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文化特征与软实力
如果人们广义地把文化解读为“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298]那么一个国家的文化可谓是该国软实力的重要源泉。同时，文化软实力也成为国家软实力的核心。约瑟夫·奈认为，“文化是为社会创造意义的一系列价值观和实践的总和”。[299]英国“人类学之父”爱德华·泰勒认为，“政治、外交、意识形态、价值体系是文化，语言、宗教、艺术、哲学、风俗、服饰、饮食等同样是文化。”[300]文化无所不包，渗透在人类行为的方方面面、点点滴滴。所有这些东西所产生的综合影响力，就构成了国家的“文化软实力”。自古以来，文化交流、文化渗透乃至文化侵略、文化征服是各国、各民族间的普遍现象。中国著名学者季羡林认为：“一个民族的文化发展约略可分为三个步骤：第一，以本民族的共同的心理素质为基础，根据逐渐形成的文化特点，独立发展。第二，接受外来影响，在一个大的文化体系内进行文化交流；大的文化体系以外的影响有时也会渗入。第三，形成一个以本民族的文化为基础、外来文化为补充的文化混合体或者汇合体。”[301]正因为人们意识到文化之于国家实力和国际交流、对外关系的重要作用，致力本国文化建设、对外开展文化外交就显得格外重要。法国作为文化大国，在利用其优越的文化资源实现对外战略目标方面有相对于其他许多国家的巨大优势，法国本身有着充分挖掘其文化潜力用于对外战略的历史传统。冷战后的法国对外文化政策则是在继承历史经验基础上的一种适应时代和形势变化的创新。
一 文化特性和文化的传播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302]《辞海》对文化的阐释是：“从广义上来说，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上来说，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303]
西文的文化 culture 词源来自拉丁语 cultura，其原意为种植、耕作、培养等（Action ou manière de cultiver la terre ou certaines plantes, d.exploiter certaines productions naturelles）。法国久负盛名的百科全书式大辞典拉鲁兹（Larousse）对作为文化的culture一词有如下五条释义：[304]
1.知识活动所产生精神财富的集合（Enrichissement de l.esprit par des exercices intellectuels）。
2.对特定领域的认识（Connaissances dans un domaine particulier）。
3.作为一种文明，以区分不同种族或民族的物质和意识形态现象的集合，如西方文化（Ensemble des phénomènes matériels et idéologiques qui caractérisent un groupe ethnique ou une nation, une civilisation, par opposition à un autre groupe ou à une autre nation: La culture occidentale）。
4.某一社会集团之行为举止特性的集合，包括其语言、行为、衣饰等，以此与其他社会集团区分，如布尔乔亚文化、工人文化[Dans un groupe social, ensemble de signes caractéristiques du comportement de quelqu'un（langage, gestes, vêtements, etc.）qui le différencient de quelqu'un appartenant à une autre couche sociale que lui: Culture bourgeoise, ouvrière]。
5.描述某种现有或史前阶段科技和艺术传统的集合（Ensemble de traditions technologiques et artistiques caractérisant tel ou tel stade de la préhistoire）。
文化具有流动性，能在不同地域、民族、国家间传播、渗透。文化产生于一定的社会环境，与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相适应，具有意识形态的属性，它对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等具有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文化渗透力，简单地说，就是传播自身文化的能力，强调的是吸引他人欣赏自身文化的能力。[305]文化的传播能同化他人的观念和思维方式；他人观念的同化有助于本国战略目标的实现；在通过文化同化实现本国目标的过程中，国家的控制力得以增强。陈玉聃则认为，文化的渗透力、作用力是双向的，“文化上的同化可能会促进他国的发展，从而威胁原属国的地位。也就是说，对他国进行文化同化，在吸引对方并使自己的目标更易于实现的同时，也可能会增强他国的实力，弱化自身的相对力量，从而导致对他国控制力的下降”。[306]
文化具有一定的共性，也有其特殊性和地域性。文化是人类创造的，人类具有共性，所以文化必然具有共性。主流文化是一个民族、时代或地域顺应历史发展和社会心理而形成的文化精神主流。世界上的“主流文化”并没有绝对标准，但“强势文化”的存在是客观现实。文化，本来就是覆盖了生活的各个层面，既有极少数人才能欣赏的“阳春白雪”，也包含符合大部分人口味的“下里巴人”。威廉斯认为：“文化是对一种特殊生活方式的描绘，这种生活方式表达某些意义和价值，但不只是经由艺术和学问，而且也通过体制和日常行为。依据这样一个定义，文化分析就是对暗含和显现于一种特殊生活方式即一种特殊文化之意义和价值的澄清。”[307]
文化的实用性在于文化产品的可选择性与可组构性。文化产品要进入社会，就必须依据一定社会历史时期政治的、法律的、道德的、文化的标准，进行比较、鉴别、筛选和优化，然后按照一定的传播渠道和传播方式传播出去；同时，由于文化产品消费者的出身、社会阅历、价值观念和文化层次的不同，他们面对数量极为庞大、质量参差不齐的文化产品时，不是“照单全收”，而是会有所选择。人类个别的、分散的、无序的、独特的文化产品需要按照一定的社会需要和社会标准，使用特定的符号系统，进行收集整理、分类编排，缔结构造到整体的有序的社会文化大厦中去。
文化在传播流动中的最大特点是其柔韧性。在和平环境下，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对其他国家或民族的影响是缓慢、柔性的，它在潜移默化中流布、传扬，在大多数情况下还可能被拒之门外。不能想象一夜之间一种文化取代或征服另一种文化。即便是在战争环境下以暴力强制手段企图将一种文化强行移植到另一个民族中去，其后果也往往适得其反。中国历史上，元朝的蒙古族征服者以弓马得天下后企图将草原游牧文化强行植入中原，但百年努力最终还是付诸东流，值得讽刺的是，很多蒙古贵族反而被汉族文化所吸引、同化，除了喜好汉族的宫室丝绸华服美器之外，有的人还能用汉语写出很优秀的诗词。文化不具备强制性。
文化上述特点决定了文化权利化、政治化过程所发挥的作用是无形的、缓慢的、潜移默化的，不能以急功近利的态度看待软权力的效用。因此，文化的运用要着眼于长远利益。民族文化想要保持生命力和影响力，首先要得到人们的认可，走向世界就必须要有世界性的参照体系。在英国有托尼·本内特的“文化政策”专项研究，他将文化政策置入文化研究之中，关心文化的“政府性”而非“抵抗性”，本内特是以被称为文化研究的“修正主义者”。
国际关系学界对“文化”概念的研究和重视是20世纪后半期，尤其是八九十年代以来的事情，塞缪尔·亨廷顿把人类学的文化概念引入国际关系研究，在亨氏主编的《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一书前言中指出，“我们是从纯主观的角度界定文化的含义，指一个社会中的价值观、态度、信仰、取向以及人们普遍持有的见解”。[308]1990年代，随着建构主义学派的兴起，文化受到国际关系学界的日益重视，成为西方国际关系三大主流理论之一的建构主义学派所重点研究的一个核心变量。建构主义对“文化”的定义，简单说就是共有观念或者共有知识（shared ideas or shared knowledge）。亚历山大·温特在他的代表作《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中认为，“共有观念构成了社会结构的次结构，即‘文化’”。[309]他指出，“文化不仅仅是个体成员大脑中共有观念的聚合，而且也是群体支撑的现象，因此从本质上来说也是公共现象”。正因为如此，文化形态才具有多元实现性质。以温特为代表的建构主义者认为文化具有建构作用，尤其特别重视“文化”对国际关系施动者“身份和利益”产生的作用。[310]
二 软实力的组成及特性
“软权力”概念由约瑟夫·奈在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之后，引起了各国学术界乃至普罗大众的普遍关注。1990年，奈在《注定领导》中提出“同化权力或称为软权力往往与无形的权力资源相联系，如文化、意识形态和制度”。[311]其中，文化是“一种相对廉价和有用的软权力资源”。[312]奈在他的专著《软权力》一书中对软权力的表述是“一个国家在世界政治中获得想要的结果可以是由于其他国家——羡慕其价值观、模仿其榜样、渴望达到其繁荣和开放的水平——愿意追随之。这种软权力——使其他国家想要你所想要的结果——同化他人而不是胁迫他人”，也就是“通过吸引而非强制以达到目标的能力”。[313]
2006年奈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软权力再思考》一文，用简单清晰的方式再次澄清了与软权力概念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奈认为，“权力是使其他行为者调整自身行为以满足你所需的能力。实现这一目标主要可以通过三个途径：强制（大棒政策）、援助（胡萝卜政策）和吸引力（软权力）”。“一个国家的软权力资源由三部分组成：对他国有吸引力的文化、在国内和国际上都能得到遵循的政治价值观、被视为合法和享有道德权威的外交政策。”[314]
“软实力”的提出意义非凡，它的最大价值在于认为世界的发展和人类的和平可以通过自己的文化和价值体系来规范世界秩序而得以实现，而不需要诉诸武力和经济制裁。也就是奈所说的“希望追随他、羡慕其价值观、以其为榜样，渴望达到其繁荣和开放的水平”。软权力吸引民众甚至国家，而不是迫使他们改变。确立预期的能力往往与无形的权力资源相关，例如具有吸引力的文化。在全球化时代，媒体介质的多样化使各类信息流动成为现实。“信息交流和通信手段的进步，降低了包括文化、价值观、政策和制度等在内的无形要素流动的成本，使其传播的范围更广、传播对象更具体，从而为‘软实力’提供了重要的载体和手段。”[315]
上海社会科学院信息研究所郭洁敏研究员认为，软权力的构成基础是文化，包括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念。文化软权力化的主要条件是：文化的先进性、国内有效运用的资本，以及强大的传播和辐射能力。每个国家的文化都有先进之处，因此都有某种程度软权力化的可能。现代传播媒介的迅猛发展给各种文化的软权力化创造了有利条件，因而世界上将出现软权力竞争的新局面。软权力的运用必须遵循以下准则：重在“感化”，而非“同化”；着眼于长远利益，而不是短期利益。另外，软权力的运用必须官民并举。[316]
文化权力化后形成软实力是文化本身的属性所决定的，也是软权力的政治属性所决定的。如上文所引述的法国Larousse辞典的观点，文化是人类的精神产品及其相应载体（Enrichissement de l'esprit par des exercices intellectuels），它同物质活动及其产品相对应。文化和物质产品一样，并不必然包含着权力。权力意味着控制，是使他者按照自己意愿行事的能力。软权力不是强国的专利，文化软权力化的关键取决于这一文化的先进性。摩根索曾经谈道：“如果一个政府的外交政策对它的人民的知识信念和道德价值观念有吸引力，而其对手却没有成功地选定具有这种吸引力的目标，或者没能成功使其选择的目标显得具有这种吸引力，那么这个政府便会对其他对手取得一种无法估量的优势。意识形态是一种武器，它可以提高国民士气，并随之增强国家的实力，且正是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它会瓦解对手的士气。”[317]法国著名学者、法国国际关系研究院的创始人和院长蒙布里亚尔（Thierry de Montbrial）认为，“一种文化或意识形态组成的体系回应的是某种个体和集体层面的现实必要性”。[318]文化在具有同化能力的同时，还必须同所属国的对外目标联系起来，这样才有可能成为软权力。
关于文化与软权力的关系，中国学者王沪宁认为：“文化不仅是一个国家政策的背景，而且是一种权力，或者是一种实力，可以影响他国的行为。”他以“政治系统和政治领导”“民族士气和民族精神”“社会的国际形象”“国家的对外战略”“确定国际体制的能力”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等六个方面说明了国家软实力的基础。[319]
具有政治主权和文化主权属性的软权力，其内含的意识形态与政治原则是民族精神与国家主权一体化的表现。它承载着民族传统，凝聚着民族利益，所以政治属性中的国家特性决定了软实力非但不能与他国分享，还要加以保护。这种国家特性不但指社会制度，而且特别指国际关系中的国家情结、国家使命与国家关怀。[320]中国学者甘阳认为：“真正有效的软实力总是具有某种普世意义的，不仅仅只是某一特定国家的价值取向，而是其他国家的人也能承认的。”[321]“民族国家”作为国际社会的行为主体，对外要维护自身利益，扩大国际影响力；对内要管理社会事务，维护社会稳定，强化社会民众的国民意识。因此，在和平年代，巧妙应用软实力相对于硬实力更加能够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不战而赢人之心”的战略目的。
三 文化权力化在对外关系中的应用
文化软实力的应用是国家实现对外战略目标的重要一环。法国作家、地缘战略家、“非常规战争”专家热拉尔·沙利昂（Gérard Chaliand）认为，“影响力外交”是一种间接的策略，当今时代，工业化民主国家采取直接行动的余地日渐缩小，这进一步凸显了“影响力外交”战略的重要。[322]“影响力外交”具有间接性、长期性和隐蔽性特点，即通过间接的手段寻求长期的影响。文化，凭借其“细水长流”“点滴渗透”可至“石穿”的特点，成为“影响力外交”最合适的工具之选。1999年，法国巴黎第八大学教授、传播学系主任阿尔芒·马特拉（Armand Mattelart）提出，“大国寻求影响的手段越来越少，因为帝国主义和军事占领日益罕见并且遭到国际社会的唾弃，而随着新兴经济国家的兴起，北方对南方的技术统治也变得越来越不可靠，因此文化就成为一国对外活动中少数可施加影响的手段之一，拥有文化影响力也就是拥有政治影响力。文化是在国际舞台上彰显实力的硕果仅存的因素之一”。[323]当然，世界文化不会因为某国家行为体文化的极力扩张而导致“同质化”和“某国化”，因为扩张与反扩张、渗透与反渗透在文化传播的历史长河中总好像一对不太和谐的孪生兄弟，既共存又排斥，求同存异。例如，与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相悖的，是中国“和而不同”“以和为贵”的儒家传统理念，体现在中国疆土上无数民族文化冲突导致最终的大致融合这一历史事实。但是，文化扩张效果的稳定性与持久性，则无时无刻不显现在世界各个角落。
文化作为一种“软性”武器，在思想、认同和规范的社会化，在对外战略的运用中具有隐蔽而强大的蕴染力和传播力。1989年苏东政权的变换和随后苏联的解体，让美国更深切地体会到运用文化外交战略去配合实现国家战略利益的有效性，由此得出的一条结论是：美国“赢得冷战胜利，不是因为军事强大或因为外交官的技艺高超，而是凭借美国制度赖以为基的民主思想的力量”。[324]早在1969年，美国学者席勒在《大众传播与美利坚帝国》一书中明确地阐述了文化帝国主义的思想。他把文化帝国主义界定为“一个综合的过程，通过这个过程，把一个社会带入现代世界体系。这个过程具有一种社会机制，即通过吸引、压迫、强制，有时是贿赂手段使该社会主导的社会阶层形成符合现有世界体系统治中心的价值观，增强现有世界体系统治的结构”[325]。克林顿在1997年就职仪式上强调人文主义的普遍理想说：“世界已经不再被分为两个敌对的阵营……现在我们正在与曾经是我们的敌手的国家建立纽带，日益频繁的商业和文化上的联系使得全世界的人都有机会来提高物质和精神财富。”[326]
大国政府无不试图通过文化的渗透力和软权力影响进行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以此达到其军事、政治乃至经济手段所无法达到的目的。法国也不例外，“虽然法国意识到文化渗透的作用时已经是到了20世纪40年代，但是法国充分利用其文化资源来实现国家战略目标是相对成熟的”。[327]法国著名国际事务专家、专门研究国际文化关系的学者路易·多洛（Louis Dollot）认为，20世纪以来，文化从自由发展状态转而要求国家参与，这是文化发展的一次革命。1959年7月欧洲第一个中央级文化行政机构—法国文化部的成立正式明确了国家在文化政策领域的主体地位，标志着法国从此具备了正式的国家机构对文化生活进行安排和指导，从此制定了真正意义上的文化政策，为文化生活的安排和指导提供具体的形态与手段。文化部长安德烈·马尔罗成功地争取到将文化事务纳入国家发展计划之中，这一举动是具有双重意义的：不仅从战略上使文化政策成为了国家的一项重要国策，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连续的、持久的政策保障，而且由此以后，文化部在国家财政总预算中占有了一席之地，有了自己独立的收支预算，从经济上为文化部今后的各项实际操作提供了资金保障。
事实上，与黎塞留相似，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第一任总统戴高乐本人高度重视法国文化权力。他认为，国家实力不仅表现在物质方面，还必须超越物质基础，这不单纯取决于经济和军事实力，还包括政治、文化等精神性实力，因此他对内通过塑造法兰西民族的伟大来作为激励和团结法国人的凝聚剂，紧紧抓住本国文化的光荣传统，把它当作民主独立国家尊严和独特个性的最后一道防线，具有“神圣的地位”。对外则强化法国的“文化外交”，突出强调法国的文化特性。面对着美国文化向全球渗透的事实，法国政界、文化界采取各种手段进行了抵制，同时在国家财政中对文化教育的预算连年增加。
有学者认为，能否促进本国语言的传播也是文化同化能力的一个重要标志，因为语言直接与人的思维方式相关，而对于语言特别是当代语言的理解和掌握，又是深入了解并认同一国政策与思想的途径。文化有很多种形式，在戏剧、小说、电影等形式中，语言都占有重要地位。法国人对法语在全世界传播的重视是举世闻名的。在联合国秘书长的人选问题上，希拉克总统曾表示，如果新任秘书长不能流利使用法语，法国将会行使否决权。由此可见法国维护和扩展自己民族语言和文化的决心之大。
第二节 法国文化外交传统与法兰西战略文化
在以“上帝的选民”和“人类自由权利捍卫者”自命的自高自大上，法国人的“布道意识”“天下意识”一点也不弱于试图从“山巅之城”出发“拯救人类”的美国人。法国人认为，他们与美国人的不同之处只是在于历史与传统更长远、文明与学理更精深。从高卢时代到中世纪，从文艺复兴到批判现实主义文艺的兴起，从巴洛克风格的建筑雕塑到印象主义绘画，直到当代存在主义和各种眼花缭乱的文艺思潮，法兰西民族创造了令欧洲和整个世界为之羡慕的璀璨光辉的灿烂文化。法国多维、多元的文化是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追求理想与理性思考的融合。法兰西民族的个性也非常突出，她一方面享受舒适奢华，浪漫不羁；另一方面则追求光荣梦想，自负好斗。正是由于法兰西民族极为突出的个性、多元化的宽容，使得法国成为众多举世闻名的思想家、艺术家的摇篮，成为自由、平等、博爱箴言的发源地，成为“人权宣言”“自由女神”、社会主义、欧洲一体化理想的故乡，对人类社会的进步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法国有她值得骄傲的历史遗产：卢梭、孟德斯鸠、圣西门、傅立叶、莫里哀、司汤达、巴尔扎克、大仲马、雨果、罗丹，这些名字不仅属于法国，也属于全人类。法国人自己也醉心于自己的历史辉煌：“历史上很少有哪个国家、哪个时期在各个领域中取得过像法兰西在18、19世纪那样的进步，法国人以前从未生活得像此时期那样美。”[328]一百多年前，法国自由派政治家普雷沃斯特—帕拉多尔写道：“法国在盎格鲁—撒克逊世界面前，就像当初雅典在古罗马世界面前一样。它将永远成为欧洲最具魅力和令人神往的社会，在所有没落国家中，它闪耀着最耀眼的光辉，正如雅典在没落的希腊城邦中一样。”[329]甚至连自己的语言，也令法国人充满自豪，直到今天，法语依然被公认为最美、最浪漫，同时也最严谨的人类语言之一。一种语言，“既最适用于诗歌，也最适用于法律文本”，[330]这恐怕也确实值得这个民族去珍视。随着法国殖民帝国在全世界的扩张，法国文化外交传统逐步形成，并成为法兰西战略文化重要而独特的组成部分。
一 法国文化的发展和扩张有其自身的内在逻辑和递进过程
法国文化中既有崇尚传统和权威的古典主义，也有闪烁着理性光芒的现实主义，同时又有充满想象力的浪漫主义。几个世纪以来，各个流派相互碰撞、汇合、交融。古典主义大师安格尔曾有若干浪漫主义的追求；学院派雕塑家乌东以深刻观察与生动表现反映现实；德拉克洛瓦解释自己是浪漫主义者时自称应理解为自由地表达自己的印象；而印象主义画家们的风景画同时也丰富地表现着现实——多元发展一直是法兰西文化的特征，这种多元化和包容性也为法兰西文化向外传播并在各地被认同和社会化打造了基础。
法国人内心深处根深蒂固地自认为，他们“对人类命运有重要使命”，这使得法国文化有较强的扩张性。自从法国大革命产生《人权宣言》后，无论世界上任何国家和地区发生他们所认为的“违反人权”的现象，法国都会站出来予以谴责。对法国而言，传播文明意味着宣传启蒙思想。1789年后，自由、平等、博爱的声音响彻整个欧洲大陆。拿破仑征服欧洲的同时把法兰西文化带到了欧洲，从而实现了一个“启蒙运动时代的法语欧洲”。[331]法兰西文化的对外传播伴随着枪炮和火药，然而这种文化在枪炮过后为法国国家利益所起到的作用却是枪炮所比不上的。戴高乐在《战争回忆录》一书曾经这样说过：“即使所有国家都是冷冰冰的怪物，法国却依然受到别人的热爱。因此法国便享有特殊的地位。她强大起来自然更好。她越是强大，她将越加成为名副其实的法兰西。即使不强大，她在世界上也受到人们的热爱；任何国家都无法受到这种热爱，因为任何其他国家都不是法国。”[332]二战后，法国再也不是一流强国，但法国毕竟有着战争所无法摧毁的一些精神上的沉淀，“法国手中还有几张好牌：首先是法国多少世纪以来就拥有的威望，由于它奇迹般地摆脱了深渊而部分地得到了恢复；其次是在人类失去平衡的动荡年代，谁也不能忽视法国的力量；最后是由法国的领土、人民以及海外领地所形成的牢固的基础”。[333]
二 法国对外文化政策有着久远的历史痕迹
1986年，英国退休外交官米切尔在其专著《国际文化关系》中将文化外交定义为：“文化外交是文化在国际协议中的介入，是文化运用于对国家政治外交和经济外交的直接支持。”按照米切尔的定义，文化外交有两层含义：“一是政府为许可、促进或者限制文化交流而与其他国家签订的多边或双边协定，例如政府间的文化合作协定、文化交流项目等；二是国家文化机构实施文化协定及其所从事的与他国建立、维持、强化或断绝文化关系方面的活动。”[334]
在法国，国家对文化事务的参与由来已久，法兰西艺术和文化一直被看作国家强势和民族凝聚力的保障和象征。历史证明，在树立法国的威望方面，法兰西帝王和当政者们对文化的扶持、对文化扩张的努力比他们发动的战争更加有效。16世纪初，瓦罗亚王朝的弗朗索瓦一世颁发了著名的《维雷—科特莱敕令》，法语从此被确定为官方语言；17世纪，波旁王朝的路易十三下令兴建了法兰西科学院。而后的“太阳王”路易十四兴建凡尔赛宫，成立法兰西喜剧院，鼓励、资助艺术家和作家进行创作，更是责无旁贷地承担起艺术保护者的职责。“太阳王”路易十四还曾用重金奖励文人，使他们致力于“使国王崇高，使王国荣耀”的活动。到拿破仑帝国时期，文化依然是君王与贵族展现艺术品位的象征。法兰西第五共和国于1959年首次设立文化部，法国第一任文化部长马尔罗的文化政策为法国人恢复民族文化自信和重塑文化大国形象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为后来的对外文化政策奠定了基础，文化政策从此也成为法国政治生活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在关乎总统选举的政治辩论时文化政策也是必然要提到的一项内容，可谓是法国政坛风云中的一个亮点。[335]当然，文化政策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同国家的政治、经济、外交总体目标相一致，是国家文化意志的集中表现，其直接目标是国家利益和民族文化利益的统一。
拿破仑曾经讲过：“一支笔等于一千杆毛瑟枪。”这句话足以证明法国对文化的重视。19世纪末，法国的对外文化活动拉开了序幕：宗教团体首先登场，四处办学，教授法语。到1939年，已在全球建立千余所法语学校。民间机构紧随其后：1883年，法国诞生了一所非营利的私人文化宣传机构——法语联盟（Alliance Française），其成立有着非常明确的目的，即在宗教和官方机构出于政治原因而无法进入的地区传播法国语言文化。到目前为止，法语联盟已经分布在全球133个国家。[336]二战后成立的文化关系总司司长雅克·德布邦—比塞一上台就宣称，要不惜一切代价在全球推广法语，哪怕牺牲其他文化活动的开展。[337]
在法国对外征服和殖民的过程中，文化渗透和文化征服处处可见。以我们的近邻越南为例，法国人进入越南后，在文化教育和科举考试方面作了较大的改革。一方面，逐步减少中国历史文化内容，降低汉字的使用率，如北沂于1910年、中沂于1912年停罢诗赋，到最后一场考试已经没有了北史；另一方面，不断扩大法语、越南语的普及，增加越南历史地理、人物、西欧历史地理、时务以及近代科技等方面的内容，其目的很明显，无非是不断削弱中国文化对越南的影响，使得以法国文化为核心的西方文化不断渗入越南，企图通过文化殖民令越南更加臣服于法国的殖民统治。[338]
三 法国的政治家们历来重视通过文化传播扩大法国的影响力
极富张力的法国文化伴随法国的海外殖民和对外扩张形成了法国文化外交的传统，并在几世纪的岁月积淀中逐步成为法兰西战略文化中最具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法国政治家们对于对外文化政策也有着深刻的认知、关注，并积极投入实施。
对文化的重视和投入可以追溯到法兰西民族的遥远祖先。法国文化部的官方网站不无骄傲地对此进行了充分的描述：
我们可以将法兰西文化政策的先声追溯到卡佩王朝的最初时代，比如在法王圣路易支持下，1257年罗伯特·索邦建立了索邦神学院（索邦大学，巴黎大学的前身）。
法兰西王室的文化政策首先体现在对文学艺术的资助上，这造就了自文艺复兴时代开始法兰西文化的飞跃发展和光辉成就。在文艺复兴时期法王弗朗索瓦一世的时代，法国出现了首个国家文化机构：法兰西学院。
这一政策一直得到了延续，尤其体现在王室建筑的营造上。路易十二成立了“国王宫室造办处”。[339]到了路易十四的时代，他对宫殿、城堡、花园等的建筑给予了特别的保护和支持。
大革命之后，尤其从第三共和国起，国家文化政策得到了新的扩展。在不断对知识创造提供支持、对国家遗产进行精心守护的同时，国家加强了对艺术教育的支持，并尽心投入于使法兰西文化财富更易接近、更加发扬光大的事业。[340]
谈到法兰西历史上的君主对文化的重视和贡献，路易十四（Louis-Dieudonné，意为上帝赐予的路易，1638年9月5日～1715年9月1日）是绕不开的人物。正是他通过军事征服奠定了现代法兰西的版图，也奠定了法国作为欧洲甚至是世界性大国的基础，同时也是他拓展了法兰西作为世界文化艺术大国的光荣。路易十四推行重商主义的经济政策，奖励工农业生产，开拓国内市场，使法国经济很快繁荣起来，而海外的殖民掠夺也给法国带来巨额收入，大大充实了国库。凭着强大的经济实力，路易十四建立了一支欧洲人数最多、最强大的常备军。这支军队所使用的武器装备是当时欧洲最先进的。历经意大利战争和宗教战争的洗礼，路易十四的专制统治在1661年奠定了基础。他宣称“君权神授”，把自己当作神的化身，甚至把自己说成上帝。当时路易十四下令建造的王宫——凡尔赛宫的壮观豪华为全欧洲所羡慕，也是路易十四追逐欧洲霸权和建立殖民帝国的运筹帷幄之地。由于他本人对文化艺术的特殊喜好，并意识到科学的力量，路易十四投入大量资金，发展法国文化艺术和科学事业。他亲自创办了法兰西舞蹈学院、音乐学院、喜剧院、建筑学院和科学院。他自己从七岁开始就每天坚持芭蕾训练，并亲自扮演太阳神，由此获得了“太阳王”（le Roi Soleil）的美名。这一时期的法国在建筑、绘画、戏剧、舞蹈等方面将古典主义艺术发展到了一个高峰，显示出极大的文化影响力。整个欧洲的宫廷王族、贵族和知识分子都以会说法语为荣，所有的外交条约都用法文来撰写。这一时期巴黎成为欧洲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法国成为艺术家的乐园、文化和思想的交汇地，法国的宫廷制度和文化艺术为欧洲各国所羡慕和模仿。
从路易十四时代开始，著名的法国沙龙文化风潮渐起。贵族家中宽敞、舒适的客厅，追求时髦而多情的贵妇，给艺术家和思想家们提供了讲坛和听众，引发他们的灵感和激情。而此时刚在巴黎出现不久的咖啡馆则为市民们提供了各抒己见的场所。法国启蒙思想家们就在这样的背景中诞生了，主要代表人物正是人们熟知的伏尔泰、孟德斯鸠和卢梭。伏尔泰批判了宗教蒙昧主义，强调“自我思考”的重要意义，提出“天赋人权”的思想，认为人生来就是自由和平等的，一切人都有追求生存、追求幸福的权利，这种权利是天赋的，不能被剥夺。孟德斯鸠论述了“法治国家”的重大意义和现代法律的精神，首次提出了“三权分立”的政治思想。卢梭发展了英国哲学家霍布斯、洛克提出的“社会契约论”，进一步完善“天赋人权”的观点，尤其强调人民主权的思想。所有这些启蒙思想，为后来的法国大革命，甚至是社会主义理念的诞生提供了完整的精神基础。法兰西思想文化和人文艺术的繁荣，成为法国崛起为欧洲乃至世界大国的重要标志，其分量丝毫不输于路易十四、黎塞留和拿破仑的赫赫军功。
在多年来传统的影响下，法国当政者历来重视法语、法国文化的对外传播。继1883年成立致力于在海外进行法语教学的“法语联盟”（Alliance Française）后，法国于1902年成立了致力于海外非宗教教育的“世俗传教士”（Lay Mission），1910年成立致力于学校包括高校交换项目的“海外办事处”（Office National）。[341]1909年，法国外交部建立了一个国外法语学校与著作办公室，用以协调头绪日渐增多的对外文化活动。一战的爆发凸显了宣传的重要性——“宣传”可以起到争取中立国或盟国的精英阶层的目的，为此，法国把许多民间文化团体纳入了它的外交战略。1920年，外交部将国外法语学校与著作办公室升格为法语著作司，重新定义了其使命，即“法国的对外知识扩张”，并明确表述了成立该机构的目的：“我们的文学、艺术、工业文明、思想在任何时候都强烈地吸引着其他民族；我们设在国外的大学和学校是法国真正的宣传阵地，它们是我国政府的一件武器，这就是为什么外交部及其驻外机构需要督导这些对外文化活动、不惜任何代价地启发和促进法国的知识渗透的原因，我们坚信知识渗透是我们的对外行动中最为有效的方式之一。”[342]二战前夕，法语著作司的预算占到法国外交部总预算的近20%。
二战后以来，法国认为，在世人眼里，德国、日本、美国等是“科技发达、工业先进、生机勃勃”的象征，而法国则停留在“文学和艺术的祖国”的传统形象上，这不利于扩大法国的影响，要改变这种僵死的看法，展现“现代的法国”比“古老的法国”更加迫切。[343]正如法国外交官阿尔贝·萨隆（Albert Salon）所言：“自二战以来，法国的所有政治家——无论党派——及文化政策的领导者都毫不含糊地确认，文化政策是对外政策的一个方面乃至一根支柱。”[344]参议员古泰龙的归纳也一语中的：“法国的文化外交旨在通过弘扬法国语言和文化来强调法国在世界的角色，实现通过建立非正式的‘朋友’俱乐部的方式来影响世界的目的。总之，一切都是为了使文化服务于外交，其所要达到的目的最终是政治的。”[345]法国资深外交官让—大卫·莱维特（Jean-David Levitte）则直截了当地指出，“文化外交是法国的一张王牌”。[346]
法国政治家们在具体对外文化政策方面给予大量财政支持。前外长休伯特·韦德里纳（Hubert Védrine）指出，“法国世界地位的核心体现是文化”，[347]在谋求影响力方面，“请别忘了我们的软实力，它是巴黎的魅力，是法国的时尚、奢侈品、烹调、葡萄酒、优美风光和法国文化的吸引力。”[348]法国首任文化部长在任内提出“文化经费预算要占国家总预算的1%”的目标，现在已大大超过。除各级政府的预算投入外，法国政府还在税收上开口子，如凡是在法境内进行地下施工的企业，法律规定按其合同的一定比例征税，该税收入全部用于文化保护工作。
法国政治家们不断完善对外文化战略的机构设置。一方面是成立并不断强化文化部建设。1959年7月，欧洲第一个主管文化的部级机构——法国文化部成立之时，马尔罗（André Malraux）作为第一任文化部长亲手起草了文化部组织章程的第一条规定：“负责文化事务的部门机关，其任务是使最大多数的法国人接触全人类的文化精华，尤其是法国的文化精华；使法国的文化遗产拥有最广泛的群众基础，促进文化艺术创作，繁荣艺术园地。”[349]该条规定不仅明确了文化部门的使命所在，而且为文化政策的制定指明了方向。法国前外长菲利普·杜斯特·布拉齐（Philippe Douste-Blazy）认为法国文化部的成立是为了提高法国文化在国际社会的“可读性”（lisibilité）和“可见度”（visibilité），提高法国对外文化活动的效率。[350]文化部前高级官员雅克·里戈（Jacques Rigaud）则说：“外交不能忽略文化，这涉及捍卫和弘扬法国的语言、民族的声誉，捍卫和提高法国的影响力，为在国外的经济活动保驾护航，促进人员和观点的交流……我们应该从最广泛的意义上来理解文化，从书籍和电影贸易直到我国科技成果的传播。”[351]另一方面则是加强外交部对外文化主管部门的指导协调功能，这是在全世界独一无二的。1945年，法国外交部成立了“对外文化关系总司”，并将之作为全法外交工作的重点，其预算一度占到外交部总预算的一半以上，首批司长都是有影响力的名人，如路易·约克斯（Louis Joxe）、雅克·德布邦—布塞（Jacques de Bourbon Busset）等，这表明它肩负着挽救法国国际形象的重任。文化关系总司的存在，使法国成为全球几乎唯一一个在外交部框架内组织对外文化活动的国家，也使得法国的文化外交比其他国家显得更加直截了当。[352]
第三节 冷战后法国文化外交
文化虽然很难定出优劣，但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某些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往往会更适应社会的发展，其思想观念也因此可能扩大为普世性价值准则。从历史上看，通过学习和借鉴他国文化，从而促进自身极大发展的例子很多，有些国家的实力因此赶上甚至超过了文化原属国。文化传播也可能带来负效应，导致自身影响力和控制力降低。这主要有两种情况：其一，竞争性意识通过文化传播同化他国，会带来对自身的更大挑战；其二，本民族文化被他国接受和应用，可能削弱自己的相对实力。因此，有效的认知、转型、发展是法国冷战后保持其文化软实力的关键。数世纪来积淀的文化扩张力和软实力积淀“厚积薄发”，冷战后法国文化外交为法国保持大国地位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 冷战后法国政界、学界对法国文化现状的反思和再认知
软权力不是永恒的和绝对的，需要与时俱进地进行更新，以保持它的力度和强度。软权力在国内的实践可以起到“样本”作用。当一个国家经济持续发展、社会不断进步时，其背后“无形的力量”——软权力必然进一步得到强化，并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作为国家软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和制度建设也需要与时俱进，否则其软权力也必然会下降。冷战结束的20世纪80年代末期，法国相对实力下降，冷战时代的那种游刃于东西方两大集团之间的优势也已经不复存在。由于深受“大国雄心”的影响，法国历届政府一直不愿意在文化外交领域进行战略收缩，反而继续对外进行文化的扩张，在这种情况下，对外文化扩张所需的费用支出已经成为法国政府严重的财政负担。这些成为制约法国政府实施文化软实力战略的一个重要因素。
与此同时，法国的有识之士对法国文化自身的现状和发展也开始了反思。法国评论家阿兰·哥曼（Alain Quemin）称：“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法国毫无疑问是世界艺术之都，那些渴望出人头地的艺术青年全都慕名而来，而如今，他们纷纷涌向了纽约。”而当下“法国文化墙内开花、墙外不香的现状早已是国际文化舞台上心照不宣的共识”。[353]法国当代哲学家吉尔·利伯维茨基（Gilles Lipovetsky）认为，20世纪70年代以后，法国进入了一个“空的时代”，即一个个人主义横扫一切，集体、社会和国家的意义被掏空，以往的社会模式、社会规范被蚀空，而新的具有生机和活力的社会模式和社会规范又尚未建立起来的时代。第五共和国第六任总统萨科齐把法国文化衰落的原因归结为个人主义取代了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无政府主义、极端自由主义、放任主义、散漫主义、享乐主义泛滥成灾，国家的地位和政府的权威受到极大挑战和严重削弱。法国当代哲学家、社会学家马歇尔·郭雪（Marchel Gauchet）也认为1968年的法国学生运动把法国推入了个人主义社会。他深入反思民主制度，认为当代法国民主以尊重和保障个人的“人权”（即个人的基本权利）作为民主的一个重要基础，然而对“人权”的过度重视和强调，反而促使个人对“人权”过于贪婪，永远得不到满足，最终使得民主制度陷于瘫痪，运转不灵。他把这种状况概括为“民主反对民主自身”。[354]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文化反思一直延续到21世纪的今天。2004年，法国思想界就民族文化的未来进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媒体大辩论。当年夏季《费加罗报》发起了题为“成为法国人意味着什么”的大讨论。6月到8月间，有40多位哲学家、政治家、学者和作家陆续发表文章，表达对法国文化现状和前途的深重忧虑，列举了法国衰落的症状：在全球失去了原有的地位，在欧盟中的角色削弱，经济衰败，失业率高，难以整合移民族群等。这场讨论充满了对法国往昔伟大时代的怀旧情绪、对当前民族认同的危机感及深切的自我怀疑与批判精神。
法国著名学者阿兰·杜阿梅尔（Alain Duharnel）的观点则相对较为乐观。他认为当今的法国人应意识到法兰西就其“历史、文化、语言、自豪感和自负”等文化软实力而言，是一个形象十分突出、成熟的、典型的民族国家，有能力克服危机。
2013年，法国外交部长法比乌斯和文化与新闻部长菲利佩蒂在《费加罗报》发表了题为“我们对于21世纪文化外交的雄心”的联合署名文章，称“唯有文化才能成就法国的伟大”，强调在欧美贸易谈判中要坚持“文化例外”的原则，还在外交领域不遗余力地推进文化外交，致力于在世界范围内保护和推广法国文化。[355]
二 从文化单边主义转向文化多边主义，鼓吹全球文化多样性
20世纪，“由于缺乏强大的军事、经济支撑和现代技术的光芒，要维护法国的‘世界地位’，只能通过向国外大量宣传和输出法国文化来实现”。[356]根据法国经济研究和统计研究院的统计数据，法国国内自20世纪90年代起，遇到二战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衰退，整个90年代的平均增长率不足2%。[357]在此背景下，法国对其谋求大国地位的政策手段进行了战略性调整，将之放在了“建立多极世界”的旗号之下，通过推动单极世界秩序向多极化演变来谋求对国际事务的更大发言权。为实现“多极世界”的战略构想，在硬实力愈加不足的情况下，法国寄希望于软实力。
文化多边主义的政策始于密特朗主政后期。冷战的结束，特别是美国文化的全球风行突出了团结其他文化的重要性，如果还是继续以前的政策，即在对外文化交流中仅仅重视法国文化的输出而不承认各文化之间存在互相依赖关系和补充作用，那么“来自巴黎的声音将更加微弱”。在这种情况下，法国不得不放下架子，在本国推介其他国家的文化，如创办了外国文化季/年活动，使“对话”“合作”成为20世纪80年代法国对外文化政策的关键词。1982年7月，在墨西哥举行的有关文化政策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会议上，法国前文化部长雅克·朗演讲时提出，“要真正发起反对知识与金融帝国主义控制的斗争”。也是在1982年，密特朗讲道，发达国家应采用一种“促使文化共同繁荣”的策略。[358]
到希拉克主政时代，通过推动世界多极化实现法国利益的政策目标更趋明确，希拉克不遗余力地推动世界多极化。其中鼓吹文化多样性、推动文化多边主义是其重要政策内容，文化外交手段也成为当时法国外交的重要方面。法国非常“艺术”地提出了“文化多样性”原则，指出这是通向多极世界的一条重要途径。这种宣传对法国当然是非常有利的。“在‘文化多样性’旗帜下，法国既可以保护本国文化免遭美国文化的挤压，又可以打着推动建立多极世界的旗号进一步利用本国的文化优势，开动文化宣传机器，加强国际影响。”[359]
在2003年10月于巴黎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上，希拉克希望所有国家通过一个《非物质性文化遗产保护公约》来保护文化多元性，评论家们认为，这一公约是“人权普遍公约的延续”。2003年10月17日，总部设在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第32届大会闭幕前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对世界各国的语言、歌曲、手工技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作出了必要规定。新当选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主席、中国教育部副部长章新胜认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必要性不言而喻，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物质文化遗产一样，反映了一个民族和国家对自身特性的认同和自豪感以及被世界认可的程度。它不仅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历史成就的标志，也是反映今天文明的标志。”[360]
文化多样性主张不但是一种政治原则，同时也是法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传播姿态。在欧盟内部，法国一直在致力于推动“文化多样性”。由于欧盟各国相互借重，相互制约，这也就为欧盟文化政策的实施提供了先天的便利。法语文化在欧盟内部并没有去制约其他文化的发展，而是期望与欧洲其他文化相互借鉴、相互融合，利益共享，法国的这种做法对维护欧洲的“文化多样性”起了很好的作用。
法国高度重视发挥法语国家组织（OIF）等讲法语国家（francofonie）国际多边组织的作用，利用其为法国文化外交搭建了很好的舞台。希拉克总统在1997年法语国家组织河内首脑会议上的讲话一语道破天机：“从现在起，法语国家组织作为一个政治集团，在国际舞台上应该以一种声音说话，以一个面貌出现。”众多非法语国家的加入凸现了法国利用这一组织开展文化外交的成功。有西方英语媒体称OIF正在变为法国在“文化多样性”的外衣下“恢复昔日帝国时代的荣光”的工具。
面对如美国CNN那样的现代电视传媒的冲击，法国积极应对挑战，力图使用现代传媒继续向全世界传播、扩张法兰西文化。在密特朗的时代，除了他试图与蓬皮杜一较高低并企望传之长远的法国国家图书馆（又称密特朗图书馆）这一永久建筑外，他还支持创建了后来在世界上影响颇大的法国国家电视五台（TV5）。在其继任者希拉克的时代，法国又创立了崭新的法国电视24台（France 24）。希拉克在France 24开播之际接受采访时说：“像法国这样的大国对世界发表自己的看法是必要的，这个任务今后将由France 24来切实完成。”2006年12月6日20点29分，该台在巴黎开始向全世界播出新闻电视节目，开播社论称：“France 24是一个了不起的工程，它的使命是激励人心的：用法国的眼光24小时不间断地看待国际时事，向世界传递法国的价值观。这些价值原则使France 24区别于竞争对手：突出世界的多元性，突出超出信息范畴的对抗和深层研究，以及这些多元性中的文化和生活艺术。”[361]France 24的问世是法国的政治愿望和实际能力相结合的结果，它表明法国一方面在不断地寻找并坚持文化多元化的视听政策，另一方面寻求一个国际化的传播平台来向世界发出法国自己的声音此外，为适应“互联网时代”的新形势，为传播法语互联网技术资源，法国政府专门建立了专项基金；为了恢复和提高法语在各个国际组织中的官方语言地位，法国为这些国际组织的员工免费进行法语培训，并为这些组织的法语翻译提供高额薪水。[362]
虽然被视为“亲美”总统，但萨科齐对法国文化的珍视、对文化多样性的鼓吹、对法兰西文化在全球传播的推动力度丝毫也不逊色于密特朗和希拉克。2008年10月，萨科齐在魁北克的演讲中称：
我们不希望一个扁平化的世界，我们不希望一个单一的世界。我们期待多样化。我们为一个多彩的世界而欢呼！如果我们这些操同样语言、拥有同样文化的人不去共同捍卫我们共有星球的均衡权力的话，还有谁会去这样做呢？[363]
我们将推动使法国丰富多彩的文化和富有魅力的法语更好地在世界上得到传播，在世界各法语国家，我们将进一步加强法语的教育。我们将在巴黎建造一座“法语区大厦”（Maison de la Francophonie），以永久保存那些法语国家和地区所捍卫的价值。法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发扬光大应该能够穿透任何边界。[364]
三 冷战后法国在政治、经济、机制方面对文化外交的支持
冷战后的历届法国政府，无论是密特朗、希拉克还是萨科齐，都对法国文化外交提供了坚定的政治支持。萨科齐获选上台后，决心复兴法国文化，恢复法国的文化大国地位。为此他提出了新颖的“文化政治观”，可概括为：在国民中培养符合时代潮流发展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重新树立爱国思想和公民责任意识，重新确立民族身份，大力发展民族文化事业，通过国民观念的更新、文化素质的提高、文化事业的发展，来推动民族经济的发展和民族科研事业的进步，促进综合国力的提高，力图使法国在欧盟建设中发挥主导作用，恢复法国在国际上的大国地位和文化影响力。[365]
在当今世界，任何挑战文化霸权的文化举措不仅需要政治勇气，同时也需要在资金、人才、制作和技术等环节保持相应的竞争力。法国为文化外交可谓不惜重金。据法国文化部综合与财政司介绍，2007年法国国家财政预算支出为4950亿欧元，其中文化预算支出为61亿欧元，占到了1.23%。这些支出按用途分配如下：文化遗产保护、文献、图书馆、博物馆等17.5亿欧元；艺术创作8亿欧元；艺术院校和艺术教育普及8.5亿欧元；公共媒体27亿欧元。同年，法国对外文化活动预算达10亿欧元，占到全国文化预算的六分之一，具体分配如下：文化网络35%、对外视听21%、科技与教育交流21%、法语教学14%、法语国家组织5%、其他4%。[366]
法国把文化外交工作纳入政府管理范围内，使得政府通过整合不同部门资源构筑的最具系统性和协调性的官方外交网络给予其更有力的指导和支持，从而保障它的活动更有效率，使其成为法国外交网络最富于活力和亮色的重要环节，充分反映了法国政府对文化外交的独特认识，即文化外交是一项系统和综合性的工程，需要外交、文化、教育和财政等不同部门的协调和配合，而只有政府拥有这样的整合和调动资源的能力，政府因而对此责无旁贷。此外，法国政府还搭建了多样化的文化交流平台，支持非政府组织等民间机构的对外文化交流。“法语联盟”派出的语言教师，无疑充当着法国文化的使者和“代理人”，而他们又在世界各地培训当地人成为语言教师，这张文化传播的人际网络势必不断地扩充。
在世界各国的首都、普通城市乃至乡村，法国的文化外交可谓无孔不入。法国驻外使馆的文化处（文化中心）是法国使馆各处室中外交官编制人数、预算资金均名列前茅的，它们与 Alliance Française 一起，或联合，或分别在驻在国举办各种法国文化活动，如放映法国电影和音乐、邀请人们品尝法国美食和美酒、赠送法国报刊、举办文化沙龙、播放精心挑选的法国尤其是巴黎风光片，等等，比较长期固定的活动则是免费提供法语培训，这些活动从中国、美国这样的大国，到欧洲各个邻国，直到肯尼亚、巴基斯坦、阿根廷，受到了广泛欢迎。法国驻外使馆的文化官员、外交官乃至情报部门负有特殊使命的间谍们从而能够与各国各界人士，尤其是该国的法语学生和法国问题研究者保持紧密的联系，经常见面交流，推广法国文化的同时也了解了驻在国的人情民意。在这个基础上，法国使馆和Alliance Française还定期、不定期地邀请它们所举办的当地国家法语大赛的优胜者、法语歌曲大赛的优胜者[367]赴法国巴黎等地观光旅游，进一步培养他们对法国的好感。事实证明，这些举措都是非常有效果的，为宣扬和推广法国文化、为推动促进法国与各国的外交关系发挥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
第四节 法兰西战略文化对文化外交的影响
法兰西深厚的文化传统给法国人带来了充分的自信，法国人对法兰西文化的自信深深注入了他们的血液，这种自信沁润千年使其本身也成为了法国的一种特有文化。对法兰西文化的珍视、在全世界传播法兰西文化的热情，使得文化外交成为法兰西战略文化中最为夺目的亮点，成为法国对外战略中最吸引人的部分。
即使到了我们所有的信仰都动摇的那一天，我们的文化依然会支撑着我们共同去开辟通往均衡发展和可持续文明的道路。[368]
在我即将正式履行我作为法兰西共和国总统的职责之际，此刻，我思考着法国。这个古老的国家久经磨难，但总是能够重新屹立而为全人类代言。我思考着法国第五共和国以来的历届总统，戴高乐将军曾两次挽救了法国，并为法国挽回其主权、尊严和权威；蓬皮杜和德斯坦用他们各自的方式带领法国走进现代社会；密特朗，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护卫了我们的制度、代表了人民的政治选择；希拉克，在任的12年中致力于和平事业，并将法兰西的普世思想传播到全世界。
在这个庄严的时刻，我想到我们的人民。一个伟大的民族，一个拥有辉煌历史的民族，为了她的信念与民主制度，为了他们不再屈服而屹立；我们坚强的法国人民，他们满怀勇气去克服困难，并将这种力量传播到整个世界。[369]
秦亚青认为，“在国际社会中，某一民族国家的私有知识和观念可以通过各种传播渠道——文化外交是一种途径——不断上升为国际社会共享的公有知识和观念，成为世界主导文化的基本内容，最终在各种文化竞争和融合中形成世界各国普遍接受的规范性的国际文化或世界文化”。[370]战略文化与文化外交相互渗透、相互影响、水乳交融。战略文化本身包含的本民族的观念可以通过文化外交体现出来，而各种文化在对外交往中竞争和融合的过程中不断影响着战略文化的演进。
一 维护文化软权力的持久性是法国追求其大国地位的重要途径
进入20世纪后半期后，美国的“文化霸权主义”严重威胁着法国文化软实力的权威。软权力的运用有其准则，即必须“吸引”，而非“强制”，否则就会陷入“文化霸权主义”而遭到反对和抵制。与法国、中国相比，美国几乎没有历史文化。法国人认为，“这个国家出现至今只有短短的200多年的时间，其文化来源还要归功于早期欧洲移民的带入”。可是，二战以后美国作为一个文化产业大国的地位冉冉升起。好莱坞、GRE/TOEFL、哈佛、迪士尼、纳斯达克、麦当劳、可口可乐、治理结构、CEO、MBA，这些眼花缭乱的具有美国象征意义的符号铺天盖地席卷而来，具有悠久民族传统的法国是美国“文化入侵”的主要“受害者”之一，法国历届政府采取了各种层次的抵制措施，法国国内民众大多也对美国文化嗤之以鼻。法国政府在艰难地、不遗余力地维护自己的文化影响力，对外利用经济文化援助努力维系自己在世界舞台上的文化大国地位。
法国文化软实力战略主要是以政府为主导的发展模式。法国政府把保护文化多样性，主要是保护法国文化、推广法国文化提高到了战略高度，其出发点和关键，是通过持久、强大的文化软权力维护法国大国地位。在法国外交政策、防务和安全白皮书中分别有如下相关表述：
全球化还引起了分裂。大家越来越重视自己的特性，一些国家和个人干脆走向自我封闭（体现在经济、社群或认同方面）。这有可能会导致国内或国际争端、宗教冲突和历史仇恨，因此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但另一方面，这种趋势也表达了在全球化背景下大家对民族特性、地方特点、文化多样性的合理期待。
鉴于美国在战略、军事、经济、科技和文化上的优势，美国仍将保有强大实力，是国际舞台的主角……全球化意味着积极参与各种政治、安全、经济、社会和文化类的国际组织，并且积极投资各种跨国网络——这是21世纪新的国际机制。此外在观念上、技术上还要能够发挥影响力。比如说要有文化影响力，要通过外国留学生、研究机构、媒体、进行观念上的争论等方式提高自己的影响力。在全球化时代，国家需要摆脱过去“独立”和“控制”的旧思维，而学会用“相互依存”和“网络”的观点去看问题。[371]
……运输手段的快捷增加了传染病散播的危险，因特网导致了信息病毒的传播，通信能力的增强使政治、经济和金融等危机的传播更为迅速，人口、财富以及思想的流动更难以控制。各种经济、政治和文化模式的传播更为明显，而以此名义出现的“拒绝同质化”的活动导致出现了各种各样追求特性的反应，导致在全球范围内出现了新的分裂。全球化还伴随着民族主义、宗教狂热、极权主义的上升，导致经济和社会不平等加剧。
国际危机的复杂性要求（法国）动用外交、金融、文化、民事和军事等所有的工具，无论在预防危机、管理危机的阶段还是在冲突之后的稳定和重建阶段都是如此。
（法军）在加强对潜在战场的了解能力时，应从政治和文化角度加强了解……[372]
这种政府主导发展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有效抵制了英语文化的入侵，有效地保护了法语文化，并进而维护了法国的国家利益。法国参议员阿德里安·古泰龙（Adrien Gouteyron）在相关报告中提出：“拥有文化活力的法国不必强调国家机器，只需用‘软实力’和‘影响力外交’的逻辑即可彰显其影响。”[373]
为加强国际文化交流，法国率先于20世纪80年代开始同外国开展互相举办文化年/季的活动，并以此作为推动文化多元性、抗衡美国文化霸权的重要手段。
文化软实力是法国掌控前殖民地、维持大国地位的长效办法。如前第三章所述，法国一直把非洲视为维护其世界性大国地位的重要舞台，其长期管理、控制、影响非洲前殖民地的重要手段就是通过法语、法国文化。法语是法国和非洲法语国家保持特殊关系的前提。后殖民时代的不少非洲国家仍是法语国家，而且不少非洲国家的官方语言虽然不是法语，但是法语仍然是绝大多数学生必须掌握的第一外语。非洲绝大多数大城市街头能买到法国发行的各大报纸和流行杂志，书店内阵列的大部分书籍和学校的许多教科书是法国出版的。许多非洲国家的药检标准也是完全模仿法国的标准，其高级科技人才和科研人才都是在法国进修获得学位。法国在非洲人心目中的特殊地位也显示出法国在后殖民时期依然在前殖民地保持的巨大的影响力。“法国文化作为一种代表文明与秩序的文化，绝不意味着一种强势的殖民文化，而是一种先进的人道主义文化。”[374]当然，殖民地国家人民并非希望自己的同胞因为另外一个民族文化而失去灵魂，但是却毫无保留地显示出法国文化在原殖民地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如此之重。
二 独立自主理念是法国维持其文化特性不被侵蚀的关键
独立自主理念是法国在全球化态势下保护其文化独立自主特性的原则性理念。在冷战后美国文化帝国主义扩张、中华文明影响力日益深厚、伊斯兰文化原教旨主义流布广泛的背景下，法国积极主张文化多样性、高度关注对本国文化的保护。
冷战刚刚结束后不久，塞缪尔·亨廷顿提出：“文化的群体正在取代冷战的阵营，不同文明之间的地震带正在成为全球政治冲突中的主线。”[375]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美国文化产品全面入侵欧洲，危及法国相关文化产业的生存，法国便在1993年正式提出“文化例外论”，以此为据对文化产业和产品实行强硬的国家保护。法国人认为“文化产品和其他的产品不一样，既有商品的属性，又有价值观和文化精神层面的属性”。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法国举起了保护“文化多样性”的旗帜，法国总统希拉克在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会议上说：
每一种文化都有其巅峰期和低潮期，每一种文化都应该保留在人类的集体记忆中，当我们在进行文化推进的时候，应该扪心自问是否正在把一种强势文化强加于人。文化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一样，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对于一种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是一群人区别于另一群人的主要标志。
法国还团结加拿大和中国，提出了《文化多样性宣言》，而后又于2005年推动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以这一宣言为基础的《世界文化多样性公约》。这是以退为进，以守为攻，维护独立自主的文化软实力的表现。
在法国的努力推动下，欧盟的多语文化和欧洲文化多样性政策近年来得到了广泛支持，逐步成为“全欧认同”。21世纪的今天，不仅欧盟的领导层和社会精英，欧盟的普通公民都认识到保持语言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的重大意义。2007年9月欧盟各成员国元首或政府首脑签署的《里斯本条约》规定，欧盟应尊重其丰富的文化及语言多样性并确保其文化传承得到捍卫和促进。欧洲各国公民也意识到，“未来的欧洲应该是一个寄托情感和灵魂的精神家园。欧洲的文化多样性和政治多元化现实，决定了欧洲应该建立一种基于多元文化主义之上的欧洲认同，只有这样才能保障欧洲政治一体化目标的顺利实现”。欧盟确定2008年是“欧洲跨文化对话年”，目标是通过促进相互尊重、确保生活在欧盟的每个公民都有机会在社会中充分发挥作用，从而帮助每一位欧洲公民来应对更开放、更多样化的环境。多元文化是欧洲的现实，“对话年”希望实现从多元文化社会（multicultural society）到跨文化社会（intercultural community）的转变，最终实现“多样性中的统一性”。这一切，无疑都打着深深的法国烙印。
文化软实力同时也是法国维持独立自主地位的精神根基。如果说经济物质可以依赖类似于马歇尔计划的外援项目，防务安全可以借助类似于北约的组织合作，那么独树一帜、别具一格的文化软实力则是法国实现独立自主的精神根基。自从法国大革命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以后，几百年来，这个三位一体的价值观已成为法国对外积极倡导的思想价值观，成为其文化软实力战略的基本立足点。里戈指出，“在我们充满冲突的历史上，对文化的看法自始至终都是一致的，即文化是我们民族认同的一个不可替代的组成部分，并负有对外宣传我国的使命”。[376]莱维特认为：“文化外交是法国对外政策的一个基本构成，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法国对外政策的一大特点，因为很少有国家开展货真价实的文化外交并为文化外交提供手段。在这为数不多的几个国家（美国、英国、德国和法国）里，法国由于其文化外交的资历和从法语学校、文化中心、科研机构、考古机构到法语联盟的对外文化网络的质量与密度而位列世界第一。”[377]
法国大革命及其催生的《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倡导了全人类的权利和自由，不仅成为法国历史的骄傲，也受到了全世界的普遍认同，尤其成为生活在独裁专制社会中的所有人们的精神希望和寄托。托克维尔说：“宗教把人看作一般的、不以国家和时代为转移的人，法国革命与此相同，也抽象地看待公民，超脱一切具体的社会。它不仅仅研究什么是法国公民的特殊权利，而且研究什么是人类在政治上的一般义务和权利。”“没有任何事情能比法国大革命史更能提醒哲学家、政治家们要谨慎，因为从没有比它更伟大、更源远流长、更酝酿成熟但更无法预料的历史事件了。这是青春、热情、自豪、慷慨、真诚的时代，尽管它有各种错误，人们将千秋万代纪念它。”[378]列宁也曾表示：“整个给予人类文明和文化的19世纪都是在法国大革命的标志下度过的。”即便在法国失去了往日的强盛地位后，法国以天下为己任、高扬民主自由人权的精神依然不灭。人权、自由理念作为法国传统人文精神和近现代启蒙思想相结合的精髓，可谓是法国文化最重要的精神组成部分。现代民族国家等概念与其相结合，构成了支撑法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支柱。冷战结束以来，各国在国际舞台上相互较量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软实力竞争。美国充斥着物质主义的好莱坞、摇滚乐虽风靡一时，却不能掩盖其时间洗礼痕迹的缺失；法国虽然被普法战争以来的大规模武装冲突摧残而致经济落后，其软实力却因深厚的文化积淀而独树一帜，不容忽视。
三 文化多边主义是法国传统均势战略思想在文化外交领域的体现
从法兰西战略文化角度考察，笔者以为提倡文化多元化、推行文化多边主义是法国传统均势思想在新形势下的产物，是推动世界多极化、实现于己有利新的全球均势的重要手段。有意思的是，在这一领域，中法两国领导人的战略思维不约而同。
文化是人类在实践中长期形成的用于体现价值观的精神性活动和精神性成果，由于价值观不同，人类形成了多种多样的精神性活动和精神性成果。由于民族价值观的多样性，文化多元化成为文化存在和发展的基本方式，也成为制约国际关系和外交行为的重要因素。[379]多边主义的基本前提和动力就是文化多元化的存在和趋势。先进的文化都普遍具有较强的包容性，面对不同文化的碰撞和侵袭，自发性的、有选择的、排斥、剔除再到融合，都着重体现出求同存异的包容性。法国文化要在全球化时代维持其影响力，避免其他文化尤其是美国文化一家独大的现象，实现文化的“均势”，其唯一出路在于坚持多边主义原则。
均势理念指导下的文化多边主义是法国加强与他国文化交流的指针。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实际上是促进不同合作伙伴之间价值观上的沟通，有助于相互间的深入理解，在自身的价值体系之外，能够承认和理解“他者”的文化个性，从而在更坚实的基础上寻求伙伴之间的共性，并在相互尊重和信任的基础上展开合作。文化外交是合作性的，在对他国进行文化活动时首先要了解对方的心理感受和需要，其结果是让传播受众自愿接受和选择信息；文化外交突出相互理解和平等互利。因此文化沟通的最终目标不只是要使一些政府官员之间达成理解和共识，而恰恰是要实现不同价值体系和利益共同体里的广大民众之间的相互理解。与此同时，文化交流活动立足于长远，寻求不同市民社会之间的深入沟通和理解，所以由从某种意义上说更适合于独立于政府的社会组织来承担这项工作。法国注重精英阶层与民众阶层两者兼顾，即培养更多知法、亲法的精英，在国际舞台上获得更多支持的声音，又让更多的普通人了解法国、向往法国，进而亲近法国。[380]
全球化时代，文化多边主义要求法国扩大文化内涵。法国文化部前高级官员雅克·里戈（Jacques Rigaud）说：“外交不能忽略文化，这涉及捍卫和弘扬法国的语言、民族的声誉，捍卫和提高法国的影响力，为在国外的经济活动保驾护航、促进人员和观点的交流……我们应该从最广泛的意义上来理解文化，从书籍和电影贸易直到我国科技成果的传播”[381]文化交流，崇尚“和而不同”，在存异的同时要求相互尊重对方。“和而不同”的“不同”体现了文化交流的特点；而“和”则表达了一种原则，一种尊重。作为多边主义内在规制的行为主体，参与各方无论是大国还是发展中弱小国家在平等的基础上，应当秉持相互尊重的原则，共同应对国际事务。“国家间不可避免的不平等性具有令人烦恼的特性，但这并不应使我们忽略其所具有的优点。”[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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