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丑小鸭的十周岁生日本不会那么热闹的，这其间当然渗透一些不便言传的背景和父母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宁拆千座桥不拆一桩婚的良苦用心。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只是一个借口，一个契机，一个任父母调遣的小棋子儿，当然这是我后来才弄清楚的。搞清楚后，我当年浅薄的快乐就成了一枚吊在枯燥无味的岁月枝头再也无法怒放的花蕾。
那个年代没有生日蛋糕，也没有庆贺生日这一说。我们过生日唯一的奢侈就是多吃两个煮鸡蛋。每年过生日那天清晨，我将一双小手向枕头边移去，两只热乎乎的鸡蛋总是静卧在那儿热情地等待着我。我一手捏一个，慢慢在手中转动着，预支着即将来临的幸福。过生日的我尽可以当着弟妹的面在他们羡慕的目光中尽情地享用我的特殊待遇。每次我在被窝里抚摸我的生日礼物，都会及时回忆起母亲说过的生我不易的话。想想母亲用巨大的痛苦换来没心没肺的我，心中对自己开始愤愤然，暗暗下决心要改掉自己许多不讨喜的毛病要一心一意听大人话做大人喜欢的事不再倔头倔脑地顶嘴。可每每碰到具体情况我又唇枪舌箭只顾痛快不计后果地与大人针锋相对，害得父母对我悲观失望说我不可教也，听到父亲的叹息声，我又后悔万分只好发奋学习考个好成绩让他们重展笑靥。
拿到鸡蛋我立马算计起来，今年的两个鸡蛋不能马上就吃，更不能像去年一样狼吞虎咽还没吃出味来就剩下一堆蛋壳。我决定先和妹妹分吃一个，让弟弟在一边看着，让他因前几天剪断了我的橡皮筋而悔青肠子。还有一只第二天再吃，蛋白蛋黄分开吃可能更有滋味些。
我的方案只构思出一半就被母亲今年不煮鸡蛋的话所粉碎。情急之下，我将母亲平时教育的人穷不能志短宁死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教诲早扔在脑后，毫无骨气地磨蹭到母亲面前吞吞吐吐地说：“今年的鸡蛋我吃了保证不惹你们生气……”话还没说完，母亲一把搂住我亲着我的脸蛋用手指着父亲说：“爸爸决定今年给你做生日。”父亲则蹲下身来说：“妞妞，我的好女儿，咱们今年给你好好庆贺一下。”可我对这个“做”字不甚了解，生日为什么要做？怎么做法？比两个鸡蛋还多么？
看我愣愣的样子，母亲叹口气对父亲说：“真想把那只英纳格手表卖了，让孩子们开开心心吃顿肉。”未等母亲说完，我得意忘形抢过来说：“还有带鱼。”父亲大声说：“对，还有带鱼！”那煎得黄黄的味道鲜美无比的带鱼顽强地占据在我心里令我不由自主地向往。
为了给我过生日，父亲真地卖了手表。这种意外地疼爱使我既高兴又别扭，好比路上捡了个钱包一面窃喜一面又为不知怎样使用那笔钱而惶然。
我曾经十分地羡慕过我班唯一的是独养女的小姑娘，穿得好吃得好就连辫梢上的蝴蝶结都比我的鲜艳，也曾在心里责怪父母，生我一个就行了呗，干嘛还要再生下面那两个呢？
我盲目地受宠若惊，全然不知父母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紧锣密鼓为藐救一宗婚姻费尽心机。在父亲的战友中，高叔叔像掉进棒子面中的一小撮格格不入的细粮也可以说是夹在标语口号中的一句诗。他白净的脸上架一副眼镜，说着不卷舌的南方普通话。父亲说他当初趁着月色告别了上海一所大学美丽的校园奔向根据地实现了他光明的梦想。
高叔叔多才多艺被父亲誉为“秀才”。为了革命队伍里“秀才”真正成家立业，父亲亲自促成了文工团于阿姨和高叔叔的婚姻。
我记事那年，高叔叔就是我们那个城市日报的主编。他敏捷的才思过人的聪慧停泊在各个栏目的窗口，使他在我们那个城市名声大噪一枝独秀。大鸣大放那年他因一篇檄文差点被打成右派，领导暗示他收敛一些，哪知他孤芳自赏的神经敏感得如同含羞草的叶子一样经不起任何触摸。他先是情绪激昂反感到极点继而又灰心萎顿看破红尘喝得东倒西歪来到我家忧国忧民。父亲和他关在书房整整一夜，第二天我们被母亲撵鸭子似地赶去幼儿园时他们才打开房门，只见高叔叔脸上已是烟消云散雨过天晴。
高叔叔说我孺子可教，自我二年级时就给我买书看。使得我从小对方块字的迷恋胜过皮鞋和连衣裙，白白浪费我多年青春花季。
我小小的盛满幻想的脑壳里，高叔叔就是徐志摩就是戴望舒或者贺敬之、郭小川。只要高叔叔一来我就兴奋得没命，聆听他谈古论今指点江山吟诵诗文旁若无人滔滔不绝，他优美的话语像忘了关的自来水笼头一样流淌不止。
我成了追星一族。
我开始用一些格言警句武装自己的头脑并适时搬上作文薄或出现在与人交谈之中，老师同学开始对我刮目相看。高叔叔常常将我像献宝一样拉到父亲面前说：“老教导员你看妞妞小小年纪思想竟能如此敏锐说出话来简直入木三分，不得了不得了。”父亲总是用他那深邃的目光看着我不无忧虑地对我说：妞妞，去跳橡皮筋去打球吧，别看书了好么？”继而又对高叔叔半真半假地说，一人自寻烦恼还不够呀，又想将我女儿引入歧途。高叔叔只笑不吭声。
于阿姨是高叔叔的妻子可更像他的姐姐。她瘦弱而刚强严肃而和霭。她患有类风湿关节炎饱受折磨，年龄不大已有白发，脊椎变形使她不能久站或久坐只能上半天班，可她还是坚持一次不拉地参加机关政治学习，她不仅知道马克思恩格斯还知道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用父亲的话来讲就是：“小于这个同志真不简单哩！”于阿姨没有生过小孩，我漂亮的毛衣大多出自她手，后来因手指僵硬无法握针才不再织，可她并没有因此放弃对我的关心。她文工团员的功底使她的普通话说得非常悦耳动听，她用好听的声音给我讲故事，从卓娅到赵一曼，从向警予到宁死不屈的妇救会主任，她的故事都和战争有关，都能让我感受到一种残酷的美丽。我曾多少次鼓足勇气想请求她用那百灵鸟般的嗓音给我讲水晶鞋和姆指姑娘讲王子和牧羊女，可最终没敢开口。
那是一个夏日的夜晚，我躺在于阿姨的竹榻上，驱蚊的艾条缓缓地吐出一种使蚊子难受也使我难受的味道。于阿姨用一把芭蕉扇给我轻轻地扇着。突然一颗流星从天空划过一道美丽的圆弧后迅速陨落。轻而易举就拨动了高叔叔极其复杂的心灵，只听他叹息一声：“又一个生命殒灭了。”
“你看你，又消沉了吧。”于阿姨走过去对着双手抱膝坐在夹竹桃下的高叔叔发出善意的批评。
高叔叔不再说话走进屋去点燃了一根烟，重新走出门时对于阿姨说：“我去社里看一份材料。”
“什么材料？”于阿姨发问，话语中透露着不容置疑的理所当然。
“一份反映农民现状的调查报告。”高叔叔回答得恭敬又不无勉强。
“这种材料你可千万别乱发。”于阿姨提醒中含有某种警告成份。
“我是主编，什么该发什么不该发我想我会知道的。”高叔叔开始反唇相讥。
于阿姨不再作声，等高叔叔走出门才嘀咕一声：“唉，真没有政治头脑。”
人的头脑分几部分？哪部分是管政治的？对此我一无所知。但我知道于阿姨是很有政治头脑的，因为她给我讲的那些英雄人物故事，新华书店出售时划在政治教育那一栏。
我十岁以前真正接触过两对夫妇，一是父母二是高叔叔和于阿姨。可我还是发现了这两对的不一样。我母亲是相夫教子的典范，她注重一个教字，将她的三个儿女视作自己衣服上的三个扣子，每天必需从规定的扣眼里进出使他们不可嚣张半分，丈夫则是她送给儿女们的最为珍贵的礼物磕碰不得还得维护好。有一次父亲失手打碎了外婆留下的一只瓷瓶，我在旁边吓得直吐舌头，可母亲只说了句“你呀”就没了下文。而我们吃饭咂巴声大了或是掉米粒了她都会抓住不放一事一议不低头认错她决不收兵。
于阿姨和母亲截然相反，她像一只永不停电的电筒对高叔叔顽强地绽放着理智的光芒。她的柔弱其实非常坚硬，她可以用一种轻描淡写的方式和平静稳重的语气轻轻剪掉高叔叔时而出现的某些不合时宜的触角使他不敢言更不敢怒忍痛就范。
忍痛的高叔叔把家当成了饭店和旅馆。跳跃在字里行间的快乐是他全部的幸福。他清瘦的面容上徘徊着那个时代罕见的孤独。
这一切父亲看在眼里担忧在心里。
终于有一天于阿姨来到我家向父母哭诉了大半夜，隐隐约约我第一次听到了“外遇”这个词，也第一次知道了悲剧总是发生在最亲近的人之间。
被于阿姨称之为狐狸精的那个女人我认识，每次发烧去医院我总希望给我打针的是她。我了解到高叔叔不厌其烦背我去打针的缘由后不禁佩服高叔叔的眼力，那个女人甜甜的微笑如同长年停留于脸庞的五彩云霞，眼睛弯弯的皮肤白白的嗓音脆脆的个子高高的，总爱穿连衣裙，高叔叔说那叫“布拉吉”。
从妈妈嘴里我知道“布拉吉”阿姨还没有结婚，是因为家庭出身是地主，才“高不成低不就”的。
于阿姨的眼泪好比汽油，她的委屈好比火星。父亲怒火中烧，决定立即找高叔叔谈话。由于双方情绪不稳无法控制音量，忘了隔墙有耳使我能听全那次谈话并至今记忆犹新。
“你说你这算什么事嘛！”父亲开始发难，见高叔叔不吭气父亲继续教育：“你也不想想自己是个什么身份，早知这样你当初还不如不投身革命省得现在前功尽弃呢。”
“可是我……”高叔叔好像有了哭腔。眼看着我的偶像倍受折磨，我恨不得踹开父亲书房的门，可我没有勇气当众说出自己喜欢“狐狸精”，尽管我认为“布拉吉”不是狐狸精。
“那你说怎么办吧？”父亲把矛头直指高叔叔。
“我不知道。”高叔叔矛盾极了。
“你不知道我告诉你，断！只有断才是你明智的选择。”父亲将“布拉吉”阿姨视作一段烂绳一根巧木。
听父亲如此直言，高叔叔突然醒悟似地大声表明：“我爱她，真爱她！我要求离婚！”说完又补充一句：“哪怕背处分隐居山林我也要娶她！”
这下父亲是真火了，怒喝道：“你给我住嘴！你竟敢抛弃小于，古人还知道糟糠之妻不下堂呢，你算个什么共产党员，我看你简直是个、是个败类！”
高叔叔呜咽着嚎叫起来：“她整个儿一个革命领导，轻伤不下火线的领导哇，你睁开眼睛看看，我活得还像个男人么？我受够了！”高叔叔竟斗胆跟父亲吼叫，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而且吼完后是一片可怕的寂静。我有点儿害怕了。可是只一会儿就听见父亲平静恳切地说：“小高哇，听我一句话，忍着点儿。你们是不一样，你是个文人，又受过高等教育，小于呢，只是个逃出来的童养媳，没有什么生活情趣，又没个孩子。我也知道这么多年来你是委屈了，可你得看到她的优点啊，她正派稳重朴素，政治上也很成熟，你们可以互补嘛。再说你也受党教育这么多年了，夫妻之间除了感情还有个责任哪。”这番话语重心长掏心掏肺叫人无法不服。
那段时间高叔叔像生了场大病，头发留老长，面色苍白极少说话拼命喝酒写字。高叔叔喝多了就会来找我，牵着我的手在医院的围墙外面转。好不容易从下班的人群中看到“布拉吉”像一朵洁白的栀子花飘然而来，只是脸上没有了笑容，弯弯的眼睛盛满了忧伤，苗条可人的身材更加瘦弱疲惫，高叔叔紧咬嘴唇可多情的泪水还是不争气地往下流。
最后一次去医院是高叔叔最痛心的日子，我们等下班的人走完了以后还没有见到“布拉吉”，高叔叔只好冒着风险去打听，才知道她已被调到一个乡村医院去了，走时什么话都没有留下。
想不到一只小小的英纳格手表真换来了我十周岁生日，那么多的高兴那么多的激动还有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美食。我像一只花蝶在席间穿来穿去。
略有遗憾的是来了许多的叔叔阿姨，可他们的主要精力并不在我身上只是一味起哄要高叔叔和于阿姨喝交杯酒，好像是他们的结婚喜宴，我只是一个跟家长去蹭饭吃的小孩儿似的。为了突出自己也为了提醒大家我才是今天的主角，我大声地嚷叫又唱又跳地闹腾，可父母一点没有责怪我的意思并用鼓励的目光暗示我做得对。我越发人来疯，最后甚至站到凳子上双手分别抓住于阿姨和高叔叔端酒杯的手促成了交杯酒这一仪式的顺利完成，一片掌声中高叔叔的脸像一块再也挤出不水份的破抹布。
那天父母特别是父亲有了一种大功告成后的轻松，只有高叔叔喝得酩酊大醉反复说着“曾经苍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可是无人搭理他，我从大人们的目光中读出了自作自受咎由自取的意思。
我端来一杯水悄悄送到高叔叔嘴边，他喝完一把抓住我的手放到他心口说：“妞妞，叔叔这儿难受，懂么？”我使劲儿点点头哭了，我多愁善感的天性使我无法忘记那朵栀子花一样的“布拉吉”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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