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讲巴尔扎克语言的粗俗，确实粗俗到骨子里，甚至把语汇都败坏了，把最草率的谈话也糟蹋了。《吉诺拉的本领》起初竟定名为《吉诺拉的花招》。描写德·阿泰兹的惊愕，说什么“他背上发冷”。但有时候他用的语汇好像对上流社会的读者包含深奥的社会真知：“德·旺德奈斯先前的女友：德·埃斯巴夫人，德·玛奈维尔夫人，杜德莱夫人，以及几个不大知名的淑女，感到蟠结在她们心底的蛇苏醒了，她们忌妒费利克斯的幸福，恨不得使出她们漂亮的拖鞋叫他大难临头。”每次巴尔扎克掩饰这种粗俗，他总庸人似的故作文雅，活像难看得要死的交易所胖经纪人：他们坐着马车在布洛涅森林散步时，故意摆出多情的姿态，用指头装作风雅地支着前额。其时见到女的就说“亲爱的”，或觉得用意大利文“Cara”更妙，道别时也用意大利文“addio”，不一而足。
你有时觉得福楼拜写信时在有些方面显得粗俗。其实福楼拜与粗俗无缘，因为他懂得作家的生活目的在于其著作，剩下的只不过“运用幻想来描述”。而巴尔扎克把生活的得意和文学的成功相提并论。他给妹妹的信中写道：“假如我不因《人间喜剧》而成伟人，那也会因这次成功（成功地同韩斯卡夫人结婚）而如愿以偿。”福楼拜、马拉梅等人的真知灼见叫我们有点腻烦了，未始不可渴求对立的谬误里可能存有的一星半点真理，有如某人因小便有蛋白，进行长期有益的饮食节制之后需要食盐，又如自感“口臭难忍”的野蛮人，按保罗·亚当的说法，扑向别的野蛮族啃食其皮肤所含的盐分，不是吗？
但，你不知道，这种粗俗本身也许正是巴尔扎克某些描写强有力的原因。即使我们当中的一些人，因不肯容忍庸俗的动机，因谴责并清除庸俗的动机，而变得崇高，这种庸俗动机其实依然寓于他们的身上，改头换面了而已。不管怎么说，即使当野心家有崇高的爱情，即使不把野心勃勃的思想加以改头换面，唉，崇高的爱情也不会持续一辈子，往往只是青春年华的一段美好时光。一个作家光凭自己这段经历写得出一本书。但有很大一段经历是被排斥在外的。所以，看到拉斯蒂涅一次由衷的爱情，旺德奈斯一次由衷的爱情，我们究竟能找到多大的真实性，就是说，这个拉斯蒂涅这个旺德奈斯，他们这些人都是冷酷的野心家，一辈子都在计算和抱有野心，他们青年时代离奇的遭遇（是的，与其说是巴尔扎克的遭遇，不如说是他们青年时代的遭遇）已经被遗忘了，回想起来只淡然一笑，别人和当事者谈起德·莫尔索夫人的奇遇就像谈论随便一桩奇遇，根本不愁她会一辈子念念不忘、耿耿于怀。根据上流社会和人生经验来如此确定生活意识，就是说，生活中有约定俗成：爱情不持久，是年轻人的失误，野心和肉欲起了很大的作用，而这一切终将有一天会显得微不足道，将表明最理想的情感也不过是一面棱镜，野心家借这面棱镜把自己的野心改头换面，其表现方式也许是无意识的，却最为激动人心，就是说，有人主观上一厢情愿地自认为是理想的情人，而作者则把这等人客观地表现为最无情的冒险家，这没准是一种天赋，创作的必要条件，作者把最高尚的情操用极其庸俗的方式加以构思，竟天然成趣，以致他给我们大讲这门婚事的社会利益时，还以为给我们描绘的幸福人生的梦想实现了。这里没有必要把巴尔扎克的书信和小说分开。大家都说，对于巴尔扎克，小说人物实有其人，他认真探讨某某办法较有利于德·葛朗利厄小姐或欧也妮·葛朗台，可以说，他的生活是他以完全相同的方式构建的一部小说。在现实生活（在我们看来并非真实的）和巴氏小说中的生活（作家唯一真正的生活）之间没有分界线。在给妹妹的信中，他谈起与韩斯卡夫人的姻缘，不仅一切像小说那般构思，而且所有的特征像他书中作为使情节明朗化的因素，统统摆出来，加以分析，加以描绘。他存心向妹妹指出，母亲在信中把他当小男孩一般对待，并且挑明如果向外透露，他，巴尔扎克，本人负债累累不算，而且全家背债，那很可能使他的婚姻受挫，使韩斯卡夫人改变主意，另作他谋，他写这一切仿佛创作《图尔的本堂神甫》，给妹妹洛尔的信是这样写的：“于是我们获悉，雕塑家诸事不顺，政府缩减订单，工程停工，艺术家曾负债，虽已付清，但尚欠大理石加工商，欠制粗坯的雕塑工人，他指望以自己的劳动来偿还债务……一个已婚的兄弟来信向你们透露他为妻子和孩子们勇敢地奋斗，尽管处境岌岌可危；一个姐妹嫁错了人家，远在加尔各答，穷得一贫如洗；末了你们得知雕塑家有个老母亲，不得不赡养其终身……假设在这种情势下，另一位婚姻对象上门求婚，年轻人既体面又不背债，享有三万法郎年金，并且当上代理检察长。絮维尔夫人和丈夫如何选择呢？他们发现雕塑家那方家境贫穷，前途未卜，他们找到了借口，于是索菲成为代理检察长的妻子，享用三万法郎年金。被谢绝的雕塑家心想：‘真见鬼，母亲干吗给我写信？真见鬼，加尔各答的姐妹干吗给我写信诉说她的处境？我兄弟干吗不安分守己？咱们全讨了便宜啦！我有了一门亲事，本可以让我发财，更重要的，可以让我获得幸福，现在全泡汤了。’”（致洛尔·絮维尔，1849年3月22日）
别处则像在写《绝对之探求》，巴尔扎克在信中说有办法在撒丁岛找到古罗马人遗留的矿藏。他的妹妹、妹夫、母亲就像他经历的活小说《一桩婚姻大事》中的人物叫我们喜爱。他酷爱母亲的同时，并不像伟大的人物对母亲有令人感动的谦恭，那些伟人对待母亲就像孩子似的忘乎所以，而他们的母亲压根儿忘记他们有天才。他说：“我可怜的母亲，一个像我这样的人的母亲，最终宣称她的母爱取决于我的操行（一位母亲自己做主爱或不爱像我这样的儿子）。这位母亲写信给像大卫或像普拉迪埃或像安格尔这样的儿子，信中她对儿子就像对待小男孩，对他说她爱他是有条件的。”而当巴尔扎克讲到他对母亲表露的爱，在母亲面前的谦恭，就像描绘德·莫尔索夫人天使般的理想品性，他推动、赞扬、夸张这个理想人物，但始终带有不纯的掺杂：在他，不管怎样，一个理想的女人，乐于让陌生人拥吻双肩，她熟悉社交手腕，并津津乐道。巴尔扎克的天使，属鲁本斯画笔下的天使，张着翅膀，颈脖结实。同样，他对待他的藏画也像对待亲人一样，或他自己陈列室的藏画，或他在维埃晓尼亚所看到的藏画，几乎全部要搬往幸运街，这些画也是“小说人物”，每幅画都有简短的经历，附有爱好者的概述，对画的欣赏很快转向幻想，绝对不像出现于巴尔扎克的艺术品陈列室，而像出现于邦斯舅舅和克拉埃的陈列室，或像出现于沙帕鲁神甫沙帕鲁，《图尔的本堂神甫》中的人物。他把书柜放在陈列室游廊，颇有风格。简朴的书柜里，在巴尔扎克的这些小说里，有些画就像他的人物，夸佩尔最差的画都“不比最美的陈列厅的画”逊色，同样，毕安训可以同居维叶，拉马克，若弗鲁瓦·圣伊莱尔并驾齐驱。巴尔扎克描绘邦斯舅舅或克拉埃的家什，不比幸运街或维埃晓尼亚的陈列室更富有爱心，更具有现实感，更抱有幻想：“我收到贝尔纳·帕利西为亨利二世或查理九世制作的餐厅喷泉，这是帕利西早期的一件作品，稀奇有趣的无价珍品，直径为四十至五十公分，高达七十公分，等等。幸运街的小公馆将收藏一些美丽的画：格勒兹的一幅可爱的头像画，来自波兰末代国王的陈列室；卡纳莱托的两幅画，原属教皇克雷芒八世；还有范·海瑟姆的两幅画，凡·戴克的一幅肖像画，被誉为意大利格勒兹的罗塔里的三幅油画；还有克拉纳赫的《犹滴》，一件妙不可言的珍品，等等。这些画都是de primo cartello（一流的），不比最美的艺术品陈列室逊色。”“我陈列室的那幅霍尔拜因经历三百年依旧鲜亮清纯，无可比拟。”“霍尔拜因那幅《圣彼得》是公认的精品；若公开出售，可卖到三千法郎。”在罗马，巴尔扎克买下“塞巴斯蒂亚诺·德·皮翁波的一幅画，布龙齐诺的一幅画，米尔韦的一幅极美的画”。他有一些塞夫勒瓷瓶，“原先必定是送给拉特雷耶的”，因此如此费工夫做出的瓷瓶只能献给“昆虫学上顶尖的名流。这是一项真正的新发现，我从未有过如此的机遇”。别处，他谈起自己的枝形吊灯时，说那是“来自德国某国皇帝的家什，因为吊灯顶上置有双头雄鹰”。关于他收藏的那幅玛丽王后，他说：“不是出自夸佩尔之手，但出自夸佩尔画室的一名学生，或朗克雷或别人，行家才看得出不是夸佩尔的真品。”“纳图瓦一幅优美的画，带有本人签名，确认是原画，挂在我的书房，同那些扎实过硬的油画放在一起，显得有点儿小家子气。”“纳图瓦一幅有趣的稿图，表现路易十四诞生，《牧羊人崇拜耶稣》，画中牧羊人戴着当时流行的头饰，表示崇敬路易十四及其大臣们。”（致韩斯卡夫人，多封，1846年）巴尔扎克谈起自己收藏的《马耳他的骑士》，说道：“这幅画中一切都很和谐，就像提香一幅保存完好的原作；最令人叹为观止的，是衣着，用内行人的说法，把人撑起来了……塞巴斯蒂亚诺·德·皮翁波做不到这一点。不管怎么说，这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最美的作品之一，属拉斐尔画派，在色彩上又有所改进。”“但，只要您没见过我藏品中的格勒兹画的女人肖像，您不会知道什么是法兰西画派，请相信我的话。在某种意义上讲，鲁本斯，伦勃朗，拉斐尔，提香不比他强多少。格勒兹的风俗画同《马耳他的骑士》一样美。圭多那幅笔触刚劲的《曙光》，已经蕴藏了整个儿的卡拉瓦乔。这使人想起卡纳莱托，但更加雄伟。总之，至少窃以为这是无与伦比的。”（致乔治·姆尼泽克，1846年8月）巴尔扎克经常说“至少窃以为”。说起《邦斯舅舅》，他说：“至少窃以为这是一部优秀的作品。”他母亲不得不提醒他：“喂，一谈起这些事，你就说：至少窃以为。”他还写道：“我有一套华托餐具，其中牛奶罐漂亮极了，还有两个茶筒。”（《致托雷》1846年12月）“我那幅格勒兹的画是我所见最优美的，是格勒兹献给若弗兰夫人的，还有两幅华托的画也是献给若弗兰夫人的：这三幅画价值八万法郎。除此之外，有两幅莱斯利的画：雅克二世和他的第一任妻子；还有凡·戴克、克拉纳赫、米尼亚尔、里戈各一幅精品，卡纳莱托的三幅画是由波兰国王买下的，凡·戴克的一幅画是由韩斯卡夫人的高祖父向凡·戴克本人买来的，还有伦勃朗的一幅油画，多么名贵的画哟，伯爵夫人要把三幅卡纳莱托放到我的陈列室。有两幅范·海瑟姆的画价值连城，即便用铺满这两幅画的钻石的价值也买不到。波兰那些名门望族珍藏多少财宝哇！”（致洛尔·絮维尔，1849年10月）
这种不伦不类的现实，于生活过分虚幻，于文学过分实在，导致我们经常在巴尔扎克的文学中品尝近乎生活赋予我们的乐趣。每当他想列举杰出的医生杰出的艺术家，往往把真名实姓和他小说的人物混为一谈，这绝非幻觉。他会说：“他的天才不亚于克洛德·贝尔纳，皮沙，德普兰，毕安训等人”，恰似全景画家，把真实人物放在前景，让他们具有立体感，而在背景上采用骗眼术制造假象。通常巴尔扎克的真实人物变得不那么真实了。巴氏人物的生活具有巴氏艺术的效应，给作者带来不属于艺术范畴的满足。他讲起他们如同真实的人物，甚至如同杰出的人物，“已故的著名内阁总理德·玛赛是七月革命产生的唯一伟大的国务活动家，唯一能使法国获救的人物”；他时而以暴发户的得意不满足于收藏名画，但不断吹嘘画家的盛名和人家向他开的画价，时而以孩子般的幼稚，一旦把玩偶人物命名后，就确信她们具有真正的生命，他甚而至于一下子叫出她们的名字，当她们还处于名不见经传时，就叫出她们的小名，无论是卡迪央王妃（“诚然，狄安娜看不出已经二十五岁了”［《卡迪央王妃的秘密》］），还是德·赛里齐夫人（“谁都跟不上莱翁蒂娜，她飞也似的”［《高老头》］），还是德·巴塔斯夫人（“《圣经》中的？菲菲娜惊异地反问”［《幻灭》］），我们看到这种随便的谈吐有点粗俗，但绝非赶时髦，不像纽沁根夫人为赶时髦管葛朗利厄夫人叫“克洛蒂尔德”，巴尔扎克说：“她以唤别人小名的形式显示好像出身高里奥家的人，是一向与上流社会来往的”（《高老头》）。
圣伯夫责备巴尔扎克美化脱鲁倍神甫，使他最后高大得好似黎塞留，等等。他同样也美化伏脱冷，以及其他许多人。不仅仅因为赞赏和美化他的人物，并使他们成为同类的佼佼者，比如把毕安训和德普兰与贝尔纳或拉埃内克摆在同等地位，或把他的人物与德·格兰维尔和德·阿格索相提并论，而且因为巴尔扎克所热衷的一种错误理论，这种理论吹嘘生不逢时的伟人，事实上这恰恰是他作为小说家的对象：创造无名史，研究某些人的历史特性，有如他们的出现与历史因素无关，而正是历史因素使他们变得高大。只要巴尔扎克坚持这种观点，那就不会引起反感。吕西安·德·吕邦泼雷自杀前给伏脱冷留下一封信，写道：“上帝乐意的话，这批神秘人物便是摩西，阿提拉，查理曼大帝，穆罕默德，抑或拿破仑，但上帝若让这批当工具使的巨人沉入汪洋似的人海底层生锈，那么他们必定是普加乔夫，富歇，卢韦尔或卡尔洛·埃雷拉神甫……永别了！永别了！您倘若走正道，本可以胜过希门尼斯，胜过黎塞留……”（《烟花女荣辱记》）吕西安说话太像巴尔扎克了，与所有其他人物都不相同，不像真实的人物了。尽管巴尔扎克人物形形色色，多种多样，叫人不可思议，又有同一性，但有时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总免不了叫人产生似曾相识之感。
例如，尽管在巴尔扎克著作中典型少于个体，但读者觉出雷同，往往同一典型以不同姓名出现。有时候，德·朗热夫人很像德·卡迪央夫人，或德·莫尔索先生很像德·巴日东先生。
根据这些特征，我们认出巴尔扎克后，不禁怀着同情会心一笑。但也有鉴于此，一切使小说人物更近似真实人物的细节得到适得其反的效果；人物虽栩栩如生，巴尔扎克得意之余却画蛇添足，如列举嫁妆的数目，跟《人间喜剧》其他人物的种种联姻，进而联姻的人物也被视为真实人物，在他，似乎起到一箭双雕的作用：“德·赛里齐夫人没有受到接待，尽管娘家姓德·龙克罗尔”（同上）。由于读者看出巴尔扎克的技巧，反倒不大相信葛朗利厄夫妇不接待德·赛里齐夫人的现实性。江湖郎中和艺人的活力越引人注意，那么艺术作品活生生的印象就越受到损害！但不管怎么说，艺术品毕竟是艺术品，如果稍为歪曲一点过于真实的细节，如果窜改一点蜡像馆似的真实，那就可以利用细节，把细节稍加艺术化。再者，由于这一切涉及某个时代，展现其过时的外表，极聪明地判断其实质，所以当小说的趣味用尽时，便作为历史资料重新开始新的生命历程。又如，《埃涅阿斯纪》中凡使诗人不感兴趣的东西都可以让神学家着迷，同样，我们觉得佩拉德，费利克斯·德·旺德奈斯，以及其他许多巴尔扎克的人物，都没有多大生命力。阿尔贝·索雷尔会对我们说，非得通过这些巴尔扎克人物才可研究执政府时期的警察或王政复辟时期的政治。当我们不得不依依惜别某个小说人物，尽管巴尔扎克推迟离别的时刻，当这个人物即将消失，只剩下梦幻，而得知他又将在别的小说中重新出现，有如我们即将离开在旅途中认识的人，却又获悉他们跟我们乘同一列火车将在巴黎重新见面；索雷尔对我们说：“嗨，不是梦幻嘛，好好研究这些人物，这就是真实，这就是历史嘛！”
所以，读巴尔扎克的小说，我们一如既往激情满怀，近乎能满足痴情，而高雅文学则应当为我们治愈这种痴情。托尔斯泰在小说中描写上流社会的晚会总把作家的思想置于君临的地位，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我们的凡俗在作品中得以净化；而在巴尔扎克的小说中我们几乎得到身临其境的世俗满足。巴氏小说的标题便带有这种实证的印记。通常作家所取的标题多少带有某种象征，某种形象，命题时必须考虑比较普遍的含义，比较有诗意的含义，而这种含义在阅读时心领神会，但，巴氏小说则适得其反。他那本叫做《幻灭》的书很精彩，读后倒觉得《幻灭》这样的好书名受到了限制和坐实。这个标题意味着吕西安·德·吕邦泼雷来到巴黎时发觉德·巴日东太太不伦不类和乡里乡气，发觉新闻记者狡猾奸诈，发觉生活困难重重。种种个人的幻想，种种飘忽的幻想，一旦毁灭，就可能使吕西安陷于绝望，从而给小说打上强烈的现实烙印，但必定有损于书名所赋有的哲理意味。每部小说的标题必须按字面的意义来确定：《外省大人物在巴黎》，《烟花女荣辱记》，《老叟情爱价几何》，等等。在《绝对之探求》中，绝对与其说是哲学公式，哲学内容，不如说是炼丹术公式，炼丹术内容。况且，无关宏旨。小说的主题与其说是疯魔的破坏，不如说是疯魔的自私使一个温情脉脉的家庭深受其害，不管这种疯魔的对象是何物。巴尔塔扎尔·克拉埃是于洛、葛朗台等人的兄弟。谁要撰写神经衰弱患者的家庭生活，定能得到同一类型的写照。
风格是作家的思想使现实得以加工的标记，因此巴尔扎克的作品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风格。圣伯夫在这个问题上大错特错了，他写道：“巴尔扎克的风格软弱无力，往往既敏感又乏力，染满和渗透各种色调，是一种引人入胜的蛊惑风格，如我们的大师们所说，彻底的亚洲风格，比善于模仿别人姿态的古代哑剧演员的躯体更筋疲力尽，更衰弱萎靡。”（《月曜日丛谈》第二卷，第351页）简直荒谬绝伦。就拿福楼拜的风格来说，现实的各个部分都归化为同一种物质，在大面积上呈现单调的闪光。任何杂质荡然无存。表面明净照人。所有的事物显得一清二楚，但通过反照，并不损害清一色的物质。而在巴尔扎克的作品中则相反，一种尚未形成的风格的各种因素共处并存，既未消化也未加工。巴氏风格既非启发性的也非映照性的，而是解释性的。况且借用最扣人心弦的形象加以解释，又不使形象跟其余部分融合，形象表达了他想说的意思，正如在交谈中想让人领会其意，当交谈天然融洽时，就不必担心整体的和谐，用不着考虑干预。巴尔扎克之所以在书信中说：“门当户对的婚姻就像奶油，一不当心就变坏了”（致洛尔·絮维尔，1849年3月22日），是因为这类婚姻的形象所造成的，就是说形象虽惊心动魄，准确无误，却是不协调的，解释性而非启发性的，不隶属于任何美的目的和任何和谐的目的，以致巴尔扎克如此运用形象：“德·巴日东先生的笑好似沉睡后突然惊醒的一串球”（《幻灭》），等等；“他脸上泛起热色，就像内里点灯的一件瓷器”（《朗热公爵夫人》）；“一言以蔽之，描绘此人可从一个特征下手，其价值将得到惯于商谈生意的人的赏识，那就是他常戴蓝眼镜，用来遮掩他的目光，借口保护眼睛不受光线强烈反射”（《幻灭》）。
由此，对形象美产生一种非常可笑的见解，以致德·莫尔索夫人给费利克斯·德·旺德奈斯写信道：“用形象来说明吧，好让您这诗人的头脑铭记：一个巨大的数字，无论用黄金标出还是用铅笔写下，永远只将是个数字”（《幽谷百合》）。
如果说巴尔扎克满足于找出特征，使我们明白其人如何，而不必将其融入美丽的整体格局，那么同样他列出确切的事例而不点明事例可能包括的内涵。他描写德·巴日东太太的精神状态时如此写道：“她猜想约阿尼纳总督的为人，恨不得在他后宫中和他搏斗；觉得被人装入布袋丢下水去，伟大得很。她羡慕沙漠中的女才子，以斯帖·斯唐诺普夫人”。就这样，他不满足于启发我们对一件事物的感觉，而迫不及待自己出来定性：“他的表情难看得可怕。可当时他目光出神”（同上）。接着他向我们诉说德·巴日东太太的才能，但这种才能很快使她对外省的鸡毛蒜皮也吹毛求疵起来。他加添道：“诚然，落日是一首雄壮的诗”（同上），口气就像艾丝卡芭雅丝伯爵夫人。甚至，他在《幽谷百合》中自己介入说：“古堡建石中最精雕细凿的一块石头”；大家知道巴尔扎克一再向印刷厂厂主索取校样，同一份清样多达七八次，他写作时一向匆忙，句子能安排好就行了。他通过词句向读者提供情况，让词句自行完成任务：“尽管炎热，我仍走下草坪去观赏安德尔河及其诸岛，河谷及其山峦，面对这派景色，我像一个狂热的欣赏者。”（《幽谷百合》）
巴尔扎克把头脑里随时出现的想法统统拿来使用，不求融会贯通，不把各种思想融进一种风格，使其协调一致，并暗示他想说的道理。不，他把一切直截了当说出来，不管形象多么混杂和不协调，都将其并列在一起，但形象总是准确无误的。“巴日东先生的微笑好像久睡初醒的圆炮弹。”“德·夏特莱先复活像甜瓜，一夜之间由绿变黄。”“我们不能不把X先生比作：一条冻僵的毒蛇。”（《幻灭》）
词句是由一种特殊的物质组成的，一切以谈话、学问等为对象的东西都应在句子中消失和辨认不出来，但巴尔扎克不是这样构思词句的，他给每个词语加添他对词语的概念，再从加添概念引起他所作的思考。他若讲起一位艺术家，立即说出他对艺术家的所知，简单插入同位语就了事。讲起赛夏印刷厂，他说有必要使纸张适应法兰西文明的需求，而法兰西文明快要把争论扩展到一切地方，快要把重心基于个体思想无休止的表现上，这才是真正的不幸，因为唇枪舌剑的百姓很少有什么实际行动。如此之类，不一而足。就这样他的各种思考和盘托出，由于天生粗俗，往往平庸不堪，幼稚之极，以致在一个句子内出现颇为引人发笑的东西。何况“为……固有的”这类成语出现在句子中原本正是用来下定义和提供情况的，就越发显得郑重其事了。例如在《夏倍上校》里，好多次提到“诉讼代理人天生胆子大”，“诉讼代理人天生不轻信”。需要解释时，巴尔扎克便单刀直入，写道事出有因，接着洋洋洒洒一大章。同样，他写概要时，必定判定我们应当知道一切，不露声色，不作谦让：“大卫自结婚第二个月就把绝大部分时间用于……抵达昂古莱姆三个月后……”；“修女领唱《圣母赞歌》，唱到丰富而优雅的开展部时，不同的节奏显示人间的快乐”（《幻灭》）；“女歌唱家演唱华彩经过句时乐旨显得光彩熠熠，她的歌声小鸟似的欢蹦乱跳”（《朗热公爵夫人》），等等。
巴尔扎克不遮不掩，他和盘托出。所以我们发现他的作品中有种种奇妙的沉默效果时，不免感到惊异。龚古尔对福楼拜的《情感教育》感到惊讶，而我对巴尔扎克著作的隐秘更为惊奇。“你们认识拉斯蒂涅吗？真的？……”
巴尔扎克很像这些人，当他们听到一位先生谈起德·奥玛尔公爵时言必称“亲王”，对一位女公爵说话时口口声声“公爵夫人”，当他们见到公爵把自己的帽子放在客厅的地上，只听得有人称呼亲王：王子叫德·巴黎伯爵，或德·茹万亲王，或沙特尔公爵，便问道：“为什么您言必称亲王，既然他是公爵？为什么您口口声声公爵夫人，像个用人似的”，等等。但，自从他们得知这是习俗，他们便以为向来知道的，或即使他们记得曾经有过这类微词，也少不了要教训别人，自告奋勇向别人解释上流社会的习俗，尽管他们新近才知道这些习俗。他们像急就章学者所持的自以为是的语气，恰恰是巴尔扎克所采用的语气，当他教训说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的时候。巴尔扎克在把德·阿泰兹介绍给卡迪央王妃时写道：“王妃没有向这位名人说任何恭维话，而庸俗之辈则对他极尽阿谀之能事。像王妃这般高雅的女子与众不同，尤其表现在她们聆听别人说话的姿态上。晚餐饭局上，德·阿泰兹给安排在王妃身边，她远不像好作媚态的女人那样过分节食，却吃得好香”（《卡迪央王妃的秘密》），等等。又，巴尔扎克把费利克斯·德·旺德奈斯介绍给德·莫尔索夫人时写道：“德·莫尔索夫人谈起当地情况，谈起收获，尽讲些我不知道的事情。一位女主人如此行事，表明缺乏教养，等等。但几个月后我才明白有多深的含义”（《幽谷百合》），等等。这种坚信的语气至少在这里是不言自明的，因为他只是验证习俗。但他作出判断时，语气依然坚信不疑：“人世间，谁也不关心痛苦，不关心厄运，一切过问都是空话”，抑或他作出评注：“德·绍利欧公爵来书房会见等候他的德·葛朗利厄公爵：‘喂，亨利！’这两个公爵以你相称，互相直呼其名。这是已发明的多种细微差别的一种，用来表示私人情感的程度，抵制法语通俗化的泛滥，打压死要面子。”（《烟花女荣辱记》）况且应当说巴尔扎克很像新基督教人文学者，他们赋予教会对人文学者文章以极大的权力，连控制正统派教义的最严厉的教皇也望尘莫及，而他授予公爵们的天赋连已把他们捧上天的圣西门见了都会瞠目结舌：“公爵向卡缪索太太投去一道目光，大爵爷们就是用这样的目光剖析人生，还常常用来剖析灵魂。啊！法官妻子若能了解公爵们的天禀就好了。”（同上）假如巴尔扎克时代的公爵们真有这种天禀，那应该承认当今之下，用通常的说法，事情起变化了。
有时候巴尔扎克不直接抒发由只言片语所引发的仰慕。他让场景中的人物表达这种仰慕。巴尔扎克有一篇非常著名的中篇小说，叫《妇女再研究》。由两个短篇故事组成，没有很大的场面表现，但巴氏人物围绕叙述者几乎全出场了，就像法兰西喜剧院每逢周年纪念日、百年大庆所排演的“应时剧”或“典礼节目”，全体出动。每个人都插得上嘴，就像死人们展开对话，以显示整整一个时代。每时每刻都有一个人物出现。德·玛赛开讲时指出，国务活动家是一种冷血怪物。杜德莱老勋爵插话：“您的解释说明为什么法国国务活动家寥若晨星。”玛赛继续讲，这种怪物，之所以成为怪物，得助于一个女人。“我原以为我们葬送的政治家大大多于我们造就的呢，”德·蒙柯奈夫人微笑道。“如果讲的是一件风流韵事，我要求大家免开尊口，不要打断他，”德·纽沁根男爵夫人说。“此时发表感想是最不善于思考的，”约瑟夫·勃里杜嚷道。“他不愿意留下吃宵夜，”德·赛里齐夫人说。“饶了我们吧，别说那些可怕的警句了，”德·冈夫人微笑道。然后轮流出场的有卡迪央王妃，巴里莫尔夫人，德·埃斯巴侯爵夫人，德·图希小姐，德·旺德奈斯夫人，勃龙代，达尼埃尔·德·阿泰兹，德·蒙特里沃侯爵，亚当·拉金斯基，等等，依次逐个发表高见，好似法兰西喜剧院的分红演员每逢莫里哀诞辰纪念日列队到诗人半身雕像前，献上一束棕榈枝。然而，这些有点人为聚集在一起的听众，对巴尔扎克来说，是好得不能再好的听众了，巴尔扎克本人又是听众又是自己的代言人。德·玛赛发表感想说：“专一和真正的爱情产生一种肉体麻木，同堕入凝神静观状态相一致。脑子整个儿复杂化了，于是绞尽脑汁，勾勒异想天开的事情，把幻想当做现实，构成挥之不去的苦恼，因此这类忌妒既惹人疼爱又予人难堪。”一位外国大臣听了会心一笑，因为他想起一件往事，认为这番评论符合实情。过了一会儿，德·玛赛描绘他的一个情妇时用的比喻不太雅，但巴尔扎克大概很喜欢，因为我们在《卡迪央王妃的秘密》中重新读到相似的比喻：“最漂亮最像天使的女人总有一股少见的猴气。”巴尔扎克写道：“听到此话，所有在场的女人都垂下眼帘，好像她们被如此残酷地说出的如此残酷的真理伤害了。”
德·玛赛接着说：“那一夜和以后一星期我是如何度过的，就免说了吧。反正我认出自己能当国务活动家了。”——“此话说得如此有力，我们大家不禁都作了叹为观止的表示。”德·玛赛接下来解释说，他的情妇假模假样，对他忠心不贰：“她没有我，活不下去，等等，最后竟说，她把我当作她的上帝。”女士们听了德·玛赛这番话显得受委屈了，因为她们眼睁睁看着自己被他模仿得惟妙惟肖。德·玛赛晚些时候说：“体面的女子可能遭人恶意中伤，但永远不会提供别人诽谤自己的口实。”——“此话虽令人悚然，但千真万确，”卡迪央王妃道。以卡迪央王妃的特殊性格看，此话不无道理。况且巴尔扎克早已事先让我们知道有大的乐事供我们享受：“只有在巴黎，这种特殊的精神才得以焕发……巴黎，风雅之都；唯独巴黎掌握把交谈变为交锋的学问……”“机灵敏捷的对答，精到细微的评论，美妙绝伦的戏言，明晰夺目的描绘，全部妙语连珠，纷至沓来，供大家美美地领略和细细地玩味。”众所周知，巴尔扎克所言极是。我们不总是像这批听众那样做到即时赞赏。因为我们不像他们那样亲眼目睹叙述者的模拟表演，舍此，“这种人见人爱的即兴表演”是无法用文字表达的。我们果然不得不相信巴尔扎克所说的话，他说德·玛赛每说一句话都“伴随着面部表情，头部动作和意味深长的忸怩作态”，抑或勃龙代装腔作势说出这番戏言，女士们不禁哑然失笑。
因此，巴尔扎克存心让我们知道每次发言取得成功的情景。“这声发自肺腑的叫喊在宾客中引起了共鸣，挑动了他们原已跃跃欲试的好奇心。”“这话引起大家的骚动，恰如记者在报导议会演说时所描写的：全体轰动。”德·玛赛在那个我们没有参加的晚会上讲故事获得成功，巴尔扎克通过描绘这次成功来表现他自己，是他巴尔扎克的成功呢，还是仅仅信笔所至引起的自我欣赏呢？恐怕两者皆有。我有一个朋友，在我认识的人中真正是凤毛麟角，有一种了不起的巴尔扎克式高傲。他在一家剧院作了一场演讲，我没有参加，他在向我复讲时，不时拍手打断自己的话头儿，以示听众当时的鼓掌。但，他投入了那样的狂兴那样的激奋那样的执着，以致我深信，他与其说是向我忠实地描绘演讲场景，倒不如说是像巴尔扎克似的自我欣赏。
然而，恰恰这一切是喜爱巴尔扎克的人们所喜闻乐见的，他们微笑着传言送语：“阿梅莉这个名字难听死了”，“《圣经》中的？菲菲娜惊异地反问”（《幻灭》）；“卡迪央王妃最精于穿着打扮”（《卡迪央王妃的秘密》）。喜爱巴尔扎克！圣伯夫那么喜爱给何谓喜爱下定义，本可以在此大做文章。因为其他小说家，我们喜爱他们的同时对他们言听计从，我们捧读一本托尔斯泰的书如同从比自己高大比自己能干的人那里获得真理。巴尔扎克的种种粗俗众所周知。初读时经常叫我们扫兴，但读多了倒喜爱起他来，于是对他的种种幼稚话报以微微一笑；我们喜爱他，带着一点搀着柔情的讥讽；我们了解他的怪僻他的狭窄，我们喜爱他正因为这些缺点强烈地显出他的特征。
巴尔扎克在某些方面保持着一种无条理的风格，可以相信：他没有致力于使其人物语言客观化，或当他使语言客观化时，他立即情不自已地每时每刻指出人物的特性。然而事实上完全相反。正是他本人，表面上幼稚地炫耀他的历史观艺术观等等，实际深藏不露，让人物的语言自行显露出真实面目，巧妙得让人觉察不出这种语言的真实性，而他不动声色，从不点破。美丽的罗甘太太是风雅的巴黎人，在图尔嫁给了省长，当巴尔扎克让她说话，比如她含讥带讽地挖苦罗格龙一家内务时所说的种种戏言，完全是她的语言，而不是巴尔扎克的！
还有，诉讼代理人的书记们嘲笑伏脱冷的吟唱，“特兰，拉，拉，特兰！”德·葛朗利厄公爵和德·帕米埃主教代理官无聊的谈话：“德·蒙特里沃伯爵死了，”主教代理官说，“他是个粗壮的人，对牡蛎的嗜好令人难以想象。”——“他到底吃多少？”德·葛朗利厄问。——“每天十打。”——“没有不舒服？”——“根本没有。”——“哇呀！非同寻常嘛！这嗜好没让他得结石病？”——“没有，他身体好极了，可死于车祸。”——“车祸！他天生好吃牡蛎，在他很可能牡蛎是不可缺少的。”（《朗热公爵夫人》）吕西安·德·吕邦泼雷，即使在私谈时也吐露出活泼的俗气，那种缺乏教养的青年流气，大概很讨伏脱冷喜欢：“这么说，”吕西安心想，“他会玩布约特纸牌游戏。”“他被揭穿了。”“真是阿拉伯人的性格！”吕西安心里对自己说：“我给他许个空愿罢。”（《幻灭》）“此人狡猾透顶，不比我更像神甫。”（《烟花女荣辱记》）实际上，伏脱冷不是唯一喜欢吕西安·德·吕邦泼雷的人。奥斯卡·王尔德早期说过：“只是有了湖畔派诗人以后，泰晤士河上才有浓雾。”可叹后来生活教他懂得现实中令人心碎的痛苦多于书本上读到的，王尔德说：“我一生中最大的悲哀，是吕西安·德·吕邦泼雷在《烟花女荣辱记》中死掉了。”其时王尔德处于生活的辉煌期，他对吕西安·德·吕邦泼雷的偏爱和对吕西安之死的柔情，就特别富于戏剧性。他对吕西安之死的同情，想必同所有的读者一样，站在伏脱冷的立场上看问题，其实伏脱冷的观点就是巴尔扎克的观点。但，我们不禁联想，几年之后，王尔德竟成了活生生的吕西安·德·吕邦泼雷。吕西安·德·吕邦泼雷最后被关押在警卫官监狱，看到了自己在上流社会发迹的生涯毁于一旦，因为他同一个苦役犯过从甚密，证据确凿，这个下场只是把后来恰恰发生在王尔德身上的事情提前罢了，而当时王尔德确实不知道自己会有同样的下场。
巴尔扎克的四部曲第一部最后一个场景中，每句话，每个举动，都有伏笔，作者不向读者透露，这些伏笔有了不起的深度，因为，在巴尔扎克的小说中，很少有独一体小说，往往是组合体小说，即一部小说是一组小说的一部分。很明显巴尔扎克对每一组小说都经过长期的准备，如《金眼女郎》，《萨拉金》，《朗热公爵夫人》等，主题逐渐收紧，最后死死抓住不放。还采用了时代插入法，例如，《朗热公爵夫人》，《萨拉金》，就像一块场地上混有不同时期的熔岩石。这些伏笔，隶属于一种非常特别的心理学，除巴尔扎克，还未见他人发掘出来，但要指出哪些伏笔属于这类心理学是相当棘手的。不妨举例试述，就拿伏脱冷在大路上阻拦吕西安自杀来说吧，他并不认识吕西安，因此只有吕西安的外貌能引起他的兴趣，直到“挽吕西安的胳膊”，“把手臂围在吕西安腰里”这样情不自禁的动作，这中间除了用控制欲的理论、用两人搭档的理论外，找不出更为不同、更为确切的解释，总之，假教士把吕西安的眼睛，也许把自己的眼睛，蒙上一层不可告人的思想阴影。伏脱冷插讲嗜好吃纸的故事，难道不是表明伏脱冷了不起的性格这一特征吗？也可以说是跟伏脱冷相似的人的个性特征，不是吗？也是他们特别喜爱的理论之一，是他们很少流露的一点点秘密，不是吗？那段妙文是无可争议的至美佳作，即描述两个旅行者（伏脱冷和吕西安）观光拉斯蒂涅家荒芜的乡绅住宅。我管这叫做同性恋的奥林匹欧的悲哀：“他决意把一切重新看上一遍，包括喷泉旁的水塘。”（《幻灭》）我们知道，伏脱冷在《高老头》中的伏盖公寓曾对拉斯蒂涅抱有控制的意图，但没有成功，如今把同样的意图施加在吕西安·德·吕邦泼雷的身上。他在拉斯蒂涅身上失败了，但并不因此而减少介入拉斯蒂涅的生活：伏脱冷唆使别人暗杀泰伊番公子，好让拉斯蒂涅和维克托莉·泰伊番结婚。后来，当拉斯蒂涅跟吕西安·德·吕邦泼雷作对，戴着假面具的伏脱冷提醒他在伏盖公寓的某些事情，从而迫使他保护吕西安，甚至在吕西安死后，拉斯蒂涅还经常约伏脱冷到一条暗街去会面。
这样的效果之所以可能实现，完全多亏巴尔扎克的发明：把同一人物保留在所有的小说中。因此从作品深处折射出的一抹光线，掠过整个生命，以凄凉和混浊的光亮，照射到多尔多涅那座乡绅住宅，照射到我们两位旅行者歇脚的地方。圣伯夫一窍不通，全然不懂为何让人物保留姓名，他写道：“这种自负最终导致最虚假最乏味的构思，我指的是让相同的人物不断出现在这部或那部小说中，好像众所周知的哑角。我们动不动就面对相同的嘴脸。”（《当代人物肖像》）这表明巴尔扎克天才的构思遭到圣伯夫的否认。也许人家会说，巴尔扎克不是一下子产生这种想法的。譬如某个部分只是事后才并入他的大组合小说。不要紧嘛。瓦格纳在想到写《帕西法尔》之前，先创作一首曲子，名叫《耶稣受难日的奇观》，后来才纳入《帕西法尔》。至于附加部分，添加的东西美不胜收，天才突然瞥见自己作品的分离部分之间出现新的关联，便把它们衔接起来，使之全盘皆活，浑然不可分隔，难道不正是作者最妙的直觉吗？巴尔扎克的妹妹向我们讲述他产生这个想法的那天是如何欢欣雀跃；我觉得这个想法很了不起，他如果在开始事业之前就有此想法，相比之下，也毫不逊色。这是突然出现的一道光芒，普照在他作品的各个不同部分，本来一直暗淡无光，顿然使各部分浑然一致，生机勃勃，光辉灿烂，但这道光芒并非不是出自他的神思英发。
圣伯夫的其他批评同样荒诞不经。他始而责备巴尔扎克生造“文字乐趣”，不幸他的文笔在这方面确实欠缺，然后又责备巴尔扎克缺少情趣，巴氏的作品也确实情趣不多，但圣伯夫举了一个句子作为例子，而这个句子引自非常精彩的段落，不管怎么说，巴尔扎克著作中这样的段落还是很多的，在这类段落里思想和风格融为一体。句子原文是这样的：老姑娘们“全部住在城里，遍分各处，其方式恰似一株植物的毛细管，她们像叶子吸收露水那样贪婪地收集各家的新闻和秘密，吮吸过后自动传递给脱鲁倍神甫，宛如叶子把吮吸的新鲜水分立即输给茎梗”（《图尔的本堂神甫》）。圣伯夫又责备后面几页中的一段话：“城里人沸沸扬扬，假仁假义地对迦玛小姐表示同情。‘迦玛小姐一生清白，这场官司侮辱了她，她受不了。她虽然理直，一气之下也快气死了。皮罗托害了恩人性命……’那个无孔不入的女人帮口所放的空气，内容就是这几句话，图尔城里的人挺高兴争相传说”（同上）。圣伯夫还竟敢把巴氏小说成功的原因归咎为巴尔扎克吹捧那些青春开始衰退的妇女的短处，如《三十岁的女人》，他说：“我严厉的朋友说过：亨利四世靠战胜一个个城市夺取他的王国，而巴尔扎克则靠描写种种缺陷征服病态的读者。今天三十岁的女人，明天是五十岁的女人（甚至已经出现六十岁的女人），后天是得萎黄病的女人，在《绝对之探求》中还有畸形的女人”，等等。他竟敢因巴尔扎克迅速风靡法兰西上下而横加解释：“他的技巧在于根据故事的下文逐一选择地点。”（《当代人物肖像》第341页）将来人们会在索缪尔的一条街上向旅行者指点欧也妮·葛朗台的故居；在杜埃大概已经可以指出克拉埃的故居了。石榴园的占有者，不管他是多么宽容的图尔人，微笑时必定带着几分傲慢。作者向他安插人物的每个城市奉献的这份殷勤，使他赢得了人心。圣伯夫在谈到缪塞时说自己喜欢糖果和玫瑰，等等，加添道：“一旦咱们喜欢过那么多东西……”我们理解他的意思。这都是圣伯夫喜欢说的事情，他谈起夏多布里昂时也说过这类话。但他对巴尔扎克构思阔大、描绘纷繁表示不满时，他把这种现象称作可怕的杂乱无章：“他的故事中即使不算《三十岁的女人》、《被遗弃的女人》、《新兵》、《石榴园》、《独身者的故事》，他的小说中即使不算《路易·朗贝尔》和他的杰作《欧也妮·葛朗台》，还剩下卷帙浩繁、多于牛毛的故事和小说，各种各样的：诙谐的，经济的，哲学的，磁性的和神智的，不一而足！”（同上）然而，这恰恰是巴尔扎克著作伟大之处。圣伯夫说巴尔扎克投入十九世纪，一如全力投入其主题：社会是女人，要求有替她作画的画师，他就是社会的画师，他描绘社会时完全不照传统的方法，他更新了手段，更换了笔法，以适应这个野心勃勃和标新立异的社会，而这个社会执意开辟新时代，独树一帜。然而，巴尔扎克不满足于简单地描绘社会，至少在描绘准确的肖像这层简单的意义上来讲是如此。他的书是卓越思想的产物，不妨说是进行卓越描绘的思想产物，描绘的有效产物，描绘的伟大构思产物，因为他经常在一种艺术的形式中构思另一种艺术。由于他在描绘的效果中发现一种卓越的思想，同样也能在书的构思中发现卓越的效果。每当他为自己想象一幅画面，总有一些扣人心弦的独创之处，叫人惊叹不已。不妨想象一下今天某个文学家，他想以各种不同的手法，前后二十次表现同一主题，并要求有某种深沉感，精妙感，力量感，重压感，新颖感，强烈感，就像莫奈画的五十幅鲁昂大教堂或四十幅睡莲。巴尔扎克是狂热的绘画爱好者，他有时候在兴头上竟想自己也有卓越的绘画构思，想出一幅令人心醉神迷的图画。但毕竟是一种构思，一种支配性的构思，不像圣伯夫所认为的那样，是一幅未经预想的图画。在这一点上，甚至福楼拜都不像他这般带有先入之见。如《萨朗波》、《包法利夫人》的色调。一旦从他不喜欢的主题着手，福楼拜便毫不选择地投入工作。但，所有的大作家在某些方面都殊途同归，就像一个天才人物，独自一人经历人类不同的时刻，有时是相矛盾的时刻。在这点上福楼拜与巴尔扎克趋同，他说：“我必须为菲莉茜黛设想一个光辉的结局。”
巴尔扎克的小说把现实写得栩栩如生，他的小说使我们生活中千百种事物具有某种文学价值，而在此之前，我们觉得这些事情纯属偶然。恰恰是这些偶然所形成的规律从他的作品脱颖而出。不必重述巴尔扎克式的事件、人物。咱俩不是说好永远只说别人没说过的事吗？譬如一个放荡的女人读了巴尔扎克，她若处在不为人知的地方，就会如愿以偿地感到一种真诚的爱；或甚至把事情引申到一个过去有劣迹的男子，或政治名声不好的男子，他若处在不为人知的地方，就会建立深情厚谊，周围形成愉快的关系网，想到很快别人会打听他是何许人，没准会疏远他，于是千方百计避免风波。在即将离开度假之地的路上，那里也许对他不利的消息很快传到，他虽说离群索居，忧虑伤感，但这种感伤不无迷人之处，因为他读了《卡迪央王妃的秘密》，知道自己身处的境况具有某种文学性，从而具有某种美的情调。当车辆在秋天的大路上行驶，把他送去会见依然可信的朋友们，他心中不免忧喜参半，如果无诗意可言，则爱的惆怅也就没有魅力了。更有甚者，假如别人指责他的那些罪过是子虚乌有的，那他何必那么迫不及待让德·阿泰兹还有德·拉斯蒂涅和德·玛赛的信徒们受到名誉损害。境况的真实可以说是偶然的，个别的，使得作者可以把一些人名置于许多境况之上，比如拉斯蒂涅娶情妇黛尔菲娜·德·纽沁根的女儿，又如吕西安·德·吕邦泼雷被捕的前夕娶了德·葛朗利厄小姐，再如伏脱冷继承吕西安·德·吕邦泼雷的财产，而在这之前他千方百计让吕西安发迹，再如朗蒂一家财富惊人，却建立在主教对一位儿时被去势的歌手的爱慕上，歌手虽是个小老头儿，却受人尊敬。巴尔扎克从社交生活的表层采集种种微妙的真情实况，并且都有相当程度的普遍性，以致很久以后，大家还能拍案叫绝：多么真实！在《夏娃的女儿》中，两姐妹德·旺德奈斯夫人和杜·蒂耶太太虽然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出嫁，但手足深情依旧；由于革命的动荡，出身低微的妹夫杜·蒂耶摇身一变成为贵族院议员，而费利克斯·德·旺德奈斯却失掉了贵族院议员的桂冠，从此，两姐妹德·旺德奈斯伯爵夫人和德·旺德奈斯侯爵夫人（原杜·蒂耶太太）因享有相同的贵族姓氏而造成一些不愉快的事情。还有更深刻的相似哩，比如芭基塔·瓦勒戴斯所爱的男子恰恰很像同她住在一起的女人，又如伏脱冷豢养的女人可以天天与他的儿子萨尔诺夫幽会，又如萨尔诺夫娶了德·莱斯托拉夫人的女儿。就这样，在戏剧表面的、外部的情节下，运行着灵与肉的神秘法则。
我们对巴尔扎克著作作这般解释，唯一有点使人担心的，恰恰是他在书信中从不谈及的事情，他写信时不管谈到自己的什么书，都说好得不得了，但谈到《金眼女郎》却非常不以为然，只字不提《幻灭》的尾声，就是我讲的那个很精彩的场景。夏娃·沙尔东的性格，我们觉得毫无可取之处，在他则好像奇珍异宝。但这一切可以从我们拥有的书信中偶尔获悉，甚至从巴尔扎克亲自写的书信中获悉。
圣伯夫一如既往，我行我素，对待巴尔扎克也不例外。他不谈巴尔扎克笔下的三十岁的女人，而讲巴尔扎克书外的三十岁的女人；就《绝对之探求》中的巴尔塔扎尔·克拉埃讲了几句话后，他便大讲真实生活中的一个克拉埃，此人恰好留下一本著作，论述他自己的绝对之探求，然后圣伯夫连篇引用这本科学小册子，自然都是没有文学价值的东西。圣伯夫关于文学猎奇的想法是虚假的，有害的，他竟居高临下按自己的想法错误地评判巴尔扎克对《贝姨》中斯坦卜克的严厉态度：斯坦卜克是半吊子艺术家，不实践，不创作，不懂得必须全心投入艺术才能成为艺术家。有鉴于此，圣伯夫好像被触犯到他的尊严，奋起抨击巴尔扎克的说法：“荷马……曾与诗神缪斯姘居”。此话也许不大恰当。但，实际上，要阐释过去的杰作，只能用撰写杰作的人的观点去评说，不可以从外部，怀着学院式的恭谦，敬而远之地加以评说。文学创作的外部条件在上个世纪已经变化了，文学家的职业变得更有吸引力更有排他性了，这都是可能的。但文学创作的内在规律、精神法则，并没有变。一个作家，凭一时的天才就想一辈子在文学社交界清谈文艺，安享天年，那是一种错误的想法，幼稚的想法，就像一位圣徒过了一辈子高尚的精神生活却向往到天堂享受世俗的快乐。像巴尔扎克那样理解古代伟人，比圣伯夫那样理解，更接近古代伟人。文艺猎奇从来没有创造过任何东西。贺拉斯本人肯定更接近巴尔扎克，而与达吕先生或莫莱先生则相去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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