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记
一
邺城不是城，是一座极普通的小村，但一千八百年前却是一个王朝的“革命圣地”，是一个王朝走向历史舞台最初的跳板，它坐落在漳河岸边。
曹操修建铜雀台，竣工后开庆典大会，曹操率建安七子及众多文人雅士登台赋诗，曹植第一个站起来献诗《登台赋》，诗中有“临漳水之长流兮”之句，后来，县名由此缘起。
铜雀台旧迹已不存，新建的铜雀台是仿古品，供人凭吊参观的景点。游人寥寥，满园荒草，一庭杂花生树，蜂蝶乱舞，枝头鸟鸣啾啾。一池绿水浮满绿醭，岸边杂乱着枯枝败叶。没有秦砖汉瓦，没有汉柏唐槐，一座巍峨宏伟的楼阁，“高若仙举”，极其壮观。建筑格调极具汉风流韵，朴拙、粗犷、雄健。当庭竖着一尊花岗岩雕像——曹操，他雄视天下，横眉下目光鹰隼般犀利，身躯健硕，仿佛依稀可以看到他那胸中雄韬大略，风云翻腾。站在雕像前，你不能不感到这位大政治家、大军事家、大文学家的凛凛盛威，一种高山仰止之感油然而生。
曹操是一代枭雄。他胸襟博大，礼贤下士，唯才是用，军事上又思维敏捷，机巧多变，很快翦灭了北方大小军阀，统一了北方地区。曹操“外定武功，内兴文学”，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在戎马倥偬中，在挥鞭横槊之余，一有闲暇，“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他文采焕然，诗意雄健，开汉乐府以来一代诗风，两个儿子曹丕、曹植，皆才华横溢，诗文卓荦。汉末文学家以三曹为核心，团结了一大批文人学士，形成了文学集团。
每个王朝，朝廷身边总是云集着一批御用文人。汉武帝时，文学侍臣有大名鼎鼎的司马相如、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都是横亘文学史的诗赋大家，而身为朝廷重臣的倪宽、孔臧、董仲舒、刘德、萧望等虽不以诗赋名世，也是才华横溢、知识渊博的名士。曹操笼络一些文人，开一代诗风，由此瞭望，盛唐景象若隐若现。建安三曹，北宋的三苏，虽然都是父子兄弟，但他们的作品风格迥然不同。曹丕的诗源于李陵，曹植的诗源出《国风》。
建安七子是文坛北斗七星，王粲、徐干、陈琳、应玚、刘桢、孔融、阮瑀等，他们的情况正如曹植所说：“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
云从龙，风从虎。风云集会在邺城。曹操深知马上取天下，笔墨理国家。那就是两杆子论。
《文心雕龙》作者刘勰高度赞扬建安文人：“子建援牍如口诵，仲宣举笔似宿构，阮瑀据案而制书，祢衡当食而草奏。”建安文人皆以才思敏捷而著称。十余年来，曹操旄下集结了数以百计的文学人才，在汉魏文学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这实际上是诗化的大唐帝国粉墨登场前借邺城为舞台的预演，或者说建安文学之光已辐射到盛唐。
临漳县建了一座建安文学馆，仿古建筑，飞檐翘瓴，巍峨壮观。推开黑漆铜钉大门，便是一部厚重的文学史章节，一种刚健、洒脱的建安文学之风，迎面扑来。这里安放着建安七子的灵魂。走进殿堂，曹丕、曹植和建安七子宴乐图壁画赫然入目，他们宽服长袖，峨冠博带，席地而坐，有的端庄，有的斜欹，有的举觞，有的仰天吟啸，个个风流倜傥，豪情满怀。他们诗酒唱和，评古论今，品藻人物，直抒胸臆。这里没有孔夫子的君臣之分，尊卑之别，只有友情，只有诗的燃烧，情感的奔放。“觞酒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面赋诗。”窗外茂林修竹，绿意葱葱，园中有一池塘，垂柳依依，水面泛着涟漪，花园小径上有小花探头探脑，一副羞涩的样儿，树荫下有长条石椅，圆形石凳，一动不动地静静地坐落在池塘边。
曹操自然是建安文学集团的首领。建安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高潮，这个高潮是曹操父子三人和“七子”掀起来的。至于曹操从心灵深处是否真的敬重这些文人雅士，很难把握。他出身寒微，虽喜欢诗文辞赋，却本能地对衣冠文士有猜疑之意。不过，他是干大事成大业的政治家，也深知“为国失贤则亡”的道理，不得不笼络这些文人，“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而曹操还落个“得人之盛”的声誉。
这里我们必须介绍一下女诗人蔡琰（文姬）。蔡琰是汉末国学大师蔡邕的女儿。天下大乱，蔡琰被匈奴人掠去，嫁于匈奴人。曹操以百金和双璧赎了回来。文姬归汉成为历史的佳话。蔡琰聪慧绝伦，才华横溢，是杰出的女诗人，她的《胡笳十八拍》是绝世华章，声韵悲切，诗意高蹈超世。蔡邕是个藏书家，但藏品毁于战火。蔡琰自幼博学强记，背诵400余篇诗文，曹操命人记下，使文化得到传承。铜雀台落成后，曹操召集建安文人，登台赋诗，尽抒七情。蔡琰在铜雀台抚琴吟咏《胡笳十八拍》，悲切、凄楚，令人黯然神伤，热泪潸然。
曹丕是建安文坛实际的领袖。他竭力提倡文学，与当时文人过往甚密。建安九年（204）曹丕随同曹操攻克袁绍的大本营邺城后，基本不再出征，开始了锦衣玉食的公子哥式的生活，宴饮游乐，和一帮文人诗酒唱和，也击剑田猎，狎妓斗鸡，时时流露纨绔习气。他的文学成就远不如其弟曹植。但他非常重视文学创作，甚至称“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在此前，文人地位都很低，辞赋之类的作品常受人歧视。曹丕极力反对这种错误观点，号召作家“寄身于翰墨”。
曹植曾写诗记述当年诗人聚会的情景：“公子敬爱客，终宴不知疲。清夜游西园，飞盖相追随。”诗人们酒酣之后，豪情大发，夜游西园，月照园中，林木郁郁苍苍，清川过石，流水潺潺，常见小鱼随水流过石板，而池塘芙蓉散其华，菡萏溢其香，一幅多么美丽幽清的荷塘月色！大自然美好，和远方战马萧萧，狼烟滚滚，是多么迥异的画面啊！何况邺城郊外，还有白骨点点、弃婴草间的生命悲剧和苦难。
但汉末文坛也出现了不良现象，即“浮华”、“浮伪”、“浮诞”之文风，其表现在背离经学，不务“根本”，相互结交，驰骛声誉，不辩名实，为文浮艳，看重藻采。曹操极力反对这种浮艳之风，并宣布要“破浮华交会之徒”，以正风教，从思想和政治上都打击“浮华”。他主张文学要反映社会，格调清新、质朴、感人，“气韵沉雄”，“豪迈纵横”，“笼罩一世”，给人一种古直悲凉之感。文学要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以情纬文，以文被质，以抒情为基干来组织文章，达到文质彬彬的境界。所谓建安风骨就是建安时代的文学风格，即慷慨悲壮、雄健沉郁；刚健遒劲，挺拔有力；清峻爽朗，激昂多气，动人、励人、激人。
二
建安时期是“礼乐崩毁”的时代，作为统治集团的思想理论基础，教化百姓的工具孔孟之道已被曹操集团彻底颠覆，曹操提倡法家治国，他栽培的文学集团，那些诗人骚客大都是孔孟之道的反抗者。孔氏后裔孔融，就是最典型的叛逆者。
孔融主张饮酒，饮酒可逃避现实，饮酒可以放诞行为，但酒是祸凶的起因，孔融反对曹操的“禁酒令”，并大言酒对兴邦治国的作用，言之滔滔，振振有词：“高祖非醉斩白蛇，无以畅其灵；景帝非醉幸唐姬，无以开中兴。袁盎非醇醪之力，无以脱其命；定国不酣一斛，无以决其法。故郦生以高阳酒徒，著功于汉；屈原不铺糟歠（chuò）醨，取困于楚。由是观之，酒何负于治者哉？”刘伶在《酒德颂》中，也颂称：“静听不闻雷霆之声，熟视不睹泰山之形；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
“唯酒是务”是当时士子大人的普遍形象。他们着宽衣大袖，服五食散，狂饮浪醉，既表现名士洒脱高逸风采，又突出他们桀骜不驯，放荡不羁，不同光和俗，为统治集团效力的高傲气度。
他们羽裳鹤裘，弃履服屐，洒脱放达，他们视礼教为粪土，这类故事《世说新语》中比比皆是，惊人夺目。这些人物，其精神内涵及气度，卓荦不群，超凡脱俗，不是神仙，却有仙人之风，神衹之气。
“建安文人虽然在济世弘道，建功垂名的意义上找到精神的家园”，但给他们带来最大恐惧的是死亡。面对空间的无限，他们感到自身的渺小；面对时间的无穷，他们感到生命的短暂。他们在诗中倾泻慷慨悲凉之气的同时，也暴露出对命运莫测、生死无常的悲观和绝望。诗中到处弥漫着“生命如朝露”、“人生如寄”、“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奄忽若飙尘”的悼时之悲。这些情感真切的诗句排挞而来，莽莽苍苍，形成弘大、宏阔的悲剧氛围。
其时，建安时代，不仅是战火纷飞、剑戟铿锵、腥风血雨的时代，也是思想极其芜杂的时代，玄学的萌动，“得意妄象”、“得意妄言”的人生态度，和隐仕双兼、超然放达的人生价值观各显风姿的时代。建安七子为以后的竹林七贤，以及后世盛唐气象拓展了道路。
在战乱频仍，人们普遍感到惶恐、苦闷，朝不保夕的社会环境里，一帮士人能够苦中作乐，得意忘形，“把宁静与恐怖离奇地糅合在一起，人们可以从中尝到一种浓烈的痛楚与欢快混同起来的滋味”。他们出则游山玩水，入则谈诗论文，沉浸于审美的愉悦中。
公元208年，王粲历尽艰辛归附曹操，来到邺城和早前而来的孔融、陈琳、阮瑀等组成七子，成为文学创作的骨干，之外还有应玚、繁钦、邯淳、路粹、蔡琰、吴质、荀纬、丁仪、丁廙、苏林、杨修等共计二十三人。
公元210年，曹操决定要建铜雀台，这正是赤壁大战兵败两年后的决定。曹操为何要建这座豪华的崇楼杰阁？是显示自己雄视天下，壮心不已，还是“以娱其老”？《三国演义》中写道，曹植建议父亲，“立三座，中间高者名为铜雀，左边一座名为玉龙，右边一座名为金凤。”曹操大喜：“他日台成，足可娱我矣！”《三国演义》还写道：（曹操）“吾今新构铜雀台于漳水之上，如得江南，当娶二乔置之台上，以娱暮年”。这显然在诋毁曹操，言其好色。众说纷纭，且不管它。铜雀台始建于公元210年冬，公元212年落成。铜雀台成为文人雅士、高官大吏聚会之所。他们饮酒赋诗，评诗论文。曹操每逢征战归来，就在铜雀台上大宴宾客，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高谈阔论。
我登上铜雀台，凭栏远瞩，思想穿越千年时空，完全想象得出来，那些文人在曹操、曹丕的组织带领下，游苑赋诗，互赠互答，切磋交流，其诗或悲切，或高亢，或沉郁，或刚劲，或雄健，既含蓄隽永，又有慷慨之气，一股浓烈的“建安风力”，刚劲的“汉魏风骨”。那是个性得到解放，人性得到复归，思想获得自由的大时代。
曹丕也不断组织邺下文人，游西苑，同命题，开展集体文学创作活动。动荡的时局中，残酷的社会现实，大战乱、大分裂、大破坏和人民遭到的劫难，是诗人们创作的主要素材。他们的呐喊和抗争，他们的狂呼与长啸响彻在一个时代，也响彻在文学史上。
随着曹操的去世，曹丕登上大位，整天忙于政务，曹植已由昔日的王侯变成今日“囚徒”，再就是建安七子一个个凋零，建安文学创作逐渐走向式微。
三
我坐在台阶上小憩，很静。这一座座宫殿的楼阁，很淡定，很沉着，仿佛经历了人间的繁华，绚烂之极而进入一种平淡的境界。树静静地沐浴着西斜的阳光，楼房一动不动，任凭日影从头顶、身边轻轻滑过。我的思绪仍沉浸在那个兵荒马乱的时代，建安七子的命运如何？他们究竟怎么走下历史的舞台，鲜活的生命之花是怎样凋零的？
凡在思想方面不符合标准士大夫的，通常“不至罹殒身之祸”，但必在统治集团中受到排斥。这似乎是一个潜规则，谁执政也不愿他人唱反调、与自己抗争。有两个文人很叫曹操头痛，一个叫边让，一个便是大名鼎鼎的孔融，他们二人却具有交游好士，不附权势，缺乏治才，文笔浮丽的特点。孔融尤甚，仗着老祖宗孔夫子那点资本，对曹操多有“轻侮之言”，“侮慢之辞”，公开与曹氏为敌。
还有个诗人杨修，他恃才傲世，“才思文藻，满朝轩冕”，他父亲杨彪、舅舅袁术皆与曹操为敌，而杨修在政治上与曹操的反对派孔融、祢衡为友，曹操对这几个人非常恼怒。杨修不仅反对曹操，更糟糕的是他参与皇子权位之争，他是曹植的幕僚，当然力挺曹植，大造舆论，引起曹操疑心，担心自己百年之后，会出现宫廷政变，所以杀掉了杨修。
孔融是建安七子重要一员，一度被称为建安七子之首。孔融恃才傲物，狂放不羁，虽是孔子后裔，但常违背儒教，作出悖逆之事，他讥发言论、诽谤曹操。曹操曾警告孔融，要严惩他。孔融丝毫没有悔改，并在《报曹公书》中，不卑不亢地陈述自己的态度，奉劝曹操应宽以待人，而不要一意孤行，仗势欺人。
后来曹操任命孔融为“太中大夫”，实际上是一闲职，也就是有职无权，曹操的目的是让孔融反省自身言行，改弦更张，内敛修行，闭门思过。谁知这老兄依然故我，清闲居家，反而更加张狂，经常招来朋友饮酒欢宴。
酒席宴上，孔融谈笑自若，抨击时弊，嘲讥朝政，品藻人物，口无忌惮，狂言乱语，自然曹操是他攻击的对象。曹操是大政治家，宰相肚里能撑船，但容忍是有限度的，便派人调查孔融。上报的内容却对孔融扣上一堆帽子：“欲谋不轨”，“谤讪朝廷”，“不遵朝仪”，“唐突宫殿”，结论为“大逆不道”，宜重诛。
建安十三年（208）八月，曹操下令杀害孔融，并诛全家老小，连七八岁的幼童都没放过。当时孔融的儿子九岁，女儿七岁，二人听到父亲被捕的消息时，正在下棋，却不动声色。有人问：“你们父亲被捕了，为什么还专心致志地下棋？”孩子回答说：“鸟巢被毁，岂能会有鸟卵不破的道理。”命人拿来肉汤，哥哥端起碗一饮而尽，妹妹说：“今天遭此祸，岂能长久活下去？怎么还品尝肉味？”有人将此事告诉曹操，二人便收入狱中。妹妹对哥哥：“如果死者有知，能够见到父母，岂不是莫大的心愿吗？”兄妹二人引颈服刑，声色不动。观者无不动容，悲恸万分。
建安七子，最早凋零的便是孔融。
孔融临死前，也检点了自己，再无那种狂气，作《临终诗》：“言多令事败，器漏苦不密。”最后绝望哀叹：“生存多所虑，长寝万事毕。”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孔融作为刚肠疾恶豪气满怀的一代英才，他的《临终诗》竟流露出悔恨和化刚为柔的人生悲哀。
其实孔融的确有“大逆不道”之言行。曹、魏时代是以孝治天下，但孔融却没有恪守孔门儒家传统，他曾狂言道：“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孔融说出这种混账话，既颠覆儒家伦理纲常，也丧失了最基本的人性，是反人类道德的。曹操抓住这一点，足可以置其于死地。这不仅仅是恃才狂放、与曹操政见不同，不是性格的悲剧，而是人格的悲剧。
曹丕在七子之中有几位凋零后，曾悲伤地回忆：
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谓百年己分，可长共相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
这是曹丕的《与吴质书》，实际是一篇对建安七子已故诗人的悼文。文章中透露出曹丕与七子们手足之情，没有尊卑之分。
四
我终于见到周艳丽告诉我的那棵汉柏，传说中建安时代唯一留下的真迹。
一棵古老的柏树，庞大的树冠，覆荫半个庭院，这棵柏树一千八百多年了，走近它，我真想跪拜，问声：“您老人家好！”当年曹植和曹丕兄弟，是否在树下与王粲、孔融、徐干谈诗论文？一千八百年前，它还是一棵小树苗，在清风中舒展开叶子，柏树慢慢长大了，在古老的中原大地，在膏壤沃土中，展现出生命美好的景象，拼命地在地下铺展生命的根系，吮吸着水脉和地气，张开枝叶，最大限度地吐纳云水天光。阳光从枝叶隙中渗透出来，风一吹，仿佛听到阳光破碎的声音。
这老柏树历经过多少酷霜的欺凌，冰雪的暴虐，风沙的鞭打，它始终顽强地生长着，一圈一圈的年轮里，记录着风云变幻的时代信息，也记载着它炼狱般的苦难。它像饱经风雨的老人，目光炯炯，身板硬朗，精神和意志化为蓬勃不衰的枝叶，它的生命体系构成一座宏伟的建筑。它的叶脉流淌着魏晋的骨血，它的躯干珍藏着建安文人的风操，它蓬勃的枝叶张扬着魏晋的遗风。我站在树下，聆听风穿绿叶的声音，仿佛是孔融的叹息声，徐干的自我安慰：“一生一世间，忽若暮春草。”
建安十六年七月，曹操率军西征马超，曹操的文学侍从们也随军出征。这些军旅诗人深入战争的第一线，目睹将士们剑戈铿锵、腥风血雨的残酷厮杀，惊心动魄，写出大量诗作，且不说曹植创作了《离思赋》、《送应氏诗》、《洛阳赋》、《赠王粲》、《三良诗》；王粲写了《吊夷齐文》、《咏史诗》、《征思赋》；阮瑀创作了《吊伯夷文》、《咏史诗》二首；徐干也写了《西征赋》等。这次西征不仅取得了战争的巨大胜利，也取得了文学创作的丰收。
钟嵘对徐干的诗，评价不高，列为下品，但徐干有《室思》六首五言诗，堪为精品，其中第三首有一节更是“经典”诗句：“自君之出矣，明镜暗不治。思君如流水，何有穷已时。”被诗评家称之为“文温以丽，意悲而远”，“缥缈虚圆，文情生动，独绝之笔”。徐干列入建安七子，当之无愧。
祢衡也是个悲剧人物。祢衡和孔融是老乡，都是山东人，二人脾气相投，一个比一个狂放，恃才傲物，风流不羁，有抗上精神，是孔融向汉献帝推荐的祢衡，孔融也多次在曹操面前吹捧祢衡。
祢衡是清流名士，有才学，有胆识，常有危言危行，击鼓骂曹最典型地反映了这个狂狷之士的性格：有一天，曹操大会宾客，观赏众鼓师击鼓。照例，鼓手们上阵前都更换鼓衣。曹操想戏弄一下祢衡，偏偏没发他鼓衣。演出开始，鼓手们一登场，崭新的鼓衣，鲜亮的头巾，腰扎一束红绸，威风凛凛，英姿潇洒。唯有祢衡破衣烂裳，头裹一条肮脏的头巾，曹操问道：“你这鼓史怎么不更换衣裳？”祢衡平静地说：“好，我就换。”然后三下两下脱去旧衣裳，赤条条地站在曹操面前，继而慢条斯理换上鼓衣。曹操本来要耍弄祢衡，反而被祢衡戏耍一顿，很是恼怒，又不好发作。事后曹丕和孔融批评了祢衡，并要他向曹操道歉。曹操知悉祢衡道歉，转怒为喜，并命人准备酒菜以款待祢衡，谁知祢衡手持一木棍，来到曹操大营门外，一边用棍子捣地，一边破口大骂，门人报告了曹操。祢衡善击鼓、唱歌。史书上记载他表演得“音节殊妙，渊渊有金石声”，满桌客人听得纷纷落泪饭都顾不得吃。但这次祢衡玩得太过分了，太任性了，这固然显示了他人格的独立，也暴露了他人性的缺陷。胸襟再宽阔，人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曹操知道祢衡小儿胡闹，勃然大怒，说道：“我杀死祢衡就像杀掉一只麻雀、一只老鼠，只是他素有文名，我不愿承担不容士人的名声，把他送给刘表吧！”
祢衡到了刘表营帐，依然傲气凛凛，出言无忌，刘表又把他送给了黄祖。由于祢衡实在狂傲不羁，黄祖最终还是把祢衡杀掉了，死时才二十六岁。
建安文人中又一朵奇葩凋零了。
五
凡才子多狂放，这似乎是上帝造人时，专把这一弱点按在才子身上，像胎记一样。建安七子刘桢，从小被视为神童，文思敏捷，能诗能赋，下笔成章，辞意俱佳，十六七岁便写了一篇《鲁都赋》，语言富丽典雅，体派宏大，生动传神，享有盛名。
刘桢虽恃才傲物，对曹操的文韬武略和强悍的性格，却由衷敬佩，在曹操手下服务十年，曹操将刘桢视为朋友。刘桢随同曹操征战，战争的罅隙间，也和曹氏父子诗俦酒侣，尽展诗才。刘桢这个时期的生活是丰富的、充实的。曹丕、王粲、刘桢、徐干、阮瑀等，都随军作战。这些建安七子一时成为军旅诗人。刘桢曾在《赠五官中朗将》中记述他们的文学活动，饮酒赋诗，赏歌观舞：“众宾会广坐，明灯熺炎光。清歌制妙声，万舞在中堂。”
其实这些“子”们在军中仅是曹操的文学侍从，处理日常文书工作，他们并无军权，也不会得到重用，这些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俊雅士是上不得战场的。刘桢有时也感到郁闷、无聊，时间长了，也难免流露出不满情绪，心中纠结难以消弭。建安文人有一共同特点：追求人格的独立，追求精神的自由。
纸里包不住火，刘桢的傲岸、狂放，终于露出峥嵘。那是做曹丕的文学侍从时，有一次曹丕宴请宾客，特意让甄夫人出面。按封建礼法，甄夫人一出场，群臣必须匍匐于地，不敢仰视，偏偏刘桢平视这位国姿天色的贵妃，这下惹恼了曹丕，也惹恼了甄妃，为惩罚刘桢，免去他的文学侍从，罚他做苦役磨工。曹丕想杀杀他的傲气，刘桢却说：“臣是庸才，见识短浅，也是因为陛下法网过密了。”曹操惜刘桢文才，免除他的苦役，安排他去做曹植的文学侍从。
其时，曹植才二十来岁，才华横溢，气冲牛斗，“任性而行，不自睢励”，刘桢与曹植相处更融洽，更随便，也不理会那些繁文缛节。钟嵘在《诗品》中对刘桢诗评价极高，说：“真骨凌霜，高风跨俗”，曹植之下“桢称独步”，并将其诗作列为上品。历史上常把曹植与刘桢称为“曹刘”。南朝谢灵运对刘桢作品评价很高，“卓荦偏人，而文最有气，所得颇经奇”。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也高度称赞：“公干气褊，故言壮而情骇”。
建安风骨就是“慷慨以任气”，“梗概而多气”。曹操是建安风骨的象征，建安文人能形成一个集团，固然是曹操父子的笼络、团结，更重要的是这些文人气味相投，他们身上都积淀着时代精神的内涵，其人格雄强，其气质苍凉，其理想建功立业，永垂天地间。他们的政治豪情堪称山高海深。曹操的《观沧海》一诗最能体现建安文人自我辐射出的强大的精神魅力，也“真正富有人之本质力量的慷慨之境”。遗憾的是，建安二十二年（217）邺城一带发生一场传染性瘟疫，刘桢、陈琳、徐干、应玚相继被这场灾难夺去了生命。
六
现在建安七子，只剩下了王粲了。我有一篇文章专门写了这位学驴叫的诗人。王粲的命运比那六子好得多。这个其貌不扬、矮小瘦弱的王粲，开始投靠刘表，在刘表幕下不得其志，虽才华盖世，但其貌不扬，直接影响了他的仕途。他郁郁不得其志，学驴叫，发泄对世道不公的怨愤。苦难造就了诗人，王粲一生代表作，即传世之作，却是在刘表手下完成的，如《七哀诗》、《登楼赋》等。后来王粲投靠曹操，曹操重用他，王粲一改狂放不羁的脾气，由一头尥蹶子、暴躁的小叫驴，变成温驯可爱的顺毛驴。他接受生活的教训，大为曹操唱颂歌，诗歌的主旋律由抨击社会黑暗、战争的残酷、民生的凋敝，变成对曹操的歌功颂德，赞颂其丰功伟业。即便是法家的曹操，海一样的博大胸襟的宰相，也愿听赞歌，听颂辞，你孔融怎么样？老是和我唱反调，不是死在我的刀下？还有祢衡，你小子狂放、傲岸，我没有下手收拾你，把你转送出去，到头来黄祖还不是一刀结果了你的小命？
王粲在邺城十年，也是他人生的最后十年。曹操南下攻下荆州，在庆功宴上，王粲对新主曹操，极尽才华，大唱赞歌，发表激情洋溢的颂辞：“丞相您横行天下，平河北、定荆州，招引贤俊，赐爵授位；一时海内归心，望风思服，文武并用，英雄尽力。这正是夏、商、周三代开国之君所成就的不朽功业啊！”
你看这位学驴叫的诗人嘴巴多甜，对新主子多么会阿谀奉承啊，差一点没有把曹操称作尧、舜、禹一代圣皇。王粲以后跟随曹操出征，写了大量诗赋，盛赞曹操军威，称赞曹操“赖皇华之茂功，清四海之疆宇”。他的《从军诗五首》更是肉麻地赞扬曹操和武功：“相公征关右，赫怒震天威。一举灭獯虏，再举服羌夷。西收边地贼，忽若俯拾遗。”并辩说，军队虽艰苦，看你跟着谁，跟着相公作战，苦中也有乐。
王粲不仅得于曹操，也和曹丕、曹植兄弟关系极为密切，深得兄弟二人的喜欢。那时曹植风华正茂，锦衣华食，仪表堂堂，为人轻率洒脱，虽贵为“王子”，但不拘小节，不讲究举止的威严，才华与王粲相仿，性格也有些相似。他们诗酒风流，在邺郡笙弦歌舞，确实度过人生最荣耀、最浮华的时光。
建安十八年，朝廷下诏，擢曹操为魏公，并加九锡，其地位与太子相当，曹操虚情假意推让一番，王粲等人趁此大加歌颂曹操，积极上书，劝说曹操建立魏国，取代汉朝。不用说，曹操更加宠爱王粲。王粲的人生达到辉煌之巅。但曹操很理智，他像站在悬崖上的一只雄鹰，犀利的目光，扫描着大汉江山。他没有称帝，他不愿做僭越皇位的奸臣，为后人詈骂。他的事业由儿子完成。大汉王朝已至尾声，魏国建立，曹丕成第一代皇帝，王粲也因病去世。曹丕亲自参加了他的葬礼，在葬礼上，曹丕说：“大家不要哭了，王粲生前爱学驴叫，每一个人学一声驴叫，算是为仲宣送行了。”建安二十四年，也就是王粲去世不到四年，他的两个儿子受谋反案牵连，被曹丕杀掉。聪明的王粲悲剧的人生由他的儿子承担。
风骨卓异的建安文人以他们才华和悲剧人生结束了一个文学时代，这是中国文学史最光彩熠熠的一点，建安风骨的遗传基因，并没有因建安七子之死而结束，整个西晋王朝的文人大都发扬建安文人的遗风，竹林七贤基本上是“建安七子”的再版，但迥然不同的是前者积极入世，后者却放浪山水，不愿做司马昭西晋王朝的御用文人，嵇康、阮籍便是其中代表人物。嵇康之死同孔融之死，恰是一枚银币的反正面。
离开邺郡时，我再次拜谒了那汉柏。村人告诉我，这树是曹植为父亲栽下的一棵拴马桩，现在成为汉魏时代惟一活的遗存。这是一棵奇树，一棵神树。村人用铁栏杆围起来，成为“国宝”。我站在树下，只觉得那树笼罩着庞大的文化氤氲，皲裂斑驳的树躯是一种诗意的沧桑。那横逸的枝干张扬着一种精神，风吹飒飒的涛声是一种风度，是一种气质的物化，是一个家族血脉之滥觞。它顶天立地，仪表万方，凌冰霜，傲风雪，省天地之大道，悟宇宙之真谛。它又是一个王朝之图腾，人文精神之凝聚。
2014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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