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尹是贤是奸？
伊尹是中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人物，名伊，官名尹，一说名为挚，后官名为阿衡。据《尚书》、《墨子·尚贤下》、《楚辞·天问》、《孟子》、《吕氏春秋·本味》和《史记》等古籍记载，他是夏朝末年有莘氏（今山东省曹县）的家奴，富有谋略，作为陪嫁之臣，随同有莘氏女去到商汤处。汤先任其为司厨小臣，后其运用才智为汤所赏识重用，委以国政，替汤出谋划策，最后经鸣条（今山西省安邑县）一战，攻灭夏桀，奠立了商朝的基业。
汤去世后，伊尹先后扶立并尽心辅助汤的儿子外丙、仲壬二王。仲壬死后，他又扶立汤的孙子太甲为王，并以汤的功绩和夏桀昏暴亡国的事实教导太甲务必勤于政事，治理好国家。但是，太甲即位后却一味沉湎于歌舞酒色，不理政事，还带头破坏汤立下的法规。伊尹屡次苦口婆心地劝谏，太甲均无动于衷。眼看太甲愈演愈烈，将成为夏桀第二，伊尹就在汤于桐（今河南省偃师县西南）的陵墓旁建造宫舍，毅然将太甲送往该处居住，让他反省，伊尹自摄国政。这件事，史称“伊尹放太甲”。太甲思前顾后，终于悔悟。三年后，伊尹亲自携带君王的冠冕服饰，去桐宫迎他回都城，归还国政，自己仍作相，悉心辅佐。自此，太甲勤政爱民，谦虚谨慎，成为一位贤明的君主，“民大悦”，伊尹也十分高兴，作了《太甲训》等三篇文章夸奖他。
《帝王世纪》说，伊尹一生辅弼了商朝五代帝王，直到太甲的儿子沃丁在位时才寿终止寝，终年100余岁，去世时天降大雾三日。沃丁为了报答他始终尽忠、扶持商王室的丰功大德，特以天子之礼将他葬于毫。据《史记·正义·括地志》说，毫即偃师县西北（今河南省偃师县西北）。
依据上述记载，因伊尹助汤灭夏建商，又改造了太甲，既不愚弄荒唐的君王，也不乘机图篡王位，赤诚为国，所以，后人将他尊崇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贤相，将他与其后的吕尚（姜太公）、周公、管仲并列一起。但是伊尹究竟是贤相还是乱臣贼子。这一问题，历代的文士们争辩不休。
一派意见认为，《竹书纪年》叙述夏、商等朝史事，经考证，颇为可信，史料价值甚高，“太甲杀伊尹”之说当是可信的。伊尹改造太甲、归还国政之说只是儒家崇古的说法而已，伊尹是篡位后被杀的逆臣。
另一派学者则引经据典，极力反驳，其中有代表性的是清朝乾隆年间的史学家崔述，他在《商考信录·辨太甲杀伊尹之说》中辩解道：《孟子》中有“太甲悔过，自怨自艾，于桐处仁迁义，三年，以听伊尹之训己也，复归于毫。”“太甲贤，又反之，民大悦。”这说明太甲是经伊尹训导后悔过才返都的。《左传》中有“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无怨声”，指的是太甲复位后仍用伊尹为相，对伊尹毫无怨言，说明他并未杀伊尹；沃丁礼葬伊尹后，奉为人臣的楷模，称道不衰。
哪知伊尹去世1000多年后西晋武帝司马炎太康年间，在汲郡的战国墓中发现了一部古籍《竹书纪年》，其中有这样的记载：“仲壬崩，伊尹放太甲于桐，乃自立。伊尹即位，七年，太甲潜出自桐，杀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奋，命复其父之田宅而三分之。”这一下掀起了轩然大波，历来被推崇备至的伊尹原来并非圣贤，而是逐君篡位的巨奸逆贼。《尚书》中留有《沃丁》篇，赞颂伊尹的功德，说明伊尹系善终；《竹书纪年》中所载太甲杀伊尹后，又任其子伊陟、伊奋为相，杀其父又立其子为相，实属不可信。崔述认为，战国之时弑君杀主之事屡见不鲜，世风败坏，人都见利忘义，《竹书纪年》受此风气影响，才将伊尹放太甲之举演变成伊尹夺位被杀之说，他甚至怀疑《竹书纪年》的作者是否将伊尹放太甲这段史料抄错了。他坚持认为伊尹是“心广大若天地，光明若日月”的“圣人”。
自西晋出土《竹书纪年》至今1700年来，两种观点各执己见，然而又拿不出有力的旁证，谁也难以说服对方。看来，伊尹究竟是还政太甲后善终，还是废主篡位后被杀，究竟是圣贤还是巨奸，只有等待史学家深入发掘史料，进一步考证论定了。
苏拉为什么突然引退？
苏拉出身于古代罗马一个破落的贵族家庭，自小喜爱文学艺术，善交际，爱风流，终日混迹于优伶、小丑和娼妓之中，对人生、对社会很有一番阅历。他既羡慕祖先的官运亨通，家道繁荣，又不满意自己无所作为的地位。这种矛盾的心理，使他渐渐养成了放荡不羁、玩世不恭的恶习，也形成了他的个人野心。
而立之年，苏拉还是无所作为，生活依旧。但这时，连续几个偶然的机遇，为苏拉实现个人野心开辟了道路。首先是一个富有的名妓早年夭折，临终时将其财产悉数遗赠给他，继而他又继承了继母的遗产。两笔巨额遗产，使苏拉的经济状况大为改观，人们开始对他刮目相待，他也由此跻身于社会上层。适时，阿非利加发生朱古达战争，苏拉随统帅马略出征。战争中，又一个机缘，苏拉俘获朱古达，结束了罗马人深感头疼的朱古达战争。这一切，使苏拉在罗马身价倍增。从此，他大显身手，无所顾忌，用联姻的方式拉帮结派，用贿买平民的手段竞选行政长官。在荣誉和权力上，他一路凯歌，青云直上，终于与当时权势最大的马略力量相当，分庭抗礼。
苏拉50岁的那一年，东方的本都国王反叛。元老院决定出兵，但在派遣军队统帅问题上，苏拉与马略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凭元老院的支持，苏拉当选为执政官，取得军队的统帅权。但他一离开罗马，马略便夺得了政权。苏拉闻讯，半途回师，进攻罗马城。马略虽战败，但当苏拉重去东方时，他又在罗马推翻了苏拉的势力。苏拉急于赶回罗马，慌忙在东方结束战争，率领4万大军赶忙回师罗马，与马略派开始了一年半的血战。整个罗马城血流成河，10万多人死于非命。最终苏拉夺回罗马，马略兵败外逃。
为了维护在罗马的统治，苏拉实行恐怖政策，颁布“公敌宣告”，对马略党人大肆捕杀。整个罗马人人自危，朝不保夕。他为了终生掌握国家权力而强奸民意，取得终身独裁官职位，集军政财权于一身。以前，独裁官一职是国家处于危难之时才选举产生，任期不得超过半年。而现在苏拉变独裁官为终身制，表明他要永坐江山，直至归土黄泉。而且，苏拉为了确保自己终身的独裁统治，进行了种种的所谓“宪政改革”。他取消了民众大会的否决权，削减了保民官的权限，以自己的亲信300名补充元老院，使元老院由原来的300人增加到600人。
然而，令人不可理解的是，苏拉在获得独裁统治的第三年，突然宣布辞职，以一个普通公民的身份，隐居到他的一介海滨别墅。他曾为争夺最高权力含辛茹苦、赴汤蹈火，不惜以道德的堕落、国家的灾难和人民的生命为代价。而当他的愿望得以实现，权势如日中天之际，却又自动把它放弃。他年富力强，精力充沛，而且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一大批死党爪牙，他完全有力量、有信心控制整个罗马。然而他却自愿放弃了这种最高权力。至于引退的原因，苏拉本人没有说过。据说，在他放弃权力时，曾在广场上发表过一次演说，在演说中，他提出，如果有人质问他的话，他愿意说明辞职的原因。当然，在那种情况下，是没有谁敢冒着生命危险去质问他的。辞职以后，一个青年曾当面辱骂他，奇怪的是，这个“一半是狮子，一半是狐狸”的苏拉竟然忍受了这个青年的辱骂，但他说过这么一句话：“这个青年将使以后任何一个掌握这个权力的人不会放弃它了。”
由于苏拉本人没有说明引退的原因，这个问题便成了历史之谜，古往今来，众说迥然。或说他在三年独裁统治后还政于民是明智之举；或说是他改革无望而急流勇退：或说是他在满足权力欲望后厌倦战争、厌倦权力、厌倦罗马而向往田园生活；或说是他患了严重的皮肤病，无法亲理朝政而无可奈何地放弃了政权。不管怎么说，苏拉的引退是令人惊异、令人难以理解的。
奥古斯都侄孙连遭杀害之谜？
公元前27年1月16日，罗马元老院正式赠给屋大维“奥古斯都”的称号。奥古斯都把国家一切大权都集中于一身，建立了元首政制。这种元首制披着共和国外衣，实际上是一种隐蔽的君主制。屋大维成为罗马第一个皇帝，从此，罗马进入奴隶制帝国时代。
在当时形势下，屋大维可以有三种选择：
（1）他可以独断独行地统治，但他不希望遭到恺撒的下场。
（2）他可以隐居，但作为政治家，他根本不能放弃权力。
（3）他可以发明和设计一种新的统治制度，即保持基本权力在自己手中，而不去触动共和国统治的外表。
通过一系列努力，屋大维断定自己的地位已经相当稳固，便决心采取进一步行动。公元前27年1月13日，35岁的屋大维在元老院发表了洋洋洒洒的长篇演说，出人意料地宣称要放弃一切权力，把共和国交还给元老院和罗马人民，自己作为一个普通公民退隐林下。屋大维投石问路，果然激起了巨大反响，元老们惴惴然如履薄冰，弄不清屋大维此举究竟是何用意，他们纷纷恳求屋大维收回成命，以免国家和人民重遭劫难。经过一番紧张的磋商和劝说，屋大维终于答应为了全体罗马人民的利益继续执政。1月16日，元老院接受穆那齐乌斯·普兰科斯的提议，授以屋大维以“奥古斯都”（至尊至圣之意）称号，同时还决定在元老会堂中设置一面金盾，镌文称颂屋大维的“英勇无畏、宽厚仁慈和公正笃敬”。
奥古斯都在公元前18年，对元老院实行了第二次改组，把元老人数从公元前28年的800人消减为600人，元老院成员名单由元首亲自确定。屋大维名字列在元老名单之首，为首席元老。在改组会议上，奥古斯都身穿铠甲，暗藏利剑，元老们在他面前鱼贯而入，事先受到严格搜查。不言而喻，这次改组表面上是为了清除“不够格”的人，实际上是为了进一步清洗那些反对奥古斯都的可疑分子。
奥古斯都在他晚年所写的《自传》中一再强调，他是“凭借自己的影响，凭借自己的威望超越众人”的。然而他却讳言了他的无限权力的真正来源是军队。屋大维虽然拒绝了独裁官的称号，放弃过执政官的职务，但他从来没有放弃过指挥千军万马的军事大权。早在阿克提乌姆战役后（公元前29年），屋大维获大元帅的称号。在共和国时代，这个称号纯属是荣誉性的，由军队授予得胜的统帅。但只能保持到举行凯旋式之时。现在，屋大维却把它永久地纳入了自己的正式名号之内，以表示他对于军队的特殊领导关系。公元前27年，元老院授予他当时绝大部分军队的“行省军务督察权”为期10年，后来这个期限又得到延长。奥古斯都使军队的指挥机构完全听命于元首个人。所有的军队必须意识到，只有奥古斯都才能统帅军队，只有他才能决定每个人的升迁黜徙。所有在职的军官都是他的下属，他把最重要的高级军职或者留给他的亲属，或者让那些领有执政官和行政官头衔的人去担任，因为他们大都是文官，在军队中没有深厚的基础，不会构成潜在的威胁。公元前19年以后，元首家族以外的人无论战功如何卓著都不再授予凯旋式。在凯旋式中不再欢呼取得战争胜利的实际指挥者的名字，而欢呼奥古斯都的名字。
屋大维晚年时，最使他头疼的问题就是如何安排继承人，这是奥古斯都始终关心的一个大问题。按照奥古斯都的意志，想保证和平继承，但他没有男性子嗣，只有一个女儿优莉娅。他长期为物色继承人而殚精竭智。他想通过指派自己家族中的一个成员，如果需要时收某人为养子，并让他同自己家族成员结婚，以后选他为继承人授予他适当权力（担任保民官或代执政官），但他的大位继承计划竟一再受挫。开头他的侄子玛尔凯鲁斯将继承他，让玛尔凯鲁斯与优莉娅结婚。但玛尔凯鲁斯结婚不到3年就死了（公元前23年）。第二个女婿是阿格里帕，他死于公元前12年，留下两个儿子——盖乌斯·恺撒（8岁）和卢基乌斯·恺撒（6岁），被奥古斯都收为养子。为了把两个外孙培养为元首接班人，奥古斯都煞费苦心。公元前5年，15岁的盖乌斯·恺撒被任命为执政官。公元前2年，满15岁的卢基乌斯·恺撒也得到与哥哥同样的荣誉。正当一切循着奥古斯都的安排顺利进行时，重大的变故突然接踵而来。公元2年，卢基乌斯死于马西里亚。2年后，盖乌斯也在吕基亚不明不白地死去。屋大维不得不按自己妻子李维娅的要求把提比略·克劳狄乌斯（她与前夫所生之子）收为养子，确定为自己的接班人。
公元14年9月14日，75岁高龄的奥古斯都在巡视意大利途中，病逝于坎佩尼亚的诺拉城。
关于奥古斯都的侄孙连遭杀害的原因，一直是历史之谜，有种种不同的猜测：
第一种意见，认为是拥护旧共和制的反对党人所杀。
他们认为，屋大维破坏了共和时代民主选举最高行政长官的制度，公开搞王位继承制，这是倒行逆施的行为。尤其是屋大维晚年对社会舆论大肆压制，特别对罗马著名的天才作家更是加紧迫害。
当时的共和党人包括马略党羽、庞培的部下、克拉苏的，甚至是苏拉和安敦尼的党羽，他们幻想复辟旧的共和制度。共和国的倾覆以及在其废墟上建立起来稍加伪装的帝国元首政治，使共和党死硬派深恶痛绝。元老院成为对立情绪的核心，因为许多元老因权力在新政权下被剥夺而感到气愤。
当时，在上流社会中流行着荒淫无耻的生活，例如奥古斯都女儿及外孙女朱理娅都以放荡行为恶名远扬，这为嘲弄皇帝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共和党反对派在宫廷丑闻中找到了资料。因此，政府查禁罗马一切写作活动，严格规定什么东西不可以发表。这种限制和压制政策一直延续到公元26年。
奥古斯都曾利用麦凯纳斯集团大肆网罗一批御用文人，慷慨地为他们提供各种物资帮助，让他们为奥古斯都尽情讴歌，用文艺形式颂扬他的文功武治。但是对于著名的诗人奥维德，因违背了屋大维“重整道德”恢复古老风尚的政策，在他50岁那年被放逐到黑海之滨。
总之，上述理由均认为奥古斯都的侄孙是共和党反对派所杀害。但是，还有另一种说法。
第二种意见，认为奥古斯都的侄孙之死是宫廷内部争夺权力，相互倾轧的结果。有人怀疑是提比略和他的母亲李维娅所为。
提比略是李维娅与前夫所生。屋大维与提比略关系一直不和，李维娅多次劝奥古斯都立提比略为接班人，但都为屋大维拒绝。直到奥古斯都的两个外孙不明不白地死去以后，屋大维不得不按自己的妻子李维娅的要求，把她与前夫所生的儿子提比略·克劳狄收为养子，确定为自己的继承人。多年来提比略一直拥兵在外，并且与奥古斯都的关系很不融洽，加上他在行省的军队中有很大影响，因此有人怀疑是提比略所为，也不是没有根据的。我们从提比略后来的行为中可以看到一些蛛丝马迹。公元19年，提比略的侄儿盖尔玛尼库斯在东方神秘地死去。据说为叙利亚使节所杀，但他的侄妻阿格里披娜怀疑是提比略所为。提比略听信禁卫军长官的谗言，流放侄妻阿格里披娜及其两子。不久，提比略的继承人德鲁苏在公元23年被禁卫军长官塞哲那斯杀害，塞哲那斯篡位阴谋败露，元老院宣布将他处死。提比略为了镇压塞哲那斯的军事政变，严厉地实施“叛逆法”。法律规定：“从事阴谋、诽谤、造谣、中伤反对皇帝或者与皇帝家族一成员通奸，均处极刑。”从提比略开始，不设检察官，专门依靠私人告密者。由于提比略的鼓励，这些告密者使许多人丧生，受害者大多数是无罪的，在罗马人人自危。
在罗马宫廷中为了夺取最高权力，互相开杀戒的也屡见不鲜。例如皇帝克劳狄统治时期最坏的事件是他的妻子麦萨林娜的放荡不羁。她为克劳狄生了两个孩子：不列塔尼乌斯和屋大维娅。但是当麦萨林娜卷入推翻政权的阴谋时，克劳狄将她处死。后来他同他的甥女阿格里披娜结婚，她同前夫生了一个儿子叫多尼提乌斯，克劳狄收养了这个孩子，改名为尼禄，并且允许他在15岁时与继父同前妻所生的女儿屋大维娅结婚。公元54年，为了保证她的儿子就职登极，阿格里披娜毒死丈夫克劳狄。尼禄登极后命令他的野心勃勃的母亲自杀，没多久又迫使他的妻子死亡，与其情妇萨比娜结婚。尼禄许多行为表现罗马道德和情趣上的堕落，用塔西佗的话说：“罗马已经成为这样地方，来自世界各地的所有丑陋和淫猥东西，在这里都找到了中心并且得到流行。”
关于奥古斯都的侄孙连遭杀害的原因，还须进一步研究探讨。
尼禄是纵火者吗？
尼禄是古罗马帝国时代克劳狄王朝的最后一个皇帝。他在公元54年还未满17岁时就被推上帝王之座。而在以后的岁月里，其因残酷的统治、骄奢淫逸的生活等劣行而成为罗马历史上一个有名的暴君。
罗马大火发生在尼禄在位期间。那是公元64年7月18日，在罗马城内圆形竞技场附近，大火突然发生，并酿成一场可怕的大火灾。由于当时正刮着大风，于是火借风势迅速蔓延。肆虐的大火持续了整整9天，故被后人称为罗马历史上空前的大灾难。这场突如其来的大火吞噬了城内成千上万的生命财产，许多宏伟壮丽的宫殿、神庙及公共建筑物被烧成灰烬，而罗马人在无数次战争中掠夺来的奇珍异宝以及典章文集等有价值的文献资料也毁于此劫。这场大火使全城14个区仅保存下来4个。有3个区被化为焦土，片瓦无存，其余各区也只剩下断瓦残垣、一片废墟。谁是这场大火的纵火者呢？古今的学者们对此问题颇有争议。
据当时流行的传闻，尼禄这个素有恶名的皇帝成为众矢之的，人们认为大火是尼禄下令放的。人们从他母后的行为，他登基后的所作所为及其火灾时的表现中寻找可证实这一点的依据。尼禄幼年丧父，由其母亲阿格丽品娜抚养成人。阿格丽品娜是个阴险毒辣、酷好权势的女人。出于虚荣和野心，她毒死了第二个丈夫而嫁给她的舅父即年事已高的皇帝克劳狄，从而成为皇后，此后不久又依仗其亲信近卫军长官布鲁斯的支持，迫使克劳狄废其亲生子布列塔尼，而立尼禄为帝位继承人。由于这一缘故，再加之年纪尚小，初登帝位的尼禄慑于其母后阿格丽品娜的权势。而稍长则对其母渐生怨恨，而且母子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
公元55年被废太子布列塔尼突然死亡，人们认为很可能是被尼禄指使毒死的。公元58年，尼禄结识了罗马一贵夫人波培娅·萨宾娜，这是个轻狂、毒辣的女人，塔西佗说她“美丽、聪明、财富，样样俱全，可就是缺少一颗真正的心”。由于这个女人的出现，尼禄提出与其妻奥克塔维亚（克劳狄之女）离婚。公元59年尼禄派人害死了其母阿格丽品娜。在此之后，尼禄的朝政日趋腐败，他在位初年的两大辅佐大臣近卫军长官布鲁斯和老师塞涅卡非死即离，其他一些有经验的官员不断受排挤，并渐为一批奸佞之臣所代。这些人投尼禄之所好，使之整日不务政事、纵情享乐、挥金如土，从而致使罗马国库积存耗损殆尽，财政枯竭。为扭转危局，尼禄增加赋税、巧立名目，肆意没收、掠夺富人的财产，从而在帝国范围内的各阶层中引起了普遍的不满。
从火灾发生时尼禄的表现，人们也认为他难以摆脱唆使纵火之嫌疑。据说他当时坐视不救，当罗马变成一片火海时，他却怡然自得地登上自己的舞台（一说是花园的塔楼），在七弦琴的伴奏下，一边观赏烈焰涂炭生灵财富等的情景，一边还高声吟诵有关古希腊特洛伊城毁灭的诗篇。并且大火过后，尼禄乘机在废墟上（帕拉丁山下）营造自己的“黄金之屋”。在这座“金屋”里，一切都竭尽奢华，不仅有宫廷建筑中早已司空见惯的金堆石砌，而且有林苑、田园、水榭、浴场等。宫殿内外装饰华贵、设备齐全。对此，尼禄方感满意，赞叹说：“这才像个人住的地方。”
根据尼禄的恶劣名声及传闻中其在火灾前后的行为，一些古代史家就认定：尼禄是罗马大火的罪魁祸首。古罗马史家塔西佗写道：尼禄利用罗马大火的废墟来修造一座新的宫殿。他还描写道：“当大火吞噬城市时，没有人敢去救火，因为许多不许人们去救火的人不断发出威胁，还有一些人竟公然到处投火把。他们喊着说，他们是奉命这样做的。”史家苏埃托尼乌斯的记述更为详尽：“他（指尼禄）以不喜欢难看的旧建筑和曲折狭窄的旧街道为借口，竟然如此公开地点着了这座城市。以致几位前任的执政官在他们自己的庄园上发现尼禄的侍从拿着麻屑和火把时，竟然不敢拿捕他们。而在他特别想占用黄金房屋附近的一些谷仓时。是先用作战器摧毁后才付之一炬的，因为它们的墙壁是石头的。”许多后代的史家却接受塔西佗等人的观点，比如美国学家杜兰·威尔就承认：塔西佗、苏埃托尼乌斯及加西阿斯都指控尼禄为重建罗马而纵火焚城。
然而，尼禄是否罗马大火纵火者历来也有不同的看法。前苏联学者科瓦略夫就不同意前一说法，他认为：“人民中间都传说，城市的被烧是出于尼禄的意思。他仿佛是不满意于旧的罗马并想把它消灭以便建造一个新的罗马。另一个说法是，烧掉城市是为了使元首能够欣赏大火的场面并鼓舞他创造一个伟大的艺术品。显而易见，这些说法是和事实不符的。”科瓦略夫认为火灾是偶发事件，因为自称为艺术家的尼禄不应在满月的日子里（7月18日）欣赏大火，因为这时“它的‘美学’效果是不怎么大的”。
另外，在大火灾发生以后，尼禄为了平息民众中的不满情绪，曾下令逮捕纵火嫌疑犯。据塔西佗所记，这些人都是因为作恶多端而受到憎恶的一群被称为基督徒的人。对这些“罪犯”，尼禄施以最残酷的刑罚，他们被蒙上兽皮，为群犬撕裂分噬；或被钉在十字架上，天黑后被点火燃烧，以做灯火照明。据说，这些“嫌疑犯”是第一批受迫害的基督徒。不管大火与这些被害的人是否有关联，但尼禄的暴行令人发指，故而非但没有使人们相信他抓住了纵火者，反而使得更多的人把怀疑的矛头指向他。
然而，这一罗马城的灾难性事件到底是因何而起，是天灾还是人祸？我国学者多数是转述尼禄为营建新宫而故意纵火毁掉民房的民间传说，从未加以肯定或否定，因而这仍然是个悬案，也许它将成为永远的谜，或者将来有一天人们会从历史的陈迹中找到新的线索，得以探明真相，这也未可知。
安世高何许人也？
在中伊两国人民友谊的历史长河中，有一位像张骞、班超一样长期受到人们重视的伊朗人，他就是东汉后期来华的安息（当时伊朗称安息）高僧安世高。据专家们考证，安世高是我国汉译佛经的创始人，对佛教文化在我国内地的传播和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长期受到中国人民的尊敬。近年来，随着我们和世界各国友好往来日渐频繁，作为伊朗人民的友好使者，安世高的名字也就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人们的眼前。但是，关于这位伊朗人民友好使者的身世，即安世高到底是什么人，目前却还是个谜。
安世高到底是什么人？目前国内外共有3种不同说法：安息王太子；木鹿地区安岛宗室旁支；木鹿地区来的高僧。
安世高为安息王太子之说，最早明确见于吴康僧会《安般守意经序》，其中说到安世高为“安息王嫡后之子，让国于叔，驰避本土，翔而后进，遂处京师”。其后，经过道安等人的提倡，到慧皎编《高僧传》时，就把他说成是“安息王正后之太子……让国与叔出家修道”，并把他加以神化，说成是一个能知过去未来、广有神通的大神仙。延至近代，我国著名中西交通史专家冯承钧先生在此基础上又提出，安世高是安息王满屈二世之子帕萨马里里斯。冯先生学贯中西，其说一出，响应颇多。于是，安世高为满屈之子在国内似成定论，其实这种说法显系误会。
根据古罗马史家所载，满屈确有二子：长子名埃西达里斯；次子名帕萨马里里斯。公元100年，满屈未经罗马同意便擅自任命埃西达里斯为亚美尼亚王。罗马向安息宣战，双方开始一场漫长的战争。公元110年，满屈突然去世。安息贵族鉴于埃西达里斯年少无谋，选举满屈之弟胡斯洛为王领导全国抗战。但胡斯洛继位后屡战屡败，不得不对罗马作出让步姿态，他废黜引起战争的埃西达里斯，建议由罗马皇帝图拉真给帕萨马里里斯加冕，双方结束战争。但图拉真蓄意兼并亚美尼业。公元115年，他攻入亚美尼亚后，将新任亚美尼亚王帕萨马里里斯骗入罗马军营加以杀害。由此时至148年安世高来华之时，安息王位例由王太子继任，不再有兄终弟及之例。因此，安世高不但不可能是捕屈之子帕萨马里里斯，也不可能是后代安息国王之子。
作为佛教史上的重要人物，安世高的身世在国外学术界也引起强烈的兴趣。匈牙利学者哈马达认为安世高伊朗名字是Arsa（r）kao。其前半部分Arsa（r）（安世）是安息王朝称号，后半部分kao是伊朗语和粟特语中常见的中亚统治者的称号。因此他认为安世高很可能是安息宗室。前苏联学者科谢连柯根据哈马塔的考证和木鹿考古结果，提出安世高是木鹿地区安息宗室旁支。哈马塔的意见有助于我们开阔视野，但其缺陷也是明显的。哈马塔中文程度大概很有限，所以把安世高误成支世高。他大概也不了解我国古代翻译外国人姓名的规定是前面一字表示国别，后面部分表示名字。按照他的译法，Arsa（r）kao就只能译成“安高”了。而且，安世高的名字是个彻底汉化的名字，企图从其名字中推断其身世，无异水中捞月。科谢连柯根据他的考证作出的结论，当然可靠性就不大了。
安世高到底何许人也？考古资料可以说明一些问题，但不能完全解决问题。根据中亚考古发掘结果，佛教在中亚的影响一般不超过巴尔赫至坎大哈一线以西。其信徒仅限于商潞附近城镇少数居民。唯一的例外是在安息东部马尔吉安那省治木鹿城。吉亚乌尔·卡拉区发现一座公元2世纪佛塔遗址和若干佛像、佛典。据估计，这儿有过一个佛教团体。由木鹿往西，再也没有发现佛教遗址。前苏联学者马逊认为安世高的传说很可能就和木鹿这个佛教团体有关。这一点我们觉得是可以接受的，它不但与考古资料吻合，与我国史书也吻合。因为在《后汉书》中，木鹿便有小安息之称了。也就是说，根据目前所掌握的资料，大致可以断定安世高并不是来自安息都城泰西封，也不是来自其他地区，而是来自安息东部的木鹿，即《后汉书》所谓小安息。
至于安世高到底是什么人？我们目前只能说他不是安息王太子，也不是木鹿安息宗室支派。但是我们对于他的身世，无法作出更确切的肯定。马逊和张广达先生把他称为传教师、译经师，似乎更有道理。在有关安世高的最初记载中，他的学生严佛调在《沙弥十日章句序第二》中就称他为安息国来的“菩萨”。这种说法最符合实际。因为他是一个真正的高僧、译经师和传道者，他一生的事业就是弘扬佛教文化。而其他的东西对他来说都是身外之物，与其事业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日本高僧惠萼为何在普陀山遇险？
公元841年，日本高僧惠萼来中国学习佛教。他勤学苦练，争取把佛教真经一一学到手。至唐宣宗大中十二年（858年），他往返中国日本4次，传递佛教研究的成果，成为中日佛教关系史上的一名优秀使者。
这年夏末，惠萼继朝拜九华山地藏菩萨和峨眉山普贤菩萨之后，到五台山朝拜文殊菩萨。惠萼来到这里，便被五台山的五大禅林的壮观所陶醉。五台山的庙宇稳健宽大，古朴典雅，称它是中国古建筑的瑰宝，真是名副其实。
不过，最使惠萼动心的却是观音菩萨的形象。根据《法华经·观世音菩萨门品》记载：观音有三十三身。它一会儿是男性，一会儿是女身；一会儿是老者，一会儿是少年；一会儿是丑态，一会儿是美人。这不同身份、不同性别和不同形态的三十三形象，使惠萼眼花缭乱，流连忘返。
惠萼对日本佛教传播的情况十分了解，他知道，在他之前，日本还没有一尊观世音菩萨的像。他想让日本人民也能见见这位既多变又好心的菩萨，所以，他斗胆向五台山的住持和尚提出要一尊观世音菩萨像的请求。
殊不知，这观音三十三身殿在唐初曾被毁，至唐大中十一年进行了重建，耗资甚巨。惠萼去五台山，时值重建后的第一年。惠萼求佛心切，实是使住持和尚感到为难。毕竟是惠萼的精诚所至，最后还是满足了他的请求。
惠萼要到的是一尊“洒水观音”。这“洒水观音”是观音三十三身中最美丽壮观的一尊。偈语云：“观音菩萨妙难俦，清净庄严累劫修。浩浩红莲安足下，巍巍舍佛立冠头。瓶中甘露常遍洒。手内杨枝不计秋，千处祈求千处应，苦海常作渡人舟。”
惠萼得赐后，如获至宝，千谢万谢之后，将佛用净布包好，打点行装即要返回日本。谁知好事多磨，结果使惠萼空欢喜了一场。
原来，在当时中国与日本通航的口岸是明州，即今之宁波。当惠萼的船航至普陀山以东洋面时，突然开不动了。
据当时的记载，海上突然出现了数百朵铁莲花，这些铁莲花千姿百态，上下翻动，蔚为奇观，顿时挡住了惠萼的去路。惠萼和船夫们虽经不断努力，但船仍不能前进。铁莲花在船四周此起彼伏，顶起船头，惊涛骇浪滚滚而来。
就在此时，惠萼和尚似有所悟，感到自己得到的观音不肯离开中国而去日本。于是他跪在船头祈祷说：“使我国众生无缘见佛，当以所向建立精舍。”祈祷毕，铁莲花忽然隐隐退去，洋面恢复平静。
惠萼和尚嘱咐船夫，将船向普陀山靠拢。在潮音洞边，正好住有一位姓张的居民，他亲眼目睹惠萼遇险，便应惠萼的请求，献出自己一间住房，让惠萼将观音供奉其中，取名为“不肯去观音院”。
从此以后，普陀山便成为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成了观世音菩萨的道场。中国和世界各地的善男信女，都经常来普陀山朝拜观音菩萨。
那么当年惠萼和尚航海遇险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很长时间以来是个谜。
林川在《普陀山散记》中猜测说，具有神秘色彩的铁莲花或许就是海豚。因为海豚的肤色像铁的本色，头尾又能跃出海面。而且，海豚感情丰富，当伙伴受惊时，群豚奔聚，舍命相救，经久不散。可能由于惠萼的航船撞击了一只海豚，引来了群豚，挡住了去路。
也有人从气象上找原因，认为在大海上航行，遇到恶劣的气象条件是常有的事。惠萼的船当时迷航了，开来开去在原地转。至于铁莲花，是迷航以后的一种幻觉，这就像有的人在夜间迷路说是“鬼打墙”一样。
《航海》杂志载文认为，惠萼和尚的航船是在普陀山以东洋面上触礁搁浅的。文章推测说，惠萼的船在抵普陀山时，偏离了航线，进入了礁区。时值退潮，暗礁露出海面就像铁莲花一样蔚为奇观。由于海船船底系由大木整块制作，所以触礁所致。
历史的真相到底是什么？我们还无法确定。
麦哲伦是怎么死的？
公元1519年9月20日，在西班牙塞维利亚城的外港，一支由5条海船、234人（一说265人）组成的远航队扬帆出发了。临行前，国王向他们作出了书面许诺：如果发现新的陆地，船队的统帅就可以做那里的总督，每年把新发现地区总收入的1／20赏给他；如果发现的岛屿超过了6个，统帅就可从中挑选两个岛作为自己的领地，获取当地全部收入的1／15。指挥这支船队的统帅，便是赫赫有名的航海家、葡萄牙人麦哲伦。
他曾多次向本国国王申请进行一次环球航行，但均遭到拒绝，因为葡萄牙已经控制了东方的贸易，不想再花钱去找新的航道了。麦哲伦航海无望，毅然于1517年10月移居到了另一个海上强国西班牙。在那里，他再次陈述了他的宏愿，表示愿为西班牙国王效劳。正值鼎盛时期的西班牙国王查理很快恩准了麦哲伦的请求，出资让他率领一支船队从西面寻找一条通往东印度群岛（即马来群岛）的航路。
船队从圣罗卡启航后，历尽千难万险越过了大西洋，而后沿着南美洲大陆的海岸线南下，穿过后来因之命名的麦哲伦海峡，进入太平洋，继而又横越太平洋西行，至1521年4月7日抵达菲律宾群岛的宿务岛时，船队只剩下3条船了。现在每当我们提起麦哲伦时，马上会联想到他带领船队完成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环球航行的壮举。可是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很少注意到，麦哲伦并没有完成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航海。他在途中的一次激烈战斗中丢了性命。至于麦哲伦究竟是怎么死的，目前大致有三种说法：
一是认为麦哲伦干涉岛上的内讧，在一次战斗中被杀。当船队西行来到现在的菲律宾群岛时，麦哲伦发现群岛上的两个小岛正为一些事务发生争执，于是他想通过插手这两个部族的械斗，从而达到控制这块美丽富饶地方的目的。但是，当麦哲伦他们在帮助一个部族进攻另一个部族时，吃了大败仗。麦哲伦受了重伤，被活活打死。最后，他的助手卡诺带领剩下的两条船逃离了这个群岛，向东南方向行进，越过马六甲海峡，经印度洋西航回国。
二是认为麦哲伦在同菲律宾人的冲突中战死。英国著名学者韦尔斯的《世界史纲·生物和人类的简明史》等主张此说。韦尔斯写道：麦哲伦在那浩瀚无边的海洋上毫不畏缩地航行了98天，除了两个荒凉的小岛外什么也没有看见。水手们因患败血症而虚弱了；只有一点淡水可喝，少量劣质腐烂的饼干可吃。他们渴望能抓着些老鼠；啃牛皮和吞食锯末以暂时平息饥饿的阵阵剧痛。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远征队到达了拉德隆群岛。他们发现了菲律宾群岛。就在这里同菲律宾土人的冲突中，麦哲伦战死了。其他几名船长也被杀害了。从实际情况来看，因饥饿而和当地居民发生冲突是无法避免的。
三是认为麦哲伦在岛上进行侵略活动，被当地居民杀死。著名的《不列颠百科全书》也说：“1521年4月27日，麦哲伦在马克坦岛上与当地人作战时被杀。”
当麦哲伦一行来到宿务岛时，富庶的岛屿立即引起了麦哲伦的极大兴趣，他决心把这个异国的岛屿变成西班牙的殖民地。在宗教外衣的掩护下，麦哲伦动用武力强令当地的酋王胡马波纳皈依基督教，并让他起誓服从于西班牙国王。可是离开宿务岛不远的马克坦岛上的小酋王拉普拉普对胡马波纳的卑鄙行径恼怒万分，发誓要诛死一切投降者，并对麦哲伦的警告不屑一顾，声称他不会放弃原来的信仰，并且也决不听从入侵他的国家的陌生人来任意摆布。麦哲伦得知后，愤怒达到了极点，当即决定派兵攻打马克坦岛。恣意妄为的麦哲伦认为对手不过是一群草寇，因而没有让经验丰富的军官参战，同时也拒绝了降服于他的几位其他部落的头领提出帮忙的请求。他匆匆地召集了60名志愿者，其中大多为缺乏作战经验的士兵、普通水手、厨师、侍从等，便气势汹汹地扑向了马克坦岛。谁料到，拉普拉普手下的人都是些剽悍善战的勇士。结果，马克坦人把这些西班牙航海者杀得大败，麦哲伦本人及其7名随从在激战中被杀。著名作家西尔弗伯格在《最遥远的航行》一书中详细记录了麦哲伦在马克坦岛被杀死的最后惨景：
“麦哲伦挣扎着要抽出佩剑，忽又被另一个持长矛的土著人刺中右臂，迫使他右手刚把剑拔出一半便动弹不得。此时，麦哲伦已失去了进攻力，只能靠着左手拿的盾牌和皮戈费塔、亨里克以及另外的两名卫兵来护身。他们紧拢在一起，试图移成方阵杀出重围，逃到深水里去。但是土著人挥舞着刀剑，避过对方的盾牌，猛砍西班牙人的下半身。突然，一把短弯刀重重地砍在麦哲伦的左腿上。麦哲伦的脸部立刻痛苦地抽搐起来，紧接着便一头栽倒在海水里。攻击者们马上团团围了上来。麦哲伦费力地抬起头睁开双眼，好像在看他的士兵是否已经完全脱身。但是霎时间，麦哲伦便在马克坦人一阵长矛乱戳和弯刀乱砍之下而葬身鱼腹了。”
年羹尧为何被杀？
年羹尧是清代康熙、雍正间人，出身进士，官至四川总督、川陕总督、抚远大将军。曾平定西藏、青海回民叛乱。雍正二年平定青海后，十月入京觐见受封。时功盖天下，位极人臣，受封为一等公，父亦封一等公加太傅衔，二子分封子爵、男爵，其家仆皆封四品顶戴副将，一时炙手可热，权势显赫。然不到一年后便被雍正皇帝尽削所有官爵，列92大罪，终赐自杀。年羹尧成败之速，异于寻常，被史家列为“雍正八案”之首案。然为何被杀，却众说纷纭，成为清史上一个颇有兴味之“谜”。
一些人认为这与雍正夺嫡有关，故杀知情者。不光是稗官野史，学者孟森的《清代史》、王钟翰的《清世宗夺嫡考实》（《燕京学报》36期，1946年6月）都持此说。据说康熙临终时指定十四子胤祯嗣位，四子胤禛串通年羹尧、鄂尔泰、隆科多，矫诏篡立。其时十四子胤祯在四川为抚远大将军，原可挥兵争位，然受制于川督年羹尧，遂无能为力。新君立后，为酬羹尧拥立之功，大加恩常，然这不过是“迷汤”，实则对这些知情者已存杀心，最后终杀之。
有些人不同意此说，认为雍正初羹尧受宠，并非雍正先笼络而后杀之之由，而是皇帝对他效忠辅弼的奖励。他为其藩邸旧属，又有郎舅之亲，故常对他恩赏有加，这绝非对他灌“迷汤”。且雍正继位时，他还在川平乱，未参与焉，何以得知内情？故上说不能成立。
《清史稿》、《清代七百名人传》等作者，都认为年羹尧是恃功自傲以致被杀。《清史稿》载：“羹尧才气凌厉，恃上眷遇，师出屡有功，骄傲，……入觐，令总督李维钧、巡抚范时捷跪道送迎。”“公卿跪接于广宁门外，年策马过，毫不动容；王公有下马问候者，年颔之而已。世宗前，亦箕坐无人臣礼。”《清代轶闻》作者亦认为“年挟拥戴功，骄益甚”。且年残暴对待部下，任人唯亲，乱劾贤吏，引起公愤，也为雍正帝所不容，故被杀。
更有一说，认为年羹尧的死是因为他自立为皇帝。乾隆时学者萧奭在《永宪录》中提到：年羹尧与静一道人、占象人邹鲁都曾商谈过做皇帝的事。陈捷在《年羹尧死因探微》一文中亦持此说，认为“羹尧妄想做皇帝，最难令人君忍受，所以难逃一死”。而《清代轶闻》一书则记载了年羹尧失宠被夺兵权后，“当时其幕客有劝其叛者，年默然久之，夜观天象，浩然长叹曰：不谐矣。始改就臣节”。进而认为这说明年确有称帝之心，只因“事不谐”，方作罢“就臣节”而已。
持反对意见的人认为主要是雍正为人阴鸷猜忌，不能容人，尤其不能容功臣。加之年羹尧自恃有功，言行不检点，雍正更不能容忍，在翦灭其兄弟胤禩、胤禟后，借题发挥，以羹尧所上贺章字迹潦草，并把“朝乾夕惕”四字颠倒为“夕惕朝乾”作为借口，暗喻臣下劾奏，连降羹尧18级，罚至杭州看守城门，终罗织罪名，令其自尽，家产抄没入官。
到了近现代，各说众多，或认为年被杀乃“鸟尽弓藏”之必然现象；或说是主奴间有旧怨在先，羹尧又恃功骄傲在后，使君主生疑、畏、厌、怒之心等等。
今人杨启樵根据史料，力排他说，提出独到见解。他认为：首先，胤祯并未受年羹尧的钳制，因胤禛继位极为秘密，手操京师兵权的隆科多，于圣祖（康熙）驾崩后翌日，即令六日内紧闭京城九门，故消息无法泄漏，更谈不上胤祯挥兵争位受年扼。其次，既如此，年也并无拥立之功，故雍正杀年以灭口的杀知情者之说当然也不能成立了。恰恰相反，他认为从雍正朱批中，可发现很多雍正对年羹尧的赞语，如雍正二年闰四月十九日朱批：“军旅之后，获兹膏泽，实乃大将军年羹尧忠勤之所感召。”又如给嵇曾筠朱批：“西海一事，岂人力所能者，皆因年羹尧能此二字，天下大臣，皆当法其心也。”更有在朱批中称年羹尧为忠臣、功臣、恩人的。且年在雍正二年入京觐见之前，与雍正并无个人私怨，雍正及在京百官均“极盼”与年羹尧这一功臣相见。然入京觐见不到两月，雍正即屡屡下旨严斥，何也？主要因年恃功自傲，妄荐亲信胡期恒为甘肃巡抚，岳周为西安布政使，刘廷琛为广西布政使，滥参四川巡抚，致疑。雍正后曾有朱批“大凡才不可恃，年羹尧乃一榜样，终罹杀身之祸”。可见已招世宗猜忌。
总之，杨启樵认为年羹尧被杀原因有三：一是世宗赏罚分明、功赏过罚，毫不留情；其次，世宗因派到年羹尧手下监视年的情报员被收买，大为恼火；其三乃是年羹尧骄横贪暴自致死地。结果“年羹尧自难逃越鬼门关，而多年来，却使世宗反蒙杀功臣的污名”。
以上诸说，至今未统一，还须进一步研究。
圣马丁隐退原因何在？
历史上有一位了不起的大人物，他集华盛顿和拿破仑之天才于一身。在爱国自我献身的美德上，他与华盛顿不分伯仲；在军事上他战无不胜，所向披靡，与拿破仑比毫不逊色。那么，这个人是谁？此人便是19世纪初南美洲独立战争最杰出的领袖，至今仍被阿根廷、智处、秘鲁三国称为“祖国之父”的圣马丁。
何塞·圣马丁1778年2月25日诞生在阿根廷北部的一个小镇，其父是西班牙驻殖民地的官员。他8岁时和家人一起回到西班牙，在西班牙他曾当过军官。1812年阿根廷爆发了独立战争，圣马丁于同年回到阿根廷参加了独立战争。1814年任阿根廷北方军总司令。阿根廷独立后，他又率军先后解放了智利和秘鲁，被秘鲁人拥戴为“护国公”。他执政时期曾废除奴隶制和实行其他改革。为了彻底打败殖民军，取得南美独立战争的最后胜利，他决定与当时南美北部另一位与他齐名的独立战争领袖玻利瓦尔联合起来共同作战。
1822年7月26至27日，圣马丁与玻利瓦尔在瓜亚基尔举行了会谈。会谈是在绝对秘密的状态下进行的，参加会谈的只有他俩，并且没留下一个字的记录。会谈结束后，28日凌晨1点多，圣马丁不辞而别回到了秘鲁。9月22日在利马召开的国会上，他声称作为军事指挥者已完成了任务，决定辞去秘鲁政府首脑的职务。随后他便离开了秘鲁，又到了阿根廷，1823年他又离开阿根廷前往法国，1850年在法国逝世。
圣马丁此举使许多人感到不可思议。因为作为南美杰出的领袖人物，他领导三国的独立战争并取得了胜利，受到了人人的敬仰和崇拜，从事业上看正处在顶峰时期，而从年龄上看他刚满44岁，年富力强正处在人生鼎盛时期，为什么在功成名就之际却突然隐退了呢？尤其是他隐退之前曾与玻利瓦尔进行了一次秘密会谈，这更给他的隐退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所以，圣马丁隐退成了世界历史上的一个谜。
100多年来，许多人对此作了细致的研究并作出了许多不同的解释。有的人认为在瓜亚基尔会谈中玻利瓦尔和圣马丁发生了权力之争。玻利瓦尔不容别人在独立战争中和他并驾齐驱。圣马丁为了避免革命队伍内部的分裂和不必要的牺牲，顾全大局，不计较个人得失，主动隐退。但是有的人则认为，圣马丁隐退并不是出于其“高姿态”，而是由于他在权力之争中的失败。
持此观点的人说法又略有不同。一种说法认为，圣马丁当时已44岁，病魔缠身，体衰力竭，在人民当中威望不断下降，他对完成独立战争并在战后指导各国政治既无才能又无兴趣。而玻利瓦尔则正相反，他年仅39岁，身体健康，精力充沛，对领导独立战争至最后胜利并在战后指导各国攻治充满信心。因此圣马丁无法与玻利瓦尔相匹敌，可他又不甘心听命于玻利瓦尔，所以只得隐退。另一种说法认为，在瓜亚基尔会谈前玻利瓦尔和圣马丁就围绕着争夺瓜亚基尔的统治权等一系列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明争暗斗，结果圣马丁失败了，圣马丁很清楚自己不是玻利瓦尔的对手，只好急流勇退。也有人提出圣马丁隐退是内部分裂之所迫，他们认为，阿根廷独立后，内部派系林立，四分五裂，圣马丁已无法从阿根廷得到任何援助。瓜亚基尔会谈之前秘鲁已有人起来反对他，当他在瓜亚基尔会谈时，秘鲁就爆发了反对他的密谋活动。这些迹象表明，圣马丁在阿根廷和秘鲁的权威和声誉已丧失殆尽，他不得不辞职。还有的人提出圣马丁隐退完全是出于健康的原因。持此说的人的主要根据是早在1814年圣马丁就曾因患严重的胃病，休息了一年。后来他又得了风湿病，1819年他的病再度恶化，不得不住在门得萨斯靠写信来指挥军队作战。由于长期处在战争环境中，他的病一直没得到医治并越来越严重，以前由于独立战争处在紧张时期，他无心疗养，到了1822年独立战争全胜大局已定，所以他决定隐退疗养。
但是有的人对上述所有观点持完全否定的态度，他们认为圣马丁的隐退与上述原因毫无关系。圣马丁自从在利马担任首脑以来，决心执政不超过一年，他只想领导独立战争胜利，从没想在解放后当官。他在去瓜亚基尔前四个月已同他的国务兼外交部长加西亚·德尔里奥详细商定了他辞职或隐退的具体办法。
总之，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道。圣马丁隐退问题，至今人们的看法分歧还很大，还没有出现一种令大家信服的说法。所以圣马丁隐退问题还是个谜。朋友，你能解开这个谜吗？
林则徐死因之谜
1850年11月22日，广西道上，钦差大臣林则徐奉旨赴任，日夜兼行百余里，至广东潮州普宁，不幸突然死亡。
林则徐的死讯传到北京，咸丰皇帝特别颁发了《御祭文》和《御赐碑文》，盛赞林则徐一生的业绩。他的死也引起了封建地主阶级士大夫极大的震动，纷纷以诗文和挽联等形式来悼念这位伟人。
林则徐的死使朝野如此哀悼和重视，乃是由于他不仅在帝国主义列强侵入我国大门时，第一个奋起组织抵抗，坚持严禁鸦片，惩办走私活动，从而揭开了近代中国反侵略斗争的序幕；而且他为反抗外国列强，挽救民族危机，不囿于传统旧习，放眼世界，探求新知；同时他又比较注意发展生产和关心民生疾苦。无论在整顿河工、兴修水利、救灾放赈，还是在查禁鸦片、改革财政等方面，他都表现了杰出的才干。
这样一位既干练又爱国的边疆大员在奉旨赴任途中突然亡故，这就不能不使人们产生种种的猜疑和传说，所以对于林则徐的死因，前人或后人都有各种记载和传说。前人的记载就有多说。
一说认为林则徐是在赴任途中病死。如《清史稿》本传说：林则徐“行次潮州，病卒”。一般官方记载都持此说。
另一说则谓林则徐系洋商买通厨人投毒谋害致死。因伍氏曾被林则徐在查禁鸦片时锁拿于越华书院，故而忌恨在心，这次又闻林则徐起任广西巡抚，伍氏忧其再次复职督抚广东，特遣派亲信携巨款贿赂林的厨师，用夷药投入食品中，致使林则徐一路上泄泻不止，终于委顿而死。另有一个叫平如衡的在《林则徐家书·著者小史》中则说是“被奸徒以黄蜡毒死者”。
近人则依据前人的有关材料和新发现的记载，加以排比考证，提出了几种不同看法。有人根据林则徐在临死时曾三呼“星斗南”的说法，认为“星斗南”者，就是指洋商聚居之地的“新豆栏”。福建方言“星斗南”与“新豆栏”的发音相同，由此说明林则徐在临死时已发觉自己受洋商所害，所以连呼“新豆栏”。
近年来又有人不同意上述说法，他们根据新近发现的林则徐《讣文》和林则徐之子林汝舟《致陈子茂书》等材料，认为林则徐的死因不是被毒死也并不只是腹泻。自11月12日至15日，林则徐一直在赶路，没有服药，所以吐泻情况已很严重。15、16日服用“中和之剂”后，吐泻情况有所好转，但林则徐抱病继续日夜兼程，辛劳颠簸，身体得不到休息，病情则转为“胸次膨胀”、“痰喘发厥”，引发了心肺旧疾，以致“两脉俱空，上喘下坠”，“喘急愈甚”。在元气大亏、脾胃虚寒的情况下，医生却又“投以参桂重剂”、“连进葠剂”，结果药力未及奏效，反使喘咳增加，舌蹇气促，加上他已是66岁高龄之人，经不起路途颠簸，终致无法挽救。
丹东是否为英国的间谍？
“庇特的黄金”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期流传的一句名言，意为由英国政府出钱豢养的法国流亡贵族及特务在法国从事间谍活动，旨在颠覆法兰西共和政府，庇特即指当时的英国首相威廉·庇特。然而，法国共和政府对此保持高度警惕，为了防止国家机密被间谍盗卖给敌人，打击王党分子与奸细的破坏活动，曾组建了著名的公安委员会和革命法庭，镇压了敌人内外勾结的破坏活动，保卫了共和国的安全。但是，在日趋尖锐复杂的党派政治斗争中，“通敌”的罪名往往成为打击政敌的有力工具，凡持不同政见者动辄被扣上“通敌”的帽子。到了1793—1794年雅各宾专政时期，更是走到极端，甚至连雅各宾派自己的领袖人物也难以幸免，雅克·丹东即是其中之一。
丹东早年是外省的一位律师，1789年革命爆发后被选入议会，曾任著名的哥德利埃俱乐部主席、共和政府的司法部长等职，他能量甚大，精力充沛，与马拉、罗伯斯庇尔一起并称为雅各宾派的“三巨头”。他曾为拯救共和国作出巨大贡献，1792年9月，正当外敌入侵迫在眉睫的时刻，是他发出了“要想战胜敌人，我们必须勇敢、勇敢、再勇敢”的号召。
1793年6月，雅各宾专政建立后，他认为民主政治已经确立，主张对内实行法治，对外休战议和，提倡宽大和人道，成为“宽容”派的代表，终于引起罗伯斯庇尔、圣茹斯特诸人的不满和反对。1794年3月30日，丹东被捕入狱，圣茹斯特指控他勾结米拉波，从王室领取贿金、图谋劫持国王路易十六外逃、与吉伦特派结盟、主张对敌和解与宽容、与可疑的外国人勾搭、个人财富急剧膨胀……丹东曾自我辩解道：“……我卖身？我？我这样的人是无价之宝，是买不起的。这样的人额上有用火烙上的自由和共和的印记”，“虚荣与贪婪从未主宰过我，从未支配过我的言行，这种情欲从未使我背叛人民的事业，我对我的祖国赤胆忠心，我把我的整个生命都奉献给了她”。但是就在这一年，丹东还是以叛国通敌、危害共和国罪名被判处死刑。
丹东究竟是不是英国的间谍？究竟是否领取过“庇特的黄金”？可说是疑团重重，扑朔迷离。
早在1789—1790年有人诬陷马拉一案时，丹东便遭流言蜚语，称其是“密探”、“英国间谍”、“王室走狗”、甘愿“把自己出卖给任何一个想收买他的人”等等。后经哥德利埃俱乐部向各区及制宪议会、市政厅发出为丹东辩解的陈情书，流言才稍趋平息。
当然，从人或人的品格来说，丹东与罗伯斯庇尔形成鲜明的对照。前者魁梧高大，爱财好色，生活豪奢；后者个头矮小，严于律己，清贫简朴，不可腐蚀。在革命期间，丹东成为一个新兴的资产阶级暴发户，在1790年底时还债台高筑，到1791年春季不仅偿清了债务，还购置了大片田产及新的住宅等，物质财富出现了令人头晕目眩的膨胀。他的钱财从何而来，不得不引起人们的怀疑。据说，丹东被捕后，在他的文件中发现了英国外交部给当时在巴黎从事阴谋活动的银行家别尔列格的指令信，要他向信中指定的一些人支付钱款，以作为效忠英国的酬金。人们怀疑丹东即是领取钱款者之一，否则信件为何落入丹东之手。据史家们推测，在最后审判丹东分子时，革命法庭曾出示丹东与英国间谍勾结的证据。
1794年热月政变后，国民公会为那些在雅各宾专政时期死去的议员平反恢复名誉，名单中恰恰没有丹东。这又引起人们的种种揣测。
1803年，一位名叫丹特累格的保皇党人潜返巴黎，被拿破仑当局捕获，他在供词中声称，丹东曾参与劫持国王路易十六外逃的密谋，并以此向英国人索取高额酬金。后来在另一位名叫拉米特的保皇党人的回忆录中也有类似的说法。1851年公布的米拉波与王室代理人拉马克公爵的通信中曾有一信提到“丹东收到3万里弗尔……”，更是提供了对丹东极为不利的证据，丹东的名声更是阴影重重。
但是，差不多与此前后，也有人为洗刷丹东蒙受的尘垢而奔走，也有人为丹东进行辩解。1848年革命前夕，一位名叫韦尔奥梅的史学家，四处奔波，精心搜集资料，他从丹东的儿子那里取到了一份详细的报告，试图证明丹东的财产并不是靠非法手段增加的。
第二帝国和第三共和国的一些历史学家如布扎尔、迪波斯特、克拉雷、罗比内等人，纷纷著书撰文竭力证明丹东是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的政治活动家、才智卓绝的革命者。杰出的社会主义者和思想家饶勒斯在《社会主义史》中也认为丹东“没有一点有害的或是无聊的想法，没有一句凭空捏造的谎言”，其“襟怀广阔，思想高超”，“是一个叱咤风云的人物”。毕生从事法国革命史研究的大史学家奥拉尔1902年出版了巨著《法国革命政治史》，他一生为丹东辩护，将丹东喻为爱国主义的化身，唯一的革命巨人，认为：“他表现出他是管理国家的巨人，即使他犯有一连串错误，但在杀人和金钱方面，他是清白无辜的……”丹东的形象大大地改变了。他又重新成为人们心目中的英雄，似乎可以盖棺论定。
谁知在20世纪初期奥拉尔的学生马迪厄又重新掀起一场轩然大波，经过多年研究档案资料，审订证词、契约和文件等，马迪厄认定丹东有严重的变节行为，与贵族和英国间谍有勾结。马迪厄仔细地计算了丹东的全部和可能的合法收入，认为丹东现有的收入远远超过了他可能得到的合法收入。这些钱财的来源可能就是保皇党人和英国特务提供的。马迪厄还将1789年法国驻英大使的报告等材料作为佐证，认为丹东本人很可能是英国间谍。这一说法流传甚广，甚至影响到前苏联和中国的史学界。
不过，仍有不少法国史家认为马迪厄的说法根据不足，过于偏激。对丹东的评价形成了尖锐对立的两派。法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索布尔说得十分中肯：“对丹东和罗伯斯庇尔这两位革命家，在法国历来有很多争论。这是与评论者自身的阶级立场、政治倾向和社会利益密切相关的。”除非找到新的确凿的证据，否则这桩公案永远不会了结。
传奇人物路易·雷诺之谜
法国的路易·雷诺无疑是在世界早期汽车业的众多开拓者中颇为引人注目的一位。他那传奇般的经历、古怪的性格以及神秘的死亡至今还为人们所津津乐道，对于他的评价也一直毁誉参半。那么，路易·雷诺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
1877年，路易·雷诺出生在巴黎一个生产和经营纺织品的富商家庭。父亲阿尔弗雷德·雷诺一共生了三男二女，路易是他的小儿子。从青少年时代起，路易·雷诺就是一个十足的公子哥儿，既不关心学业，也不关心家产。唯一显得与众不同的是他对机械的狂热爱好与天赋。像当时上流社会所有的时髦青年一样，路易很早就迷上了汽艇，一心想和朋友们一起泛舟于塞纳河上。为此他在家里装备了一个小作坊，并且设计出了一种高效蒸汽机，甚至申请到了专利。不久，一家锅炉厂居然出钱买下了他的专利，还聘请他担任厂里的工程师。但这并没能使路易完全安心下来认真搞机械发明。1898年，21岁的路易·雷诺服完一年的兵役后回到巴黎。在玩乐之余，他忽然又发奇想，把他那辆德·迪翁牌拖斗摩托车改装成为当时还很少见的汽车，开着它去巴黎艾尔德路参加一个朋友们的圣诞夜聚会，并且大大地风光了一番。从此以后，路易·雷诺就作为汽车发明家而名满巴黎社交界，许多有钱人纷纷慕名上门求购汽车。于是，在两个哥哥费尔南和马塞尔的资助下，1899年雷诺兄弟汽车厂终于在巴黎郊外十几千米比扬古小镇雷诺家私人领地上成立了。路易的那间小作坊被扩建成了小工厂，还雇佣了6个帮工，生产最早的雷诺A型车。
1899年至1903年是路易·雷诺汽车发明家兼赛车手的年代，也是他一生中最愉快的4年。1899年6月，首批出厂的雷诺车在巴黎著名的蒂勒黎花园中亮相。2个月后，路易和哥哥马赛尔就在“巴黎——特鲁维尔业余驾驶者锦标赛”上双双告捷，包揽了第一、第二名。4天后，路易又在巴黎——奥斯当特比赛中夺冠，马赛尔也名列第三。10月19日，巴黎——朗布依埃——巴黎汽车赛的桂冠再次落入路易的手中。赛车场上的捷报频传成了雷诺车最好的商品广告，一大批有钱的主顾蜂拥而至，首批上市的60多辆A型车也很快被人们一抢而空。大笔的现金收入使工厂从1900年开始有可能不断地扩大厂房、增添设备和人手，并且有计划地推出技术更新颖、质量更可靠的B型、C型……以至L型车，最终还争取到了利润颇丰的军方订货。1903年是工厂历史上少有的好年景，共有9种型号的1600多辆汽车驶离比扬古，超过了以前产量的总和，雷诺汽车公司也从此稳固地占据了法国第一大汽车公司的位置。但是，不幸也随之降临。
就在1903年3月24日巴黎—马德里长途汽车赛上，刚刚创下时速112千米纪录的路易·雷诺又春风得意地领先到达休整地波尔多。然而，迎来的却是哥哥费尔南带来的不幸消息：马赛尔刚刚在比赛中因车祸受重伤。2天后，31岁的马赛尔终于死在了医院里。不久，费尔南的身体也越来越糟。1909年1月29日，他终于下决心把雷诺公司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完全移交给路易。2个月后，年仅44岁的费尔南就病逝了。亲人接连去世的打击使路易·雷诺的生活再次发生了彻底的变化，从此他从疯狂的赛车场、朋友的家宴以及巴黎社交界的鸡尾酒会上完全隐退，而专心于生产经营汽车。在路易的统治之下，雷诺汽车公司一直在稳步发展。1913年，公司的雇工达到了5000名，年产汽车超过1万辆。1914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法国军队更是大量购买雷诺汽车作为军车。战后，雷诺汽车公司在规模、资金、技术等各方面都雄居法国汽车业之首，完全可以乘着竞争对手德国人实力削弱之机在欧洲汽车业中大展宏图。不料想半路杀出个雪铁龙来，使一切希望成了泡影。
路易·雷诺从小就对经商不感兴趣，1892年父亲阿尔弗雷德去世的时候，他甚至放弃了遗产继承权。只是因为两个哥哥的早逝，才使他不得不挑起管理经营公司的重担。公司在他的领导之下稳健有余而进取不够，尤其是重技术而轻经营与推销。1919年6月4日，一个名叫安德烈·雪铁龙的荷兰裔军火商凭着雄厚的资本，以比其他公司便宜一半左右的价格推出雪铁龙A型车。从此。雷诺汽车公司就在竞争中一蹶不振，很快把法国最大的汽车公司的桂冠拱手让给了雪铁龙。随之而来的进口车冲击，以及二三十年代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使不谙经商的路易·雷诺更多地待在了实验室里、工作台旁。同时，他的脾气也变得越来越坏，动辄暴跳如雷，还一向独断专行，朋友们也都因为忍受不了他而纷纷离去。孤独中的路易·雷诺越来越不善于表达自己，终于患上了失语症，丧失了说话的能力。更使他感到痛苦的是，在1940年至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占领法国期间，为了保住他倾注了毕生心血的汽车公司，雷诺不得不替德国大量生产飞机、坦克和军车。这不仅招来了同胞们的憎恨，而且使雷诺工厂成了盟军的轰炸目标，有一半以上的厂房和设备因此化为灰烬。巴黎解放以后，路易·雷诺在公众强烈的舆论压力之下不得不于1944年9月23日向法院自首。10月24日，就在公司创立45周年纪念过后不久，正在等候审判的路易·雷诺突然逝世。次年1月16日，雷诺汽车公司终于被收归国有，成了世界上最大的一家国营汽车公司。
从巴黎社交界的花花公子到汽车发明家，从赛车手到实业家，从受人尊敬的绅士到令人憎恶的卖国贼，路易·雷诺的一生充满了戏剧般的变化和转折。他那悲剧式的、略带神秘色彩的死亡，更引起了不少人的兴趣。他究竟是怎样一个人，恐怕至今人们也无法说清。
巴顿将军死于何因？
1945年12月，美国军界一位显赫的人物消失了，他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名将巴顿。他是在准备离开欧洲回国休假的前一天，因车祸严重受伤，后因抢救无效而身亡的。在事故发生后不久，有人就认为这里面有阴谋，决非一次普通的交通事故。
确实，此事有许多疑点令人迷惑不解：当时，火车过后栅栏门升起，载着巴顿的轿车正往前缓驶。猛然，一辆卡车往左边来了个急转弯，致使两车相撞。轿车里坐着三人，另两人安然无恙，巴顿的头则撞到车子隔板的钢架上，伤口大量出血，不久便失去知觉。卡车司机汤普森在事故发生后就消失不见了，除了军方履历表上的几点外，对他一无所知，他成了一个神秘人物。宪兵们在现场的例行调查是极为马虎、非常草率的，比在类似情况下发生的普通交通事故的调查还要敷衍了事，既没有在将军死后进行正式的审讯，也没有在他生前作过任何调查。在巴顿的201号卷宗里，有他在服役期间的全部文件，而唯独没有他遇难情况的材料，伤亡人员管理科也没有将有关事故的文件归档，没有认真追查闯祸的司机，这和欧洲胜利日后巴顿回国时所受到的凯旋式的欢迎形成鲜明的对比。
而持“刺杀论”的人之所以很多，其原因之一就是官方对这个案件的调查工作做得很不得体，对巴顿莫名其妙之死从来没有进行过适当的调查，官方在没有得出明确的结论之前便草草收场，因而引起了许多猜测和传说。宪兵队长巴巴拉斯中尉是最接近现场的人物之一，他根据初步调查得来的材料作出了“两辆车的司机因驾驶不够小心酿成了车祸”的结论。但不可理解的是他的现场调查报告后来却下落不明。1971年他曾先后两次写信给陆军部，要一份报告的复本，得到的答复是：报告没法找到。据调查，现存的文件中只有巴顿的司机伍德林的一份作证书，可它留有明显的被篡改过的痕迹，上面的用词造句能力已超出了他当时的文化水平。
1978年，美国米高梅影片公司摄制的影片《高级军官之葩》，认为巴顿之死绝非偶然事故，而是明目张胆的罪恶阴谋的一个组成部分。导演霍夫更为明确地说：“我的意图是让每个观众对于巴顿将军仅仅是由于发生了车祸而丧生的说法在心里打个大问号。”有人说，巴顿是死于他的上司们精心策划的密谋。上司们有好几个理由要把他除掉。其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巴顿成了亲德派。他说，我们必须在德国人和俄国人之间进行选择，而我比较喜欢德国人。当他返回欧洲执行战后任务时，更充分暴露出他仇视共产党的情绪，他利用手中的权力竭力保存德国法西斯的中坚力量——武装党卫军。其二，巴顿想联合德国几个未受损失的党卫军师，挑起一场可怕的对苏战争，他认为美国人民的敌人是社会主义苏联。其三，巴顿三番五次地对抗高级将领们制定的行动计划、日程安排和作战意图，以致后来发展到了自己爱怎样干就怎样干的地步。这使上司们大为恼火，这在战后更是不能容忍的。
所以，当欧洲战事结束后，巴顿的同事们一个个都转移到了远东战场，唯独巴顿却被留在欧洲，他曾要求去太平洋作战，但遭拒绝，这对具有非凡的军事才能的巴顿来说，似乎是不可思议的，原因即在于上司们已经考虑好了巴顿的未来前途。自从英国人利奥波德的《孤胆英雄成了疯子》和诺兰的《阿拉贡思计划》两书出版后，持这种看法的人就更多了。有人甚至暗示艾森豪威尔很可能是个同谋。大战期间，巴顿曾多次公开蔑视艾森豪威尔，并对他进行指责，巴顿的行为极可能成为艾森豪威尔接替马歇尔任陆军参谋长的绊脚石。诺兰则认为：那时，艾森豪威尔的心腹正打算推荐艾当美国总统，但他们害怕巴顿可能会说一些或做一些不利于艾森豪威尔当总统、使其错过良机的事情，于是，刺杀巴顿，使他不再成为艾的威胁这个阴谋便应运而生。巴顿的死正是他们精心策划、巧施计谋的结果。当诱人入圈套的那辆卡车向巴顿的轿车猛撞过去的一刹那，狙击手便瞄准轿车发射了橡皮子弹，打中了巴顿的头部和损伤了他的颈部，巴顿终于死去。
还有一种看法认为巴顿的死与黄金案有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军在米滕瓦尔德发现了大批德国人窖藏的黄金。不久，美国的一些高级军官便偷走了这批黄金，巴顿亲自领导对此案的侦破工作。据说，当盗窃黄金案快要水落石出、案犯就要落网时，巴顿还亲自签名要将这些案犯判处极刑。而就在这关键时刻，巴顿死了，这无疑是那些军官们的又一次过火的行为。无论是巴顿自己私吞了黄金还是他阻止别人把它占为己有，巴顿都逃脱不了死亡的命运。
由于事情来得突然，见证人，包括在场的宪兵们的回忆与说法都是五花八门，不尽相同。其中一位叫沙纳汉的中尉自认是“第一批在现场的人”，现在是美国新泽西州兰伯维尔的律师，他甚至否认巴顿是死于交通事故，他于1979年1月说：“巴顿是在撞车事故发生三周后死于肺炎。”
巴顿的死因，至今并无明确结论。巴顿的诱人之处，不但在于他那作为美国第三集团军总司令的“孤胆英雄”的威名，而且还在于他的死亡之谜。
谁令孙中山和黄兴相识？
孙中山和黄兴是辛亥革命的二杰。在推翻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斗争中，黄兴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的名字是和孙中山紧紧联系在一起的。那么，孙中山和黄兴的相识，是谁介绍的呢？
近几年出版的著述，如《孙中山传》、《黄兴集》的《前言》和附录《黄兴生平主要活动年表》、《黄兴年谱》、《黄兴与中国革命》，大多说黄兴经日本人宫崎寅藏的介绍，才结识孙中山的，时间是1905年7月下旬，地点在日本东京凤乐园。有的则认为介绍孙、黄相识的是杨度，地点在日本东京黄兴、章士钊的住所若宫町，如《杨度传》。还有的则回避介绍人，或者诸说并存。由此可见，孙、黄相识的介绍人是谁？至今还悬而未决。宫崎介绍说和杨度介绍说，各有所本。有人早就注意到这一点，因此主张“姑并存之”。
现在让我们看一看两说之本吧。
宫崎介绍说。宫崎寅藏本人最早提出此说。他在武昌起义后不久发表的《清国革命军谈》中写道：1905年夏，孙逸仙由欧洲回到日本后，来我家里访问。……我们两人就一起到神乐坂附近黄兴的寓所访问。……到达黄寓时，我要孙逸仙在门口等一等，我推开格子门喊了一声“黄先生”，末永节和黄兴一起探出头来，看到孙逸仙站在外面，说：“啊，孙先生！”……顷刻，黄兴、末永节、张继三个人出来了，将我们带到中国餐馆凤乐园。寒暄过后，彼此不拘礼节，有一见如故之感。他们很快就开始谈起国家大事来。我不大懂中国话，不知道他们讲些什么，但是，中国的革命豪杰在此欢聚一堂，畅所欲言，使我们感到高兴。
5年后，宫崎在一次座谈时重复了这一叙述，并说孙、黄初会时宋教仁也在场。
张继（溥泉）在《回忆录》中也持宫崎介绍说：“1905年夏间，（孙）总理由美来倭（日本），宫崎寅藏介绍克强（黄兴的号）晤面，商组革命大同盟事。”
后来冯自由在《中国同盟会史略》中也持宫崎介绍说。
杨度介绍说。黄兴领导的华兴会重要成员章士钊叙述比较详尽。他在《与黄克强相交始末》中写道：1904年冬初吾抵东京未久，克强移来同居。适中山先生由横滨携小行囊，独来东京……留学生以杨度为有名，彼寓富士见町，门庭广大，足以容客。于是中山与杨，聚议三日夜不歇……卒乃杨曰：“度服先生高论，然投身宪政久，难骤改，……度有同里友曰黄兴，当今奇男子也，辅公无疑，请得介见。”中山喜。翌日，吾若宫町宅，有先生足迹见临。
杨度本人也多次向亲戚朋友讲过他介绍孙、黄相识的情形，言之凿凿。左舜生在《万竹楼随笔》中记其事：“皙子（杨度的号）乃介绍黄克强先生与中山晤谈，孙、黄之携手，实以皙子为之媒介也。此事余亲闻之皙子，时在座同闻此一段故事者，为章太炎先生、赵夷午先生、皙子先生之哲嗣公恕及余也。”后来左舜生在《黄兴评传》中重申：“克强与中山第一次见面，乃为杨度所介绍。”
章士钊、左舜生二人的回忆，内容吻合，但在时间上有异。章说无确切时间，大抵上是在1904年冬初以后，左说是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查黄兴是在1904年11月抵东京的，结识孙中山不可能在1904年冬初或1905年7月以前。
宫崎介绍说和杨度介绍说，长期以来各说各的，无人辨正，包括孙、黄初会时在场的末永节（他活了96岁，1965年才谢世）、亲闻杨度回忆的赵恒惕等。近时报上有文讨论此事，带来了揭开这件故实的希望。
有人注意到宫崎回忆中的一个细节：黄兴等探出头来，见到孙中山就说：“啊，孙先生！”说明黄兴等在这以前已经认识了孙中山。这个分析是有道理的。与此有关的是，孙、黄的挚友日本人萱野长知在描述孙、黄于凤乐园会见时说他们是“久别重逢”。
还有人注意到，宫崎的回忆虽然最早，但是有讹误。如宫崎说他在东京认识黄兴是明治十三年（1901年），而事实是黄兴1905年6月才抵东京入弘文书院，1901年黄兴还在武昌两湖书院。又如，宫崎说孙、黄初会时宋教仁在场，而查宋教仁日记、张继《回忆录》，均未提到宋教仁在场。显然，宫崎回忆有误。
宫崎介绍说在前，杨度介绍说在后。后说客观上否定前说，但现在看到的文字记载，字面上没有纠正前说。后说见诸文字以后，当事人只有末永节在世，他持何见解，不得而知。
宫崎介绍说发表时，孙、黄均在世。他们不知道宫崎说的可能性极小。他们有可能是赞同的，有可能无暇顾及，也还可能并不赞同但不便改正，这就和杨度的政治行迹有关。杨度的政治主张，不但在孙、黄相识时与孙、黄不同，而且在同盟会成立后，特别是在辛亥革命后，杨度一步步地走向另一阵营，以至成了臭名昭著的“筹安会”首脑。由此看来，是宫崎还是杨度介绍孙中山黄兴初会的这个问题，还有待于新资料的发现。
拉斯普丁是谁？
自1907年起，俄国宫廷中出现了一个显赫一时的神秘人物——拉斯普丁。他作为沙皇夫妇的亲密朋友，在宫中结党营私、弄权于朝野上下，他的个人势力曾嚣张一时。他诡秘的来历和奇异的死一直是历史学家和文学家笔下热门的题材。
拉斯普丁1864年生于俄国西伯利亚一个闭塞的小村子里。从小就游手好闲，放荡成性，“拉斯普丁”是村民送给他的绰号，意思是“放荡无度”，后来他便索性将原来的姓氏抛掉，以此“雅号”为其姓氏了。他常常神秘地失踪数月后才回到村子里。长期的流浪生活和冒险生涯，锻炼了他的机敏狡诈和凶狠残暴的本性。在流浪的过程中，他接触了各种古老神秘的教派，对他影响最大的是鞭身教。鞭身教的宗教仪式和教义都是和性相联系的。该教鼓吹在肉欲的极度放纵达到高潮时，便将得到神的启示和保佑。因此拉斯普丁回到村子后，便到处宣称，他可以直接与神进行对话，他能借助神的力量为别人去疾除病。他甚至还向妇女们暗示，同他发生肉体关系，绝不是犯罪，而是最好的解脱。此后，拉斯普丁经常被人请到家中，降神治病。他的名声渐渐地传到了首都彼得堡，成了彼得堡上流社会的座上宾。一个曾经见过拉斯普丁的贵族人士对拉斯普丁形象的描述是：大大的脑袋上长着一张讨厌的圆脸，一对浅灰色的眼睛总是死死地看人，让人感到恐惧和昏昏欲睡。讲起话来语无伦次，有时喃喃自语，有时声调激昂，总之令人感到在他的身上蕴藏着一股超人的力量。
1905年的俄国革命给统治俄国达300年之久的沙皇专制沉重的打击，迫使沙皇政府进行了部分政治改革。沙皇尼古拉二世害怕革命，惧怕自己的统治被推翻，加上他的家庭生活不顺利，使他的性情更加乖僻和迷信。皇后亚历山德拉长年患有神经官能症，在连生4个女儿后，才生下皇太子阿列克赛。但是未来的皇位继承人患有严重的血友病，弱不禁风，常年需要特殊的照顾。皇后和皇太子的疾病成为笼罩在沙皇家庭生活上的阴影。因此一些自称怀有“妙手回春”之方的庸医、神僧、先知不断出入宫闱之中。宫廷女官维鲁博娃在鞭身教的“跳神会”上与拉斯普丁相识后，便把他介绍到宫中。神经质的皇后历来相信只有神的力量才能救她儿子的性命，相信只有“先知圣贤”才能辅助她丈夫治理国家。经过拉斯普丁的花言巧语和无耻拙劣的表演，皇后相信拉斯普丁便是创造奇迹的人，因为上帝赋予他“崇高的睿智，对人的了解以及预见一切事件的能力”。从亲王、大臣、将军到贵族、商人、银行家纷纷开始巴结奉迎拉斯普丁。一时间，拉斯普丁成了宫中炙手可热的人物，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宫廷奸党”。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沙皇驻跸在距首都700千米的大本营中，整日忙于军务，无暇顾及朝中其他事情，从而便利了皇后和拉斯普丁的专权。拉斯普丁厚颜无耻地说；“皇后真是个英明透顶的女王……我同她合起来，干什么都干得成，办什么都办得到。至于他，是个大圣贤，可他算什么皇上呢？最好是逗逗孩子，摆弄摆弄花草，种种菜园子，那里治得了天下，够他为难的，所以上帝让我们辅佐他。”他通过皇后安插自己的党羽，操纵大臣的任免。1914～1916年间，内阁总理大臣换了4个，内务大臣换了6个，外交大臣换了3个，陆军大臣换了4个。他还经常干预前线的军事行动，1915年11月皇后给沙皇的信中写道：“我必须向你转达我们尊敬的朋友的委托……他于昨夜忽得一梦，他请求你下令于里加附近发动进攻。”尼古拉二世常常抱怨说：“我仿佛穿上了一条无形的裤子。”
1916年国内的“上层危机”已达到异常激化的程度，拉斯普丁的专横跋扈已成为众目所视的万恶之源。为了平息国内政治风潮，挽救专制统治，一些贵族人士开始密谋刺杀拉斯普丁。
在俄国、英美和法国的历史学家和传记作家的著作中对拉斯普丁和他的死的解释都是不一样的。有的讲拉斯普丁数劫不死，有的讲他死后数日仍能复生，总是给他的死加上一层神秘色彩。这里选取了尤苏波夫的回忆录中的资料，该作者亲自参与了刺杀行动，他的著述是比较可信的。
尤苏波夫是沙皇的侄女婿，曾与拉斯普丁有过密切的交往。尤苏波夫、巴甫洛夫亲王、苏霍京中尉、普里什维奇等人很早就在筹划这次谋杀行动。1916年12月16日晚，拉斯普丁如约来到尤苏波夫的家，尤苏波夫用掺入大量的氰化钾的巧克力馅饼和葡萄酒“热情地”招待他，然而2个小时过去后，吃下大量毒药的拉斯普丁仍神情自然，谈笑风生。尤苏波夫被迫采用最后的措施，向他的心脏开了一枪，拉斯普丁倒下了。众人以为他必死无疑了，然而几分钟后，他又神奇地复活了，嚎叫着冲出房间，跑向院门，惊慌失措的众人手枪和橡皮棍齐下，才使拉斯普丁最后断气，临死前他眼中放射出的绿光，仍使众人不寒而栗。3天后，他的尸体在涅瓦河的冰水中被发现。拉斯普丁的个人得势是专制制度统治腐败的典型体现，他的死预示了罗蒙诺夫王朝的覆亡。
拉斯普丁到底是何许人也？他究竟具有何种超人的神力？这是历史学家一直未能解开的谜。但我们相信，拉斯普丁身上的神秘色彩终将被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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