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推动革命价值观大众化的经验与启示
30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是中国共产党发挥历史领导作用、充当中国革命中流砥柱角色的历史。中国共产党根据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价值观，并相应制定和实施了价值观大众化的政策和策略，领导人民最终赢得了革命的胜利，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创造了基本前提。
1.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革命价值观的构建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谱写了一曲曲嘹亮雄壮的精神凯歌，铸造了创党精神、北伐精神、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抗战精神、西柏坡精神等一座座光耀中华、永远不朽的精神丰碑。[242]贯穿这些精神链条的主线，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实践中所倡导和形成的革命价值观，即马克思主义的指导、革命的理想和信念、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团结协作的高尚品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道德情操。
（1）经过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先进的中国人明确认识到：解决中国的问题，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中国共产党正是具有共同价值取向的初步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先进分子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聚合的产物。毛泽东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称作开天辟地的大事，这是因为从此以后，中国有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政党。而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243]。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人掌握了马列主义这一科学的思想武器，并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来观察和分析中国问题，才从根本上找到了一条能够解救中华民族于苦难之中的正确道路。中国革命的每一步发展，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中国革命的每一座精神丰碑，都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这个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之上的。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没有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紧密结合，就不会有新民主主义革命精神的产生和发展，也就不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因此，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党革命价值观的灵魂。
（2）伟大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是激发斗志、凝聚人心的精神源泉，是一个人、一个政党、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在革命战争岁月，共产党人参加革命，“那是吊起脑袋在干革命”[244]，他们一不为做官，二不为发财，就是凭着崇高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革命先驱李大钊面对绞刑架，发出了“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的豪迈誓言。方志敏在英勇就义前慷慨陈词：“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夏明翰烈士临刑前写就了一首气壮山河的就义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抗战精神、西柏坡精神等所表现出来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就是共产党人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的集中体现。邓小平曾指出：“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245]革命的理想和信念是革命行动的出发点，是革命事业得以成功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党革命价值观的主题。
（3）艰苦奋斗是中华民族的本质、特色和优势，艰苦奋斗的精神始终在我们的民族中传承。我们之所以能够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战胜比自己强大的敌人，就是因为我们的党和军队始终保持着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井冈山时期环境极其艰苦，并面临着敌人的数次“会剿”和经济封锁，正是有了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才保证了“边界红旗始终不倒”[246]。红军在长征中表现出来的压倒强大敌人的英雄气概和征服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的大无畏精神，是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丽史诗。抗日战争时期，党领导开展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大生产运动，更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的见证。西柏坡时期，“两个务必”的思想，使我们的“小米加步枪”战胜了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使党的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更加完善。共产党就是靠艰苦奋斗起家，靠艰苦奋斗发展壮大，靠艰苦奋斗成就伟业，靠艰苦奋斗赢得了全国人民的拥戴和热爱。以艰苦奋斗为主体的创业精神，是我们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是凝聚党心民心、激励全党全国人民为革命工作而奋斗的强大精神力量，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党革命价值观的重要动力。
（4）中华民族的团结统一精神植根于华夏大地，源远流长，是中华民族生存、团聚、延续和发展的精神支柱。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一次合作，建立了革命统一战线，创立了黄埔军校，团结各革命阶级和阶层共同对敌，促进了革命运动的高涨，取得了北伐战争的胜利，形成坚定立场、顾全大局、敢当先锋、共同对敌的北伐精神。长征时期，在遇到艰难险阻时，在经受极其恶劣的自然环境比如过雪山草地的考验过程中，红军将士表现出来的顾全大局、严守纪律、团结互助、为了救援同志宁可牺牲自己的崇高品德，大大增强了红军队伍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抗战时期，面对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中国共产党旗帜鲜明地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国共两党捐弃前嫌、化敌为友，实行第二次合作，中华民族结成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华儿女、炎黄子孙，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举国上下，同仇敌忾，筑成了一座侵略者不可逾越的血肉长城，表现出中华儿女万众一心、和衷共济的团结精神。这种顾全大局、团结协作的精神构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党革命价值观的重要基础。
（5）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独特的价值目标，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立党的根本宗旨，是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共产党是为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谋利益的党，它除了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外，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247]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领导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黑暗统治，这是革命时期人民利益的集中体现。为此，中国共产党人一切服从革命的需要，抛弃任何个人利益，吃苦耐劳，南征北战，英勇战斗，流血牺牲，为的就是为人民服务，为的就是解放人民、建立新中国。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张思德时号召共产党员“要努力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要关心人民的疾苦，倾听人民的呼声，和人民打成一片，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成为共产党人行为准则和必备的思想品质，成为其人生价值观的集中体现，也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党革命价值观追求的重要目标。
2.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推动革命价值观大众化的主要做法
革命价值观确定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重要问题就是如何将其从一个政党的价值观转化为全社会共同的价值观，并为广大人民群众所认同和接受。这是因为，一方面，作为对政党灵魂的价值观的认同，不应该仅仅是少数先进分子、党内成员的事情，而应该体现为政党所代表的阶级、阶层的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拥护，这是政党发挥基本政治职能的关键所在。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新生的肩负伟大历史使命的政党，却又没有任何执政资源，还常常遭到国内外反动势力的政治迫害、军事围剿，不得不处于“地下”状态，与反动势力争夺民众、赢得本阶级成员的人心，让广大人民群众了解和拥护其价值观，不能不说是最为紧迫的事情了。为此，中国共产党人采取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措施。
（1）中国共产党人找寻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结合的切入点，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大众化的历史进程。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全新的外来文化，尽管其具有无与伦比的渗透力和科学真理性，但如果不为我们民族传统文化所认同、吸收和同化，并转化为新的民族意识，是很难在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念中生根、开花并结出果实来的。如何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交融在一起，用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语言文字来表达马克思主义深刻的思想内容，是价值观大众化过程中一件意义重大的事情。对此，中国共产党人有着深刻的认识。“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248]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249]。就连长期一直奉行教条主义的王明也不得不承认：“马列主义理论民族化，即是将马列主义具体应用于中国，是完全对的。的确，只有使马列主义深广的中国化，成为中国人民血肉之亲的东西，成为中国历史发展和社会进化的必然产物，成为继承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从孔子到孙中山），才能够真正家喻户晓和深入人心。”[250]
民主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宣传普及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过程中，善于借鉴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去阐述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和方法，用生动朴实的语言去通俗地说明马克思主义深刻的哲理，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具有浓郁的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成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东西，根植于中华文化的沃土之中。马克思、恩格斯所构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平等的社会，这与我国古代构想的大同社会有相似之处。中国共产党人在宣讲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理想时有意识地将它与中华民族的大同社会理想靠近。通过构建共同的社会理想，中国共产党在普通民众的心里成为能领导他们实现大同理想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共产主义运动成为人民大众的解放运动。人们产生了价值认同，对马克思主义、对共产主义运动充满了向往。毛泽东等人根据当时人民群众文化水平较低的情况，恰如其分地运用我国传统文化中为广大民众所熟知、传诵的名言警句、成语故事、民间谚语等，来说明马克思主义原理和观点，使人感到生动形象、通俗易懂。在毛泽东的著作中，随处可见这样的例子。比如，《实践论》中在说明概念、判断、推理的逻辑关系时，毛泽东引用《三国演义》中所谓“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来说明人在脑子中运用概念进行判断和推理的过程；用“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来说明实践对认识的重要性；用“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来说明人民军队的重要性；还有“放下包袱，开动机器”“实事求是”“糖衣炮弹”“纸老虎”“两条腿走路”“三大法宝”等群众熟知的话语。由于传统文化被赋予新的生命和活力，使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也由抽象到具体，由深奥到通俗，由被少数人理解掌握到被广大人民群众理解和掌握，实现了价值观的通俗化和大众化。
（2）中国共产党人开创了多种多样的政治宣传鼓动形式，推动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价值观的大众化。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人就通过创办或利用进步刊物、成立进步团体、编写宣传小册子、兴办学校夜校、提炼政治口号等形式，宣传普及以马克思主义为灵魂的价值观，并视之为推动中国革命第一位的政治工作，深入到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去，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党的民主革命主张。正由于新民主主义革命价值观掌握了人民群众，才有中国革命的星火燎原和最后胜利。
在党的创立时期和大革命时期，我党就高度重视对革命价值观的宣传普及工作，提出和规定了许多具体的方式方法。主要有：要办好党报和党刊，充分发挥《向导》《新青年》等刊物的宣传教育作用；要办好党校，对党员进行系统的政治理论教育，并培训一批宣传工作人才；要认真做好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宣传读物和党校教材的编辑和编译工作；各地方之政治讨论、各小组之政治演讲和组织原理讲演均需切实抓紧抓好；在职工中要设办工人补习学校、星期日补习学校、工人俱乐部，举行经常的或临时的讲演会；党支部每次会议都应注意政治报告和党的策略之解释，以及内外宣传遇有困难的报告和讨论；各地方不应忽略了利用每个群众集合（会），实行我们广大的宣传和鼓动工作。[251]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讲到当时革命价值观宣传普及效果时说：“打倒帝国主义，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这几个政治口号，真是不翼而飞，飞到无数乡村的青年壮年老头子小孩子妇女们的面前，一直钻进他们的脑子里去，又从他们的脑子里流到了他们的嘴上。”[252]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宣传工作决议案》提出，要尽可能地公开发行日报及其他地方性的党报；编印发行画报画册及通俗小册子；尽量利用群众的宣传组织与刊物，但须切实审查给予正确的指导；建立秘密发行路线，扩大推销党的机关报于广大群众中间；设立工人学校读书班、利用识字运动、通俗补习教育等文化工作接近影响工人群众。[253]抗日战争时期，党对革命价值观的宣传鼓动工作的思想趋于成熟，在方法上强调“报纸、刊物、书籍是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最锐利的武器”[254]，“尤其要使现代的印刷业、无线电及电影等等，成为宣传鼓动的有力工具”[255]。解放战争时期，党对革命价值观的宣传鼓动工作又有新发展，尤其在策略上提出了及时性、广泛性和鲜明性的更高要求，“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256]，“我们党所办的报纸，我们党所进行的一切宣传工作，都应当是生动的，鲜明的，尖锐的，毫不吞吞吐吐。……用钝刀子割肉，是半天也割不出血来的”[257]。
（3）中国共产党人通过歌谣、话剧、舞蹈等普通民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传播革命价值观，使之为普通民众所认可与接受，并内化为自己的价值观念。由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的第四部分“红军宣传工作问题”中，要求红军各政治部负责征集并编制表现各种群众情绪的革命歌谣；充实红军政治部宣传科的艺术股；在部队中，以大队为单位在士兵会内建设俱乐部，提倡利用文艺形式进行宣传活动。[258]决议下发后，红军中组建起各类艺术团体，名称有：剧社、俱乐部或列宁室，作为传播新观念的园地。以歌谣为例，为配合共产党在苏区的土地革命，就编唱了《山歌唱来闹连连》的歌谣：“山歌唱来闹连连，打倒地主要分田，工农翻身做了主，保佑共产党万万年。”为控诉黑暗旧社会，鼓动农民暴动，就编唱了《黄连树上结苦瓜》的歌谣：“黄连树上结苦瓜，世上最苦穷人家，汗水洗身泪洗面，从头苦到脚跟下。”为赞美工农红军，讴歌苏区干部好作风，就编唱了《红军一到世道平》和《苏区干部好作风》的歌谣：“阴雨绵绵落不停，大雾茫茫天不晴，山路弯弯走不尽，世道浑浑何时平。云开日出雨就停，风吹雾散天就晴，走完山路有大道，红军一到世道平。”“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着草鞋干革命，夜打灯笼访贫农。”为开展政治宣传，分化瓦解敌军，就编唱了《忠告白军士兵歌》和《白军官兵要听清》的歌谣：“残酷的命令逼你，三民主义骗你，猪狗般生活待你，牛马样使用你，好苦呀白军兄弟，反水过来吧，自己救自己。”“白军官兵要听清，切莫上当打红军，你们也是爷娘生，何必穷人打穷人。白军官兵要听清，切莫上当打红军，投向红军待遇好，红军个个像亲人。”这些脍炙人口的红色歌谣，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因而具有广泛的群众性，“红色歌谣万万千，一人唱过万人传”，是中国共产党传播其革命价值观的最有效手段。
中国共产党人一贯注重用形象化的方式宣传、普及和传播革命道理。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记载，红军剧社用文艺演出的形式有效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正在进行的共产主义运动，唤起中国农村中的亿万人民群众。“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没有比红军剧社更有力的宣传武器了，也没有更巧妙的武器了”，“他们（指中国共产党人）赢得的支持似乎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他们通过宣传和具体行动使亿万人民对于国家、社会和个人有了新的概念”。[259]艺术作为传播价值观的一种手段，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和扩散力，能够在人们的心灵中潜移默化地引起思想感情、人生态度、价值观念的深刻变化。中国共产党以千百万民众人生经验中能够理解的艺术形式将抽象的价值观灌输在他们的头脑中，使这些价值观成为每个社会成员自己的价值观念，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党推动革命价值观大众化的最有效的方式。
（4）中国共产党人紧密结合广大群众的实践需要和思想实际推动革命价值观大众化。一种理论或价值观要想更好地征服群众，其中重要的方式是最大限度地反映、表达人民群众的利益，契合群众的需要。“解释与阐明党的基本口号自然应当同劳动群众目前需要紧相联系起来”，“只有在自己的地方的具体需要的基础上才能向千百万的工农群众说明广大的政治前途。”[260]如果宣传工作不能联系群众实际需要，“那么群众煽动一定是浮面的，一定不能在党的口号之周围团结广大的劳苦群众与推动他们参加革命斗争”[261]。因此，我们党在土地革命时期宣传价值观时，并不是简单地灌输价值观的先进性，而是从群众身边的事情，从他们最关心的实际出发，在“打土豪，分田地”，群众得实惠的基础上，用事实证明我党所倡导的价值观的先进性和人民性，从而使革命运动空前高涨。对此，毛泽东深刻指出：“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262]可见，使广大人民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263]，是价值观实现大众化、深入人心的关键。
民主革命时期，我党在推动革命价值观大众化过程中，除了关注群众的实际利益外，还十分重视贴近群众的思想实际。党在早期就注意到必须做到不同对象区别对待，即根据工人、农民、党员、军人等不同特点，采取切合对象实际的宣传鼓动内容和形式。“不但言语文字要接近群众，鼓动的内容也要接近群众”，“我们的鼓动应当使群众了解，要使极落后的工人苦力都能懂得，才能有力”[264]。需要采用群众熟悉的语言和方式来宣传普及我党革命价值观，避免空谈世事和寻章摘句的枯燥说教。对此，毛泽东有过深刻的分析。“射箭要看靶子，弹琴要看听众，写文章做演说倒可以不看读者不看听众吗？我们和无论什么人做朋友，如果不懂得彼此的心，不知道彼此心里面想些什么东西，能够做成知心朋友吗？做宣传工作的人，对于自己的宣传对象没有调查，没有研究，没有分析，乱讲一顿，是万万不行的。”“我们是革命党，是为群众办事的，如果也不学群众的语言，那就办不好。现在我们有许多做宣传工作的同志，也不学语言。他们的宣传，乏味得很；他们的文章，就没有多少人欢喜看；他们的演说，也没有多少人欢喜听。”[265]任何价值观要想得到群众支持和拥护，转化为广大人民的自觉追求，都必须正确反映人民群众的生活需求，代表最大多数人的利益；任何价值观的形成和普及都不是简单的自上而下单纯的论证和教化，而是要走群众路线，使党的价值观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得到检验。
（5）中国共产党人通过树立和宣传英雄模范人物推动革命价值观大众化。英雄模范人物是践行价值观的先进代表。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党发现刘胡兰、张思德、白求恩等英雄模范，及时用先进人物的事迹教育广大群众，号召人们向英雄模范看齐，不断提高思想觉悟和道德水平，践行我党倡导的价值观。例如，延安时期，党在艰苦的环境下，为了解决生活上的困难，在工业战线上开展了轰轰烈烈的“赵占魁运动”，从而推动了边区工业生产的发展；大生产运动中，需要多产粮食，开展了向英雄吴满有学习活动，极大地调动了人民群众的参与积极性；通过树立359旅在南泥湾垦荒种地的典型，极大地鼓舞了军队纷纷响应党中央自给自足的号召，既打仗又生产，基本解决了生活困难。毛泽东参加普通战士张思德的追悼会并在会上发表了著名的《为人民服务》的讲演，使得张思德成为人们心中一座不朽的丰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理念更是成了共产党人的行动指南，培育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共产党人。白求恩逝世后，毛泽东高度赞誉他“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精神。这些英雄模范人物虽然事迹不同，但都以自己坚定的理想信念、崇高的精神境界和高尚的道德情操，诠释了我党倡导的价值观，对广大人民群众有着极大的激励和感召作用。
民主革命时期，我党非常注重发挥共产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共产党员是构成党组织的细胞。党员队伍的状况如何，能否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对于推动革命价值观大众化关系重大。“共产党员的先锋作用和模范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共产党员在八路军和新四军中，应该成为英勇作战的模范，执行命令的模范，遵守纪律的模范，政治工作的模范和内部团结统一的模范。”[266]共产党员通过自己的骨干、带头和桥梁作用，影响和带动周围的群众，使革命价值观的大众化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
3.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推动革命价值观大众化的启示
回顾历史是为了立足现实，总结经验是为了指导实践。当前社会上思想观念的多元化急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整合和引导，使人们不断为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奋斗。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党推动革命价值观大众化可以获得以下启示。
（1）推进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需要发挥党员干部的人格力量，增强示范性。工农阶级要解放自己，必须接受科学价值观的灌输。因为工人阶级单靠本身的力量，“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267]。只有工人阶级中先进的知识分子才有可能在领导和参加革命的实践中，敏锐地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和契机，时刻关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善于概括群众的经验和创造，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创立价值体系，并努力灌输到工农中去，与工人运动、与农民运动的实践结合在一起，变成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但要实现对广大人民群众的价值灌输，使之接受某种价值观，这些先进分子首先要对这种价值观抱有坚定的信仰。毫无信仰地硬“灌”下去，只能把科学的价值观变成空洞的说教，使广大人民群众感到枯燥乏味，甚至产生厌烦情绪。民主革命时期我党革命价值观大众化之所以成效显著，就是广大的党员干部在自觉信仰的基础上，以人格的力量影响人民群众，要求别人去做的自己首先做好，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坚决不做，自己宣传的价值观自己首先去实践。
（2）核心价值体系实现大众化需要契合群众的需求，增强针对性。任何一种理论或价值观，只有反映人民大众的要求，解决人民大众关心的问题，抓住人民大众的思想，才能同人民大众心连心，得到人民大众的欢迎，才能使人民大众理解它们、掌握它们，最终为人民大众所信服。这是因为，人民群众对价值观的态度常常不是直接发生的，而是根据这种价值观与他们的各种切身利益的攸关程度间接发生的。民主革命时期我党革命价值观之所以得到群众的认同，就是该价值观最大限度地表达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内心要求，回答了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要联系群众，就要按照群众的需要和自愿。一切为群众的工作都要从群众的需要出发，而不是从任何良好的个人愿望出发。”[268]只有了解并做到这一点，广大人民群众才能自觉地相信、拥护、捍卫我党所倡导的核心价值体系。
（3）核心价值体系实现大众化需要创新形式，增强吸引力。核心价值体系的宣传普及要正确处理内容和形式的关系。内容决定形式，形式作用于内容，二者不可分割、不可偏废。核心价值体系一般具有深刻的思想内容，体现科学性和真理性，但如果不采取人民群众愿意接受的方式，也无法打动人民群众，赢得人民群众认同。因此，应在创新形式上多动脑筋，在力求生动和准确上多下功夫。民主革命时期我党倡导的革命价值观之所以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认同，就是在群众的伟大实践中创造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方式，使革命价值观不再令人望而生畏。
（4）核心价值体系实现大众化需要改进文风，增强亲和力。宣传普及党的核心价值体系，就是要改进文风，用人民群众听得懂的语言，深入浅出、言之有物，避免艰深晦涩或空话连篇。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就要求宣传工作要做到：“内容必须是充实的，而不是空洞的”；“语句应当简单、明了、清楚、透彻”；“事实应当是真实的、生动的，恳切而带有说服性的”；过程要“由具体到抽象，由近到远，由中国到外国”；鼓动工作要注意“抓住为广大群众所熟悉的事实”“广大群众最切身的，最迫切的，最易感动的事实”；“讲话要生动，富于情感，富于煽动性”；“时间要短”。[269]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思想深刻又通俗易懂，深受人民群众欢迎。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以浅显语言阐述深奥道理，用生动事例解释抽象理论，深深地影响了几代人。民主革命时期我党在革命价值观宣传普及中做到简明而又不简单化，生动活泼而又不庸俗化，是很值得我们效仿的。
二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推动社会主义价值观念大众化的经验与启示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29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重大历史成就的时期，为当代中国发展进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继承发扬革命战争年代重视价值观念建设的优良传统，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为人民服务理念、集体主义互助意识、爱国主义奉献精神等社会主义价值观念，并持之以恒地用这些崭新的价值观念教育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积极推进社会主义价值观念的大众化，取得了明显成效，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对当代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1.在与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斗争中推动社会主义价值观念大众化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270]这两大决裂，前者需要通过政治革命来完成，后者则需要通过思想斗争来完成。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就是要同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进行长期的不懈的斗争。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最紧迫的思想斗争任务是：改造旧社会意识形态，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清除帝国主义的影响，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这是因为，这些旧社会的思想观念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但是这些反动的思想意识并没有随着新中国的建立而消失，还在散发着臭气，毒害和影响着相当多数的人，深刻影响着新型社会主义价值观念的形成。第一，封建主义价值观是中国社会最反动腐朽的价值观，“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它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271]。中国共产党结合民主改革运动，派出大批工作队深入农村领导土改，举办农民积极分子短期训练班，通过贫苦农民“吐苦水”“挖穷根”“算剥削账”等方式，进行“谁养活谁”的教育，宣传党的政策和主张，启发农民群众反封建的思想觉悟。通过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在思想文化领域大力肃清封建残余影响。电影《武训传》中以“至仁至勇，千古一人”来塑造的武训，竟是一个“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的人，而创作者竟然“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说明“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272]处在除旧布新的历史年代里，这场思想批判还是很有必要的，它进一步清算了封建传统的道德观、文艺观和文化史观，铲除了封建主义的价值观，帮助人们从中分清什么是人民革命、什么是改良主义，以提高人们的思想认识。但在批判中把思想认识问题不适当地提到反动思想“投降”的政治高度，并开了用政治批判解决思想问题的不好的先例，不利于通过充分民主讨论达到分清是非的目的。第二，长期以来，西方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进行欺骗、麻醉和灌输奴化思想。对此，中国共产党结合抗美援朝运动的开展，对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文化侵略进行了较深入的批判。《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国进行时事宣传的指示》指出：“我全国人民对美帝国主义应有一致的认识和立场，坚决消灭亲美的反动思想和恐美的错误心理，普遍养成对美帝国主义的仇视、鄙视、蔑视的态度。”[273]为清除人们的亲美、崇美、恐美情绪，中央要求党的思想宣传工作要“特别着重于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法西斯思想，肃清帝国主义长期在中国人民中所传播的一切有害的影响和半殖民地奴化的买办思想及国民党反动派思想的残余，发扬民族自尊心和人民革命战争的伟大传统”[274]。此后，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以反对美帝国主义为中心的爱国主义运动。第三，为了抵制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中国共产党适时地开展了对资产阶级价值观的批判。通过开展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胡适思想、胡风文艺思想等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代表人物”的批判，在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中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思想。这些思想斗争有着重要意义，即“在六万万人口的伟大国家中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在知识分子中和广大人民中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并在这个思想战线上取得胜利。没有这个思想战线上的胜利，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就将受到严重阻碍”[275]。当然，思想问题和学术问题是属于精神世界的很复杂的问题，采取批判运动的办法，容易流于简单和片面，学术上的不同意见难以展开争论，而且会使学术文化问题政治斗争化，使矛盾更加尖锐，产生严重后果。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还会存在，主要表现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毛泽东对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理论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分析并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下阶级斗争的性质及解决办法。他把矛盾分为两种，一种是敌我之间的对抗性矛盾，一种是人民内部非对抗性矛盾。对于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解决的方法也不同。“我们主张有领导的自由，主张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说，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是非的辨别问题，可以用强制的方法去解决。企图用行政命令的方法，用强制的方法解决思想问题，是非问题，不但没有效力，而且是有害的。”因而，他主张，“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276]但1957年以后党的指导思想发生向“左”的方向偏转，把大量意识形态领域的人民内部矛盾，误判为敌我矛盾加以错误的处理，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社会主义“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277]。因此，做好意识形态领域的“除旧”工作，从价值观念层面消除旧势力对新中国的侵蚀，是非常必要的。但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根据矛盾的不同性质，也要适时调整思想斗争的策略和方法。这对当代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即我们要深刻认识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采取措施有效抵御各种错误思潮的影响和侵蚀，积极探索在思想文化领域多元化的背景下，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规律，才能在纷繁复杂的社会变化面前不迷失方向。
2.在学习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推动社会主义价值观念大众化
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胜利。因此，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来宣传和教育人民，并被广大人民群众接受为各项事业的指导思想，成为动员一切社会力量共同建设新中国的必然要求，也成为推动社会主义价值观念大众化正确方向的根本保证。
早在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为适应全党工作重心向城市转移的任务，中共中央决定在进城后通过举办培训班等形式，对城市工人和职员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课程要着重讲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唯物史观，劳动创造世界，剩余价值，阶级斗争）及中国革命基本问题”[278]。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要求迅速健全各级党的宣传机构，通过报纸、出版、广播、电影、学校及其他各种文化教育工具，“必须经常向各界人民正确地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在目前的各项主张”[279]。1951年2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加强理论教育的决定（草案）》中指出：现在国内战争已经基本上结束，党正面临着建设新中国的复杂任务，全党有系统地学习理论，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有更好的条件，也更加迫切需要。党在学习问题上的任务，就是彻底纠正忽视理论的经验主义的危险倾向，就是领导全体党员在统一的制度下无例外地和不间断地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有系统的学习，以便逐步地造成全党的理论高涨。1951年5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召开，刘少奇在会议的总结报告中，分析了革命胜利后进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宣传的有利条件，提出“用马列主义的思想原则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教育人民，是我们党的一项最基本的政治任务”[280]，要求在党员、党外积极分子中间和全社会进行马列主义基本理论的宣传工作。为适应广大干部群众学习上的需要，1950年5月，党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以中央名义编辑一部具有权威性的《毛泽东选集》，在全国出版发行。至1953年4月已出版第一、二、三卷。《毛泽东选集》的出版，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广大干部、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和人民群众掀起了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潮，通过举办报告会、座谈会、谈学习心得、写体会文章等多种形式的学习，全国人民对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提高了思想政治觉悟和理论水平。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在全国得到广泛的传播，对于中国人民的思想变化和国家各项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1957年6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对一些人在实际工作中偏离马克思主义方向、违背党中央提出问题初衷的行为提出了批判，认为这些人不关心政治、不关心祖国的前途，不关注人类的理想，因为这些人认为“好像马克思主义行时了一阵，现在不那么行时了”。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及时提醒人们要加强学习，“除了学习专业之外，在思想上要有所进步，政治上也要有所进步，这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时事政治”[281]，以加强自己的理论素养。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继续高举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始终重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各项事业中的指导地位，并持之以恒地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去武装全党和教育群众，使全党全民族统一思想，统一行动，确保党的一切经济任务和政治任务的完成。这对当代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以什么样的思想理论为指导，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首要问题。把马克思主义确立为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在当代中国，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才能正确把握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历史条件、本质要求和客观规律，解决影响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传承与变革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发展。
3.在学习和宣传先进典型中推动社会主义价值观念大众化
先进典型是时代的先锋和社会的楷模，他们的崇高精神具体生动地彰显了时代的核心价值观念。发现和树立先进典型，充分发挥他们在社会生活中的示范和表率作用，是我党进行价值观教育的重要形式和优良传统。在革命战争年代，党就充分认识到榜样的巨大示范和激励作用，用刘胡兰、张思德、白求恩等先进人物的事迹教育广大干部群众，号召人们向英雄模范看齐，为实现美好理想而献身。新中国成立后，我党把大力选树先进典型、学习和宣传先进典型，作为推动社会主义价值观念大众化的重要长期工作来抓。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业待兴，广大人民群众建设新中国的热情空前高涨，缔造了一个以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为感召的榜样年代。1950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战斗英雄代表大会和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大会，毛泽东在会上致辞，高度赞扬这些典型“是全中华民族的模范人物，是推动各方面人民事业胜利前进的骨干，是人民政府的可靠支柱和人民政府联系广大群众的桥梁”[282]。我党及时从人们身边的现实生活中、从火热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发现、提炼并推出先进典型，如工业战线的全国著名劳动模范郝建秀，农业战线的“爱国丰产”模范李顺达，抗美援朝中涌现的黄继光、邱少云、罗盛教等英雄模范人物。通过组织英雄人物“现身说法”，组织巡回报告团，把英雄事迹编成歌曲、戏曲、画册等形式，生动形象地学习和宣传先进典型的事迹。在十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全国各条战线先后涌现出大量可歌可泣的建设社会主义的优秀典型和先进人物，党及时发现并总结了他们的先进事迹，在全国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教育，号召全体党员、干部和群众向他们学习，发扬共产主义精神，从而焕发起巨大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力量。在学习和宣传雷锋精神中，各地采取灵活多样、生动活泼的形式，学习和宣传雷锋公而忘私，舍己为人，处处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在生活中始终保持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美德。在学习和宣传焦裕禄的模范事迹中，号召广大党员干部学习他不为名、不为利、不怕苦、不怕死、一心为革命，一心为人民，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在“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活动中，学习和宣传大寨人敢于藐视困难，以顽强的拼搏创造出伟大业绩的愚公移山精神，学习和宣传大庆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胸怀祖国，无私奉献，能打硬战的“铁人”精神。此外，全国还开展了学习和宣传王杰、“南京路上好八连”、解放军等活动。尽管这些学习和宣传活动受到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特别是受到“左”的干扰，但从主导面看，尤其在推动社会主义价值观念大众化方面仍发挥着重要作用。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依靠强大的行政组织渠道和报纸、广播等宣传载体，把学习和宣传先进典型有机融入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中，使人们懂得如何将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精神、艰苦奋斗优良传统以及大公无私等革命道德品质延伸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并结合新的历史条件继续发扬光大。这对当代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先进典型凝聚着社会的美好理想，代表着社会发展的潮流，是时代的先锋、社会的楷模。他们往往用自己坚定的理想信念、崇高的精神境界和高尚的道德情操，诠释了我们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对广大人民群众有着极大的激励和感召作用。我们要深入挖掘先进典型的思想和精神，加大先进典型的学习和宣传力度，用他们的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对广大干部群众进行有效动员和主动引导，让人们更加生动形象地理解和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本质特征，更加自觉地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在要求。
4.在社会风尚演变中推动社会主义价值观念大众化
“每一次革命的胜利都引起了道德上和精神上的巨大高涨。”[283]中国革命的巨大胜利，使中国的社会制度、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等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这种社会大变革有力地冲击了社会风气以及人们的价值观念，有力地促进了社会风气和价值观念的转型，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这不仅使社会主义价值观念大众化有了良好的社会心理氛围，而且为践行社会主义价值观念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新中国成立初期是一个重要的社会转型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思想观念都处于激烈震荡之中。社会制度的革新、社会结构的变动、社会关系的调整，有力地冲击了社会风气以及人们的价值观念，为新的良好社会风尚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为扭转社会风气和倡导新的社会风尚，中国共产党从两个方面着手开展移风易俗的工作。一方面，对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丑恶社会现象进行整饬。如禁毒、禁娼以及一系列社会问题的治理，使社会风气得以净化；土地改革的完成使农民翻身做了主人，并冲击了民间信仰，使封建迷信衰落；《婚姻法》的颁布，提高了妇女的地位，促进了婚姻习俗的演变。这一时期最令人称道的成就，就是在极短时间内基本清除了社会长期存在的被西方社会认为“不治之症”的各种丑恶现象，如吸毒、赌博、卖淫、偷盗、行乞、秘密社团、敲诈勒索等，成效之显著令社会风气随之大变。另一方面，大力倡导新风尚，颁布了一系列的政策、法规、法令，通过文字改革运动、推广普通话运动、扫盲运动、妇女解放运动、加强文化教育工作等有效措施，使新风尚在良好的社会环境下蓬蓬勃勃地发展、流行起来。中国共产党人尤其注意自身的身体力行，通过政治力量推动社会风尚的演进，把自己崇尚的新的政治文化，如“勤俭建国”“勤俭建社”“勤俭持家”等风气渗透到民间生活中，成为当时社会最流行的口号之一。党在执政工作中体现的勤勉、廉洁、团结，对社会风气发挥出很好的示范和推动作用，成为良好社会风气形成的关键原因。这些在当时构成了一笔巨大的无形政治资产，对民众的心理和行为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在十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中国社会良好的社会风气和可贵的精神面貌得以继续保持和发展。广大人民群众精神振奋，不但以主人翁的姿态从事劳动生产和工作，而且以新的风尚待人处世，拥护中国共产党，向往社会主义；团结友爱、互帮互助，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等成为人们普遍的行为准则；遵守公共秩序和道德规范，成为人们的自觉行为；剥削可耻、劳动光荣，为人民服务光荣、损人利己可耻，成为社会新的风尚。“在建设进程比较顺利的时候，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在国内发生严重困难、国际上受到战争威胁和巨大压力（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长期封锁禁运，苏联撕毁合同、撤走专家、中断援助）的情况下，党和人民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不怕挫折，顶住压力，团结一致，艰苦奋斗，依然以无比的英雄气概和高昂的热情投身建设事业，不倦地探索适合国情的发展道路，并由此培养起自强自立、不依附于人、不怕鬼、不信邪的精神。这种精神状态，对于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发挥了重大作用。”[284]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向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丑恶现象开战，整治荡涤了污泥浊水，净化了社会风气，而且大力倡导社会新风尚，使团结互助、一心为公、积极进取、向上拼搏等风气日益成为主导社会的精神力量。由于整个社会洋溢着浩然正气，有着良好的精神面貌，加之，中国共产党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与崇高的威望，党所倡导的热爱祖国、服务人民、劳动光荣、团结互助、艰苦奋斗等价值观念总是能迅速转化成亿万人民群众的现实行动。这对当代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社会风气是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是社会价值取向的集中体现，树立良好社会风气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愿望，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必然要求。只有在全社会形成褒扬真善美、贬斥假恶丑的鲜明导向和浓厚氛围，让人们从内心向往高尚，保持昂扬的精神状态，自觉做一个是非分明的人，才能不断增强人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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