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法国在今天世界舞台上的地位
从2010年末2011年初起，一场“突如其来”、影响巨大的“革命”风暴席卷中东北非地区，从突尼斯一个年轻小商贩以自焚来抗议社会不公开始，反对威权政府、呼唤政治变革、要求公平正义的呼声响彻阿拉伯世界。从突尼斯、埃及、阿尔及利亚，到也门、利比亚、叙利亚、巴林、约旦，从一开始的街头游行、抗议示威、广场革命，到部落武装割据、军事反对派公然“造反”、宗教政治势力粉墨登场，革命浪潮风起云涌、影响波及全球。短短的一年多时间内，先后造成一位元首政息人亡（利比亚领袖卡扎菲的统治在2011年8月23日被推翻，2011年10月20日，卡扎菲被俘身亡）、三位总统黯然下台甚或流亡海外（2011年1月14日晚，突尼斯前总统本·阿里流亡沙特；18天后的埃及示威浪潮导致穆巴拉克在2011年2月11日宣布正式下台，权力移交军方；2012年2月27日，也门政治协议正式生效，总统萨利赫退位）。国际舆论称之为“阿拉伯之春”，或“茉莉花革命”。直到2013年3月，革命和动荡仍远未停歇：叙利亚内战正酣，约旦、黎巴嫩岌岌可危，中东北非发生政权更迭后的各国经济低迷、政权不稳，阿拉伯半岛、非洲萨赫勒地区受此影响的国家也在酝酿着新的动荡与变革。“阿拉伯之春”对地区战略格局造成了广泛而深远的重大影响，以色列等国媒体惊呼这是中东三十年未有之大变局。
在此次中东北非大动荡中，法国异常高调地冲在世界舞台的前端，在所有参与或干涉这场变革的西方国家中，一路争先地成为西方集团惹人注目的代表和出兵放马的急先锋。先是在利比亚，在利比亚反对派开始反政府示威并爆发军事冲突仅一个月不到的时候，法国萨科齐当局即于2011年3月10日正式承认利比亚反对派成立的“全国委员会”为代表利比亚民众利益的合法政府，并表态计划同这个新成立的机构互换大使。3月17日，法国等积极推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1973号决议，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3月19日，法国率先空袭利比亚，出人出兵出钱，不遗余力地为利比亚反对派夺取军事胜利、推翻卡扎菲政权立下汗马功劳。
然而值得讽刺的是，恰恰是法国的萨科齐，与卡扎菲有着不解之缘，曾经称兄道弟。2007年12月，法国总统萨科齐对访问巴黎的卡扎菲满口溢美之词，并对一家法国报纸坚称：“卡扎菲没有被视为阿拉伯世界的独裁者。”萨科齐解释说：“他是这个地区执政时间最长的国家元首。在阿拉伯世界，这很重要。”卡扎菲作为回报从法国购买价值100亿欧元喷气式战机和空客，此举为法国创造了3万个就业岗位。之后卡扎菲更成了萨科齐的座上之宾，在访法期间，卡扎菲不住任何巴黎的高级酒店，而是获准在爱丽舍宫附近的国宾馆花园内搭建贝都因帐篷！这恐怕空前绝后，是法国给予的最高礼遇。事实上，早在2005年，卡扎菲在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就接见了时任内政部长的萨科齐，利比亚还曾为萨科齐的总统竞选活动提供了政治献金。[383]此次“兄弟反目”，背后自有玄机。
这首先是一场申明自身大国地位的权力战争。萨科齐当局透过阿拉伯世界的“革命”看到了法国扩大世界影响、重领大国风骚、占据战略制高点的千载难逢的机遇。多年来，阿拉伯民众受到威权政治、强人政治的长期压抑，渴望自由，渴望表达民主诉求，卡扎菲本人在国际上名声一直不好。法国此时以维护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力之名，主动出手，能主动彰显“自由平等博爱”口号之故乡的道德高地，扩大世界影响。而由于利比亚长期遭到武器禁运，没有可以击落飞机的武器，“这将是一场想输都难的战争”。另一方面，萨科齐还欲借助利比亚行动以铲除建立“地中海联盟”的绊脚石。几年来，萨科齐一直继续他的前任们的“南进”事业，企图推动“地中海联盟”建设，想借此提升法国的国际地位，但卡扎菲这个政治奇人、强人是该联盟不折不扣的反对者，不仅拒绝出席2008年在巴黎召开的首届地中海国家峰会，而且称该联盟“是可怕而危险的”。此外更重要的是，从地理位置上来说，位于地中海南岸、北非中间部位的利比亚是法国非常重要的“后院”。作为马格里布三国之一，利比亚不仅与4个极具战略意义的法语国家，即突尼斯、阿尔及利亚、乍得和尼日尔接壤，还紧扼地中海航路中部，控制着中东海上战略通道的要津。
这当然还是一场事关石油黑金的财富战争。冷战后法国一直在眼热而无奈地眼看着美国通过海湾战争、南联盟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一个个战略要冲和重大能源基地被美抢先纳入怀中。这次面对着重要产油国和海上战略通道所在地利比亚内院起火，法国难免忍不住趁火打劫，期冀能通过对利比亚军事行动的主导，为日后瓜分利益打下基础。要知道，利比亚的石油储量居非洲第一位，世界第9位，占世界总量的3.4%，长期以来被称为“欧洲的油库”！战争爆发前的2011年1月，其日产油气的85%输往欧洲，而其探明储量则高达410亿桶。从地图上看，从利比亚最大的两座港口——的黎波里和班加西到欧洲南部港口似乎只需轻轻一跃，比北京到上海的距离还近。利比亚坐拥非洲最大、开采条件最好、油质最好的石油资源，这令全球石油巨头垂涎三尺。
如果从战略文化角度分析，就十分容易理解法国的政治战略目的。为继续巩固和加强大国地位，法国政府清楚地知道战争、军事干涉、影响一国政权这些东西所能起到的重要作用。就在战争刚刚过去的2011年9月1日，名为“利比亚之友”的国际会议在巴黎召开，来自六十余个国家的元首和外长商讨利比亚战后重建。这一天是利比亚“九·一”革命节，42年前的这天，卡扎菲政变上台。就在这一天，法国《解放报》披露，2011年4月3日，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NTC）曾与法国达成“秘密协定”，承诺“只要彻底并永久支持NTC，法国将会获得利比亚原油的35%作为报酬”。密约各方旋即对此矢口否认。不过，法国外长阿兰·朱佩在接受RTL电台采访时称：“NTC已经非常正式地表示在重建中会倾向那些帮助过他们的国家，这是公平的，也是合乎逻辑的。”[384]战争红利，来得那么快速而直接。此次法国率领北约空军空袭利比亚、推翻卡扎菲政权，真可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被称作阿拉伯之春“可能的最后一块多米诺骨牌”的叙利亚，自2011年3月起便开始了“革命”浪潮，并随之爆发内战。虽然叙政府军与武装反对派争夺愈演愈烈、各国恐怖分子也趁势潜入叙境内大搞“圣战”，但巴沙尔政权垂而不死、顽强坚持，叙利亚成为此番中东动荡各国中冲突事件最长、拉锯战最为惨烈的国家。直到今天（2013年3月），叙利亚境内群雄逐鹿，仍不知鹿死谁手。在西方各国面对叙利亚形势动荡时，尽管总统宝座上的人物已经从萨科齐换成奥朗德，法国依然一马当先。2012年5月29日，奥朗德刚刚上台十几天后，便亲自宣布驱逐叙利亚驻法大使，并对叙利亚发出武力干涉威胁。[385]2012年11月11日，叙利亚反对派组织在卡塔尔首都多哈达成协议同意组成推翻叙利亚总统巴沙尔的联盟，两天过后，11月13日，法国总统奥朗德公开承认：叙利亚反对派联盟是叙利亚人民“唯一合法代表”。法国成为第一个承认叙利亚反对派联盟的西方国家，且在这一问题上法国朝野左翼、右翼空前一致。法国最大的在野党人民运动联盟积极鼓吹法国应对叙“有所作为”，前总统萨科齐还高调与叙利亚反对派组织接触，并暗示应依循利比亚模式对叙利亚局势进行干预。[386]
法国为何在叙利亚问题上显得那么急切？
第一，与历史有关。曾任法国总理办公室国防及安全事务总秘书处情报分析员、于2000年组建法国情报研究中心的埃里克·德内瑟不小心一语道破天机：“各种‘革命’的结局取决于其特殊条件，往往与各国去殖民化后的历史有关，但同时也具有相似的共性。我认为后者更为重要。这些国家都长期面对贫困，民众抗议活动频仍，专制政权的治理能力低下。一些外部势力首当其冲充分利用这种局面，在这些国家更换政府……”[387]一战后，叙利亚是法国“委任统治地”，两国间的恩怨情仇“斩不断理还乱”。叙利亚和法国之间的最大矛盾同叙利亚的一个邻国黎巴嫩有关。公元7世纪，叙利亚和黎巴嫩都被阿拉伯帝国统治着。16世纪初，又一同并入奥斯曼帝国的版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叙利亚和黎巴嫩曾被法国委任统治。20世纪40年代，叙、黎先后宣布独立，但双方没有建立外交关系，原因是叙利亚不承认黎巴嫩的独立，认为黎巴嫩是叙利亚的属地，是法国错误地把黎巴嫩从叙利亚的版图中划了出去。1976年5月，叙利亚军队约3.5万人以“阿拉伯威慑部队”的名义进驻黎巴嫩。2005年4月，叙利亚被迫从黎巴嫩撤军。直到2008年10月双方才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然而，法国和叙利亚争夺对黎影响力的争斗从未止息过。有两件事情，法国一直难以释怀。1981年9月4日，法国驻黎巴嫩大使路易·德拉马尔被人暗杀。法国认为，参与谋杀行动的恐怖分子得到了叙利亚政府的资助。此外，人们也怀疑叙利亚参与了1983年10月23日发生的炸弹袭击法国驻贝鲁特军营案（导致58名法国士兵身亡）。
第二，与地缘政治密切关联。叙利亚紧邻地中海，[388]是法国所极力倡导的地中海联盟成员。欧洲观察家们曾说，“法国对地中海周边国家，包括中东地区国家的局势向来非常关注，从来不会坐视不管。”萨科齐在竞选总统时就曾提出地中海联盟的设想，曾表示法国既是欧洲国家，也是地中海国家，法国要像当年建设欧洲联盟那样推进地中海联盟的建设。2007年5月就任总统后，萨政府极力推动，加快了地中海联盟建设的步伐。2008年7月13日，欧盟27个成员国和16个地中海沿岸非欧盟成员国的领导人在巴黎举行地中海首脑会议，地中海联盟正式成立。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沈孝泉认为，萨科齐推动地中海联盟的建设绝非偶然。从地缘政治看，地中海是法国安全战略的优先关注地区，通过地中海东进是中东和海湾，南下是北非和法语黑非洲，这些地区都是法国传统势力范围。萨科齐多次强调，法国的目标是重新成为实力雄厚的地中海大国。此外，地中海南岸国家具有很大的产品、投资的市场潜力，法国还特别希望开拓阿拉伯国家的核工业市场。北非和中东国家以及邻近这一地区的苏丹和几内亚湾地区都是石油天然气等能源产地以及各种原料产地，如果地中海地区建成一个地域广泛的自由贸易区，这将是确保和开拓新的能源和原料供应来源的重要手段。另外很重要的是，近年来美国等同法国在非洲的争夺十分激烈，美国大举“进攻”，争夺法国的传统市场和原料供应地，法国在非洲特别是黑非洲的影响正在削弱。而地中海联盟将使得法国能够加强在北非地区的影响，进而扩大到西部黑非洲地区，从而维护自己在非洲前法国殖民地的传统地位。[389]法国政府从一开始便期待着赋予地中海联盟远大的政治使命，正如负责筹备地中海联盟计划的法国高级官员勒卢瓦所说：“地中海联盟的目标是政治，但推动力量是经济。我们不能等冲突解决之后再来提出计划。地中海联盟将启动一个程序，我们希望这个程序能帮助解决种种政治冲突。”[390]而让巴黎十分头疼的是，以巴沙尔总统为代表的叙利亚阿拉维教派政权与什叶派伊朗政权关系十分密切，在西方眼中，伊朗与叙利亚不啻为盟国关系。如果能在西方盟国中带头铲除与伊朗关系密切的巴沙尔政权，甚而建立起亲法政权，一向认为叙利亚、黎巴嫩地区是自己传统势力范围的法国当然能更加方便地对叙利亚政府施加影响，进而在地中海联盟中拥有更大的实际控制权，以服务于法国的全球战略。
第三，上述历史和地缘背景，最后还是要服务于法国对大国地位的一贯追求，法兰西战略文化在其中发挥的重大影响作用十分明显。法国《费加罗报》11月15日发表社论说，叙利亚是法国在利比亚冲突之后投下“赌注”又一个新选择。社论说，在别的国家之前正式承认叙利亚反对派的新领导人以及准备提供武器方面，奥朗德展现了法国外交的某种稳定的“连续性”。[391]奥朗德早在竞选时就曾多次表示，法国将尽力维持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在叙利亚等问题上延续既有方针。
相比于在利比亚以北约的名义出现和在叙利亚的稍显扭捏，法国萨科齐、奥朗德政府近两年在科特迪瓦和马里毫不犹豫滞涩的军事行动则更显得有“自扫门前雪”的“主人翁”意识，且动作干脆利落。美国及其西方盟国对法国在非洲的这些行动则无一例外地表示了支持。
2011年4月4日，法军战机在利比亚的军事行动（3月19日）刚开始不久，法国主导的另一场战斗就在非洲腹地打响。“独角兽”部队在一天内完成了对科特迪瓦前总统巴博的拘捕行动，迅速控制住阿比让城内局势，平息了动乱。此事可谓法国关注已久、一剑封喉。2010年11月28日科特迪瓦大选投票结束，科独立选举委员会宣布，共和人士联盟党主席瓦塔拉以54.1%的得票率获胜。随后，科特迪瓦宪法委员会主席保罗·亚奥·恩德尔发表声明，称宪法委员会废除北方部分地区计票结果，并宣布前总统巴博以51.45%的得票率获胜。12月4日，巴博和瓦塔拉分别宣誓就任总统。旋即，两派爆发大规模武装冲突。瓦塔拉宣誓就职的同一天，萨科奇便发表声明祝贺其当选总统，称“法国支持科特迪瓦的民主及人民的意愿”。当日，在法国推动下，欧盟理事会同意，对包括前总统巴博在内的、拒绝接受选举结果并扰乱科国内和平的“反对派”领导人实行欧盟签证管制。23日，法国政府发表声明，支持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特别会议采取措施中止科特迪瓦国内冲突。自1999年科特迪瓦政变，法国十年来紧密跟踪科国内局势。此次应对选举危机带来的冲突，法国处处掌握主动，将“大义”牢牢把握在自己一方，未给巴博一派留下丝毫喘息之机，俨然已将科特迪瓦问题当作内政一般处置。接下来的5个月，法国不断进行外交斡旋，积极同科特迪瓦两派领导人展开对话，所扮演的“和平使者形象”与它在同一时间鼓动暴力推翻卡扎菲政权的角色形成了强烈反差。2011年3月31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1975号决议，敦促科特迪瓦各方立即停止对平民的暴力行为，并要求法国驻科特迪瓦部队协助参与科特迪瓦维和行动。4天后，法国“独角兽”部队解除了巴博一方的重型武器装备，拘捕行动顺利完成。
2013年1月11日，奥朗德总统宣布出兵马里，“向马里政府军提供支持”。这是奥朗德上台后的第一次具有相当规模的军事行动，公开被法国总统府和国防部先后宣布的战争的目的，是“阻止9个月来从马里北部起兵的伊斯兰圣战组织叛军进攻马里中部、威胁首都、推翻马里现政府的企图”。号称“非洲宪兵”的法国介入马里的军事行动之神速，让外界感到吃惊。据路透社的报道称，当美国表示只愿提供后勤和情报支援、拒绝出动地面部队，当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的援军还停留在纸面上时，法军就已参与到打击马里极端势力武装的行动中。战争同样进展非常顺利，法军利用绝对的空中优势对马里恐怖和极端组织的重要目标进行连续空袭，并且出动地面部队与马里军队向马里北方推进，在短期内即顺利夺回廷巴克图、加澳等北部重镇。当月底奥朗德就微笑着说：“我们正在取得这场战役的胜利。现在，当地人可以接管了。”[392]法国出兵如此神速和果断，充分展现法国作为一个老牌发达国家娴熟运用军事机器维护国家和外交利益的手腕，显示法国决心维护并确保其在非洲的存在。
上述两个非洲国家都曾长期沦为法国殖民地。无论是科特迪瓦的“维护民主选举结果”，还是马里的“打击恐怖分子”，从战略文化视角分析，法国的最终目标都是为了维护其在非洲的传统利益范围，并通过战争机器巩固其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自中东局势动荡以来，非洲地区也出现了动荡迹象。马里并非唯一一个出现伊斯兰运动的国家，苏丹、尼日尔、尼日利亚、乍得等国都不同程度地卷入其中。法国媒体坦承，尽管法国是打着道义的旗号干预马里，但实际利益的考量远远超过道义，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法国并没有干涉本地区的其他一些法语国家的内乱。事实上，非洲地区已经成为世界大国争夺能源的一个重要棋子，法国若任由其盟友马里从法国势力范围内划走的话，将立即成为一个大输家。相反，法国的干预将震慑本地区的所有国家。因此，奥朗德出兵马里既得到了道义上的美名，又捍卫了法国的实际国家利益。[393]法国非洲问题专家昂杜瓦·格拉瑟则认为，“法国在当今世界经济和国际舞台上的影响趋于减弱，出兵马里可以维持自己的大国地位。更何况在该地区法国还有着传统的利益所在，这个地区的铀矿是法国需要的重要资源。另外，奥朗德在马里军事上的成功使得其国内不断下滑的支持率出现了回升”。[394]同样的，法国在阿比让高效的军事行动，赢得了国际社会阵阵好评。不过，法国所收获的可不仅仅是国际声望。事实上，就在法军行动结束后不久，包括波洛利集团（Bolloré）、布依格集团（Bouygues）和道达尔等在内的多家法国大型企业公布了2011年第一季度的业绩。其中Bolloré营业额上涨了16%，道达尔、BNP等集团对未来在非洲业务的发展也持乐观态度。而早在2009年法国多家媒体就曾披露，道达尔计划将法国西北部多家炼油厂转移至北非及西非沿岸。显然，随着经济复苏，法国势必要重新在非洲加大投入，而法国近期在非洲的军事活动，可为其日后的经济活动提供一个稳定的环境。此外，考虑到阿比让和班加西分别是西非和北非的重要港口，一旦利比亚和科特迪瓦恢复稳定，法国将确保其在这些地区海上交通线的安全。[395]本章所要讨论的重点，除了法国最近在中东、非洲采取上述政治军事干预行动的原因和目的之外，更要探究的是法国的行动缘何在国际社会显得如此“自由”？尤其是在非洲行动时，包括安理会授权在内的国际社会对法国军事干涉行为的许可，在中东行动时，包括美国在内的北约盟国的支持，是不是说明法国在经历了冷战后二十年“紧赶慢追”后，再次走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央并发挥着其独特的重要作用？
让我们把目光放回五年前的巴黎。
2008年1月18日，萨科齐在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为外国使节举行的元旦例行团拜会上发表讲话时，提出了“相对大国时代”的新观念，引起广泛关注，媒体称之为萨科齐的“相对大国”论。萨科齐在招待会上说：“我们已经脱离了1945～1990年的两极世界，这个世界是稳定的，但并不公正”；“我们现在也不再是1991～2001年的单极世界，像‘超级大国’这样的词几年前叫得很响但如今已不再流行”。“在未来三四十年，我们将进入相对大国时代。”萨科齐在谈到未来大国关系时提出，“敌人”和“对手”等概念已经过时，必须用“负责任的伙伴”的意识来替代“竞争”和“角逐”的意识。“关键的问题是我们能否构建21世纪的新秩序，使之适应我们这个全球化的世界。”[396]
这一论调首先无疑是对美国“一超”独霸地位提出的质疑，同时也反映了法国同样以“相对大国”自居的心理，再次体现了法兰西战略文化的稳定、长期、重大的影响力。萨科齐认为，自1991年冷战结束后开始的单极世界，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在全球占据霸权地位，但是“目前‘唯一超级大国’的说法已经不再流行”（Des mots qui sonnaient juste il y a quelques années seulement, tel que celui《d'hyper-puissance》，n'ont plus cours aujourd'hui），美国的霸权地位正在削弱，这是当今世界发生巨大变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萨科齐认为，未来三四十年世界将进入“相对大国时代”。萨科齐的观点以及萨科齐颇带有挑战意味的表达方式，显然是传承了法国的一贯立场和口吻。半个世纪之前，第五共和国首任总统戴高乐将军为了维护法国的利益对美国敢于说“不”。萨科齐上任后虽然频频表示了改善法美关系的意愿，甚至被视为“亲美派”，但在重大问题上无疑还是坚持法兰西的一贯立场。
萨科齐的对美政策是理性的：与其同美国“吵架”抗衡而得不到任何实际的好处——如同伊拉克战争后失去战后重建的蛋糕份额，还不如以合作的方式通过影响美国政策来达成法国自己的目标——如同伊朗问题斡旋中在世界面前的得分。萨科齐在法国重返北约一体化前后多次强调说，北约是“我们”创立的北约，北约是“我们的北约”，“如果法国在北约内全面负起责任，那么欧洲就增加了在北约的分量。然后，北约就不再是一个唯美国是从的组织”。[397]“法国只有重返军事一体化机构，才能全面参与北约决策，提升法国在北约内部的影响力，同时带动欧洲在北约内部争取更大的决策权和影响力。”[398]从萨科齐上台执政后在全球气候问题谈判、世界经济复苏计划和全球经济规制调整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对美国和对世界的强硬态度看，如同第五共和国的所有前任们一样，在涉及国家根本利益问题上，法国政府不会对美国或者是任何国家作出无原则的让步和妥协。如同萨科齐所说：“法国要明确、坦率地将自己定位在西方大家庭内。在当前标准丧失、混乱不堪、新秩序正在建立的过渡期内，法国必须明确表明自己的定位和价值观。但这种重新定位并不等于法国放弃自己的独立性、言论和行动自由。对美国而言，法国是一个‘站立的朋友、独立的盟友、自由的伙伴’。”这番话，同戴高乐当年与艾森豪威尔的谈话何其相似。[399]法兰西战略文化的精髓：以独立自主的姿态坚持大国理想、坚持对大国地位的追求，已经深深内化进法国人的思维。
当代法国领导人在面对中国等新兴国家时的态度与戴高乐同样非常“神似”。冷战后，法国政府在强化其欧洲政策和对美、对非政策调整的同时，重视并积极发展同中国、日本、俄罗斯、中东、地中海地区、拉美和亚洲国家的合作，奉行平等对话、求同存异、加强合作、减少摩擦的政策，以期推动多极均势。尤其是谋求同中、俄、日等大国建立友好合作伙伴关系，视它们为法国发挥大国作用的借重力量。从对华政策角度看，希拉克对中国的尊重、对中国文化的热爱是全世界知名的。在他任内，中法两国建立了“全面伙伴关系”，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全方位开展了战略性的合作，在人权对话、解除对华军事禁售等领域法国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而萨科齐在解释世界即将进入“相对大国时代”时强调，“中国、印度、巴西等国在政治、经济领域日益崛起，俄罗斯逐渐恢复元气，为形成一个新的大国合唱的多极世界创造了条件”。中国和其他一批发展中国家近些年经济迅猛发展是个不争的事实，但是西方国家普遍不愿正视这一现实。欧美国家感到传统的优越地位受到了挑战，想当然地认为自身的经济利益受到了损害，并把自身不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责任推给了新兴国家。应当看到，萨科齐把中国等列入未来世界中“相对大国”的行列，这实际上是对这些国家“崛起”现实的认可，同时也表明他准备以积极的态度，而不是以蔑视或者拒绝的态度来对待这一现实，在对待“中国崛起”问题上，萨氏表现出了一名政治家的智慧和理智。2008年以来，在奥运火炬巴黎传递、达赖访法等一些问题上，萨科齐表现出了对华政策的“摇摆”，也说过一些过头的话，每每导致我国国内舆论一片哗然。其实，从法兰西战略文化的角度看，焉知不是萨科齐和法国人在内心深处已经把中国看作一个大国，从而以法国特有的“挑战大国”的个性来显示法国本身的大国地位呢？这有些像现在的“双头广告”，法国为了推销、显示自己，“挑衅”也同时宣传了中国。我们的国民，尤其是知识界和政界精英应该用更多的大国意识和大国眼光来看待法国领导人的言行。事实上，如果萨科齐及其政府真的表现出如戴高乐、希拉克那样的政治智慧，以法兰西战略文化中的均势外交传统积极发展对华关系，联手中国共同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发展，法国、中国共同跻身“相对大国”的行列，则萨氏所谓“相对大国时代”有可能会更快来临。
冷战已经结束20年。法国在冷战后初期曾经一度表现出无所适从和慌乱，今天已经显得自信而从容。虽然已经不能再在美苏间充当纵横捭阖的中间平衡角色，但法国凭借着在欧盟的“领跑者”和“发言人”地位，借助欧盟的经济实力和重返北约后在北大西洋联盟中更有战略分量的发言权，依然以其独立自主的一贯面貌成为国际舞台上的主要大国之一。从密特朗时代起，到希拉克执政的十二年，法国果断调整适应形势的变化，积极从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等领域全方位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倡导多极世界。萨科齐提出的“相对大国时代”（ère de puissance relative），从法文原文的表述看，“相对大国”（puissance relative）是对“新时代”（ère）的修饰，而不是特指以哪一个国家为代表的时代，因此可以理解为，未来时代的特征是没有绝对大国而只有相对大国的存在，也就是“群雄并立”的时代、多极的时代。萨科齐的这种提法显然是针对单边主义和干涉主义的。他说，“‘相对大国时代’的明显特征是外部干涉行为的合理性受到越来越强烈的反对”。长期以来，美国在国际事务中奉行单边主义、干涉主义和霸权主义，在处理国际争端中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甚至在处理同盟国之间贸易摩擦等问题上也采取制裁行动逼对方就范。因此，法国用多极化来回应美国的单边主义，主张共同协商的多边主义。萨科齐提出“相对大国时代”，同戴高乐、希拉克的思想一脉相承，与法国长期以来奉行的外交方针是一致的，是在应对不断变化的国际形势和大国关系中的一个有针对性的新提法。而且很显然，既然是群雄并立的“相对大国”组成的多极世界，法国人当然自己要在其中有一席之地。即便是欧盟作为整体占据一极，由于法国在欧盟中的显赫地位，则理所当然的也是“相对大国”之一。
冷战结束以来，法国对外政策调整的最重要方面就是强调构建一个强大的欧洲，欧洲一体化建设始终是冷战后历届法国政府优先关注的领域。萨科齐上台以后曾多次明确指出，加速推进欧洲建设是法国新政府的重中之重，在他的“相对大国”论述中特别提到，“只要欧盟愿意，可以在多极世界中成为最具活力的一极”。这与戴高乐的欧洲政策高度吻合，正如戴高乐曾说过的那样：“我们要使西欧变成一个整体，一支强大的力量，一个发挥明智影响的伟大中心，这是只有欧洲才能充当的。”[400]萨科齐与其历届前任一样，把法国的命运同整个欧洲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但并不是要从此丧失“法国认同”，也不是要在领导并参与欧洲一体化的过程中失去法国独立自主的重要原则，而是试图通过一个强大欧洲在多极世界中扮演重要角色，使法国在未来世界上占据应有的地位、发挥自己的大国影响和作用。
事实也确实如此。从当年《巴黎条约》签订后“欧洲煤钢共同体”的诞生，经历50多年的发展，今天的欧盟西起大西洋、东到黑海之滨——距离戴高乐期待的“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欧洲”仅一步之遥，是一个包括27个成员国、[401]人口4.997亿（2009年）、面积433万平方公里的巨大经济政治联盟。其GDP总量达18.5万亿美元（IMF数据，2009年按当前价格和汇率计算），已经超过了美国（14.3万亿美元，数据来源同上）而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欧盟经济与货币联盟发展了成熟的经济运行协调机制，欧元成为世界主要储备货币之一。在包括法国在内的各国推动下，欧盟近年来政治一体化速度明显加快，成立了欧洲军备局，组建了军事及民事行动计划小组、欧洲战斗群。2008年12月，欧盟舰队开始在索马里海域执行护航和打击海盗的任务。加强司法与内政合作，建立欧洲警察署，设立反恐协调员，并决定加快建立统一司法区。《里斯本条约》的签订使得欧盟在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方面有了突破性的进展，主要包括：欧盟具备法律人格，有权在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领域缔结国际条约；将原欧盟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和欧委会对外关系委员两职位合二为一，设立新的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并兼任欧委会副主席；创建由欧盟机构和成员国外交官组成的总计约7000人的欧盟对外行动署（European External Action Service），作为欧盟外交机构，协助高级代表开展工作；把欧盟外交机构权限从传统外交政策领域扩展到发展政策、人权、军事安全、民事危机处理等领域，并使其拥有独立预算和人事任免权。2009年11月，欧盟选举产生首任欧洲理事会主席范龙佩和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兼欧委会副主席阿什顿；2010年3月，提交欧盟对外行动署组建方案，行动署组织构架、人员组成、与其他欧盟机构的权责关系等已初步明确。
近年来，随着综合实力的增强，欧盟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日益增大。欧盟强调维护联合国的地位和作用，主张有效多边主义，引领国际能源及气候变化合作；重视对美关系，加强与美在国际反恐、防扩散、中东、伊朗核问题协调与合作，提出建立“新型跨大西洋经济伙伴关系”；奉行务实的对俄政策；进一步加强与中国、日本、加拿大、印度等大国的关系，积极谋求建立欧亚全面伙伴关系和欧非、欧巴（西）战略伙伴关系。2008年7月，欧盟与地中海沿岸16国成立地中海联盟。12月，欧盟首脑会议通过了“东部伙伴关系”计划，2009年5月“东部伙伴关系”计划正式启动。作为一个越来越强大的整体，欧盟不断在国际舞台上发出自己的重要声音。
今天的法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五常之一，欧盟及八国集团、二十国集团的重要成员国，在世界上继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世界各国政府均认可并尊重法国的大国地位——这里仅从中、美两国对法国的官方评价来透视法国的大国地位和在世界一些重大问题上的独特作用。
代表中国政府官方立场的中国外交部网站对法国的官方评价是：
法国是最发达的工业国家之一，在核电、航空、航天和铁路方面居世界领先地位。2009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国内生产总值26797.6亿美元，同比下降2.2%，排名世界第五；进出口总额10086.9亿美元，贸易逆差771.8亿美元，保持世界第五大出口国地位。在外交领域，法正式重返北约，利用二十国集团峰会等多边舞台，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和气候变化等国际热点问题的解决，加快调整与各大国关系，维护法的大国地位。法国外交网络继美国之后居世界第二位。倡导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致力于欧盟一体化建设，尤其是政治和防务建设，继续发挥法在其中的核心作用；重视大国关系，注意加强同新兴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努力保持并发展与非洲国家的传统关系，推动发达国家增加对非援助；广泛参与国际事务和热点问题的解决；帮助法国企业开拓海外市场；保持和提高法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402]代表美国政府官方立场的美国国务院网站对法国的官方评价是：
法国是世界第五大经济体。她有丰富的可持续农业资源，庞大的工业基础，高技能的产业劳动力和充满活力的服务业。法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G—8、G—20、欧盟、欧安组织、WTO、法语地区国家组织（la Francophonie）和众多国际多边机构的成员，发挥着富于影响力的全球作用。在北约成员国中，法国海外驻军数量仅次于美国。法国在欧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2009年，萨科齐总统因推动摧毁避税天堂、限制银行家分红等政策而在国际舞台上继续展现强有力的领导地位。在12月讨论气候变化的哥本哈根会议上，法国因在碳排放、碳关税等问题上的建议而发挥了领导作用。法国因其面积、位置、经济规模、在欧洲各种地区组织的成员地位、强大的军力和积极的外交政策而成为西欧的领导之一。法国积极推动加强欧盟在全球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同时也积极加强其对欧洲共同防务的主导作用。法国视法德合作、与其他欧盟成员发展欧洲安全和防务政策为强化欧洲安全努力的基石。法国在“9 ·11”事件后坚定支持美国，在全球反恐战争中发挥了中心作用。法国在伊朗等中东问题上发挥着积极作用，于2009年5月在阿联酋设立了在海湾地区的第一个常设军事基地。法国通过援助计划、商业活动、军事协议和文化影响继续在非洲，尤其是前殖民地发挥重要影响。[403]
西方人总是从领导人互访的接待规格上评价一个国家的大国地位和威望，正如摩根索所总结的外交官通过宴会、礼遇、规格等“用来检验他的国家在海外拥有的威望”。[404]2010年3月29日萨科齐夫妇访问美国，尽管他在访问的第一站纽约前往哥伦比亚大学发表了了一通批评美国试图“独霸世界、搅乱全球经济规则”的演讲，但奥巴马还是于30日晚在白宫特别为萨科齐夫妇举行豪华盛大的“私人晚宴”以款待法国第一家庭。法国爱丽舍宫一名高级官员对媒体表示：“私人晚宴是非常高级别的款待，只有请朋友时才会到家中，这表明奥巴马总统非常重视法美两国的关系。”[405]
在世界经济舞台上，法国的总体经济规模仅次于美、日、中、德而居世界第五，高于英国。作为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的重要成员，法国在国际贸易均衡、知识经济相关技术标准、低碳时代经济和关税标准等全球经济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和主张，对推动新的世界经济秩序和新贸易规则的建立发挥了独特的重要作用。法国还雄心勃勃地认为，由美国金融衍生产品引发的世界金融危机标志着盎格鲁—撒克逊式自由市场经济的失败，未来世界的新经济规制应该建立在法国式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即国家负责任地对社会经济实行保护，并通过国家调控再分配的原则实现公平与效率。
法国积极参与维和等海外军事行动，以展现法国的大国影响力。截至2008年9月，法国派往海外的共计约有12500名驻军（其中包括430名宪兵）。“法国声称有能力快速向境外投放3万人的部队、70架战斗机，组成一个海空集群和两个航海集群”，“法国海外军事行动的费用从2007年的6.64亿欧元（9.05亿美元）上升到2008年的8.33亿欧元（13亿美元），上升幅度达25%”。[406]在联合国、北约、欧盟等的框架下，法国军事和民事维和人员在世界各地维和行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截至2010年4月，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法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第二大贡献国（仅次于中国），也是欧盟第二大参与国（仅次于意大利）。法国共计派出1706人参与了联合国共15项维和行动中的9项行动（其中244名维和警察，21位军事观察员，1441名军人）。尤其是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United Nations Interim Force in Lebanon, UNIFIL），法国派遣了超过1400名军事人员，是该部队第二大出兵国。在海地（MINUSTAH-Haiti），法国也派出了209人，其中207人为维和警察或宪兵。[407]除了上述在联合国框架内的直接维和行动外，法国还在欧盟、北约等国际组织框架下在世界各地派遣了7800人参与维和行动。在欧盟框架下，在欧盟安全和防务政策军事行动计划中（military ESDP missions），法国积极参与了2008～2009年3月欧盟部队（EUFOR）在乍得、中非共和国的维和行动，在总计有3000名武装人员的上述部队中，法国士兵占了一半。法国积极参与索马里海岸的代号为“Atalanta”的行动。在科索沃，法国将军伊夫·德·克尔玛本（Yves de Kermabon）任欧盟科索沃执法团长官。在欧盟安全与防务政策民事行动计划中（civilian ESDP missions），法国在刚果、波黑民事维和行动中表现活跃。在北约框架下，截至2009年11月，法国派出了3700人参加阿富汗国际安全协助部队（International Security Assistance Force, ISAF），派出1332名士兵参加北约科索沃维持和平部队（KFOR），法国总人数位列第三。虽然法国于1966年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但它一直还是北约的最大“贡献者”之一，它承担的费用位列北约各国第四，派出的人员位列第五。2009财年，法国承担北约军事预算中的1.15亿欧元。[408]此外，法国在科特迪瓦、苏丹等参与了维和行动。通过参与“加强非洲维和能力计划”（Reinforcement of African Peacekeeping Capabilities, RECAMP），积极支持非洲自身维和行动。[409]法国对上述这些海外军事行动象征意义的重视恐怕远大于维和行动本身。在法国人看来，这是法国世界性影响的表现所在。
法国的对外援助计划是法国彰显其大国形象和地位、利用经济杠杆向受援国（主要是非洲国家）施加政治影响的重要工具。2009年，法国在经合组织（l.OCDE）协助与发展委员会（Le Comité d.assistance et de développement, CAD）框架下以“公共发展援助”（Aide publique au développement, APD）名义提供的双边和多边对外援助总额达89.2亿欧元，居经合组织各成员国第二位，仅次于美国。其对外援助占到了法国国民总收入（Revenu National Brut, RNB）的0.46%，远高于经合组织0.31%的平均数。事实上，为加强法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进入新千年以来法国对外援助占其国民总收入的比重逐年增加，2000年占0.30%, 2004年占0.41%, 2005年、2006年占0.47%, 2008年受金融危机等影响降为0.39%, 2009年回升至0.46%。2001～2006年，法国减免外债的力度也不断加大，从2001年共减免穷国所欠外债3.66亿欧元到2006年共减免了27亿欧元，减免增幅达7倍。
第二节 文化、战略文化与国家利益和行为
20世纪后半叶，尤其是70年代后直到世纪之交的那一段时期是人类历史发生重大转折、一系列国际政治重大事件相继出现的时代，也是一个各种理论纷纷登场的激动人心的时代。欧洲联盟的诞生、冷战的终结、人类第一个也是最庞大的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恐怖主义集团对唯一超级大国的打击、中国的历史性崛起，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现实挑战着国际关系理论的苍白，尤其冲击着结构现实主义和制度自由主义对世界、对国际结构、对秩序和政策的解释。20世纪70年代以后，已有不少西方国际政治学者意识到，计量分析和科学主义的研究方法无法解释由人组成的社会面临的复杂矛盾；冷战结束后，尤其因为理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都未能提前预告，也不能完整解释冷战的终结，使得这种认识得到深化，文化分析和认同研究逐渐增多，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和福山、布热津斯基等人的“大分裂说”不过是其中较有影响的部分理论。约瑟夫·拉彼德和弗里德里希·克拉托赫维尔认为，与其说是文化和认同范畴新近才出现，不如说是他们返回到国际关系学的港湾，而这种回归是学术和历史的必然。面对后威斯特伐利亚时代国家和民族主义面临的挑战，“像全球化这种加速呈现的历史趋势，还有像‘9·11’这种动人心魄的恐怖主义事件都愈加显示出文化和认同的理论意义及其实用性”。[410]
温特的建构主义理论具体系统分析了国际体系无政府状态的三种文化，认为“每一种都是由关于自我和他者关系的不同社会共有观念结构建构而成的，每一种都有自己的逻辑”。一是霍布斯文化，在这种无政府文化中，国家的相互定位是“敌人”角色，敌人是没有生存和自由权利的，结果就是以纯粹现实主义的态度对待国际关系。二是洛克文化，在这种无政府文化中，国家的相互定位是“竞争对手”的角色，竞争对手是有生存和自由权利的，但是不具有免于暴力的权利，结果就出现军事竞争，有时也会爆发战争。但战争会被控制在有限范围之内。三是康德文化，在这种无政府文化中，国家的相互定位是“朋友”角色，朋友之间相互承担义务：不使用暴力解决争端，在出现侵略的情况下相互帮助。结果就是多元安全共同体和集体安全。总之，无政府状态不像现实主义所描述的那样，它本身根本没有什么逻辑可言；一切都要取决于国家之间共有的观念结构。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造就的。[411]
理解建构主义关于体系、结构文化的理论，是理解其以文化和认同观念阐释国家战略选择与行为的前提和同步要素。建构主义学者在讨论和批评国际行为体和体系文化是怎样被对外政策实践活动所支承时，使用符号互动论的观点建立了一个建构主义的社会进程模式，尤其注意到身份和利益的进化问题，认为“文化选择”是一种进化机制，指“通过社会习得、模仿或其他类似的过程，将决定行为的因素从个体到个体，因之也就从一代人到另一代人实现传播”。“在一种文化中，成功的标准可能是行为体无法控制的客观社会事实，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样的事实就是天生的”。[412]
从建构主义角度看，“一个完全内化文化的标志是行为体与这个文化的认同并把这个文化以及一般化的他者作为对自我悟知的一部分。这种认同、这种作为一个群体或‘群我’的一部分的意识，就是社会身份或集体身份，它使行为体具有护持自身文化的利益。行为体仍然是理性的，但是他们衡量效用和理性行动的单位基础是群体”。[413]
本书的第一章、第二章用理论和历史建立了分析框架。笔者认同温特对文化和观念作用的见解，也赞同江忆恩的这一观点：“不同的战略文化决定了不同国家对于战争与和平、冲突与合作等国际关系主题的认识，塑造了不同国家的身份认同和战略偏好，进而决定了国家之间不同的战略选择，也就是国家的战略行为。”[414]同时也从所谓“第一代”战略文化学者和中国战略文化研究者那里汲取了这样的认识，即战略文化是在一定的历史、地理条件和民族早期文化记忆及逐渐形成传统的基础上所形成的战略思想和战略理论，这一战略思想和文化为解释该国战略行为的背景和原因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从上述认识论和方法论出发，本书从国家层面对战略文化的主体进行界定，认为战略文化的形成受到一个国家的地缘位置、人文历史、决策者偏好和战略行为及其后果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将战略文化的概念界定为“一个国家基于其独特的地缘战略位置和人文历史传统，经过漫长历史过程形成并延续下来的、为国家决策者所认同和采纳的战略观念和理论，包含对国家地位和目标的认知，以及为实现其战略目标而组织使用国家权力的习惯性战略偏好”。笔者通过对法兰西战略文化的形成背景和过程的分析，提炼了法兰西战略文化的三大要素：“追求大国地位”“坚持独立自主”和“善用均势手段”。以此为基础，作者界定了法兰西战略文化的目标指向，也提出了本书的中心假设。
随后，本书通过案例研究和文本分析，以战略文化视角和方法对法国冷战后一系列重大对外战略、政策和行为进行了详细深入考察，包括冷战后法国的欧洲一体化政策，冷战后法国对美外交政策以及法国重返北约军事一体化，法国对非政策在冷战后的新发展，法国的文化外交传统及其在冷战后的发展演变，以及法国核战略在冷战后的调整。经过本书的分析论证，得出的结论是：法兰西战略文化在冷战后历届法国政府决策者中乃至全社会得到了高度认同和内化，对法国当政者制定和执行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并且，正是因为法兰西战略文化三大要素的综合作用，在冷战后政治上失去两极体系“平衡手”地位、经济衰退等众多不利因素的负面影响下，法国依然以二流大国的物质实力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着重要大国的角色，对推动世界多极化发挥了积极而关键的作用。数百年来，法国的大国雄心一直没有改变，然而自冷战结束后的二十余年来，法国之所以继续在世界上扮演重要角色，显然不仅仅是因其幅员、人口、核武库、常备军和经济实力等物质性因素。影响、塑造法国对外政策的法兰西战略文化，是法国实现其大国理想的最重要依托和支撑。本书开始时做出的假设得到了证实。
第三节 全球化世界的明天
一 当代法国决策者对国际形势的认识
在2008年版《法国防务和国家安全白皮书》里我们可以看到，经过冷战后20年国际、地区局势的发展变化以及法国自身政策的调整，法国对形势的看法比以往有了新的认识和发展，对在欧洲和世界上扮演大国角色依然雄心勃勃。
法国对总体形势的看法充满忧患意识，白皮书认为当今世界在战略上有众多不确定性：
自1994年出版国家防务白皮书以来，在全球化的作用下，世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令人惊骇的信息传播加速、财富的快速交换、如同人员的快速流动一样，既从正面，也从负面改变了我们的经济、社会环境以及国家和国际安全系数。强国序列已经发生了变化，将来还会再变。尽管世界不是必然变得更危险，但是已经变得更不确定、更不可预测。一些危机相互牵连有存在的可能，尤其是以中东地区和巴基斯坦更为显现。法国与欧盟处在最直接最脆弱的局面：是恐怖主义明确瞄准的目标；到2025年，法国与欧盟的领土将处于由新兴强国发展起来的弹道导弹的射程之内；一些新的危机已经显露，如信息攻击，和由生态环境的恶化而增加的卫生危机、生态危机。
关于全球局势，白皮书认为有四个方面的趋势令人忧虑，即全球化的负面效果显现；暴力形式发生变化，恐怖主义发展迅速；世界军费开支增加；国际重大危机仍未解决，巴尔干地区战火已熄，但形势仍很脆弱。出现了从地中海东岸到印度的一个冲突地带。法国面临的新的战略局面和不稳定包括以下五个方面：一是全球战略重心向亚洲倾斜；二是西方大国相对衰落；三是集体安全体系仍很脆弱，法国认为冷战的结束并未导致权力逻辑的萎缩，经济全球化未能导致一个民主的、和平的世界新秩序出现，面临恐怖主义威胁的国家都在试图冲破限制使用武力的多边框架或国际法的法律准则，而各国之间的力量对比、利益分歧、经济和金融上的相互依赖也都在冲击着国际关系结构，俄罗斯正试图通过对某些欧洲国家特别是俄邻国的冒犯言辞来巩固自己重返世界舞台后的主要大国地位。四是脆弱国家和非法治地区依然存在，如何预防这些国家的危机和战争是国际安全体系的巨大挑战之一。五是战略变数仍然很多，一些反抗西方影响的国家试图抵御这些国家的科技优势和军事实力，挑战其经济力量。为此，西方必须预见到会有战略变数出现，导致世界上某个地区包括欧洲出现意想不到的大倒退。最严重的可能是对欧洲的重大恐怖袭击，导致在欧洲战略利益区域内出现战争局面，为此必须将中东和亚洲的主要冲突以及“核禁忌”被打破等其他形式都考虑进去。
在法国和欧洲的安全挑战方面，法国重点关注四个关键地区。一是从大西洋到印度洋的“危机弧”地区，即从毛里塔尼亚到巴基斯坦的弧形区域。法国认为该地区激进伊斯兰主义发展、种族冲突或国家政权的脆弱性都会构成爆炸性因素，恐怖主义的存在已成为常数，伊朗核计划会导致中东及其以外地区出现不平衡，该地区的燃料能源已成为欧洲大陆能源储备的核心。而最新的危险是，各种冲突因素可能会集中爆发。该地区距欧洲最近，其主要变化将严重影响到法国和欧洲的安全。二是南撒哈拉非洲的安全。该地区对欧洲构成威胁的问题包括非法移民、宗教激进化、恐怖主义组织扎根、毒品与武器走私、武器扩散、洗黑钱以及传染病扩散，以及从大西洋到索马里地区的战争等。三是欧洲大陆本身。俄罗斯的变化、其邻国政策以及与欧洲和北约的关系对欧洲大陆的安全和世界和平异常重要。此外，巴尔干地区的稳定应加倍关注，在整个欧洲内部和跨大西洋范畴内完成和解与一体化。四是亚洲主要冲突的影响。这些冲突包括从20世纪下半叶遗留的冲突根源尚未消除，该地区有三个核大国且其国土相连，此外该地区没有预防和解决冲突的多边机制，上合组织、东盟的发展尚不足以满足解决安全问题的需要。
根据上述形势，白皮书认为法国面临以下安全威胁：首先是恐怖主义威胁。其次是导弹威胁。再次是对信息系统的攻击。最后是间谍威胁和渗透战略。法国认为，国内安全与外部安全密不可分、出现战略突变的可能性大增、影响军事行动的因素随之发生改变。
二 今后法国对外战略走向
与百年前各项经济指标均居世界最前列相比，甚至与50年前相比，法国的相对物质实力衰落是明显的。然而法国依然野心勃勃，无论是在《国防与国家安全白皮书》《外交与欧洲政策白皮书》对法国未来的描画中，还是法国领导人在世界各个场合的讲话里，法国都依然以全球性大国自居，法国以独立自主姿态追求大国地位的既定战略不会改变。
可以预见，未来的法国将试图通过以下六个方面的努力来达成自己的大国战略目标，实现自己的大国影响。一是继续扮演欧洲联合“发动机”和“领头羊”角色，依托欧盟巩固大国地位。同时继续推动欧盟建设和欧洲独立防务建设，希望欧盟在加强自身安全、国际安全的同时扮演更自主、更有效的角色，加强欧盟在国际治理中的作用。防务白皮书称，欧盟2003年的安全战略提出要实行“有效的多边主义”，并不将诉诸武力作为优先的手段。欧盟安全中一部分应建立在多边主义的成功之上，表明欧盟有能力参与谈判进程并能取得一些成果。法国支持欧盟在多边主义体制内发挥自己的作用，在决策和行动过程中促进树立规则和采取集体方式。外交白皮书则表示要建设一个更为强大、民主和高效的欧盟，加强欧洲政治一体化认同，使欧洲在国际政治和安全领域更为活跃、更为自主，包括使欧洲经济可持续发展模式成为全球楷模、发挥欧洲在全球经济发展中的领导地位。二是通过重返北约军事一体化，加强并提高法国的大国行动能力和世界威望。法国认为，应对北约的使命重新解读，对威胁的变化做出重新评估。北约的首要使命是集体安全，不仅要考虑到新威胁的出现，还应认识到北约的共同战略利益向敏感危机地区特别是中东和亚洲地区转移的趋势，应与俄罗斯、中亚国家、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建立更积极的伙伴关系。北约应在冲突地区执行危机管理、稳定局势的使命。与此同时，法国一如以往那样要求欧美之间更好地分担责任。防务白皮书声称法国支持对北约进行改革，一方面改善军事计划程序，另一方面促进北约指挥结构更加合理化，其目标直指法国在北约的军事指挥权。三是推动多边主义，借助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位加强大国角色。法国提出建立21世纪的集体安全新秩序，坚持认为多边主义应成为国际社会处理和平与冲突问题的基本原则。防务白皮书不指名地批评美国说：“试图替代集体行动的手段难以服人。单边主义无论在合法性还是有效性方面的负面效果已经显现，军事干预的合法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依赖于法制，且军事力量难以回应危机的需要；临时国家联盟尽管非常灵活，但因未取得国际授权，给人留下的印象是要绕过国际安全组织而非依靠之，且其也难以应对稳定与重建任务的挑战。”可见萨科齐时代的法国对自己在中东，尤其是伊拉克的石油利益仍然耿耿于怀、念念不忘。法国为国际冲突的解决和全球秩序的建立开出了自己的药方：“全球化在国际范围内引发新的安全问题，只有通过对所有国际角色的总动员才能解决和预防。因此多边主义渠道不仅是合法的，而且是最有前途的。法国将优先支持加强多边主义。”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法国认为自己对世界负有重大特殊责任，称：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在集体安全体制的运行中负有特殊责任，有义务解决当前的国际体制危机；21世纪初出现了蔑视联合国及采取单边主义的做法，若要恢复对联合国的信任，必须加强对多边主义进程的投入，否则联合国宪章将受到阻挠，“保护的责任”也无从实施。外交白皮书认为，法国应为世界和平、安全和人权而有所作为。“法国要为建立一个更能保障全球可持续发展和生态平衡的全球化体系而做出更大贡献。”四是法国依然以世界人权卫士自居，试图通过人权外交施加大国影响。防务白皮书宣称法国将进一步捍卫人权。白皮书称，人权与国家的利益并不对立，与捍卫法国的利益也不对立。国家主权首先要保护民众，不干涉国家内政、主权的原则不能用来维护屠杀及大规模违背国际人道主义法的暴行。法国支持国际刑事法庭并努力加强在维护人权的普遍性、加强行动的手段。法认为还应当不断重申构成联合国宪章基础的价值观，捍卫之并将之纳入国家安全战略之中。五是突出文化的作用，展现法国文化大国形象。在外交白皮书中，法国提出要推广法国理念、价值观、语言和文化，保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具体手段包括：更新施加法国文化影响的战略，推动法国文化和理念的进步，提高和改进对外干预和支援的方法，增加对讲法语国家的投入、依靠讲法语国家增加法国影响等。六是加强军备和国防体系建设，继续实施核威慑战略，确保法国核大国地位。
法国对自己在21世纪的文化和软实力外交制定了雄心勃勃的战略。2013年，法国外交部长法比乌斯和文化与新闻部长菲利佩蒂在《费加罗报》上撰文称：
在法国，没有文化无以成就伟大，外交和对外行动也不例外。法国因自己的价值观、遗产和创造力而强大并受到尊重。文化是我们的主要王牌之一，是我们对过去的继承，也是我们未来的一部分。
因此，我们必须坚守文化这一阵地，在与美国进行贸易谈判时尤其需要如此。这是在保护文化多样性，并确保我们的文明之光能够传向远方。我们希望与其他国家实现文化之间的对话与共鸣，将对外推广我国文化与欢迎别国文化来法交流相结合，因为一种文化将因其能从外来文化中汲取养分而变得更加强大。
文化应该渗透到一切公共活动中，并为其他领域的政策提供支持。文化影响力不仅是经济外交的决定性优势，也可以在民主转型和社会进步方面为我们的发展政策提供支持，因为文化能够弘扬我们的遗产和处世之道，促进创造和革新活动。我们的文化政策是法国吸引和影响力的支柱之一。因此，我们要再次推进文化外交。
推广法语是我们的第一要务。如今，全球共有2.2亿人在说这门美丽的语言。随着非洲的发展，全球讲法语的人将达到7亿。这将成为法国发挥影响力的特殊基础。为实现这一目的，我们将发展海外的法语教学网络——目前在海外学习法语的人共计30万，其中2/3是外国人。我们尤其想在未来很有发展希望的地区推动法语学习的强劲势头，特别是在新兴国家和新新兴国家。形成法语圈既是个重要的文化问题，对经济而言同样举足轻重——使用同一种语言会促进经济往来。
文化可以为法国创造就业和财富，所以对文化产业和创意产业的扶持具有决定性作用。如今我们的文化产业和创意产业已经占到出口总额的5%，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好。我们必须扩大法国的内容产业和创意产业在全球市场的份额。我们在这方面是有优势的，尤其是我们的第一文化产业——图书，还有音乐、电影和电视，以及诸如电子游戏、建筑、设计、当代视觉艺术等其他领域。我们已经要求我们的海外文化交流网络加深与重要法国出口企业之间的密切合作，以便其能够借鉴这些企业的专业经验。
在音视频领域尤应如此。法国电影联盟和法国电视国际推广公司能够为我国音视频产业的国际推广提供长久的支持。我们尤其要在“经济外交”的背景下，更好地协调我们的外交网络。我们对外部署的框架在危机过后得以稳固。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法国24小时电台”和蒙特卡罗电台组成的法国国际传媒公司和法国第五频道全球台与法新社一起，发挥并将继续发挥推广法语、法国形象以及法国音视频产品的作用。
长久以来，法国认识到在本土培养大量留学生并吸引外国研究人员的重要性，因为他们在重返祖国之后就会成为我们的文化和经济使者，并传递我们的价值观。我们要恢复这项传统。上届政府错用一道留学生限制令损害了我国的形象，所以新政府上台后初步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中就包括废除这项法令。法国向所有来从事专业学习和工作的外国学生敞开大门。法国各驻外使馆将把这个信息传递给各个国家，尤其将通过发展校友网络与曾经来法留学的人士建立持久联系。
我们的文化和遗产同样是发展旅游业的王牌。我们希望让法国的博物馆走向海外，展出大量藏品，让外国人对此有更多的了解。我们也要弘扬非物质文化遗产，因为它是构筑法国吸引力的一部分，塑造了正面形象。我们的美食、生活之道、处世哲学和商业品牌——尤其是在奢侈品领域——能充分代表我们的国家。它们能打动一个具有多样性的受众群体，使其认为法国是建立在卓越的基础之上的。
我们同样要大力发展数字领域。这个极具渗透力的产业可以让我们接触新的受众。我们要通过发展网络音视频兴办法语教学和主题节目频道。
总之，我们不能也不愿与这座光芒四射而且能带来经济增长的文化矿藏失之交臂。在一些迅速发展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中产阶层对文化产品有需求，我们应该利用好机会。面对激烈的竞争——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新兴国家正在为加强文化影响力而进行大规模投资——我们学到的就是，必须采取攻势。
不久之后，我们将在里尔这座具有文化魅力的样板城市召开一次会议，介绍法国海外文化教育合作网络的行动路线图。这个网络体系是我们能够在五大洲长期存在并发挥影响力的主要保障。我们赋予其明确的使命并相信其能够完成任务。这也是我们对未来的投资。[415]
在1960年的法国国庆纪念日，戴高乐对全国发表演讲时解释了法国的大国战略，他自问道：“法国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战略？”他接着回答：“意义重大。因为这将使我们的国家从旧的思维模式中解脱出来，顺应时代的发展。这关系到国家的繁荣、强大和荣耀，这将关系到我们国家的远大前程。”
21世纪，戴高乐所发出的信息对法国而言依旧没有过时，面对一个走向多极化和全球化的世界，法国通过自身和欧盟依然拥有着广阔的外交资源。当然，面对时代的变化，戴高乐主义需要适当调整，这种调整本身就是法兰西战略文化的固有内在机制。战略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在观念和文化传承的过程中，必然会有自身的创新和发展，这也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战略文化能够薪火相传、不断延续、在每个时代都能持续发挥作用的深刻原因。[416]调整的过程中需要以两点为参考，首先，法国依旧是一个大国，这是戴高乐主义为法国外交定下的基调，也是法国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基石；其次，避免过分强调法国的大国地位，因为当代法国的战略目标是建立多极化国际新秩序，多极化需要寻求国际社会的支持与合作。在全球化的今天，法国已经难以通过因循守旧、故步自封的方式捍卫国家利益和文化认同，这是一个主动出击并且提倡包容的时代。法国面临的挑战不仅仅是政治和经济上的，也是文化和观念上的。而法兰西战略文化的丰富遗产，尤其是极为丰富、多样性的人文文化传承，使得法国应该能够比较自如地进行调整。
三 法兰西战略文化对中国复兴之路的启示
历史积淀的文化、历史走向的惯性使得法国很难放下“全球领导性大国”的雄心与抱负。对法国来说，它曾经试图成为世界领导大国。17至18世纪的路易十四、19世纪的拿破仑，都曾经离世界性大国只有一步之遥。但是“它的努力总是由于其他强国组成的联盟反对而无法实现”。[417]目前的法国从军事、经济实力和政治、文化影响力看确实是区域性大国，或者也可以说是世界大国之一，但法国总是期冀发挥世界领导大国的作用。萨科齐提出“相对大国”概念，其目标直指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大国地位。事实上，法国要想发挥世界性大国的作用，真正成为全球领导性大国，受到内外诸多方面的制约。
对大国概念的界定有很多种方法，一般认为可以分为两大类：
一类指向普通大国或区域性大国（Grande puissance, Great power），《管子》说，“地大国富，人众兵强，此霸王之本也”。日本学者山本吉宣说：“大国从其意义上来说，是只考虑本国目的（比如经济发展、就业、物价稳定等），为了实现这些目的，而采用某些财政、金融政策的国家。大国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不接受来自他国的影响（政策效应），相反其本身的行动、政策反而给予他国以极大影响。”
另一类则是世界性大国或曰领导大国（Super-puissance, Super power）。德国历史学家兰克在1833年发表的《列强论》 （又译《诸大国》）一文中，提出“大国”的定义是：一个大国“必须能够与其他所有联合起来的大国相抗衡”。根据英国学者怀特的定义，“统治大国”是“拥有超过全部竞争对手之和的力量的国家，无论遇到对手怎样组合发起进攻，都能从容不迫地策划战争的国家”。乔治·莫德尔斯基则认为，“世界大国是世界的主导经济国，是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的最重要连接点。世界大国主导经济不仅规模大，或富裕程度高，而且意味着在技术创新的条件下主导性产业部分生产旺盛，并能积极参加世界经济，有足够的支持其履行作用的巨额财力。在制定国际贸易、投资、金融等方面的规则上起决定作用”。美国学者米尔斯海默则认为，“大国主要由其相对军事实力来衡量，一国要具备大国资格，它必须拥有充足的军事资源，以承受与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打一场全面的常规战。在核时代，大国必须具有能承受它国核打击的核威慑力和令人生畏的常规力量”。[418]米氏认为，由于辽阔的海域阻隔，不可能出现一个统治体系中所有其他国家的“全球霸权”，因此世界性大国所能得到的最好结果是成为地区霸主，并可能控制在陆地上与之毗邻或易于到达的另一地区。[419]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当代意义上的大国，则还意味着制定国际经济、政治“游戏规则”，提供广泛的全球公共服务，有强大的软权力，等等。
从法国本身实力看，法国的人口、面积只是中等国家的规模，分别居世界第21、42位（据美国中央情报局《各国手册》factbook数据[420]），缺乏众所公认的成为世界性大国的先天优势。[421]冷战结束以来，特别是前几年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法国经济持续不振，GDP总量已被中国、德国超跃居世界第5位，人均GDP居世界第16位。法国的经济总量、人口规模等潜在权力指标[422]以及常备军规模、可服役或动员人数等均无法与美国、中国、俄罗斯相比。
从国际战略环境角度看，法国从经济、文化、政治各个领域推动世界向多极化发展的努力确实取得了很大成效，法国文化软实力也在世界上有着深远的影响，但法国推动多极化的努力与美国维持霸权的努力形成了尖锐矛盾。法国不甘于当美国的小伙伴，美国也不会甘于成为“相对大国”。在北约内部，美国依然拥有绝对的主导权，法国争取加强北约欧洲支柱的路途还很漫长。在欧洲防务主导权、全球经济复苏和经济规则制定、气候变化和碳排放、中东问题、非洲问题等各个重要领域，法美都有着不同主张，两国关系的前景不会一帆风顺。法国希望以盟友和合作者姿态与美国合作，在全球事务中增强其发言权，但一方面美国不会容忍别的任何国家挑战其霸权地位，另一方面法国战略文化给其带来的传统惯性必将使法国不断说出一些“逆耳之言”，甚至是挑战性语言。法美矛盾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不可避免的。这一对“欢喜冤家”如何“和平共处”，要看双方的忍耐和度量，更要看面对实际利益时的现实考量和临场博弈。冷战结束以后，法国在欧盟内部的主导地位一直岌岌可危。德国经济的规模和发展态势都优于法国，在默克尔政府2006年推出的《德国国家安全战略》中明确表示要在跨大西洋联盟和欧盟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在全球事务中承担更多责任；英国向来以美国特殊伙伴自居，出于英国传统的欧洲大陆均势考虑，不希望在欧洲出现任何一个“领导性大国”，尤其是反对法国成为这样的欧洲大国；欧盟扩大后中东欧国家的自主性不断提高且相对亲美；法国独立自主的核威慑战略与欧盟防务一体化形成了自我矛盾……这些都影响到法国对欧盟事务的主导发言权。此外，如何与中国、俄罗斯、印度等新兴国家打交道，如何处理与阿拉伯国家在意识形态等领域的分歧，都是法国需要正视的问题。尤其如何与正在快速崛起的中国打交道，是法国执政者和智囊精英集团要面对的非常急迫的新课题。中国与美国不同，近代以来曾经承受过的被殖民、被侵略的历史（包括被法国侵略的历史）使得中国人——既包括执政当局和学界精英，更包括普通百姓——的民族自尊心非常强烈，民族情感也比较脆弱。法国一贯喜欢标新立异、以挑战甚至挑衅世界强国为“赏心乐事”，如果法国一再出现类似奥运火炬传递、萨科齐接见达赖喇嘛之类的事件，中法间的冲突——至少是贸易冲突将不可避免。萨科齐政府的人权外交色彩浓厚，同其前任希拉克相比，在与中国打交道的过程中如果一味高调宣讲西方人权观念，必然会在中国人面前大大失分。最后，在法国传统的势力影响范围——法语非洲，美国的影响日渐强大，中国后来居上的势头日趋明显，非洲国家自强自尊、独立自主的意识日益浓厚，法国借非洲法语国家的支持以强化自身影响力的作用日渐减弱。如何面对并驾驭新的形势，法国任重而道远。
从某种意义上说，法国的大国雄心与自强之路，法国的独立自主，尤其是法国的文化外交和软实力运用等，为中等强国跻身一流大国俱乐部提供了很好的参照。每个国家的历史和实际国情、国力不同，每个国家的文化不一，各国的利益和由此产生的行为当然也不一样。任何一个国家的经验都不能照搬。但是，作为在中华复兴的道路上正在和平崛起中的大国，我们还是可以从法兰西战略文化的诸要素中得到一些经验和启迪，从而使我们的大国之路走得更为稳健宽广。可喜的是，中国政界、学界很多人都已经看到了这一点。仅从文化外交领域，中国的文化部长蔡武这样说：
在全球化日益深入的今天，文化交流已经成为各国展示自己独特的文化价值理念及发展道路、制度体制、经济社会模式及其成果的有效外交方式。在增强自身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占据国际道义的制高点，增强战略优势等方面，文化外交至关重要。前不久，法国外交部长法比乌斯和文化与新闻部长菲利佩蒂在《费加罗报》发表了题为“我们对于21世纪文化外交的雄心”的联合署名文章，称“唯有文化才能成就法国的伟大”，强调在欧美贸易谈判中要坚持“文化例外”的原则，还在外交领域不遗余力地推进文化外交，致力于在世界范围内保护和推广法国文化。两位法国部长的文章，再次印证了上述国际趋势。
法兰西民族拥有辉煌的历史文化，对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作出过杰出的贡献。今天的法国是西方发达国家中的文化大国，拥有十分丰富的文学、艺术和科学遗产。法国也历来重视文化外交，是文化外交的践行者，始终致力于在世界上保持文化大国的形象。自20世纪80年代起，法国就发起了“文化保卫战”，不只强调文化多样性，提升文化外交更成为法国的外交重点。通过法语教学、文化产业、社会交流和媒体等渠道，打造法国作为文化大国的国际形象，不遗余力地提升法国文化的影响力。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文化外交在法国外交中的地位与日俱增。
事实上，作为新一轮文化软实力竞争的积极推动者，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日本等发达国家和韩国、印度等新兴国家中的文化大国都在调整对外文化方针政策，一方面制订国家文化发展战略，加强文化建设，一方面加大资金和人力投入，大力开展人文交流和文化外交，以期不断增强文化软实力。
文化是一个民族保持生机与活力的源泉，更是一国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在全球化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世界各国共享的精神财富，推动世界文化广泛深入交流，越来越成为促进人类进步与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法国和世界各国重视开发和利用文化资源，反映着当今世界发展的一个重要走向。习近平主席曾语重心长地指出，正是不同文化的彼此交流，才让不同国度的人们知道了中国的孔子、德国的歌德、英国的莎士比亚。通过加强世界各国各民族的文化交流，推动建设和谐世界，已经成为中国新时期总体外交的重要任务之一。
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拥有极其丰富的人文资源，在开展人文交流和文化外交方面无疑具有巨大的潜力和优势。新中国成立之初，文化外交唱响国际舞台，为中国打开对外交往的大门、争取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支持发挥了独特的作用。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对外文化交流日益活跃和深化，文化外交已成为继政治外交、经济外交之后的三大支柱外交之一。
因此，开发和利用自身文化资源，其核心不仅仅在于助力国家外交，更在于充分焕发文化资源在外交中的优势，致力于提升一国人文体系的世界影响力，拓展一国外交的人文空间。尤其是面对全球化浪潮带来的世界多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相互激荡的冲击，既要捍卫民族文化之根基，保障国家的文化安全，又要推进世界文化多样性，使一国文化资源转化为世界各国共同的文化财富，成为国家外交义不容辞的责任与使命。任何国家只有在维护和平和促进发展的同时，牢牢确立文明对话的战略，大力开展人文交流，才能在未来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优势，占领制高点，赢得话语权，扩大影响力。
开发和利用文化外交资源，为我国外交提供强有力支撑，已成为新时期中国对外文化工作的重要任务。要坚持以创新求发展，解放思想，与时俱进，不断丰富工作方法，不断扩大工作领域。要注重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增强中国文化产品在国际市场的适应性和针对性。要注重创新工作方式和传播手段，更多地运用高新科技，提高文化生产力与创造力，增强对外文化传播的实效。要坚持“走出去”与“请进来”并重、政府与民间并举、公益性文化交流与经营性文化贸易并行，不断增强中华文化的核心竞争力。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对外文化工作责任在肩，文化外交更是任重道远。如何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以高度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强，续写新时期对外文化工作的华美篇章，让文化外交继续唱响国际舞台，为塑造全球化时代中国大国外交地位提供强有力支持，这是我们的文化责任，也是我们思考和努力的方向。[423]
冷战结束前夜的1987年，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这本书里总结了公元1500年以来大国兴衰的历史，并对“今后世界政治格局”作出了预言。他认为在最近的将来，没有任何国家可加入当时由美国、苏联、中国、日本和欧共体组成的“五头政治”中去，也就是说，这些国家将是“最后的大国”。20年过去弹指一挥间，苏联已经解体，日本持续衰退，而中国的发展和崛起成为举世公认的事实。我们既不能妄自尊大，也不可妄自菲薄。大国崛起是一个漫长而又艰难的过程，今天中国的领导人早就知道，大国的指标绝不仅仅是GDP、核武库，它还意味着履行国际责任、向世界提供公共服务，更意味着以持久的创新能力引领世界科技、经济发展的趋势，意味着以独特的文化感召力和普遍被认可的价值观吸引全世界的认同。在当今世界，企图依靠武力和征服、走霸权方式的崛起之路是行不通的，而17～18世纪的法国和19～20世纪的德国、日本也早已给我们留下了“重商主义—挑战现有大国—夺霸战争—争霸失败”的血淋淋教训。法兰西战略文化中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笔者以为是对大国目标的坚定自信和不屈努力，是以平等的合作者（Co-operator）姿态参与并影响国际政治经济新规制的建立，尤为重要的是灵活的软、硬实力的综合运用方法。中国和法国、美国有着不同的战略文化。我们的大国理想，一直是以王道制霸道，是从“和而不同”最后走到“天下大同”。“王道”既不是不敢储备和使用武力的软弱，也不是轻易炫耀武力的浅薄，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宽容、自信。“大同”之路不是强求一致，是崇尚和谐、咸与维新，大道天行、润物无声。果如是，则未来的中国，一定能做到孔子所说的：“近者说（悦），远者来”（《论语·子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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