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眼前是一棵高大的银杏树,落落寡合,粗有三人合围,庞大的树冠,龟裂斑驳的树躯,初夏的阳光在叶子上闪烁,绿意茸茸,有着不凋的激情,依然展示着生命的力度。我依稀看到一个人影站在树下,一条发辫,一袭青衫,温文尔雅,风度翩翩,那不是姚鼐吗?
这棵银杏树的护栏上挂一铁牌,上书“姚鼐手植银杏树”七个字。文管所的同志告诉我这是姚鼐惜抱轩的旧址,迄今已有两百多年了,姚鼐的文章中曾提及这棵树。
姚鼐是桐城派作家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桐城派乃是清代文坛最大的散文流派,且它不仅激荡奔腾在清代文坛,还延泽后世。
明末清初,改朝换代,文人中有些遗老遗少未免有些伤今怀古,硬着脖颈背对现实的异族政权。他们或诗酬酒侣,狂啸山林,低吟哀叹,为前朝呼魂唤魄,鸡鸣风雨,聊以惓惓,还有些硬骨头文人,为大明而殉国。但有相当多文人却是在统治者高压下,忍气吞声,在无可奈何花落去的伤感中接受清朝政权的统治。清朝初年,特别是康熙时代,统治者对汉族文人和汉文化采取了明智的接纳、宽容、招抚政策。康熙大帝南巡路过南京,祭祀明孝陵,并勒石刻碑,称赞朱元璋:治隆唐宋。这给汉人,特别是文化人那凄凉的心灵里带来一缕温馨。康熙皇帝还亲自祭孔,这是对汉文化的高度肯定,尊儒读经,努力吸收汉文化的精髓,尽快融入汉文化的汪洋大海……
康雍乾盛世的出现,使汉文人感到欣慰,亡国之痛也渐渐消弭了,他们笔下开始出现盛世现象,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桐城派散文,便是文风和世风的综合反映。
桐城派的创始人都是桐城人。
桐城派散文家的代表人物有方苞、刘大櫆、姚鼐。但它吸附裹挟的作家有六百人之多,著作累累,卷帙万卷,在康雍乾三朝文坛汹涌澎湃、激浪翻腾。桐城派的遗著很多,桐城图书馆就藏有数千册。
姚鼐亦称惜抱先生,于清雍正九年(1731)生于桐城一个官宦世家,伯父姚范诗、古文、经学成就俱高。姚鼐自幼就生活在文学氛围很浓的家庭,耳濡目染,五岁入私塾,师从饱学之士方泽。乾隆二十八年(1763)中进士,当过各级考官多年,后来跟和珅、纪晓岚编纂《四库全书》,但时间不久,长病归养。这是个历史之谜。他也许厌倦了枯燥板涩的编辑生涯,也许厌腻了京都生活的喧嚣芜杂,抑或是身体确实有病,打了辞职报告。鱼思故渊,鸟恋旧林。回归故里,在山林书院手执教鞭,课徒教书,长达四十余年。
姚鼐于壮盛之年(四十四岁),正当仕途畅达青云直上之际,生命的乐章戛然出现变奏,改弦更辙、激流勇退。姚鼐作出这种选择,并非一时意气使然。
主要原因是和他的顶头上司纪晓岚不合。纪晓岚虽为饱学之士,一代大儒,但他对程朱理学并不尊崇,时常抨击理学。在编撰《四库全书》时多用汉学眼光,选择扬弃。而姚鼐是程朱理学的维护者、推崇者、继承者,当然对纪晓岚的学术观点极其反感,对纪晓岚要求勘订入选的书目也持有不同意见,姚鼐“往覆辨难,诸公虽无以难,而莫能助也”。姚鼐拟进书题往往不采用,难免心中郁郁然,愤愤然,对日复一日埋头校勘书卷的刻板工作更感到厌倦,他心中推崇的唯有古文,唐宋八家那千古华章。他像关在网中的鸟,囚在笼中的兽,敢怒而不敢言,心有所悟,而行又随心,这种心理矛盾,人格分裂,使他更加痛苦,不禁产生“田园将芜胡不归”的感慨。1774年,他毅然辞职,在四库书馆中只待了不到两年,就和纪晓岚拜拜了。
有人说,姚鼐辞职归里,是受他伯父姚范潜移默化的影响,每当人生关口,这种影响会释放出来,左右其人生道路。姚范进士及第后,授职编修,致仕不满八年,辞归故里,时年四十七岁,最后终老泉林。不难想象,这是一种官场人格和文化人格的冲突。而姚鼐在进四库书馆前曾入仕,对官场的黑暗,冤假错案的肮脏,早有深恶,回归故里是他一厢情愿。他常说自己只是野鸟,不求高栖,但求自得,“谷鸟翩翩影,孤翔识所归”,应是他回乡的最初心理愉悦状态。
姚鼐的故籍桐城在清代是个不起眼的小乡填,竹篱茅舍,破街陋巷,可是它背依蜿蟠跌宕、风光旖旎的龙眠山,山上林木葱郁,芳草佳卉,奇石怪峰,是江南一大胜景。小镇的北面便是龙眠河,河水由山上流泉溪水汇聚而成,平时清澈、静幽,闲雅舒缓地流淌,执著而又不知疲倦。到了雨季,河水猛涨,激情四溢,惊涛翻滚,巨龙醒来了,要叱咤风云、腾天跃地了,莽莽的龙眠山林涛飞卷,迫天遏云。一向静逸的小镇一下子充满了撼人心魄的动感和勃勃生机。
姚鼐脱去羁绊,回到青山绿水的故园,常常思亲念故,很多亲人和长辈已经仙逝,还好,自己的恩师刘大魁虽年过八旬,依然健朗。回乡数月,他曾几次拜望恩师,追往忆昔,常常感叹唏吁,泪水潸然。姚鼐回到故乡课徒之余,致力于文学活动和学术研究,继承方苞的文学主张,又有所创造和发展,对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关系的解说,在当地形成很大影响。
谈到文章风格,姚鼐在《海愚诗序》里说得具体:
鼐闻天地之道,阴阳刚柔而已。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阴阳刚柔之发也。……其得于阳与刚之美者,则其文如霆,如电,如长风之出谷,如崇山峻崖,如决大川,如奔骐骥;其光也,如杲日,如火,如金镠铁;其于人也,如凭高视远,如君而朝万众,如鼓万勇士而战之。其得于阴与柔之美者,则其文如升初日,如清风,如云,如霞,如烟,如幽林曲涧;如沦,如漾,如珠玉之辉,如鸿鹄之鸣而入寥廓;其于人也,漻乎其如叹,邈乎其如思,暖乎其如喜,愀乎其如悲。观其文,讽其音,则为文者之性情形状,举以殊焉。
天地万物,千姿百态,瞬间万变,而表现反映自然和人生大千世界的文章不应该呆板、单一,作家的风格也应该各自不同。文学是人类思想感情的具体形象表现,而形象的本身又是作家对现实生活感受的高度概括和提炼。姚鼐是桐城派集大成者。桐城派的古文理论,由此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桐城派是清代影响最大的文学流派,从清初到清末,两百多年的历史,贯穿了整整一个朝代。
二
说到桐城派,你不能不提到另两个人:一是方苞,二是刘大櫆。方苞是桐城派的元老。
姚鼐说:“望溪(方苞晚年号望溪)先生之古文为我朝百余年文章之冠,天下论文者无异说也。”袁枚也称方苞为“一代文宗”,方苞历来被认为桐城派创始人。
方苞自幼生活在书香世家,他父亲就是位诗人,长兄方舟以八股文颇负时名,方苞在一个文学氛围很浓的诗书之家长大,自幼就能背诵《易》、《诗》、《书》、《札记》、《左传》等经典。二十四岁去京师,游太学,结交知识渊博的学者、文章大家,读研宋儒之书,遂倾心程朱之学,康熙四十五年中进士时已中年。然而,天有不测之风云。康熙五十年时出了一场文字狱,有个人叫戴名世,其著作《南山集》中“语多狂悖”,被左都御史赵申乔弹劾,为戴名世作序的方苞也牵连入狱。这是方苞一生的重大厄运,也是他命运的转折。方苞在狱中读了大量的书籍,身陷囹圄而苦读诗书在历代文人中并不鲜见,但方苞朝乾夕惕、孜孜不倦的精神却使狱友们大惑不解,认为命已经朝不保夕了,还读什么书,于是夺他的书,方苞却说:“朝闻道,夕死足矣。”一个知识分子酷爱诗书,视读书、著述为生命的文化人格,是飘扬在他精神街垒上的旗帜!
康熙五十二年,戴名世一案判决,方苞被判死刑,由于李光地极力营救,蒙皇帝恩典,遂赦免释放。一阵迅雷暴雨过后,转瞬间天晴日朗。第二天便被召入南书房,生与死,天堂和地狱原来只有一壁之隔。后来他追忆狱中所见所闻,写出脍炙人口的《狱中杂记》,深刻地揭露了清代监狱中的黑暗和腐败。《南山集》案后,由于方苞才华出众,仍然官运亨通,仕途坦荡,历经康、雍、乾三朝,雍正朝官迁翰林院侍讲学士,与一代名臣鄂尔泰、张廷玉两相国共商国是。到乾隆朝,方苞更受皇上器重,再入南书房。方苞七十五岁因患足疾,乞解归家,乾隆恩准,并赐翰林院侍讲衔。回归故里后,方苞闭门谢客,青灯黄卷,朝乾夕惕,著书立说,江南总督尹继善三次登门求见,方苞称病以辞。乾隆十四年八月十八日,一代文宗长辞于世,卒年八十二岁。
刘大櫆为方苞的门生,又是姚鼐的老师,承前启后,为桐城派的兴盛和发展作了积极的贡献,与方、姚并称桐城派三祖。吏部主事程晋方和翰林编修周永年称赞:“昔有方侍郎,今有刘先生,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他将方苞的“义法”与神气、章节、字句的关系进行研究,将方苞的理论更系统化,也就是说他继承和发展了方苞的文学理论。他认为“行文之道,神为主,气辅之。曹子桓,苏子由论文,以气为主,是矣。然气随神转,神浑则气活,神远则气逸,神伟则气高,神变则气奇,神深则气静,故神为气之主”,“不得其神,而待守其法则死法而已”。
刘大櫆的文章“纵横驰骋”、“铿锵绚烂”、才雄气肆、笔峻辞丰。他学问博雅,为人正直,对升官发财并不热心,而且交往极少,平时除了请教有学问的人,就没有别的杂宾。
文学是苦难的精神之旅,寂寞、困苦、艰辛有时伴随终生,“穷到深处诗自工”、“文章憎命达”,这是中国几千年来文人墨客的写照。如果整日缠绵于灯红酒绿、宾客如云的政坛,固然显赫一时,权重一方,甚至位极人臣,但是他不会写出千古文章,更难接近本质意义的文学。
中国士大夫阶层从东晋末年陶渊明、谢灵运开始,似乎发现了另一条人生蹊径,那就是归隐。这是知识分子为保性命不断退却之路。他们放弃了责任,将生命投放山林。建功立业的希望破灭,肮脏的官场又不适应他们生存,便回归自然,回到宁静的温情脉脉的田园,纵横翰墨之间。这是一种逃避,一种远遁,一种无奈和绝望,也是对现实的背叛。历史上也有许多假隐士,从姜太公到山中宰相到躬耕垄亩的诸葛孔明,还有那放浪江湖的李白,都假惺惺地做隐士,他们的“隐”是为了“彰”,他们把“隐”当作手段,最终目的是求官,这就是“终南捷径”。但中国传统文化极力称赞这种文化人格,把传统文化的勋章挂在他们胸前。
姚鼐生活的时代是封建制度成熟高涨的时代,姚鼐和他伯父姚范以及同时代人蒲松龄、吴敬梓、曹雪芹等大文豪,实际上是被专制制度和主流文化抛出轨道的文人。姚鼐脱离封建政体,其社会地位也无法保证。因为对诗文一道在文治中取代作用的认识,从皇帝本人到皇子,再到馆阁御用文人,形成了巨大的“御制”、“朱邸”、“纱帽”等诗文网络。“教书匠”、“孩子王”实际上反映了这批文人人生的悲哀。蒲松龄曾有过县、府、道三个第一的荣光,可是一直未走进官方文化的主流,只好坐馆课徒,靠点菲薄的“束修”维持生计;吴敬梓出身科举世家,家门鼎盛,一时光芒万丈,但是吴敬梓只有秀才功名,一生坎坷,最后混到三餐不继,典衣果腹,或靠朋友接济度日;曹雪芹为豪门之后,特殊的背景,使他永远不可能进入主流文化,晚年也沦到“绳床瓦灶”、“赊酒食粥”的穷困潦倒境地,所以他的笔下只能是“万艳同悲”、“千红一哭”的辛酸和血泪。
姚鼐回归故里,频频受聘于江南书院,月露风云,雨化江南,桃李丛簇,但其生活却是清贫的。
好在,这些书院大都建在山林之中,是极其幽静的。文人喜静,静是伟大精神和灵感的储藏器和发酵罐。静,是“青”和“争”的拼凑,是内在充沛旺盛的生命,在默默中勃然喷发出的神秘力量,同时也是情感燃烧的产物,只有在静寂中,才能进入另一个境界。所以,静则能曲、能伸、能韵度、能致远。古人大雅之篇“半得于画角秋鞍,平湖雪棹之间者,缘于静之故也。虽然,不独此也,或忠、或洁、或旷、或隐、或感愤、或佯狂,或放浪于琴酒,或悲抑于饥饿,皆静者流也,静则情为之缕缕焉”。
“闲静雅淡”是姚鼐追求的文章风格。简洁典雅的古文风貌形成于桐城派。桐城派的开山鼻祖戴名世就主张“雅而且清”,方苞就提出散文语言雅洁,事实上有清一代几乎所有文章都是求雅忌俗的。
我徘徊惜抱轩庭院遗址,想象这位桐城派集大成者潇洒悠然的情态。夏天的夜晚,繁星在天,明月满庭,姚鼐泡一杯香茗,往树荫下竹椅上一躺,远山鸟鸣隐隐,近处蛩吟细细,月如水,风如洗,可谓良辰美景,他邀一二知己,饮酒听曲,谈文论诗,抱膝长吟;秋天的黄昏,踏着黄花落叶,徜徉山林,登高长啸,一吐胸中郁垒,大自然是医治灵魂创伤的最好良药。姚鼐性情恬淡、温和。他回故里,教授生徒,讲学余暇,仍旧手不释卷,闭门笔耕,日子过得平淡如水,夜晚,青灯一盏,书山乱叠,花白的鬓发,清癯的面颊,睿智的目光,洗得有点发白的一袭青衫,更显儒雅。老先生坐在如豆的灯光下,孜孜不倦,孜孜以求。这里远离市声尘嚣,远离灯红酒绿的应酬,远离肮脏黑暗的官场,是思想“发酵”的一方沃土,是生命得以张扬的磁场。
桐城派的文人们选择文学,是出于生命的需要,方苞、刘大櫆、姚鼐们,特别是后二人没有轰轰烈烈的经历,没有大红大紫的辉煌,没有起伏跌宕的政治生涯,但他们在平淡中创造了神奇,他们将生命融入了他们的文本之中。千古不朽是文章,作品是他们生命和智慧的结晶,铸就了生命的辉煌。
三
唐宋以后,古文在清代进入了昌明时代,产生了文学史上最大的流派,持续两百余年,属于桐城派的作家有六百多人,著述上千种。桐城派所历的时代,一直到五四运动兴起,桐城派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桐城派最后一个代表人物林纾(林琴南)用文言文翻译了大量外国文学名著,其中有小仲马的《茶花女》,一时成为畅销书,当时的文化人几乎人手一册。桐城派最后一缕晚霞带着欣慰的微笑沉入历史的幽暗和静寂中。
明末清初,是中国社会王朝更迭的动乱时期,也是中国文化学术思想开始剧烈变革的时期。文人士大夫多半经过农民革命和满族入关的巨变,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浪潮的冲击,迫使他们不得不面对现实,或奋起反抗,或归附于清,或削发为僧,隐迹泉林,寄情山水。而文风方面,一是重道轻文,二是空洞无物,无病呻吟,摹仿之风越演越烈。这时,方苞提出“义法”论,摇旗呐喊,奔走呼啸,即强调文章“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也就是“义”包含在“法”中,而“法”又是“义”的具体表现。
桐城派的作家们大都高举“义法”的旗帜,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文学革新运动,浪潮波及全国,并出现了一批文学大家、文化大师,使中国文学史呈现出一道璀璨的风景。
文学是人类思想感情具体形象的表现,而形象本身就是作家现实生活感受的高度概括和提炼,透过艺术形象可以准确分析和显示作家风格。文学是积累式的,它并不存在一个核心或原始意义。文学流派也是这样,只是某种理论的基本相同,风格流韵却有所差异。文学是最富有个性,最富有鲜明艺术特色的,这和作家的阅历、生存环境、秉赋、气质以及审美取向有着直接联系。桐城派的出现是一种历史文化现象。
姚鼐创造性地提出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的观点,他说:“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阴阳刚柔之发也。”姚鼐属于清流人物,有清风明月的人格和洁癖的精神,他虽是程朱理学的信奉者,但骨子里也不乏老庄的精神,恬静寡欲。他的诗文以诗化语言道难言之意,又含不尽之意于言外。他的笔端贯注诗情,体物达意不乏情趣。章法严谨不戕灵性,笔墨雅淡不伤风采,有一种清逸高朗的意态美。《登泰山记》、《游灵岩记》,静洁精微,明润澄沏,已成千古名篇。即使序跋之文,也写得意深旨远,疏荡奇纵,隽逸跳脱,跌宕有致。
姚鼐主讲江南,课徒之余,着手编选《古文辞类纂》,作为范文给学生阅读,“荟斯于简编,示来者以途辙”,成为世所公认的我国古典文学三大选本。另两部选本便是萧统的《昭明文选》,清初吴楚材、吴调侯的《古文观止》。姚鼐的《古文辞类纂》内容形式俱精,文辞兼备,博而不杂,堪称中国古典文学第一善本。20世纪初,一代伟人毛泽东在长沙师范读书时,就特别喜欢姚鼐的《古文辞类纂》,并向同学好友推荐。
姚鼐,瘦瘦的,中等偏上的身材,经年累月着一袭洗得发白的蓝布长衫,一双圆口布鞋,长长发辫垂至腰际。他不是美男子,却浑身散发着书卷气,有着江南才子的骨高清奇。两道寿眉,疏淡而修长,特别是那双眼睛,像故乡龙眠山上的两汪山泉,清澈晶莹,一尘不染。那眼神常常显得温和,但柔中有刚,不时流露一种凛然和刚正。有时从他那眼睛里还可读到奇妙的想象,斑斓的文采,读到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深邃和源远,使人感到虚无缥缈的东西因它便有了寄托和依附。但更多的时候,他的眼里充满了忧郁和淡淡的哀愁。
姚鼐生来身体孱弱,性情柔弱,不像他的老师方苞那样耿介,狂狷,脾气暴躁。他待人和蔼,典型的一副诲人不倦、为人师表的形象。这里山温水暖,远离世尘,远离倾轧和钩心斗角,整日和莘莘学子形影相随,一起寻找快乐。他出无车,食无鱼,外无奴,内无婢,从庙堂之高跌落江湖之远,无怨无悔。青山相伴,诗酒俦侣,春风秋月,平淡如水。这是何等高洁的文化人格,这是何等超迈的精神境界!课徒之余,潜心著述,青灯黄卷,朝乾夕惕,把聪明与才智,理想与追求,都附诸翰墨,他不求闻达于诸侯,不求浮名浪誉于尘世,挥洒激情于方寸之间,放牧思想于天高地宽,倒是真正的遁世。苍天有眼,姚鼐终于成为一文章大家,卓然屹立于文学史上。
姚鼐的归去来兮不同于陶渊明,陶老爷子率性而为,督邮到来,县吏请他穿上官服迎接长官,他一赌气冷冷地甩出一句:“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即日解绶去职。他一生也不那么勤奋,身后只留下薄薄一本诗集,三四篇散文。
陶渊明这一声长啸震撼了整部文学史,他以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精神屹立在文学史上,并且成为世世代代文人的精神偶像。若是一般地辞职归隐,历史也许不会理睬他,陶老爷子呐喊之后,紧接着又来了一篇《归去来兮辞》,这下子形象兀然高大了,傲骨嶙嶙,不肯折腰拜迎长官以及对乡里小儿的鄙视,成为他高扬的精神旗帜。
也有人怀疑陶渊明有贪污行为或犯有资产来源不明罪,上面派人调查,他便挂印逃之夭夭了。他出仕之前家里很穷,但他当了彭泽县一把手仅仅八十天,家里经济情况大变,有酒盈樽,有车有舟,有房有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一夜之间成了暴发户,过上小康生活,他哪来的那么多钱?东晋政府的干部政策太宽容,竟然没追查,不了了之。
姚鼐回归故里,却两袖清风。姚鼐出任梅花书院山长,被安庆敬敷书院聘为主讲,后又应聘歙县紫阳书院主讲,前后达四十年。姚鼐是不喜热闹的人,虽处山野,却是清代文学的扛鼎人物。从庙堂走到江湖,他便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事著述,他继承了方苞、刘大櫆的全部衣钵,而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和他的学生,人称“姚门四杰”的管同、方东树、梅曾亮、姚莹一起将桐城派发扬光大,形成一个富有生气的文学流派,影响之大、之广,横亘整整一个清王朝,这是文学史上罕见的现象。
四
桐城位于皖南丘陵地带。
这一带土地肥沃,河汊湖网交织,属于典型的江南鱼米之乡。县城并不大,我漫步小城街道,问行人,方苞、刘大櫆、姚鼐,他们摇摇头,一脸茫然。这三个人干什么的?是哪个企业集团的?我差点儿气得发晕,他们对故乡的名人竟然一无所知。我在大街上一连问了十多个人,他们不是摇头,就是含糊其辞。我想,也是的,历史已经远去,人物已经渺然,而今人们忙于生计,忙于生存竞争,忙于升官发财,忙于感官刺激,忙于灯泛红酒泛绿、血腥的拼搏、残酷的厮杀,谁还关心什么桐城派?不就是写了几篇散文吗?散文能当饭吃吗?散文能帮你升官发财吗?我踟踌街头,茫然四顾,南方的四月已是热乎乎的了,我躲在树荫下望着行色匆匆的路人,心里不禁发出几分酸涩,几分苍凉,一代文豪,他们用生命的激情创作大量的锦绣文章,走进了文学史,却并未走进后人的心灵。这是作家的悲哀?文学的悲哀?还是今生今世后人的悲哀?时值中午,正是放学时分,三五成群的高中生从我身旁飞车而过,我拦住一位学生,问有没有桐城派纪念馆,他们读过姚鼐的《登泰山记》,也读过方苞的《狱中杂记》,对桐城派的扛鼎人物自然了解,而且又都是他们家乡的名人,话语里流露出一种自豪。他们指点我,桐城派纪念馆就设在桐城博物馆,在某某街,并告诉我姚鼐惜抱轩的遗址在某中学校园里……
我终于寻到桐城博物馆。博物馆大门洞开,既不收门票,也不见管理人员,而桐城派纪念馆是一幢粉墙黛瓦富有徽派建筑风格的古屋。门开着,空无一人。我走进去,只见墙壁上挂着方苞、刘大櫆、姚鼐的画像,还有一张表格,介绍桐城派作家姓名、生卒年月、著作情况。
寂寞,冷清,萧条。屋子里空空荡荡,散发着一股潮湿发霉的气息。既无讲解员,也没有游客,我怎么也想不到,这个曾经震撼中国文学史的一大流派的作家们,遭到如此冷落,他们竟如此孤寂。在这旅游旺季,桐城派纪念馆竟然无人问津。我们常常津津乐道古希腊神话、史诗,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造型艺术和绘画艺术,19世纪西方音乐家的抒情小夜曲,以及欧美文学大师的名著,却对影响我们整整一个王朝的散文艺术如此冷漠,实在是一种遗憾。
想想今天的文学已被商品经济的风雨摧残得花败果疏,影视的泛滥,更使有深远阅读价值的文学作品雪上加霜,后工业文明急促的步伐,把昔日神圣的文坛践踏得一片狼藉。文学是一个民族的精神火光,遗憾的是现在到处物欲横流,权力和金钱引得人们疯狂地追逐。
文学最大的悲哀就是无法传承,政治家、军事家、经济家,能通过各种方法传之后代,惟有文学的基因难以由后代继承。
文学是一种天性、天赋。
古来圣贤皆寂寞。
方苞、刘大櫆、姚鼐的桐城派,一代散文大家已经被新的文学艺术替代了。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文学,唐朝韩愈的古文运动,明代的公安派、竟陵派,都造就了那个时代的文学高峰。桐城派,虽然推崇理学,观念稍显陈腐,成就远不能与秦、汉、唐、宋相比,但清代散文从内涵到体式的古雅之美,是难以抹煞的。
小城的魂仍然在。
2008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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