美国家民众的精神生活领域占据重要地位，仍然成为推动社会核心价值观大众化的重要渠道。第一，宗教思想是道德价值观的源泉，是社会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律规范着人们的行为，而宗教规范着人们的内心世界。宗教所提供的道德伦理标准、精神支撑，是宗教信徒的生活态度和判断是非的标准，一直是欧美国家道德的核心价值观。以《圣经》为基础的基督教伦理原则贯穿欧美人道德生活的方方面面，其教义从多方面描述了人所应该具备的美德和价值观。美国是以新教为基础的基督耶稣教义的国家，美国人的宗教意识非常强烈，从历史上看，美国的道德价值观念源于基督教教义。作为宗教改革的发源地，欧洲各国的道德价值观念，如劝告世人要行善积德，要扬善弃恶，要与人和谐相处等，也几乎来源于宗教思想。不仅如此，欧美国家的某些宗教思想直接变成了社会核心价值观。马克斯·韦伯在研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时发现，资本主义的兴起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和政治制度的综合体，它还有着特殊的精神风格和文化意义，其所呈现的特征反而处处和某种宗教上的伦理态度相呼应。加尔文教派在转化过程中所倡导的勤奋、诚实、严肃认真、节约时间与金钱的观念最终成为资本主义兴起的精神力量，也成为资产阶级的核心价值观。第二，重视公民宗教教育。欧美国家非常重视通过公民的宗教教育来传输社会核心价值观。在美国，学校、家庭和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都充斥着宗教，都是灌输宗教信仰、传播价值观的好场所。许多学校通过组织学生参加慈善活动和志愿服务活动，强化学生对宗教的理解，内化宗教精神。许多家长带孩子进教堂参加各种宗教活动，把自己对上帝的虔诚毫无保留地传递给孩子，注意从小培养他们的宗教道德观。很多旅游景点、街道，经常可见各种语言译本、各种版本的《圣经》和宗教书籍免费派送，很多教徒经常义务传授教义，免费接送信徒到教堂做礼拜。在德国，宗教教育始终被视为道德教育的有效手段，所有学校都设有宗教课程。“二战”后，德国政府更是把学校宗教教育作为控制青年学生思想及巩固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与德国相似，英国也通过开设宗教课，积极地弘扬真理、公正、对所有人的尊重以及对环境的保护等价值观。2004年，英国教育大臣查理斯·克拉克公布了英国第一份全国性的中小学宗教教育指导大纲。这份长达50页的大纲要求所有18岁以下的学生必须接受一定程度的宗教教育，帮助学生探讨人类社会价值观特征，以此促进学生的精神发展。[191]第三，强化公民宗教效能。欧美国家利用人们对宗教的笃信，通过对宗教的世俗化改造，以“公民宗教”的形式进行核心价值观普及。公民宗教不同于神学宗教，是创造性地把宗教习俗与信仰转化为政治力量，把宗教的理想与社会现实相结合，成为公民的社会生活愿景，从而强化对国家精神和民族意识的认同。这在美国表现得尤为明显。“美国人去教堂是一种信念，但更多的是出于社会和个人的要求。美国社会存在着有形或无形的压力，要求其成员和美国传统观念保持一致，不要有过多的越轨行为。大多数美国人去教堂正是为了这个目的，希望自己被社会所接受。”[192]美国人借宗教形式表达自己对国家的坚定信念，把上帝看成是“美国精神”的化身，巧妙地把宗教信仰与政治信念联系起来，并采取多种多样的方法营造公民宗教的浓厚氛围，使置身于其中的人们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以此增强民族认同感和凝聚力，强化作为美国人的荣誉感和自豪感。
大众传媒不仅仅是物质载体，更重要的是与意识形态、价值观结合起来，赋予大众传媒深刻的意义。西方有的学者将大众传媒看作是“第四种重要的社会化力量”，认为“受控制的大众传播媒介可以是形成政治信念的一种强大力量”[193]。因此，欧美国家很热衷于运用大众传媒的引导和教化功能来推动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大众化。首先，大力发展大众传媒，构筑宣传平台。大众传媒作为社会核心价值观的维护者，他们的发展状况始终得到欧美各国政府的高度关注。在美国，除了各种报纸杂志、书籍、音像资料外，电影、电视、广播、互联网等大众媒体昼夜不停地宣传资产阶级的价值观、文化观、美国是世界领导者的观念等。因此，美国政府每年都要花几十亿甚至百亿美元的巨资投到《美国之音》等一些传媒事业和出版事业上。在电视频道中，专门设有历史频道，向民众进行历史教育，教育民众不忘过去，牢记历史的经验教训。设立专门的宗教电台，一天24小时不间断地播放各种宗教节目，用上帝的名义向民众灌输符合统治阶级利益的宗教信条。欧洲各国政府也十分重视互联网等宣传平台的建设，巧妙地利用国家权力影响主流媒体，使其为宣传社会核心价值观服务。其次，利用和操纵大众媒体为政治宣传服务。在英国，为了传播统治阶级的政治价值观，主要的大众传媒机构，如英国广播公司（BBC）就由官方直接控制，并对从业人员都提出了具体要求。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就公开要求：“新闻机构成员要把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需求放在优先考虑的地位，而不是把职业的需求放在首位；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的记者进行工作，就是直接参与国家的政治活动和意识形态活动。”[194]因此，在现代社会，大众传媒成为宣传统治阶级的政治主张及治国方略的平台，越来越成为推动社会核心价值观大众化的重要工具。
3.家庭学校社会的教育引导
教育引导是推动社会核心价值观大众化的基础性工作。欧美国家注意发挥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的功能，切实把社会核心价值观融入教育的全过程，内化为个体的价值观念，外化为个体的自觉行动。
（1）家庭教育。家庭是推动社会核心价值观大众化的最基本单位，历来为欧美国家所重视。英国教育学家约翰·洛克认为，早期家庭教育对人的一生的成长有极大的影响，一定要慎之又慎。“因为教育上的错误比别的错误更不可轻犯。教育上的错误正和错配了药一样，第一次弄错了，决不能借第二次第三次去补救，它们的影响是终身洗刷不掉的。”[195]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在言传身教中有意无意地把自己的政治态度、政治价值观、政治情感等传输给孩子，从而影响他们的价值取向。孩子们最早遇到的家庭“具有其他任何机构所不能比拟的作用。由政府和学校所推行的‘公开的社会化’，如果与家庭价值取向冲突，通常都会失败”[196]。因此，欧美国家在社会核心价值观大众化方面非常重视家庭教育。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指出：“家庭代表的价值观，家庭传授给自己孩子的经验教训，家庭为塑造自己的未来而担负的责任，以及家庭试图实现的梦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们将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以及我们能成为什么样的国家。”[197]在美国，父母亲一般都受过良好的教育，文化素质较高，他们重视对子女独立人格和精神力量的培养，通过历史故事和文学作品来对孩子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教育孩子要爱国。美国的一些州为加强家庭教育，甚至对家庭的管理教育职能都作出了法律规定。欧洲各国也很重视孩子的家庭教养，培育孩子的自主自立精神、磨砺孩子的意志。英国把“绅士教育”与“生存教育”相结合，努力把子女培养成一个既独立自主又具有文明礼貌的社会人。德国在战后也不断强化家庭在孩子政治社会化中的作用，家人之间经常讨论政治话题，以激发孩子对阶级和国家统一等问题的兴趣。然而，近年来，欧美国家家庭离婚率居高不下，青少年违法乱纪现象日益严重，许多青少年缺乏家庭教育和关爱，引发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已引起政府及有识之士的关注。
（2）学校教育。学校是推动社会核心价值观大众化的最主要阵地，也是培育青少年价值观的最重要的机构。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谈到学校要灌输社会核心价值观时说：“虽然学校不能倡导官方宗教信仰，但它们应当教授主流价值观。有人认为这不应在公共教育中占有位置，我不同意这种观点。在我们的大街上发生的暴力事件并不是价值中立的，电视并不是价值中立的。”[198]多元文化的背景使欧美国家学校价值观教育难以形成统一的标准，但在多样化的基础上仍呈现出一定的主旋律，那就是通过资本主义制度及其优越性的教育、公民权利和义务的教育、国民精神的教育，培养对国家忠诚的好公民。要达到以上教育目的，往往通过以下途径进行：第一，教师行为的规范性。教师的思想政治状况、言行被欧美国家及其学者看作是影响学生价值观的主要因素。“只有当全体教师本身从思想上接受了民主准则……政治教育才是有效的。”[199]为此，欧美国家强调教师和管理人员都应通过自己的政治态度、道德品质和生活方式对学生实施影响，注重提高教师的社会责任。美国政府对教师和教育管理者的政治素养就有许多硬性规定，比如对教师、校长、督学等教育工作者要按严格的政治道德要求进行筛选，甚至不聘用一些被认为在政治思想有冒险倾向的人为教师，强调全体教师和教育管理者都是政治教育者，应当向学生传递政治观念，以影响学生的政治态度。美国还汲取了20世纪60年代因教师和学者对青年学生进行“价值中立”的价值观教育，而引发青年价值观混乱所造成的反叛运动的经验教训，要求教育者要摒弃“对各种对抗性政体那种不偏不倚的态度”，肯定美国的民主“是人类设计的最有价值的行政管理方式”。[200]第二，课程教材的显隐性。一是设置专门的政治类课程。美国中小学主要开设公民学、政治学或社会学，注重把爱国主义、民族精神与个体的道德品质、社会信仰结合起来，关注个人本身的发展。美国高校开设诸如“美国总统制”“领袖和领导”“政府和管理”“美国政治生活中的道德问题”“伟人肖像”等课程或专题，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形成对社会的责任感。英国教育部在2002年提出的“公民教育”基础上，于2007年确定“英国核心价值观”的教育计划，规定11～16岁的中小学生学习有关英国言论自由、多元文化、尊重法治等核心价值观以及英国不同群体对英国社会的贡献等内容，列入义务教育阶段的国家必修课程。英国教育大臣阿兰·约翰逊（Alan Johnson）也希望学校能够加强“英国价值观”方面的教育，使英国“宽容和公平”的核心价值观传统能传递下去，散播开来。[201]法国将自由、平等、博爱视为整个社会追求的理想和目标，为强化这种思想理念，他们注重通过《政治生活——自由与宪法》等教材对学生进行教育，使儿童从小养成公民意识。二是通过教材直接灌输或间接渗透社会核心价值观。美国中小学《公民学》教材中写道：“美国的政治是最先进的”，“美国的政府是世界上最好的政府”，“美国是世界上最成功的、最强大的资本主义经济”。美国教育家曾经对美国使用的93本教材进行分析，结果发现，所有的书都在向学生展示一个伟大、强盛、民主、自由、没有矛盾和冲突的美国。[202]英国的历史和地理教材，把英国描绘成把文明和进步带给了被它征服和奴役的人民的国家，把一些关于人民起义的历史事件都进行了屏蔽和歪曲，把社会主义国家描绘为豺狼虎豹，竭尽全力歪曲社会主义的思想和实践。第三，教学方法的渗透性。为提高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效果，欧美国家在教学方法上也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在吸收了传统的“理论教育”模式和现代“自我教育”模式优缺点的基础上，发展了“新道德教育”模式，强调“以学生为中心”的个体性教育模式。教师在课堂上不是进行直接的理论说教，不是直接向学生提供社会核心价值观念的内容，而是运用讨论法、案例法等渗透方式引导学生按照自己的思维方式进行分析，做出判断，从而提高学生对社会核心价值观的认知，并付诸实践。第四，校园文化的潜在性。核心价值观教育还需要校园文化氛围的熏陶与依托。校园文化对个体价值观的形成有一种无形的影响力和制约力，其教育功能历来受到欧美各国学校的重视。欧美各级各类学校重视在校风、学风、学校历史、校园建筑、校园活动等方面体现学校的核心精神和教育理念，渗透他们所提倡的价值观念，给学生以润物细无声的熏陶。
（3）社会教育。欧美国家十分注重社会教育“无声”的潜移默化的浸润，通过情景的创设使置身于其中的人们有所感悟、有所体验、有所认知等，以实现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内化和外化。一是善于利用社会实践活动等形式对社会成员（尤其是学生）进行核心价值观渗透。欧美国家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劳动活动和政治实践活动，帮助青少年认同社会核心价值观。许多高校就经常支持或组织大学生参加各种带有服务、志愿性质的劳动活动，如帮助移民子弟补习外语、到医院照顾病人、帮助残疾人、救济无家可归者等，以提高他们的社会责任意识。在美国，有的州还通过法律规定，学生必须参加这类社会劳动才能毕业。对一些违反法律的社会成员，必须参加社会服务活动，在社会服务中接受教育。在政治实践活动方面，欧美国家通过组织人们参与公众话题讨论、政党活动、竞选投票活动、陪审团活动等，诱导人们的政治热情，从中体会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优越性。如英国就推进校政民主化，让学生参加学校管理，通过实践学习民主选举、民主处事作风和技巧。美国有的学校让学生自定校规，在学生中开展竞选宣传、慈善工作，参加能影响公共政策的活动等。二是通过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展示，形成践行核心价值观的坚定信念。欧美各国政府认识到，充分展示其物质和精神文化的成就，是向社会成员灌输社会核心价值观最便捷、最有效的办法。为此，欧美各国政府不惜花费血本进行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在全国各地建设了数不清的各种各样的博物馆、纪念馆、历史遗迹、名人故居等，并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使之成为宣扬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的重要基地和生动教材。美国政府在首都华盛顿修建了美国国会大厦、白宫、华盛顿纪念馆、林肯纪念堂、国会图书馆、航空航天博物馆等规模宏大的场馆，利用这些公共文化设施所蕴涵的精神进行教育。如参观国会大厦，可以直接进入开会的会堂，可以坐在旁听席上听讲解员讲解美国国会开会的情况，以及怎样辩论、如何表决、议员坐在哪里、议长坐在哪里、怎样主持会议等。参观航空航天博物馆，通过实物、电影、电视等，不仅可以看到人类研究飞机上天的艰难历程，而且还可以看到现代最先进的航空航天技术。通过这些物质和精神成就的展示和宣传，使美国的价值观渗透到每一个美国人心中，使美国人形成爱自己的国家、爱自己的社会制度的信念。
4.政策和法律法规的运行保障
任何社会要使其核心价值观得到广泛认同并保持稳定性、持续性，都必须使国家政策和法律法规很好地体现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要求。欧美国家非常重视在制度设计安排中体现核心价值观，发挥政策的导向作用，用法律的权威来推动核心价值观大众化。
（1）政策保护和支持。欧美一些国家结合本国实际制定了一系列具有社会适应性和现实性的、服务于国家和社会发展需要的政策，以保证社会核心价值观在该国的施行。以教育政策为例，1983年美国教育改革委员会发表了《国家处于危险之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的报告，政府便加强了对教育的控制，国会加强了教育问题的审查，教育部提出了学校教育的指导性技术建议。1993年克林顿总统颁布了题为《2000年目标：美国教育法》的全美教育改革计划，强调要恢复美国的国际竞争力，必须从培养人才开始，学校必须进行品格教育，把美国儿童培养为好公民。2002年小布什签署了《不让一个儿童落后法案》，并据此法案制定了《美国教育部2002～2007年教育发展战略规划》，提出政府要大力支持公民教育政策，提升青年人的坚定品格和公民精神的教育目标。英国教育部门于20世纪80年代颁布了道德教育大纲，规定学校必须向学生传授道德价值观，建立了学校道德教育评估督导制，从制度层面保证核心道德价值观向学生群体传输。1990年，英国国会发布了《鼓励公民教育》的报告，这是官方文件首次对公民教育作出规定，并从2002年起，公民课程正式引入英国的中小学教育。在法国，学校是国家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主体，其主要内容是以“公民意识”为主的“公民教育”，通过教育使学生成为“既自由而又负责的政治参与者”。为达此目标，法国教育部对公民教育的课时、内容、授课形式以及师资培训等方面做出了明确的规定。通过这些政策的颁布和实施，有力地推动了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大众化。欧美国家还利用财政和税收政策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核心价值观推广工作。从事核心价值观推广工作的社会组织，由于其工作性质的限制，其经费对政府的依赖性相当大，因而财政支持就成为政府引导社会团体参与核心价值观大众化的有力手段。如法国政府就不断加大向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投入力度，1996年法国科研中心人文与社会科学部的科研经费为9.5026亿法郎，1999年提高到12.1089亿法郎，增幅为27.4%，2000年又提高到16.636亿法郎，比1996年增加了75.07%。[203]欧美国家还通过一系列的税收政策进行鼓励，如企业或个人向非营利性组织捐款，经核准可以抵扣交税税基；非营利性组织开展有偿服务所得的收入不需上税；志愿者在服务期间会得到一定的生活补助并可用志愿服务的时间来抵税等。[204]
（2）利用法律权威普及核心价值观。价值观是用以指导人的行为的内在尺度，而法律法规是用来约束人的行为的基本规范。欧美国家注重把社会核心价值观的要求转化为法律规定，利用法律手段的运作，建立起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使符合核心价值观的行为得到鼓励、违背核心价值观的行为受到制约和处罚，从而推动社会核心价值观的普及化。一是宪法或宪法性文件对社会核心价值观的保障。众所周知，欧美社会的法治拥有多元的价值目标，即自由、人权、正义、秩序等，其最高价值目标是确保人的尊严、实现人的自由。宪法作为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不仅规定着国家的根本制度、国家生活的基本原则、国家政权机关组织，而且处处体现着“人权”“自由”等核心价值观念。美国的《独立宣言》《联邦宪法》，法国的《人权宣言》和德国的《基本法》里都蕴涵着民主、自由、平等的理念。如美国宪法第14条修正案规定：“任何一州都不得制定或实施限制公民的特权或豁免权的任何法律；非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在州管辖范围内，也不得拒绝给予人以平等的法律保护。”2000年公布的《欧洲基本权利宪章》序言开篇就写道：“基于其精神和道德遗产的认识，联盟以不可分割的、普遍的关于人类尊严、自由、平等和互助的价值为基础，建立在民主原则和法治原则之上。”[205]二是在司法过程中践行社会核心价值观。欧美国家有着崇尚法治的优良传统，尊重宪法和法律的权威性与至上性，强调政府和社会成员当受法律约束，形成了“以法治国”的核心价值理念。在美国的司法实践中，最典型的方法就是用法律解释来最大限度地协调制度合理性与社会具体行动目标的合理性之间的关系，让法律制度尽可能地接纳各种合理的具体行为、目标、要求和期望。在这种传统司法的长期规范和教化下，美国人普遍认同依法行事，尊重法律，无条件地服从法律的支配。[206]而尊重法律、依法行事实质上就是在践行该社会的核心价值观。
（二）美、英、法等欧美国家推动核心价值观大众化的启示
欧美国家推动社会核心价值观大众化的做法并非尽善尽美，也有许多不足。在此，我们只考察了其成功的经验，旨在从中获得有益的启示。
1.积极动员，壮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的力量
在欧美国家，无论是总统还是政治精英，无论是民间组织还是宗教团体，无论是家长还是教师，他们都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和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发起者、倡导者、宣传者和引导者，日益结成了一个相互协调、自觉配合的核心价值观大众化的网络，形成了对广大民众进行价值灌输的合力，体现了欧美社会核心价值观大众化主体的广泛性和整体性的特点。我国在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的过程中，要加大主体建设的力度。一是要发挥领导干部的带头示范作用，使之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的先行者、理论的倡导者和实践的行动者。二是要加强理论宣传队伍建设，选择一批政治素质过硬、专业素养较高、理论与实践结合密切的人才充实到工作队伍中，走进基层，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宣传普及工作。三是要发展壮大民间组织，发挥民间组织作为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的功能，动员民间力量积极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和普及工作。
2.联动对接，打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的平台
在欧美国家，不论是家庭、学校、社会，还是大众传媒，往往都成为传递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平台，并能结合时代特征，灵活地综合使用各种教育模式和方法，诚如价值观澄清学派的重要人物柯申鲍姆所指出的那样：“价值观教育一定是综合性的方法效果更好”，“如果我们的目的是促进青年人形成信赖、尊敬、责任感、关爱、公平、好的公民意识等核心价值观念，我们就应该欢迎所有能达到目标的最好方法”。[207]因此，我国要广开门路、多样发展，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搭建多重平台，综合使用各种模式和方法，形成推进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的浓厚氛围。一是要形成家庭教育是基础、学校教育是主阵地和主渠道、社会教育积极配合的教育网络，实现教育合力，改进教育方式和方法，促进显性教育形式与隐性教育形式相结合，充分发挥教育在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中的基础性作用。二是要发挥大众传媒的舆论宣传功能和宣传效力，引导媒体把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贯穿到日常宣传报道中，共同唱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大合唱。三是要加快博物馆、纪念馆、历史遗迹、名人故居等社会公共文化设施的建设，并向社会免费开放，利用各种时机和场合，搭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平台，形成有利于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的生活情景和社会氛围。
3.建章立制，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的保障
欧美国家充分利用制度体制较为完善、法治观念深入人心这一传统，在传播社会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十分注意用制度、机制、法制等保障其主流价值观念得到社会成员的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大众化迫切需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具体制度的设计安排中。一是要充分发挥政策的导向作用，使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方面面的政策都渗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容与精神，防止出现具体政策与核心价值体系相背离现象。二是要通过建立健全社会沟通和协商机制，把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的工作纳入民主化、规范化和经常化的轨道，强化各级各类管理部门在建设和传播主流价值观念方面的责任。三是要积极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转化为法律规定，保证法的精神与核心价值体系相吻合，用法律的权威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
二 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亚洲国家推动核心价值观大众化的主要做法与启示
日本、韩国、新加坡与我国同为亚洲国家，文化渊源相近，都对儒家文化有强烈的认同感。同时，这三个国家于20世纪70～80年代已相继进入工业化国家的行列，它们在社会核心价值观建设以及大众化工作方面卓有成效，走在了亚洲国家的前列，有力地保证了其国家的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我们应该吸收、借鉴日本、韩国、新加坡的成功经验，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工作。
（一）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亚洲国家推动核心价值观大众化的主要做法
1.政府积极参与和强势引导
日本、韩国、新加坡三国政府非常重视发挥构建社会核心价值观的主导作用，以实现社会稳定发展、国家团结，通过从国家层面倡导核心价值理念和塑造良好政府形象等方式，推动社会核心价值观大众化。
（1）政府凝练和倡导核心价值理念。日本政府在全体国民中提倡神国意识，倡导“要忠诚于国家”的观念。在日本人看来，日本的国土是神赐予的，日本天皇的统治是神的意旨，天皇是神的化身，以此来树立国民的神国意识，培养国民的天皇为尊的思想。日本政府主张，个人的一切需要、一切道德都必须从属于国家，从而培养国民的皇国观念及忠君爱国的道德品质。爱国主义教育在日本社会占有重要地位，从幼儿园一直到大学，日本各级学校的教育都强调“忠”，对学生进行忠诚天皇、忠诚国家的教育。例如，在1998年的《学习指导要领》中，规定在小学中年级设置“喜爱我国（日本）的文化和传统”，高年级开设“珍惜我国（日本）的文化和传统”，“热爱祖国”，“具有作为日本人的觉悟”；要求初中学生“具有把自己看作是日本人的自觉性，热爱祖国，为国家的发展尽心尽力，并为继承优良传统、创造新文化做出贡献”等。[208]
韩国政府历来比较重视培养民众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精神，推行国家主义道德理念，强化爱国思想。韩国教育法规定：“教育要培养热爱国家、热爱民族的精神，为维护和发展国家的自主独立进而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20世纪60年代，韩国政府主张把“弘益人间”作为教育理念，强调教育的自主性、公益性、协同性、勤勉性、奉献性、效率性。这里，“自主性指民族自立精神，重塑民族之魂，弘扬民族传统；公益性指尊重政体利益和秩序；协同性指互助合作精神和团结互爱精神；勤勉性指正直和诚实的劳动态度；奉献性指社会责任感和奉献精神；效率性指合理、主动的创造”。这些特性被一些学者誉为“有国籍的教育”[209]。1982年韩国政府提出塑造“新的韩国人形象”，并且提出了几项具体指标，即：第一，健康的人——强健的体魄，刚强的意志，丰富的情感，高尚的情操；第二，独立的人——强烈的民族意识，开拓进取精神，自信、自主的决策能力；第三，创造的人——基本学习技能，科研能力，创新思维能力等；第四，道德的人——正确的价值观，人类的认同感，优秀的公民意识，关心他人的精神。[210]1988年通过的“21世纪的教改方案”十分重视“国民精神教育”，要求在学生中进行正确处理家庭、社会、国家三位一体关系的教育，树立“国家兴旺是我发展根本”的大局观念，学会尊重他人和与人合作，从而达到和睦相处，杜绝暴力行为等。
新加坡从1965年独立以来，面临着来自各个方面的压力和困难，最主要的就是国家的认同问题，即确立共同价值观以凝聚全体国民力量。新加坡政府致力于建立一种能够反映不同种族、宗教、集团共同利益的普遍价值观，从而为新加坡的经济腾飞和国家富强提供强有力的精神支持。1991年政府公布《共同价值观白皮书》，将公民基本价值归纳为五个方面：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关怀扶持、同舟共济；求同存异、协商共识；种族和谐、宗教宽容。并在此基础上，提倡在人民中弘扬“敬业乐群、勤劳进取、廉洁奉公、讲求效率”的新加坡精神。这一具有浓厚东方文化色彩和西方价值元素的价值观，真实体现了新加坡政府的期望和意志，有力应对挑战，促进社会稳定持续发展。
（2）塑造良好政府形象以影响民众认同价值观。政府形象是社会核心价值观建设的一种无形资源，对整个社会核心价值观大众化的成效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日本、韩国、新加坡为了减少政府部门腐败现象的发生，并使公务员更好地与公众保持联系，塑造良好的政府形象，都建立起较为完善的现代公务员制度和完备的防治腐败的法律法规，形成了一支比较清廉的、精干的公务员队伍。
为了保证公务员的良好素质，日本依法实行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考试录用制度，严格挑选，择优录用。《国家公务员法》和《国家公务员惩戒规则》等法律法规严格规范公职人员的行政行为和道德行为，对公务员日常行为包括兼职和离职后再就业等都做出了非常严格的限制并提出了相应的惩戒措施。如规定公务员从利害关系人那里接受金钱或物品、接受不动产、接受未公开发行的股票转让、接受游玩或打高尔夫球的招待以及接受利害关系人请求作有报酬的演讲等违反职业伦理行为给予免职、停职、降薪或警告等处分。日本还建立了个人财产申报制度和类似规定，强制其如实申报个人财产、来源及各种投资活动，实行有效的财产监督。完备的法制、严格的监察、严厉的刑罚制裁，构成了公务员行为的约束机制，有效地遏止了公务员队伍中腐败案件的发生。
韩国宪法不仅规定所有公务员对国民负责，还规定其履行职务前必须向宪法宣誓。为反对腐败，韩国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起出台了一系列法规，如《韩国公职人员道德法》《公职人员伦理法》《公务员非法事件处理规定》，将公务员的道德纳入法律范畴；建立公务员财产登记申报制度，包括总统在内的公务员都必须申报自己的财产；实施“金融实名制”，凡金融资产都必须由所有权人用真实姓名持有。20世纪末至今，韩国的反腐败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就是市民社会中的非政府组织以一股强大的势力参与进了反腐败行列，形成了一道反腐败的新景观。反腐败的非政府组织——韩国透明国际，于1999年8月成立。它最初的名称是“韩国反腐败网络”，当时是由27个组织发起成立，这些组织积极致力于反腐败。它提出的愿景是：创建一个政府、政治、企业、市民社会以及日常生活免于腐败的世界，价值标准是：透明、责任、廉政、团结、勇气、正义、民主。[211]韩国透明国际在韩国反腐败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把反腐败的工作重心放在了整个社会腐败文化的转变和廉政制度体系建设等基础性工作上来，放在了全社会携手共进，共同参与反腐败活动上来，成了政府乃至整个社会推动反腐败的动力源泉。
新加坡政府以廉政高效著称于世。他们对公务员实行严格的选拔、考核和监督，制定了完善的管理体制，促使公务员提高其道德水平与加强自律。为了加强公务员的道德自律，专门制定了《公务员手册》，对公务员行为作了非常严格的规定。为了使公务员做到廉洁奉公，制定了极为严厉的《反贪污法》，规定公务员接受宴请必须得到上一级领导的批准；不能接受别人的礼品，如果接受，必须报告常务秘书，然后再报告财政部对礼品价值做出估价，要么交公，要么本人花钱买下，否则就是贪污。如果被定为贪污，惩罚是极其严厉的，不仅要开除公职，而且相当于任职以来全部工资额40%的公积金也要被全部没收。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主张通过倡导民主和人权来限制政府的理念，从而提出了“好政府”的理念。“好政府”应该具备这些特征：廉洁、照顾人民、能够维持社会的稳定和秩序、能让人民获得教育与训练。“好政府”理念也塑造了一批优秀的政府官员、培育了良好的政府风气。行动党的领导干部即政府部门的高级行政官僚都是专业化与现代化的精英，有强烈的成就取向并讲求实效，是新加坡经济社会发展强有力的领导者和推进者，对社会核心价值观大众化也起着重要的示范作用。
2.汲取儒家文化智慧并结合国情予以改造
日本、韩国、新加坡在构建社会核心价值观时注重传统道德文化传承，挖掘传统价值理念在现代社会中的积极内涵，以开放的姿态吸收世界文明成果。
日本受中国儒家文化影响深远。远在1400多年前，日本就先后20多次向中国派出遣隋使、遣唐使，借鉴中国的制度、典章、律令，引入佛教、汉字、技术，结合自己的实际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日本文化。“日本儒学是从中国儒学中吸取营养，并以中国儒学的发展为原动力而逐步成长起来的。但是，日本儒学并非是中国儒学原封不动的照搬，而是经过日本文化改造的变型物。”[212]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人民努力学习吸收世界先进文明成果，逐步发展成为亚洲第一个现代化国家。被誉为“日本近代企业之父”的涩泽荣一提出的“论语加算盘”说，是儒家伦理与近代资本主义经济伦理相结合的范例。面对道德与经济的矛盾，涩泽荣一说：“以我一个实业家的身份来说，为努力使经济和道德齐头并进，经常以简易的方法向大家说明《论语》与算盘相互调和的重要性。”[213]涩泽荣一对《论语》中的“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进行了再解释。他认为，孔子并不反对富贵，而是反对不仁不义的富贵，若仁而义之富贵，孔子不但不反对，还大加推崇。他指出：“道德和经济如鸟之双翼，车之双轮，缺一不可。换言之《论语》和算盘并不是对立物，可以右手拿《论语》讲之，左手把算盘计之，退则可利家和富国，进则可理天下之经济。”[214]涩泽荣一的“论语加算盘”说，不仅为日本企业经营哲学发展奠定了基础，而且为儒学的发展开辟了更广阔的空间。总之，日本在尊重和继承儒家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收现代文明的民主、宪政、自由等价值观，在东西两种文化不断碰撞、冲突、交流中，创造了属于自己民族的独特文化，形成了日本特色的价值理念。
韩国在继承中国儒家传统文化方面则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被誉为“儒教的样板国家”。韩国东国大学文学院朴永焕教授认为，“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和自身选择及发展之需，韩国形成了一个比中国还要典型的儒家文化社会”[215]。韩国非常重视儒家文化的传承，从小到集体的人与人之间，大到国家的爱国主义精神支柱，每一步都渗透着儒家文化的传统素质。以儒家精华为基础的韩国人精神及其思维模式，还强调人在社会中的关系，“群体内的和谐”与“群体外的竞争”密切配合，使得韩国国内稳定不乱，又能在国际经济发展中大显身手，促使其综合国力名列前茅。[216]儒家文化的浸染和渗透，直到今天仍在国民精神中保持着支配地位。韩国高丽大学在编写的《韩国民俗大观》序言中说：“至今，儒教在韩国社会中还占有绝对的比重……事实上，儒教不仅仅改变了人的思想和性格，而且使社会构造、习惯、制度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在当今现代化、西洋化的风潮中，韩国在东洋三个国家中仍然是一个父家长制、血缘主义最强的社会。韩国所具有的纯韩国人式的性格、思维方式、行为规范皆以此为准绳。儒教至今仍深深扎根于社会的底层。”[217]可以说，韩国儒家思想一方面在较大程度上保留着它的思想体系；另一方面又结合本民族文化特色，从国家实际出发，广泛吸收外来文化的有用内容，具有宽广的兼容性和开放性以及顽强的生命力，形成了富有民族特点的价值观。近年来，“韩剧热”对中国文化市场的冲击和影响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根据央视索福瑞市场调查公司的一份《从收视率看韩剧之热播》的研究报告，能清晰地显示出韩剧在中国各电视频道的“高播出率”。从价值建设的层面看，韩剧在继承儒家文化的同时，又融入国际化元素，表现出人与人之间渴望沟通、期待理解、相亲相爱的主题，以平实、平民、平常的方式表述出韩国本土文化和民族精神。[218]
新加坡核心价值观的建构遵循“技术上依赖西方，精神上固守东方”的思路，其深层内核可归于儒家思想。李光耀曾把儒家思想概括为“忠孝仁爱礼义廉耻”，称之为“八德”，并作为治国之纲。[219]他结合新加坡的现实，对“八德”进行了新的阐释，赋予了现代意义。所谓“忠”，就是爱国，忠于国家，就是把国民培养成为具有强烈凝聚力的新一代新加坡人；“孝”就是要孝敬父母，尊老敬贤；“仁”与“爱”就是富有同情心和友爱精神，要关心他人；“礼”和“义”就是讲究礼貌和礼节，对外国人不要卑躬屈膝，对同胞应一视同仁；“廉”就是为官的德行，是做官的基本道德规范，官员应树立为国、为众人服务的思想，要有为国为民牺牲贡献的精神；“耻”就是指人们的羞耻之心，要求国民堂堂正正做人，为社会进步、富国强民做贡献。新“八德”吸收了儒家的精神，又超越了古代儒家的传统思想，如新加坡共同价值观要求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但还提倡社会关怀与尊重个人，体现了现代西方社会个人独立和自由的价值取向；作为现代法治社会，新加坡对官员清廉羞耻的判断和约束不仅依靠道德，更注重法制。由是观之，新加坡共同价值观融合了许多儒家思想元素，但又非传统儒家思想的简单翻版，而是有继承、有扬弃，是具有现代性色彩的新型儒家理论，它兼容了国内各种族、各宗教的文化需求，并掺和了现代西方文化的精华。随着新加坡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和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新加坡人民尤其是新加坡年轻一代的价值观发生很大变化，呈现出过分追求物质享受而轻视精神生活、过分重视个人而无视社会、过分崇尚西方文化而忽视东方价值观的倾向。面对这一新变化，新加坡政府提出了“新加坡21”，并把它作为21世纪新加坡核心价值观建构的主要内容。所谓“新加坡21”，是新加坡在21世纪的五大理想，其基本内容是：重视每个人的价值；家庭凝聚，立国之本；人人都有机会；心系祖国，志在四方；积极参与，当仁不让。[220]这种价值观体现了包容东西、会通古今的特征，为新加坡社会不同群体、不同种族人们的精神共享搭建了心理平台。正如李路曲教授指出的，“共同价值观虽然从总体框架上带有浓厚的东方文化色彩，但在内涵上已相当程度上‘现代化’了”[221]。
3.开设专门德育课程并辅之其他学科渗透
教育，尤其是德育，历来是承载该国核心价值观传播任务的重要角色。与西方国家单纯的“渗透式”德育不同，日本、韩国、新加坡三国都开设有专门的德育课程，并特别注重德育课程与其他学科教学相结合，在学科教学中潜移默化地渗透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内容。
日本将核心价值观教育作为学校德育的核心任务，其最为直接的途径即是依托学校的德育课程，通过教师的直接讲授，将核心价值观的理念传递给学生。日本学校的德育课程是《道德时间》，经过多年的实施和修改，其基本内容大致定型，已成为一门具有一定地位、基本成熟的学科。教师在讲授过程中，注重理论或伦理的内容，主要向学生讲授行为规范、道德准则、公德品质和做人的道理，通常由年段组长或学校校长担任指导。日本学校德育课程根据教育对象的差异编排不同内容，具有阶段性的特点。对于德育课程的教材编写，文部省并没有进行统一制定，而是由各地区的不同学校根据自身特点来自行编写。这些教材通常注重联系学生的生活实际而非纯粹的理论灌输，其形式也较为丰富多样，不仅包括书面材料也包括部分多媒体资料，充分调动学生的兴趣，做到了因地制宜、以情感人、通俗易懂。日本学校还通过国语、历史和地理等学科加强核心价值观的渗透性教育。“国语科”着重培养语言的实感和尊重国语的态度，其选用的教材也具备挖掘道德教育的价值，教师一般在授课上会用爱国情绪感染学生；“算数科”重点培养学生循理推想的能力，最后养成将数理活用于生活的态度从而形成科学、合理的人生态度，最终来提高道德判断能力；“社会科”是社会核心价值观教育渗透较强的学科，其目的是让学生理解社会生活的各种形态，培育对本国之国土与历史的理解与感情，以培养学生生活于国际社会中所必备的公民资质之基础。另外，“体育科”培养快活、明朗的生活态度，“音乐科”培养欣赏美和创造美的丰富情操，“图画工作科”则培养创造能力和丰裕的情操，等等。通过这些课程的讲授，渗透了日本社会倡导的核心价值观。
韩国历来重视德育，自古以来就强调学校德育的重要性，“二战”后就立即整饬德育，清除30年来日本殖民奴化教育，恢复德育课，并对德育课程进行改革，使之服从时代发展要求和为昌兴民族大计服务。韩国初中德育开设“道德”课，内容涉及四个领域：“个人生活”“家庭、邻里、学校生活”“国民生活”“民族生活”。高中生有3个选择性的德育课程：“公民道德”“道德和思想”“传统道德”。大学阶段开设的《国民伦理》课是全体学生必修的公共课。韩国实施德育过程中，儒家纲常伦理教育是人生最重要的课程，是安身立命的最高准则，是塑造大韩民族气质的最重要的内容。儒家思想影响并指导着韩国德育课程建设和改革。在韩国，对德育教师以及教育方法有很高的要求。德育教师一般要求具有专门进行道德教育学科的教学执照，不仅要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而且还要具有深厚的道德素养，能够懂得用人格的魅力感染学生，用丰富的道德实践去锻炼学生。在教学方法上，从1981年第四次课程改革开始，苏格拉底的教学法（产婆术，即教师就某个问题引导学生进行讨论的教学方法）就开始被引入道德教育的课堂中，以提高德育教学效果。此外，韩国的国文、数学、自然、科学、体育、实验和劳动技能等课程都以潜移默化的方式，渗透德育内容。如国文课培养学生热爱民族语言；数学、自然、科学等课培养学生严谨的科学态度和正确的思维方法；体育课培养学生坚强的毅力和战胜困难的勇气；实验和劳动技能课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通过这些学科进行价值渗透，以达“教育要培养热爱国家、热爱民族的精神，为维护和发展国家的自主独立进而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之目标。
新加坡向来看重德育在传递核心价值观中的功能，认为直接的价值教育是普及社会核心价值观的有效办法。首先在德育的课程设置上，新加坡学校根据学生身心发展的规律和特点，遵循循序渐进、由表及里的原则，坚持综合系统的安排。虽然在不同阶段，德育课的名称和内容有所不同，但一直是青少年学生的必修课。新加坡政府从1980年起将小学生的“生活教育”科和中学生的“公民”科改为“道德”科，高中学生则开设“儒家伦理”课程。这些课程直接向青少年学生正面传授公民与道德知识、行为规范，以提高学生的公民道德素质。其次在德育的教材选编上，学校坚持做到理论性和生动性并重、普及性与典型性共存。新加坡学校的教材采用综合设计的方式，课本、学生活动作业、教师手册和视听教材构成了一个完整系统的整体。这些教材在编写上针对不同的德育目标和内容做到重点突出、详略得当，同时也十分注重与实际生活相联系，由浅入深、形象生动。最后在德育的教学方式上，新加坡学校遵循正面教育、启发诱导的原则，采用文化传递法、设身处地考虑法、价值澄清法和道德认知发展法等教育方法，由浅入深，由简到繁，层层递进，增进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此外，新加坡学校注重发挥各科教学的渗透作用。如语文教材反映了华族的文化与传统价值观，其中有华族的礼仪、风俗、节日、家庭观念、奋斗历史以及中国古代的神话、音乐、戏曲等，主要目的是让学生了解华族文化，使不同种族、不同信仰的新加坡人一致认同“五大价值观”。
4.注重实践训练和行为养成
社会核心价值观大众化较为理想的状态应是该价值观已渗透到大众生活的各个角落，内化为人们言行的一贯指导思想，外化为人们的具体价值实践，并在实践的过程中不断实现自身的丰富和发展。日本、韩国、新加坡三国都非常注重实践训练和行为养成这一关键环节，努力实现价值观内化与外化，有效推动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大众化。
日本学校普遍重视学生的社会实践活动，认为学生在课堂上学到道德知识后，必须到现实生活中身体力行，才能真正达到道德教育目标。因此，日本学校非常重视实施“特别活动”之类的计划。该计划有着明确的活动内容和目的，涉及范围也较广泛，其具体形式主要有课外自习室、俱乐部活动、文化节、郊游等，强调活动的自我策划、自行组织，旨在培养青少年的道德情操、判断力和实践能力以及热爱生活、服从集体、遵守纪律的责任感。在大学，各种课外活动多由学生自治会和学生社团组织。名古屋大学“有52个文化艺术社团和43个体育社团，65%的学生参加这些社团活动”。名古屋大学学生自治会的宗旨是：“学生自治活动，目的在于使学生在心理上取得平衡，发扬团结友爱精神，促进学生间、师生间的亲睦，促进大学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20世纪80年代后，日本政府为了让青少年学生了解社会，提高道德实践能力，“要求大学生每年定期到企业、农村中生活；到社区参加一定的社会自愿者服务活动、社会公益活动或承担一定的家务劳动；参与各种有益于身心健康的宗教仪式和政治活动”。日本还是一个非常重视企业伦理和职工职业道德教育的国家，通过举行“朝礼”（以社训、社歌、企业精神为中心）等活动，培养职工良好的道德行为。比如，伊达物产公司社歌的歌词有“为了国家，为了世人，大家赶快努力，把伊达物产变成一个城堡，立在青山坡上”，“我们要结成有热血和热情的伙伴，能经得起困苦和悲伤”。日本松下公司商学院是专门培养销售经理的一年制商业大学，为提高进修学员的家庭道德和职业道德素质，学员每天起床后，要面向故乡，遥拜父母，心中默念《孝经》中的语句。早饭后，学习商业道德课，通过学习《论语》《孟子》《大学》等，增强“经商之道在于德”的意识。8点40分，全体师生集合，站成方队，朗诵松下公司的纲领、信条和精神，唱松下公司之歌。然后是四节业务课，连如何打电话、接电话这些基本的礼貌常识也要再学习，要求学员接电话时要正襟危坐，听到电话铃响马上去接，声音要亲切，态度要和蔼……晚上休息之前，还再一次地面壁思父母，感念父母的养育之恩。[222]
韩国学校向学生提供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社会实践活动，以提高学生的道德实践能力。韩国学校一般设有传统习俗教育室，陈列各种传统习俗的实物供学生参观和学习，每逢奏国歌、升国旗，不论是谁，身在何处，均须肃立。通过民俗参观、升旗仪式，加强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和爱国主义的教育。韩国学校很重视学生的养成教育，对学生进行规范性的训练。仅礼的教育就包括：①个人生活礼节，如坐、立、走的姿势，接人待物的举止；②家庭生活礼节，如对父母、兄弟姐妹、亲戚邻里的礼节；③社会生活礼节，如对老师、同学的礼节，对国旗、国歌的礼节等。正是通过日常化、生活化的教育，培养懂礼貌品行兼优的学生。[223]此外，韩国为了培养国民的爱国主义意识，到处都挂着“身土不二”的标语。意思是说，我生在自己的国家，拥有养育我成长的国土，而生我养我的土地上生产的东西才是最适合我的，时刻提醒国民用本土的产品。从大学教授到普通市民，几乎没人抽外国烟、买外国车。韩国的牛肉比进口牛肉贵两三倍，但是大部分韩国民众吃着本土牛肉。电视里也很少播放外国广告。
新加坡非常重视德育实践在学生价值观形成中的作用。为了磨炼青年的爱国主义意识、纪律观念和坚强的意志，规定每一个男性公民都要服役，高中毕业以后不能直接升入大学，必须服役两年以后，才能升入大学或者就业。退役以后，每年仍要回到军营参加两周的军事训练。学校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各种文体活动、尊老敬贤活动、植树活动、清洁活动和文明礼貌月活动等，大力支持各种社团活动和课外活动。新加坡中小学普遍开展了五项课外辅导活动：①榜样——以能够把公民与道德教育课程所提倡的价值观身体力行的人，作为学生学习的楷模。②阐释——通过对话，教师向学生解释社会规章制度和道德规则的意义，使他们理解并内化为自身的价值观。③规劝——通过与学生进行推心置腹的谈话，激励和规劝他们把所学到的价值观付诸实践。④环境——营造良好的人际关系和道德教育氛围，使学生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⑤体验——创造机会，让学生在实践中获得正面经验和积极的体验，进一步了解道德要求的合理性、正确性。1990年，新加坡教育部还制订和推行了学生社区服务计划，旨在培养学生建立正确的价值观，从小养成服务精神。该计划包括六个方面的活动：①“好朋友”计划；②关怀与分享计划；③负起校内的领导责任；④到福利收养所和儿童组织服务；⑤清洁环境计划；⑥临时服务，如春节慰问活动、慈善乐捐活动等。[224]通过组织学生参加这些课外活动，使学生将课堂所学的道德理论与生活实践结合起来，达到知行统一。
（二）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亚洲国家推动核心价值观大众化的启示
日本、韩国、新加坡同中国有着相似的传统文化，地缘相近，文缘相通，关系密切。它们在核心价值观建设方面积累了许多经验，对我国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有着重要的启示。
（1）强势引领，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共识。进入现代社会，政党或政府已逐步取代宗教力量成为国家构建核心价值观的主要统领者。日本、韩国、新加坡把选择、确立和维系核心价值观看作是执政党和政府应承担的重要责任，通过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强势控制，以达到引领和支撑国家发展的目的。新加坡国会通过的由政府提出的“共同价值观”，是人民行动党根据社会的现实情况而制定的，真实地体现了执政党政府的期望和意志，对于应对西方文化挑战，弥补儒家文化不足，促进社会稳定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我国在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中，要充分发挥政党和政府的主导作用，引导整个国家和社会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共识。
（2）立足本国传统，吸取时代精华。民族的历史传统和特定标记包含恒定的道德理想、行为规范和思想信仰，是一个国家核心价值观建设的文化基础，也为该国核心价值观大众化提供重要的软性资源。日本、韩国、新加坡三国都不同程度把中国儒家思想文化纳入核心价值观范畴，并结合时代的发展，对其内容进行改造和更新，赋予全新的时代内涵。我们在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中，尤其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上，应当借鉴日本、韩国、新加坡三国重视和改造儒家文化的经验，高度重视对文化遗产的继承和利用，对我国传统文化进行批判的吸收，抵御西方腐朽价值观的入侵。
（3）教育尤其德育应担负起核心价值观大众化的历史责任。教育成为推动核心价值观大众化的重要力量，应该是不难理解的。因为教育的功能就是通过发送信息、传递思想、更新文化，促进个人的全面发展和引领社会全面进步。日本、韩国、新加坡三国都十分重视争夺校园阵地，强调要从小抓起，主要通过德育课程和其他学科渗透引导青少年接受社会主流价值观。这种做法启示我们，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一定要从小抓起。青少年的人生观、价值观与世界观具有巨大的可塑性，如果我们从小就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就能起到事半功倍的积极效果，就能使他们从学生时代起就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成为他们一生的行为准则和价值取向。
（4）强化实践活动，实现知行统一。社会实践活动有利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知与行的统一。日本、韩国、新加坡注重通过各式各样的社会实践活动对国民进行国民意识和核心价值理念培育的做法是值得我们借鉴的。过去，我国价值观教育上比较注重说教和灌输，存在理论与实践相脱离、知与行相脱节的问题，严重影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的效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重在实践。要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广泛深入人心，就必须使人们自觉践行，在践行中把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从心理上的认同升华为内心的一种信仰。只有这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才能为广大社会成员普遍认同和接受。因此，必须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理论教育与社会实践活动结合起来，使人们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客体变为主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才能取得实效。
三 苏联、俄罗斯时代推动核心价值观大众化的主要做法及经验教训
1.苏联时代推动核心价值观大众化的主要做法
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其历史的发展和社会性质的嬗变为世界所关注。在苏联社会的发展历程中，在面对国内资本主义残余势力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重重阻挠下，苏联形成了符合当时国情和时代背景的核心价值建设体系，并不遗余力地将该体系灌输给社会成员。
（1）培育“国家至上”的社会价值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中的主人翁保尔·柯察金说过：“人生最宝贵的是生命。每个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怎样度过：回首往事，他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生活碌碌而羞愧；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全人类的解放而斗争。”保尔·柯察金的这段话，是苏联共产党在二三十年代培育的全新价值观的文学概括，这种价值观就是：每个人都自觉地把自己的个人利益融化在国家的整体利益之中；每个人都自觉地以国家为中心，以体现国家的整体价值作为个人追求的唯一价值取向。从斯大林到勃列日涅夫，苏联历届领导人都重视向全体国民灌输“国家至上”的社会价值观，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这种价值观曾鼓舞苏联一代人去夺取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忍受“战时共产主义”的艰难；为实现国家工业化而忘我劳动；忍饥挨饿接受农业全盘集体化后的“义务交售制”；赢得卫国战争的胜利；还包括默默地面对持续不断的“大清洗”的折磨；等等。可以说，“国家至上”的社会价值观对苏联国民始终起着支配作用，它的历史功绩我们应予肯定。但是，在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下，“国家至上”的价值观必然产生对个人价值、个人利益、自我意识的完全否定，个人成了国家和社会的螺丝钉，苏联价值观的裂变就成为必然了。20世纪30年代初，美国女记者安娜·路易丝·斯特朗在新西伯利亚城问一位因劳累过度而病倒的铁路工人：“为什么不把妻子接过来，使自己有一个舒适的家庭、正常的饮食和必要的休息？”那位工人瞪眼答道：“人生最大的事情就是工作。不，不仅是工作，而是创造！在我们生活着的这一段时刻，有着无穷无尽的创造机会。我难道能够从创造的工作中离开一个钟头去温存我的妻子，或是按时去吃饭吗？”[225]实践证明，个人作为社会的成员，其个性的发展、人生价值的追求，与社会的发展是息息相关的。完全否定个人利益、个人价值，其结果反而抑制了国家和社会的发展。
（2）宣传普及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十月革命之后，苏联便在恶劣的国际环境下开始社会主义建设，既无经验可循，又面临国内外资本主义势力的多方阻挠。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列宁牢固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并注重把马克思主义与本国的实践相结合，开启了一条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正确道路。从十月革命到卫国战争，再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苏联共产党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学习、宣传、研究马克思主义，建立起一套宣传普及马克思主义的体制，这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社会核心价值观的权威性。通过翻译出版经典著作、设置政治理论课程、编撰教科书、展开学术论战等实践活动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积累了十分宝贵的经验。[226]苏联于1922年组建了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1924年成立了列宁研究院，1930年联共（布）中央决定将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和列宁主义研究院合并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并将其划归联共（布）宣传局领导，负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的编辑和出版工作，这些经典著作的出版为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普及提供了重要保证。1930～1950年代，在斯大林的亲自领导下，苏联编辑出版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等教科书，提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体系化读本。1930年代，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就苏联高等院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大纲和教学制度以及教科书的编写问题发布了一系列决议，各高校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苏共党史、政治经济学规定为必修的政治理论课，首次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将马克思主义纳入学校教育，设立专门机构、编制专业人员，使用专门教材，比较系统地灌输马克思主义，使得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范围由局部地区拓展到全国各地，传播形式由随意分散到较为规范系统。1920～1930年代，苏联哲学史上发生了两次旷日持久、规模巨大的哲学论战，学者们就马克思主义的诸多理论问题展开了充分讨论，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彻底推上了苏联国家和全民族唯一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的位置，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绝对地位。然而，自斯大林担任苏共领导人之后，在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指导本国社会主义实践的过程中，由于对本国的国情缺乏冷静的、实事求是的分析，把马克思主义模式化、教条化，形成了所谓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从此，苏联日益背离了列宁开辟的正确道路，长期陷于“左”倾教条主义之中。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也始终未能超越斯大林式的马克思主义解读范式的束缚。受命于危难之中的戈尔巴乔夫，则反其道而行之，把突破变成了背叛，彻底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
（3）重视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对全体苏联人民尤其是青年一代进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是苏联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中心环节。列宁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就指出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必要性，其中以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为基本任务。他指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首先必须把学校“由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工具变为摧毁这种统治和完全消灭社会阶级划分的工具”，在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学校不仅应当传播一般共产主义原则，而且应当对劳动群众中的半无产者和非无产者阶层传播无产阶级在思想、组织、教育等方面的影响，以培养能够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一代人”。[227]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对青年学生进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是苏联各级各类学校最主要的社会职能之一，并成为苏联学校的纲领性目标。苏联学校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内容十分丰富，主要包括共产主义理想教育，旨在帮助学生坚定共产主义信念，忠诚共产主义事业；共产主义道德情操教育，培养学生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观，形成正确的道德价值观；集体主义教育，指导学生确立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的大局观；共产主义劳动态度教育，培养学生不计个人得失、无私奉献的共产主义劳动观。苏联学校的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主要通过课堂教学、课外与校外活动，少先队及共青团组织、社会文化机构等多种途径进行。其中，社会公益活动和生产劳动是将灌输的理论加以深入和内化的有效方式，是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的最重要途径。“列宁把在劳动和社会活动中的教育原则视作共产主义教育的主导原则。克鲁普斯卡娅、马卡连柯、苏霍姆林斯基等都对青少年的劳动教育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探讨。”[228]总之，苏联共产主义思想教育通过教学与教育结合，课内与课外结合，学校与社会结合，理论与实践结合，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教育的效果。当然，苏联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工作也存在着许多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的东西。教育内容脱离实际、缺少现实针对性，教育方法呆板僵化、不知变通，教育过程徒具排场和形式，教育效果不好，信仰危机蔓延。早在苏共二十大后，在苏联部分大学里就出现了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宣传和反苏共的政治活动。到勃列日涅夫时期，大学生在思想上距离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的要求越来越远。其时，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向苏共中央递交的一份调查报告指出：多数大学生在许多方面把自己看作和党是对立的；1/3以上的大学生从思想观念上不赞成共产主义和苏联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229]
2.俄罗斯推动核心价值观大众化的主要做法
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的社会价值观曾经一度陷入极端的混乱无序之中，传统价值观受到了极大的挑战。正如普京所言，俄罗斯的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意识形态问题。更确切地说，它是思想问题、精神问题和道德问题”[230]。面对价值观的无序以及意识形态的“真空”状态，俄罗斯一直在探寻能够恢复民族凝聚力并增强社会认同感的俄罗斯核心价值观，并努力推动其大众化，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1）重构历史价值观，增强国家认同感。苏联解体之后，社会价值观的恢复与重建成为俄罗斯的首要任务之一。法国历史学家弗兰克依斯·古左特说：“一个有过漫长而光辉历史的民族，不论做什么，都不会与过去完全决裂；越试图破坏与过去的联系，越会感受到过去的影响；即使在光辉耀眼的改革中，历史中发展而成的性格和命运依然存在。即便是最为大胆、有力的改革，也不可能废除长期存在的民族传统。因此，知道和了解这些传统是最重要的。”[231]同样，对于俄罗斯民族而言亦是如此。叶利钦时期是俄罗斯意识形态上的“春秋战国时代”，虽然他提出了“寻找失去的俄罗斯思想”“制定统一的民族思想”的号召，但当时社会中各种价值观念仍处于纷然杂陈、相互难以说服的状态，加剧了社会的分裂。普京上台后，试图扭转这一局面，他的具体做法是向传统回归。在1999年12月30日发表的被称为“普京执政宣言”的《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一文中，普京大谈“俄罗斯思想”，指出“俄罗斯社会团结的另一个支柱是俄罗斯人自古以来就有的传统的价值观”。他认为俄罗斯传统价值体系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爱国主义；二是强国意识；三是国家观念；四是社会团结。在对“社会团结”加以解释时，他说：“在俄罗斯，集体活动向来比个体活动重要，这是事实；而专制作风在俄罗斯根深蒂固也是事实。大多数俄罗斯人不习惯通过个人的努力奋斗来改善自己的状况，而习惯于借助国家和社会的帮助和支持来做到这一点。”[232]为了使具有俄罗斯自主性的这一核心价值体系越来越得到更多民众的接受和认同，普京认为应该引导社会民众一分为二地看待、评价苏联的历史。既要看到苏联时期付出了“巨大代价”，又要强调这一时期取得了“不容置疑的成就”，并强调“苏联时期、苏联的存在以及它的核力量曾是世界强有力的稳定因素”。因为任何一个国家中，塑造人民的自我尊重意识的历史观都普遍存在，只有当国家具有共同取向的精神体系，并保持着对母语、本国文化、祖先以及对国家每一段历史时期的尊重时，社会才会有更大的发展和进步。俄罗斯国家杜马于2000年通过有关国歌、国徽、国旗和军旗的联邦法律草案，确定用已有300年历史的白蓝红三色旗作为俄罗斯国旗，用传统双头鹰标志作为俄罗斯国徽，沿用苏联国歌《牢不可破的联盟》的旋律作为国歌歌曲，用红旗作为俄罗斯武装力量的军旗。俄罗斯将一些特定的历史符号作为国家的象征，既是历史的记忆，又增强了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2004年，在普京总统的亲自过问下，俄罗斯教育部再版发行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2007年出版发行了两本以正确价值导向为基础的教师必读手册，将斯大林称为“苏联最成功的领导人”。2009年，俄罗斯联邦总统梅德韦杰夫签署了“关于成立直属俄罗斯联邦总统的反企图篡改历史损害俄罗斯利益的委员会”的第549号总统令。该法律将对企图歪曲篡改俄罗斯历史和损害俄罗斯国家利益的行为加以制裁。委员会的任务主要是动员各界力量对篡改历史事实的事件进行资料汇编和分析，甄别歪曲历史事实和诋毁俄罗斯国家形象的现象与行为，编写有关报告提交给俄罗斯联邦总统；制定战略规划；提出对策建议等。[233]坚决反对歪曲篡改历史，表明俄罗斯正在借传统的历史价值观来阻止“去俄罗斯化”的进程，增强苏联国家对俄罗斯的认同感。
（2）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抵御西方精神的入侵。苏联时期，国家就十分重视爱国主义教育，经过几十年的实践，基本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爱国主义教育体系。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一度忽视了爱国主义教育，许多年轻人爱国观念扭曲，爱国情感淡化。研究资料表明，1/3左右的17岁青少年不希望出生并生活在俄罗斯，而希望诞生并生活在其他任何国家。一半以上的青少年表示，如果可以选择居住地，那么他们就不会留在自己祖国。青少年对国家的消极评价占优势，12.3%的受访者相信，今天的俄罗斯人没有什么东西值得自豪；只有6.1%的受访者认为，有理由为俄罗斯在国际社会中所处的地位感到骄傲，9.7%的受访者为俄罗斯武装力量的强大感到自豪，5.1%的受访者为国家的民主改革、法制和公民自由的发展感到骄傲。[234]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非常复杂，与西方敌对势力的思想渗透是分不开的。西方势力通过各种民间组织在俄罗斯国内宣扬西方思想体系、生活方式、价值观和人生观，培养亲西方的政治势力，全面接受西方自由民主思想。通过这些渗透和扩散，潜移默化地影响民众的思想，尤其是青年人的价值观，给俄罗斯社会带来的消极影响日益显现。在这种背景下，近年来，俄罗斯政府加大了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力度，把爱国主义教育写入国家教育法规中，通过开设历史、地理、经济、政治、法律等课程，举办各种活动，直接或间接地对公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为推行爱国主义，俄罗斯于2001年公布了《2001～2005年爱国主义教育国家纲要》。据此，俄罗斯国防部、文化部、教育部等12个部委具体负责落实这一纲要，组织国内专家编写了相关教材，承办了上百场全国性活动。2005年俄罗斯又公布了《2006～2010年爱国主义教育纲要》，指导国内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该纲要规定，2006～2010年举办近400多场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实施该纲要政府需要投入6.69亿卢布，其中联邦财政拨款4.06亿卢布，其余由地方财政和军事爱国主义团体支出。[235]在推行爱国主义教育中，俄罗斯注重结合民族关系、革命历史以及国家象征等元素，形成合力。例如，恢复红场阅兵，高调纪念反法西斯战争暨苏联卫国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在国歌、军徽中恢复了一些苏联时期的标志和特征，对在普通岗位上表现特别突出的劳动者授予国家荣誉称号等。[236]通过这些途径，恢复俄罗斯爱国主义的传统，重塑公民的爱国主义理想，抵御西方势力长期的思想渗透和“颜色革命”，形成共同的民族意识，重振俄罗斯。
（3）依托宗教力量，填补“道德真空”。宗教在精神慰藉上有明显的作用，尤其在社会转型期，更弥补了官方意识形态的疏漏，为促进社会生活的有序发展发挥重要作用。在经历过“思想真空”之后，俄罗斯清楚地认识到在推进和传播俄罗斯核心价值体系时需要依托广泛的宗教基础。历史上，俄罗斯就是一个具有浓厚宗教传统的国家，东正教是俄罗斯境内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宗教，其信徒达7000多万，约占俄罗斯总人口的一半。俄罗斯民族具有强烈的宗教意识，带有金色圆顶的东正教风格的教堂到处都是，与宗教有关的物品随处可见。宗教信仰渗透到俄罗斯人精神生活的各个方面，并在俄罗斯民族精神、心理、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各个方面打下深深的烙印。虽然十月革命后，由于苏联倡导价值观同一，宪法明确规定国家同教会分离、宗教同教育分离，东正教的传播受到压制。但苏联解体之后，由于东正教所承载的文化坚定地拥护俄罗斯国家的完整和统一，在教义上不遗余力地进行爱国主义宣传，加之社会转型出现的经济衰退、生活艰难、道德沦丧等现象，俄罗斯的宗教意识迅速回归。在多数俄罗斯人看来，唯物主义不再是统治人们思想的力量，它在人们的精神世界中退居次位，失去了提供精神给养的能力。而丧失精神寄托的人们正努力寻找克服精神空虚的办法，这样他们很自然地将目光转向宗教，走进教堂。而俄罗斯政府为了团结信教民众，尊重他们的宗教信仰，在《2001～2005年爱国主义教育国家纲要》中明确将东正教作为爱国主义的载体，肯定东正教教义中有关个人道德修养方面的阐述仍然对社会民众有重要的教育作用。由于得到政府的支持，宗教的教育功能（主要是道德教育功能）重新显现。俄罗斯利用宗教在家庭、社会、传媒等领域的广泛影响，通过创办宗教学校、在世俗教育机构中进行宗教教育的尝试、宗教教学报告会、媒体的广泛宣传等形式，进一步发挥宗教在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上的作用，为人们营造良好的思想文化氛围，弥补苏联解体所遗留下来的“道德真空”。
3.苏俄推动核心价值观大众化的经验教训
马克思曾经说过：“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237]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既是对这一深刻原理的历史印证，也为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作出了重大警示。
（1）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苏联解体是由多种因素综合起作用造成的。但是苏共指导思想的演变是国家解体的前提。尤其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苏共背离了马列主义的指导思想，在指导思想上实行政治多样化和民主化，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作为党的行动纲领。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大肆宣扬“民主化”“公开性”“多元化”，就是把苏联引向动乱，最终导致解体的舆论先导。苏联的演变为我们提供的最根本教训是：科学把握并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根本在于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马克思主义决定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性质和方向，贯穿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形成、内容及建设全过程。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命题、内涵及本质来看，马克思主义是它的理论基础；从其四个层面的内容及其相互联系的整体来看，马克思主义是它的生命之魂；从建设、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看，马克思主义是它的思想之基。[238]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生着深刻的变革，造成了社会利益分配格局较大的调整与反差，导致了人们价值观念的许多差异与碰撞。面对新的复杂局势，必须巩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这是党和人民团结一致，以主流的价值取向引导全社会的价值取向，并统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根本思想保证。胡锦涛同志指出：“我们说要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是最根本的。要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使之真正深入头脑、扎根人心，转化为广大干部群众的自觉行动。”[239]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动摇，才能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才能用一元化的指导思想去引领和整合多样化的社会思潮，才能筑牢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精神支柱，才能使人们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并转化为自觉的行动。
（2）要始终警惕西方价值观的输出与渗透。西方的意识形态渗透也是导致苏联社会核心价值迷失的重要因素。颠覆社会主义国家，铲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一以贯之的战略目标。当其用军事手段不能得逞后，就转而开始打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他们就企图用“和平”的方法，用西方的价值观念来影响社会主义。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在1945年的一次演说中明确提出瓦解苏联的目的、任务和手段。他说：“人的脑子，人的意识，是会变的。只要把脑子搞乱，我们就能不知不觉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并迫使他们相信一种经过偷换的价值观念。用什么办法来做？我们一定要在俄罗斯内部找到同意我们思想意识的人，找到我们的同盟军。”为了做到这一点，艾伦·杜勒斯主张不惜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把苏联社会上一切卑劣的东西“神圣化”，使头脑清醒的、忠于社会主义的人变成少数，被“置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把他们变成众人耻笑的对象”。他说：“我们要把布尔什维主义的根挖出来，把精神道德的基础庸俗化并加以清除。我们将以这种方法一代一代地动摇和破坏列宁主义的狂热。我们要从青少年抓起，要把主要的赌注押在青年身上，要让它变质、发霉、腐烂。我们要把他们变成无耻之徒、庸人和世界主义者。我们一定要做到。”这段话被苏联前总理、《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一书的作者尼·伊·雷日科夫在该书开头所引用。[240]历史是一面镜子，其教训是非常深刻的。它突出说明了社会主义国家为了将自己的事业推向前进，为了保证党不变质和国家不改变颜色，就要坚决抵御西方国家“和平演变”的图谋。当前，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西方敌对势力除了继续对我国实施西化和分化外，还采取了一些新的手法。如苏东解体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这一事实，通过鼓吹“马克思主义过时了”“马克思主义无用了”“社会主义失败了”“社会主义的历史终结了”等，企图搞乱人们的思想；通过鼓吹“普世价值”，宣扬“淡化意识形态”，潜移默化影响人们的价值观念；通过散布所谓“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黄祸论”等论调“妖魔化”中国，削弱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通过广播、电视、电影、信息网络等媒体输出文化产品，公开或隐蔽地推销其社会政治理论、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新策略，其要害是要动摇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共产主义的信念，破坏我们的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以达到人们对共产党信任的丧失和对社会主义信心的丧失。而这一切，恰恰针对的是我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
（3）要始终坚持解决思想认识问题的正确方法。苏联核心价值观大众化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利用国家政权以强有力的行政干预推动。苏联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出台了许多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法规和文件，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思想教育管理体系，在全社会范围开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等活动，较好地完成了将国家意志转化为民众信念的历史责任。然而，随着客观世界的变化，苏共仍固守这种体制，一味简单化地、教条主义地强行灌输，以致思想教育工作的效果适得其反。为了加强对社会的控制，实现“意识形态100%的纯洁化”，苏共辅之以强力行政干预，甚至派出克格勃四处秘探监控。同时还实行严格的书报检查制度，对“有违背和敌对无产阶级思想的”“有唯心主义倾向的”“包含有赞扬旧生活方式、带资产阶级道德成分的儿童文学作品”等出版物都要严加查禁和封锁。[241]斯大林甚至直接介入或干预学术争论，致使自由正常的学术争论变成大规模的政治批判运动。正常的争鸣探讨被禁止，许多著名哲学家、文学艺术家、政治经济学家遭到了不公正待遇，他们不能发表作品，不能从事正常的研究和教学工作，甚至被逮捕、流放、镇压。这种做法严重打击和扼杀了知识分子的创造热情，形成了一种不利于学术研究和理论传播的社会氛围。它给我们的深刻教训是：依靠硬灌式的说教方法和行政命令的方法来解决人们思想认识上的问题，历来是行不通的。列宁所主张的“灌输”，并不是像有的人解释的那样，是从外面“硬灌”进去，而是引导工人群众掌握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灌输的过程，实质上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武装群众头脑，引导群众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灌输并不等于将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硬塞进人的头脑，而是依靠理论的征服力量，并通过感化、感染及说服来对人们的社会理想、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发挥导向作用。实际上，那种简单粗暴、随意上纲、滥用权力、以势压人的行政命令式的手段根本不能解决思想深层次的问题，只能招致人们强烈的逆反心理和更大的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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