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观的形成是一个从价值认知到价值认同再到价值实践的循环往复的过程。其中价值认知是价值观形成中最基本、最重要的因素，它构成了人们价值观的基本轮廓和实质内容。人们认同一定的价值观或价值体系首先取决于其对该价值观或价值体系的认知状况。而在认知基础上产生的价值观念又是支配和制约其他心理要素的主导力量，是价值认同、价值行为形成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因此，要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从理论形态向实践形态转化，使其真正成为整个社会的普遍价值准则，内化为广大社会成员的价值追求，外化为广大社会成员的行为自觉，首先必须深化群众的价值认知，使群众由“知其然”的感性价值认识阶段上升到“知其所以然”的理性价值认识阶段。
一 在教育引导中强化价值认知
一种价值体系要为人们所普遍认知，除了理论本身的内在品质外，还离不开对它的教育引导。在世界各国，教育都是提高民众政治忠诚度和形成有凝聚力的核心价值体系的一种强有力的工具。事实上，现代国家和现代国民教育制度的形成在时间上几乎是同步的。国民教育体系的雏形在18世纪已初见端倪，在19世纪开始快速发展，到19世纪后半叶，普鲁士、法国、英格兰、荷兰、奥地利、瑞士、丹麦、挪威、瑞典、美国各州都开始实行小学免费教育。这些国家之所以大力推行国民教育，并不是因为它们那么早就认识到了人力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而是因为国民教育在形成有凝聚力的民族文化、加强国家权力的正当性、提高民众政治忠诚度、巩固主流意识形态方面能够起到独特的作用。[285]江泽民同志更是明确指出：“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确立，民族优良传统的发扬，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的形成和巩固，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都离不开教育工作。”[286]同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也不是自然而然能生成的，也需要坚持不懈的教育和引导。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认知中，教育始终处于基础性地位。为此，必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贯穿于国民教育的各个环节，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教育引导活动，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容和要求转化成每个公民的内在精神信仰和现实行为追求。
1.要坚持灌输教育与自我教育相结合
“灌输”是理论普及教育的一条基本经验，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则。早在1843年，马克思就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把灌输过程形象地比喻为“思想的闪电”彻底击中“素朴的人民园地”[287]。列宁更充分肯定了灌输教育的重要作用，指出：“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288]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对人民群众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灌输教育。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灌输论起到了凝聚民心、统一思想、提高认识的巨大作用。毛泽东同志是我党思想政治工作的创始人之一，一贯重视灌输理论的运用。1938年，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军队的基础在士兵，没有进步的政治精神贯注于军队之中，没有进步的政治工作在执行这种贯注，就不能达到真正的官长和士兵的一致……”[289]这里，“贯注”的实质就是灌输。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提出：“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是向农民群众不断地灌输社会主义思想，批评资本主义倾向。”[290]这些主张不仅丰富和发展了列宁的灌输论，而且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具有中国特色。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同志进一步发展了灌输论思想，他曾强调：“作为灵魂工程师，应当高举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旗帜，用自己的文章、作品、教学、讲演、表演，教育和引导人民正确地对待历史，认识现实，坚信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鼓舞人民奋发努力，积极向上。”[291]1989年邓小平尖锐地指出：“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我主要是讲思想政治教育，不单纯是对学校、青年学生，是泛指对人民的教育。”[292]邓小平同志的讲话一语中的，应当引起我们深刻的反思，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对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灌输的极端重要性。江泽民同志在继承和发扬毛泽东、邓小平重视思想政治教育的优良传统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思想，开辟了“灌输论”的新境界，提出了“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的思想。党的十六大以来，胡锦涛同志从赢得青年、赢得未来的全局高度，从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的战略高度，提出了切实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这些理论是对以往灌输论的继承、丰富和发展。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直接产生于并从属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一种观念形态，与整个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一样，不可能在人们的思想中自发产生出来，这种意识也需要从外部灌输进去。为此，在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时，要把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和要求渗透到国民教育的全过程。值得注意的是，国民教育不能狭隘地限定为学校教育，而要从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三位一体”的开阔视野加以理解。学校教育是国民教育过程中的主体，但学校教育必须与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结合起来，才能更有成效。脱离了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学校教育，往往是苍白无力的。正如江泽民同志所强调：“一个人的一生，要接受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这些教育都很重要，对于自己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和巩固都会起重要作用。”[293]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是一项全社会的系统工程，需要将学校、家庭和社会的各方面力量协调起来。
学校是把核心价值体系纳入国民教育的主阵地。学校是社会成员提高科学文化素质，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重要场所，必须要重点加强学校教育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的作用。首先，从学校教育的目标来看，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纳入学校教育的目标体系之中，要求各级各类学校所培养的人必须是具有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信念的人，能够弘扬和传承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人，能够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的人，并以此作为衡量学校教育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准，作为衡量教育对象是否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标准，作为衡量各级各类学校是否坚持正确办学方向的重要标准。其次，从学校教育的过程看，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贯穿到各级各类学校，贯穿到从幼儿园到大学教育的全过程。根据不同类型学校特点，针对各教育阶段教育对象的心理特征和接受能力，制定相应的教育目标、要求和方案，既要突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各级学校的层次性特点，又要注重不同阶段的整体性衔接。最后，从学校教育的途径看，既要贯穿于学校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也要贯穿于学校其他学科课程的教学过程中。我国已经构建起从小学到大学较为完整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这是我国教育体制的特色和优势。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过程中，一定要发挥这一主渠道、主课堂的作用，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和要求贯穿到思想品德和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之中，要尽快编写出从小学至大学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主题的德育教材，开设由浅入深、由具体事例到理论阐述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课程，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统领教材内容。此外，学校所开设的其他学科课程，也担负着传承科学知识、塑造健康人格、提高思想道德素质的责任，要自觉地肩负起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任务，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内容和要求融入中小学语文、历史、地理以及自然学科课程教学过程之中，融入大学哲学人文学科课程以及自然科学等学科课程的教学过程之中，将专业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结合起来，将“授业”与“传道”结合起来，共同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
家庭是把核心价值体系纳入国民教育的起点。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和细胞，是每个人生活和成长的重要场所。家庭教育是个体社会化过程中的一个关键环节，对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必须充分发挥家庭教育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的启蒙和熏陶作用。一方面，家庭教育功能体现在个体起点意义上。一个人在儿童时期的活动时间主要集中在家庭中，家庭是儿童培育认知能力和道德意识的第一个场所，父母是他们的第一任老师。家长的思想道德观念和价值观念，对于大脑正处在快速生长发育时期，也是潜意识学习的最佳时期和人格陶冶的重要阶段的婴幼儿和青少年来说，具有潜移默化的深远影响。“岳母刺字”“孟母断织教子”等故事广为流传，都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家庭教育对个体精神、人格成长、价值观塑造的特殊意义。这就要求充分认识家庭教育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中的作用，将家庭教育和儿童正确价值观的培育紧密结合起来，通过父母的言传身教，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神实质在“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家庭教育方式中注入儿童的心灵。另一方面，家庭教育还是一种从起点到终点的全程教育。家庭生活将伴随人的一生，人们的成长无时无刻不在接受家庭教育的影响。良好的家庭教育，不只为家庭培养好成员，更能为社会培养好公民。为此，在家庭中要积极培育家庭美德，树立良好的家庭风气，营造和睦的家庭氛围，培养浓郁的家庭亲情，使家庭教育成为孩子形成正确的道德观念和价值观念的原动力。同时，家庭内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有其独特的优势。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代际传递自然而有效地保持了核心价值体系的延续性，这无疑有利于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效果。
社会是对全体国民进行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大课堂。人们的价值观念的形成过程，在本质上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是在社会中完成的。同时，人们的价值观念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变化着的，所以要通过不断学习加以锤炼。越是社会剧烈变革的时代，越需要通过持续的社会教育来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迫切需要通过多种形式的社会教育对人们的价值观念进行引导。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是要把社会教育作为重要途径，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纳入社会教育之中，将其与家庭美德、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教育结合起来，与各种形式的继续教育和成人教育结合起来，与职业培训和岗位教育结合起来，使它们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重要载体，在具体而扎实的社会工作和实践中丰富和拓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内涵。
同时，核心价值体系的灌输教育的有效性离不开自我教育，离不开受教育者自身能动性的充分发挥。著名教育学家叶圣陶说过：“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达到不教育。”灌输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和提高人们的自我教育能力，自我教育是灌输教育的结果，灌输教育只有在自我教育的前提下才能够完成。没有自我教育过程，灌输教育的目的则难以实现，也就是说，灌输教育的内容和要求必须通过被教育者的自我教育才能被认识、接受、反映和内化。纵观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从对各方面的无知到有知，接受教育是自我发展的第一步。只有不断地接受灌输教育，才能获得知识、提高认识，为形成自我教育的能力奠定基础。但这只是教育的第一步，要使灌输教育起效果，还必须经过自我教育。没有自我教育，也就不会有真正的灌输教育。正如苏霍姆林斯基所说：“只有促进自我教育的教育才是真正的教育。”[294]因为一个人是否接受教育者的要求、按照教育者所期望的方向发展，不完全取决于教育者的主观愿望和教育，也不完全取决于“外因”，而必须取决于“内因”，取决于个人接受灌输教育的程度。所以，自我教育在整个教育的过程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从一定意义上说，离开了自我教育，灌输教育就失去了成功的条件，灌输教育的目的就难以实现。同样，要使核心价值体系被广大群众所内化认同，真正成为群众世界观、价值观的有机组成部分，不仅需要提高“灌输”艺术魅力，更需要群众进行积极的自我教育。价值的内化认同是受教育者的知、情、信、意、行在更高水平和层次上的协调。因此，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过程中，要高度重视群众自身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使其在接受理论灌输教育的同时，充分发挥自我教育的作用，增进群众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认同的效果。为此，要坚持群众的主体地位，尊重群众的自主意识和自主选择，根据群众的接受特点和认识规律，引导群众在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过程中进行自我探索、自我启示、自我选择、自我修正，感悟内化，使其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由感性认识升华为理性认识。
具体而言，首先要引导群众在自身理论学习中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除了接受各种理性教育之外，群众还应当自觉地提高理论修养，认真学习和掌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要求和内容。只有自觉、主动、深入地学习，才能完整、准确地掌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神实质，并以此为指导，有效地抵御庸俗、消极价值观的影响，为自己科学价值观的形成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其次要引导群众在情理交融中内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一方面要引导群众理性地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使自己的言行举止符合科学价值观的要求，另一方面要引导群众对反映庸俗价值观的有损社会和他人的行为动机、行为倾向、行为结果产生鄙视、轻蔑、厌恶、内疚、否定的情感体验等，而对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行为动机、行为倾向、行为结果产生敬佩、赞许、喜爱、肯定的情感体验等。总之，只有群众自觉地在情理交融中进行内化，才能为其自我控制提供坚持不懈的毅力，使群众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行为不受干扰，持之以恒。再次要引导群众在分析鉴别中选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由传统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变的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重大变化，引起人们思想观念上的深刻变化，呈现出价值观多元化的基本特征，导致群众产生价值选择上的困惑。为此，群众应当在理性教育的基础上，根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要求，对现实生活中形形色色的价值观念的科学程度，自觉认真地加以分析、对比和鉴别，明确科学的、正确的、积极的价值观和庸俗的、错误的、消极的价值观的根本区别，自觉自愿地做出正确的选择，使选择的结果既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又符合自身发展的要求。[295]
2.要坚持全民教育与重点教育相结合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是全民教育。人民群众是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活动主体。相信谁、依靠谁、为了谁，是否始终站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是区分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分水岭，是判断真假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试金石，也是能否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的根本所在。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社会的一切发展，离开人民群众就无从谈起；社会的一切进步，离开人民群众就无法实现。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决定力量；人民群众的历史活动，构成了历史发展的具体内容。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从根本上说就是人民群众历史活动的规律，也就是人民群众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而不懈奋斗的规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最大优势就是密切联系群众，而最大危险则是脱离群众。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从来都牢记这个真理，并善于在实践中运用这个真理。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全部活动中，始终如一地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胡锦涛指出：“只有深刻认识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力，真诚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我们党才能得到人民的充分信赖和拥护，才能无往而不胜。”[296]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肩负着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是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吸引力与凝聚力的战略任务。为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必须坚持面向全民，吸引群众广泛参与。要针对我国社会结构的新变化，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把教育活动延伸到农村、社区、企业、学校、机关和军营等基层单位，延伸到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覆盖到工人、农民、干部和官兵，覆盖到农民工、下岗职工、离退休人员等特殊人群，使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深入各行各业、深入千家万户，家喻户晓。
同时，为更能加强教育的吸引力、说服力和亲和力，增强教育的效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还要区分层次、突出重点。当前要重点抓好党员干部、青少年和知识分子三类群体的教育引导工作，真正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教化作用。
党员干部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关键。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肩负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是领导各项工作的核心力量。因此，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关键也在党。而作为党的肌体的关键细胞——党员干部，自然责无旁贷地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关键主体。诚然，这些年来，经过全党同志的共同努力，党员干部队伍作风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绝大多数干部有着正确的价值取向，涌现了任长霞、郑培民、杨业功等被人民群众高度赞誉的好模范，为认同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出了表率。但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不少干部思想作风、领导作风、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还存在许多问题，少数地区和部门腐败现象愈演愈烈，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权力寻租等丑恶现象屡禁不止。干部队伍中出现这些问题的具体原因各种各样，但自身丧失理想信念、价值观发生蜕变，是一个共同的根源。这些害群之马，已经严重影响了我们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地位和形象。“一个政党合法性危机的起点是党员对本党的纲领和章程所确立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发生动摇和转移，这是对执政党合法性提出的最严峻的挑战。”[297]因此，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党员领导干部，成为一项十分关键而紧迫的任务。
首先，要教育党员干部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主观世界。能否建设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从一定意义上讲，关键在于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理论水平。各级党委要自觉落实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要按照建设学习型政党的要求，紧密结合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生动实践，深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全党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298]的殷殷要求，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作为党员领导干部思想作风建设的重要内容，纳入党委（党组）中心组学习计划，积极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坚定地用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自己的头脑，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思考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真正树立起正确的群众观、地位观、权利观和荣辱观，不断提高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使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有了可靠的思想基础。
其次，要教育党员干部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单单是一种观念存在，更重要的是要党员干部在实践中使之转化为现实存在。为此，要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自觉地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体现于各项大政方针、重大决策和制度机制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体现于具体的工作实践和日常的社会生活之中，体现于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之中，在本职岗位上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使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更加自觉地坚持求真务实精神，更加自觉地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更加自觉地坚持党的群众路线”[299]，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多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300]，使广大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大实践价值，进而在内心深处认同它，把它由衷地转化为自己的坚定信念、价值追求，并自觉地践行。
青少年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主要对象。这是由青少年的本质及其历史地位所决定的。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未来建设者和接班人。同时青少年时期也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他们的思想道德状况将决定着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教育和引导广大青少年传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持正确的价值取向，是新时期青少年思想品德教育的一项重要课题。
首先，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武装青少年的头脑。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决定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性质和方向，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就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党，并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长期奋斗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结合起来，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指导着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是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根本。为此，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情况，不断探索加强马克思主义教育的新方法、新手段和新机制，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教育的效果，努力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青少年头脑，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其次，坚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打牢青少年的思想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包括广大青少年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不懈追求的共同理想，具有强大的感召力、亲和力和凝聚力。青少年是未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力军，思维活跃、视野开阔、积极进取，他们有理想、有抱负、有热情，但在理想上容易迷惘。因此，我们要坚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青少年，打牢他们的思想基础。为此，一要教育青少年认识只有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独立自主地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二要通过社会实践活动，增强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民族自豪感，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三要坚持用共同理想团结青少年，引导他们自觉地把个人追求融入全体人民的共同追求之中，把个人理想融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共同致力于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伟大事业。
再次，要坚持用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激励青少年。民族精神是古往今来千千万万中国人奋发向上、百折不挠的精神支柱，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强大精神动力。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我们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纳入思想政治教育的全过程，不断增强青少年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归属感，增强中华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使青少年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中华民族开拓进取的思想品格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伟大成果，成为振兴中华的力量源泉。而创新的希望则在青少年。青少年朝气蓬勃，思维敏捷，最富有创新活力和开拓精神。为此，要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激发青少年的创新热情，不断增强青少年的进取精神、开拓勇气和创新能力。
最后，坚持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加强青少年道德修养。社会主义荣辱观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解决的是人们行为规范的问题。它以基本行为规范的方式涵盖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其他三个方面的内容并使之具体化，从而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落到实处有了依托，使人们践行有了遵循，为我国公民道德建设树起了新的标杆。青少年群体年龄小，在道德判断和行为方面往往存在着许多矛盾，甚至有的出现道德失范的现象。为此，要使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结合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深入宣传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的成功经验，弘扬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先进事迹和典型人物，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引导青少年增强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自觉性。
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和传播的重要力量。“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中掌握科学文化知识较多的一部分，是先进生产力的开拓者，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有着特殊重要的作用。”[301]“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我国工人阶级，始终是推动我国先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根本力量，是不断发展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坚定力量，是维护社会安定团结的中坚力量。”[302]“能不能充分发挥广大知识分子的才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们民族的盛衰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303]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同样离不开知识分子的积极作用，要引导他们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积极为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由于知识分子是个总概念，其内涵深刻、外延广泛，所以本文主要是指与推动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密切联系的意识形态领域里的知识分子，即理论界、学术界、文艺界、新闻传媒界等专门从事思想理论研究、宣传、教育等工作的人士。他们的活动阵地主要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承担着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和服务社会的责任。
首先，要引导知识分子进行深入研究和广泛宣传，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影响力和渗透力。积极引导知识分子承担起“传道、授业、解惑”的社会责任，通过深入的理论研究，准确的理论宣传，不断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理论魅力和实践成效，最大限度地掌握群众。为此，学术界、理论界要迅速掀起学习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热潮：各种学术会议和学术刊物要自觉突出这个主题；各类政治理论教材和大中专院校的理论教员要迅速充实这个崭新的内容，及时有效地解决人们的许多思想“扣子”，增加社会认同度；文艺工作者要把核心价值体系的精神理念渗透到自己的文学作品之中，“要严肃认真地考虑自己作品的社会效果，传播先进文化，弘扬人间正气，塑造美好心灵，风成化习、果行育德，为人民奉献最好的精神食粮，努力以自己的作品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提高人民群众的精神世界”[304]。值得欣慰的是，目前无论思想理论界还是教育和文艺界，都涌现出了一大批如方永刚式的传播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知识分子模范，通过他们的努力，已卓有成效地增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影响力和渗透力。
其次，要鼓励知识分子与时俱进，不断进行理论创新，赋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持久的生命力和更强的竞争力。实践出真知，知识分子的社会实践就是自己所从事的研究、教育、宣传工作。正是在这些岗位上，广大知识分子经过长期不懈的探索、耕耘，独立思考，通过“体悟”而升华了对理论的认识和把握，与时俱进地推动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完善和发展。同时，在发展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论战与商榷，此时可以通过思想论战而取得和巩固对核心价值观的共识。核心价值观就是在论战中不断得到成长，在辩论中达成广泛的共识，在批判中不断得到创新。为此，我们要允许和鼓励“百家争鸣”，以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争鸣”中不断发展，愈见璀璨，从而取得更广泛的社会认同，展现出持久的生命力和更强的竞争力。
二 在媒体宣传中强化价值认知
新闻媒体具有快速广泛地传播信息、集中公开地表达意见等特点，是公众获取信息、交流意见的重要平台，是思想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是推广主流价值观念的主渠道，在组织和引导社会舆论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我国，新闻媒体更是党和人民的喉舌，承担着“坚持正确导向，唱响主旋律，为改革发展稳定营造良好思想舆论氛围”[305]的重大责任。2008年6月20日，胡锦涛同志在人民日报社考察工作时明确指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需要新闻宣传工作在打牢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在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方面发挥积极作用。”[306]为此，我们要善于借助各种媒体的力量，形成舆论强势，唱响主旋律，大张旗鼓、满腔热情地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使其更好地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入脑入心。
（一）巩固传统媒体引导阵地
传统媒体，无论是报纸、广播还是电视，经过多年的经营，已经拥有专业化的新闻队伍、长期形成的品牌效应、广阔的信息沟通渠道、丰富的实践经验、深厚的群众基础以及意识形态调控的独特优势，尤其是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是信息传播、社会舆论引导的强大载体和重要阵地。因此，当前和今后较长的时期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宣传和普及要固守传统媒体这块主阵地。
（1）要坚持正确导向，增强阵地意识。要充分认识传统媒体在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中的重要作用，引导各级各类媒体认清肩负的责任，努力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贯穿到日常宣传报道中，形成有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舆论强势。不仅党报、党刊、电台、电视台要发挥主力军作用，而且各类娱乐节目、都市报纸、时尚杂志等大众文化消费品以及商业广告也要发挥自身优势，共同唱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大合唱。同时，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进一步深刻认识传统媒体在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人力、财力、物力上加大对传统媒体建设的投入力度，强化对媒体宣传的管理，最大限度地压缩各种噪音、杂音的传播空间，不给错误思想提供传播渠道。以中央电视台为例，它为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出了巨大努力，取得了丰硕成果，其成功经验值得各级各类媒体的借鉴和推广。中央电视台各频道能按照专业特色，从各角度、各方面宣传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紧抓大事件、大发展、大成就，时政报道恢弘大气，重点宣传出新出彩，成就宣传丰富充实，大型活动报道影响巨大，文艺宣传感染力强，充分展现了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大繁荣，做到了方向正确、适时有效、气势恢弘、震撼心灵。《延安颂》《八路军》《井冈山》《长征·不朽的魂》《永远的丰碑》《再说长江》《香港十年》《复兴之路》《恰同学少年》等一批优秀作品，极大地激发了人民群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政治热情。中央电视台能从蓬勃发展的最新社会实践中发现素材、提炼主题、凝结思想，紧紧抓住那些能够代表民族形象、反映时代精神的领军人物，抓好典型宣传；紧紧抓住那些能够反映改革创新、宣传爱国主义的重大事件，抓好主题宣传。成功创办《感动中国》《道德楷模》《时代先锋》《劳动者之歌》等品牌节目，成功推出任长霞、牛玉儒、王顺友、华益慰、方永刚、袁隆平等典型人物，成功宣传报道青藏铁路开通、“神舟六号”载人飞船发射、“嫦娥一号”绕月探测等重大事件。这些节目感染人心、鼓舞斗志，使观众在耳濡目染中感受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魅力。中央电视台评论类节目能紧紧抓住时代热点、焦点问题，以敏锐的专业眼光，透过复杂的现象，发掘其在道德层面的精髓、本质，认识其对社会观念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大力讴歌真善美，鞭挞假丑恶，牢牢掌握时代话语权，大力弘扬社会主义荣辱观。
（2）要重视议题设置，突出核心价值理念。议题设置是一项有关传播社会效果的研究，反映了大众传播的一种特有功能。它的主要内容是：大众传播媒介在某一时期选择并突出报道某一问题，而使这一问题引起公众的注意和重视，成为人们日常谈话的话题。大众传播对某些议题的着重强调和这些议题在受传者中受重视的程度构成强烈的正比关系。[307]“大众媒介决定议题，影响个人认识变化的能力是大众传媒效力的最重要的方面之一。”[308]2003年春节前夕，新华社消息《民工卢连庆终于拿到了工钱》给关注民工工资的人们带来一股辛酸的慰藉，这是自2003年1月12日新华社推出以“关注民工工资”为议题的大型系列报道的第42条稿件，也是这组报道的最后一篇。半个月来连续推出的这组报道牵动着很多人的心，让人读着落泪，而卢连庆这一具有代表意义的个体在春节前夕的“收成”，无疑是一份可以为全社会共享的温暖的新春贺礼。新华社在最敏感的时机——春节前夕，就最敏感的问题——拖欠民工工资，设置“关注民工工资”议题，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为促使拖欠民工工资这一敏感的社会问题真正走向缓解之路提供强有力的舆论保障。[309]新华社这组“关注民工工资”大型系列报道成功地发挥了议题设置功能，对于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具有宝贵的示范价值。为此，传统媒体要善于敏锐地捕捉适合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议题。这些议题的设置要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原则，使其更能得到公众的广泛关注。在议题的展开过程中，要善于表达党和人民的意志、倡导社会主流思想意识形态、挖掘和介绍各行业先进典型与新生事物，以榜样的力量感召群众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要善于以生动形象的方式教化公众、传播知识，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潜移默化中深入人心。
（3）要实现媒体协同，形成宣传合力。报纸、电视、广播三大媒体各有自身不可替代的优势。报纸以深度报道、精确性报道、新闻评论见长，通过标题大小、字体变化、线条勾画、图文搭配等版面要素给人以视觉冲击力；电视则通过图像、音响、色彩、文字等电视传播符号，使人身临其境，具有现场直播优势；广播是直接诉诸受众的听觉，使得它很容易打动人的心灵，因而有强烈的心理接近性，而且以同步快捷的声音传递新闻信息，最容易在时效性上抢占先机。为此，要整合各种媒体力量，坚持“多种载体，一个声音”的原则，实现彼此优势互补、密切配合，形成强大的宣传合力，以最强音唱响主旋律。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的成功运作就是多种媒体协同合作的范例。如果没有中央电视台品牌的强大影响力，没有网络快速、免费的传播，没有精美书籍的大量印刷和 DVD 光盘的机器化刻录，《百家讲坛》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跃升为收视率仅次于《新闻联播》的知名栏目，也不可能在国内迅速掀起一阵阵“国学”热潮。《百家讲坛》的成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宣传有着诸多有益的启示。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同样需要多种媒体共同协作，这是适应信息社会传播要求的必然选择。因此，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要主动适应信息时代的新要求。一方面要努力增强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等传播手段的科技含量，不断提高广大人民群众内化马克思主义的实效；另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各种媒体的优势，整合媒体资源，制定统一的推广策略，强势抢占理论宣传的制高点，扩大理论宣传的覆盖范围，增强理论宣传的吸引力、感染力和影响力。
（二）开拓新兴媒体引导渠道
所谓新兴媒体是相对于电视、广播、报纸等传统媒体而言的，指在现代信息技术基础上出现的新的信息传播载体，包括网络、手机、数字移动电视等。以手机、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正在深刻改变着媒体传播的内在结构和总体格局，带来了传播领域的革命性变革，成为引导社会舆论的重要阵地。作为一种新型的舆论传播工具和重要的信息传播渠道，新兴媒体的出现和不断发展，既为意识形态工作提供了新的机遇，也为其带来了新的挑战。为此，胡锦涛同志强调：“要加强对互联网、手机短信等现代媒体的应用和管理，科学把握其特点和规律，理顺管理体制，引导网上舆论，有效防范和遏制有害信息传播，使互联网等新兴媒体成为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新平台。”[310]我们必须要高度重视和科学利用新兴媒体，使之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传播服务。
1.开拓互联网络引导渠道
互联网络是继报纸、广播、电视之后的“第四媒体”，正以其传播速度快捷、信息资源丰富、教育方式多样、直观生动形象等特点，不仅全方位地渗入人们的生活领域，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而且深刻影响着人们的观念。互联网络作为一种全新的信息载体发展速度惊人，发展势头迅猛，已经成为具有举足轻重作用的传播载体。我们要以积极的态度、创新的精神，大力发展和传播健康向上的网络文化，切实把互联网络建设好、利用好、管理好，充分发挥互联网络在宣传普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的重要作用。
首先，要不断提高网络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能力。网络社会同样面临相对落后的生产力与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精神需求的矛盾。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执政宗旨同样适用于网络社会。面对网络上西方文化的大量涌入，我们要想增强我国在网络上的影响力，最根本的是要不断生成和提供网络文化产品和服务。为此，我们必须“要提高网络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能力”[311]。
一方面，要加强中国特色网络文化建设，提高网络产品和服务原创能力，增强我国网络文化的内外影响力。当今世界，谁掌握了信息传播源和信息传播载体，谁控制了因特网，谁就有能力影响整个社会的大多数。面对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网络文化渗透，我们决不能等闲视之，要力争通过各种可行的渠道加大网络建设的投入，增加网络信息传输线路的带宽，拓展我国信息辐射空间，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网上宣传体系，使中国特色的网络文化享有较为广泛的影响力。而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网络信息资源是我们吸引网民，占领先进文化阵地的先决条件。因此，建设和发展一批具有鲜明民族特色、又让人喜闻乐见的文化网站乃是当务之急。网站建设要改变原有的形式过小过散、内容较少较杂、影响不温不火的状况，要加大原创优秀作品的生产力度。当前网络文化建设中，同质化现象非常严重，高水平的原创能力明显不足。在一个电子复制的“信息时代”，创新更显弥足珍贵，创新是任何一种文化，包括主流文化和民族文化生存发展的命脉所系，也是中国特色网络文化建设的必由之路。
另一方面，提高网络文化的汉化程度，弘扬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增强中华民族的自尊与自信。网络上的文化入侵直接表现为语言文字的竞争。如今互联网上，英文的内容占95%，法文的内容占3%，世界上其他众多的不同语系只占2%。[312]英语在国际交流中的主导地位推动着西方文化的传播，这是一种话语的霸权。因此，为了使语言这种特定的文化载体和思想交流工具能更好地为本民族的文化服务，就有必要采取保护本民族语言文化的措施。在我国，由于经费的不足、信息人才的短缺、信息资源的匮乏，占世界人口总数1/5的中文使用人口，却只能在网络信息总量中搜寻到不足1%的中文信息。显然，这对于在因特网上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传递健康向上的社会主义建设信息是极为不利的。因此，面对我国这样一个有着巨大开发潜力的网络市场，我们必须搞好我国的中文网站建设，使更多的人尽可能多地接触到我们民族的语言以及蕴涵其中的优秀文化。
在提高网络文化的汉化程度的同时，要努力弘扬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除了包括“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共同价值元素之外，还具有结合各自文化历史传统和发展现状的价值元素。中华民族是一个拥有五千年灿烂历史的古老民族，在它前进的历程中，既继承了传统文化的精髓，又不断吸收、容纳了发展过程中层出不穷的新文化，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华文化。随着网络技术的日益普及，中国正成为世界上入网用户数量最为庞大的群体之一。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在当代的复兴正面临着千载难逢的大好机遇。我们要站在网络时代发展的前列，把弘扬传统文化，振奋民族精神作为网络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在“发扬本土”和“吸收外来”的关系调适中探索出适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构建的新路径，“把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作为网络文化的重要源泉，推动我国优秀文化产品的数字化、网络化，加强高品位文化信息的传播，努力形成一批具有中国气派、体现时代精神、品位高雅的网络文化品牌，推动网络文化发挥滋润心灵、陶冶情操、愉悦身心的作用”[313]。
其次，要提高网上引导水平，讲求引导艺术。网络这种新技术的出现，对网络舆论的引导艺术也随之提出了新要求。我们要积极运用新技术，提高网上引导水平，讲求引导艺术。比如，我们要运用国际互联网和国内网加强对网民进行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提高大家对有害信息的自觉抵制意识和分析鉴别能力；又如，建设关于核心价值体系的主题网站，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科学内容，以网络化的语言形式、传播途径和语意环境灵活地进行传播，辅之以生动活泼、喜闻乐见或寓教于乐的表现形式；再比如，各级政府部门和网管部门要充分利用好主流网站（政府门户网站）的信息传播平台，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要敢于面对社会热点、难点问题，开诚布公地用真实信息释疑解惑，消除误解和隔阂，以直面矛盾和化解矛盾的科学态度，正视宣传中面临的挑剔和质疑，变被动为主动，化冲突为和谐，真正唱响主旋律，打好主动仗，形成一种正面引导、包容多样的网上舆论场；再有，针对网络上泛滥的各种消极信息，我们应切实加强对网上各种主页和网站的管理引导以及对非法反动信息的删除工作，从而实现对网上舆论的控制和引导。[314]
再次，要努力营造健康和谐的网络文化氛围。互联网的健康发展事关国家的稳定和发展，事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也事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宣传普及。为此，我们必须“要倡导文明办网、文明上网，净化网络环境，努力营造文明健康、积极向上的网络文化氛围，营造共建共享的精神家园”[315]。
一方面，要倡导文明办网。互联网工作者要增强社会责任感，切实宣传、贯彻、落实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把互联网办成宣传科学理论、传播先进文化、塑造美好心灵、弘扬社会正气的阵地；要坚持唱响“主旋律”，坚持传播有益于提高民族素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信息，努力营造积极向上、和谐文明的网上舆论氛围；要坚决抵制与社会公德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美德相背离的不良信息，自觉抵制网络低俗之风，净化网络环境。不刊载不健康文字和图片，不链接不健康网站，不提供不健康内容搜索，不运行带有凶杀、色情内容的游戏，不登载不健康广告。不在网站社区、论坛、新闻跟帖、聊天室、博客等中发表和转载违法、庸俗、格调低下的言论、图片、音视频信息，积极营造网络文明新风。同时，要完善内部管理制度，落实信息安全责任，强化技术手段建设，开展经常性的自查自纠活动，切实把网络文明建设的要求落到实处。
另一方面，要倡导文明上网。网民是中国特色网络文化建设的重要力量。加强网络文明建设，把互联网建成共建共享的精神家园，需要每位网民更多的关心、支持和呵护。广大网民要进一步增强主人翁责任感，真正把互联网当作家园来建设，既做网络文化建设的参与者，又做文明健康网络文化的创造者、传播者。要提高网络道德素养，树立正确的网络观、荣辱观，遵守法律法规，坚守道德准则，规范网上行为，自觉不做有损网络文明、有悖网络道德、损害网络和谐的事，积极倡导、自觉实践文明健康的上网方式和行为，营造“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尊、自律，文明上网，上文明网”的浓厚氛围。
最后，要努力构建良好的互联网信息传播秩序。互联网是一个开放的世界，但“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虚拟的互联网也并非完全的自由地带。网络犯罪有恃无恐、网络谣言蛊惑人心、网络色情泛滥成灾、网络欺诈层出不穷……很多现实案例已经表明，互联网上一旦出现法律和监管上的真空，国家安全、信息安全、电子商务、个人隐私、未成年保护等合法行为、合法权益、合理诉求必将遭受冲击和破坏。为此，我们必须“要坚持依法管理、科学管理、有效管理，综合运用法律、行政、经济、技术、思想教育、行业自律等手段，加快形成依法监管、行业自律、社会监督、规范有序的互联网信息传播秩序”[316]。
一方面，基于预防与应对并举的要求，建立信息化快速反应机制，以保障良好的互联网信息传播秩序。建立信息化快速反应机制的目的在于有效监测负面信息的破坏，合理掌控垃圾信息的干扰，及时疏导网络情绪，确保网民免遭负面舆论误导和消极情绪影响。建立信息化快速反应机制的关键在于建立网络安全监测平台，以实现对网络信息进行实时动态监测，构建安全、高效的网络信息应急处置体系。完善信息化快速反应机制的要求在于要完善网络法制化管理机制，推动互联网传播活动法制化、规范化发展，加强网络行为的立法工作。事实上，依法管理互联网已成国际惯例。英国《调查权法案》、日本《犯罪搜查通信监听法》、澳大利亚《联邦政府互联网审查法》、韩国《互联网内容过滤法令》、德国《阻碍网页登录法》等均授权本国相关部门依法对互联网信息进行公开或秘密的监控。尤其是美国，虽自封为“言论自由的国家”，但在互联网管理上也绝非放任自流，非常重视建立健全互联网管理的法律法规。自1978年以来，美国政府各部门先后出台了130多项法律法规，其中有《计算机犯罪法》《计算机欺诈和滥用法》《互联网免税法》《国家信息基础设施保护法》《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数字千年版权法》《反域名抢注消费者保护法》《未成年人互联网保护法》《反垃圾邮件法》等。这些立法既有联邦立法，也有各州立法，涵盖了互联网管理的方方面面，美国也因此成为世界上拥有互联网法律最多的国家。为适应信息化发展形势，中国也注重大力推进互联网立法，并初步建立了互联网法律制度。目前，中国已经制定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等30多部针对互联网的法律、行政法规、司法解释和部门规章，基本形成了专门立法和其他立法相结合、涵盖不同法律层级、覆盖互联网管理主要领域和主要环节的互联网法律制度。[317]当前和今后我们要进一步细化、健全打击利用网络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违法犯罪行为的法规，科学认定网络违法犯罪行为，为科学管理互联网提供更为准确的法律依据。在推动依法管理互联网的同时，还要加强对网站的信息管理和技术防范力度，对网站发布的信息要进行过滤，加快规范网络新闻的进程，避免伪信息的发布，净化网络信息。
另一方面，基于“疏堵结合，以疏为主”的要求，建立网络信息传播的长效引导机制，以保障良好的互联网信息传播秩序。基于网络信息的“堵”，政府宣传和信息管理部门要积极提高互联网行业的自律性和信息传播的健康度，建立健全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机构，推动绿色网络信息工程建设，为各类主题网站和门户网站过滤不良信息，提高对网民的保护能力和引导能力；基于网络信息的“疏”，政府机构和网络监管部门应当推动健康向上的网络文明活动，引导公众尤其是青年网民健康上网，自觉抵制迷信、色情、赌博、暴力和“西化”“分化”势力等不健康的网络内容，采取各种方式放大网络中理性的声音、积极的素材和良好的典型，及时处理消极言论，构建文明和谐的网络社会秩序。
2.开拓手机短信引导渠道
就在互联网方兴未艾、如火如荼地发展的同时，另一种新的传播媒介走入人们的生活，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甚至被有些人称为“第五媒体”，它就是手机短信。手机短信是移动通信服务商为手机用户提供的一种增值服务。手机用户通过短信服务商的中转，可以用手机接收或发送各种短信息。1992年英国沃达丰（Vodafone）公司通过个人计算机向移动电话成功发送世界上第一条短信息。1997年，我国手机短信业务开始起步。天津移动率先在全国开通了第一个手机中文短信息服务。此前，大多数数字手机都具有英文短信功能，但大都不为人所知。2000年11月，中国移动公司推出“移动梦网”计划，此后短信业务开始受到人们的关注。从2001年开始，手机短信呈几何级发展，在中国迅速跨越了SMS（短信息服务）、EMS（增强型短信息服务）和MMS（多媒体短信服务）三个发展阶段。作为一种新的沟通方式，手机短信在国人的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手机短信的使用量正呈爆炸性的增长。据信息产业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00年我国手机用户发送短信总量为10亿多条，2001年为189亿多条，2002年为900亿多条，2003年为1371亿多条，2004年为2177亿多条，2005年为3046亿多条，6年增长了300多倍。[318]此后我国手机短信业务量持续保持逐年高速增长势头。根据工信部2010年2月3日公布的2009年全国电信运营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年底，我国各类短信发送量达到7840.4亿条。其中，中国移动日均短信发送量为18亿条，中国联通约为2亿条，中国电信为1亿条。[319]手机短信的传播效率具有传统媒体及互联网不能比拟的优势，具备了独特的传播特质，无可避免地改变着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为此，我们要占领手机短信这一新兴舆论阵地，充分利用其传播优势，正确引导其为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服务。
其一，利用手机短信的即时性传播优势，提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宣传普及的时效性。手机短信打破地域、时间和终端设备的限制，能在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里将信息发送出去，并且让用户立刻接收到文字、图片和声音等各类信息，实现了信息传播与受众的同步。2008年5月12日15时40分左右，四川地震发生后刚刚1个小时，湖北分公司就通过灵通短信平台向全省的小灵通用户发布地震情况短信。[320]汶川地震发生后，广东部分地区有震感，为了让公众第一时间了解相关信息，广东省气象应急短信平台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免费发送420万条地震应急短信，稳定了民心。[321]这种传播效率是传统媒体和互联网所不能比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宣传普及要充分利用短信载体在传播时效上明显的优势，提高意识形态工作信息传播的效率。
其二，利用手机短信的自主性传播优势，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宣传普及的实效性。传统媒体尤其是广播电视媒介对传播时间都有严格、明确的安排和计划，受众无法改变它，只能在规定的时间内接收传播者安排的信息，手机短信则让受众不受时间限制，可以在任何时间里选择接收信息，以此充分显示其在传播上的自主与独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宣传普及是一项经常性的工作，特别需要这种自主性传播载体。手机短信使得这项工作的开展可以不受时空限制，随时随地都能进行，大大地降低了成本和难度，使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宣传普及真正成为经常、随时都能得以开展的工作，有利于进一步强化宣传普及的实效性。
其三，利用手机短信的广泛性传播优势，提升人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知度。最初，手机短信只是私人之间用来互通信息的通信手段，手机短信的传播实质上是人际传播，是一对一的双向传播。当受众把接收到的信息及时转发给自己的亲朋好友时，就变成了二级传播甚至是多级传播，传播的范围也随之扩大。手机短信将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实现了传播范围的最大化。借助手机短信的广泛性传播优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可以传遍各行各业、遍及各色人等，有力地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知度。
其四，利用手机短信的多样化形式，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宣传普及的吸引力。短信形式多样，语言、声音、图片、彩信无所不包，内容丰富多彩，表现力十足，对受众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和感召力。特别是随着短信由纯文本的形式逐步向集声音、图片、文字为一体的多媒体形式转变，如今手机短信已经进入多媒体时代。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相继推出MMS（多媒体短信服务），是一项全新的数据业务，用户可以像使用短消息一样收发更加个性化的多媒体消息。它将不同的媒体，如文本、图片、照片、音频、视频等组合成一个多媒体消息进行发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宣传普及要紧跟手机短信技术进步的脚印，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寓于活泼、生动的多样化短信形式中，增强宣传普及的吸引力。
实践证明，借助手机短信平台开展意识形态工作，宣传普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能取得事半功倍的良好效果。如为做好新中国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运用手机媒体抒发人民群众爱国情怀，倡导健康手机文化、传播文明风尚，2009年8月至11月下旬，中央文明办和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举办了全国“祝福祖国”文明公益短信传递活动。在这次活动中，全国手机用户共上传142万条文明短信，下载转发6292万条，总计形成6434万次的手机短信参与量，诸如“五千年文明著成一部书：惊天巨著；六十年奋斗写成一首诗：不朽佳作；三十年改革谱成一首曲：悦动山河；十三亿儿女汇成一句话：我爱中国”此类佳作迭出，展示了各族人民热爱祖国、团结和谐、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322]又如2009年国庆前夕，贵州省委宣传部、贵州省文明办等单位联合启动了包括“传红信、唱红歌、拍红景、写红文、走红路”系列活动在内的“祝福祖国·贵州红色记忆60年”网络文化传播活动，以此纪念新中国成立60周年。这项活动启动以来，民众参与范围最广、积极性最高的活动当属倡导创作和转发“红色短信”的“传红信”活动。从“传红信”活动启动至2010年3月底，活动主办方共收到民众编发上传的“红色短信”6万多条，转发“红色短信”超过600万条，“传红信”活动民众参与数量超过10万人。其中短信“国旗下成长，五角金星辉映璀璨的笑颜；党旗下我们宣誓，镰刀铁锤淬炼钢铁的意志。你的生日我放飞梦想，它将采集天边的彩虹，装点六十年辉煌的征程！”被转发了23万多次，成为转发量最高的短信。贵州省通过充分运用手机短信新媒体，倡导民众“传红信”、传播红色文化，引导民众树立理想信念，不仅深入推动了全省爱国主义教育，同时也让内容健康、催人奋进的红色文化成为大众乐于传递的“拇指信息”，取得了良好效果。[323]再如共青团福建省委开通宣传社会主义荣辱观短信平台。2006年4月10日上午，一条内容为“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的短信被发送到全省10万名青少年手机用户的手机上，这是共青团福建省委与福建移动合作开通的宣扬社会主义荣辱观手机短信平台发送的第一条短信。共青团福建省委联合福建移动，利用手机短信平台广泛向青少年发送“知荣明耻，从我做起”主题教育活动短信和彩信，进一步增强了青少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实效性。[324]
三 在文化渗透中深化价值认知
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和灵魂。任何文化中都包含和体现着一定的价值观，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就有什么样的文化，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决定着该社会文化的性质和发展方向。同时，文化对价值观也具有重要影响，它是价值观借以表现自己的重要载体。任何核心价值体系的形成和内化，都需要相应的社会文化的熏陶。增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知，不仅要注重思想教育和媒体引导，更要注重发挥各种文化形态在影响人们思想观念、价值观形成等方面的渗透作用。为此，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深刻内涵和精神实质渗透到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和健康优秀的文化产品之中，借助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形态，使人们在精神享受、身心愉悦和艺术感染的氛围中深化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知。当代中国存在着三种主干性文化形态，即来自官方的主流文化、来自学界的精英文化和来自民间的大众文化。三种文化鼎足发展，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的文化场域。
1.在主流文化大力弘扬主旋律中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任何一个社会的文化都有主流文化和非主流文化之分，没有一个社会能够例外。主流文化就是在一个社会中占统治地位或能够在诸多文化中起到主导地位，并能整合和引领其他文化的文化。当代中国的主流文化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它既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又是对当代中国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具有巨大促进作用的文化形态。江泽民同志对此作了明确的界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325]这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当代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充分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和世界各民族文化的优秀成果，因而是具有鲜明时代特点的文化体系，构成当代中国文化格局中的主导力量。依靠主流文化，融合、发展其他文化，弘扬时代主旋律，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转折关头真正担负起提高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使命，是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建设的重大战略任务。
（1）主流文化建设要明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价值意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只有经济发展是不够的，必然伴之以一种具有凝聚力的文化认同力量，这就是社会成员的共同思想基础。共同的思想基础是社会系统得以运转、社会秩序得以维持的基本精神依托。“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支柱，就等于没有灵魂，就会失去凝聚力和生命力。”[326]没有共同的思想基础，党就要瓦解、国家就要分裂、民族就要解体。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日益增强，社会思想空前活跃，多种思想观念相互交织，各种文化相互交织、相互激荡，社会意识呈现多样化的趋势。多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形势容易造成人们思想意识的混乱，将给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带来严重的影响。胡锦涛同志指出，“敌对势力要搞乱一个社会、颠覆一个政权，往往总是先从意识形态领域打开突破口，先从搞乱人们的思想下手”[327]。因此，这就必须要有一个能够代表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社会各个阶层广泛认可和接受、能有效凝聚各个方面智慧和力量的共同思想基础，并需要对这一共同思想基础作出科学的概括和清晰的界定，明确其基本内涵和基本要求，使之容易为广大社会成员更加准确地知晓、理解和把握。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明确了我们共同思想基础的基本内涵和基本要求，是我们党为适应思想文化领域的新变化而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为此，要把对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的理解、对其基本内涵和基本要求的把握作为社会主义主流文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取向，最大限度地达成社会思想共识，不断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凝心聚力的共同思想基础。
（2）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作为主流文化的核心内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精神和生命之魂，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为此，在大力加强主流文化建设时，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其核心内涵，形成科学的文化发展观。把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作为社会主义主流文化建设的灵魂，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作为社会主义主流文化建设的主题，把以弘扬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培育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作为社会主义主流文化建设的精髓，把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作为社会主义主流文化建设的思想道德基础。社会主义主流文化建设的这四方面内容相互联系、相互贯通、相互促进，是有机统一的整体。在此基础上，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整合多元化的思想文化，发展先进文化，支持健康文化，改造落后文化，抵制腐朽文化。
（3）要大力弘扬主旋律文化，牢牢把握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主旋律文化就是主流意识形态所倡导和推行的文化。即我们的文艺创作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这就代表了主流文化的创作方向和内在要求。在主流文化领域文艺创作的具体表现便是“红色经典”的出版发行。“我们今天许多‘主旋律’的文艺作品都是在红色经典的发展方向上不断延展创新的结果，它是我们的主流文化在艺术领域的标志性本文。”[328]尽管“红色经典”作品不免带有过去时代的痕迹，但它所建构的基本价值观念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革命精神，这种价值观念直到今天依然是我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不可分割的重要内容，不仅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崇高爱国主义精神和真挚的民族情感，使广大人民群众对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产生了高度的心理认同，而且还奠定了他们对中国主流艺术的审美趣味，成为推进我国未来发展的精神根基。主旋律建构的正是这一种文化核心价值观，这一核心价值观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它是衡量与判断事物的终极文化标准。所以，不管是现实题材还是历史题材，不论是农村题材、市民题材还是军事题材，不论是悲剧还是喜剧，不论是重大题材还是非重大题材，作为评判标准的这一文化核心价值观都不能改变。
2.在精英文化勇于担当使命中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精英文化是知识分子阶层中的人文科技知识分子创造、传播和分享的文化，以人文关怀、理想性和超越性为其价值取向。精英文化作为知识分子文化的主要表现形态，在当代中国的社会文化生活中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精英文化在精神上与中国传统的士大夫文化一脉相承，“以天下为己任”，承担着社会教化的使命，发挥着价值规范导向的功能。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为知识分子展示其独立的文化价值提供了机遇，知识分子也为文化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在中国哲学思想、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弘扬、中国文学艺术的繁荣和科学文化教育等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为传播中国文化精神和引入世界先进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精英文化是国家和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在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的进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但是总体而言，精英文化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和市场经济环境下，还远未真正适应这种现实。面对市场逻辑的挑衅，精英逻辑仅有招架之功，却无还手之力；原有的精英文化体制在价值规律的荡涤下陷入土崩瓦解。严肃的交响音乐被轻音乐和摇滚乐所替代；国家一流的芭蕾舞剧院和歌剧院亏损严重甚至连生存都难以为继；艺术故事片的拷贝发行不出去、创下零拷贝的纪录，电影厂不得不弃雅随俗赶时髦；人文科技学术著作和纯文学艺术作品缺少市场、难以正常出版。文化热点已经全面转移：打开电视，收视率最高的往往都是些通俗的小品喜剧和娱乐肥皂剧，大街小巷充斥着灯红酒绿的歌厅舞厅……不容否认的现实是：精英文化正陷入空前的危机。在这种情况下，精英文化自身也开始分化，部分精英文化开始滑向商品化、平面化的大众文化运作，由此加剧了精英文化的思想贫血和精神萎缩，以及整体素质和水平的停步徘徊甚至下滑。[329]与大众文化的“热”相比，精英文化的落寞、冷清、无力尤为凸显，其困境的症状更加惹人注目。①精英意识丢失。以往，人文知识分子精英一直以社会的使命和责任承担者的身份直立于世，营造了容纳终极关怀、价值理想、形而上超越、人文关照等常青树的精神家园。但是，当商品经济成为潮流，裹挟着奇迹般的物质效益满足人们的功利目的时，精神家园的院墙渐渐被经济流浸泡而垮塌，进而淹没精神家园。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精英在突如其来的经济大潮面前惊慌失措、无所适从。特别是当他们发现因自己经济地位下降而失去了民众长久以来仰视的目光时，一种心灵的失重感、不平衡感，原有的那种社会生活的导引者、社会潮流的制造者的优越感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一种从未有过的自卑感油然而生。这种文化自卑感对精英的自信意识最具腐蚀力，被这种感受吞噬心灵的精英难有为天地立心、为民众立言之英气。②精英行动的钝化。精英行动的钝化是指丢失精英意识的文化精英们，对自己的分内之事在行动上表现出的迟滞、犹疑或不作为。一方面，知识分子远离、淡化政治，对政治文化普遍冷漠、疏远，缺乏应有的关怀。这意味着社会的发展缺少理性参与和引导。另一方面，出现对形而上的人文关怀的淡化倾向。功利化和实用性要求使得知识界对智能和真理的追求失去了内在的动力，而哲学的形而上品格主要是人的命运、人的存在方式的终极关怀与思考。在社会生活的急速变动中，原有的精神文化平衡及社会关系被打乱，导致人们产生压抑感、危机感、失落感、空虚感，精神贫乏和思想混乱已成为一种严重的问题。[330]精英文化目前所面临的困境与危机，在一定层面折射了当前中国文化建设所应注意的重大问题。当然，我们在强调和指出精英文化所面临的危机的同时，还应看到解决问题的希望和出路之所在。精英文化对生活意义的思索和追问，尽管在今天仍是少数知识分子的事业，却必定会随着物质文明的进步而被日益增多的大众所理解和接受。
“精英文化的失落并不完全等于全部知识分子的失落。人文知识精英依靠政权用意识形态主导社会的时代结束了，但是知识分子的整体地位并没有动摇。科学技术专家仍是受尊敬的权威，社会科学家也在逐渐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群体，对社会和经济的实际运行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331]在社会转型这个特殊的历史阶段，中国精英文化要勇于担当自己的现代使命，通过对现实社会的积极介入和热切关注来传播社会核心价值观和科学精神，在生活实践中调整自己失衡的心态，从而成为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生力军。基于这一要求，精英文化的现代使命有两个核心点：①通过对民族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扬，重建中国文化的价值系统，重塑现代民族魂，弘扬民族精神，从而使中国文化在走向世界，与世界文化的对话和交流中，真正呈现出自己的价值和魅力，并为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史实践注入持久的文化支撑力。②精英文化要积极投身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历史实践。市场经济的扩张对人们的理想信念、思想道德产生了巨大冲击，引发了“生存意义危机”或“精神迷失”，精英文化应秉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理念，充分发挥“世俗拯救的功能”，修正“经济人”的“最大化行为”，为转型期的人们解决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具备什么样的精神面貌和遵循什么样的道德规范等问题。当代中国的精英文化还要善于从社会实践中汲取营养，善于在解决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的重大现实问题中检验、丰富和发展自己，才能不断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和感召力。值得一提的是，在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的进程中，精英文化勇于承当起社会良知的角色并发出社会公正和正义的呼声，对人类公益事务抱持的强烈人文关怀，必须以解决大众关心的重大的现实问题为突破口，只有这样，理论才能“说服”群众，才能为群众所掌握。
3.在大众文化提升人文精神中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在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勃兴是一道亮丽的文化风景线。从本质上说，大众文化是现代工业社会背景之下所产生的与市场经济和商品社会相适应的一种群众性文化，是以现代信息技术和大众传媒技术的发展为支撑、按商品市场规律去运作的、旨在使大量普通市民获得感性愉悦的日常文化形态。作为一种历史形态，大众文化最早出现在18世纪的西方社会，兴盛于20世纪30年代后的欧美发达国家。改革开放后，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众文化在中国极速膨胀、迅速壮大，改变了中国社会传统的文化格局，成为一种社会主干性文化形态，并且不断向主流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场域急剧扩张。无论是从市场化的程度、流动的范围、受众的人数，还是从对大众的吸引力和所产生的娱乐性方面，都远远超过了其他文化形态，大众文化所固有的快乐原则和交换逻辑也在有力地改变着文化的样态和运作方式，几乎形成了大众文化的霸权，甚至有人断言“中国进入了大众文化的时代”[332]。
大众文化一路高歌猛进，已经广泛渗入到广大民众的日常生活领域，对大众的价值理念和价值选择具有重要影响，有着鲜明的价值引领和价值塑造功能。因此，如何科学评价大众文化在中国当代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正确认识主流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关系，是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一个不容回避的话题。
首先须指出的是，大众文化作为和我国改革开放与社会转型同时出现的一种文化现象，它的产生具有历史的进步性和必然性。正如丹尼尔·贝尔所说：“市场是社会结构和文化相互交汇的地方。整个文化的变革，特别是新生活方式的出现之所以成为可能，不但因为人的感觉方式发生了变化，而且因为社会结构本身也有所改变。”[333]中国大众文化是当代中国市场经济条件下市民（公民）社会成长的伴随物，是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世俗形式。大众文化所蕴涵的工业文化精神、商业文化意识、世俗文化追求，与现代化同步，是对农业文明的超越和批判，是对现代工业文明的企盼和推动。清华大学教授邹广文认为，大众文化对当代中国文化生活的积极作用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①大众文化的出现加速了文化多元化发展的进程。环顾世界，文化的多元化发展是一种历史性潮流，因为不同质地文化的相互对话与交流才能促进文化的真正繁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文化分层也呈加快态势，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都在各自的文化实践中寻找和确立着自己的应有位置。在文化多元的时代，主流文化不再可能像以往那样以一种垄断强迫的方式让大众接受，只能遵从文化发展的规律并通过自己独特的风格去赢得大众。而在这种文化进步中，大众文化功不可没，正是大众文化加快了文化的世俗化进程，并最先显示出其发展的个性——面向百姓，“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追求感性娱乐。②大众文化的追求与当代中国的时代主题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大众文化所体现的快节奏、讲效率、重实际等特点，有利于把人的精神和思想从传统的观念束缚中解放出来；大众文化的普及与传播对于开阔人的心胸和眼界、改变人们的封闭守旧心态，都比其他文化形式有更大的优势。③大众文化在一定层面上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是相吻合的。依照马克思的经济学观点，生产的目的是消费。大众文化以其特定的实践形式对人的感官需要和消费欲望作了一种合理性的肯定，因此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对个体生活价值的一种肯定。它使人们从先前的那种“无我”状态中走出，从“阶级斗争，政治挂帅”的氛围中解脱，第一次感受到个性的自由与价值。尽管这种“个性”的发现与肯定更多地体现于物质实用和感官层面，但这毕竟是人性提升的第一步，而且是十分重要的一步。正是通过这一环节，才体现了全社会的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与精神生活水平的需要。[334]
但大众文化对于当代中国来说，还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事物，在其成长过程中，存在着至少三方面的缺陷。①我国目前的大众文化发展存在着盲目性、低浅性、自发性和过于商品化倾向，致使群众在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形成明显的追逐娱乐和时尚消费的生活方式，甚至形成对时尚的盲从，缺乏真正的文化个性和创造性。②大众文化的过于功利化倾向致使从个人追求到政府行为越来越趋于短期化，偏重于急功近利，主流文化所张扬的崇高和精英文化的秩序失去了往昔震撼人心的力量，现世主义观念、消费主义意识成了世俗社会的价值准则。③感性文化的蔓延导致人们对历史与文化责任的淡化，导致了人文精神和科学理性的稀释。在当代中国的文化语境之中，民众似乎更加注重对于新鲜奇异的社会时尚的追捧，只是追求随意、自适的审美愉悦和精神饕餮。这将会使社会进步缺少恒久的动力。
因此，大众文化在给人们带来文化消费的巨大享受时，也对文化的审美性和深度意义产生消解，导致意义危机、信仰危机、道德危机等文化失范现象，使主流文化逐渐丧失其原有的文化价值统摄的核心地位，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发生深刻的矛盾与冲突。这些矛盾和冲突主要表现为：一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的理性化要求和大众文化的感性刺激的矛盾冲突；二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的弘扬崇高与大众文化追求娱乐的矛盾冲突；三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的主导性要求与大众文化的多样性之间的矛盾冲突；四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的灌输性与大众文化的自发性的矛盾冲突。这些冲突与矛盾，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面临着极为严峻的困境。
在大众文化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主流意识形态不断进入大众文化场域的过程。针对大众文化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带来的困境，其真正的出路在于既要充分利用好大众文化的积极因素，规范大众文化的发展，消除大众文化的负面影响，又要积极用核心价值观引领大众文化，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大众文化融合互动、共同发展的良好局面。唯有如此，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核心的主流文化才能顺利进入大众文化的场域，深深植根于大众文化的沃土，真正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大众话语”。
一方面，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大众文化之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很强的理论性、抽象性和概括性，必须以通俗易懂、喜闻乐见的形式扎根于大众文化沃土中，才能为大众真正接受，才能增强核心价值体系的感染力和渗透力。健康、优秀的大众文化包含着能够启迪人们智慧、引导人们进步、促进人们身心健康的内容。比如，曾经热播的《英雄儿女》《亮剑》等影视剧，入选全国百首爱国歌曲的《歌唱祖国》《我的中国心》和《为了谁》等，都蕴含丰富的教育资源，具有陶冶情操、提升境界的功能，从一个侧面弘扬了真善美、唱响了主旋律，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又如“中国红歌会”，是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大众文化完美结合的典范。“中国红歌会”是江西卫视2006年10月为纪念长征胜利70周年精心策划推出的大型电视活动，一直延续至今。“中国红歌会”不仅抒发了人民革命豪情，弘扬了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也给观众带来全新的视觉、听觉感受，丰富了大众文化，升华了人们的精神境界，把革命精神、爱国主义升华为国民精神，由此可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只有以大众文化的形式寓教于乐，在教育中体现娱乐，在娱乐中启迪人的智慧、陶冶人的情操，才易为公众所接受。
另一方面，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升大众文化的人文精神。一种社会价值观念能够成为该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念必须具备两个品格：一是社会核心价值观念必须体现人文精神的时代特征；二是社会核心价值观念必须赢得社会中大多数人的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体现了当代中国社会的价值诉求和人文精神。针对目前大众文化存在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的倾向，人们注重感官刺激和物质享受、忽视精神追求和道德养成这些与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不相符合的情况，最核心和最关键的就是必须以主流文化引导大众文化，以精英文化提升大众文化，坚持不懈地对大众文化施以人文关怀与人文提升，积极有效地赋予大众文化以尽可能多的精神价值、道德品位、文明素质与思想蕴涵，使大众文化在不断地汲取、扬弃与升华中走向完美与成熟。如，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中央统战部等11个部门联合组织开展的“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和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评选活动，在全社会唱响了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改革开放好、伟大祖国好、各族人民好的时代主旋律，激发了爱国热情，陶冶了道德情操，提升了思想境界，振奋了民族精神，为开展群众性爱国主义教育搭建了一个平台，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一个载体，是用鲜明的价值导向引领大众文化的创新实践。又如，从2002年至今，在全国掀起了“感动中国人物”评选热潮，大众对评选的重视与关注，已使评选活动成为社会热点和民众生活中的大事。中央电视台作为官方主流媒体对活动发起倡导，由民众通过网络投票推选，它的评选结果代表了主导价值观的引导方向，体现了主导价值观对群众价值的引导趋向。“感动中国人物”都来自大众的身边，给人以最真实的信念、力量与感动，如2008感动中国年度人物：自发去汶川灾区救灾、大爱至朴的唐山13位农民，为抗震救灾活活累死的武文斌，汶川特大地震中的中流砥柱——北川县长经大忠，为偏远山区的教育事业撑起了一片蓝天的李桂林、陆建芬夫妇，为中国人圆“太空行走之梦”的神七航天员，用残弱身躯捍卫奥运精神的火炬手金晶等，他们身上都体现了爱国主义、见义勇为、舍己为人、恪尽职守、自强不息、奋勇争先等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335]通过此活动，有力提升了大众文化的人文精神，将大众文化的商业价值与社会价值、艺术价值统一起来，使大众文化在人文关怀与人文素养的提升中健康发展，并使大众文化成为融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宽广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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