颖影

    南京的丛军女士私人出资，准备拍一部六集纪录片《最后的女兵》，纪念她在唐山大地震中死去的六位女战友。其中年纪最小的只有19岁，年纪最大的甄颖影也不过才23岁，摄制组来天津采访我，就希望能谈谈她的故事。

    30年来我从未写过关于颖影的一个字，太过痛惜便不敢轻易触碰。这次面对她的战友，忽然发觉30年来竟什么也没有淹没、没有消逝，颖影的美丽和聪慧依然清晰地印在每个人心里，大家一直都在想着她。她的死仿佛是生的一部分，而且是最重要的一部分，30年来留下的痛，益发显示了她生命的分量。真正被改变了的倒是活着的人，当年逃脱了地震的灾难，却未能逃脱衰老。美丽也是冷酷的杀手，它要追杀的就是活着的人，在美丽时死去的人凝固了美丽，从而逃脱了美丽的追杀。

    我该讲出她的故事了……

    上个世纪的70年代初，在天津市举办的一个文艺学习班上我结识了甄颖影。她身材高挑，眉目修长，脸上焕发着摄人心魄的清纯，漂亮得像一种文化，凝结了那个时代的美：军装、少女、率真、阳光。那个年代常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我本来是被叫来“搀沙子的工人作者”，突然变成“炮制大毒草的反面典型”，“兵的代表”甄颖影却公开表态看不出我的小说有什么大问题……她说的那样轻盈随意，一派单纯和善良，却并未给我帮上忙，反而给她自己惹了麻烦。这使我感激、感动和愧疚，便一直保持着联系。

    她在唐山当兵，家却远在新疆，以后她每次回家或探亲归来，都以我的家作中转站落一下脚。有时她的父亲也直接给我来信，托付一些诸如购买《鲁迅全集》等我能办的事情。甄颖影的父亲原是中国军事科学院的高级干部，1969年为林彪迫害，发配到新疆。颖影当年只有16岁，却陷于“三无境地”无学可上，无工可做，无农可务。晃荡了近一年才弄明白一个道理，像她这种受排挤的部队干部子女，惟一的也是最好的出路还得去当兵。她的两个哥哥早已入伍，父母身边只有她和弟弟，弟弟尚小；父母自然对她这个聪颖漂亮的女儿格外珍爱，也觉得她年龄尚小，并未把她要当兵的事放在心上。况且他们刚到新疆，人地两生，也真没有办法能让她进入部队。

    事情拖到1970年初，颖影突然急迫起来，不想无所事事地再继续晃悠下去。既然父母不管”就只有自己出去闯了。那天外面风沙很大，冷彻骨髓，她跑出去不一会儿就又回来了，说是拿帽子和手套。母亲笑了，就你这么气，还能去当兵？正是这句话成了母亲永远的痛，让她后悔大半生。颖影听母亲这样说就甩掉帽子和手套，返身又冲进风沙。她直接跑到乌鲁木齐火车站，掏出身上所有的钱买了一张到北京的车票。一上车就是四天四夜，由于她没有钱买吃的东西，就一直饿到北京，看着别人都下车她却从座位上站不起来了。好心的列车员把她架下车，还扶着她在站台上溜达了一会，为她买了点吃的东西，她才慢慢地能够自己走路了。出站后就去找父亲在京的一位老战友，那位老首长看见她的样子，听了她的叙述，没有犹豫，没有推辞，很快就想办法让她穿上了军装，到唐山255医院当了一名战士。

    部队上的一切在她的眼里都是新鲜的，叫她干什么都行，在伙房做过饭，在病房做过护理员……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还不够入伍年龄的新兵，却很快成了医院的名人。她有着少见的开朗和自信，性格狷介，富有灵性，小小年纪竟写得一笔好字，还写一手好文章，很快被政治部发现经常抽出去为医院撰写各类在那个时期不能不写的文章。逢年过节或部队发生重大事情，还要为医院编写文艺节目，如快板书、小话剧等等，有些还能在报纸上公开发表，这也正是被选送到天津市参加文艺学习班的原因。她打篮球也相当不错，从科里打到医院，又代表医院到外地跟兄弟部队比赛……她是如此的多才多艺，却又有一种无邪的气质，她的生命仿佛是在自然的流露着令人心醉的芬芳。

    有天晚上，她下班后和另一名女战士结伴回宿舍，在草木繁茂的小路上，一位领导干部跟上她们，像说暗语一样念了句自以为甄颖影：定能理解的古诗：“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在那个年代上级对女兵说这种话至少是很不得体，偏是那个时候社会上有种风气，上边的人可以很随便，乃至放肆，下边的人则要拘谨和紧张。女兵面对这种情况一般会有两种选择，接受领导的暗示，或装作听不见赶快跑开。另一个女兵正要这么做，却被颖影拉住了，她自恃自己见过世面，比这位“君子”领导不知高多少级的干部也见过，便理所当然地采取了第三种态度：顶撞：“这里没有君子和淑女，只有领导和女战士，而且你是有老婆孩子的领导，还想求什么？”

    她的话随即被夜风吹散，医院的大院子里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可从此以后甄颖影当兵的生活却变得艰难了，一切都是在不知不觉中改变的，她的处境调转一百八十度成了医院落后的典型……上业务课，医生讲人的聪明和愚笨决定于大脑沟回，沟回多而深的人聪明，少而浅的人愚笨。那个时候全军都在学习马克思主义，谁都可以张口就能背诵几段，甄颖影下课后去请教医生，沟回的深浅和后天的实践，对决定一个人聪明与否各占多大比例？因为毛主席说过实践出真知的话，马克思也说过搬运夫和哲学家之间的原始差别，要比家犬和猎犬之间的差别小得多这可不得了，甄颖影难为老师，酿了一场震动全院的风波。甚至在篮球场上，领队要求队员发扬“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精神，主动让球。甄颖影没有吭声，没有以任何形式表示反对，只是投球投顺了手又将球投进自己的篮筐，那位“君子领导”便当众指责她顶撞领导，不淮她加人共青团。

    人伍三年，其他许多人早就是共产党员了，可甄颖影连团都入不了。1973年的春节，她给我来过一信，信上有这样一段话：“有人老找我的碴儿，都是鸡毛蒜皮，我的一举一动后面都有眼睛盯着。因此我有一点小事处理不当，乌上就传得全院都知道，直接影响入团、提干，比如衣服泡在盆没有洗。我被抓了典型以后，天天挨批，大会小会都点我的名，搞得我大脑十分紧张。算啦，不费这个脑筋了，最近传说京津唐一带有地震，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给震死了，省得罗嗦。不过今天是大年初一，好像不该说这种不吉利的话。”

    一个曾经那么阳光灿烂的女孩儿，几年的工夫竟变得如此消沉。她那么单纯，竟不能为环境所吸纳。然而，她的生命正因为沉重才有分量，医晓的主要领导和她的科主任文非常赏识她，每年都有一种声音嚷嚷着要叫她复员，可每年她都走不了。批评她很容易，好像谁都可以对她说三道四。要表扬她可就难了，医院里因她的业绩突出要给个嘉奖，头头们竟会为此而争论起来，争一次不行就再争，最后她还是得到了这个嘉奖，可就是不让她痛快。

    到她超期服役的第三个年头上，共青团终于加入了，提拔干部的命令也下来了，尚未公布她就接到家里电报，父亲病倒，希望她能回去一趟。正好还有探亲假没用，部队便批准她立刻起身。我在天津站接她，然后带她到劝业场买了些带给父母的东西，随即又赶到北京，了当晚11时由北京发往乌鲁木齐的车票。

    这是1976年的7月中旬，限令她归队的时间是7月29日。

    她以往回新疆探亲都是坐火车，光在路上来回就需要一个星期。这次她的父母为了让她在家里多呆两天——实实在在的就是两天，自己花钱为她买了26号下午的飞机票。她当天晚上到天津，住在部队的一个招待所。第二天上午，也就是27号抱着一个哈蜜瓜到我家来，那时的哈蜜瓜还是新鲜物，我儿子兴高采烈地又喊她姐姐。颖影就继续纠正他，小孩子管解放军要叫叔叔，跟叔叔平辈的是姑姑，哪有管解放军叫哥哥姐姐的？儿子的理由很简单，你那么小怎么能当姑姑？因为他的姑姑年纪都很大。吃过中饭她就要回唐山，我说你的归队时间不是29号吗？我是老兵，对部队的规矩很清楚，她只要在29号咮点名之前归队就行。

    她说自己现在的压力很大，父母之所以给她买了26号的机票，而不是27或28的，就是同意她提！一天回到医院，28号休整一下，29号一早就上班。我纠正她说，这不是提前一天，而是提前了两天。但没有再详细问她哪来那么大的压力，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她的神经这么紧张？这个话题太沉軍了，一谈开来免不了要发牢骚，而多年来我跟她的交往一直都很谨慎，怕自己身上消极的东西影响了她。何况我当时的日子也很难过，1976年初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小说《机电局长的一天》，正在“全国范围内批倒批臭”。实际上我也真没有太多的心思管她的事，就直接送她去天津站，为她买了当天下午到唐山的车票。

    也就在颖影回到唐山的当天夜里，唐山发生了78级大地震！

    一场毁灭性的大灾难，人们念叨它好几年都没有发生，却在人们忘记它的时候降临了。跟唐山的通讯联络陷于瘫痪，只有谣传在满天飞……到震后的第四天，在亲戚和同事的帮助下，我用苦布在马路边搭起一个抗震棚，将妻儿安顿好，就进工厂打听消息。在那种乱糟糟的情势下，只有找到“组织”才能得到确切的消息。车间有人告诉我，交换台有我的长途电话，我跑到交换台，电话早就挂断了，我问是哪儿来的，接线员说这么乱谁还记那个，反正挺生的一个地方，平常不记得接到过那儿的电话。我一下子就猜到是谁的电话了，必是新疆甄颖影的父母……我即刻去求助一位熟识的火车司机，两天后的一个清晨，他带我搭上运送救灾物资的火车到了唐山。

    作为一个城市的唐山确实已经不存在了，满眼瓦砾，空气中有刺鼻的臭味，大道边还摆放着许多尸体，解放军战士正用汽车将尸体运到郊外掩埋，天空偶尔会有飞机喷药……我一见这场面心就抽紧了，赶忙打听255医院。找到医院后又有点发傻，哪里还有颖影曾在信中描绘过的大医院，只有几间歪歪斜斜的破房子……我像疯了一样在废墟上东撞一头，西撞一头，见人就打听，最后竟幸运地问到了跟颖影同宿舍的一名战友。她告诉我颖影刚被扒出来的时候还活着，只是脾被砸裂了，跟着一大车伤员送天津抢救，车到汉沽因大桥震断无法过河，所有伤员都被安置在汉沽一个中学里，颖影因出血过多三天前已经死了……她还告诉我负责掩埋颖影的战士叫周黑子，以及他的部队番号。

    我甚至没有来得及感谢颖影的战友，掉头就往回跑，跑到铁道边火车还是开走了。当时铁道没有完全修好，只能靠一条轨道单来单去，每天只能往唐山送两次物资，下一次就得到晚上了。人被逼急眼，就敢想敢干了，我拨头去到救灾部队的指挥部，到指挥部以后再找负责宣传的新闻干事，他叫马贵民。我报上姓名，幸好正在全国被批倒批臭的经历，竟使他知道我的名字。我简单地讲了颖影的事情……马贵民没有多说话，为我拦了一辆去汉沽的军车，临上车时还塞给我两个馒头。

    到汉沽很容易就找到了周黑子，这个战士很朴实，曾在255住院做过手术，正是甄颖影护理的他。我说既然是你埋的她，可记得她最后的情形，留下过什么话？周黑子说，她就是老说累，到最后不行的时候说不能告诉她的家里，父母一定受不了，天津有个朋友姓蒋，让他想办法……这时候我的眼泪下来了，颖影啊，我若真有办法就不会让你出这样的事了！

    眼看天快黑了，我让周黑子领着来到颖影的坟前。这是一片盐碱滩的高埂，蒿草荒烟，四顾阒然。颖影的坟堆不大，没有任何标志，周围零零落落的还堆着不少新坟。我再三町问周黑子：你可记准了，这确实是甄颖影的坟！他说绝对没错，是我选的地方，我挖的坑，你看，这坟头上的一掀土里有马辫草。甄护士非常漂亮，病号们都喜欢她，有人就为了她而泡病号，她的头发也很好……其实只要能做手术，有人给输血她就不会有事……周黑子说着说着嗓子里也有了哭音。

    将颖影入土为安，是一件恩德，我说了许多感谢的话，让他先走了。

    盐碱滩上植物很少，附近有稀稀拉拉的几蓬蒿子和黄蓿，都没有花，远处倒有几墩红柳，柳梢上正顶着白色小花。我走过去折了一大把，口袋里还留着一个馒头，一并献在颖影的坟前。随后自己也在坟边坐下来，心想应该好好陪陪她了，有些事情也还要跟她商量。我相信这时候我说什么话，她都能听得到。我怎么都感觉颖影的死是不真实的，很像一种艺术虚构。我讨厌这种阴毒丑恶的虚构，想还给颖影一个真实。

    我很想大声在她的坟前致一番悼词，不能这么悄无声息地把她埋在这儿就算啦！我说，颖影，这里很安静，不会再有人来打搅你了，这个世界上也没有任何人能够再为难你和伤害你了。你也终于跟命运与环境和解了，不再有任何压力，又回到了生命的初始，而不是终结。你知道我有多么后悔吗？真恨不得撞你的坟头啊！不该呀，27号我就不该放你走，再多留你几个小时，你就逃过了这一劫。你的父母也不该让你坐飞机回来……你的命运中有着太多的不应该！但，我不认为你当兵当错了，生命本身就是一场充满意外的历险，以前你不是老在追求意义、制定目标吗？却没有等到能更多地了解这个世界，就匆匆告别了它。你救护过很多人，轮到自己需要救护时却没有人能帮你……咳，人的成长就是付出，没有付出的人生是苍白和浅薄的。所以，这个世界会记住所有跟你有过交往的人绝不会忘了你，你将永远活在美丽之中。颖影，你心质很特别，是个令人回味无穷的姑娘，你不仅容貌漂亮，心也漂亮，活得也漂亮。你的人生虽短，饱满纯良，充满生机。只是对你来说，这儿太荒凉，太孤单了。但这儿的土质中盐碱成分很高，对你是一种保护，一时半会不会受损坏。相信我，我绝不会把你一个人丢在这荒滩上，我会选一个适当的时候把你送回你父母的身边，但不是眼下，眼下我没有这个能力，你的父母也未必会受得了……

    不知不觉，身上有了潮乎乎的感觉，是夜里的露下来了。天已经彻底黑透，荒滩上反不如白天安静，唧唧咕咕，闪闪烁烁，各种说不清的叫声和亮光都出来了，我起身跟颖彰告别，答应明天一早再来看她。

    我回到汉沽镇，汉沽盐场的工人作家崔椿蕃是我朋友，我敲开他家的门，人家都准备睡觉了。崔大嫂赶紧为我做饭，干的稀的有现成的，加热即可，然后切葱花炒鸡蛋，端到桌上一看，三个鸡蛋竟炒成了三张滚圆的鸡蛋饼，看着很精致，我舍不得动筷子碰它。老崔要往我碗里夹，被我拦住了，说这个炒鸡蛋太好了，留着明天上坟用。

    第二天，老崔给我找出一块很厚实的长木板，怕墨水被雨水冲掉，特意又从别处借5白油漆，我用毛笔蘸着白漆写成了颖影的墓砰：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酿颖影之墓”。

    旁边再加上一行小字：“1953—1976”。

    崔大嫂准备好了一兜子供品，除去那三张精致的鸡蛋饼，还有水果和一包蛋糕。老崔陪着我一人扛着一把铁锨，来到颖影的坟边，先给坟堆培土，把坟堆加大，做规矩。再将那块木牌竖在坟前，摆好供品。

    这时，我站在颖影的坟前才可以说出那句话：“颖影，安息吧！”

    从副总理到总经理

    一位国务院副总理的沉浮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结束已经三十多年了，人们还记得他吗？

    记忆同健忘一样总是有选择的。被人忘记，不正是他近几年来所追求的结果吗？他好像成功了。或许历史原本健忘。

    历史果真如此健忘未必是好事，一个丧失了记忆的民族也就失去了过去和未来。或许是因为他当初身居要职时小慎微得过分，不显山不露水。虽掌管着全国的工业和交通~国民经济建设中举足轻重的两大块，却从未轰轰烈烈过，从来不是风云人物，人们对他的记忆本来就不够深刻。

    他的名字叫孙健。1975年1月，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经周恩来总理提名，和著名的大寨一位农民陈永贵，同时被选为国务院副总理。当时社会上流传这样一种说法，周总理来天津视察，市委工业书记孙健在汇报时头脑清晰，各种数字烂熟于心，精确而及时，立刻获得了总理的好感。经了解，他还不是造反派，是由一个普通工人干上来的……

    孙健于1951年进天津内燃机厂学翻砂，以后成了一名地道的铸工，曾连续七年不回家，父亲和妻子儿女都在农村，住一间土改时分的破房，冬天透风，夏天漏雨。父亲病重，妻子上侍候老，下照顾小，还要下地挣工分，积劳成疾，身体也很虚弱……在那个年代，这一切都给他当先进工作者提供了条件。以后他当了生产组长、班长、车间主任、团委副书记、保卫科长、厂党委书记……真正是靠苦干、实干加巧干拼磨出来的，当标兵，做劳模，几乎在工厂的所有的台阶上都站过。

    在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中，工厂的“秀才”们为他写了一篇很好的发言稿，题目叫：《朝着共产主义大目标，两步并做一步跑》！先在第一机械局系统宣讲，一炮打红，不久便被提拔到机械局当了负责抓生产的革委会副主任。局里派人到他的老家调查，调查者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孙健在天津好赖也算个人物，想不到家里如此艰难，回到局里向领导汇报：“只有孙健才能忍受这种困境，再不解决就要给社会主义抹黑了。”机械局出面把他的家属调到天津，安排他妻子庞秀婷当了工人。

    后来又带着这个讲稿到全市“学毛著”大会上去讲，受到市里的重视，于是在“选拔接班人”的时候就成了市委书记，有了接触周总理的机会。当时在中央的领导群中，上海人太多，风传为了便于协调和平衡，需要在天津选一个抓经济的副总理。而孙健“两步并做一步跑”正巧跑到跟前。

    在我们这个视政治为生命、注重政治履历的国家里，他曾经染了那么一水，是断送了自己的政治生涯，还是成就了自己的人生？现在，他还能再成为真正的普通人吗？

    我一直在打听他的消息。说来荒诞，促使我跟他相识的竟是江青。

    当时我是天津重型机器厂锻压车间的负责人，我的车间里有一台自己制造的6000吨水压机，是那个时候天津机械行业的“代表作”，国内外的重要人物到天津来都要去视察一番。有一天厂部通知我，江青要来视察，全厂进入一级战备。

    全车间700多人停产打扫卫生，给道路两旁的杨树刷上白粉，新修一个高级的厕所——当时不知为什么，老把江青跟厕所联系起来，接待江青必须得有个好厕所。车间的厕所，老天吶，不习惯车间生活的人是难以忍受的。厂部还把招待食堂装饰一新，改做接待室，找来全厂会念诗，会唱歌唱戏的入…准备得太周到了，到时候江青点什么就得有什么。

    晚上不许我回家，住在车间里随时等候命令，这样一闹心里就更紧张了，惟恐哪儿没想到，临时出事…“这样的“大事故”以前并不是没有出过。那个年代全社会都重视工业，或者说各地最重要的景观就是工厂，国家领导人经常到厂里来，有外国领导人来访也注工厂里领。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和夫人来的时候，由于事先没向工人交代好，大家一窝蜂围过来看热闹，使来视察的人变成了被参观的对象。柬浦寨的西哈努克来亲王来的时候刮大风，车间30多米高的房顶窗户没关好，玻璃破碎如万箭齐下，险些没把亲王的脑袋给开了。国务院另一位副总理纪登查，陪着一个东欧国家的元首来参观，水压机正要进行操作表演，兜着钢锭的链条突然断了……远的先不谈，还是说说眼下吧，天津市委工业书记孙健来车间检查接待江青的准备情况，我们自然也就认识了。

    孙健通知我们，第二天上午9点钟江青来车间视察。厂党委书记跟我约定，江青一进厂门口就从传达室给我打电话，我便指挥工人出炉锻造。75吨的大钢锭在炉里闷着火烧了好几矢了，就等着表演给江青看。第二天早晨7点钟，全厂就从一级战备进入临战状态。那个时候“全民皆兵”，我们厂的民兵有师、团、营、连、排的建制，大家喜欢用军事术语赶时髦。我的车间共有四个大门，8点30分，厂保卫部下令，只留一个正门开着，将其他没有接待任务的大门全部上锁，不许工人出入，免得围观江青。

    然后就是静静地等着，9点，10点，11点，12点…全厂像傻老婆等痴汉子，心在嗓子眼儿提溜了4个小时，还没见江青的影儿，也没有得到市里的任何消息。解除警报吧，怕她会突然大驾光临，打个措手不及。不解除警报吧，这样傻等下去也不是办法。我先悄悄叫人给车间各门开锁，先让工人去食堂吃饭。大家在心里埋怨孙健，怀疑是他故弄玄虚把我们给耍了。到下午3点钟，孙健风风火火地又来了，说江青一会儿就到。对上午江青为什么没有来，他没有一句解释的话，我怀疑连他也未必就知道其中的真正原因。也许是江青故意虚晃一枪，不让别人掌握她的行踪，现在说的“一会儿”就真能到吗？“一会儿”是多长时间？大家嘴上不说，心1里已经懈怠了，不再像上午那样紧张。

    孙健像个高级通讯员，给我门送完信儿又急急忙忙走了，他还要把相同的内容通知另一个工厂，江青视察完我们厂还要去发电设备厂，看来受折腾的不只我们一家。工人们说，孙健是给江青趟道的，如果途中有地雷、有刺客，他替江青先死。说来也真够辛苦的”身为市工业书记，不是陪着江青视察参观，却像个小跑儿一样地蹿来蹿去，工人干部终归还是要受气。连“一会儿”都不到，突然来了两卡车解放军，进厂后跳下汽车急速散开，把住了大门口、各个路和通向我们锻压车间的大道。看来人家对早就站在那里的本市警察并不信任。

    这回要动真格的了，我让工人们各就各位，该轮上我们上场了。很快，庞大的车队出现了，威风八面，其气势压过了以前所有到我们厂来过的领导者。们下车后，工人们看见江青的随员里有许多熟脸的人物，文艺界的，体育界的…“党委书记请；江青先进接待室，书记要亲自向她汇报全厂的工作情况。接待室里有吃的、喝的，集中了全厂的尖子人物。江青刚迈进去一只脚，看见里面红红绿绿的气氛，立刻抽腿转身，嘴里嚷着：“我要看工人，看你们那个大机器！”大概市里头头在她面前把6000吨水压机狠命吹了一通，让她只记住了那个“大机器”。计划全打乱了，参观队伍浩浩荡荡地奔我们车间而来。

    天车钳着通红的75吨钢锭，在水压机的重锤下像揉面团一样反过来掉过去地锻造着；我相信，无论是什么人在这种气势面前也会被震慑。车间里一片通红，参观者站得远远的，就这样身上所有暴露的地方还会被烤得生疼。党委书记到近前来，把我拉过去介绍给江青，让我汇报车间和6000吨水压机的生产情况。我只讲了几句就觉得不对头，她眼睛盯住你，似乎听得很专心，其实根本就没有听进去，或者听不懂、没兴趣。不知她心里在想什么，似乎有自己固定的思路，你正讲到半截儿，一件事还没有说完，她突然插上一句与此不相关的什么话，提一些让你哭笑不得的问题。这时候跟她讲机器、讲生产，简直是白费劲。我改变策略，用最简短的介绍引导她去多看几个地方。

    6000吨水压机只是车间的一个工段，另外还有2500吨水压机、锻工、热处理、粗加工等四个工段。让她看我们不是目的，让我的工人们看她才是目的。特别是跟在江青后面的那几位明星，平时老百姓花钱也看不上。为了接待他们全车间忙乎了一个星期，他们来了以后工人们还要坚守岗位，摆出一副大干苦干的样子，不准走动，不许围观。我再不把江青领到工人面前，让大伙瞧上她两眼，将来群众会埋怨我的。

    最要命的是看守高级厕所的两个女工，保卫科还特意关照她们，寸步不得离开，这有关江青的安全。工人中喜欢恶作剧的坏小子不少，他们挖空心思想钻到高级厕所里去排泄一番。“江青的厕所”~这太有诱惑力了，想体验一下排泄时的痛快程度有何不同？两个女工要挡住这些人，保护好厕所可不容易，当江青来方便时还要服务周到，男警卫进不来，江青的安全也由她们负责。江青走后还得拆掉马桶，搬走瓷盆，恢复生产调度室的原面目。这段时间她们忙得够戗，现在看江青的架式并没有要去厕所的意思，当她准备撤退的时候，我让人赶紧通知两个守厕所的女工，警报解除，快出来看看她们准备服务的对象。

    我把江青送到车间门口，江青问身边的人：“还要去哪里？”被江青改过名字的市委第一书记答话：“按计划您不是还要去视察发电设备厂吗？他们都准备好了……”江青打断了他的话：“不看了，不看了，我累了，我要回家。”车队随即一溜烟地开回宾馆了。

    不知有没有人通知发电设备厂和孙健？他们还在那儿傻等着呢！

    我松了一口气，总算应付过去了，没出大乱子，今天晚上可以回家好好睡个美觉了。没想到快下班的时候孙健又来了，提出要给江青送礼，让我用不镑钢锻打了两块“键”，处理后用铯床铯光，上面刻上字，一块送给江青，一块送给毛主席。两块键做好后，放在一个极精致的呢绒盒子里，周围再放上两种不同的铁刨花。忙乎完就到下半夜了，孙健就一直坐在车间里等着……

    这就是我跟他结识的过程，而孙健跟江青的关系却并没有到此为止。他被选拔为国务院副总理进京后，一直没有见到江青，在一次讨论经济形势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常务副总理把他介绍给江青。江青说：“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了！”

    孙健紧张了，急忙解释：“您工作很忙，我不敢去打搅。”

    “活该！”江青气呼呼的说了一句让他摸不着头脑的话。

    当时的孙健可有点慌神儿，“活该”是什么意思？是说她自己工作很忙活该呢，还是咒骂他不敢去看她是活该？不管是什么意思他必须都得去看望一下江青了，让秘书联系了几次，终于得到允许，到钓鱼台去了一次，回来时拿着一个江青送的桃，并恭恭敬敬地将桃放在办公桌上。那时候全国都在学习“毛主席送芒果”的重大政治意义，江青显然在效仿毛主席，不过把芒果改成了桃。别看就是一个简简单单、普普通通的桃，却不敢把它的意义理解简单了。可这个桃的意味再深长，两天后也开始糜烂，孙健感到不好办，便把秘书边少林找来：“首长送的桃，烂了怎么办？”

    “这桃又不是金的、银的，细菌钻进去能不烂吗？”边少林原是天重厂的年轻工人，也曾管我喊过几天师傅，跟我学过怎样给厂部写报告，跟孙健的关系也比较随便，所有关于孙健的情况都是他亲口告诉我的。

    孙健担心如果让桃烂掉，容易被人误解是对江青的不尊敬，甚至惹出不必要的麻烦。可吃掉它，似乎也不是个好办法，首长给的东西，意义非比寻常，理应长期保存，怎可随便吞到肚子里去？但吃了总比烂掉好吧？他对小边说：“要不，你把它吃了吧。”

    小边不敢：“首长送给您的，还是您自己吃吧。”

    到第二天那个桃就不见了，不知是孙健偷偷地吃了，还是悄悄地扔了？孙健没说，别人也不好问。但为了这个桃，他给江青写了封感谢信……那个时候写这样一封信必然要使用一些极端词句，诸如“非常”呀、“敬爱的”等等，可以理解为“礼尚往来”，也可理解成别有政治含义。就像江青只送一个桃，可以理解为是恶作剧、是污辱、拿孙健找乐，也可理解成是政治上关心和爱护……

    幸好这位铸工出身的副总理，平时愿意干实事，也能吃苦耐劳，并没有掺合到当时上层争的漩涡里。为此，他手下的秘书和工作人员还颇有怨言，一方面觉得他是个好人，没有架子，同时又觉得跟着他倒霉。别的首长有许多丰富美妙的活动，最诱人的就是可以调来内部电影观看，什么《出水芙蓉》、《乱世佳人》……还有出国的机会，或搞得到各种各样的好东西，连下边的人也跟着沾光。这些好事却偏偏都没有孙健的份儿，他似乎摸不着大门，即使想看电影也知到哪儿去调片子。他的业余爱好就是动员工作人员跟着他一块在院子里开荒种白菜、种大葱……当时他每月的工资是62元，每天的生活补贴角，而他的家庭负担重，能省一点是一点。干这些事他很在行，亲自做示范：怎样培土、绕水，施什么肥，间隔多大为宜……工作人员当面不会顶撞他，背后却骂他“老土”。

    同是副总理的谷牧曾问过他：“怎么还不把家属接来？”孙健说：“你这当师傅的还不知道有这么一条规矩吗？学徒期间不许带家属。”他把自己当成国务院的学徒工了。

    但心情却并不像他说的这么轻松。他必须严格自我控制，谨小慎微，忍受意想不到的困难，随时都要应对微妙而复杂的斗争环境。在老百姓眼里他身居高位，其实他并不掌握政治璇涡深处的底蕴，从来也不敢春风得意，靠的是身上那股坚韧的气质。他当市委书记不久就患上了失眠症，升为副总理后愈发严重了，紧张时整夜整夜地睁着眼。

    是一种糊涂的清醒。

    “四人帮”垮台后，他还在副总理的位子上又干了两年，足见他没有什么大问题。可他毕竟又是文革的4产物”，文革结束了，他的历史使命也该画句号了。1978年夏天他正在外地检查工作，接到电话，通知他停职检查他的世界开始缩小，才40多岁的他却只能是属于过去了。世界多变，难有永恒，他要求回天津。他还能选择，就不算很不幸幸好他还没有染上骄傲的恶习、虽然要为那三年的副总理生活付出昂贵的代价，但他相信自己的风格和人品并未受到政治与权力的严重毒害。他主宰不了自己的命运能为自己的灵魂当一半家就很不错了。

    他回到天津后，市里要召开一个小范围的批判会，参加会的人都是区局以上的领导干部。机械局的党委书记尹敢坐在第一排，此人曾是孙健的老上级，也是我的短篇小说《机电局长的一天》的人物原型，以后又变成了孙健的下级。

    见到孙健走上被判台，尹敢立刻站起来，伸出手问：“老孙，身体怎么样？”

    “挺好，谢谢！”这件事该轮上孙健记一辈子！那是什么时候，什么气氛，台上坐着市里领导干部，可谓众目睽睽。尹敢正应该跟自己划清界限”他却跟自己握手打招呼…，

    孙健要求回内燃机厂，市里管分配的同志却叫他去天津机械厂，这个厂对他不熟悉，估计麻烦会少一点，但仍然有些不放心，问他：“内燃机厂的人会不会到天机厂贴尔的大字报？”

    “不会。”

    “你这么肯定？”

    他说不出具体的理由，总觉得自己的老厂不会不要他。以后的事实证明他估计的不错，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他走进内燃机厂，没有3个小时出不来，工人们都愿跟他说几句话，但从不问他到底犯了什么错误。他也从不讲过去的事情。只有一个工人实在忍不住了，问过他国宴上有几道菜……

    他最终还是被送到天津机械厂接受“监督改造”，上级允许他妻子庞秀婷来见他一面。他对自己善良、温顺、胆小的妻子讲了三条：一、我不会自杀，我对自己心里有底；二、相信现在的政策；三、你从来都是我的靠山，这次更得依靠你，听见别人说我什么也别当真，带着孩子好好过日子。”

    任何职务都是暂时的，家庭是永久的。孙健从来不给人以强者的印象。他的性格是顺从自然，默默地接受和理解命运。凡是发生的就应该发生，有些事情不能细究，不必非问出个为什么。知道太多太细不仅没意思，反而会被污染。过去对别人也许有趣，对他可是有趣到没有趣的地步了。相信物质不灭吧，事情糟透了就会开始变好。

    当他一走进天津机械厂，就闻到了那种熟悉的生命的气味，浓烈刺鼻的机油香、铁腥味和烟火热气。生命原是要不断受伤，不断复原，不断地创造，不断地被创造。世界上没有永恒的东西，烦恼和痛苦也是如此。因为生活不会停顿，很快又吸引了他的心灵。

    严重的失眠症在被监督劳动中一下子好了，不要说晚上睡得踏实而深沉，就是中午，饭碗一放，或躺或坐，不消10秒钟就能入睡。年轻人在旁边甩扑克、聊大天，丝毫不影响他的鼾声。有人说打呼噜是男人的歌，这歌声表明孙健渐渐恢复了内心的宁静和饱满，作为一个正常人的力量又开始复苏、生长、壮大。

    至于他的智慧更不会衰老，而且恢复力惊人。必须行动起来，只有行动才能培养起对自己的信心，才能真正地投入生活。没有行动的人是“彻底完蛋”了。孙健用行动证明自己又属于这个世界了，而且他的世界在不断扩大。这位循规蹈矩的前副总理结交三教九流，拉买卖，签协议，为了在商品经济的竞争中做优胜者，甚至学会了送礼……他的同事们说：“老孙一来我们这里就活了！”

    他每天从家里带一盒饭，早晨吃掉这盒饭的13、中午吃掉另外的23。有时在厂里吃午饭，总是排队买一碗豆腐脑、四两大饼或四两馒头，一共花不了两角钱。工人们问他：“你；么老吃这个？”

    他回答得很坦然：“这对我的冑口，也符合我的经济条件。”他去起重设备厂买吊车，厂长正在接待外国客户。听说孙健来了，叫供销科把他扣住，非要请他吃饭。这位厂长过去在机械局生产处工作，有一次到市里开一个长会散了会是晚上八点多钟了，大雨如注他和另外两名基层干部饿着肚子在门洞里等待雨停，被孙健出来撞觅，让司机先送他们三个回去，自己等在宾馆的门洞里。小事一桩，孙健记不得了，别人却记得很牢。

    此类事情还有不少，他倒霉以后开始收到回报。

    1985年初，上面来了精神，小健可以当个中层干部。厂长把被称为“天机厂重点的重点、天机厂的未来和希望”的那个工程交给了孙健，投资4000万元，全部引进德国设备，两年后成批生产摩托牟发动机。孙健要求他的办公室成员每天提前十分钟上班，晚十分钟下班，任劳任怨，干实事，讲效率。他自己每天则提前半小时进厂，打水扫地。紧张时他就吃住在厂里。在中国办事之难人人皆有体会，何况是办一件大事。孙健丟掉所有的心理负担，以一个兢兢业业的业务员的姿态重新打入社会。每夫脚不拾闲，上至市政府、各部委、区局骞大机关，下至厂矿、街道、个体商贩、农村包工队。用技改办公室干部田大凯的话谠：“孙主任不愧见过大世面，到哪儿去都不怵阵。”

    上级机关里有不少孙健过去的上级、下级和熟人，他忘记了过去，以新的基层办事员的面目出现，反而受到了大家的欢迎。因为谁也不会忘记他曾经是本市管工业的书记，曾经是国务院副总理。是中国人同情弱者的善良天性使然，还是由于欣赏他童新投入生活的勇气？大家都尽力帮助他解决问题。因为人们见惯了能上不能下的干部，他们下来以后不论是出于骄傲，出于不满抑或是出宁自卑，

    反正是架子不倒，再也不会开辟新的生活领域了。就如同人已经死了，活着的只是他的影子，充其量是个“会走路的骨灰盒”。

    孙健则相反，处处证明他还活着，有生气。

    孙健的妻子摔断了腿，家里无人照顾，吃饭的时候他赶回家做饭，服侍妻子吃完饭，再骑车赶回工厂，该干什么还去干什么。他的风格是中国式的，有传统的毅力，具有献身精神，谨慎细致，不爱激动，不说走板过头的话。不管多累多急多气，从来没有跟人红过脸、吵过架。他好像死过一回，活转来变成了一个宽容的更热爱生活的人，连他的声音甚至都不带性格特征。每月的奖金发下来他绝对搞平均主义，全室每人：一份，数目也一样多。同事的家里有病人，他定去看望，年轻人的爱人生孩子，他会送去小米，大家都觉得很奇怪，当过大官的孙健为什么没有娇惯坏自己的脾气和身体？

    作又苦又累，他根本不觉得苦，反而觉得比过去轻闲多了。他一直在第一线，从没有松过套。当天津市委工业书记的时候，他跑下去看过近600个企业，是第一线的书记。进京后第一次参加国务院会议，周恩来总堙给副总理们分工时说：“孙健最年轻（当时他39岁），多到下面跑跑，花三年时间掌握情况，便于今后工作。”他仍然是第一线的副总理。现在，孙健用了一年多的时间，盖起了近两万平方米的三层楼主厂房，并安装好全部设备，天津机械厂又一项拿人的产品：摩托车发动机疋式投入生产。

    机械局基建处的同志讲：“这个大楼有一半是孙健的。”我闻讯找到天机厂，孙健却调走了。现在是中国机械工业安装总公司天津开发区公司的“经营经理”——多么时髦的头衔儿。每月的工资也升到了97元，比当副总理的时候还高一大截。我打听到了他家的地址，在一个炎热的下午拜访了他。那是一大片地震前盖的老楼群，我找到了七十七号，向站在楼洞口的一位老太太打听孙健隹在几楼，老太太尚未开口，一楼的一个房门开了，是孙健听到声音迎了出来我吃了一惊；不是惊奇他有什么变化，而是惊奇他没有变化，与十几年前我第一次见到他时几乎没有什么两样。皮肤黝黑，没有褶子，身材不高，微胖，或者说还称不上胖，只是看上去很结实，且行动利索，有股沉实的力量。

    生活中悖逆层出，为什么没有给他留下痕迹？至少外表是如此。我真没有想到。正巧他的妻子虎秀婷也公休在家，怀里抱着才刚出生几个月的孙子。我开玩笑说：“添丁进口，你好福气。”

    这位红旗垫圈广的工人显出一副老实厚道的气质，却也不无得意：“大女儿生了个小子，大儿子也得了个小子。”

    “你们不是还有个孩子吗？”

    “二小子刚上大学二年级。”

    “行辆，你们算熬出来了！”

    “大女儿高中毕业就参加工作了，大小子大专毕业，二小子上的是本科。”

    我咂摸这话的意味。子女的“步步高”是不是说明这个家庭的政治、经济情况正在好转？他们住着一个偏单元，阴面儿的小房间10平方米左右，搭着一张大床，有几件旧式家具。阳面儿的大房间有14平方米，收拾得完全像个简単的小会议室。除了墙角的两个小书架（里面放着乌恩列斯毛刘周朱等经典著作和二十四史）和另一角上的冰箱，其余的家真就全是沙发，一对三人大沙发，一对单人沙发。沙发上罩着套子，扶手和靠背处在套子外面又垫了毛巾，用大号别针固定在套子上。由此也可看出这个家庭的勤俭和风格。屋里很整洁，永泥地面擦得一尘不染。我问孙健：“你难道还经常在家里召开会议吗？”

    他说：“我自己家的人口就不少，到我家里来的人更多，特别是家乡的亲戚朋友来天津旅游、订货送货、做买卖，不愿住旅馆，都是在我家里安营扎寨。白天，这间屋里可以吃饭待客，晚上打开沙发是两张大床。”

    他们夫妇都是河北定兴县人，乡里乡亲自然少木了。陈永贵不是也曾经常为家乡的“旅游团”找旅馆、租车、买票，成了昔阳县和大寨的农民驻北京的办事员吗？他说：“我没有什么大的本事几十年来就混下了1个好人缘儿。”

    这是一句实在话。

    1987年初，天律机械厂召开表彰大会的事。厂部给为数不多的几个厂级先进人物准备的奖品是纯羊毛毯。当厂长念到孙健的名字时，他脑袋“轰”的一下20年，转了一圈儿又回来了，跟过去的生活接上了茬儿。当年他曾经多少次上台发言，接受奖状，厂级的、局级的、市级的，先进生产者、红旗突击手、劳动模范，他获得的荣誉可不少。而如今“天机厂”的群众又连续三年都选他当先进，但最高只能当到厂级的。厂长们不敢把他的先进事迹往上面报，怕给他帮倒忙，弄巧成拙地被市里批驳，甚至惹出麻烦。而只要不出厂门口，就由天机厂的职工和领导说了算。尽管孙健是奉公守法的公民，是天机厂的中层干部（技术改造办公室副主任，主任由厂级领导挂名（他抓全面工作），经过党员登记他仍是中：共正式党员。但他毕竟是从国务院副总理的位置上走到天机厂来的，这一变动是非常的，不能以实心实意的公事公办去触动政治上的敏感部位。

    大礼堂里响起《运动员进行曲》，先进人物该上台领奖了”孙健却犹豫着。前两年发奖都是蔫捅，没有这么张扬，如令人们讲究的是实惠而不是形式。他对走上台去，有种莫名的不安，怕工人笑话，怕被人议论和指指戳戳。可如果不走上台去，又没有正当的理由，反会让领导下不来台，也会遭别人多心疑心、议坨纷纷……他给自已鼓劲说：“这时候我是谁？是老百姓。我就应该拿自己当个普通的老百姓、一个普通的干部。不应该把别人以为你是什么样子，应该是什么样子，曾经是什么样子当成你自己上！”

    当他从厂长手里接过奖品的时候，工人们为他麸掌了好长阵子，其热烈程度在工厂的大会上很少见。有人还站起来喊：“应该！”

    “孙头儿，你这个先进名副其实！”

    他又站在台上了，又对着热情的群众。他没说一句话，笑得像哭。抱着奖品毛毯，很暖和，把他的前胸焐热了。他超越了自身的限度，向世界重新证实了他的存在人民的记忆就是历史。原来群众一直在关注着他。

    同事们有时开他玩笑说：“你是上去的糊涂，下来的也糊涂。”他自己解嘲说：“糊涂到家就是明白。”

    黑和绿的默契

    佛教里有净土宗。

    《摄大乘论》里说：“所居之土，无于五浊，如彼玻璃珂等，名清净土。”可见净土就是没有被五浊（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垢染的清净世界，如“阿弥陀佛净土”。

    当今滚滚尘世之中还有净土吗？

    前两年美国科学家在亚利桑那州造了一个世外桃源，名为“生物圈2号”。他们曾给地球命名为“生物圈1号”。四男四女共八名科学家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小生态系统中度过了731天封闭式的自给自足的原始生活，种庄稼，养禽畜，搞研究，遇到了重重困难，也享受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快乐”

    他们此举并不是想为世界创造一块净土，而是为了征服，为将来向太空向火星移民做试验。那个占地三四英亩的人造世外桃源，让人想到了净土，引起全世界的关注，报名想参加试验的人踊跃异常。与其说大家争先恐后是为了将来上太空做准备，我宁愿相信是现代人们向往一种与世隔绝的自给自足的田园生活，向往一块净土一块乐土，一片绿色。

    这里提出了一个问题：上太空为什么要先当农民？最“原始”的种地和最“尖端”？航天之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吗？

    倒是德国著名的精神病治疗医生汉斯兰比希设计了另一个举世无双的明希威勒农场，占地50公顷，种植土豆、小麦、甜菜，喂养着肉牛、奶牛和鸡鸭等禽畜。在四名护理人员的协助下，他带领着一批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精神受到刺激和心理严重失衡的不幸者，春种秋收，自食其力。渐渐地情绪放松，改善了自我感觉，性格恢复正常。这就是意味深长的“农场疗法”。

    现代生活造成了许多现代疾病，而发达的现代医学却治不了这些现代疾病，不得不求助于改变生存环境和生存方式，采用最原始的“男耕女织”的办法，不想竟收到了奇效。因为“农场”隔绝了社会的污染源，保护病人不再受“五浊”的浸害。

    那么，人到底需要什么了。

    为什么在人们的心目中，“净”总是和“土”连在一起？

    然而人们并不喜欢土，不愿沾土，不愿身上有土，不愿被人说是老土……却没有一个人能离得开土。到哪里去寻找一个既不脱离现代社会，又可永久地安身立命的净土呢？

    现在该说到正题了，人间确实还有这样的地方。今秋十月，我就去了这样一个地方，当地的人都说我来的不是时候，应该在夏天来，能看到真芷的绿，44万亩大绿，波澜壮阔，多姿多彩，绿油油，水汪汪，纤尘不染，天地洁净，却磅礴着生机。或者在冬天来，大雪覆盖，世界一片洁白，饱览高寒地区的风尘，可滑雪，可打猎……

    然而我还是庆幸能在这个时候来，见到了黑土地，见到了黑土地上的秋熟。

    成熟的大豆变成了铁褐色，齐刷刷黑鸦鸦，像比着尺子长的一样齐，一样高，样饱满，在辽阔的黑土地上无拘无束、无穷无尽地铺展开来。我头脑里原有的关于庄稼地的概念是成块的，成条的，有各种形状的，有大有小，地里长着高高低低、五花八门的庄稼。站在黑土地上却不敢确定这还叫不叫庄稼地？这里的地没有边，没有界，没有形状，天是圆的地就是圆的，天是方的地也是方的，你眼能看多远，大豆地就伸展多远。如同航行在太平洋上对海水的感觉一样，谁能估计得出海水有多少呢？

    黑土地上的秋收是一场真正的大战，几百台各种型号的犬型联合收割机，有规则地分布在44万亩土地上，排开了阵势，这一个个庞然大物把大豆连杆带荚一并吞下，将滚圆的豆粒留在自己肚里，又飞快地吐出豆秆和豆荚，如同战舰搅起海浪。拖拉机跟在它后面耙地，辛苦了一年的黑土地又露出它的真面目，显得轻松而欣慰。卡车往来穿梭，把收割机吐出来的黄灿灿的豆粒运到场院里。

    说它像一场大战，还因为从战斗一打响便不能停下来，无分昼夜，大概要持续一个多月。直至把黑土地上的最后一粒豆子收进仓库。我来的正是时候，秋收大战正进入高潮。

    这块黑土地的中心是北纬49度，东经125度，从中国地图上看，正处在鸡头的脑部。头冷脚暖，它属高寒地区，冬季气温为48°，年平均气温是1°，全年无霜期只有100天左右。大豆早一天不熟，熟了就得抢，说：不定哪天一场大雪盖下来，一年的辛苦便付之东流。说是晚秋，比关内的初冬还要冷，而且越躲在房子里越冷，扑到黑土地里，则会感到一股无边的热力……

    一望无际的黑土，黑得纯粹，黑得油亮，黑得湿润松软，仿佛一把能攥出油来，当地人说插下根筷子也发芽。同时又黑得干净，黑得让人生出一种亲近，想在上面跑一跑、跳一跳，想在上面打滚，沾上一身黑土黑泥也不会嫌脏。

    黑土地富有而强大的生命力，仿佛能使人变得热情、单纯和高尚。我让自己感到了惊讶：为什么一见之下就喜欢上了这片黑土？也许是被征服这片黑土地的人所吸引吧？

    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着，或许应该叫战斗着3600多名特别的人，说他们“特别”是因为他们有着多重身份：首先他们是正部队，有着正式的番号，战斗力不亚于任何一个野战部队。他们又是农民，主要任务是种地打粮食，他们另有一个牌子，叫“嫩江基地”。他们还是科学家、企业家、工程师、工人，善观气象，懂得土壤，精通机械，每个人都能操作联合收割机、播种机、拖拉机、汽车……似乎凡是有发动机带轱辘的他们就会驾驶。

    黑土地的文明造就出来的人，无论他们有着多么大的本事，有着怎样的才华，成就了多么骄人的业绩，外表和骨子里都有一股真淳，一种诚厚。有着农民的朴实，工人的干练，军人的作风，知识分子的素养，像种子样，走下去立刻和这片土地溶为一体。把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单独挑出来，都是出类拔萃的，身上背着一串荣誉，毕业于各个年代的大学生、中专生一抓：一大把，功臣一抓一大把，奇才、怪才、能工、巧匠、格外能吃苦的、格外能干的一抓一大把……

    他们为什会聚集到这里，并能长期留了下来？

    缘于对绿色的向往，被绿色吸引。他们选择了部队也就是选择了绿色，成了军人便是接受了绿色的选择。

    宋青洋大校，第一次穿上绿军装的时候只有十六岁，感到自己非常幸运。等待着他的幸运就是在一个白色的冬季随部队挺进大兴安岭。要开发这片人迹不到的黑土地，就得先修略，他的正好是修路的兵。当时的气温是561，黑土地冻得冒白烟。他感到眼珠都要冻裂了，腿上冻得裂开一道道口子，整个冬天都在咳嗽中度过，咳嗽得说不出话来，呼吸困难。而且长时间地吃不饱，穿不上棉衣，绒衣被汗水透，转眼又冻成冰疙瘩，被冻成冰的仿佛不只是绒衣，还有他那154米高的身躯。他正处于长身体的阶段，由于冻、饿、累，竟一连几年突不破155米大关，反倒累得肝下垂了两公分。一个战友在他旁边推一车土上坡，到最陡处猛然一较劲儿，脊椎被掰断。掰断了脊椎也没有让那车土撒掉，甚至没有喊叫，没有让战友和领导知道。

    当时的人有一种精神，这是一种绿色的信仰——绿色代表强大的生命力，代表希望。以后宋青洋考上了大学，毕业后完全可以选择一个安逸的地方，他却仍旧回到了嫩江基地。他的生命似乎已离不开黑土地上的绿色。

    宋青洋从前所在的部队也曾三进两出大兴安岭，两出就是绿色的撤退，最后还是挺住了，绿色扎住了根，在漫岗丘陵、沼泽荒甸上开垦出44万亩耕地一一到春天是44万亩绿苗，到夏天可以说是一片绿色的大海。到秋天哪？是令人心醉又令人发愁的绿色收获。

    嫩江基地下属八个场，每个场有六个中队，每个中队的大场院里都堆起几座大豆山，满眼金黄，灿灿生辉。两亿多斤大豆要装进麻袋，每个麻袋装180斤，要由战士的双肩扛到仓库，再由库装上火车，每个战士每年要扛30万斤粮食，年年如此，这是何等喜人的收获，又是多么巨大的劳动量！醉人又愁人。更不要说豆荚、豆秆，本来是上好的饲料，由于太多了，满山遍野，成堆成山，任附近的农民随便拿，或人挑，或马车拉，或拖拉机运“…剩下的便就地付之一炬烧起冲天大火，昼夜通明。可谓热火朝天，热气蒸腾，成长了一年的绿色枝秆，贡献了果实，又化做草木灰，肥沃第二年的绿色。

    白色的冬天呢？积雪没膝，处处冰凌，应该是绿色退却的季节。

    宋青洋，嫩江基地的副主任，除去分工负责基地的生产，还负责抓部队的训练，等于基地的一年四季他都管了。生产就是播种绿色和收获绿色，春天备耕、下种，夏季田间管理，秋天收割。这三个季节部队都很忙，唯独冬季，封地净场，对庄稼人来说是休息的季节，是享受一年劳动成果的清闲季节。嫩江基地是“庄稼兵”而木是普通的庄稼人，冬天也木可能闲着，在宋青洋的号令下，3600名官兵，身着整洁的绿军装，头戴绿军帽，手戴绿手套，开到冰雪覆盖的操场上，展开了为期四个月的紧张而严格的冬训。

    于是，在雪白的冬幸，在嫩江基地雪白的旷野上，又出现了一片片整齐而雄壮的绿色。使冰冻雪封的大地又有了生机，军人们的脸上红喷喷，冒着热气。

    冬训，使绿色又占领了冬天。

    宋青洋的论则是：部队不训练不行，不练不为兵，不练不出战斗力。没有战斗力就没有生产力。闲兵不好带，越忙兵越好带。

    他的这審理论经常受到一些意外情况的检验。有一年，降雨量突破了本地区的百年记录，大雨倾天而泄，山洪如排山庄下，嫩江水势如野马脱缰，防木胜防，堵不胜堵，人力已无法控制，决口已成定局，地方政府开始缉织群众紧急疏散嫩江基地接到警报，由宋青洋带着队伍上了河堤，绿色挺上来了！

    宋青洋雷霆震怒，精神迸射，基地的44万亩绿色再加上地方上的庄稼，100多万亩大绿，眼生生就这么被洪水吞没？不存在能不能护住大堤的问题广“必死则生幸生则死”！

    一排排绿色扑进江水，护住大堤另有一片疯狂的绿色飞快地传递着石块和装满黑土的麻袋，大堤在增高，在加固，有绿色的护卫，它不可能被冲培。它终于保住了1：00多万亩绿色。

    绿色有着强大的生命力，甩长久的眼光看它，绿色是不可战胜的。

    绿色是大地的诗。创造这诗，要有足够的真情、实意和诚朴。

    近四十年前，一名年轻的朝鲜族战士，不善辞令，性格内向，但聪明能干，被部队推荐离开大兴安岭到大连集训6经过短期集训，参加石家庄军官学校的招生考试，他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却因为说话少被集训队领导误解，有了误解又未及时向领导解释，使误解加深，激怒了领导，他的入学资格被取消。大病一场，带着一肚于委屈又回到大兴安岭，心灰意冷，只等服役期满便回家。

    黑土地上的人情厚，自己的部队更了解他，他的班长是广西人，是1951年参军的老兵、抗美援朝的功臣，自没有多少文化却格外欣赏和器重他这个初中毕业生，鼓励他打起精神，不让咱去石家庄，咱就再考别的学校。石家庄军官学校培养指挥干部，说不定你更适合当一名技术干部。班长为他报名，给时间让他复习功课，他完全是被班长的热心感动了，一个战士也接触不了更高的领导，单是为了自己的班长也应该再考一次，他考上了齐齐哈尔铁路工程学校，班长比他还高兴，把自己的被子给了他，把自己藏了两年舍不得穿的一双新布鞋给了他，为他打好背包，送他到火车站，千叮咛万嘱咐，洒泪而别。

    这件事改变了他的一生，影响了他的一生，许多年后只要谈起自的班长，他就落，泪。当年跟他一同人学的84人，最后毕业的只有37人，他是全校评选出来的3个技术尖子之一。四年后他毕业回到了原部队，成了一名出色的技，术干部。

    他就是现在的嫩江基地主任郑完植，当年影响了他的班长，至今还在影响着嫩江基地。基地不放过任何一次机会把自己的干部、战士送出去上大学，这风气甚至影响到他们的后代。我在基地住了10天，采访了许多人，他们的子女凡是到了上大学的年龄，几乎都在外地上大学。基地专门派一辆大轿车，早晨送自己的子女到县里最好的学校去读书，放学后再把他们接回来。基地当然更不会错过从外面招收各种各样的人才进来，于是基地越来越兴旺。基地兴旺，绿色就强盛，强盛的绿色调和着人和大自然的关系，也调和着人和人的关系，缓解了现代社会的紧张。

    就这样，嫩江基地辽阔的黑土成了许多现代人羨慕的净土。

    外边的人一走进基地，很容易惊讶这里的男人雄姿英发又厚重稳朴，厚重稳朴又气宇不俗。而女人扪更是美得令人难以置信，那肤色，那脸上的润泽是现代化妆品绝对涂抹不出来的。这让我想到了新疆的石河子，那是一座绿色的新兴城市，和嫩江基地遥遥相对，一个在大西北，一个在大东北，分别占据了中直的两角。五十年代初，也是来自“五湖四海”的人聚集到石河子，开荒，种地建设自己的城市。他们在创造绿色文明的同时开始相爱，成立家庭，生儿育女。他们的后代意想不到的优秀，不仅智商高，而且外表漂亮，全国中学生的数学或文科类的各种比赛，石河子代表队常常名列前茅，高考升学率超过沿海大城市，各地文艺团体挑演员都去石河子。父母的血缘关系相距遥远，是他们先天遗传的优势，生长在一片没有污染的绿色环境之中，是他们后天的优势。

    嫩江基地连年保持人均产大豆的全国最高记录，是最优秀的绿色企业，无论军内军外，任何一个农业单位都不能与之相比。这证实了基地人的优势。这里有科学的解放，必然有人的潜质的最大解放。

    人的优势要依赖与之相适应的环境、氛围。当今世界上，越是经济文化发达的国家越重视绿色，绿色成了发达和文明的象征。它可以调解人的精神、缓解现代社会激烈的生存竞争。

    同样的种子，在嫩江基地就可以种植出品质最优良的大豆，搬到别的地区播种则未必会优质高产。44万亩大豆苗，横看密密匝，波浪起伏；竖看则垅背笔直，整整齐齐。每一棵豆苗都有自己独立的根系和生存空间，靠自己的力量进行光合作用，完成生长过程。同时它们又是生长在一个庞大强盛的集体里，得到了统一的科学的管理和护卫。

    我在基地的基层，见到了许多场长和政委之间，教导员和中队长之间，上级和下级之间，干部和战士之间，那种似兄弟非兄弟，似家人非家人的特别亲密关系：默契、合作、自然、轻松，又有相互的尊重。不像一家人那样随便和熟了就不讲理，不讲理就会起争端，闹矛盾。

    一场的场长高学贵接到总后勤部的领导要来视察的通知，便给自己的妻子打了个电话。他的妻子是基地理发店的经理，接到丈夫的电话，立刻带上全套理发工具，赶了80多公里的路，来到一场。在一场的地头、路边、场院里、汽车旁，她挨个给干部、战士理发。人漂亮，手艺也漂亮，干净利索，把一场的脑袋一个个收拾得精神百倍。一个多月来他们忙于抢收，几乎连吃饭、睡觉都嫌麻烦，哪还顾得了头发。把脑袋交给场长夫人来整理，他们放心，甚至可以说是一种享受。我在旁边看着都觉得舒服、自然，她穿着大红毛衣，系着雪白的围裙，打扮入时，风采俏丽。却和这黑色的旷野，金黄的大豆山，粗笨的联合收割机极为谐调，画龙点睛般地使紧张的秋收有了笑声，有了温情，了动人的色彩。

    基地副政委肖文吉大校，陪我们早晨5点钟起床，尽兴地在黑土地上跑了一天，翻越小兴安岭余脉，横穿黑龙江省北部，直到中俄边境，可算在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下对黑土地又多了一些了解。地球上有三块黑土地，一块在乌克兰，使乌克兰成为前苏联的粮仓。另一块在北美洲中部，使加拿大小麦居世界之首，使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农业强国。第三块就在中国东北部，松花江和嫩江平原上。见惯了黄土和红土的人，常以为松嫩平原上铺了一层黑粪。翻开的黑土，松软，在阳光下闪着亮光，如同挂了一层油。

    有这样的黑土才会有盛大的绿色。

    奇怪，世界三太块黑土都分布在北纬45度以上的寒冷地带，说明寒冷是形成黑土地的一个重要条件，经过寒冷孕育出来的绿色才能辉煌壮阔。大自然是公平的，它让南方温暖多雨，四季长青，但青山绿地之下却没有多少内容。北方一些不毛之地，甚至莽莽沙漠之下，却埋藏着石油。一些光秃秃的大山，里面埋着宝藏，如甘肃的锡，山西的煤，辽宁的铁……

    黑土地也是大自然对人类的厚赐，嫩江基地没有辜负这片黑土地。在千里旷野，如果突然看见几座孤零零的楼房，那便是基地下属的一个场和一个中队的所在地。旁边一定还有四个银光闪闪的粮食烘干塔，并排挺立，直插云空，如同上了发射架的巨型火箭。

    割豆的，晒豆的，装豆的，运豆的，一幅秋满人间的兴旺景象。

    也有一部分顽强的绿色，仍留在针叶松的枝头，或者成片地占据着某处的山岗，或者像围墙挺立在路的两旁，随着路势起伏蜿蜓着。坐在吉普车里，看前面的路，有时像驼峰，有时会直立起来，像通天的胡同，待走到跟前，路仍旧是平的。是路两旁交替变化的各种树林，使黑土地上的路变得神秘了。

    晚上，当我们再次翻越小兴安岭，急急忙忙往基地赶的时候，突然天降大雪。四周一片漆黑，惟有车灯吃力地照出车头前的一小片雪景：关里的人难以见到这么大的雪，雪花大如拳，不是从天空飘落下来，而是从旁边的黑暗中突然弹射出来，一团接一团，一团赶一团，旋转着，推进着，拧成千万条粗粗的雪绳永远扯不断，拉不完。

    吉普车仿佛已经被这些雪绳塞住，缠住，车轮打滑，慢慢爬行。而雪团不停地射来，最后竟变成了雪枪，吉普车头如张开的大口，以与雪团迸相同的速度吞吃着这些冰冷可怕的东西……

    农历刚进九月，序属三秋，就下这么大的雪。肖文吉告诉我，从现在起，一直到明年阳历5月，大雪不化。大雪覆盖，正可以保护墒情，地里的水分不蒸发，雪水本身又富有氧分……这就是寒冷的妙处了。

    黑土地用多半年的时间做准备，积蓄力量，迎接新的绿色。这绿色怎么会不强大，不充满生机！

    部队在冬训，黑土地也在冬训，全是为了新的绿色。

    在我们即将离开嫩江基地的时候，基地副主任刘衍杰大校送给我一袋黑土，这是非常珍贵的礼物。我家里有近二十盆花木，明年春天倒盆换土的时候，我将给每个盆里都撒上一把黑土，愿我的花木也能长出嫩江基地那样的绿色。

    慈祥的火

    ——忆秦兆阳

    秦兆阳先生走了，悄悄地走了，没有惊动任何人，甚至没有惊动他自己——他还没有想到自己会走得这么急。前不久，他还对女儿说：“我的文章没有做够，书没有读够，画没有画够，字没有写够，人没有做够哇。”

    和他住在同一间大病房里的20多个普通老百姓，也没有想到他是一位将会被中国当代文学史记住的重要作家，是早在半个多世纪前就投身革命的“高干”，更没想到他会死在普通百姓中间，死得这么仁义，不吵不闹，不兴师动众，静静地默默地温慈地告别了大家，让人感到生死就在呼吸之间。

    这就是秦兆阳的风格。

    大约七八年前，在北京召开全国作家代表大会，秦兆阳没有出席这许多年一度的“文坛盛会”，选举的时候却得票很高，在前几名之列。当时没有人公开说破这一现象，但有相当多的人记住了这件事，并生出许多感触……

    因为秦先生自1978年复出文坛以来，不“炒”别人，也不被人“炒”。但他从不对别人使用的各种“炒”术发议论。我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他用什么办法，使自己成功地躲开了文坛的热闹，几十年来在所有著名的会议上、在电视上，绝对找不到他的影子。

    可他本来是一个无处可躲的人。50年代初，先以长篇小说《在田野上，前进！》向世人证明了他是一个深刻有力，大气磅礴的作家。继而以《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为题，发出雄浑的强音，震惊文坛，被批判了20年，被摘引了20年。无论批判者或称颂者都无法超过他，这篇文章成了中国当代现实主义文学的理论巨石。在他担任《人民文学》副主编期间，披坚执锐，扶植新人，当代许多知名作家的处女作或成名作是经他的手问世的。

    此后到广西过了20年“右派分子”的生活，“文化大革命”结束两年之后重新回到北京，出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兼《当代》杂志主编。用冯牧先生的话说，秦兆阳是大作家、大编辑家、大评论家。这样一个物能往哪儿躲呢？

    况且他又多才多艺，早年毕业于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我见过先生为我画的墨荷翠鸟，笔风飒飒，墨浪滔滔，荷杆高二尺，一笔贯到底，挺直灵逸，雄健质朴。时下正是全才”走红的时候，先生却默默地躲开了时尚。他并不轻视时尚，也不鄙视喜欢热闹的人，有热闹才叫文坛，才叫社会。直到去世他没有出过一次国，当然也不是因为没有机会。我不想以出国与否论雅俗得失，我就出过国，到国外看看是我所望的。提起此事只想印证秦兆阳的性格，想知道，是怎样消除了生活中各种各样的诱惑？

    他，隐逸而不逃避，沉博而不孤傲，超拔清脱而不落落寡合，清雅而不闲适，热忱而不偏激，深邃而不沉郁，旷达而不圆滑。所以他不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组织活动的人并不记恨他。人们习惯了他，但没有忘记他，且越发尊敬他。

    当今文坛被人爆炒、被人议论、被人艳羡的人不少，被人尊敬或者说值得尊敬的人不是很多。提起秦兆阳，人们很容易生出一种敬意。他躲开热闹却没有躲开人们的尊敬，这简直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奇迹。他的突然去世同样也使许多人对他的生命生出一种崇高感。

    历来文坛上少不了恩恩怨怨、是是非非。秦兆阳以前是否和人结过恩怨不太清楚。应该说，他被打成“右派”就是搅入一场大的是非当中去。他为文个性雄强，喜欢创设新说，以他的为文揣度他的为人，大概也相当锋利。曾取笔名“何直”，这样的性格可能容易得罪人。但是，“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洗礼”，近20年来，谁能说得出文坛上的哪一件是非和秦兆阳有关系？谁能说得出秦兆阳和什么人结过怨？

    ，他并不是老好人。一位还健在的文学大家说过这样的话：“只有秦兆阳改过我的稿子，他敢提意见，敢改任何人的稿子。”这不是责怪，语气里带着敬意。既不当老好人，又不得罪人，该怎样掌控这种火候呢？

    他爱自己的国家，却并未因这种爱没有得到回报而变为恨。他长期情绪负重、愤世嫉俗，并未转化成牢骚和叫骂，也不以嬉笑怒骂表达自己的机智和清高。自己挨过大整，并未因此而报复别人以泄怨忿。有一句很流行的话：“谁没有挨过整，谁没有整过人”，对秦兆阳不合适。他关心现实又襟怀高淡，洞彻人事，对生活又充满热情，厚重耿介又平正清穆，为文几近炉火纯青，为人宽展谦和、气度从容，人品与文品相契合，相映照，高标当世。

    先生是文坛一团慈祥的火，温暖着人心、文心，净化着当代人文精神。他的去世使文坛又失去了一片洁净的天空。然而，他并非不食人间烟火的“世外高人”。先生是我和陈国凯在北京文学讲习所读书期间的导师，有一次我们俩到家里去看望老人，正赶上当时的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孙友余在座，听两人纵论天下大势，得益：殊深。原来先生对社会状况、对国家的经济文化形势了解得相当多，相当透彻，外和中介，壮怀不已。

    一个多月前先生发病住进首都医院由于不是部级干部，不能进高干病房，只能住进30人的普通病房。先生安之若素，自己本来就很普通，理应住普通病房，心里坦然。这境界真的是很普通吗？去年冬季先生突然发病，人们把他送进了海军医院小病房；他显得不安定不自然，向家人唠叨：“出版社没有钱，我的级别又不够，只要能治病，何必非呆在这高干病房里！”

    危机一过就坚决逃出了医院。他有肺心病，最怕冷，最怕过冬，—冷就感冒，一感冒就引发肺炎，剧咳不止，继而引发心肌梗塞，这次是这样丢了性命。几年前医生就千叮咛万嘱咐，不可受凉，不能感冒。然而每到冬季他总是要不断地受凉，反复地感冒，因为他住在阴面的旧平房里，没有暖气，到冬天阴冷阴冷。去年冬天他为了不感冒，只好穿着棉衣棉裤、戴着棉帽子睡觉，起夜也方便。这一点看他又不普通了——北京市最普逋的住宅楼里都有暖气，然而没有一间是属宁他的。也许因为他有自己的老房子，单位便不再给他新房，他木属于那种能给自己搞好几套房子的人。也许他对这所早已被房管所下了危房通知单的老平房怀有特殊的感情，舍不得丢弃它，或拿它去换一间暖和的房子——1957年他被划成“右派分芋”后，知道自己前途黑暗，在中作家协会肯定呆木住了，便拿出全部积蓄匆匆实下这房子，安置家属。

    岂知，当时一个“右派分子”的家属，有了房子也难以安置得很快就被赶出了北京，20多年后才得以房归原主。秦兆阳又怎会对这所房子没有感情呢？房子问题——这是中国老百姓最容易碰到的难题。正是这个难题，葬送了一位老作家的性命。

    如果说秦兆阳先生是“高人”，恰恰因为他普琿，他真实。1990年8月29日先生给我一信：“……数月前你给我的复信，至今记忆犹新，原因是你把我看得太好，使我惭意难消。近几年渐入衰老之境，不免常对自己的一生有所回顾，深觉自各方面都很平常，其所以有点名气，是20余年被当做批判的典型造成的，这连我自己也出乎意外。从本心说，我对自己是颇失望的，再加上经历多了，对许多事情易于看透，故不争不求不扩张，极少参加各种热闹场面，且不通世故，迂阔成性，不善处事，只是时常逃避世事。这样可能就显得与人有些不同，不同就不同，听任自然过自己的日子，求得内心安静而已。因此，请你把我当做一个忘年之交的平常朋友吧。”

    平朴，坦诚，宽厚，自然。先生不希望我把他看得太好。读了此信我仍然无法把他看得平常，听了别人几句真诚的好话，一定要直来直去地还自己以本来的面目，眼下这样的人就不多，单凭这一点也可看出先生是大好人。

    其实，对他的任何赞美都没有必要。他的一生就是对自己最好的赞美。

    157年前，—个刚则从师范学校毕业的少年，提着一个旧皮箱，告别亲人热土投奔延安。他走出了很远，再回，头，看见母亲依然站在湖边望着他，形神清肃，目光灼热。从此这目光就再也没有离开他。前不久秦先生还对大女儿说：原来母亲的眼光盯了我一辈子。一辈子生活在母亲的注视下是幸运的，是充实而强大的。

    这母亲也是他的大地，他的民族。

    所以，他的内在稳健专一，树立了一种精严凝重的风格，不为当世的浮霏所动，使淫丽夸饰的风气也难以近身，保持了大家的严格和恬淡。这是秦先生能获得，普遍尊敬的主要原因。虽然他走得太匆忙，但他走的气度超珙，神风卓荦。

    1983年秋天，生写完长篇小说《大地》之后，曾即兴向我念了一首打油诗：

    莫道人生易老，苦辣酸甜味好；

    且喜大地多情，天涯处处芳草；

    若无酷暑严寒，哪得绿溶春草；

    白头犹自繁忙，只因吐丝未了；

    回头无愧于心，始可安然定稿。

    秦兆阳先生安息。

    喜丧

    罪

    我接到大哥去世的消息好半天没有缓过神来。倒不完全是悲伤还有震惊。一个多月前我回老家看他，他的状态还非常好，赶集、下地噔噔的，中午吃捞面比我吃得还多。三天前侄女打电话来，还说她父亲的身板儿忒好了，整个麦秋没闲着，刚帮着老儿子收完场。怎么会说没就没了呢？

    生死的转换难道可以如此迅捷、突兀？平时听到什么人猝死的消息，虽然也要惋惜一番，但跟自己的亲兄弟突然故去大不一样。骨肉连心，疼到深处，于是生出许多疑问……

    一个人可以毫无缘由地就出生到这个世界上来，要死去则必须有原因。如果没有原因、没有预兆就撒手走了，会把亲属坑一下。但那也许正是几辈子才能修来的福，叫“善终”。“善终”比“善始”更难得。

    “善终”是有条件的要活到了一定的年龄。就是俗话说的已经“活够了本儿”。死的时候要干净利索，没有受罪。

    对许多人来说，死可不是简单的事，更不容易。按现代医学的解释，人的死亡“不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要忍受极大的痛苦才能最后告别这个世界”。“善终”是没有这种痛苦，或极大地缩短了这种痛苦的过程。

    于是人们把活到古稀之年再去世称为“喜丧”——把“丧”和“喜”联系起来，是中国文化的高明。办“喜丧”和一般的治丧感情的投入不一样，表面上是办丧事，心里却把它当喜事来办。明明是死了人，又喜从何来呢？喜的是生命已经不亏，到该结束的时候就结束，自己不再受罪，也不会给活着的人添罪了。

    这几年我可真是见过几位受够了大罪之后才闭眼的人，他们被病痛折磨得生不如死，家属的亲情、孝心也被折腾得到了最后的临界点，嘴里不说，心里恨不得快点解脱，病人解脱，别人也跟着解脱。人人都希望能健康长寿，但肉体凡胎是由碳水化合物构成，活的年头太长了，怎么能够健康？最常见的是没有力气控制屎尿，干净了一辈子最后却陷于屎尿阵之中，失去了排泄的快感和做人的尊严。让人很容易联想至！有些宗教里关于“原罪”的理论……死是对一个人所有罪愆的总惩罚。

    所以能够预测自己圆寂日期的高僧，提前许多天就不吃饭了，或者喝一点能清理肠胃、让肉身不坏的草药，让自己干干净净地脱离尘俗。

    大哥走得这么干脆利落；自然不会受罪。他活了77岁，不算长，也不算短。我们的祖父活了74岁，父亲是？7岁，他们临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都很清醒，走得干净净。看来我们蒋家的男人大体都是这样的寿命了——芷因为寿命不是很长，所以受的罪也少。我算了一下，自己还有20多年的阳寿。突然间对自己最后的结局看得清清楚楚，心里一阵轻松，感到欣慰，竟没有丝毫的恐惧或遗憾。这要感谢大哥，是他的去世提示了我……

    有生必有死，人从，出生开始就被死亡追赶，或者说是追赶死亡。人应惧生，而不是惧死。村里蒋姓一族，长一辈的人已经没有了，我想大哥对死早有准备也许等待好几年了。特别是一年多前大嫂去世后，对大哥来说，死就变得真切和迫近了……感到意外的只是我们。意外的理由就是他的身体还很好，这其实是很盲目的。

    在身体很好的时候离世是不失尊严地自己走，身体被彻底拖垮后再去世是被动无奈地被拉走。

    我们共有弟兄四个，二哥死得最早。天津还有一个七+岁的三哥，他对家乡对大哥乃至对乡亲们的感情是我这个最小的弟弟所无法比的，他坚持要回沧州亲自为大哥送行，让我暗松一口气我原来还担心，三嫂或侄子们怕他年纪大吃不往奔丧的辛苦，不让他回去6那样我就成了家中惟一的长辈，一个长辈在丧礼上应该怎么做我可是一窍不通。

    老家治丧有严格的程式，极尽繁琐和铺陈，一切都得按规矩和乡俗进行。你说有真情，很悲痛，但哭乱闹也不行，那叫“闹丧”。“闹丧”所表达的意思是对丧事办得不满意，对帮忙的人或侄子侄女们有意见，想找若闹事。会说你在天津呆了几年，故意狗长犄角——羊（洋）式的。我可不想叫本家的晚辈和村里的乡亲们说闲话，最好是一切都做得中规中矩。哭要会哭，说要会说，站要会站，

    跪要会跪，走要会走：在治丧的全过程中，每一项程序都有许多人在围着观看，你做错一点就会惹得议论纷纷或被指指戳戳。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奔到兄长的灵堂前，是该跪着哭呢，还是弯着腰哭？

    有三哥在，我就省心了，一切按着他的样子做就行。偏我有个毛病，性情急躁说话快，动作快，走路快。到了大哥生前居住的门口，一大群乡亲在盯着我们，不说话，不打招呼，连做棺材的也停了手直瞪瞪地看我们怎样哭，有人扭头跑进院子，想必是给侄子们送信儿，院子里立刻传出爆炸性的哭声。这一紧张我就忘记等三哥了，也许是急于想见到大寄的遗容，自已腿长脚快地先进了院子，这时候侄子们哭着迎了出来，我的眼泪控制不住，先于哭声而流出来了。奔到堂屋，见大哥的身上罩着黄布，躺在一个玻璃棺材里。心里“咯噔”一下，难道是水晶棺材？没听说哪个侄子发了大财能给大哥买得起水晶棺材？门外边不是正在赶做木头棺材吗？怎么不让我们见大哥最后一面就入检了？就在我走神发愣，手足无措的时候，两个侄子扶架着三哥嚎啕着进了屋，我赶紧小声请示：

    “要不要跪下哭？”

    “不要。”

    “咱得见见大哥的面儿吧？”

    “得见三哥发了令，“打开冰柜。”

    原来那是冰柜，为了镇着大哥的遗体不会变坏。麦收季节，正是五黄六月天上下火的日子，没有生命的肉体很快就会腐烂。我怎么就没想到呢？一碰上事就犯傻，常常露出一股呆气。

    冰柜是两半儿的，有人开始撕揭封住连接处的胶布。要和大哥见面了，屋子里掀起一个痛哭的高潮，极富感染力，当时即便是木头人也会随着掉泪。侄女婿大声提醒哭泣者，他的声音高出所有的哭声：“不要把眼泪掉在死人身上！”这小子就这么称他岳父为“死人”，我又赶紧提醒自己，这种时候你就别挑字眼儿了。

    柜掀开了，黄布拿掉了，我见到了大哥的脸。我对这张脸是非常熟悉的，现在却失去了生气，显得发黄，僵硬，怪异。嘴张着，眼也半睁着……莫非因走得匆忙，有些心事未了？小侄子用手掌帮着他父亲合眼、闭嘴，口中还念叨着：“爸爸，我三伯伯、老伯伯都回来了，你老牵挂着的人都在这儿守着哪，放心地走吧。把眼闭上吧，把嘴闭上吧，别吓着你的小孙女……”

    小侄子的话又把满屋子的哭声催动得更为悲切凄厉。但大哥的眼和嘴仍不肯痛快地紧闭上，小侄子的手掌仍然极有耐心地在大哥脸上摩挲。人死了就该闭眼，所以人们把死亡又通称“闭眼”。死而不闭眼，是死得不安，也让生者不安。这时候哭已经不是主要的了，每个人都希望大哥快点把眼和嘴闭上。于是知道大哥心思的人；或者边哭边加以解劝，或者在心里默默地跟大哥对话，就仿佛大哥还能听得到大家的话一样我在清明节回的时候，知道大哥有两件心事，一件是大侄子的儿子买房缺一点钱，另一件是二侄子的大小子还没有说上媳妇。其实这都不是大事，大侄子全家在天津，他是铸造业的能人，兼职很多，收入颇丰，他们既然想买房就一定会有办法弄到钱。二侄子的大小子才20岁出头，长得精精神神，身体健壮，尽管读书不多，在农村还能打一辈子光棍吗？我也暗暗地劝慰大哥，该闭眼时就得闭眼，该撒手的就得撒手。儿女都已长大成人，儿女的儿女就更用不着你操心了人死是高潮，所有的人都围着你转，哭你，想着你，念叨你，在三天的治丧期里你是全村人关注的中心，一个普通人不就是到死的肘候才被人发现你是多么的重要、多么的不可缺少吗？是死成就了一生的辉煌，你已问心无愧，赶快高高兴兴地去找祖宗们和大嫂团聚去吧。

    大的双眼终于慢慢地闭上了，嘴还微微地有点张着，似乎还想说点什么主事的人张罗着又用黄布把大哥盖上，把冰柜合拢，重新粘好胶布。我们从天津赶回来为大哥治丧的第一个程序就算完成了，大侄子把三哥和我让进里屋，要进行第二步：全家人商议丧事应该怎么办？

    大侄子说：“我爸爸不在了，三伯伯、老伯伯就是我们的老人，丧事该怎么办得听您二老的。”这话说得我鼻子又有点发酸，大哥的丧事该怎么办，主要得看大哥儿女们的意思，我相信在我和三哥回来之前他们兄弟姐妹肯定已经商议过了。尽管大侄子说得很动情，很客气，表示了对还活着的长辈的尊重，但我和三哥却不该轻易发号施令。一我让大侄子先说说他们的想法，他说：“我和三伯伯、老伯伯在天津生活，丧事怎么办都好说，村里还有三个兄弟，丧事要办得合他们的心意，该有的程序一样也不能少。”

    大侄子说得合情合理”他的情绪也很冷静，到底是喜丧，哭归哭，哭过就算。我请三哥表态，他对侄子们的想法表示赞成，我也觉得我们没有理由反对或另外再提出一些要求——除非我们是想挑刺儿。

    三哥提了个我也很想知道的问题：“你们的爸爸到底是怎么设？”

    在老家的侄子们必须对他们父亲的两个亲弟弟有个交代。大哥和三侄子住在一起，就由老三来说：“昨天晚上，我爸爸到二哥家吃面条，前些日子有人给二哥的大小子介绍了个对象，媒人回信儿说，基本就算成了，大后天正式定亲。我爸爸高，吃了快两大碗，九点多钟回来先去了茅房，大概是想解完手就上炕睡觉。隔了一会儿狗叫起来了，我以为有外人来串门，出去看了看没有人，等我一回到屋里，狗就又叫个没完，我第二次出去把它喝唬了几嗓子。等我一回到屋，它叫得更凶了，我突然意识到不好，赶紧往外跑，我爸爸已经堆糊在茅房外边的墙根底下了。我喊您侄媳妇把我爸爸抬到屋里，赶紧叫孩子去把我二哥和老兄弟叫来，我去请大夫。大夫来了又打针又灌药，我爸爸就始终没有醒过来，到凌晨四点咽的气。

    如此说来大哥真的是：“喜丧”一因喜而丧。成了他块心病的孙手谈成了对象，一高兴吃了那么多面条，老家的那种大碗，有一碗就够他那已经工作了力年的老昆对付的……大哥应该是死而瞑目的了！

    吃

    亲属将治丧的大原则一经确定，裙忙的人就开始忙乎了。其实就在我们一大家子人还在东屋商量的时候，治丧的领导核心已经自德形成并弁始工作了。以我本家的一位兄弟为首，他在村里是个说说道道的人物，还有一位负责记账的，一位守着一个黑人造革提兜专管钱的出纳，一位掌撞治丧进程、指挥和调度一切的“总理”，另外还有两个侄子辈的人当跑腿的，负责采买。他们占据了兰侄子家最好的一间屋子那间；屋手就成了“治丧大队”的队部，治丧工作也就热火朝天地开展起来了在当街一拉溜搭起了三个大棚，都是租来的，铁管一支一架，用印治丧图案的白布一罩，里面摆上了：几十张饭桌，太出殡的架势就出来了。这几十张饭桌非常重要，它标志着丧事的规格。主家想办多大场面，就看有多少张饭桌，将饭桌摆多少天。

    治丧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吃，根据你的家底儿，你想杷丧事办到什么规模，桌上的菜应该上几个碟几个碗，约定俗成是有惯例的，你太寒碜了就让村里人和亲戚们笑话，甚至会怪罪。大哥的两个兄弟和长子都在天津卫做事，侄子们又想把丧事办得好看，那就得豁得出去让人吃。再说人家来吊唁都不会空着手来，烧纸是必带的，同时要随礼，少则10元，多则几十元不等，不交钱的也会送一块幛子（布料）。

    在民间深入人心的“吃绝户”最早就是由治丧引起的：没有儿子的人死了，在办丧事的时候人们就会拼命地吃，主家如果不大大方方地让村里人张开肚皮大吃几天，就会犯众怒，遭到唾骂。因为他继承了绝户的家产，也是白拣来的。以后演化成凡是丧事都要吃，从吃的规模看丧事办得排场不排场。吃是给死者减罪，到阴间少受苦，也是给死者的后人免灾。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随着“治丧大队”的成立，火头军立刻行动，在院子里和大门口两边垒灶埋锅，一笸箩一笸箩的馒头蒸出来了，一大盆一大盆的菜炒出来了，一箱箱的白酒、啤酒从供销社搬来了……本家兄弟以及为丧事帮忙的人，理所当然要在丧事上吃，外村来吊唁的人随到随吃，流水的筵席就算开张了。所谓“流水席就是指吃饭的人像流水一样哗哗流不断，前边的人刚吃完，后边的人又接上来。或者前边的人还没有吃完，后来的人已经在等着了。但是孝子们——也就是我的侄子、侄女、侄孙子、侄孙女、外侄孙子、外侄孙女们以及我们从天津去的一帮人，吃饭要良己想办法，或者见缝插针地从灶上摸个馒头盛碗菜。找个地方三下除二地划拉到肚子里去，或者到哪个侄子的家里让侄媳妇抽空给做碗汤喝。所有参与办丧事的人都是在帮我们家的忙，从情理上说我们应该照顾人家，人家没有义务还要照顾我们。可是整个丧事有自己的领导机构，一切活动安排都是听从“治丧大队”的号令，我们倒成了局外人。

    “治丧大队部”的几位核心人物，他坐在炕上天南地北，家长里短，说得开心，笑得痛快。三天里他们很少下炕，更难得出屋，灶上炒出了菜先端给大队部的领导，他们喝的酒也比外面那几十桌上的酒高一个：档次，丧事操办过程中的大事小事都得请示他们以后才能办——办丧事尚且如此，可以想见平时农村干部的权威性了。

    其实，大哥也被冷落在一边了。这些人并不悲伤，无非是想借他的？热闹一下，大吃大喝，猜拳斗嘴，过过酒瘾，而且吃喝完了还不会感谢他。因为谁都知道，很会过日子的大哥，在活着的时候是绝不会请塔么多人到家里来+个碟八个碗地吃喝一通的。如此看来，与其死后被动地挨吃，真不如活着的时候主动请人来吃，…

    三天里我大部分时间都坐在寂寞的大哥的棺材旁边，和认识的乡亲说话，回想我在村里度过的童年生活，好奇地看着丧事乱糟糟地以吃为中心地在向前推进。

    烧

    第二天的主要程序是火化——这令我大为不解，已经拉开架势要把丧事办得热闹、堂皇，还做成了那么结实壮观的棺材，为什么还要火化呢？“治丧大队部”的头头向我解释：现在农村不许土葬，谁家死了人偷着埋了，让村委会知道后不要把人挖出来照样送到炉子里去烧，还要罚款。没有人敢惹那个麻烦，于是农民们想出了这么一招儿，死一次葬两回，先火化，后土葬。只要火化完了，你再折腾多热闹政府也不管了。

    这才是农民的幽默，是无数“你有政策我有对策”中的一人们之所以惧怕火化，是因为火化完了人就彻底地消失了。因此有些老人临死前只留下一句话：“千万不要把我烧了！”现在先把入烧了，还要埋什么呢？

    外面阳光很毒，热风烫人。孝子们哭着把大哥抬出来放到灵车上。沧州火化场的这种灵车却令人难以忍受，它是在普通的面包车底盘下面开了个长抽屉，把死人往里面一塞，然后让孝子们坐到上面，把死了的老人踩在脚下……这时候已经没有人顾及这些了，好像火化就是这种规矩，既然不得不火化也就不得不遵守火化的规矩。

    火化场在沧州市的西南角，离村子很远，正好可以让一群半大小子尽情地耍。他们坐着一辆拖拉机在前面开道，喀嘟嘟开得很快，鞭炮挂在拖拉机的后尾巴上，一路上噼里啪啦炸得烟尘滚瓌，同时趁风把纸钱撒得漫天飘舞。

    在烈阳下，这支奇怪的车队把气温搅得更加燥热了，引得路两旁的行人都捂着口鼻看热闹。好像走了近个小时才到达火葬场。火葬场空旷而简陋。但生意不错，在大哥的前面还两个人，大哥排在了上午的最后一炉。空荡荡的大院子里没有阴凉处，大家挤在火化炉外面的墙根下，有一位老太太在卖汽水，身边还跟着一个五六岁的小姑娘，小姑娘可以自由进人到火化炉跟前，在停放于炉口外面的死人跟前走来走去，不躲不怕，熟视无睹。这个姑娘长大了若分配当火化工，一定不需要别人再给她做思想工作……

    在漫长的等待中，孝子们都躲到凉快的墙根底下去聊天，只有大哥自己孤单单地躺在火化炉前，排队等着化为灰烬的时刻快点到来。一送进火化炉，大哥就彻底消失了，这一刻应该是孝子们痛哭的时候，生离死别嘛。对死者多看一眼是一眼，多留一会儿是一会儿，希望尽量延缓把亲人送进火化炉的时间。可是，这时候所有的人都希望快一点烧，烧完了快一点回去。天也实在太热，年轻人的肚子大概早就饿了。

    我默默地对大哥说：你不要怪哟，现代年轻人的孝心做做表面文章还可以，却经不住大的考验。为你的死这样大操大办，看似奔着你来的，吃的是你，花的是你折腾的也是你。其实是你的死折腾了活着的人，吃的是活着的人，花的也是活着的人，这些花样一概与你无关，是为了活人的面子，是折腾给活人看的，归根到底还是活人折腾活人。

    三哥述是发了脾气。木是闹丧，是冲着乐队。

    三哥年轻的时候是村里的吹笙高手，逢年过节或赶上庙会，为唱戏的伴奏，谁家有了红白事儿，少木了也会被请去吹奏一番。那个时候他们在丧事上吹奏的是《无量佛》、《坐经曲》、《行经曲》，还有几支哀怨伤痛的悲调，乐器响，沉痛悲伤的沮丧气氛立刻笼罩了治丧现场，也笼罩了全村。亲的热的会悲从中来想起诸多死者的优点和好处，即是八竿手打不着的人，也会被音乐感染，心生同情，悲怜人世，都变得宽和友善了。

    在那种乐队的伴奏下，孝子哭得格外悲痛，来吊孝的人也哭得自然。特别是到夜晚，《无量佛》的乐曲还让人生出一种庄严沉静的感觉，梵音圣号，送死者的魂灵升天。

    谁料今天花钱请来的吹鼓手们，竟在大哥的棺材旁边吹奏起现代流行歌曲，一首接一首，《纤夫的爱》、《九妹》、《大花轿》……乐曲响，年轻人就跟着唱，其实是一种喊叫：“妹妹你看着我一个劲地笑，我知道你在等我的大花轿……”叽叽嘎嘎，打打闹闹。叫孝子们还怎么哭？叫来吊孝的人想个哭的样子都困难。乐曲与治丧的气氛格格不入，让人感到极不舒服，难怪三哥会发火。

    他老人家是我们这一支蒋姓人家的权威，吹鼓手们怎敢不听，立刻改奏治丧的曲午，围观的老老少少也都跟着散了。二侄找到我悄悄地说：“别人不敢张嘴，您得劝劝我三伯，不能管这种事。”“为什么？这是办丧事，还是办喜事？”

    “现在办丧事都是这个样，光吹丧曲子大家不爱听，不爱听来的人就少。咱花钱请乐队不就是图个热闹吗？就得多吹人们喜欢听的等一会儿还要点歌儿，还要跳舞呐……”

    “还要跳舞？在你爹的棺材旁边？”

    “对啊、怎么啦？改革开放嘛，怎么城里人倒成了老赶？既然想大办，就要求来的人越多越好，也显得我们家人缘好。”

    “不，爹现在需要的是鬼缘，这样瞎折腾把丧事办成狂欢节，叫你爹的灵魂怎么安息？倒好像是活着的人在庆祝他的死，就不怕他的惩罚吗？”话可以这样说，但侄子们想把他们父亲的丧事办得漂亮、圆满，我和三哥只能成事不能搅事。我对侄子说；“你三伯管得対，你的道瑝也不错，我把你竺伯拉到一个地方去休息，我们一走你就丢告诉乐队，随他们的便！”

    我把三哥安顿到距治丧现场还有老远的小侄子家歇着，把侄子啲话去掉棱角向他学了遍，劝他眼不见心不烦，耳不听不生气，随他们爰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吧，有大事需要他出面的时候我会来叫他

    等我再回到大哥身边的时候，乐队前面又围了不少人。围观者这囱不是要求乐队吹奏什么歌曲，而是让一个芋拿竹板，像女人一样忸泥作态、飞眼吊膀的男人给表演节目。直到有人从“治：丧大队部”领来10元钱交到那人手里，他才给自己报幕：

    “那我就给老少爷们儿唱一段《奴家十八恨》”

    四周响起了嘻嘻的笑声和拍掌叫好声。我心里骂了一句，这叫什么玩艺儿，带色儿也开始上了。

    哭

    在办丧事的整个过程中，最不可缺少的就是哭。无哭不为丧。现在的农村虽然爱赶时髦，把丧事办成了喜怒哀乐的大杂烩，惟独还缺一项——花钱雇入哭丧。因此大哥的丧事自始至终都得靠大哥的亲属们自己哭。

    死了亲人要哭，这是很正常的。在亲人刚刚咽气的时候，你怎样哭都不要紧，却不外乎古入在《方言》里所归纳出来的三种方：式：哭泣不止、无泪之哭和泣极无声。私人的悲哭一旦有别人介人，有了解劝者和观看者，或者进人正式的治丧程序，哭就变成一种责任，一种必不可少的形式。更多的是一种艺术，一种表演。

    记得1977年春天，一向身体很好的父亲突然无疾而终。从天津回家奔丧的人一下火车就开始哭，从火车站到村子还有7里地，中途被接站的人劝住了会儿，到了村边上又开始哭。那是真哭，是大哭因为心疼一父亲活得厚道，死得仁义，没有给儿女们添一点麻烦自己悄没声地干干净净地走了，让儿女们觉得像欠了老人什么。哭起来就动真情，眼泪止不住，见到父亲的遗容会哭，想起跟父亲有关的事情会哭，听任何一个人谈起父亲也会哭……

    到了第二天，我和妻子的嗓子都哑了，无论再怎样用力也哭不出声音来。但丧事要办好几天，孝子们无论白天黑夜都要跪在父亲灵前，一有来吊孝的就要陪着大哭，每天早、中、晚，要三次从村北头哭到村南头去报庙。

    是孝子们的哭声支撑着治丧的全过程，治丧的悲哀氛围也要靠孝子们的哭声来营造。眼泪流干了还可以遮掩，没有声音可是非常难堪的事，甚至会被乡亲们误会为不孝。如果都像我和妻子，干流泪，干张嘴，不出声”那丧礼就变成了一幕幕哑剧，难免会被外人讥笑。

    幸好大哥大嫂，三哥三嫂，侄子侄女，还有一大帮叔伯的兄弟姐妹、孙男嫡女，他们能哭会哭，哭声沉重动情，哭词滔滔不绝。直到治丧的最后高潮，出殡、下葬，他们仍能哭得撕心裂肺，惊天动地，让帮忙的人和村里看热闹的人无不动容。哭声是一种宣告，宣告死者生前有人疼，死后有人想，生的体面，死的也体面，生得功德圆满、，死得无愧无悔。

    转眼间就轮到哭我的同辈人了，一年多以前刚哭完了大嫂，现在又哭大哥。第一天哭得挺好，尤其是大哥的两个女儿，“焦肺枯肝，抽肠裂膈，哭的时间长，且伴有形体动作，或扑天抢地，或捶胸撞头。她们的哭不是干嚎，是有内容的，一边哭一边说，诸如“我那苦命的爸爸”，“不会享福的爸爸”，“不知道疼自己的爸爸”等等。总之是将大哥的种种长处当做缺点来抱怨，即便是不相干的人听到两个侄女的哭也会鼻子发酸，陪着掉泪。人要死得风光，就得有女儿。丧事要想办得感人，不能少了女人的哭。

    或许由于先火化的缘故，再加上吹鼓手们制造的嘻哈哈的氛冲淡了应有的哀恸，到第三天出殡的时候，正需要大哭特哭了，孝子们却哭不上去了。或有声无泪，或只摆摆架势走个过场。

    现代人是越来越不会哭了。特别是城里人，有些死者儿女一大帮，到需要高潮的时候，却哭不出效果。效果又是给谁看的呢？把内心的悲痛表演给外人看，这悲痛的味道就变了。哭是个人的事情，应该是动于中发乎情，自然放声。

    但是，既生而为人还要讲究广做人”。“做”就有了表演给别人看的意思，哭也不能不讲究技巧了。

    赛里木湖畔

    森森戈壁，仿佛只有这条公路是有生气的东西。它像一条灵癖，婉蜒、跃动，在太阳下闪着黑色光泽。

    爬行的汽车则像这浩瀚大滩上的一条船，颠簸摇荡。我的头忽而撞上车顶，忽而摔在车帮上，可是我并没有睡觉，眼睛始终盯着窗外。

    车窗外是一望无际的灰黑色沙石，沉伏着，等待着，赤裸而又神秘，令人触目惊心。这无边无沿的粗沙碎石是从哪儿来的？又是怎样生成的呢？

    它们这样等待了亿万年，在等什么呢？

    当它被狂风激怒的时候，飞沙走石，铺天盖地，摧毁一切，吞没一切。包括人类赖以骄傲的导弹、飞机、坦克、大炮，不过是它口中的一碟小菜。在它平静的时候，也让人感到一种潜在的威势，冷峻地承受了多少朝代的更迭，多少民族的兴亡。历史并没有在它身上留下什么痕迹。

    进入戈壁，人立刻变得脆弱和微不足道了。一切生命都变得渺小和谨慎了，似乎纤细之物注定要灭绝。强大的是莽莽原野，是坚韧和粗砺。

    望着干燥的荒滩大漠，你老有一种干渴的感觉。体内的水分正顺着每一个毛孔，被焦热的戈壁滩吸走，蒸发。跑了几个小时以后，我们停车吃瓜，汽车的后背箱里总是备着几个大西瓜和哈密瓜。

    新疆的西瓜本来就好，甜而脆，水又多。干渴的我们站在如我们一样午渴的戈壁滩上敞开肚皮吃，真是一种难得享受到的野趣。荒野默默，野风徐徐，尽管骄日烈如火，但身上是千爽的，无汗水，无尘土。

    我顿起童心，甩开胳膊向远处投扔了几个戈壁石子，还想将啃过的西瓜皮也潇洒地飞抛出去，被司机拦住了。他将大家丢弃的西瓜皮都捡到一起，反扣着摆好，他说这是戈壁滩的规矩，前边的人吃完西瓜，要将瓜皮倒扣，以防被太阳晒干，后边的人如果没有带水或带的水喝光了，凭着这些瓜皮也能活命——这是我们进入大戈壁后上的第一课。

    水上足，精神就足了，登车继续前行。天山在我们的左侧一直紧紧跟随，或者说我们始终跑不出天山的护围，像地球的围墙，矗立在天涯尽头。我们见到的只是它的北坡，绵延千里没有一根树木，裸露着连成一体的褐色岩石，有时青棱棱，有时泛一点紫色，似钢浇铁铸；沟沟壑壑，森然惊目，像历史的抑或是大自然的一道道伤口。山顶堆积着白雪，由于山形和山岸无一处是雷同的，积雪分布得千奇百怪，更增添了天山的神奇。

    公路在拔高，在我们的右侧又出现了一道山脉。我们变成在大峡谷里行进，视野受到局限，戈壁滩不再是一望无垠了。这条大峡谷一头通向内地，另一头仿佛直达天上，公路对天山越贴越近，我们的车在沿着山脚跑。不论是翻越这座天边之山，还是登临这座天上之山，不都是到了天上吗？

    路越开越高，戈壁滩却渐渐有了绿色。沙石少了，土多了，起伏不平的荒野长着稀疏低矮的青草。左面的天山越来越高，峡谷却越来越宽阔右面的山脉变为一片丘陵，草更密，颜色也更绿一些。突然，在我们的头顶上端出现了一汪绿水，汽车像饥渴的马，冲着绿水飞扑过去，水域越来越宽阔……

    天上的湖赛里木湖的全貌，就这样奇迹般地出现在我们面前。

    谁想得到，在大戈壁的尽头会有这般奇境、美景。这里海拔两千多米，赛木湖是新疆海拔最高、面积最大的高山湖泊。近五百平方公里的湖面一碧如染，晶莹澈底风轻掠，绿波涟、选姓赛里木湖的北面西面依偎在天山的怀抱里，此处的天山难见禿石，下部郁郁葱葱，松柏参天，上部雪峰层叠，映日成彩。湖的东面和南面是广阔的草场，万绿丛中有一片片游动的白色和黑色，那是羊群、牛阵却不见有放牧人。青山、绿树、雪峰、蓝天、草地、牛羊，全部映照在椭圆形的湖面上。越是靠近赛里木湖，越觉得它成了一片魔湖，变颜变色，忽而湛蓝，忽而深绿，半边清翠，半边青碧。雪峰与草原辉映，湖光与山色竞翠，仿佛连同我们的灵魂也一并吸进去了我们帛占出汽车，饱餐一切色彩，大口吸吮赛里木湖畔的色泽和芳馥，如同在吸晚二种生命的气息。心里体验到一种不可言传的感：情，超然有世外感……静鑑，清畅，下子找到了大自然周人的连，带感，找到了与灵魂相慰贴的东西。原来并未觉察的灵魂本性的深刻渴求，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我突然悟到，人们为什么喜欢旅行？是出于一种心灵的渴求，眼睛吞吃美好的风光，重新投进生命之中。这是心灵的拯救。人人都是地球上的匆匆过客，生而不知从何而来，死后不知到何处去，生存就是旅游。

    我们要在这儿翻越天山去伊犁，但时间尚早，我的心里盛满绿色和阳光，实在不愿离开赛里木湖。博州的副州长达刚布，领我们来到一个蒙古包前，迎接我们的是一位身着藏青色蒙古袍的中年妇女，袍子是旧的，但非常洁净，束腰紧身，体态苗条轻捷，脸上却有着过多的与身材不相称的褶纹。这褶纹生硬地破坏了她的美貌，她的青春，但遮不住她的风韵、她的气质：善良、质朴、柔卸。她身土有种东西震动了我，她说着蒙语，露出意想不到的真挚和热情，弯腰打礼。我们也还礼不迭。

    陪同我们的博州文主席陶德民先生，精通维、蒙、哈等多种民族语言，向我介绍说，她叫格森，是这座蒙古包的主人。我心里生出疑问莫非她的丈夫不在家？但不敢多问。

    一个穿着孔雀蓝袍子包着漂亮黄边的小伙子，牵着一只骆驼，骆驼上驮着两只大水桶，也来到蒙古包前。格森向他说了几句什么，他放开胳驼向我们问好，然后钻进蒙古包拿出一瓶酒和碗。由女主人向我们每人敬上一碗酒说是下马酒。对我们来说是下车酒。

    小伙子名叫嘉甫，身材高大，阔面重眉，仪表堂堂。神情却极为熬厚实在，甚至有几分羞怯。他从骆驼背上卸下水桶，问我想不一想骑上骆驼转一圈儿？正中我还没有骑过骆驼，在嘉甫的帮助下爬上了驼背。高高在上，前面一团肉驼抵胸，后面一座毛峰靠背，颤颤的，悠悠的，美妙而新奇。挺胸昂首，远眺天山积雪，纵览湖上景色，心情豪迈而恬悦。

    兜了一大圈儿又回到蒙古包前，我还没做准备，骆驼就曲下前腿，后腿还高高的支撑着，我便一个前滚翻从驼峰上摔了下来。幸好什么地方都没摔疼，连眼镜也没有打坏，主人和客全都笑了，这哈哈一笑大家的感情亲近了，自然了。

    我们可谓是擅自闯来的不速之客，但对格森一家来说，不速之客也许就是稀客，就是贵客。嘉甫杀羊点火，格森把我们让进蒙古包，放上桌子，摆出奶豆、大馕；沏上奶茶。不知是我们的红色桑塔那轿车停在绿草地上格外醒目，吸引了远近的牧民，还是嘉甫的不同寻常的炊烟，告诉他的邻居们自己家有客人来了，牧民们有的骑马，有的骑摩托车有的步行，陆陆续续都来到格森的蒙古包。有蒙古族、维吾尔族、哈萨族，还有一些妇女和儿童。

    蒙古包里分成四摊，女人一桌，男人三桌。坐了这么多人，并不显得拥挤，前面还有很大一块活动场地。真是神奇的蒙古包，它看上去不大，容积却很大。许多人抽烟，蒙古包里却存不下烟气，通风好，冬暖夏凉。它直接以草地做床，却不潮湿，我和达刚布坐在新铺的毛毡上，千燥而温暖。大家穿着鞋在毛毡上踩，毛毡却不脏，没有尘土泥巴，干干净净。蒙古包看似简单，实际并不简单，它体现了牧民世世代代的智慧。

    达刚布是蒙古包里年纪最大、地位最高的蒙族人，因此他代表格森一家向我和另外两位同行的文友敬献哈达。然后著名的蒙族敬酒仪式开始了……先由嘉甫敬酒，他端着满满一碗酒站在我的面前。我心里打鼓，这么多酒怎么喝得下？可这酒不喝是不行的，你不喝他就会站着老唱下去。但是等到嘉甫开口一唱，我立刻被震惊，被迷住，他的音调该高时则高亢嘹亮，穿云裂帛；当低时则沉厚婉转，多姿多彩，带着天山的雄浑粗犷，带着赛里木湖的辽阔优美，带着草原的恬静自然。他脸上纯情切切，极为投人，好像不是在演唱，而是在诉说。他的声音来自心灵，来自大自然，来自天堂。

    我听不懂他的歌词，但感到感情在被提升，身心在净化。

    我听过中国和世界上最著名的歌唱家演唱，他们技巧高超，音色辉煌，我为他们热烈鼓过掌。但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么感人，这么美好，终生不会忘记的歌声。嘉甫是那么自然、朴实、真诚，不加任何修饰，袍子上带着水印、奶溃、草屑，他的歌声里却真情四溢，创造了一种罕见的气氛，把人带入一种感佩不已的境界。

    他一首歌唱完，我不犹豫，没有废话”扬头把一碗酒一气吞下。莫说是一碗酒，就是一碗酒精、一碗火药，也会一口吞下。生怕一个推让的动作，一句客套话，破坏了嘉甫创造的这气氛。他一首接：一首地唱下去，酒敬到谁的面前，谁便一饮而尽。蒙古包里极为安静，只有他的歌声在激荡，无边的激情在漫溢。

    他唱的也许是一首连续的长歌，当他把酒举到刚布面前，举到他的姑姑菊德面前，举到他母亲面前的时候，歌声变得沉郁、悲怆，流露出一种至纯至孝、倔强而又自豪的情感。我心中涌动着股美丽而又疚痛的感觉，禁不住眼睛发潮。不觉抬起头，见男人们全都低着头，女人们满脸都是泪。身为主人的格森，哭着笑，笑着哭。

    泪如滚珠

    在内蒙古生活过多年的张少敏君，大概在歌词中听懂了什么，在我身边已哭出了声。泪光闪闪的陶德民老先生悄声向我作了简单的讲解：“他唱的是自己的身世：我是牧民的儿子，在草原上长大，母亲二十九岁守寡，抚养我们弟兄七个成人，吃尽万苦千辛…

    我知道了他歌唱的内容”眼泪止不住也流来了。他的大哥中专毕业后在州里当了个经理一类的人物，他的三弟是武警部队的战士，其余的弟弟们还在上学。只有他继承祖业成了地道的牧民，照顾母亲，支撑着这个不寻常的家庭。

    嘉甫已经二十四岁，准备明年春天结婚。

    他敬完一圈儿酒他的表姐乌云站起来重新为大家敬酒。她曾是州文工团的舞蹈演员，音色甜美柔和，用专业演员的技巧和风度，把蒙古包内的气氛弓向轻松和欢乐：

    把斟满纯情美酒的金杯高高举起。

    赛里尔白登赛哎献给尊敬的客人庆贺我们今天在这里相聚。

    乌云唱毕，她的母亲菊德，抑制不住自己的情绪，站起来先高歌一曲蒙族的长调，苍厚悠远，朴茂深沉。然后一首接一首，她自己放得开，别人的情绪也随着她的歌声飞扬。

    菊德已五十多岁，但老得漂亮，老得潇洒，健神旺，生命还在散发着朴实、快乐、丰富和清新的气息。大家都浸沉在赤裸裸的诚实的快乐之中，相直之间感到特别亲近，特别美好，空气一片洁净。

    蒙古包里似乎盛不下这巨大的逐渐高涨的热情和欢乐，几个男人带头，大家便一窝蜂地冲出蒙古包，在草地上围成一圈儿，尽兴地唱，尽兴地跳。

    天空忽然飘洒下一阵细雨，不仅没有扫大家的兴，反而助了兴。女主人格森忙里偷闲，换了一双半高跟皮鞋也上了场，舞姿还相当优美，她毕竟才只有四十六岁。我揣度着她的心境：突然闯来几个不速之客招引得亲戚、邻居都来了，她的家像办喜事过节日一样热闹、欢快。打破了往日的平静，也引出了对许多往事的回忆。丈夫去世的时候，大儿子只有十三岁，最小的儿子还在肚子里，放牧、带七个孩子、顾家，顾草场，更不要说一年两度的大搬家——迁场，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天灾人病，全压在一个年轻女人的身上。她有过悲痛欲绝的甘子，也有过感到活不下去的时候。改嫁容易，做烈妇容易做寡妇难。做寡妇并教子成人就更难了！

    她终于守住了自己，守住了儿子，守住了简单，守住了纯朴，于是也守住了自己赢来不易的幸福和欢乐。悲痛和不幸也是一种财富，给了她意想不到的收获和喜悦。儿子们都长大成人了，且很有出息。

    真是缘分，格森的大儿子阿尔肯，不知是听到了什么消息，还是凑巧定在今天回家来看看，当草地上的歌舞进入最热烈奔放的时候，他出现了。穿着跟我们差不多的衣服，也是大高个，一盘圆脸，那笑容跟他弟弟差不多，老实、腼腆。雨不知在什么时候已经停了，草原青碧如洗，空气清洁芳香。远山如黛，苍苍莽莽。湖面上有白色气团升腾，浮动，如梦如幻…

    阿尔肯邀请大家重新回到蒙古包就坐，他以家庭长子的份又从头给大家敬酒。和嘉甫相比，他更像一个专业的歌星嗓音淳厚、圆润、悠扬。别人数不清，他自己也记不清会唱多少首歌，可以纯熟的用蒙、汉、维、哈等多种语言演唱。每首歌都唱得很地道却不费力。

    他敬完酒，嘉甫抬上来大只煮熟的羊，冒着热气散发肉香。

    按规矩阿尔肯把刀给我，让客人先动手。在陶德民老先生指导下，我割了一块最好的肉，用右手托着送到阿尔肯的嘴边，他吸溜一声一口吞下，又回赠了我一块。嘉甫又端上大盆的手抓面，宴会就正式开始了。

    我的五根手指直接参与，却不如两根筷子和一个勺更灵便好使。单抓肉还可以，想抓起拌在肉里的面条可就难了。不得不蹲起身子，两只手一块下，往嘴里捞。

    我完全放松了，狂热得忘形了，心里有一种净化感，胸中的尘垢积闷一洗而净，心上的厚茧脱落，像孩子一样赤裸了，真实了，信任自己和周围的朋友，也非常喜欢他们和自己。今天与其说是格森一家的节日，不如说是我的节日，我的心魂的节日。

    我的灵魂里响起一种乐声。

    席间，格森作为一家之主最后向我们敬了酒。她神情虔诚而和顺，一言一行都有善良的内在境界做烘托，显出一种高贵的气质。她的款待和奉献是真心的，而且为对别人的款待和奉献感到快乐。这种真情正是灵魂的生命。

    她那清美、柔弱而又强大的灵魂，令人炫目，令人想亲近她，敬重她。

    我向格森一家，以及她的亲戚、朋友、邻居，还有老州长刚布，睿智、飘逸、随和的陶先生回敬了酒。我没有唱歌，我的歌声还没有那么善解人意。我只能说我的感受，我的感谢。

    我想起了成吉思汗的一句话：“世界上只有一个最好的女人，便是我的母亲。”

    我多想有机会把自己的家人、朋友、同事也带到这个蒙古包里来，让他们感受一下怎样做母亲，怎样做儿女，怎样做亲戚、做朋友、做邻居。人是多么美好，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多么美好！

    人类苦苦追求的文明境界，恰恰在这天山脚下、在这赛里木湖畔的草原上让我们体味到了……不知不觉，我们在格森家呆了四个多小时。我们当天还要翻越天山，还有近三百公里的路程要跑，虽然舍不得离开格森的蒙古包，也不得不辞行了。喝了刚布送过来的上马酒，不知说了多少声“再见”，挥了多少次手，最后还得钻进汽车。

    汽车撒欢似地翻坡越岭，许久许久，大家都不说一句话，心里恋恋的像失落了什么。意识还不愿意从格森蒙古包里那种良善无争的氛围中出来，耳边还响着嘉甫的歌声……

    我忽然也想唱，也想喊，却记不得曲调，只记住后面的三句歌词：

    到此方知滋味别粗衣淡饭是家常。

    养得一生一世拙。

    无冕之王

    ——记赵浩生

    人们习惯于将这个称号送给舞文弄墨的文人骚客，尤其愿意这样称谓记者。我观察了凡十年，还没有真正碰上一个配这种称号十分妥贴的人。或者因为缺乏“王”者气象，或者虽具备了王者风范却有意无意地错过或躲开了这种“王者效应”。

    最近在美国康州的纽海文市，意外地遇到了赵浩生老先生，心里豁然一亮：他正是当代的“无冕之王”！

    美国人讨厌一个“老”字，不喜欢被人称为“赵老”、“董老”、“夏老”或别的什么老。宁愿被直呼其名，或简化为“老赵”、“老董”、“老”。好像把“老”字放在前面比放到后面要显得年轻许多。赵浩生，我估算其年龄当在“七老八十”之间，按中国人的习惯实在是不敢不尊称一个“老”字了。但老先生的记忆力之好，思维之敏捷，谈吐之诙谐，令人绝倒。

    他住着一1漂亮的大房子，后面是一溜敞亮的大窗户，和邻居的房子中间是一片草坪，周遭有树赵先生说：“这草坪是两家的，但我们不在中间竖篱色，他看就都是他的，我看就都是我的。常有成群的野鹿和野鸡光顾这里，它站在我的后窗户跟前向里面扒头探脑。这里的野物不是怕我看它们，而是它们想看看我长得什么样，对我进疔骚扰……”

    他的谈话天上地下，从古到今，东西南北中，纵横捭阖，妙趣横生。根据眼前一张有张学良的合影照片，浩生又谈到了这位“少帅”当年的轶事。当年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曾写诗嘲讽他在战乱中太过多情：“赵四风流朱五狂，惟有胡蝶正当行。美人关前冢，七万东师下沈阳。”

    作为回应，张学良也作诗自嘲：“自古英雄皆好色，好色未必是英雄，我非英雄也好色，好色我堪称英雄。”多么地坦率，几乎可以说坦率得可爱了。但也惟有张将军才有这样坦率的资格。据说西安事变后有人问周恩来，张学良为什么那么傻，非要送蒋介石回南京？周恩来感慨系之地说了一句令人深长思之的话：张将军看京剧看得太多了！

    在轻松的谈笑中赵老先生能很快让人喜欢上他。我一向认为，从心里喜欢上一个老人、为其魅力所征服，比尊敬和钦佩一个老人更难。

    老先生的家就是个小联合国：他是美籍华人，夫人是本人儿子惠程耶鲁太学毕业后到泰国工作，娶了个菲律宾姑娘做妻子，在泰国生了个具有中、日、菲三国血统的子。女儿惠纯在纽约大学任教，用英语写作，去年出版了长篇小说《猴王》，颇受注意……更不知未来的夫婿会选哪一个国家的人？

    他介绍自己人生的多色彩和多重身分时说：“有人称我是中国的儿子”日本的女婿，美国的公民先讲他的“中国情绪”，每年至少回中屆三次，近2年来已经回去76次了在北京饭店住了12年，在王府饭店住了9年。他从中国回美国叫出国，从美国去中国叫“回国”。他这样描述自己每月的生存状态：“第一个星期闹时差反应；第二个星期向夫人报账，把在中国乘出租车的烂票子缴上去；第三个星期坐立不安；第四个星期买票回国。”

    他回国后必不可少的一种享受，是每天清：晨早早地起来去寻找北京老戏迷的胡琴声——在王府饭店对面的路口、天坛的长廊下和筒子河的路边，常有一群老头儿扯开嗓门在过戏癮。由于只有把胡琴，老戏迷们不得不排队等候，轮流着一段一段地清唱。赵浩生也不例外，想过戏瘾也得排着，惟其这样排半天队方能轮上唱两口，才更觉着有味儿。老戏迷们记不住他的大名，也不知道他是从美国来的只称呼他为“赵大爷这位“赵大爷”个头不高，气色不错，留着灰白的小平头，一嘴京腔，张爱逗乐儿，人缘儿挺好……

    赵浩生自称眘“三乐”唱戏、教书和采访。老先生曾是耶鲁大学的教授，退休后担任了米勒公司的高级顾问——米勒公司的董事长米勒，被尊为美国企业界的领袖，卡特任总统时期曾担任财政部长。时间长了赵浩生觉得老给别人当顾问是嘴把式，光说不练。1992年，便联络一位朋友，投资北京一家乡镇企业，办起了一个工业公司，赵浩生自任董事长。不能只是站在路边清唱，他要真正登台演练一番。

    他说，我跟中国的联系不只是血緣关系；而是生话、山河、岁月交织起来的全人生。我是外籍，可不是外人，最大的心愿就是为中国做点什么……但他又调侃自己対于工业是外行，是不懂事的董事长。企业干成功了，就写一本书，叫《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失败了也要写二本书，叫《钢铁是怎样炼不成的》。运作至今，老先生声称钢铁还在炼着，只是相当困难，总算知道锅是铁打的了！

    今年初，作为“日本的姑爷”，赵老盛情难却地答应了日本银行公会的邀请去讲课，日方还希望他能讲讲亚洲金融风暴和中国的经济现状。我随问了一句：“能给日本的金融家上课，你的日语想必是讲得非常之好？”

    他说：“马马虎虎，我的日语水平就是能够骗来一个日本姑娘当老婆。”

    待到讲课妇期临近了，他忽然又觉得心里没有底，赶紧给朱絡基总理写信，要求囬答一些问题，紧急补充金融知识。总理让国家银行的行长戴相龙约见老先生，回答他提出的所有问题，帮着他剖析当今世界的金融形势……其后他在日本的讲演大获成功，这是自然而然的了这就有点“无冕之王”的气势了，敢于向大人物提出自己的要求，而大人物们竟都不拒绝他的要求。我在他的书房里看见两幅照片，一幅是他和江泽民交谈的照片，旁边放着江泽民送给他的礼物。另一幅是他采访李登辉的照片，旁边放着李登辉送给他的纪念品。我说，在您这间房子里，国共再一次合作，祖国实现统一了！于是，他讲了数次去台湾采访高层入物的故事……

    1966年，赵浩生以专栏作家的身份到台湾采访，夜里12点钟的时候，当时的新闻局长沈剑虹通知他第二天上午蒋介石要见他，这是一般礼节性的会见，不过几分钟的事情。第二天在走进总统会客厅的时候，赵浩生对陪同的沈剑虹说：“我恐怕要向蒋总统提几个问题。”

    沈剑虹断然拒绝：“不行，你要想提问题必须提前书面呈报。”赵浩生说：“我拭试，总统回答我就提，不回答就算。”

    沈剑虹变色：“那也不行！”

    这时候副官唱名：“赵浩生教授到。”蒋介石走了也来，与赵浩生握手然后在靠背椅上坐下，开始客套性地询问，诸如：什么时候来的？看了些什么？赵浩生一一作答。蒋介石又问：“有什么意见？”

    赵说“有。”

    沈剑虹十分紧张。赵浩生却自管说下去：“我是教书的，这次来看到全台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很好，我很有兴趣，想采访这方面的情况，请总统发话给我方便。”

    原来1，蒋介石非常重视教育，九年制义务教育正是他亲自倡导的，他一谈就谈了半个多小时。回美后赵浩生在“海外观察”的专栏里发表了一系列有关亚洲的政治经济、各种人物以及山水风貌的文章，海外报刊纷纷转载，惟台湾的报刊一篇都不采用。原因是赵浩生在文章里说了些诸如“蒋介石的头发比过去白了”之类的话，被视为不敬。那个年代描写蒋介石和毛泽东都有专门用语，形容毛泽东必须是“红光满面，神采奕奕”，描写蒋介石得是“戎装佩剑，两目炯炯”

    我问赵先生：“在您采访过的人中谁给您的印象最深刻？”

    他说：“周恩来。世界上有两个政治家最了解新闻的价值，最善于发挥新闻的功能，跟新闻记者的关系最好，一位是罗斯福，一位就是周恩来。我第一次釆访他是1946年，我是第一次见到一位中国的新闻人物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用中文发言，由翻译龚澎再把他的话译成英文。他挥洒自如，谈笑风生，有一种难以抵挡的人格魅力，这也是我第一次在外国人面前感到作为中国人的骄傲。”

    赵浩生这大半生可谓丰富多彩，硕果累累。早年做过重庆《中央日报》和上海《东南日报》的记者，1948年被派驻日本。中国解放后给当时的新闻局长胡乔木写信，要求回国，但迟迟得不到答复，这当中朝鲜战争爆发了，他想回国已经回不去了，就转到美国读书，毕业后又教书……

    ——作为教授，桃李满天下；

    ——作为记者，朋友遍天下；

    ——作为作家，著作等身。

    我读过一篇文章，记得说他还上过黄埔军校，便请教老先生是否真有此事。赵浩生笑着又讲了一段趣事：

    1992年，他第三次去台湾，采访素来不喜欢新闻记者、又最不好说话的行政院长郝柏村，赵浩生自报的头衔是教授。一见面就对郝柏村说：“郝院长，咱们两个是同学，你是我的学长。”

    郝柏村奇怪：“这怎么可能？我是当兵的，你是教书的。”

    “是的，你是黄埔十二期，我是黄埔十四期。”

    “你怎么改行了？”

    “我刚入黄埔时，基本训练受不了，就跑了。”

    郝柏村哈哈大笑：“你原来是个逃兵啊！”

    赵浩生：“这不向你自首来了吗？”气氛顿时活跃了，他接着说：“郝院长，我要报告你一个好消息，你的老家江苏（郝柏村是江苏盐城人），年产值已超过上海。”

    郝柏村也点头：“好啊，很好

    “这是你们老乡（指江泽民）的功劳。”在随后的采访中，郝柏材谈得很多。

    赵浩生天马行空，几近人生的化境一这大概才算得上是潇洒。

    末代圣人家

    坐落在山东曲阜的孔子故宅，被尊为“圣府”。是名副其实的“天下第一家”。在黑漆大门两侧，有一副金字楹联：“与国戚休安富尊荣公府第同天并老文章道德圣人家。”有趣的是，上联里的“富”字上面没有竖点，是没有头的富，下联中的“章”字蕞后一竖出了头，其意是：“富贵无头，文章通天。”

    一联成箴。历经2500余年，朝代更迭，战乱频仍，你篡我的位，我造你的反，皇帝换了一茬又一茬，胜者王侯败者贼，惟孔宅始终是“圣府”，孔子创立的儒教被奉为“国教”。皇帝们坐了天下大都要到孔府拜圣人，给孔子的后人加封进爵，或者把公主嫁给孔府，乾隆有个女儿，是皇启亲生，看相算命的说她只有嫁到比皇蒂还要尊贵的人家，日后才能遇难呈祥。贵为天子人君的乾隆，却认为天下只有孔府是比帝王之家还要尊贵的。

    甚至连对中国烧、杀、抢掠，惨无人道地实行“三光”政策的日本侵略者，竟然也对“圣府”秋毫无犯。在孔宅门前张贴布告：“尊重和保护圣裔住宅，凡日本军禁止入内。”日军还在曲阜“成立孔教讲经班，机构十分庞大，并设有孔学图书馆，专供查阅有关孔学资料……每到孔子生日，日军常派人来致祭，行礼鞠躬后给香钱。”

    但是，富贵无头”人寿有限，文章通天”天道有变。到了蒋介石时代，将孔子后入一代一代承袭下来的“衍圣公”爵号改为“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享受特任官待遇”——这在当时的中央官员中，算是级别待遇最高的了。于是，孔子的77代孙孔镄成就离开了“圣府”，到国民政府的所在地南京去宣誓就职从此便成了政府中的一员，不再是超脱于政治之上的“圣人”。只能紧跟政治，不跟不行，开始受时局左右……孔德成从曲阜跟到重庆，从重庆跟到南京，从南京又跟到台湾。

    “圣府”在曲阜，孔子的根基在大陆，传人却在台湾。大陆只剩下他的姐姐孔德懋了，孔德懋有女柯兰，前不久柯兰把她的新著送到我手上的时候，我一见书名心头一震：《千年孔府的最后一代》。

    怎么，足可凝结成一部中国文化史的“天下第一家”，到了最后一代了吗？

    当时我并没有对柯兰讲出这个意思，我猜她用这个书名定是经过反复思量的，她应该比我更知道“最后一代”这四个宇的分量。孔子嫡裔的“最后一代”留在大陆支撑圣府”的，是孔德懋。而孔德懋年事高，实际上由柯兰代母成了现代“圣府”的发言人。数年前，她以孔德懋的名义写过一本《孔府轶事》，海内外流传甚广，至今还有人盗版偷印。其实那本书写得相当拘谨，取名“轶事”，就是不想承担“正传”的名义和责任。无非是“文化大革命”中“批孔”的余悸尚存。这本《千年孔府的最后1代》，就写得自如多了，尽力贴近历史的真实，当仁不让地要为孔府立传了。

    除去柯兰似也没有第二个人能为孔府立这样的传。“最后一代”早年在孔府享受过的尊荣富贵她只赶上了个短每的尾巴，而“最后一代后来遭受到的磨难她却全部经历过了，甚至受到了更深更大的牵累和伤害。因为她年轻，对生活对未来有着更多的理想和热望。

    柯兰也出身望门。可想而知，那个年代能跟孔府结亲的绝非是一般人家。她的祖父柯风荪，年轻时中进士，入翰林，教过光绪、溥仪读书，以后任过典礼院学士、署总监督等多神要职。一生著述丰厚，有《兑经记》、《尔雅注》、《新元吏》、《寥园文钞》、《春秋舞梁传》等等。但他的三儿子柯昌汾喜武不喜文，报考了高等警官学校——这就是柯兰的父亲。这位柯家的三少爷不懂得珍惜？府的二小姐，很快就找了外室，冷落了孔德懋母女——“女秀才碰见兵”，什么也不说，默默地接受了命运的安排。

    柯兰从小就跟着母亲颠沛流离忍受孤苦，14岁时在苏州参加志愿军，过鸭绿江抗美援朝。复员后当过小学教员，下放过农衬，参加过工人文学社……她表面上有一种努力想会时宜却老也不合时宜的雍容和孤独，离群索居，谨慎少言。但骨子里又流淌着中国荃人和清廷遗老孤忠的血，老是抑制不住想写点什么的渴望。在北京、天津的几次工人文学讨论会上，我都见到柯兰坐在工人作者中间，沉静命妾分，却是显得有点格格不入启来她调进《天津文学》杂志社当编辑，我碰巧也当过几年这个杂志的主编，就一直等着柯兰向我请创作假——我以为她应该放下一切，到曲阜去。孔府的命运和过去历代王朝的国运紧紧扣在一起，那里有许多值得写的东西。而那些东西只能她写，别人是写不了的。可悟，未等到她请创作假，她便被调到河西区当副区长了。许多人向她说贺，我却深深地为她惋惜，我老以为她命中注定是为孔府而生，为文所生，食场不适合她。后来却发现，她当副区长当得很到位，优睢而从容。到届后又连选连任，直至退休。这给我一个提示，大家闺秀未必就不能当官，“圣府”和柯家的后人，为官应该是驾轻就熟的老本行。

    但她终于还是为孔府写出了这本书，孔德懋有女柯兰应该感到欣慰了。当官似乎并不是她这种人的正业，她的祖父曾留下两句诗：“不信书生能误国，功名造次误书生。”当年孔老夫子听门人们谈志愿，这个说要治理国家，那个说要努力学习，夫子问曾皙，“尔何如？”曾皙不好意思说，因为他的志愿不是做官，巍立于朝堂宗庙之间。孔子鼓励他，没有关系，我就是要听听各人的志愿而已。曾皙才说，他的志愿就是在暮春三月，穿上新衣服，陪同五六个大人，带上六七个孩子，到沂水河游泳，再到附近的树林里吹风乘凉，然后唱着歌回来。夫子喟然叹曰，我也要陪你去。或者说，我赞成你的想法。

    在孔子的后人中，也时常会有人冒出遁世的思想。柯兰的外祖父、76代衍圣公孔令贻，一生平稳，安享荣华，以他的尊贵却创作了《知足歌》、《忍讼歌》、《万空歌》等，在民间流传。其中有句：南来北往走西东，看得人生总是空。天也空，地也空，人生渺渺在其中。房也空，屋也空，转眼荒郊土一封。妻也空，子也空，黄泉路上不相逢。金也空，银也空，死后何曾在手中官也空，职也空，数尽孽随恨无穷。车也空，马也空，物存人去影无踪。世上万般快意事，时移兴过总是空。

    60多年前，孔德懋嫁到北京柯府的时候，少年孔德成送给二姐一首诗：“黄昏北望路漫漫，骨肉相离泪不干，千里云山烟雾，搔首独听雁声寒。”在一个极其喜庆的日子里发出了这样的悲声，其实是预示了孔府及其“最后一代”的命运。

    读罢柯兰的新著，不能不为圣人之后的命运和“圣府”的命运感慨不已。她能写出这一切需要智慧，更需要勇气。谁能想得到孔府到了“最后一代”，竟把这个责任压到她的肩上。幸好她不愧是圣人之后，颇得先祖遗韵。此书的出版，也是她对“圣府”、海内外众多孔门后人以及天下关心孔府的人，一个很好的交代。

    秦征素描

    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戴小华会长，来大陆访问结束后，经北京机场回大马。就在等候办理登机手续的时候从杂志上看到一篇我的散文《精卫的震憾》，竟像我一样也被精卫所“震憾”，随即改签机票，登车到天津火车站仔细欣赏了天津站大厅的近600平方米的穹顶油画《精卫填海》。然卮找到我，兴致很高地打听赋予了此画灵魂的主要创作者秦征的情况。我告诉她，此公是位传奇人物，13岁参军，14岁成名，一生经历丰富，波澜壮阔，当然也是中国油画界的重量级老画家他1957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马克西莫夫油画班，其毕业作《家》引起画坛轰动，被选送到莫斯科参加世界青年美术作品展，一时好评如潮。创作的突出反招来厄运，随之被打成“右派分子”。“改造”了20年之后重登画坛，曾出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常务书记，现任夭津美术家协会主席、天津美术学院教授。秦公的故事很多，眼下正值反法西斯胜利60周年，不如就讲两个他过去的小故事。

    “唱画”

    1937年7月秦征考取了河北保定育德中学，兴高采烈地回到家，喘息未定，骤然晴空霹雳，传来日寇进攻卢沟桥的隆隆炮声。13岁的少年激愤难耐，和几个同学一商量便投奔了抗日部队。

    秦征成了一名“小八路”，却顿时觉得自己长大了。但，参军后并未立即赶上战斗，不能真刀真枪地跟日本鬼子干一仗，心里有股火憋闷得难受，似要爆炸开来。他灵机一动便找到白灰、锅烟、红土，外加一罐坑水，当即在大街的土墙上用刷子和布团绘制了一幅壁画：《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不料此画竟成了军民高涨的抗日情绪的燃点，人们在画前宣誓，部队在画前出发……就是这幅画，彻底改变了秦征的人生轨迹。自那以后，部队每到新的驻地，凡写标语、绘壁画、制作宣传材料之类的任务总是指滬他去完成。

    、他也总能多婆多彩、花样翻新地完成住务，这无疑极大地激发了他潜质里的绘画天赋，遂和绘画结下不解之缘。他无时无刻不处在一种学习和摸索的状态中，向战争学习，向生活学习，向环境学习，向一切所能遇到的能者学习，其中有民间艺人也有绘画专家。学以致用，举一反三，战争逼着他早熟早悟，大省大悟。

    1940年“百团大战”前夕，秦征结识了刚刚从延安来到华北抗曰前线的老木刻家沃渣，很快就用钻头和钢条自制了一把木刻力。战斗打响后，他目睹了平山妇女担架队冒南强渡滤拕河的惊险场面，女队长因打摆子发着高烧，却背起伤员率先踏进端急的河。

    当夜他就作了〈妈女担架队长》的木刻，发表在第二天的《支前战报》上。一时间竟对当地的青年妇女产生了想像不到的影响，各衬生接二连三地组织起青年妇女救护组、军鞋组和支前担架队。那个年代，人们同仇敌忾，随时处于燃烧或准备燃烧的状态。一幅画、一首诗、一曲歌，都足以激发出现代人难以想像的热情和力量，因此艺术作品就能得天独厚地直接转化为战斗力。

    那一年，秦征只有16岁。而那幅木刻，也成了那个年代的美术作品中的经典之作。之后，他的画笔和刻刀，像指向敌阵的枪口一样进入喷射状态。除去行军打仗，连吃饭和睡觉都要服从于创作，在土产毛头纸上，在木板上，在墙上，在队伍经过的大道边……他燃烧着自己，也燃烧着所有见到他的作品的战士和百姓。有些作品能发表在报刊上，就流传得更广，被其他部队的战报所转载，遂得以保存下来。

    后来变得非常著名的作品有：《夏锄》、《军民秋收》、《号角》、《上前线去》……至今看来，这些作品仍然具有奇异的艺术冲击力，给入的感觉是新奇，而木是陈旧，看着它能灼你的眼，烫你的心。

    丄943年初冬，秦征受命参加了一个文艺小分队，每天都要行军百八十里，穿行于敌占区，动员群众配合大部队的冬季反扫荡。这支小夯队的队长是边区群众剧社社长王雪波，队员有五个人：封立三；张利民跟队长一起演一出小话剧《苦肉计》；颜品祥和王莘（后来创作了《歌唱祖国》），负责作词编曲，观场教唱；秦征的节目压大轴，名曰“唱画”。其实就像“拉洋片”，在糊窗户纸上作画，用黑墨勾出线条，点染红、黄、蓝三原色，远看十分醒目。用两稂条棍一央，他往台中央一柒，敲锣打鼓，连说带唱：

    哎——

    乡亲们看来这头一篇，

    日本鬼子扫荡进了太行山，

    人困马乏缺粮又断水，

    两眼发黑嗓子要冒烟，

    耳听得山泉叮咚叮咚响，

    忽啦啦抢水挤成一团，

    轰隆隆、轰窿隆，踩响了地雷连环阵，

    东洋兵血肉横飞就上了西天！

    一幅画就是一个敌事，通俗许懂，朗朗上口。他连比划带说，说到兴致上来还可以唱上两口，怠能博得阵阵笑声和掌声。

    不知遣世界上还有丧有窠二个铺家，曾夭天办这样的“画展”？秦征在唱画说画的过程中，加深了对绘画的理解，也包括对战争和人的勉解。

    画救了他的命

    秦征积攒了好几年的速写和木刻作品，心肝宝贝般地随着弹药箱子搬来搬去，却不幸在一次日寇的大扫荡中化为灰烬。对于画家来说，毁画犹如害命，连部队的团首长都心疼得不行，在一次胜仗之后，检查缴获的战利品时发现两本曰军的“邮政储金所立账申请册”，觉得背面可以画速写、印木刻，便即刻派人送给秦征，鼓励他从头再来。

    从此秦征也多了个心眼儿，凡自己的作品，除画在墙上的揭不走、画在路边和麦场上的带不走之外，其余的一律打进背包随身携带，一人在画在。日积月累，秦征身上的背包可就有分量了，鼓鼓囊囊，像个小山包。背養这样的小山每行军，那就有他受的了。而战争年代，几乎天天要行军，有时还要急行军、夜行军。

    那是一个黑沉沉的冬夜，部队向阜平县大黑山方向急速转移，在山道上排成单列鱼贯而行。不断有口令从前面传下来：

    “背包扎紧，不要发出声响！”

    “互相照应，不得掉队！”

    天空浓云笼罩，四周漆黑一团，但战士们都能影影绰绰感觉得出来，右侧方是悬崖，须集中精神跟紧前面的脚步，才不会有闪失。而这个时候最难的就是集中精神，除非跟敌人开火6经长途跋涉，大家已经极度疲乏，再加上连续几天没有正经吃过饭，又渴又饿。累了就容易打盹，过度饥渴则期盼食物和水，容易产生幻想，精神恍惚。秦征身上的分量比别人重得多，两条腿的分量也比别人沉重得多，但他对重量的感觉却越来越模糊，渐渐地仿佛寿全由着惯性在往前迈腿，眼皮在打架，心里也在打架：

    “什么叫考兵？老兵就是在行军的时候能够边走道边睡觉，到了目的地一停下来就能精神百倍地立马投入战斗。”秦征自然是个老兵了。但，那是在白天，走的是平地，现在可是夜行军，走的是山路，万不能打盹儿……

    世上许多万不能、万万不能的事，最后都变得能了：恍惚间秦征似听到了流水的潺潺之声，前面碧草如茵，难奈的饥渴躯动着他，奋力向前冲去……猛地右脚踩空，身体失去重心，向下摔去。他突然惊醒，双手本能地胡乱抓挠，然而为时已晚，只觉得一阵风声呼啸，身体几度翻滚，最后“砰然”一声落，终于到了实处。

    突如其来的坠落，瞬间的剧烈震动，又把他摔蒙了。一时间世界变得非常安静，慢慢地秦征恢复了意识，仿佛听到有人呼喊自己的名字，这时他发觉自己是仰面躺着，身下垫着那个沉重的大背包，这么说是背包救了自已，也就是说是自已的画救了自己一命！

    他睁大眼睛努力向上望，依稀能看到高崖上有人影晃动，便急忙应声，并试着用力站起来，一用力便知道身体并无大碍，于是铆足气力双腿一较劲，上身往前一挺果真站了起来。能站起来就好办了，随即活动一下胳膊和腿脚，确信自己身体的主要部件基本完好，再踩踩脚下，感受一下所处的境地。脚下是松软的沙滩，他判断这是一道干涸的河床，正是这些流沙缓解了他下跌的重力。这时，崖壁上的战友们将绑腿带连接成一根长绳垂递下来，他双手抓紧绑腿带，脚蹬石壁，被崖上的战友重新拉回队伍。

    自那以后，秦征的背包越来越重，而且越重越不嫌重，并一律谢绝战友们想替他分担一点重量的好意。打在背包里的那些画作，凝聚了战争的精魂，不仅是他的命，还是他的一种幸运，一种呵护。

    积累和积墨

    ——吕云所速写

    2006年末，中国画廊联盟公开发行了13000册“吕云所研究报告”，名为《巨匠之门》其中报道：“吕云所教授曾于1996年10月，在新加坡乌节坊的高峰画廊举办画展，展出的60多幅作品于开幕当天便有90°。被定购，最高售价一幅为6万元新币（折合人民币36万元），这是近年来新加坡的中国画市场所少见的。好望角画廊经理林永祥先生说，1938年徐悲鸿为抗战募捐义卖，爆出了满堂红，吕教授的画展也爆出满堂红，当是第二次。”

    另据《美术之旅》载文：美国弗吉尼亚艾莫雷大学和1912美术馆定期举办的国际美术活动，经他们自派专家来中国进行一番调查之后，邀请吕云所于2000年10至11月间去举办个人画展，于是他便成了这项活动被邀请的第一位东方艺术家。画展取得了“震憾人心的效果和成功”，仅是1912美术馆一次就收藏了他幅作品。其间还请他做过六次学术报告，最隆重的一次有四百多人参加，被称作“艾莫雷大学近年来最成功的美术讲座之一”。艾莫雷大学美术系主任古斯比，在为《吕云所画集》美国版的序言里说：“吕教授的艺术是地球上最长的连续文明产生的令人难忘的艺术传统的一部分，他的经历及风景艺术，为人们展示了耳目为之一新的东西，也是西南弗吉尼亚山区人们似曾熟悉的东西。”吕云所的中国画为什么能引起美国人的共鸣，并让他们感到“震憾”？这都是些什么样的作品？

    ——是吕云所创作的“积墨太行系列”。比如其中的《山月》，画面上千峰直插斗南，嶋岩摩肩列阵，峥嵘崔嵬，大气磅礴。突然，从左上方有一抹清辉泻下，给漆黑的山峦镀上了一层金属般的冷光，使太行深处黑得神秘莫测，高处则亮得辉煌耀眼。意境深邃，月是山的灵山是月的魂。再比如一面山墙似的《夜走太行》，大块的积墨，大团的黑色，强劲而雄奇，深厚而通透，获得了极强烈的视觉击效果，巍巍太行仿佛迎面扑来：断崖万仞如削铁，危嶂嵯蛾起百重在半山腰一条曲曲拐拐的石板路上两个人驱赶着几十头驴子，单行徐徐而进，仿佛能听得到驴蹄子踏石出的铮铮脆响，在大山寂静的深夜里鸣响不已。太行巍巍，生灵倔翠，气韵博大，夺人魂魄。

    还有《太行天下脊：》，视野壮阔，气势逼人，笔墨以万钧之力在画面上爆炸，势知千里奔雷，风云激荡，涌动着一股蓬勃的阳刚之力，人站在画前会情不自禁地脚步往后退，倒提起一气。《元气》则让人想到了“创世纪”，类如石鼓般的山体，是太行魂魄之所附，黑嶂接遥天，石柱凌紫烟，苍苍茫茫，喷薄汹涌，蕴蓄着无穷的能量，随时准备爆发！不必对吕云所的积墨太行组画一一读解，就可以理解这些画为什么会如此强烈地冲击当：代画坛，在海外引起“震憾”般的反响了，这些画曾被美术批评家称为“黑色脊梁”！或许人们不解的是，为什么是吕云所、他又是如何“积墨”写太行的？

    当代人一提到太行山，先翻涌起一股血性与豪情，耳边立刻会回荡着《我们在行山上》的旋律：“妻子送郎上战场，母亲叫儿打东洋，敌人从哪里进攻，我们就叫他在哪里灭亡”朱老总曾说过，历史上华北屡遭外族入侵，所以燕赵多豪杰，心有不平吼高腔。而太行山正是燕赵之地的脊梁和屏障。“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羊肠坂诘屈，车轮为之摧。树木何萧瑟，北风声正悲……”（曹操）而吕云所就出生在这太行山的腹地，从小一睁眼便看到光光的、圆圆的石头，庞大、饱满、沉重、坚实，如古堡般陡峭险绝，高不可攀。

    他小学毕业后骄傲地考进了骄傲的涉县一中，以后的整个中学阶段都住校，却竟然没有正式地吃过一顿学校的饭。只在每天中午从学校食堂花二分钱买一碗汤，用这碗汤送着吞下自带的炒面。他每周回家一趟，母亲会为他准备好一袋炒面，和两个咸疙瘩头。此炒面里并没有面，是用谷糠和着软柿子捏成团，晒干后再磨成面，即为炒面；1957年他匪夷所思地成了全县惟一考上大学的人，进入天津美术学院。那时的大学实行供给制，最令吕云所惊奇的就是好米好面随使吃，只几个月的工夫他长得又白文胖，还有他的绘画才华，也随着身体一同发育成熟。到1962年毕业时，以四幅《漳河畔》组画一鸣惊人：欢快的河水与欢快的洗衣女，壮硕的熟高粱与壮硕的农民，溪边一群形态各异的耕牛与惬意的放牧者，太行山火红的柿子林…画面清新自然，曼妙传神，散发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却又灵思飞动1气韵不俗。有这样的天分自然被留校任教，正当他展现出独有的才华，在创作和教学上准备更上层楼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他过早的成名，再加上山里人的脾性：率直、粗硬、执拗，又身处高等院校这个“文革”漩涡的中心，其遭遇就可想而知了。被背后插刀、当面使绊、挨整挨斗，已经不在话下，还曾被打成过“现行反革命”，到后来连蹲监狱的滋昧也尝过了。

    正由于他是太行山人，太行山石头硬，连牛都格外犟，自然也孕育了他的性格。谁都想不到这一切磨难对他都是一种成全，成了他极其宝贵的创作积累。这其中有生命的积累、社会生活的积累、经验的积累、思想的积累，才华的积累……吕云所说：“太行山是我生命的全部，我一想到太行山就想哭，有一种情不自禁的冲动和创作欲。”秦征老先生评价他：“积半百人生、积劳、积思、积墨、积石成山，情为画……幸甚至哉！惟笔在手，守拙不移，痴心不易。”有着如此丰厚的积累，他自然而然地爆发，是思想的爆发，情感的爆发，生命积累的爆发，当然也是墨的爆发。然而他的力量却不仅仅在于爆发，述有爆发后的收控。爆发容易，在爆发中收控自如就难了。有许多创作上的“爆发”变作所谓的“泼墨”，泼起墨来入自疯，乱涂乱抹，将创作变为现代行为艺术，爆发反被盲目的激情所毁。罗曼罗兰说贝多芬交响乐的魅力下不是千军万乌，不是万众进攻，而是帝王般的理性力量。怀素的草也是如此，笔走龙蛇，目不暇接，看似随心所欲，实则章法井然。

    太行山性格同样也给了吕云所这样的理性力量，“以山为居，以云为所”，人生经历成就了他的性格，性格成就了他的天赋，最终变为艺术上的升华，创造了“积墨太行系列”，并因此走进了“巨匠之门”。而当下正需要巨匠，全社会都在呼唤巨匠、期盼有巨匠出现。谁说命运弄人？命运也总是会成全那些有巨匠之才的人。

    裴艳玲和《钟馗》

    许久没有跟裴艳玲联系，偶尔听到一些关于她的传闻也真假难辨。有说她已经定居新加坡，我不免惋惜，她5岁登台，12岁唱红，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她饰演的沉香、哪吒风靡全国，被万里称为“国宝”，吴祖光曾对她发出过“前无古人”的赞叹……如今刚进中年，艺上已臻炉火纯青，在新加坡能有什么作为？

    也有人说她在欧美巡回讲学，极受欢迎。这倒可以想像，一个文静端庄的妇女，平时寡言少语，内藏秀气，上得讲台却讲解怎样唱男腔，边讲边唱边做，刹那间就能从一个女人变成地道的男子汉大丈夫……如果再配上她的演出录像，如《宝莲灯》、《哪吒》、《林冲夜奔》等，不引起轰动才怪呢。

    我最近一次看她的演出也在十几年前，是新排的大戏《钟馗》。相貌堂堂的钟馗，在京城舍身抗暴，变作驱魔大神，一改往曰的风流俊雅，红面套须，瞪目如炬，狼腰虎体，浄狞可怖。虽身为鬼神，仍牵挂着孤苦伶仃的胞妹，深夜回家，劝妹出嫁，却又担心自己这副大丑的容形吓坏小妹……裴艳玲做出一系列的身段，将钟馗的游移、盘旋、渴望与妹妹团聚，却又不敢贸然叫门的神态表现得准确而又生动。精微独到地刻画出“物是人非倍伤情”的钟馗、一个有着深重人情味儿的鬼神，浓墨重彩地渲染出其悲剧气氛。

    谯楼起更，钟馗不得不上前叫门，小心翼翼，压低声音：“妹妹不要害怕，我是你哥哥……钟馗……回来了……”看到此处我感到眼窝发热。兄妹相对而泣，诉说人世不平，其声其情震撼人的心灵。

    钟馗的大段梆子腔中，揉进了某些昆曲的韵味，愈增其悲凉和激愤。我接受了这音色壮美的新唱腔，没有感到它不是河北梆子，也没有觉得有丝毫的不舒服，相反的倒发现河北梆子音乐却原来还有着这般丰富而强大的表现力：滓厚、雄阔、高亢、苍凉以及瞬息万变的丰富性和爆发性，是独具的优势，是其他音乐形式所无法比拟的。

    钟馗代妹择婿，悲喜交迸，忽悲忽喜，喜是悲的铺垫。裴艳玲一反戏曲舞台上用两面黄旗代车的程式，让小鬼推着镶金挂彩的真车上台，富丽堂皇，钟妹端坐其中，鬼卒前呼后拥，吹吹打打，大胆而又巧妙地表现出鬼办喜事的排场和热烈。这既是具象的，又是抽象的，有写意，更有写实，淋漓尽致地表现了鬼的美，鬼的侠义，鬼的善良和朴实。群鬼皆美，钟馗独秀，他喜不自胜，不住地整衣、理髯、照镜子。裴艳玲动用了自己全面的艺术才华，使我感到只有她这样的演员，才能塑造出这样一个具有强大艺术生命力的钟馗形象。

    她这个钟馗正好同人们心目中幻想的那个钟馗合而为一，似乎钟馗就应该是这个样子，也只能是这个样子。看得出，裴艳玲收了京剧《钟馗嫁妹》中的某些身段，但这个钟馗是属于她的，她给了钟馗以真主的灵魂和血肉，每一举手足都是钟馗，没有多余的东西，没有游离于人物之外的技巧。她靠吃透了钟馗的灵魂，才点亮了这个活灵活现的形象，她为钟馗设计的舞蹈、造型，别具格，亦庄亦谐，有时像孩童那般天真、单纯，这才是鬼。既有独特的象征意味，又是真实的，美的。如果她用一套表现英雄人物惯有的严肃庄重、正经八百的动作，能有这样的效果吗？那还像鬼中的魁首钟馗吗？

    令我最感兴趣的自然是“打鬼”，钟馗到阴曹地府报到，阎王则派他到阳间打鬼。阴间无非是一些服毒鬼、吊死鬼、淹死鬼之类，弁无游走害人的能力，而妖邪还数阳间最多……前半场以“院试”为主，下半场以“嫁妹”为重点，《荒祭》一场堪称“鬼”来之笔。外；气氛是欢乐的，内在精神是悲哀的，外在的喜庆气氛浓烈，内在的悲剧基调愈深刻，以喜衬悲，其悲越甚！

    活在人世的妹妹洞房花烛之夜，也正是与做鬼的哥哥生离死别之，妹子、妹夫仰天而跪，哭留钟馗。钟馗则站在长天一角，人鬼不同域，天地长相隔，他劝慰妹妹：“贤妹，今天是你的大喜之日，你不要落泪呀”裴艳玲发出三声悲从中来，以笑代哭的笑声。人鬼哽咽，天幕上托出钟馗的巨大投影，把全剧推向崇高而又悲壮的高潮我不能自禁，竟流下泪来。这眼泪使我惊奇，令我不安，我不是喜欢看戏流泪的人，回家后久久不能人睡。是什么力量让我落泪呢？是因为它太悲，有一系列人变鬼、鬼嫁妹的情节？不，我看过比《钟馗》更为缠绵的悲剧，能单纯地依靠悲伤催男人泪下并不容易。是因为它壮？它奇？它新？它精？是，又不是。

    艺术的感染力比光谱、色谱的成分更为复杂，它不是靠一个因素感染人。也许正因为《钟馗》集中了上述诸因素，借美的形式反映出来，才如打动我。情感是一种错综复杂的心理现象，它是艺术的生命力，艺术的价值正是取决于这种感染力。裴艳玲之所以能“文中有武，武中有文，文武兼备，得心应手”，在戏曲的淡季把一出《钟馗》演活、演热、演红，并不全仗她有深厚的幼功基础和精湛的表演手段。令人感佩的倒是她把自己的全部才华溶铸为情，“情动于中，故形于声”，为情而造戏，不为戏而造情！

    中国戏曲是一块需要大师，也能够产生大师的土壤。裴艳玲在《钟馗》里调动了自己的多面性艺术才华，开始进入一种“化”境，从小生、武生到花脸演来一气呵成，干净利索，举重若轻，要什么有什么。唱、念、做、打等多种过硬的戏曲功夫，全部揉进对人物的深刻理解之中，看不出纯粹的技巧，却处处都藏着技巧，即高温不见火焰！

    对于美，任何人都不能制定出一个规范，钟馗明明长得丑，看了戏的人都说他的形象美，只有真正的艺术才有这般神奇的魅力。这说明艺术变成了裴艳玲的生命，能帮助她克服心理和生理上的障碍。即所谓“戏保人，人也保戏”。

    我好久没有这样被戏剧强烈地感动过了，以至于过去这么多年还不能忘怀。昨天河北梆子剧院的一位朋友告诉我，裴艳玲最近将亮相中央电视的戏曲频道，说不定又有惊人之作问世。兴奋难捺，遂写此文以示期待和祝贺。

    杨丽萍“映像

    我好久没有被舞蹈感动过了。前不久看大型原生态歌舞《云南映像》，出乎想像地被震憾、被征服了。被歌舞本身所感动，更被这场歌舞的灵魂——杨丽萍所感动。

    关于杨丽萍的舞蹈我想无须饶舌，她恍若飞仙，妙舞绝世，早已为世人所公认是当今舞坛上的一个奇迹，一个精灵。而《云南映像》令人惊诧的，还有她的精神、智慧和勇气。这精神像一种火，一种自由，一种神般的气息。

    毋庸讳言，许多年来舞蹈被一种叫做歌曲的东西给搅坏了。每歌必有伴舞，一个人唱需几个乃至十几个人伴舞，几个人唱就得有几十个人伴舞。唱的意不在唱，舞的更是稀松平常，就如同到市场上买一条蔫黄瓜，再搭上一个瘪茄子，不是得了便宜，而是得了两个坏的。就在舞蹈已经严重败坏了自己形象的时候，杨丽萍堪称是“拨乱反正”，自编自导自领衔，起用少数民族当地的青年男女，不惜倾其所有石破天惊地创作了大型原生态歌舞《云南映像》。何谓“原生态歌舞”？

    我想这种形式以及这个舞蹈语汇，是杨丽萍创造的。因此她的解释应该是最权威的：原生态的内涵是最人性化的，原生态歌舞就是出于人的一种自然状态，是纯粹的、质朴的，和生命的本质相吻合，没有任何杂念。《云南映像》就是表达了这种自然和生命的关系。人最初为什么要跳舞？跳舞就是人和天地对话，和自然沟通，是一种自发的状态，没有什么功利的目的在里面。

    这样的立意本身就骇世惊俗，极富震憾力。人们见惯了平庸和浮躁，突然被点亮了希望，值得有所期待。大幕拉开便怒铁一声击欲碎，生猛鲜活，感天动地其感染力无法抵抗，不觉魂魄激荡。舞台上的一人一物、角角落落，无不弥漫着原始的沉郁气质，和生气勃勃的原生野质。场面恢宏，气势雄阔，意境悠远，魂魄里流淌着浓烈的原生精神，一次次将原始生命的形态推向极致。

    混沌初开，重鼓催生。我数不清，也来不及数清，估计舞台上要有一百多面或许是几百面形态各异大小不等的皮鼓从不同的方位不同的高度以不同的姿势敲响，错落有致地组成了原始的大千世界。大鼓如一堵墙，小的似麦斗，鼓声或急或缓，或轻或重，急时如悬瀑缓时似琢玉，轻如风摇莲花，重如精钢迸裂“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

    后来看到杨丽萍的说明，才知鼓在那个民族的理解中代表女人；鼓棰代表男人，打鼓表示男女交合，生命诞生。但，这种内涵可意会却很难言传，因此才构成了舞蹈的核心内容，寄托了歌舞的灵魂。山苍苍水泓澄，人呈现出本然的原始色；调，盈盈立于天地之间。迷云弄月，繁衍生息，挥臂生旋风，顿足有激情，这成了他们生命的一种需要，眺舞就是为了满足自己。所以，他们每舞必跳得尽兴，跳得过癮。而观众也就看得尽兴，看得过瘾。

    《云南映像》里，舞好、歌也好。舞，是为强烈地呈现原生态的大景观，并非为舞而舞；歌，也非为歌而歌，是舞的补充和伸延，必不可少，又恰到好处。杨丽萍在《女人国》一场中唱道：太阳歇了么，月亮歇了么，女人歇不得么。女人歇了，地里就会长草，门缝就会进风，孩子就会着凉，老人就会头痛。只要女人在着么，山倒了，男人也扛得起……

    低回，沉厚真率。人们对舞蹈家杨丽萍的歌唱，自然充满好奇。她是用灵魂在唱，而不是她的嗓子卜歌声里有沧桑，有追问，更有无尽的意味……

    杨丽萍的歌舞无不带着她的强烈个性，这样的创作自然饱含着灵感和激情。当《云南映像》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短短几个月就演出一百三十多场，且一票难求，并将应邀远赴海外作全球巡回演出。许多年来，还有哪台节目真正能这般为世界所瞩目？面对媒体的火爆，杨丽萍却异乎寻常的低调，这越发显了她不同常人的才情和心智。

    大家可能早有感觉，当下的电视节目主持人，大多是主持自己、突出自己，随意抢话插话，卖弄自己的见识和机敏，经常咄咄逼人，一逞口舌之快。杨丽萍无论面对什么样的主持人，5论对方提出多么尖锐的问题，跟她在舞台上“舞不惊人誓不休”的态度正相反，始终保持着一种特有的沉静、柔和与自然，有问必答，答必不凡。比如：有位主持人明显的只对私人生活感兴趣，三番两次的话里话外的提到她婚姻失败的问题，喋喋不休，使谈话变得琐细而沉闷。杨丽萍只正面回答问题，不理踩影射以满足主持人的好奇心。主持人终于忍不住正面提出来了：你怎么看待自己失败的婚姻？

    杨丽萍说，我不觉得自己的婚姻是失败的，婚姻有各种各样，凡经历的都是曾经存在过，都是有理由的，应该发生的。别人不了解当事人的感觉，怎么就能断定哪是失败的，哪是成功的？我当时坐在电视机前，明显地感到主持人根本无法跟杨丽萍交流，尽管两个人面对面地坐着，杨丽萍的眼睛也在看着主持人，却已神游物外。两个人的精神品位根本不在一个层面上，无法对话。后来在报纸上见到有些记者围绕着艺术创作提出了一些很巧的问题，杨丽萍的回答也极为精彩。如：有人问，《云南映像》里有四分之三的演员是当地人，你怎么这样有把握相信他们能演好？这是不是对舞蹈以及舞蹈教育的一种挑战？

    杨丽萍说：“不是挑战，是还原。他们是在跳自己的舞蹈，其独特就在于演员和生活、和原生态贴近。这不是为了展示技艺，而是为了展示生命，这些东西不是能学来的，而是他们与生倶有的。”有人问：你的舞蹈出神入化，这里面有什么决窍吗？她说：“我没有决窍，只是一种认知。舞蹈其实是我们祖先在劳动中对自己精神的一种供养，通过这种供养达到精神上的满足。只要你的舞蹈真正满足了这种人性化的要求，它必然蕴涵着很多的能量。原生态的歌舞本来就是很人性的，本来就可以和人的心灵产生共鸣，它本来就不缺乏艺术品位，也不会缺少观众。”

    大家都认为你是为舞蹈而生的，自己怎样评价这样的认识？杨丽萍答：“舞蹈只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是我最佳的一种表达语言。我不会为舞蹈而死，那太极端，偏激是一种很弱的表现。生命有很多部分，我从来不去想舞蹈占有多大成分，什么都想清楚就太累了。如果我能讲清楚，就没有办法用舞蹈来表现了。就因为说不清楚才跳舞。”

    说得多好，真实，随意，不假思索便脱口而出。不是刻意地追求一种深邃，却有惊人的见解。她有自己的舞蹈，也有自己独到的思想，舞惊人，见识也惊人，其智能谋，其力能任。所以，她能创作出惊人耳目的《云南映像》，并藉这场大歌舞形成了自己的舞蹈创作体系。有大气象，大智慧，自是不同凡响。

    爵士的婚礼

    幽静的剑桥，城市就是一所大学，大学就是一座城市62001年5月19日，可称得上是这座著名大学城的一个特别节日——剑桥的名人英秀聚集于已有400多年历史的三，一学院大教堂，还有从美国、中国香港、欧洲等世界各地专程赶来的近300名来宾。人文繁华，声采灿然，等待着参加詹姆斯莫里斯和白霞的结婚典礼。

    婚礼办到这个规模，算有了国际色彩，不可谓不盛大，也说明这对新人是朋友遍天下了。但不是随便什么剑桥人结婚都可以使用这座大教堂，英国社会等级森严，连剑桥的草坪都分成院长的、院士的……普通人是不得进入的。新郎莫里斯教授恰恰是属于这个等级社会中的上层，他是三一学院的资深院士、英国财政部政策最优委员会委员、英国皇家经济学会会长、英国科学院院士，同时还是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国际计量经济学会会长，是1996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被英国女王赐封为爵士。这样一个人物的结婚大典，自然就使整个剑桥都有了一种节日的氛围。连巍峨壮观的大教堂也平添了几分柔和，在阳光中越发地色彩灿烂，气势辉煌。教堂前厅里的老剑桥人牛顿、培根、桂冠诗人丁尼生等等的玉石雕像，显得神情生动，洋溢着热情和喜气。

    尽管新郎如此地名高位重，可来参加婚礼的大多数外国或外地来宾却是冲着新娘白霞来的。其中也有不少中国学者，大家议论着他们的结合，由衷地为他们特别是为白霞高兴，有人说了一句中国的俗话：“好人有好报呵！”好人——当然就是指白霞。

    话得从1981年说起，由当时的中国文化部副部长英若诚主婚；似乎是杨宪益、戴乃迭夫妇证婚，在北京首都剧场也曾为白霞主办过一次盛大的“艺术婚礼”。导演凌子风给白霞穿上了电影《骆驼祥子》里虎妞结婚时的那身行头，插花戴朵，红布蒙头，身上撒满五彩花瓣。新郎是在中国工作的德国人，长袍马褂，披红挂彩，按着北京传统的礼俗当躬则躬，当跪则跪。剧场内笑语喧哗，鼓乐悠扬，如同在进行着一场别开生面的演出。首都文化界的诸多名人和北京人艺）艺术家们，怀着一种友好的谐谑之情，参加了这一对“洋新人”的婚礼，一时曾传为佳话。

    因为，白霞在中国文化界的人缘儿特别好。这倒并不因为她的特殊身分或是性格特别的随和。甚至恰恰相反，她常常会忘记自己的身分，该着急的事比中国人还着急，上边跑下边颠，调动国内外一切可以调动的朋友和力量。她的精力旺盛得不可思议，行动起来，纤细的腰身像鹿一般灵活柔韧”看不出的双腿倒扯得有多么快，就是让后边的人跟不上，不得不经常地来上一溜小跑。有时她不懂得区分国情，不理解一些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敏感问题，撞了头还不知道被什么撞的。但她周围的中国人看在眼里，感动在心里，不能不对她生出敬意。敬重她是真心为了中国好，骨子里有股“中屆意识”，或者叫“平民意识这也许跟她的出身和经历有关……

    她是苏格兰人，少年时期曾随家人到澳大利亚生活过多年，后来搬到伦敦，几年以后又返回苏格兰。这给她的印象非常深刻：活着就是移动，到处都可为家。白霞从苏格兰最好的大学~爱丁堡大学毕业后，到非洲工作了8年，为世界上的贫富差异之大感到震惊，真切地见识和体会到了什么是贫穷和落后。她的特别之处是没有厌恶和躲开，反倒培养出真诚的同情心和责任感。同时也开始对世界另一块古老而神秘的土地中国，心向往之。在非洲工作期满后，经戴乃迭先生推荐，便应聘成了中国“文化大革命”之后的第一批外国专家中的一员。

    我认识她是在1979年，我的一篇小说引起了大范围的争论，其中一家地方上的机关报连续发表了14块版的批判文章，白霞却组织人将它翻译成英文，并在英文版的《中国文学》上发表。受她的影响，这部小说的法文版、日文版也相继问世，我自然是心存感激。在北京的一次活动上见到了她，想不到她竟是那么的年轻，一头金发，留着普通中国妇女的发式，脸像婴儿一样细白、润泽，身材苗条、柔软，待人自然、热情。以后她又主编、出版了我的英文小说集，我们也就成了朋友。

    但，她在结婚后的第二年就离婚了。原因是曾参加过她们婚礼的一位中国电影界的名人，后来将一名中国女演员介绍认识了白霞的丈夫，不想这名女演员和白霞的丈夫相爱了，白霞便主动撤出。为此，中国文艺界的有些朋友总觉得对不住白霞。等我再去北京看她，她已经有了一个刚会走路的儿子，取名：罗瑞。白霞非常直率地问我能不能陪着她的儿子玩一会儿，她担心只跟着母亲而没有父亲的孩子在心理发育上会出偏差。因此利用男性朋友去看她的机会，尽可能多地让罗瑞接触成年男人。我无法拒绝一个母亲的这种请求，中国人形容白霞这样的境况常用一句话：“既当娘又当爹。”以后每次去看她，谈完正事后就带着她的儿子在北京友谊宾馆的花园里折腾几个小时。

    也正是为了儿子；此后17年她都再没有想过结婚的事。在中国工作了12年之后，因她的母亲年事已高无人照顾，同时也为了儿子的教白霞不能不又回到了英国。但她的“中国情结”已经深深地种下，无论到哪里工作”她身边总会联络着一群中国学者或留学生，凡有困难找到她，她没有不帮忙的。这又得谈到她的性格，虽然她是剑桥管理学院的研究员，因其“交友三千”，活动能量便非同般…

    等到罗瑞一懂事，能够自己乘飞机了，白霞就让他回中国认父，利用每年的假期跟他父亲在一起生活一段时间。这一点让所有朋友都为她挑大拇指，一个曾受过伤害、看似娇弱的女子，却如此地理智和大度。当今年春天我在剑桥看到罗瑞时，完全不认识他了，高大、英俊，全部功课都是，却将小时候学的满嘴北京话忘得一千二净。他好像成了白霞的保护神，搂着比自己矮一头的母亲走进了婚姻登记处，在整个婚礼进行过程中”他总是不离母亲左右，说话不多，却显得成熟、懂事——白霞终于盼到了这天，而且她这个自由的精灵，也找到了适合自己的港湾……

    来宾们在教堂里都坐好了，静静地等待着。十点钟整，新郎和：新娘手牵着手缓缓地走了进来，伴郎、伴娘和亲属们在后面簇拥着。64岁的莫里斯，身材颀长，才气内敛，穿一身浅灰色的礼服，左胸别着一朵白色玫瑰。端重沉实，坚稳自信，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气度风韵，令入称羡。白霞也五十岁出头，谢绝了蓬松拖地的婚纱，身着袭白色衣裙，显得清丽典雅，仪态高贵。平时是那么活泼机俏的她，此时略显拘谨——恐怕没有哪个女人，踏上结婚的红地毯会不紧张！

    婚礼在庄重的圣歌中开始，“圣哉，圣哉，圣哉！慈悲与全能，荣耀与赞美，归三一妙身……”然后由前面的神职人员率领大家共同祈祷。每个参加婚礼的人在进门的候都领到了两本书：一本是参加婚礼者的名单；一本是婚礼的程序，上面印有圣歌的歌词和祈：祷词以及新人的誓词。随后是诵经，接下来又是唱圣歌、交换戒指、新人宣誓……白霞语调轻细，一种发自女性的温柔和信任，在极为安静的大教堂里弥漫开来。

    圣歌再一次响起：“新郎新妇，今日成婚，同宣海誓，共证山盟。终身偕老，喜乐充盈……”最后，婚礼在祈祷声中结束。新郎、新娘先退场，站到教堂外面的草地上，准备和所有来参加婚礼的人握手或拥抱，以表达谢意。来宾在草地上排起了长队，像等待着首长接见一样，或者说像过海关一样——他们两个孤零零地站在草地中央—次只能接见一个或两个人，其他人要等在十步以外。大家都很有风度，很有耐性，这种仪式本身就又增加了婿礼的神秘感。我当时有一种感觉，在这样的教堂里按照这样的仪式结婿，气氛太过清肃，最适合功成名就的中老年人。若是新郎新娘太年轻了，恐怕压不住阵脚。

    以后的程序就比较轻松了，来宾们可以自由组合，在草地上在剑河边一边聊天，一边喝葡萄酒、吃小点心。凡参加婚礼的人，有个共同的好奇心，想知道这一对新人的恋爱过程，特别是莫里斯和白霞这两个都有点传奇色彩的人，是怎么走到一起的呢？但来宾中竟很少有人能说得清楚，大家又碍于身份不能去追问新郎新娘——英国似乎不兴“闹喜”，人人都彬彬有礼，男的惟恐不绅士，女的惟恐不淑女，这使整个婚礼就显得隆重有余，喜庆热烈不足。

    婚后，白霞和丈夫由于太忙，只去苏格兰度了半个蜜月就回来了。周末请了三四位平时难得一见的朋友到莫里斯爵士的乡间别墅去住两天。莫里斯驾车来接我们，他一身休闲装，平实而随和。但一坐到方向盘后面却喜欢开飞车，英国的乡间公路很窄，汽车如同一阵旋风，呼嘯着掠动两旁的树枝，滚过麦田和草地。真难以相信，他一边风驰电掣，一边仍保持着一副恬淡自若的学者神态。

    我趁这个时间赶紧向这位创造了一门学科——“福利经济学”的天才提几个问题。在他送给我的他的著作中，充满深奥的数学公式，我问他；现代经济学家必须都是数学家吗？他回答：是的，数学是一切科学的基础，也是生活的基石，人们在生活中每时每刻都离不开数学。我就是通过数学模式来分析现实，分析这个世界。尽管现实世界是由人的经济行为在支持，可人的经济行为是能够用一系列的数学公式来模拟、来整理，以便理出头绪和规律。人只有一个大脑和两只眼睛，观察是有限的。而用数学公式归纳、提炼和推导，则更准确，更接近真实。

    青他尽量用通俗的语言解释一下自己的“福利经济学”。他一时似乎找不到让外行能够听得懂的语言……想了一会便开始打比方：经济学就其本质来说是一门致用的学问，比如税收。任何国家都有税收，但不同的社会制度都有个最优时税收率的问题，税收多了人们没有积极性，税收了不够维持社会开销，多少税才是最合适的呢？目前英国的这次大选，工党之所以占了绝对优势，就因为向选民许愿说，要提供最佳的公共服务，却又不增加税收。税，关乎着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他忽然停了下来，可能觉得这样解释并不是自己理论的精髓，便打开汽车上的柜子，从里面拿出一本中文版的《詹姆斯莫里斯论文精选》交给我。我翻着书，才知道用学术语言给他的学说定义叫：“非对称信息下的激励理论”。准确地说，他是因对信息经济学的贡献而获得了诺贝尔奖，信息经济学已成为现代主流经济学的一部分。1996年12月9日，他在诺贝尔授奖仪式上的讲演题目是《信息与激励：萝卜和大棒的经济学》。我请他用他的“萝卜和大棒的经济学”对中国的经济走势发表点看法。他说这个问题太大，只能简说。中国经济面临许多特殊的问题，需要特殊的分析才能解答。恰如我已经指出的，激励问题是所有经济面临的一个核心问题，中国经济改革要解决的似乎也是个激励问题……

    莫里斯的别墅距离剑桥只有半个多小时的路程，我对他的经济学理论的好奇心还没有得到满足就到达目的地了。这是一幢14世纪的建筑，全部木结构，橡木房檩，漆黑的草顶，上面涂着厚厚的沥青，外面又罩了一层细密的钢网，以防被大风掀起英国人喜欢厚重的历史感，房子越老越值钱。莫里斯的这幢别墅已经列入国家的保护名单，自己不能私自维修或改动。别看房子外表这么古朴拙重，里面的装修和布置却非常豪华、舒适，一切现代贵族能够享受的东西一应俱全。他们喜欢古老，并不是喜欢破旧和陈腐，喜欢的是这幢房子里积累了600多年的舒服！

    别墅后面有9公顷的草场，在场的四周分布着果园、树林、养马场、小湖、河沟，放眼看去，绿色开觀，树木葱郁，层次丰富，气象深远。周围有一种歌咏般的静谧，清晨总是先被鸟的鸣叫声唤醒……我真实地体会到了“爵士”这个贵族头衔的内容。但不要误会，这座别墅不是女王赐的，而是莫里斯自己花钱买的。人需要象征性的东西，房子能使人达到心理上的认同感。住在这种优美而古老的房子里，似乎正和莫里斯爵士的身分相称。

    在以后的两天里，我得以近距离地观察这一对新婚夫妇，也和他们有过长时间的交谈，总算知道了一些他们两个人的故事，并征得他们的同意，可以把我所知道的写出来……

    真是缘分，莫里斯也是苏格兰人，父亲是银行职员他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爱丁堡大学数学系。后来考入牛津大学哲学系，获得哲学硕士：学位后又改学经济学，并获得经济学博士，32岁成了牛津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以后牛津又给了他许多重要的职位，他也一直在牛津任教28年。到1993年，跟他感情甚笃并共同生活了33年的妻子突然病逝，爱成唏嘘，情何以堪，他经常睹物伤情。友人劝解说，生命的意义很丰富，不可死认一条道。为了转换生活环境，他于1995年离开牛津，来到剑桥大学任教。同年，白霞也来到剑桥，但两个人并不相识。

    1996年他获得诺贝尔奖，白霞根本不重视，自己的事还忙不过来呐，连莫里斯的名字都不知道——这符合白霞的性格。但，她的朋友遍天下，她可以不知道莫里斯，时间长了莫里斯要想不知道她，可不大容易。1997年，白霞在香港中文大学的一位朋友要来剑桥，这个人以前曾是莫里斯教过的博士生，请她帮助联系自己的老师，希望一聚。白霞便给莫里斯发了一封电子邮件，但没有接到回音，只好亲自到三一学院去找他。于是两个人便认识了，并且知道了还是老乡，他却怎么也不记得接到过白霞的电子邮件。这让白霞耿耿于怀，一直记到现在。因为白霞是个有着超常记忆力的精怪，她答应的事、她做过的事和准备做的事，是绝不会记错的。

    莫里斯渐渐知道了白霞的能量，中国文化部副部长来剑桥，也是通过白霞宴请了二十几个名教授。香港富翁李嘉诚支持的一个基金会，每年要挑四个剑桥的名敎授到中国讲演。这是对中国有好处的事，自然少不了白霞，她无偿地出任顾问，协助工作。1999年，这个基金会第一个选中的人就是莫里斯，他也很高兴。两个人一块坐火车去伦敦，在路上白霞想刁难他，便问：“你真的值诺贝尔奖吗？”他立刻汗下来了，不知如何作答，一路都局促不安，算是领教了这位女老乡的厉害。她完全坦率，完全自然，在他的生活圈子里真还没有碰上过这样一个女子。但跟着她到了中国，他更深切地体会到她的另一种厉害：精细周到，上下皆通，到哪里都有她的熟人，每个环节都安排得井井有条，非常得体。他深受感动，回到剑桥后便请她吃饭，以示感谢。

    通过这段时间的接触，白霞也觉得莫里斯其实很有趣，在许多问题上他们都没有争吵，比如对中国的认识——这很重要，她在关于中国的问题上容易敏感，也容易极端，她绝不会跟一个成天为中国问题争吵的人成为朋友。莫里斯随和、热情，还很风趣。虽然他的风趣后面有更多严肃的东西，不过是一种优雅的幽默。但在她的印象里，这毕竟像变了一个人。剑桥管理学院的同事们也很好奇，向她打听莫里斯是怎样一个人。白霞回答说：“他就是那种女人喜欢瘃的男人，十足的绅士，风度无可挑剔，有很强的意志，价值观坚定，严肃、可靠又不沉闷，知道怎样使生活有趣。但不浪漫，我对他没有兴趣。他虽然有热情，却不是个可以在一起玩儿的人。”

    此后，每逢学校里有活动，他们都能见面，一起吃饭，说说笑话，都觉得很开心，却没有罗曼蒂克。那一年的11月，在欢迎一位外国名人的宴会之后，莫里斯突然对白霞发出邀请，希望能在圣诞节之前两人再见一次面。白霞答应了。12月4日，莫里斯请白霞吃晚饭，这一顿饭吃下来，一切都变了，两个人的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白霞觉得自己爱上了他。可她并不为此高兴，自己本来是有准备不想爱上任何人的，等儿子长犬后还要再回到中国去。再说离婚17年来她没有让任何一个男人碰过自己，心里对再一次走进婚姻没有把握。

    转过年来的2月，白霞的母亲去世了莫里斯陪她回苏格兰，一直到参加完葬礼，回来后就向她求婚，还郑重其事地写了封求婚的信。因为她一直在埋怨他没有回复她的电子邮件，他便用写信的方式求婚，以示郑重。这的确打动了白霞她无法拒绝，也许这就是命运的安排……她生活中一扇重要的门已经关上了那就是对母亲的责任，多年来都是她在照顾老人的生活。但是，生活中又有一扇门打开了，无论是情感还是理智都要求她不要把已经打开的这扇门再关上。她只向他提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要选择我？莫里斯没有想到求婚还要考试想用一句玩笑话搪塞：“这个问题极具挑战性，我需要坐到电脑前认真求证……”白霞没有笑，认真地在等他继续说下去，而且眼光湛湛，毫无畏惧地在他脸上搜寻着良己的希望。他只有严肃地整理自己的感情，并尽量准确地表达出来，让目光同样也凝注着她：“你是很特殊的，带给我一种很鲜活的感觉，或者叫快乐。我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才认识到你的价值，不想错过你……”

    这就是说，他接受了白霞的精神世界。在他低下头想亲吻她的的时候，她趁机捧住他的头，把他的非常平整和很有风度的头发搞乱，乍撒开来。他一下子显得更潇洒自然，神采飞扬，越发地年轻有活力。他们相视大笑，然后紧紧相拥。生命有年龄，爱没有年龄爱得越有个性，这种爱也就越有生命力。他们都曾经失去过，两个人的结合就是一种完整。

    他们婚后的生活，看上去就像他们房子后面的田野一样，辽阔滋润，生气发越。他内蕴极深，雅健清朗，她成熟又纯真，对生活充满热情。他具备那种能在生活中焕发出光彩的品质，她身上恰好不缺少激发出这种光彩的情感。他们的结合天造地设，真是人间传奇。

    我观察这位爵士，在家里颇有点田园隐者的恬淡，一切都乐得听从妻子的调遣。白霞叫他去超市买菜，他开上车就出发。白霞想到饭店给大家换换口味，他立刻就给饭店打电话订桌……他胸次悠然，平常而又自在，一切都做得齊么智慧舒，衰情有趣、做货的时候他喜欢以主人的身分帮忙，的盘午，接“英国上层繁复的礼俗，换了一套又一他的别里专门的洗衣房，我看他老往里面钻，原来是自己洗衣服，包括客人们撤换下来的被覃和床单……他的别墅里没有雇仆人，他自己就是这幢招待所的所长兼服务员。

    白霞也和过去一样，嫁了这样一个满意的丈夫，忽然间成了爵士夫人，在丈夫和朋友面前一如既往地说自己想说的话，做自己想做的事，毫不拿捏，也不做幸福状。正是这种自然和坦率反显示出一种了不起的大气！每到下午，他们夫妇喜欢约上朋友在乡间散步，小路两边杂树如锦，野花锭放，他们两个手牵養手走在前面一似乎把以前丢失的全部寒住了，把今后两个人的举活也握在了自己的手里。天空清澈，四周洁净，远处大树凝烟碧油油的草场和麦田从脚下伸展开来，他们两个人的身影投放在草地上，飘飘摇摇，绰约多姿，很快就把我们拉下了一大截一白霞散步也走那么快、，幸好她的丈夫能跟她同个节奏。

    男女之爱更多的时候只是一种心境状态，此时看他们身心融净，圆满和谐，经历过绚烂，也能归于平淡也许平淡中的绚烂，才是生命的亮点。

    朋友们都愿用全部真诚祝福他们！

    不掩藏自己的疯狂

    ——忆艾伦金丝福袷

    一晚辈自恃英语已学得相当可以了突然闯到我这里来，想找点“有意思的原版书”看看。我有两条理由可以拒绝他：一，我的荐书历来不外借，这一条看来对他不管用他自认为不属于“外”。我也不好就非说他不是“内”。头一条不行还有第条：我不懂英文，也不收藏英文的原版书，书架上的几本均基国外朋友送的，对年轻人来说恐怕谈木上“有意思”…我的话还没有说完，他已经从书柜的层掏出了艾伦金丝伯格的诗集《嚎叫》，嘻嘻叫喊着，这本就很有意思。旋即溜了出去。

    我情不自禁地重复着孩子的话，的确是有意思，这个人以及他的诗都是非常有意思的。我起身关上书房的门，找出艾伦送给我的磁带放进播放机，房间里即刻充满了一种强有力的乐声，浑厚、粗嘎，饱含沧桑……艾伦已经去世一年多，还没有写一点纪念他的文字，现在听着他的歌声，心里格外怀念他，跟他相识的一些细节像电影镜头般地一个个闪现出来。

    1982年10月，第一次中美作家会议在洛杉矶加州大学一个小礼堂里举行，台下坐着自愿来旁听的观众，台上交叉坐着八位中国作家和八位美国作家。艾伦坐在我旁边，中等身材，略胖，但不臃肿，有个格外引人注目的大脑袋，光光的头顶四周长着一圈灰白色的卷发，和浓密的灰白卷须连成一气，蓬蓬生风。他的眼睛大而明亮，有一双年轻人的眸子，喜欢凝聚起目光看人，给我的印象极为深刻。开幕式上每个作家可以讲五分钟，在这五分钟里要介绍自己的女学经历、对文学的贡献以及对国的认识。出于好奇，借助从联合国请来的同声翻译我记录了每个人的发言。

    艾伦的发言最有趣，用宣言式的口吻上来先宣布：“我爱男人不爱女人。诗人的语言木后分为公开的诘和私下的话。我有25；年没有打领带了，为了参这次实中作家会议，我认真地抒上了领带。主观是惟一的事实，我们身体内外六个感官感觉到的东西才是诗。而细节只能是散文的内容。眼睛是可以把所有事物改变的。写诗就像统洽国象一样，不要把疯狂掩藏起来！诗不是人创造出来的客观事物，它是一种精神的变化过程，是一种启发，是人的完整叙述是自我预言……

    我不会写诗，叉不懂美国，他的话让我云苦雾罩，似懂非懂。待接触多了；又读了些关于他的背景资料，就越发地尊敬甚至喜欢上了这个入。无论去哪里他都带着个小手风琴，喜欢喝茅台，酒量又不很大，只要喝上一两杯就开始自拉自唱，非常可爱。

    金斯伯格曾做过各种各样的工作：油：船上的厨师、电焯工、洗碟子工和夜间瘢运工。以后从纽约迁居到旧金山，据称旧金山吸引他的基“波希米亚——佛教——国际产业工人联合会——神秘——无政府主义骞光荣传统”。他在这里结识了加里斯奈德骞一批活跃的美国诗人。当时正值美国的经济不够景气，群众厌战、反战的情绪很強烈，尤其在青年当中，酝酿着一股强烈的对现实不满的浪潮。就在这时候金斯伯格的成名作《嚎叫》问世，它表达了群众对社会不满的呼声，尤其强烈地表达了青年人精神上的不满，立刻引起轰动。金斯伯格并始到群众集会上、到大学里去朗诵自己的诗，这样的集会少则几十人、几百人，多至几万人。他的朗诵常常是先从念佛经开始，青年们把他抬起来，把他的朗诵和歌声录下来，到处播放，称他是美国“垮掉的一代的父亲”，人们把他第一次朗诵《嚎叫》的那个晚上称为“培掉的一代诞生时的阵痛”……

    有一天晚上他带我去一个当地的青年俱乐部，亲身感受到了青牟们对他的热爱，围一片欢呼，还专门为他举行一个欢迎仪式。

    有人告诉我是金斯伯格坫诗从书本上走出来，走到了美国公众的舞台上，把诗变成一种朗诵的术。他不仅在国内朗诵，还到过世界许多国家朗诵诗歌、埠寻宗教。他跟我讲，不是所有的国家都欢迎他：古巴就曾把他“驱逐出境%还有的国家拘留过他。他表示很想到中国来，我告诉他，你如果到天津，我可组织一个诗歌朗诵舍，相信你一定会受到欢迎和友好的接待。这样一位浪迹天涯：的诗人，心却非常年轻，对生活总是这么坦率、真诚，浓郁的诗人气质并不随境遇而变。那年，他已经出版了14部诗集，14部散文集，创作了6部摄影集，参加过5部影片的演出。

    1984年，艾伦金斯伯格作为美国作家代表团的成员，来北京参加第二次，中美作家会议，下榻在竹园宾馆。他喜欢宾馆里迷魂阵一样的庳院，小巧玲珑，整洁幽美。一有时间就要求我带他去逛大街，还希望能看看北京的青年俱乐部。我请教了许多人，—也没有找到一家艾伦心目中的那种青年倶乐部。这第二次中美作家会议要共同讨论的輝目是：“作家创作的源泉。”金斯伯格的发言排得很靠前，中方的会议主席冯牧先生致开幕词之后，就轮到了他。他仍然用固有的坦直语气使与会者耳目一新：“我写诗是因为我衔自己的思想看作是外部世界的部分。我写诗，是因为我的思想在不同的思路上徘徊，一会儿在纽约，一会儿在泰山：我写诗，是因为我终究是要死的，我正在受罪，其他人也在受罪。我写诗，是因为我的愤怒和贪婪是无限的。我写诗，是因为我想和惠特晕谈谈我写诗，是因为人除了躯壳，没有思想。我写诗，是因为我不熹欢里根、尼克松、基辛格我写诗，是因为我充满了矛貭，我和自己矛盾吗？那么好吧就矛盾一下吧！我写诗，是因为我很大，包括了万事万物……”你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却不能不承认他独特的想像力。在某种章义上说，他整个人就是诗，因此有養很特别的感染力。

    有一天金斯伯格拿着一本中文的《美国文学丛书》找到我，上面翻译了他的诗《嚎叫》。对我说：“我的全部诗集加在一起所得的。

    报酬，相当于美国一个小学教员一年的收入因此我是很穷的，主要靠朗诵挣钱。我想在中国多旅游一段时间，但带的钱不多，你能不能让这家杂志付给我稿酬？”

    金斯伯格并不因为来到中国就变得虚伪些，就故意装假，他提出这样的要求是正当的，合情合理的。我向他解释：“我们的稿酬比你们的还要低，每二十行诗算一千宇，按最高标准给30元，你这首《嚎叫》顶多拿150元钱，靠这点钱在中国旅游恐怕不够。我有个建议，你向你的团长提，我向我的团长提，请你到天津讲可以讲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故事，朗诵自己的诗，也可以边拉边唱……我会以讲谋费的形式：给你一些补偿。”

    这个建议最终未能卖现；美国作家团在中国的全部活动皁已经安排好，金斯伯格必须随团集体活动。我是怀着一种无奈跟他道别的，他却信心十足，表示一定要单独再来中国，郞时一定会去天津。我认为这对一个麵国人来说不是难事，可是一等不来，二等不来，等来等去等到了他仙逝的消息……

    泰国“李屁”

    这也是个人物！

    身材中等偏下，黝黑精瘦，窄脸尖腮，给的第一印象是个烟鬼，或者说像个“管儿療”。惟两眼有神，嘴唇飞薄，脖颈上戴着一条粗重的金项链，项链下方挂着三尊镶嵌在三角形佛龛里的金佛。左右两个无名指上各戴着一环硕大的浅蓝色宝石戒指。

    请听他跟我们刚见面时的开场白：欢迎大家来到泰国，我是李应财，今年48岁，有三个老婆。现在先教大家几句泰语，大哥、大姐叫屁，小弟、小妹叫龙。所以年纪比我大的叫我李龙，年纪比我小的叫我李屁，跟我共同为大家服务的姓马的大姐叫马屁，这辆车上的司机叫路屁。在泰国问价格，比如这件东西多少钱？叫偷来。面包叫干你娘，厕所叫歌厅，大便叫唱歌，小便叫站起来、起来。恭维小姐长得漂亮、帅哥长得酷，叫老妈妈。问候早晨好、晚安、道谢，叫萨瓦底卡……”这个“李屁”教给的泰语，谁敢对外讲呢？也许只有最后一个词还贴着点谱儿。

    紧接着，他出其不意地对着诸多年轻的女士讲了个粗俗的黄色故事。大轿车内一阵短暂的沉寂过后，爆发出一阵大笑。

    “李屁”这一招儿很厉害，我猜测他不单是为了逗趣或宣泄自己的某种欲望才讲荤笑话的。他不知道自己将率领的这个旅游团里都有些什么样的人物，或许藏龙卧虎，什么样的角色都有，他无法就高不就低，适应每一个人、每一种性格和不同的教养。这样先用脏话把每一个：人都弄脏，4—个由五花八门的组成的旅游团涂成一个德性，不賛是真正经的，假正经的，全都正经不起来了。不管老的、少的、男的、女的、衣服全叫他给扒下来了，大家赤裸裸地变成了良然人、异乡客，谁也无法再装腔作势拿架子。这样他领导起来就容易多了可以自自然然，轻轻松松，随心所欲。

    我私下里问“李屁“你是真的有三个老婆吗？还是开玩笑？，”他一下子变得非常严肃：“你看我像开玩笑的吗？我以前有六个老婆，嫌麻烦赶跑了三个。”

    “泰国的国王可是只有一个王后啊！

    “要是叫我当国王我也只娶一个老婆。”

    “你娶这么多老婆养得起吗？”

    “还凑合，我的家产有1400万铢。”

    我一惊，得不承认在此之前小瞧他了。按时下的汇率折合成人民币，他差不多拥有330多万元人民市的资产，在中国算是一个不犬不小的富翁了！

    我问他“你有这么多钱为什么还要当导游？干嘛不集中精力去经营自己的产业呢？”

    他说：“我的产业有果园、饭店和房产，不需要我去经营。我干导游每月可收人3万铁，这不比闲着好吗？”

    “在亚洲金融风暴中你的财产有没有受损失？”

    “没有，我的财产是实实在在的产业，不是投机买卖，不是股票、证券，怎么会受损失？”

    “你跟三个老婆怎样和平相处呢？”

    “在泰国，你找第一个老婆的时候千万不要找中国女人，如果讨了个中国老婆，以后再想找小老婆可就麻烦大了，中国老婆会没完没了地跟你吵架。大老婆找个泰国女人，以后你愿意再找多少小老婆她也不管你。我的二老婆和三老婆各自住在别处，大老婆跟我住在一起有两个儿子、都在士私立学校，每人每年的学费就是26万株……”

    我不知道对他的这些话是该全信呢，还是只相信其中的一部分。他不只是会讲荤话开玩笑也能很正经地讲解泰国的历史、文化和风土民俗，其间还很巧妙地穿插了他个入的经历——他是台湾人，当兵来到泰国，为勦匪和保卫泰国的边防打过恶仗，立过功，也逃过兵役，当过没有户口的“黑人”。他把自己的身世讲得像评书，颇有几分悲壮，起伏跌宕，环环紧扣，用词丰富而生动。不论大家多么地困乏，只要他不想让大家打盹儿，拿起话筒一说话，立刻就能逗得大家来了精神。

    他能雅能俗，能悲能欢，能粗能细，能放能收。从古到今，从人到妖，天文地理，飞禽走兽，把什么都编织到一块儿，说得据捤动听，到最后苟、能逗得你开怀大笑。

    是“李屁”让我这个并非是第一次出恒的人，却是第一次感受到，出国原来可以这么省心。路线非常明确：坐车——看景点——购物。目标非常单纯找乐——找乐——还是找乐！

    以至于十几天的工夫，我的体重竟增加了3公斤。

    在从这个城市到下一个城市，或者从这个景点到下一个景点的途中，就听“李屁”侃大山。由于是在特殊的境地当中，其感觉似乎胜过看国内的相声或小品。有时甚至觉得看景观也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往往看见的真实景，还不如听他在车上讲解这种风景更有趣。

    再有，就是买东西：外出似乎必须得买点什么。我向来羨慕会买东西的人，以为买东西是一门难得的生活学问。在国内我就最怵头买东西，进了商场如同瞎鸟撞笼，不知自己需要的东西在哪里。常常是花好价钱买次货，或是实根本用不上的东西。以往出国也都是在行程快结束的时候，请当地的朋友做参谋，买一点纪念品。当地的朋友常常也是一头雾水，参谋不到点子上，我买的也没有信心，权当完成一项不能不办的住务。这次因为有了李屁”，不用动脑子，就大大地尝到了购物的快乐——原来买东西还能给人以这样的满足！

    导游的任务之一，就是引导游客购物。游客花了钱，泰国的旅游业就增收。且看“李屁”是怎样让我们享受购物的快乐，只举个小例子。在我们去国立毒蛇研究中心的路上，他向大家提问：“谁知遣世界上哪种动物的鞭最厉害？”

    这是他讲话的技巧，想说什么先提问，不论大家答不答得上来，一下子都得动脑筋，集中起精神听他的答案。沉默了一会儿，有人说是鹿鞭。“李屁”摇头：“不対；那只是因为鹿鞭相对来说比较容易搞得到，人们退而求其次。世界上最厉害的鞭有两种，一种是虎鞭，是带刺儿的，像狼牙棒一样。再有就是毒蛇的鞭，带叉儿，交配的时候一个叉儿累了另一个叉儿上，一年交酡一次，一交配就是36个小时。毒蛇中心有用蛇鞭研制的壮阳药，其效果可想而知，不然泰国男人三个五个地娶老婆，怎么顶得住！”

    先生们一阵兴奋，心里大概都活动了。女士们嘴上不说，可能也想给自己的先生捎一瓶回去。他继续说：“世界上最毒的蛇是金刚主蛇，它只吃活的眼镜王蛇，以毒养毒，眼镜王蛇咬了它，它没有事，它咬了眼镜王蛇，对方却立刻就死这种金刚王蛇只有泰国有，一会儿你们就可以看到。用蛇毒制成的排毒丸，治痔疮一绝，抹冗次就能根除。我以前当兵打仗，睡湿草地，饱一顿饿一顿，痔疮非常厉害，现在彻底好了，天天带团东跑西颠，没有一点事。”

    好了，我肯定要买这种药。

    “蛇胆是明目的，这大家都知道。我想问你们，来泰国这么多天了，可看见过泰国人有戴眼镜儿的？大家一激灵，当时被他问懵了，似乎还真的没看见过戴眼镜儿的泰国人。我立刻想到女儿的眼睛有鱼近视……”

    述有治腰酸背疼的，诠我想起老伴儿在拖完地板或洗了太多的衣服之后闹过廄疼：

    他介绍完蛇园及副产品之后，口气一转变得严肃了“泰国的国王在老百姓心目中威望很高，他对全国发表讲话，要求制药行业不能作假。这意思很明确，现在作假的东西太多了，他管也管不过来，只拜托国民别做假药，这是人命关天的事。所以大家要买药尽管放心。这是国立蛇园，言无二价，所有的药都是即美元一瓶，大家不要讨价还价，那是不管用的，别自找没趣。”

    这家伙厉害。

    “李屁”把我们领进蛇园，像领进珠宝店或其他购物场所一样，他就不管了，自己找个地方抽烟喝茶聊天儿，你们爱买不买，没有一丝他要从游客的消费中拿回扣的样子。也许泰国没有导游吃回扣的习惯，也许是“李屁”做得太高明了，他相信自己领来的客人最不可能不解囊的。

    我也相信，他就是把旅游团带进棺材铺，也准会有人买个棺材背回去。

    我却要感谢他，让我知道了所谓购物的快乐，并不在于买了便宜货，或是买到了让接受这些东西的家人和朋友大喜过望的东西，快乐来自购物时自的感觉——那种自认为物有所值、买到了宝贝的感觉，有一种买得称心如意的痛快和把钱花光的轻松感！

    ——这就是“李屁”的导游术和导购术。他逗你”吸引你，改征服你，然后才是引导你，让你心服口服地跟着他游，踉着他买，不知不觉地把在泰国的时间全部给了他。他就是泰国，游客对泰国的好奇，想了解泰国的欲望，都转化到他的身上。

    “李屁是旅游业发达的泰国培养出来的尤物。

    泰国不知有多少像“李屁”这样的导游，或许就像人妖一样多。

    等我坐上回国班机的时候，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在国外跟着旅游团行动，最大的好处是没有任何压力，轻松愉快，只要跟着大流走就是了。最大的局限是，在泰国呆了那么几天，几乎没有跟真正的泰国人交谈过，更谈不上结交二个泰国朋友了，除去看到了一些泰国风情，花光了带出去的钱，说的是中国话，见的是中国人，跟没有出国差不多好的导游是一道风景，也是一堵墙，他挡在了你和泰国之间。你看到的是他想让你看到的，你所了解的是他已经知道的。你无法看到和了解他不知道的，或者是他不想让你了解到的东西。

    “李屁”

    果真是个“屁屁”。

    越南人的性格

    一、敏感

    越南人的敏感，体现在能非常精确地理解我们的敏感，决不使自己和对方有丝毫的难堪。

    我们在出发前，自恃有多年对外工作经验的领导同志对我们耳提面命：当越南人提一些敏感问题时该怎样回答。可访越十天，从北到南，从他们的国家部长到一般办事员，从敏感的作家到普通百姓，没有一个人向我们提一些有丁点敏感的问题。

    因为，他们用不着问。

    也许，他们对些事情比我们还清楚。一般我们上午发生的事情，越南下午就知道了。越南作家对中国政治的关心程度常令我自愧不如，就像那位越南作家协会的二号人物范进聿，除去能背诵一些我们国家领导人的讲话以外，还认真向我介绍他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体会，一勺烩地把雷锋甘当螺丝钉的精神也加进来，说毛泽东要求作家都要当螺丝钉——你也不能说他这样理解有什么不妥。有一次饭后闲谈，有人问天津市有多大，我正调动记忆力准备回答，一位越南诗人却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市内人口900万，加上郊区共有1200万人，正好等于两个胡志明市。

    我以前出国，特别是去欧美，常有一种轻松感或者叫做优越感，那就是我对他们的了解远远胜过他们对中国的了解，在任何场合讲话都不犯怵。在越南可就不一样了，我对越南文坛的了解无法跟他们对中国文坛的了解相比，时时让我感到惭愧和不安。在一次次的座谈和闲聊中，越南作家津津乐道于中国文坛这几十年来的一个个浪潮，一场场争辩，直至一桩桩趣闻轶事和谁跟谁打过官司。他们还可以哼唱首首中国民歌，讲中国笑话——

    在一次酒会上我曾为自己对越南文学的无知表示了歉意。饭后，一位越南翻译家就向我解释，他说中国的专家学者对越南文学是非常了解的，还当即举出中的某寒刊物翻译介绍了越南的某某作品……我很快就理解了他的敏感：他可能认为在相互了解的多少上存在着种不平等厂一般规律都是小国了解大国多，大国往往了解小国少；这或许由壬不屑，或许由于傲慢。所以，了解对方多于对方了解自己并不是什么值得夸耀的事。因此他要反复证明，中国了解越南也跟越南了解中国一样多

    我接受了他的赠书并称许他把中国苦代一些优秀文学作品翻译介绍给越南读者，同时也在心里记住了他的敏感。越南人的这种敏感是很普遍的，也是有传统的，一个外国人应该特别注意尊重这种敏感。比如，中国人凡乎遍布世界各地，无论加入了哪一国的国籍，都叫华侨或华人。惟独在越南，只能称“华族”——越南的一个少数民族。而越南人，无论加入了哪国的国籍，他们都通称“越侨有意思吧？”

    我还记得几年前第一次去越南回来写过一篇文章，讲越南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二个个的陵园，那是在越南见到的最触目惊心的一种景观。在公路两侧，除去村庄就是墓地，一片材庄一片墓地，足见这最，个多战祸的民族。仅回忆近百年的历史就能证实这一点：1894年沦为法国的“保护国”，1940年被日军侵占，1945年日本败撤，越南建国。但建国后又进行了9年的抗法战争，到1954年才让法国人承认了越南的独立。旋即美国又扶植傀儡占了南方，1964年北部湾战争：爆发，将越南全面推进战火，打了9年，1973年美国撒出。再打两年，1975年南方傀儡政权培台，全国统。1979年，在跟中国接壤的地方爆发了边界冲突，此后断断续续地将战争又持续了近十年。

    这样一个国家，陵园能少得了吗这样一个民族又怎么可能不敏感？

    频繁的战争毁坏的不仅是人们的生活，还影响了人的性格，也许还不止是一代入的性格。

    二、多情

    在胡志明市有条“情人街”，又叫“恋爱一条街”，举世闻名。

    凡到了胡志明市的外国人，没有不参观这条街的。恋爱能成为一种景观，恐在世界上也不多见。因为它确实代表了越南民族个非常突出的特点：浪漫多情。

    每晚自华灯初上至次日凌晨，一对对情侣从四面八方涌到一条原叫阮惠街的大道上，或站，或坐，或相拥，或相依，或两头相抵，或贴着面颊，软语温存，卿卿我我，间或也有窃笑，也有娇骂。情侣们一対挨一对，一对挤一对，却互不干扰，各自沉浸在自己的小温柔乡里。灯光柔和，星空迷蒙，整条大街弥漫在浓浓的柔情蜜意里。从世界各地慕名涌来的参观者，一见这场景立刻都放轻了脚步，脸上绽开笑纹，心里泛滥着温情，手臂会情不自禁地伸向同行的异性伙伴，仿佛自己也成了恋爱街上的成员……

    在越南期间，我们听到的最多的一个词就是“米粉”——越南的男人把妻子叫做“米饭”——老得快死得慢，牢靠实在，搪饱解饿。把情人则称为“米粉——流光水滑，色彩丰富，好吃却不搪时候。社会土流行的顺口溜是：“早上带着米饭吃米粉，中午陪着米粉吃米饭，晚上先吃米粉后吃米饭。打起架来，站在米饭的立场上坚决保护米粉的利益。”

    刚开始我很不理解这个绕令的含意，后经越南朋友反复讲解，才明白这非常典型地表达了越南多情男人的性格：既要“米粉”，又要“米饭”，并且还要千方百计地让她们能和平共处，而不是变成冤家对头。所以才会带着这个吃那个，帮着那个吃这个，发生了摩擦还要在中间和稀泥，站在这个立场上坚决保护那个的利益，也就是哪二个都不得罪。

    越南哥们儿可真是高，这能做得到吗？

    有位诗人，晚上跟我们告别的时候脸上还光洁无损第二天一早陪我们外出时，太家都发现他的额头多了一道醒目的血痕。他的朋友小声告诉我，诗人昨天晚上站在“米饭的立场上没有保护好“米粉的利益，被“米粉”狠抓了一把。

    我们曾来访过一位多年做妇女工作的领导干部，她说越南妇女最头痛的就是男人们下班不回家，在外面不管卫生不卫生地乱吃！

    吃什么呢？

    这还用问嘛，当然是米粉啦！

    这次我们访问越南的作家代表团里有一位年轻隽丽、风度清雅的女作家，这是近二十多年来第一次有中国女作象访越。每到一地受到的特殊礼遇可想而知，有位男诗人在喝了酒之后竟当众向她求爱：“如果你的先生对你好，我也很高兴，如果他对你不好，我立刻就去！”

    对我们来说最苦的是第次告别。越南一些格外多情的男作家，想借告别之机能拥抱我们这位女作家和亲吻她的面颊，但又不能直奔主题，就假模假式地先向我们这四个男陪同进攻。有位北京的年轻男作家，特别不习惯男入嘴里喷出的烟酒臭气，每次告别之后回到房间，都用肥皂狠搓自己的面颊。待我们到了南方，没有，个北越的作家给我们这几个男士打电话，我们的女作家却每天晚上都能收到越南作家的向候…木知我们回国后越南的电话会不会打到她的家里去？

    上面说的这一切，作为个成年人来说，完全可以接受，可以理解，里面有逢场作戏的成分，不必过于认真：但是，在西贡河边我们看到的一幕，就不是很容易理解的了。

    在临离开胡志明市的前一夫，我们要游西贡河，在河边等船。

    河边公园的热带园林极富异国情调，又非常幽静，我们的女作家坐到草地上想拍照。这时远处一个刚刚学会走路的越南男孩儿挣脱父母的手，摇摇摆摆地走到女作家的身后，伸出两只小手搂住了女作家的脖子，整个脸趴了上去。倘若仅仅是这么一搂一趴，也不足为奇。问题是这个小男孩儿的父母觉得不够礼貌，就高声喊他回去，小男孩儿便抬起脸，用两只小手开始细细地抚摩女作家的脖子，由下而上，然后是下颌、嘴唇、脸颊、直至额头发髻……那双小手竟是那么地老到、熟练、轻柔、细腻。一开始我们都非常欣赏孩子的童稚可爱和大胆不认生；，大家都笑得很开心，数女作家本人笑得最响。渐渐随着男孩子那情种般精到的抚摩，大家全惊住了，女作家自己的笑容也变得僵硬了，大概她感觉到了那抚摩的味道不太像是一个小孩子了。

    我绝对相信那个孩子的心里是不会有一点邪念的。他的这种令成年人大吃一惊的抚摩是出自天性，出于自然，可能是热带人成熟得早，看到一个如此漂亮的中国女人便情不自禁地无师自通。这也更证明越南人“生下来就多情，天生多情。

    三、随意

    我们在国内接待外国作家代表团，没有极端特殊的情况都要严格履行双方事先商定的程序表。可到了越南就不—样了，他们很热情，又很灵活，灵活到随意的程度我却从这种随意中看到了越南人性格中的幽默。

    我们要离开河内的时候，越南文化通讯部部长阮科恬主持了隆重的送行酒会，还把我们驻越南的李家忠大使也请来，大家该敬酒的敬过了，该说的话说完了，该交换礼品也交换过了该拥抱的也抱过了，等我们到了机场，日程又变了。按原计划应该去越南中部的顺化省，可飞顺化的小飞机出了技术故障，从昨天就没有飞，而且机场的答复是再有两天飞机的故障也未必能排除…呀？这叫什么话？莫非要我们在河内无限期地等下去？难道还能再把越南作家协会的领导人物重新惊动出来，重新找话说，两天后再重新告别？这太尴尬了。

    稂据日程安排，我们在顺化一共就洁动两天，等飞机能够起飞了我们也该去胡志明市了”与其被困在河内搞得大家都很尷尬，还不如提前飞去胡志明市。越南作协派出陪同我们的干部就改机票，带着我们于当天晚上飞到了胡志明市。好在于许多天以前就在胡志明市订好了下榻的饭店，还不至于无处投奔。可带领我们的那位越南同行，听信了汽车司机的话，拉着我们去找一个条件最好价格还便宜的饭店，在胡志明市就兜开了圈子……

    问题是这个干部既没把这个变更告诉河内作家协会本部，更没有通知顺化省，害得顺化省的领导和顺化师范大学及作家协会的领导在机场整整等了一天，因为河内机场也没把飞机延误的原因通知顺化机场，他们不知道原因，自然也就不敢离开机场。只能翘首蓝天，希望能突然发现1机的影子。最着急的当然是河内的越南作家协会总部了，好生生的一个中国作家代表团竟突然失踪了……直到第二天才跟我们联系上。

    这只是许多变更中的比较典型的一次，各种随意性的小变更是经常发生，有时上午安排的活动到下午就又变了。当我们适应了这种越南式的风格以后，抱一种欣赏的态度，以不变应万变，就能歪打正着，常有意想不到的惊喜，让我们看到了许多更真实的东西。感动固然能通向美好，而一波三折往往会弓向深刻和丰富。

    一位老华侨知道了我们的诸多奇遇，他笑着提醒我：在越南凡事不要太认真，认真也真不起来，只能气死你。更不能生气，生气只能伤你自己，人家可是不往心里去。我想想还真是那么回事，陪同我们的那个干部把他的四面八方的领导都急得够呛，他却慢条斯理，大口喝酒、大声说笑，仿佛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我忽然又生出疑问：他的那些领导就真的会着急生气吗？

    后来我们到西宁省参观了高台教的大殿，对形成越南人性格的文化传统似乎有所领悟。越南盛行的佛教、道教、基督教和天主教，似乎不能算是越南自己的宗教，惟高台教才是越南独有的。此教信奉三教（佛教、圣教、仙教）五道，主张“万教大同”。在大殿的墻壁和中央，画着一只只眼睛，称做“天眼”。正面墙逐个供奉的神像是：释迦牟尼、孔子、耶稣、姜子牙、关公、李太扫。对面墙上画着高台教的“三圣”图像：孙中山、法国作家雨果和一个越南人叫阮某某（恕我没有记住全名）。

    能用的都拿来，兼容并蓄。把那么多的神仙、圣人、名人聚集到一起，大写意般地体现了越南人的随意性。可面对这么多神仙、圣人、名人，把这么多互不相干的体系凑在一块，你叫越南人怎么个认真法呢？该往哪个“真”上“认”呢？

    在一个星期六的上午我们参观了当年吴廷艳和阮文绍的伪总统府，外表是一座颇为堂皇的大厦，里面更像一个部队的地下指挥部。所谓总统府里，有类似古代皇帝使用的龙椅、龙榻、龙书案，也有高靠背的现代沙发、美国制造的通讯设备，餐厅简直就是一个营的食堂。伪总统府外面的草地上，集结了数千名小学生在进行智力测验，优胜者按中国古代科举的规矩在伪总统府大门前张榜公布，第一名叫状元，第二名是榜眼，第三名是探花……

    你说，这是越南人的随意呢？还是他们的幽默？

    四、人情味

    在越南人的称呼中没有第二人称：“你”。

    日常习惯的称呼是哥、弟、姐、妹。我们到越南后，很快就被越南作家排资论辈地呼哥唤弟了，我们团里那位唯一的女作家就成了许多越南人的“小妹”。

    我请教越南一位老资格的翻译家：越南高层人物之间也像老百姓这样称兄道弟吗？他说都一样。在越南只要一提起胡志明，无论男女老幼。—律称呼“胡伯伯”，或只叫“伯伯”。有一回他给一个高级政府代表团当翻译访问中国，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献完鲜花以后，要分头活动，秘书长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大声宣布：跟五哥去的往这适来，跟八哥走的到那边去。陪同的中国领导人听得满头雾水，其实五哥就是书记，八哥就是总理。

    越南人的人情味儿不仅体现在称呼上，还在说话的腔调上有更淋漓尽致的体现。中国的语音分四声，越南的语音是六声，格外婉转柔媚，因此越南作家格外喜欢朗诵中国的古诗词，而听他们朗诵唐诗，那真是一种特殊的享受。

    越南最早是使用中国文字的，在被法国占领期间一位法国传教士帮着越南人改革成了现在的文字。有些词句在含义或发音上还保留着中国文字的影响，比如中国人说谢谢——越南人叫“感恩”，同志——“秃鸡”，首都——“都兜”，文化——“温嘎”。还有些词句则故意跟中国话闹别扭，如卫生间——越南文叫“间卫生”，外交部——“部外交”，国防部——“部国防”……

    越南的诗人非常多，我们从北到南，凡在作家协会碰到的人极少有不是诗人的，特别是相当多的政府官员，在介绍给我们认识的时候都格外强调其诗人的头衔。我以为，越南之所以盛产诗人有两个原因：一是越南人天生浪漫多情；二是越南语有助于写诗。正由于大家都写诗，就给越南的人际关系又增加了另一种别有情趣的人情味儿——赠诗和背诵对方的诗。

    赠诗——诗人们一般都要经常在口袋里装着几首自已的诗，在一定的场合，兴之所至就可以把诗献给自己喜欢或尊重的人。有位曾陪同过我们的诗人，在旅游景点很会和女孩子们搭话，搭上话以后说到高兴处，就当场写一首诗献给女孩子，常能令女孩子们惊喜异常。他并无非分之想，也不是借诗调情或揩女孩子的油，看上去是一种很自然的交往。

    长此以往难免也有闹笑话的时候，赶上了想被赠诗的人多，而自己偏偏才思阻滞，或出门时带的诗少，就把同一首诗分别献给了相互认识的几个姑娘，她们发现之后就会拿诗人取笑。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背诵别人的诗——越南人喜欢诗，似乎人人都能背诵几首别人的诗，特别是自己顶头上司的诗。无论是轻松的交谈，还是严肃的会见，都不会缺少这样一个节目：下席给我们朗诵在场的越方级别最高的一个人的诗，朗诵者往往是这个级别最高者的下级或副手。可想而知那位上级心里会多舒服！

    经历过那么多的即兴朗诵，我没见有个上级阻拦、责怪朗诵者，或谦虚地解释一番，推让一番。即使把这个看作是给上司拍马屁，这马屁也拍得灵巧得体，拍得有情调。比当着客人说一堆肉麻的吹捧话或一大套空话强多了。

    日本的地震性格

    你看过日本电影《东京大地震》吗？我以为那是至今世界上对地震的恐怖表现得最为惨烈的一部灾难片。但它并非出自虚构，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是世界著名的一震，顷刻间将东京都化为废墟，死亡近30万人。那个时候的东京总共才有多少人呢？

    如果没有看过那部电影现在你随时去东京，还照样能感受得到那次太震的余绪。我于2003年11月中旬在东京停留了五天；五天里竟赶上了两次5级左右的地震，真可谓三天两头的就要晃悠一下。

    一次是刚到东京的第二天下午，我们正在一个本作家的客厅里聊天，房子突然唏哩哗啦地摇荡起5，我身后有个精致的柜子，感到有小东西落到后背上。但对面的主人面带微笑，纹丝不动，只是怕柜子倒了会砸伤我，请我站起来用后背顶住它。摇荡结束后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继续我们的谈话。

    第二次是在隔了两天之后的夜里，睡得好好的猛然被惊醒，门窗乱响，床铺摇晃……我住在新大谷饭店的15楼，是洁净舒适的套房，厅倒是靠里，卧室则贴近窗户，不晃的时候看东京的夜景很不错，碰上闹地震悬在这样的高度就不好玩了。要知道我是经历过唐山大地震的，夜里抱着一双儿女向外跑，赤脚踢上了木头，竟把右脚大拇指的指甲掀掉了……你想想，在异国他乡又这样被晃悠醒了，还能再睡得着吗？开灯看表是凌晨四点，外面很安静，饭店的总服务台也没有通知或压惊之类的电话打来，我只好打开电视机，日本的新闻播报倒很及时，通报了刚才的地震是50：级，霽譚是哪里、震中是哪里我已经记不住了。

    之后我离开东京去关西，在大阪又赶上了一回地震。这些是我感觉出来的，我没有感觉到的还不知道有多少次，据日本的统计资料显示，他们全国每天平均要发生四次地震。不然也不会被称为“地震之国”。

    我在日期间一直想一个问题：这么频繁的震荡，对这个国家以及这个民族的性格不可能没有影响，这是些什么样的影响呢？

    外人说的不算，先看看日本人自己是怎么说的。日本著名思想史和文化论学者、本思想史学会会长源了圆，在《日本文化与日本人性格的形成》一书中说：纵断日本本土的中央山脉，由此派生出的众多支脉和与之交错的无数火山，把日本分割成几个部分，在气象上兼有热带性和寒带性双重特征。突发的台风，频繁的地震，又带有很强的季节性和突发性，这就培养了日本人“合风式昀忍从，在持续反复的忍从中每一瞬间都隐藏着突然爆发的可能。总结曰本人的国民性格，便是静穆的激情，战斗的恬淡。丰富而外露、活泼敏感、于变化中见沉静，且持久。相反也造就了日本人易疲劳、无持久性，崇尚昂杨的感情，又忌讳执勧…这使日本人的性格具有柔软的、适应力强的特征，也削弱了日本人的长期计划力。因而不会产生耗费千百年才，完成的万里长城和大圣堂式的建筑”。

    难怪日本人喜欢榻榻米，凉席一铺，进门都是炕，省却了床和许多箱子、柜子。一是不怕震，二是震坏了不心疼，重建起来也简单方便。即便是京都德川家康的二条城，又称“元离宫”，并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其实就是一座巨大的木房子，里面用木隔断，根据居住者的级别分成大小不等的房间，不论什么房间无一例外都铺着榻榻米。木板墙上有壁画，但房内没有多少摆设，不要说和中国的一些王宫相比、就是和一些大财主的豪宅相比都显得非常俭朴、洁净。

    这倒在其次，是外在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生活在这种环境下的日本的性格，即源了圆所说的“台风式的忍从，在持续反复的忍从中每一瞬间都隐藏着突然爆发的可能”。1945年战败之后，日本“忍”了许多年，尽管“心里对历史问题一直有很多想法，却认为还是不说为好而保持了沉默”。现在则觉得可以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了，又是要改宪法，又是出兵伊拉克……再加上过去经济上的成功，这便染上了“大国病”。鉴于日本人是世界“步行速度最快的”民族，有人就说他们是“慌慌张张地建成大国”。那他们为什么要当大国？为什么非要争世界第一？莫不是又要“爆发”点什么？

    还有，日本对其在二战中的恶行，几乎从没做过真正的忏悔。有时不得不说上几句，过后又推翻，半个多世纪来就这么反三复四，惹得深受其害的东南亚诸国十分恼火。我也一直想不明白，日本为什么会这样呢？读了源了圆的书才知道，“地震性格”也表现在曰本人缺乏罪恶意识上：“战争中，盛行的拨释人们大概仍记忆犹新吧。这种将罪与恶随波流去的生活态度至今仍未消失。在这里看不到祈神释罪的深深忏悔……”（见此书北京出版社1992年版的第57页）。

    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在接受新加坡记者采访时说：“日本硬得像一根铅笔芯，但这根铅笔芯太狭窄。与中国相比，日本给人一种难以理解和没有明确方向的印象。”是啊，地震的晃悠不是人工的定向爆破，会砸向哪里谁能说得准呀？经常生活在晃悠中的人，想要脾气不乖戾、不反复无常，恐怕也是相当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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