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认同

    价值认同是指“人们在自己的社会实践活动中能够以某种共同的价值观念作为标准规范自己的行动，或以某种共同的理想、信念、尺度、原则为追求目标，并自觉内化为自己的价值取向”[336]。它包含价值评价、价值选择和价值整合等环节。价值认同在价值心理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调节着价值认知过程和价值行为，是从价值观念向价值行为转化的关键环节。增进价值认同要注重与强化利益认同和榜样认同相结合。一方面，价值认同要以利益认同为内驱力。马克思指出：“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337]“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338]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活动，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围绕着利益展开的选择。价值活动更是如此。任何价值观的形成和变化，都是受需要或者利益驱动的。只有那些符合自己利益或需要的价值观，才能被人们所肯定、认可和接受。因此，在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的进程中，党和国家要始终把满足人民群众的多层次、多方面需要作为各项工作的出发点，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为现实价值目标，以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理想价值目标，把引领社会思想意识同解决群众关心的利益问题结合起来，坚持以人为本，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让群众切实感受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大实践价值，并在价值情感升华中认同它，把它由衷地转化为自己的坚定信念、价值追求。另一方面，价值认同要以榜样认同为外推力。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俗话说：“说一千道一万，不如干来看一看。”榜样对人具有感染、引导、激励、调节等作用，其人格感召力、情感共鸣力和行为带动力可引发公众产生尊崇心理，进而学习和仿效。榜样教育同其他价值教育形式相比，其最大优势在于榜样这一价值载体的可亲性、可敬性、可信性和可学性，引人注意，易于模仿，即榜样将抽象的价值观和鲜活生动的人性有机结合起来，并通过在现实生活中可观可感的具体行为事例对人产生深远影响。为此，要积极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和引领作用，善于将真理人格化，给人以精神鼓舞和情感感染，进而增进群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

    一 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中增进价值认同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思想和重大任务，从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由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扩展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不仅符合中国社会的发展规律，而且体现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目标、国家的发展、民族的振兴与人民群众个人幸福的有机结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相结合而形成的体现人民利益要求的基本价值诉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蕴涵的现实价值目标，也是群众价值情感升华的根本保证。

    1.在促进共同富裕中增进价值认同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社会追求的一种基本价值向度。正如马克思所言：“‘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339]作为意识形态范畴的价值观不能脱离客观的物质利益而存在。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抛开现实的经济利益，抽象地、一般地讨论价值观，不仅不会建立起符合实际需要的新价值观，反而会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因此，价值目标首先必须反映人民的经济利益要求，体现社会主义本质，从而与封建主义价值观和资本主义价值观在本质上区别开来。邓小平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反思社会主义历史，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审视什么不是社会主义，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首次提出“社会主义本质”的思想，用“共同富裕”划清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根本界限，同时也把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和价值追求统一起来。

    由于种种原因，在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在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经历了许多曲折和失误，使人民的生活水平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深刻总结以往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教训，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基本理论问题作了深邃思考。他指出：“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340]在不同场合他总是强调：“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341]“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342]邓小平将贫穷与社会主义断然区别开来，把摆脱贫困作为改革开放的逻辑起点。与此同时，他把共同富裕视为改革开放的目标取向。为此，他指出：“我们实行改革开放，这是怎样搞社会主义的问题，作为制度来说，没有社会主义这个前提，改革开放就会走向资本主义，比如说两极分化。”[343]“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总之，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344]在这里，邓小平十分明确地提出“共同富裕”这个概念，并且把“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基本目标和根本原则确定下来。1990年12月，他又一次强调共同富裕的问题，语重心长地指出：“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在邓小平看来，实现共同富裕是判断改革开放是非得失的最终标准，是检验社会主义建设成败的根本标志。生产力落后不是社会主义，但有了经济发展而不能实现共同富裕，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仍然有可能失败。从这个意义上说，实现共同富裕是邓小平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所提出的中心命题。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实践的深入，我们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逐步搞清楚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达到了升华。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论断：“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345]这一科学概括，反映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反映了人民的利益和时代的要求，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了新的科学水平。

    邓小平不仅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基本原则、本质要求以及判断改革开放政策成败的最终标准，而且也指出了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新中国成立后一段时间，我国实行平均主义的政策，片面强调全国各地在同一时间达到共同富裕，误以为共同富裕是同步富裕，最终实践证明平均主义只能导致共同贫穷，共同富裕也不能同时、同步实现。立足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邓小平以非凡的勇气和魄力创造性地提出“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富”的科学构想。他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346]“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然而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347]在邓小平看来，实现共同富裕不是同步富裕和平均富裕，而部分地区、部分单位、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348]。改革开放以来，这种“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人和地区共同富裕”的先富帮后富的非均衡的发展思路和模式，使人民生活总体达到小康水平，综合国力大为提升，共同贫穷的面貌逐步得到改变，先富政策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发展的成就证明，我们走的先富帮后富的非均衡发展之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呈现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同时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趋势还未根本扭转，城乡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还有相当数量，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难度加大；协调发展取得显著成绩，同时农业基础薄弱、农村发展滞后的局面尚未改变，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任务艰巨”[349]。为此，十六大以来我们党坚持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使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开始转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开始了一个新的发展取向：由“先富”到“共富”的转变。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更是明确提出要实现从“国富”到“民富”的转变，这意味着国家将完善收入分配格局提升到更重要的战略高度。从长远看，这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重大战略转变。推动科学发展，实现共同富裕，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是民之盼党之责，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已成为党和政府制定大政方针的坐标和奋斗目标。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更是从精神上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支撑。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就是要树立共产主义信仰、坚定社会主义信念，推动社会主义发展，最终实现共同富裕。邓小平提出的“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的世纪课题被提到了治国理政的重要议程并正被逐渐破解。全体人民必将在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中不断增进价值情感。

    2.在推动政治民主中增进价值认同

    民主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成果，也是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要求。其丰富的价值意蕴在于维护人的尊严，保障人的权利，提供、维护、保障这种与尊严和权利相适应的制度安排，从而促进社会的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价值尺度，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350]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则进一步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民主执政价值观。

    （1）民主是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题中应有之义。民主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中具有重要地位。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是在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批判和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剖析过程中创立起来的。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产阶级民主作为资本主义的国家制度是伴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而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诚如马克思所言：“民主制是君主制的真理。”[351]资产阶级民主作为一种区别于君主制的国家形式，是对君主制的否定。它用议会制代替君主制，用选举制代替世袭制，用任期制代替终身制，用制约机制代替独断机制，如同资产阶级第一次把生产的社会化带入人类的经济生活一样，资产阶级也第一次把近代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带进了人类政治生活，因而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大进步。马克思、恩格斯在肯定资产阶级民主具有历史进步性的同时，也指出资产阶级民主的实质无非是资产阶级专政，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专政。“我们在那里却看到两大帮政治投机家，他们轮流执掌政权，以最肮脏的手段来达到最肮脏的目的，而国民却无力对付这两大政客集团，这些人表面上是替国民服务，实际上却是对国民进行统治和掠夺。”[352]为此，他们对无产阶级争取民主权利极为重视，在《共产党宣言》中谈到无产阶级的解放时说：“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353]这就是说，无产阶级革命的首要任务是必须通过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国家制度，使自己成为政治上的统治阶级，成为享有充分民主权利的统治者阶级。列宁在领导俄国人民夺取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中，高度重视民主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列宁认为，民主对社会主义是非常重要的。他在1916年所写的《论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一文中提出了著名的论断：“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这包括两个意思：①无产阶级如果不通过争取民主的斗争为社会主义革命做好准备，它就不能实现这个革命；②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实行充分的民主，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胜利，并且引导人类走向国家的消亡。”[354]所以，对无产阶级而言，民主是实现社会主义、巩固社会主义、消灭国家、实现共产主义的手段和途径。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以争取和实现人民当家做主为己任，并为此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在回答民主人士黄炎培提出的历史周期律问题时，就指出我们已经找到一条新路，这条新路就是民主。新中国开辟了中国历史上人民当家做主的民主新纪元，实现了从几千年来封建专制统治到人民当家做主的历史性转变。毛泽东强调：“我们的这个社会主义的民主是任何资产阶级国家所不可能有的最广大的民主。”[355]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把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推进到一个新时期，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论断。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大思想，并把它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进一步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把民主法治作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党的十七大报告更是指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356]把人民民主提到社会主义生命的高度进行论述和强调。总之，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包含着对民主价值的追求和向往。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就必须将民主作为核心价值之一来确认。

    （2）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价值追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近现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由之路和必然选择。近现代中国无数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所追求的就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剥削，掌握自己的命运，实现人民当家做主。民主的实质是人民当家做主。虽然随着政治思想的不断演进和流变，民主的含义、内容和形式逐渐变得复杂起来，出现了代议民主与直接民主、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多元民主与协商民主等，但其基本含义并没有变，那就是建立的是人民的政权和按照人民意愿进行的社会治理。从古希腊雅典时期的民主政治实践开始，民主制度的形式虽然历经变革，但其所张扬的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治理念却一如既往。“五四”运动以来，“科学与民主”精神成为近现代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弥足珍贵的政治观念。中国近现代社会政治生活的主旋律之一，恰恰正是追求人民掌握自己命运的权利。中国共产党在这样的社会历史进程中所高擎的社会主义大旗，正是以实现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为目标指向和价值追求的。中国共产党是以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宗旨的政党，在革命战争年代努力的目标是求得人民的解放，建设人民自己掌握命运的国家政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过程中，其目标是要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代表人民执政，带领人民群众掌握国家政权，必然全力以赴地支持人民当家做主，并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从而努力实现人民的利益和意愿。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归根到底就是更好地实现人民的当家做主，更好地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民主恰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最核心的价值体现。

    （3）民主是时代精神的重要内容。民族精神是一定社会时代精神的基础和源泉，时代精神是民族精神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体现和延续。随着我们党领导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不断发展，在新的实践基础上形成了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伟大时代精神。这个时代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它内在地包含着追求民主的意识和精神、注重平等的意识和精神与崇尚法治的意识和精神等时代价值观。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为适应振兴中华的新需求而产生的，它同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在本质上是相合拍、相裨益的。把弘扬民族精神和弘扬时代精神贯通起来，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必然要求。当前和今后，必须紧紧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鲜明主题，把时代精神所提供的民主意识资源，适时充实到民族精神宝库中去，不断为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增进其当代性，增强其感召力。

    （4）民主是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内在要求。社会主义荣辱观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解决的是人们行为规范的问题。它旗帜鲜明地指出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应当坚持和提倡什么、反对和抵制什么，为全体社会成员判断行为得失、作出道德选择、确定价值取向，提供了基本的价值准则和行为规范，从而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落到实处有了依托，人们践行有了遵循。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对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全面系统、准确通俗的表达，进一步体现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结合，使法律与道德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为实现人民当家做主提供有力的道德支撑，使追求民主成为人民群众基本的价值准则。

    民主愈发展，社会主义就愈有生命力，而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的水平也就愈能够得到提升。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发展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既是对人民民主价值和发展规律的深刻揭示，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向群众充分展示其理论魅力的必然要求。

    3.在推进以文化人中增进价值认同

    伴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推进以文化人，就是必须以高度的时代使命感和责任感，更加自觉、主动地推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更好的精神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把积极的人生追求、高尚的情感境界、健康的生活情趣传递给人民，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让人们在共享文化发展成果中受到鼓舞、得到陶冶、获得启迪，使人们漂泊躁动的心灵重归健全的精神家园，让社会成员的精神生命自由健康地成长。

    （1）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统领和支配文化建设，坚持正确的价值导向。任何一个社会都存在着多种文化体系、多种文化类型和多种文化层次。这一方面反映了文化的丰富与繁荣，另一方面又表现了文化的多种发展途径，表达着多种价值取向。正如马克思所说：“在不同的财产形式上，在社会生存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的，表现独特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357]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必然会带来思想的多样化、文化的多元化。这就需要对多元文化的发展进行必要的价值导向。所谓价值导向，实际上是指一个社会在文化建设与发展的方向上坚持一元化的价值方针，提倡并只容许有一种思想文化作为人们生活和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大力弘扬主旋律。在当代中国，主旋律从精神层面上来讲，最根本的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制度在价值层面的本质规定，是社会主义内在精神的根本体现，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在所有社会主义价值目标中处于统摄和支配的地位。为此，在推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过程中，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价值导向，以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要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强对创作思想和创作选题的引导，推出更多深受群众喜爱、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相统一的精品力作，使精神文化活动和产品更能体现主流意识形态、体现社会进步要求、唱响时代最强音，坚决抵制庸俗、低俗、媚俗之风，为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撑。

    当然，坚持文化建设上的价值导向，并不意味着在文化建设与发展上只容许有一种思想文化存在，不允许任何其他思想文化的存在。实际上，所谓“导向”只是一种引导、劝谕，而绝不是一种限制或命令。它充分承认人们在现实生活和思想文化上的各种差异，承认人们人生观和价值观上的多样性和层次性，并针对这种多样性和层次性的实际状况对人们进行适当的教育与引导，以使这种价值导向逐渐深入人心，真正成为全社会的指导思想。因此，文化建设要适应社会生活日趋丰富多彩、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日趋多样多变的客观现实，在坚持弘扬主旋律的前提下，要认真贯彻“双百”方针，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充分发扬民主，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充分讨论，在艺术发展上提倡不同品种和业态的积极创新，使社会主义文化百花园更加绚丽多彩。

    （2）大力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协调发展，最大限度地满足群众需求。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是文化建设的根本任务。随着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城乡居民文化需求越来越旺盛，文化消费进入了快速增长期。从总体上看，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体现人民群众文化权益的基本文化需求，另一部分是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文化需求。现阶段，基本文化需求主要包括读书看报、听广播看电视、进行公共文化鉴赏、参加公共文化活动等。在农村，考虑到过去的传统，每个月为农民免费放映一场电影也属于这个范畴。除此之外，就属于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文化需求。为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在文化建设中必须科学定位政府职责和市场功能，明确文化建设的基本思路，推进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协调发展。

    其一，要积极扶持和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基本文化需求。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需求，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群众必须得到保障的基本文化权益。扶持和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建立覆盖全社会的比较完备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实现和维护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的主要途径。要坚持以政府为主导，加大财政对公益性文化事业的投入力度，鼓励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公益性文化建设，拓宽服务渠道，健全服务网络，不断提高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能力。要积极发展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学艺术事业，重点扶持党和国家重要新闻出版单位和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扶持体现民族特色和国家水准的重大文化项目和艺术院团，扶持重要文化遗产和优秀民族民间艺术的保护工作，扶持老少边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文化发展。要统筹城乡、区域文化发展，着力加强基层文化设施建设，优先安排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文化项目，切实抓好广播电视“村村通”、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农村电影放映、电视进万家、农家书屋等重大公共文化服务工程，着力解决基层特别是农民群众看书难、看戏难、看电影电视难的问题。[358]要大力推动公共博物馆、纪念馆、美术馆、文化馆、图书馆、青少年宫、科技馆、群众艺术馆以及基层文化活动中心向全社会免费开放，提高公益性文化单位服务群众的能力和水平。要推动政府通过购买文化产品的方式在特定时段、以特定内容、向特定群体提供公共文化服务，同时要继续开展“三下乡”“四进社区”“送欢乐下基层”等文化惠民活动并不断规范，丰富基层群众的文化生活。[359]目前我国已初步形成以大型公共文化设施为骨干、以社区和乡镇基层文化设施为基础的城乡公共文化服务网络，为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基本文化需求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其二，要大力推动经营性文化产业发展，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方面、多样性的精神文化需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越来越成为人们进行个性化文化消费、满足多样化文化需求的主要途径。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大力发展经营性文化产业，进一步繁荣文化市场。要大力发展文化创意、影视制作、出版发行、印刷复制、广告、演艺、娱乐、文化会展、数字内容和动漫等文化产业，不断壮大我国文化产业的总体实力。要培育各类自主经营、自我发展的合格市场主体，这是文化产业的基础。要加快构建和培育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建立门类齐全的文化产品市场和文化要素市场，繁荣城乡文化市场，培育大众性文化消费市场，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要积极鼓励广大文化工作者创作更多群众喜闻乐见的精品力作，鼓励国有或国有控股文化企业积极开发市场、占有市场，发挥骨干作用，鼓励非公有制文化企业积极提供多样化的文化产品和服务，提高供给能力，努力满足不同地域、不同层次、不同群体、不同年龄群众丰富多彩、健康有益的文化需求。[360]

    其三，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努力做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有机统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产品既有教育人民、引导社会的意识形态属性，也有通过市场交换获取经济利益，实现再生产的商品属性、产业属性、经济属性。准确把握“两种属性”的关系，要求我们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两个效益”即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不论是公益性文化事业，还是经营性文化产业，都要突出以文化人的功能。每个国家、每个民族、每个人都要有精神支撑，因此要充分发挥文化陶冶情操、凝聚力量、提振信心、鼓舞士气的重要功能。公益性文化事业、经营性文化产业，只是文化形式的差别、载体的不同，而承载的精神即文化的灵魂应是一致的，那就是必须以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己任。因此，文化建设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把社会效益摆在首位。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就是要追求社会效益的最大化，不搞产业化，但也要在内部引入激励机制，改善服务。发展经营性文化产业，就是要在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的前提下，努力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有机统一，当经济效益同社会效益发生冲突时，经济效益要服从社会效益。[361]

    （3）努力整合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两种资源，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具有鲜明的民族特性，在世界各种文明中独树一帜。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必须始终保持对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坚持以中华优秀文化传统为根基，以外来健康有益文化为补充，大力繁荣发展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优秀文化，不断增强中华文化的魅力和生命力。

    其一，要精于挖掘和弘扬传统文化中的有益思想价值。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的发展，都是在既有文化传统基础上进行的文化传承、变革与创新。如果离开传统、割断血脉，就会迷失方向、丧失根本。我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经过数千年的积淀和发展，已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记忆和中华文明特有的文化基因，也是今天弘扬中华文化的宝贵财富和资源优势。以礼敬自豪的态度对待我们的优秀文化传统，努力在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铸造中华文化的新辉煌。要按照古为今用的原则，对丰厚的传统文化进行科学梳理、深入挖掘，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得以传承并不断发扬光大。要广泛开展传统文化的宣传教育，充分发挥民族传统节日的文化传承功能，组织丰富多样、健康有益的民间民俗文化活动，让更多的人了解传统文化，喜爱传统文化，成为优秀传统文化的承载者、传播者。要加强对各民族文化的挖掘和保护，重视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做好文化典籍整理工作，切实保护好中华民族文化瑰宝，使之代代相传、荫泽后人。[362]

    其二，要善于吸收和借鉴世界各民族优秀文化成果。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都有自己的优势和长处，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学习和借鉴是文化发展的必要条件。中华文化胸襟博大、海纳百川，因兼收并蓄而丰富多彩，因博采众长而永葆活力。在日益开放的当今时代，文化的繁荣发展更离不开同世界各种文明的对话。要积极适应世界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的新趋势，着眼于中华文化的长远发展，以更加自信的心态、更加开阔的视野，吸纳百家优长、兼集八方精义，使中华文化不仅植根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而且符合世界发展进步的潮流。学习借鉴不是盲目模仿、照抄照搬。要从我国文化发展的现实需要出发，对外来文化进行具体分析，以我为主、为我所用、择善而从，既大胆吸收借鉴一切有利于我国文化建设的有益经验和优秀成果，又始终坚持自己的理念、信念和原则，有效抵制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蚀，使世界优秀文化成果更好、更充分地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

    （4）深入推进文化改革创新，增强文化发展动力。“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363]“必须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的要求，结合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积极进行文化创新。”[364]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更是特别强调要“推进文化创新，增强文化发展活力”[365]，指出要“在时代的高起点上推动文化内容形式、体制机制、传播手段创新，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是繁荣文化的必由之路”[366]。这也是切实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必由之路。

    其一，要积极推动文化内容形式创新。当前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呈现出多层次、多方面、多样性的特点，审美情趣、欣赏习惯、评价标准等与过去相比有了较大的不同。必须准确把握社会文化生活的新特点和人民群众的新期待，在内容上、形式上进行积极探索和大胆创造。要深入改革开放第一线，深入经济建设最前沿，深入人民群众日常生产生活，真实表现普通群众的喜怒哀乐，热情讴歌普通群众的精神风貌，使精神文化产品更能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要善于运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文化产业，运用电子出版、数字影视、网络传输等现代技术催生新的文化业态，大力发展文化创意、文化博览、动漫游戏、数字传输等新兴产业，实现题材、品种、风格和载体的极大丰富，使文化对人民群众更具吸引力与感染力。

    其二，要积极推动文化体制机制创新。改革是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根本途径。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文化建设之所以能赢得新的进步、开创新的局面，得益于文化体制改革的扎实推进。解决制约文化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关键还是要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体制机制创新。首先，文化体制机制创新的关键是要正确处理好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和产业属性。要对文化领域的不同行业和单位进行科学分类、区别对待，按照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不同属性和特点，进行事业体制和企业体制的不同的制度设计，实行不同的管理和治理。要按照“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改变政府对文化单位大包大揽的状况，促使各类文化单位根据不同性质采取不同的组织形式，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总体要求。要加强和改进宏观管理，探索建立新形势下党委领导有力、政府管理有效、调控适度、运行有序的宏观管理体制。其次，文化体制机制创新的重点环节是增强微观活力。要构建以公有制为主体前提下的多元并存的文化所有制结构，积极推动文化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降低文化市场准入门槛，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让一切社会资本的活力在文化领域竞相迸发。

    其三，要积极推动文化传播手段创新。传播决定影响。文化的影响不仅取决于内容是否具有独特魅力，而且取决于是否具有先进的传播手段和强大的传播能力。当今信息社会，谁的传播能力强大，谁的文化理念和价值观念就能广为流传。因此，在今天的信息时代里，必须花大力气拓展传播渠道，创新传播手段，加快构建传输快捷、覆盖广泛的文化传播体系，使我国文化传播能力有一个大的提高。要把提升主流媒体影响力作为战略重点，遵循传播规律，不断改进创新，努力形成强大的舆论力量。要站在科技发展的最前沿，充分运用先进技术手段改造传统生产经营和传播模式，推进图书报刊出版、广播影视制作技术升级，不断丰富文化的生产方式与表现形式，增强文化产品的表现力、吸引力和影响力。要充分认识互联网在文化传播方面的巨大潜能和不可估量的影响，高度重视互联网的建设、运用和管理，把发展中国特色网络文化作为推动文化建设的新引擎，努力使互联网成为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新阵地、公共文化服务的新平台、人们健康精神文化生活的新空间。

    4.在实现社会和谐中增进价值认同

    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不是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价值观念是人们对事物价值的认识、评价和反映，属于社会意识范畴。依据唯物史观，人们对某一事物的评价最终是由其所处的经济社会地位所决定的，即自身经济社会地位和实际生活状况决定其生活态度和价值取向。人们总是站在经济和社会地位去判断是非，选择自己的行动，形成自己的价值观。因此，人们在多大程度上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关键取决于人们自身经济状况和生活状态。民生主要指的就是民众的基本生存和生活状态，以及民众的基本发展机会、基本权益保护的状况。它与人们的幸福安康息息相关。为此，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要与改善民生、实现社会和谐紧密结合在一起。

    当前，我国已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这种空前的社会变革，在给我国改革发展进步带来巨大活力的同时，也必然带来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目前，我国社会总体上是和谐的。但是，也存在不少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特别是教育、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安全生产和社会管理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民生问题比较突出，“上学难”“就业难”“养老难”“看病难”“购房难”等民生呼声不绝于耳。日益凸显的民生问题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解决，就会消解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动摇群众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影响群众创造精神和创造活力的充分迸发，损害群众的正义感和荣辱心，最终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失去现实土壤。因此，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大众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必须关注民生，倾听民意，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积极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形成和谐社会人人共享的生动局面。

    （1）在实现学有所教中增进价值认同。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必须坚持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一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发展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人，提高全体国民素质，包括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身体素质、心理素质和劳动技能素质。特别要切实加强德育工作，把思想道德素质放在首要位置，促进学生养成良好的思想品德和行为习惯，做一个全面发展的人。二要优化教育结构。要坚持按照教育发展规律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优化教育资源配置，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加快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提高高等教育质量，重视发展学前教育，关心特殊教育，形成各级各类教育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良好格局。三要推进教育改革创新。要着眼于构建现代国民教育体系，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大力实施素质教育。关键是要更新教育观念，改进人才培养模式，深化教学内容和方式、考试招生制度、质量评价制度等改革，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特别要推进教育教学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的紧密结合，使学生得到主动的、生动活泼的发展，注重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创造能力和就业能力、创业能力。四要坚持教育公益性质。教育是关系社会公共利益，对全体国民、对国家和民族现在和未来具有重大影响的公共事业，政府负有义不容辞的重要责任，必须加大财政对教育投入，规范教育收费，健全公共财政投入和保障机制，为全体国民提供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和条件。要扶持贫困地区、民族地区教育，健全学生资助制度，保障经济困难家庭子女、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鼓励和规范社会力量兴办教育。推动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还必须全面提高教师队伍特别是农村教师素质，把广大教师的积极性、创造性更好地发挥出来。

    （2）在实现劳有所得中增进价值认同。就业是民生之本、安国之策，是保障和改善人们生活的重要条件，是实现“劳有所得”的关键途径。就业形势严峻是我国今后较长时期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因此，必须把扩大就业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位置。一要千方百计增加就业岗位。坚持发展经济与促进就业互动，以发展促进就业。扩大就业规模，改善就业结构。这就需要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服务业和各类中小企业，发展有利于扩大就业的新行业、新产业，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推进小城镇建设和加快县域经济发展，尽可能多地增加就业岗位。二要鼓励自主创业、自谋职业，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这是解决就业问题的一个重大方针。创业不仅是创业者自己实现就业，还可以通过发展多元化创业主体和多种创业形式，带动更多的人就业。要完善支持自主创业、自谋职业的政策，运用财税、金融政策，增加融资渠道，放宽市场准入限制，加强技能培训和信息服务，积极培育创业主体，使更多劳动者成为创业者，推动创业型社会建设，扩大就业容量。三要推进就业体制改革创新。要统筹城市就业和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培育和完善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人力资源市场，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健全覆盖城乡的就业服务体系。要完善面向所有困难群众的就业援助制度，及时帮助零就业家庭解决就业困难。积极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鼓励和引导大学生面向农村、面向基层就业。四要规范和协调劳动关系。依法维护劳动者权益，发展和谐劳动关系。要依法规范企业行为，认真实施工时、休息休假、最低工资、女职工和未成年工劳动保护等方面的标准，继续完善和落实有关农民工待遇的政策。国家为解决农民工问题已制定了平等就业、工资支付、劳动保护、社会保障、子女上学等政策，都应认真加以落实。要加强劳动执法监督，特别要解决好非法用工、超时加班、劳动条件差等问题。

    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是实现“劳有所得”的制度支撑。为此，必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整顿和规范秩序，加快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一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进一步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这是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相适应的分配制度，目的在于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以造福人民。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二要逐步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提高这“两个比重”，是对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重要调整，有利于理顺国家、企业和个人三者的分配关系，有利于增加广大劳动者收入，维护劳动者权益，也有利于合理调整投资与消费关系，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健康发展。三要加大个人收入分配调节力度，合理调整收入分配格局。总的原则是“提低、扩中、调高、打非、规范”。“提低”就是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要强化支农惠农政策，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和支付机制，逐步提高扶贫标准、最低工资标准和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使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者收入随着经济发展逐步较多地增加。“扩中”就是努力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进入中等收入者行列。“调高”就是切实对过高收入进行有效调节。要正确运用税收手段，使过高收入者的一部分收入通过税收等形式由国家集中用于再分配。“打非”就是坚决取缔非法收入。要严格执法，对偷税漏税、侵吞公有财产、权钱交易等各种非法收入依法取缔和惩处。“规范”就是规范垄断行业的收入，引入竞争机制，消除垄断性利润；同时规范垄断性企业资本收益的收缴和使用办法，合理分配利润。总之，要通过改革和发展，扩大转移支付，强化税收调节，创造机会公平，整顿分配秩序，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防止两极分化，使全体社会成员“劳有所得”。

    （3）在实现病有所医中增进价值认同。健康是国民素质的重要体现，是人全面发展的基础，关系千家万户幸福。多年来，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取得了显著成就，但与人民群众对医疗卫生的需求仍然差距较大，“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依然存在。因此，要加快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服务的目标。总的原则和要求是：坚持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坚持预防为主、以农村为重点、中西医并重，实行政事分开、管办分开、医药分开、营利性和非营利性分开，强化政府责任和投入，完善国民健康政策，鼓励社会参与，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公共卫生体系、医疗服务体系、医疗保障体系、药品供应保障体系，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医疗卫生服务。这是我国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建设的基本框架和主要目标。要围绕这个框架和目标，加快推进医疗卫生事业改革和发展。一是要加强农村三级卫生服务网络和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深化公立医院改革；二是要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保证群众基本用药；三是要加强医德医风建设，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四是要提高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能力。

    （4）在实现老有所养中增进价值认同。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历来被称为人民生活的“安全网”、社会运行的“稳定器”和收入分配的“调节器”，是国家的一项重要社会制度，是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目前我国已经进入了人口老龄化社会。因此，健全城乡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已迫在眉睫。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一是要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强化保险基金统筹部分征缴，逐步做实个人账户，积极推进省级统筹，基金征缴是扩大社会保险基金的主渠道，要做到应收尽收；二是要加快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以“严进宽出”为原则，确保养老保险基金收支基本平衡；三是有条件的地方要探索建立多种形式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四是农村养老保险要继续清理规范，稳定参保队伍，建立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实施办法和组织实施农民工养老保险办法。

    （5）在实现住有所居中增进价值认同。“安居”是中国百姓千百年的愿望。在现代社会，住房除了具有商品的一般属性以外，还是一种社会基本保障品。“住有所居”是公民的天赋权利，也是当前人民群众十分关注的焦点问题，应当把解决住房问题摆在重要位置。为此，一是要合理调整公房租金，取得国家、企业、个人承受能力的平衡点，有效刺激买房消费；二是要改革金融体制，调整信贷结构，广泛而有效地筹集和融通资金，建立一套科学的结算办法，进行相应的金融体制配套改革；三是要加强房产市场管理，建立健全的房产交易机构，并置于当地政府主管部门的管理和监督之下，严禁非法买卖，投机倒把，牟取暴利；四是要积极组织公有住房出售，推动职工个人购买住房，把群众的购买力引导到改善居住条件上来，以便通过国家、企业和职工的共同努力，加快解决住房困难；五是要加快建立适应全体居民需要的多层次住房保障体系，特别要健全廉租住房制度。廉租住房制度是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重要制度，要合理确定廉租住房保障标准，健全廉租住房保障方式，加大廉租住房建设力度，为低收入群体提供住房保障，进一步解决民生问题。

    当前除了要重点解决教育、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问题外，还有社会管理、安全生产和食品安全等民生问题也亟待解决。只有通过一系列民生问题的切实解决，才能把社会核心价值体系与群众的现实利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才能使群众从情感上认同党的主张，在共享发展成果中更加自觉地接受和奉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从而不断夯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的群众基础。

    二 在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和引领作用中增进价值认同

    先进典型或者榜样是一定社会核心价值观的人格化，存在于社会现实之中，来自于广大群众之中，有着坚实的社会基础，是有血有肉、有追求、有情感的活生生的个人或群体。他们的思想行为和模范事迹承载着一定社会主流价值观的价值取向，体现着一定社会所要求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是看得见的哲理。英国人文主义者罗·阿谢姆说：“一个榜样胜过书上二十条教诲。”英国教育家洛克说：“没有什么事情能像榜样这么温和而又深刻地打进人们的心里。”运用先进典型进行价值观教育，生动形象，说服力强，容易使人们与先进典型产生情感共鸣，在耳闻目睹先进典型事迹中获得启迪，在接受先进典型的感染中自然而然地尊崇、认同一定社会的核心价值观。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中，先进典型在价值观教育中的作用历来备受重视。古今中外都十分重视和推崇先进典型示范和教化的力量，注重按照一定的核心价值观树榜样、立典型，以此来理顺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可以说，依靠先进典型的示范和引领作用，把一定的核心价值观内化为人们的信念、行为和习惯，是进行价值观教育的有效方法，也是价值观教育的一条基本规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中国共产党的历代领导人始终重视先进典型的示范和引领作用，都给予过重要阐述，不断丰富和发展榜样教育的思想，这些思想为人们科学地理解和分析榜样教育提供了可靠的理论基石。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虽然没有专门论述“榜样教育”的著作，但是在他们的著作中对榜样教育的基本问题作出了许多精辟的阐述。总体而言，马克思、恩格斯最大的贡献在于：他们所创立的辩证唯物论为我们开展榜样教育提供了全面而坚实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人学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从哲学上对人所做的最高层次的思考，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67]。“现实的人”是马克思人的发展学说的出发点，也是榜样教育的基础和前提。马克思认为，现实的人是指不同历史阶段以及同一历史条件下，在生产关系中处于不同地位的群体和个人。由于现实的人是处于一定的具体的现实的社会关系之中，因此，它反映了人的本质的现实性和差异性。人的现实本质的差异又决定了人的多样性和人的思想道德水平的多层次性。[368]马克思关于“现实的人”的科学论述告诉我们，人的思想道德水平是存在差异的，具有发展的不平衡性，这是一种客观存在，也是榜样和榜样教育具有价值的基础，或者说，榜样教育的可能性正是基于人的思想道德水平发展不平衡的客观存在。而榜样教育为解决人的思想道德发展不平衡提供了现实途径。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不仅从理论上为深刻理解榜样教育奠定哲学基础，而且还从实践上丰富榜样教育理论的内容。在对工人群众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肯定了领袖的榜样示范作用，并强调了领袖发挥作用的原因在于其内在的感召力，即“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的威望不是靠权力支撑的，也不是靠自吹自擂说大话来达到的，而是因为他思想先进、行为正确、意志坚定，能够带领无产阶级争取解放斗争的胜利，受到人们心悦诚服的拥护和支持形成的”[369]。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榜样教育思想，充分肯定了榜样教育的价值，指出“多用行动少用言语来进行宣传。要知道，现在用言语既不能说服工人，也不能说服农民，只有用榜样才能说服他们”[370]。并在此基础上对榜样教育问题进行了多层面的理论阐释。列宁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仅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更需要榜样教育运用具体、形象化的榜样来推动，强调“在政权转到无产阶级手里以后，在剥夺了剥夺者以后，情况就根本改变了，而且，如一些最著名的社会主义者多次指出过的那样，榜样的力量第一次有可能表现自己的广大影响。模范公社应该成为而且一定会成为落后公社的辅导者、教师和促进者”[371]。对于如何发挥榜样的作用，列宁指出：“模范工作是培养工作人员的园地，是可供仿效的榜样，有了这种榜样，仿效终究是比较容易的事，何况我们又能给以帮助，使这种榜样在各地能够而且必须得到广泛的‘仿效’。”[372]进一步指明了榜样具有培养人的价值、易于仿效的特点和能够对社会产生广泛影响的现实意义。

    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程中，党的历代领导人十分关心和重视榜样教育，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榜样教育的重要思想。这些思想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榜样教育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又是对我国榜样教育实践的经验总结，包含了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凝聚的集体智慧。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杰出代表，毛泽东高度重视榜样教育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代表党中央赞誉全国所有的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称赞他们“是全中华民族的模范人物，是推动各方面人民事业胜利前进的骨干，是人民政府的可靠支柱和人民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373]，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向他们学习。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党所面临的形势、任务发生了急剧的变化，针对强迫、搞运动、搞争论的方式已经不合时宜，邓小平同志强调：“用干得早的和干得好的示范效应带动其他人和地区跟上来，带动大家一起领会和接受党的各项方针和政策。”[374]他还明确指出：“全国各民族、各地区、各工业部门的职工群众中都涌现了一批劳动模范和革命骨干，他们至今还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和团结的核心。”[375]他同时号召广大干部群众向模范人物学习，“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共产主义新人”。在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进程中，江泽民同志强调指出：“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介绍先进模范人物的成长道路是一个好经验，是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好方法。我们的人民中间，工人和农民中间，知识分子中间，有千千万万个先进典型，他们是我们民族的优秀分子，在他们的身上体现着我们的民族精神，体现了民族的希望。我们要以先进模范人物为榜样，把我们的工作推向前进。”[376]“要在全社会始终倡导和保持学习先进、争当先进的良好风尚，让先进模范人物的崇高精神发扬光大、代代相传。”[377]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准确把握世界发展趋势，深入分析我国现阶段国情的基础上，更加重视发挥榜样教育的社会和政治功效。胡锦涛同志在2005年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指出：“一代又一代先进模范人物，以自己的实际行动铸就了爱岗敬业、争创一流，艰苦奋斗、勇于创新，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伟大劳模精神，用自己的辛勤劳动谱写了如歌如泣的动人赞歌，充分展示了中华民族顽强拼搏、自强不息的崇高品格，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时代风貌。”[378]2007年5月4日胡锦涛同志致信中国青年群英会时强调：“学习和弘扬青年英模的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激励全国广大团员和各族青年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努力奋斗，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希望全国广大团员和各族青年牢记党和人民的重托，自觉担负起时代的重任，以英雄模范为榜样，努力成为理想远大、信念坚定的新一代，品德高尚、意志顽强的新一代，视野开阔、知识丰富的新一代，开拓进取、艰苦创业的新一代，让青春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焕发出更加绚丽的光彩！”[379]2010年4月27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国劳模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再次明确指出：“榜样蕴藏无穷力量，精神激发奋斗意志。爱岗敬业、争创一流，艰苦奋斗、勇于创新，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伟大劳模精神，是中国工人阶级崇高品格的生动体现，是我们时代的宝贵财富，是激励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勇往直前的强大精神力量。我们一定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劳模精神，用劳模的先进事迹感召人民群众，用劳模的优秀品质引领社会风尚，充分发挥劳模的骨干和带头作用，在全社会进一步形成崇尚劳模、学习劳模、争当劳模、关爱劳模的良好氛围。”[380]这些论述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榜样精神的价值意义。

    时代需要航标，社会需要榜样，思想需要先导。运用榜样的力量，培养人们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是古今中外的普遍做法，也是我们党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引导作用与党的中心工作紧密地结合起来，成功塑造了一个又一个激励广大群众学习的先进人物以及先进集体。通过树立先进典型，加强示范引导，让人民群众学有榜样、赶有目标、见贤思齐，为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为更好地号召民众推翻三座大山的压迫，实现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塑造了一批又一批的英雄模范人物。如边区大生产运动的杰出代表三五九旅；具有坚定信念的“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刘胡兰；忠实地为人民服务、献身的张思德；舍身炸碉堡、为建立新中国而奉献青春的董存瑞；具有高尚国际主义精神，对同志极端热忱，对工作极端负责，“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白求恩；“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的徐特立；等等。这些英雄模范人物，对于引导广大军民以高度的革命热忱投身于民族独立和解放战争，起到了极大的激励作用。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业待兴，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开始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大规模建设，广大人民群众建设新中国的热情空前高涨，革命英雄主义、集体主义成为新的时代精神。榜样教育对激发群众的主人翁责任感、自豪感，掀起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潮起到了关键作用。树立典范、发挥“榜样的力量”便成为国家政治的需要。这一时期所涌现出的榜样人物主要有：以邱少云、黄继光、杨根思、罗盛教和毛岸英等为代表的革命英雄主义的军人形象，激励广大群众坚决捍卫国家安全、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以铁人王进喜、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和淘粪工劳模时传祥和党的好女儿向秀丽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先进典型，对于鼓舞、激励亿万人民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忘我劳动、艰苦创业、改变我国贫穷落后面貌，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以南京路上好八连、雷锋等为代表的一大批为人民服务的先进典型，不仅把党的宗旨体现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而且在全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促进了社会风尚的好转。

    “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发展的一个特殊时期，阶级斗争取代了生产建设。这场运动使全国陷入严重的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社会仍然塑造出了一大批榜样，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楷模邢燕子、金训华，艰苦奋斗积极发展农业生产的劳动模范陈永贵，以及模范饲养员叶洪海、爱民模范洛桑单增等。在这个特殊时期，榜样的出现和树立无一例外是为政治服务的，在他们身上主要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道德与政治道德的有效结合，倡导着社会主义信念和集体主义的价值原则。

    改革开放新时期，我国开始迈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在国家现代化建设日新月异的形势中，在人们思想观念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的前提下和人们社会生活日渐丰富和不断分化的条件下，人们追求理想、追求自我价值实现的愿望更加强烈，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努力奋斗成为时代的最强音。受此时代精神的感召，一大批榜样应运而生，涌现出了史来贺、张海迪、朱伯儒、蒋筑英、张华、苏宁、李双良、赖宁、徐洪刚、包起帆、赵雪芳、韩素云、吴仁宝、孔繁森、马恩华、李国安、徐虎、吴天祥、谭彦、王廷江、李素丽、李润五、吴金印、邱娥国、王启民、邹延龄、侯殿禄、刘让贤、王涛、柏耀平和李向群等各行各业的先进楷模。他们具有坚定的理想信念，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立足本职，崇业敬业，胸怀大局，顽强进取，建功立业，矢志不渝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事业忘我献身，对于激励人们投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新世纪、新阶段，我国进入了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这种空前的社会变革，在给我国发展进步带来巨大活力的同时，也带来了各种前所未有的挑战。为更好地带领人民抓住机遇、应对挑战，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完成时代赋予的崇高使命，我们党大力树立和宣传吴登云、方红霄、马永顺、冉绍之、郭秀明、郑培民、方工、陈德华、常香玉、杨利伟、许振超、任长霞、马祖光、李素芝、牛玉儒、宋鱼水、张云泉、王顺友、吴光林、杨业功、侯祥麟、丁晓兵、王乐义、孟二冬、谭竹青、陈刚毅、王选、金春明、王庆平、丛飞、华益慰、孔祥瑞、李中华、陈淳、林秀贞、方永刚、袁隆平、邓平寿、林强、江勇西绕等众多重大典型。这些响亮的名字，在祖国大地上广为传颂，在全社会形成了崇尚先进、学习先进、争当先进的浓厚社会氛围，成为凝聚广大干部群众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精神助推器。

    建党90多年来的历史事实表明，先进典型对于广泛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增强党的凝聚力和号召力，唤起人民群众中蕴藏的革命和建设热情，有着巨大的示范和引领作用。但值得注意的是，典型示范的作用不是万能的，先进典型也不是样板，典型示范绝不等于依样“画葫芦”。在改革开放前的一段时期内，由于我们脱离各地的具体实际搞“样板”，把先进典型的作用扩大化，把典型示范当成教条照搬，甚或不切实际、违背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任意地编造虚假先进典型，最终给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了损害。因此，在我们运用典型示范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时候，一定要实事求是，要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要正确认识典型示范的作用，既不能夸大其词，也不能贬低轻视；要正确塑造和利用先进典型，既不要盲目照搬，更不要主观臆造；要善于发现和宣传先进典型，要从人民群众的创造活动中去寻找先进典型，要大力宣传人民群众中的先进典型。

    先进典型是时代的先锋和社会的楷模，他们的崇高精神闪烁着时代核心价值观的理性光辉。今天各行各业、各条战线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虽然岗位不同、职业不同、事迹不同，但他们高度的政治觉悟、坚定的理想信念、崇高的精神境界和良好的道德修养，从不同角度诠释和践行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本质要求，凝结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展现了改革开放的时代风貌，有利于激发广大干部群众的集体主义荣誉感，有利于激励人们正确地处理义与利、奉献与索取、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关系，把个人的生活实践和理想追求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紧密地结合在一起。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充分发挥道德模范榜样作用，推动公民道德建设深入发展，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381]树立当代先进典型，就是把抽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化为活生生的具体形象，人人都可以感知、可以亲近、可以动心、可以动情，使其可以成为具有无穷力量的榜样，引导广大群众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转化为社会群体意识并自觉遵守和践行。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发扬优良传统，认真总结经验，不断改进提高，加大先进典型的学习宣传力度，树立更多可亲、可敬、可信、可学的先进楷模。用他们的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对广大干部群众进行有效动员和主动引导，让人们更加生动形象地理解和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本质特征，更加自觉地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在要求。

    1.以先进典型的可亲性感召人民群众增进价值认同

    可亲性是指宣传先进典型的事迹要亲切感人。先进典型的事迹和精神品质能获得广泛认同、先进典型的具体行为适于人们模仿就在于其具有可亲性。先进典型的可亲性是先进典型可信性的体现，也是先进典型可学性的前提。

    （1）先进典型的可亲性要体现于先进典型形象的人性化。先进典型的产生和成长离不开社会条件的滋养和现实环境的影响，受到一定社会现实条件的制约。“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先进典型在现实条件的制约下也并非十全十美、高高在上，并不是什么圣人，而是普普通通的一员，他们与平常人一样也有恋爱、婚姻、家庭，也有七情六欲、儿女情长，也有自然、社会和精神上的各种需要，是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个人或者群体，在时空中与普通群众相接近。然而先进典型之所以成为先进典型，不在于仅仅追求自然需要的实现，而主要在于其以追求高尚的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为目标，并将某方面高尚的精神彰显出来，在社会上引起共鸣。而榜样教育正是借助先进典型的感染力、示范性发挥作用的。榜样教育突出先进典型追求精神生活的高尚性无可厚非，但如果片面夸大先进典型的社会需要和精神需要，将先进典型纯粹化，并塑造成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完人”，则是对先进典型的“神化”，也是对先进典型精神的扼杀。没有缺点的英雄是不存在的，不要人为地拉大英雄与凡人的差距，让英雄远离了平民百姓的生活。而这恰恰是传统榜样教育的弊病之一。传统榜样教育有时过于强调先进典型的无私奉献、忘我工作、勇于牺牲的精神，对于先进典型形象的塑造给人的感觉是“高、大、全”。先进典型常常是有病不治、有家不归、铁面无私、六亲不认，像一尊可敬不可亲的、可看不可学的、可望而不可即的神塑，缺乏人情味儿，缺乏生活气息，拉远了和学习者的距离。这样的先进典型形象给学习者一种不真实的感觉。这种非人性化的先进典型形象无形地和学习者之间形成了一层隔膜，既难以发挥感召和激励作用，也阻止了学习者对先进典型行为的进一步效仿。其实先进典型平常生活中的细节更能衬托出先进典型所取得骄人成绩的可贵之处，具有较浓人性化色彩的先进典型更易被人们接受并发挥其感召力。为此，在以榜样认同推进群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认同过程中，应正确处理学先进典型与做凡人之间的关系，要充分考虑到群众的情感取向和对事物的接受心理，将先进典型融入群众的普通生活之中。

    （2）先进典型的可亲性要体现于先进典型选择的平民化。先进典型是平凡的个人或群体，在地位上与普通群众相仿。但是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把创造惊天动地业绩的人当作榜样，似乎只有做出惊天地泣鬼神举动的英雄，才有资格成为大家学习的楷模，这似乎没错。但是，真正学起来，总让人有一种高不可攀、望尘莫及的“距离感”。而且在今天这个多元化时代，很难再形成绝对权威的概念，英雄振臂高呼应者云集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战斗的硝烟已经消散，商海搏击离我们太远，明星大腕只在舞台的虚无缥缈间。美丽的偶像只可欣赏而不可复制，倒是平民英雄更能引发人们的心灵共振。其实，在我们的身边更多的是平凡的英雄。因其平凡而更加真实，因其真实而更显真诚，因其真诚而更拉近了彼此间的心距，而更加可信可学。为此，先进典型的选择要把目光投向基层、走进群众，善于从普通群众中发现典型、树立典型，让人们从身边凡人小事上看到不平凡的精神境界，近距离地感受到先进典型的人格魅力。在汶川特大地震抗震救灾英模事迹报告团中，彭州市公安局的普通民警蒋敏、广东赴四川抗震救灾医疗队的队员刁冬梅、阿坝州装载机驾驶员义德阳、彭州市磁峰镇中心中学学生雷楚年，他们无不是广大群众中的普通一员，却在大灾面前表现出人性的完美与伟大。这样的先进典型，使各行各业的人都有更贴近自己、更适合自己的学习榜样，使先进典型的示范、激励和引导作用辐射到不同群体和所有个体，从而引起更加强烈的社会效应。事实证明，贴近群众的榜样才最富有感召力。

    2.以先进典型的可敬性激励人民群众增进价值认同

    可敬性是指宣传先进典型的事迹要过硬动人。可敬性是先进典型最本质的特征，是其值得人们学习仿效的基本前提。先进典型只有具备超越于平常人的思想境界、精神风貌和道德修养，才能使人感受到其人格的无穷魅力，让人动情动心，产生佩服、爱慕、敬仰心理，进而激励人们发展自我、提升自我、优化自我，获得新的自我，使自我也拥有先进典型的可敬性。相反，如果一个先进人物的事迹平平淡淡，习以为常，没有动人之处，那他的事迹就会像喝白开水，过目便忘，没有激情。而“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382]。没有激情，则难以对先进典型产生情感上的共鸣和依赖，进而内化先进典型的精神品质。

    （1）先进典型的可敬性要体现于先进典型人格的崇高性。崇高性是可敬性在先进典型人格上的表现，是先进典型可敬性的核心要求。崇高性是可敬性融入先进典型的灵魂并表现为思想上的高度自觉，是可敬性在先进典型精神领域的升华和张扬。“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先进典型所具有的令人仰慕的崇高道德和令人钦佩的行为，足以撼人心魄、净化心灵，使人产生“心向往之”的强烈愿望，激励人不断地向着榜样的目标迈进。而如果没有了崇高，就难以唤起学习者敬仰、尊崇的情感。如科学泰斗钱伟长、“舟曲之子”王伟、“雷锋传人”郭明义、“最美”洗脚妹刘丽、“草原曼巴”王万青、“信义兄弟”孙水林和孙东林、“三栖尖兵”何祥美、“英雄翁婿”王茂华和谭良才、“警界保尔”孙炎以及“玉树铁汉”才哇等2010年度十大感动中国人物的英雄事迹无不令人热泪盈眶，他们的崇高人格无不鼓舞人心，极大地提高和扩大了国人的精神境界。“如果说善是溶化在、沉淀在美感的愉快之中，是潜藏着的，那么善在崇高中则较强烈地表现出来。崇高感总是与道德感最相近的。没有高度伦理学的基础，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真正道德意义上的崇高。”[383]崇高也是一种庄严、伟大的美，有着强大的感染和教育作用。

    （2）先进典型的可敬性要体现于先进典型道德的理想性。理想性是可敬性在先进典型道德上的体现，是先进典型可敬性的必然要求。理想性代表着人类道德上的应然，表现为人类不断改进自我、优化自我、创新自我的可敬性。理想总是代表着人们的一种憧憬、一种向往，是人们心之所往、情之所系、行之所趋、敬之仰之之所在。人类有了理想，生活就充满了希望，就有了前进的动力。先进典型所代表的道德价值既源于现实、又高于现实，从人生远景上回答了一个“做什么样的人”的问题，提供了一个道德追求的最高典范和做人的楷模。先进典型所承载的道德价值和精神品质，并不是普通人在同样情况下能做到、愿做到或能持之以恒做到的道德规范，而是引导和推动人们现实的道德生活和道德行为向更高层次前行的积极力量，它既是现实的、可观可感的，也是理想的，和普通群众具有一定距离的，因而成为大多数群众所敬佩、所学习的对象。当然先进典型的理想性与现实性之间的距离，并不是遥不可及的和不可逾越的，而是经过不断的主观努力、经过一定的过程可以实现的。或者说，先进典型的理想性相对于一般人来说，既是争取实现而尚未实现的，也是理应实现而且可以实现的。先进典型的理想性在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中主要体现为对群众道德需要、精神需要的激发，使其在追求道德和精神需要满足的学习实践活动中能分清是非荣辱、明辨善恶美丑，促使群众的道德水平、精神品质得到新的提升。

    （3）先进典型的可敬性要体现于先进典型思想的时代性。时代性是先进典型在思想上的体现，是与时俱进的可敬性，也是先进典型可敬性的内在要求。人总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发展阶段，不能脱离或超越社会发展阶段而存在，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决定了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人的特征，即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人受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条件的制约和影响而在思想、道德、价值观等方面表现出不同的特征，这些不同的特征表现为时代性。先进典型作为具体化的人物，他的产生、发展同样受到特定时代的各种条件影响和制约，也具有时代性。时势造英雄，英雄总是和时代脉搏息息相通。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价值体系，因此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英雄。况且先进典型能否保持自己的生命力，最终取决于其能否与时代发展的方向和趋势相吻合，能否始终走在时代潮流的前列、符合时代发展需要。坚持与时代同行，就能永葆生命力；如果停滞和僵化，背离时代发展的方向，则迟早会被历史淘汰。先进典型的可敬性，根本上在于能遵循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始终走在时代潮流的前列，担当起时代赋予的历史任务。在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今天，我们要大力树立在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国家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进程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先进典型，体现当今时代发展潮流和反映人民利益要求的先进典型。只有体现时代性，榜样教育才能更好地引导广大群众，使他们在实现不同目标、获得不同利益的过程中达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使新一代国人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值得注意的是，选择有时代感的榜样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抛弃过去所树立的一些先进典型。每个时代的先进典型所表现出来的闪光点虽有不同，但其内在的精神却是一致的、永恒的，我们要将这些永恒的精神，赋予新的时代特征，让它为今天这个时代所接受。况且，每个时代的先进典型都揭示并反映着一个民族最深沉的精神世界和价值追求，因此只有建立在历史永恒性与延续性基础上，只有不断将蕴含于民族血液中的精神品质挖掘整理，反映于先进典型中，榜样教育才有不竭的源泉。

    3.以先进典型的可信性吸引人民群众增进价值认同

    可信性是指宣传先进典型的事迹要实在服人，不容人怀疑，可使人观其行、学其行。可信性是先进典型的生命，是先进典型可亲性的基础和可学性的根本前提。一个过硬的先进典型首先必须是绝对可信。先进典型只有具有可信性，才能为人们所认同，才能成为大众效仿的对象。不可信是不道德的。先进典型是道德理想的化身，本身就代表着一种道德高度，不可信是对先进典型所代表的道德精神和价值的背叛，也是对受教育者的不尊重。所以，在增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认同中我们要选择的先进典型必须是真实的，是不粉饰、可信任的。

    （1）实现先进典型的可信性要保证先进典型事迹的真实性。榜样教育必须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之上，必须向受教育者呈现先进典型事迹真实的信息。先进典型之所以能打动人，不仅因为他们源自生活、来自群众，有血有肉、生动鲜活，更因为他们真实可信。越是真实越感人，越是朴实越亲切，越是接近原型才越有吸引力和感染力。细述历年“感动中国”先进人物的事迹：农民工魏青刚——三次跳入海中搭救一个素昧平生的人，是助人为乐的典型；中国工程院院士黄伯云——十年磨一剑，占领国际科技前沿，是报效祖国的典型；邮递员王顺友——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事业，是爱岗敬业的典型；残疾人舞蹈演员邰丽华——追求光明、战胜困难的典型。之所以事迹感人，是因为它的客观真实性，在平凡中孕育着伟大。另外，细节也是表现真实的有力工具。如为了一个陌生人，农民工魏青刚在滔天巨浪中三进三出、无惧无畏，然而在主持人和现场观众面前，这位来自河南农村的小伙子却显得有些紧张，只是说：“你有困难的时候，别人帮你，人家有困难你能不帮助别人？”这样淳朴的话语，这个细节的展示，等于真实的显现。这种毫无修饰的情景给观众绝对的真实，也给观众绝对的感动。[384]所以无论是组织精心培养的，还是群众推荐出来的先进典型，其先进事迹都应是真实确凿的，来不得半点的水分和虚假。一旦出现了掺假的现象，就会使先进典型的吸引力和感召力大打折扣。为此，在实际工作中，就不能仅仅满足于听汇报、看材料，而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到先进典型工作生活的第一线。从不同视角，对先进典型事迹既进行调研核实，又进行深度挖掘，把典型的特征搞准，把典型的事迹搞实，确保先进典型靠得住、过得硬，经得起群众和时间的考验。

    （2）实现先进典型的可信性要坚持先进典型宣传的客观性。客观性是先进典型宣传的一条本质的规定性，是同一切唯心主义典型宣传的根本分歧所在。先进典型宣传绝不是对现实的虚假的矫饰。宣传中的事实，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掌握分寸，必须绝对符合先进典型客观事实本身，其时间、地点、事件以及人物做了什么、怎么做和为什么这样做等，都应该实实在在、准确无误，不能有任何不实之词、不真之事，只要稍微有一点点不实，宣传就会失真。失去了客观性，就失去了真实性，最终导致先进典型可信性的丧失。先进典型宣传的客观性大致包含以下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的两个层面。

    一是准确性。准确性是指所宣传先进典型的事实，无论是具体的事实，还是概括的事实，都必须严格地遵循客观事实，如实地反映事实真相。哪怕是一个细节，一字一句，都要求确凿无疑，准确无误，无可争辩，决不允许歪曲或捏造，夸张或虚构，或者人为拔高、溢美作秀，以“假、大、空”办法塑造“高、大、全”的典型形象，把事物完满化、极端化。只有保证先进典型宣传的绝对准确，才能保证先进典型的绝对可信。现在有的在宣传先进人物时为了“一鸣惊人”，往往习惯于添油加醋、恣意包装，抓住一点，无限拔高，不但使人不可信，反而会产生逆反心理，引起反感。因此，在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进程中，必须始终遵循客观准确的原则，按照先进人物的本来面目塑造典型形象，从具体环境条件中把握典型事迹，用平实语言阐释深刻道理，用平凡小事展现崇高精神，做到内容真实准确、细节生动鲜活、事迹合情合理、评价适度适当。

    二是全面性。所谓“全面”，不是“全部”，不是“巨细无遗，包罗万象”。“全面”是相对而言的，是指对先进典型事迹的宣传要尽可能地完整些、广阔些，尽可能地把先进典型的生活表现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即宣传应该以正确的和不容争辩的事实为可靠的基础，从先进典型身上相互联系的不同方面中把握先进典型，使被宣传的先进典型不仅从事迹本身来看是真实的，从全方面来看也是真实的，这便是通常所说的“从一粒沙子看一个世界”，而不是胡乱地抽引出一些个别的事迹和玩弄某些事例，或儿戏般地抓住某一个片段、某个侧面，孤立地看待，从而导致片面性。宣传应该对广大群众欲知、应知而未知的重要事实作全面报道，那种只是把经过精心选择的信息告诉公众的做法，不应该再继续下去。为此，要求在宣传和介绍典型先进的一面时，不回避先进典型作为平凡人的一面；在展现其崇高的思想和行为事迹时，也展现先进典型从平凡走向辉煌的艰辛过程。用先进典型真实丰满的多面化形象来提高先进典型的亲和力，增强教育对象的认可度与接受性。

    4.以先进典型的可学性带动人民群众增进价值认同

    可学性是指先进典型具有值得、易于和便于模仿、学习或借鉴的性质。可学性是榜样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先进典型可亲性、可敬性和可信性在实践上的归宿。先进典型的可学性是具体、形象的，不是抽象、不可捉摸的，它是先进典型不同于其他教育载体的根本属性。在增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认同中，实现先进典型的可学性，除了要保持先进典型的可亲性、可敬性和可信性外，还要注重先进典型选树的层次性、多样化和宣传教育的针对性。

    （1）要注重先进典型选树的层次性和多样化。作为当今社会转型的一个直接结果，道德水平的层次性和文化价值体系的多元化决定了先进典型选择的层次性和多样化。因此，在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过程中，必须根据受教育者的多元化的需求，根据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工作领域的受教育者，推出不同层次、多种类型、不同特点的先进典型，使人们易于学习、便于仿效。要求全社会学习单一的先进典型，就会像错了码的鞋子一样，可看而不可穿。为此，要做好以下两方面工作。

    一是要分清层次性。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先进典型中，既有影响广泛的全国性的先进典型，又有在一定范围产生较大影响的本地区、本行业、本单位的先进典型；既有个人先进典型，又有集体先进典型。树立不同层次、不同行业的先进典型，其目的是要使社会成员都能从中找到自己效仿的榜样，从而使所有社会成员通过学习先进典型都有所进步。在开展向先进典型学习的活动中，我们要十分注意并很好地把握这种层次性，既要广泛开展向全国性的英雄模范人物学习的活动，以其所体现的时代精神和巨大的人格力量教育、影响广大群众；又要精心组织好学习本地区、本行业、本单位的先进人物的活动，以群众身边的人和事教育群众。本地区、本单位的先进典型由于就发生在群众身边，使人可以亲眼看见、亲身感受到，因而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和效仿。

    二是要注重多样化。也就是要树立不同类型的先进典型，既要有工人、农民、军人、党员干部和知识分子中的先进典型，又要有在改革开放中出现的各类新兴社会阶层中的先进典型；既要有道德模范，也要有创业典型、生活榜样；政治人物、各种明星、在平凡岗位做出成绩的人都可以成为先进典型。这样培育、扶植起来的先进典型才能“群星灿烂、百花争艳”，呈现出“群芳谱”式的“百花齐放”的生动局面，人们学习先进典型才会“各有所需、各有所依”。同时，多样化的先进典型还有利于人们博采众长，形成“复合榜样”。如张海迪曾这样说过，保尔是她一生学习的榜样，而在给群众治病时，她常常想到白求恩；在帮助朋友前进时，她总是比雷锋；在学习上遇到困难时，她会念起居里夫人的名字；当情绪低沉时，她鼓励自己要像海伦那样热爱生活；还有江姐、刘胡兰、吴运铎、古丽亚等，张海迪正是从这众多的先进人物身上吸取丰富的精神营养，才使她的精神世界绚丽多彩，为当代青年树立了一个新的富有感染力的典型形象。[385]

    （2）要注重先进典型宣传教育的针对性。人们所处的环境和现有思想基础的差异决定了榜样教育过程是一种有针对性的个性化教育。毛泽东指出：“按照实际情况来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必须牢记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386]邓小平历来提倡，要分析当前的思想状况，有针对性地讲问题，进行教育和再教育。[387]实践证明，只有针对教育对象的个体差异和群体特点包括年龄、职业、觉悟等，选择适宜的有针对性的先进典型作为教育的载体，才能增强教育对象对先进典型的认同感，增强其可学性。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先进典型宣传教育的针对性至少包括以下两方面：一是根据对象的不同成长阶段，提出不同的榜样教育的目标和要求，有侧重点地认同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要内容。二是根据对象的不同群体，提出相应的榜样教育的目标和要求，这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差异性问题。承认教育对象的差异性，并且根据这种差异，更有效果地加强榜样教育，不仅符合教育对象的实际、符合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而且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一种辩证的、可行的方法。邓小平曾经就此指出：“我们在鼓励帮助每个人勤奋努力的同时，仍然不能不承认各个人在成长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才能和品德的差异，并且按照这种差异给以区别对待，尽可能使每个人按不同的条件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总目标前进。”[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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