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新型城镇化内容和意义
一 城镇化及其双重性
城镇化是经济活动聚集和人口聚集而导致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发生变化的过程，城市是这个过程中在空间上形成的创造物和载体。统计意义上的中国城镇化率[64]，2011年为51.27%。要达到小康社会水平，中国的城镇化率要达到70%左右，这意味着年均1个百分点的增长，约1400万人口，20年近3亿人口聚集到城市。
城镇化不能脱离工业发展历史过程进行孤立的探讨。工业革命的实质是生产方式的变革，而生产方式的变革是以分工和专业化为主要特征的。按照亚当·斯密的观点，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导致了生产力的提高。[65]
分工与专业化的发展对生产方式变革的促进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劳动生产率提高和技术进步使生产规模扩大，形成规模经济；二是各种中间产品的生产部门增多，迂回生产方式的出现和部门细化，使某一空间范围内集中起众多的经济活动，形成聚集经济。
聚集经济和规模经济在空间上的效果都是引起生产的集中，这种集中被描述为城市区域内厂商的经济活动在国民经济某一部门中所占的比重增大。城镇化和城市经济发展过程即是如此。
城市生产扩大和集中直接导致负向的生态环境效应：第一是不断扩大污染的集中，生产集中区域的生态状况急剧变化，甚至恶化到不可恢复的程度；第二是不断扩大的资源使用的集中，生产集中区域的资源消耗急剧增加，以致本区域资源禀赋消耗将尽，并带动区域外资源的加速使用。不仅如此，城市本身的设计、建设和管理活动也对自然有着相当大的破坏性。
在迂回生产方式和经济聚集进程中，城市“投入—产出表”所呈现的是投入产出系数矩阵中的行和列的增加、非零元素的增加及系数的分散化趋势。这是一种为节约生产成本，包括运输成本和交易成本的自发的聚集过程。
经济活动在城市区域内聚集是节约生产成本、运输成本和交易成本等各种成本的一种优化选择。迂回生产方式由于分工与加工的深化，在提高物质资源利用效率水平和节省单位生产物质资源消耗方面取得进步；同时提升了物质资源的消耗总量和消耗速度。
经济聚集能够有效地促进单位生产的资源消耗量和资源消耗成本的节约，尽管同时造成资源消耗总量和速度的提升。因此，当前城镇化发展所面对的关键问题不是要不要经济聚集，而是聚集经济的合理规模和速度。
二 城镇化的绿色升级
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既面临着成长阶段的一般挑战，又必须应对资源环境的特殊挑战。粗放、片面而不可持续的增长模式，产业空间集聚水平、集群化水平和分工水平处于初级阶段，过度依赖土地运营的城镇化，尚不明朗的经济新增长点。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造成资源环境过度消耗与财富分配日益分化。
未来中国首先应该考虑的关键性问题是要使经济与社会发展呈现出绿色的气质，这是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题内之义，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绿色城镇化是其中的一个重大战略步骤。
绿色城镇化讲求以提高质量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使资源和能源的利用效率随着城镇化率的提高而显著提升，并在发展中尽快解决高排放和高污染等问题。要采取绿色的城镇化推进模式，提高城市先进生产力与先进文化的辐射和扩散作用，充分开放城市，解放那些影响生产要素自由迁徙和自由流动的制度障碍，提高城镇化质量和生产要素配置的效率。
经济发展的战略要摆脱传统的以工业经济为中心的思维，充分发挥知识生产、服务支撑、金融创新、科技革命和文化创造等方面的综合作用，注重公共服务的扩散作用。产业发展要转向注重规模效应和多元创新的绿色经济思维，并提升私营企业、小微企业的重要地位，努力为经济的绿色繁荣积蓄能量和提供可持续动力。
绿色城镇化关注的重心逐渐远离以物质为中心的增长形态，将极大地有利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以人为本的特色发展阶段。以绿色为主要特征的升级版发展要因地制宜发展多样化的产业与就业结构，强化公共服务的公平分配，创新经济社会管理模式，努力满足不断增长的人的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归属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等需求，还将进一步推进人的志向发展、兴趣发展、个性发展、创造力发展、理想及信念的发展与实现等需要的充分满足，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每一个人。
中国城镇化的绿色升级发展不能仅靠技术方式的改变和调整，需要包括社会体制和思想观念在内的全面的整体性变革。要把增长保持在资源环境以及社会条件可以承受的幅度之内，尽最大努力以可承受的经济社会代价，达到所预期的有质量的、更加理性和负责任的发展。
三 走向绿色城镇化
1.持续改善环境
中国发展的基本纲领应该是环境全面状况的改善能够符合公众的意愿，这也是绿色城镇化的基础和支撑。必须采取有效措施缓解经济社会等广泛领域的环境压力。城镇化和工业化要转变粗放型模式，积极谨慎地应对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消费升级，理性看待城市人口的增长。环境基础设施的管理和建设不能放松，应该迅速妥善处置突发性和新出现的环境问题。
生态规划与建设 进行全面系统的生态规划是促进经济、社会和环境相协调的一种主要方法，也是实现绿色转型乃至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要突出自然生态空间规划和建设，划定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开发管制界限，并严格实施主体功能区制度。我们的生态系统需要保持和提高自我调节、自我修复和持续发展的能力，要处理好一切自然资源与能源的保护与合理利用的关系，实践人与自然的互惠共生。
改善人居环境 要充分重视缺少适当住房、居住环境拥挤、基础设施不够和基本服务不足等人居领域问题，并从政治、社会、技术和文化等方面综合解决。人居环境建设的基本准则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广大市民的共同参与是创建宜居环境的重要保障。要按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以改善民生为目标，积极推进人居环境建设，为实现美丽中国奠定良好基础。
控制污染排放 经济迅速增长和社会发展水平的持续提高，将不断地给控制环境污染排放提出新的挑战，比如PM2.5的测控和低碳发展等。要大力推进环境保护的技术创新，应对生态环境风险防控的新情况和新要求。同时，要进一步提升环境保护的政策与管理水平，进一步改革和完善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
2.绿色经济发展
现阶段，绿色城镇化的物质基础仍然是工业化振兴和城镇化繁荣。要在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同时促进生态和谐与社会进步，实现有限意义的绿色转型与发展。这是“浅”的绿色城镇化，是绿色城镇化的初级目标。要实现绿色城镇化的重点突破，确定具有城市特点的高效及高附加值经济增长的基本方略，最大限度地节约资源，减少排放，提高整体经济的绿色性。
产业结构调整 产业结构调整要格外注重经济增长和资源环境保护的协调与双赢，这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出发点。在经济上，产业结构调整必须遵循产业结构演变的一般规律，展示高效与合理的指向；同时，注重与资源结构相互适应，能够使资源优势得以充分地发挥。应该提升重点产业的绿色关联度，促进产业结构的绿色演化与整体产业结构优化的适应和协调。这样的产业结构演变方向才符合绿色城镇化发展的原则要求。当务之急，是控制高耗能、高排放行业的异常增长，加速淘汰落后和高污染的生产能力，积极推进现代高效能源产业的成长和能源结构的优化，在控制不良增量的基础上努力优化存量结构。
经济布局优化 要进一步整合资源、环境容量和比较优势，在此基础上制定经济布局优化的战略与对策。以划分优先、重点、限制和禁止开发等类型功能区为抓手，突破行政和行业分割，考虑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调整优化不适合绿色发展的地域空间与产业。要进一步提高相关产业政策水平，地区约束条件应该体现在鼓励、限制和淘汰的产业名录内，在重大投资和重点项目方面支持布局优化的战略安排，继续强化诸如环评审批和生态规划等方面的绿色前置措施。另外，税收、金融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配套政策也应该齐备并落实，推动布局优化的经济手段的充分运用。
微观经济改善 要从微观源头减少经济对资源环境的压力。企业应该进行绿色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推行清洁生产工艺和生命周期管理，加强以预防为主的生产全过程控制，努力转变资源消耗和污染控制方式，进而促进生产消耗方式由资源密集型向资源节约型转变。
3.社会绿色进步
要以环境友好为主旨建设绿色社会，减轻高消耗生活方式给经济发展带来的资源环境压力，探索新型社会管理模式，全面提升人民生活的水平与质量。
人口结构与素质 城市人口过快增长、人口结构不合理和人口素质下降，将增加绿色城镇化的压力和难度。要科学规划区域人口规模，优化人口结构，推进人口素质的提高。城市经济功能与人口规模结构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人口规模结构应当与经济功能相适应，并随经济功能的升级而主动做出调整。
推动绿色消费 随着现代生产活动和消费在经济发展中日益占据主导地位，绿色消费的提倡和推动更加重要。严格意义的绿色消费涵盖着生产和消费等各个方面的全面要求。当前，绿色消费的基本要求是保护生态环境和有益于人们身体健康，重点提倡购买环保产品、回收利用废旧资源、有效处理垃圾、高效利用能源、保护环境和物种多样化等。引导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绿色消费方式，是绿色城镇化战略的重中之重。
新型社会管理 要推进有利于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相得益彰的社会领域制度创新，探索绿色的社会管理模式。一是将管理融入服务，实现管理职能的服务性转型。二是灵活的多元化管理方式，注重以人为本，贯彻共同参与，通过平等对话和协商来消除分歧。三是管理的现代化，善于将先进的科学技术应用于管理中。
全面改善民生 要多层次地发展社会功能，适应居民不同层面的需求，缩小社会资源使用问题上的贫富差距。要凭借经济的全面繁荣取得财政收入，加大民生领域的投入比例，医疗、教育、社会保障和基础设施建设应该满足升级版的社会需求，推进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同时，要稳定和扩大就业，经济活动的进入门槛应该大幅度地降低，并积极保障低收入人群的权益。
人类对生态城市的认识仍然在不断清晰和深化。传统村镇建设，虽然有许多值得生态城市借鉴之处，但其建造当初却主要是凭着朴素的思想和直觉，而非清晰的生态学原则。城市这个人类最大的创造物，也存在于进化过程中，甚至可以视为宇宙进化的一部分。
绿色城镇化为我们把功能分割的城市重新组合起来提供了契机。当前的结构调整战略的眼界应该更宽广些，把经济结构和城市结构都涵盖进去。在城市结构调整方面，生态应该是重要的指向。城市建筑必须成为更大区域建设的一部分，并与周边自然环境及其中的各种生命构成的群落有机结合，展现出现代生态文明的价值观和生活导向。
中国有这么多人口和资源潜力，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有机会去建设一个比工业化城市好得多的生态城市。当今世界上最具影响的发展莫过于中国的城镇化，城镇化将是最终奠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基础的战略工程。
第二节 建设生态文明的新型城镇化
城市或城镇具有区域性和综合性特点，是区域内政治、经济、文化、人口等集中地和中心所在，对区域具有很强的辐射和带动功能，其所辖市域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载体。在国家明确走新型城镇化道路，即将出台并实施新型城镇化规划背景下，如何通过市域生态文明建设，努力建设经济繁荣、生态良好、人民幸福的美丽城乡，是需要深入思考和研究的重大课题。与以往的城镇化相比，新型城镇化战略其“新”的要义之一，就是要按照生态文明理念和原则来推进城市、区域的空间布局、人口布局、产业布局，在城镇化进程中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在生态文明建设中提升城镇化质量与现代化水平，走出一条人口资源环境相均衡、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相统一、城市与区域协同发展、城镇与乡村互动进步的现代化之路。我们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深刻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以及农业现代化全过程，推动形成以人为本、优化布局、生态文明、传承文化的市域经济社会发展新格局。
一 城镇化发展的低碳机遇
1970年，我国二氧化碳人均排放只有0.95吨，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1990年，我国人均水平提高到1.95吨，仍低于世界人均的1/2；到2010年，我国人均水平达到5.39吨，高出世界人均水平21.4%。[66]2011年，中国化石能源燃料和水泥生产排放的二氧化碳占世界总量的28%，超过美国（16%）和欧盟27国（11%）总和。[67]因此，不论从国际应对气候变化、构建全球生态安全格局的需要，还是从国内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的实际，我国城镇化都应该是一个低碳的进程，否则就称不上是生态文明的城镇化。
低碳从理论与实践上讲，并不必然对社会经济造成约束；如果抓住机遇，发展低碳产业，营造低碳环境，可以真正实现通过提高城镇化水平拉动经济，推进绿色增长。
党的十八大报告所提出的在2020年建成小康社会、相对于2010年GDP翻番、居民收入水平提高一倍的目标，意味着未来年均经济增长率必须保持在7.5%左右；按照过去30年能源消费弹性系数估算[68]，能源消费年均增长需要在4.5%左右。其中，我国非化石能源比重将从2010年的8.3%增加到2020年的15%，使化石能源燃烧排放的二氧化碳年均增长保持在3.5%左右。
如果2020年我国的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50亿吨标准煤，实现非化石能源15%的目标，则意味着需要7.5亿吨标煤的零碳商品能源产出，为可再生能源设备的生产、营销、安装、调试和运行维护提供了巨大的市场空间，构成了经济增长新的绿色源泉。
绿色城镇化需要大量的能效产品，例如，建筑隔热材料、节能电器和纯电动汽车等。城市居民生活品质的提高，需要更多的低碳公共交通设施的投入和运行，以及可以提供大量碳汇和生物质能的植树造林、绿地和湿地环境建设。
从中国经济发展过程观察，城市在达到同等富裕程度的能源效率方面占有优势，因此，城镇化是有助于人口财富增长与二氧化碳排放（相对）“脱钩”的经济进程。令增长与二氧化碳排放更加背道而驰的途径，是优化能源消耗结构，发展低碳经济。改善能源基础设施，提高能源效率，开发节约和减排的新能源，推行低碳生产、低碳运输和低碳社区等；在经济社会结构全面调整的同时，要制订居民家庭特别是社会弱势群体能负担得起的合理的能源价格，确保稳定的能源供应。低碳发展战略将为中国的绿色城镇化提供新的契机。
二 绿色城镇化的高级纲领和目标是建设生态城市
如果只关注城市环境中的一些主要问题，而不是整个系统，则很难获得预期的效果。“分开解决单个问题只能使人类陷入一个更大的环境破坏的恶性循环中去”。因此，建设一个协调发展的生态城市，使支离破碎的独立组分协调起来发挥作用，是减缓和扭转城镇化环境经济问题的必要条件。
必须考虑城市的物理形态和空间结构，才可能解决城镇化过程中的生态圈结构破坏和资源系统迅速退化等问题。必须对城市建设模式进行剖析，尤其是土地利用和基础设施。把城市布局和空间组织方式作为核心，并在此基础上全面深刻地剖析各种其他组成结构部分，才能理解人口、财富和技术之间是如何作用并影响环境的。
城市对环境的影响可能持续世世代代，导致大量生物物种灭绝、地球环境污染和全球气候的变化，有些影响甚至数百年后都难以恢复。如果立刻采取积极措施，人类是可以改变这一进程的；关键是按照生态学的原理重新规划和设计我们的城市，依托现有的山水脉络，把城市融入大自然。
需要为城市制定科学的生态原则，把生态城市思想渗透到城市的公共空间、交通设施和每一栋建筑的细节，把自然植入城市，并且将复杂丰富的城市生态系统各个部分有机地整合到一起，实现对城市整个生物圈的正面影响。
生态城市的创建，可以从增加城市中的自然景观开始。修剪过的公园、高度人工管理的森林和农业景观，有明显的人工雕琢的痕迹，缺乏自然的魅力。生态城市不仅远郊有开阔的天然景色，近郊和城市内也遍布许多自然景观。尽量把土地退给自然任其自由成长，甚至野生动物也栖息在城市的开放空间中，这是人与自然在城市区域和谐共生的关键。
比如芬兰的维累斯（Vuores）就是与自然密切接触的一个城市典范。该城市将“融入敏感脆弱的自然环境”作为重要的规划目标，充分考虑多变的地形、宝贵的自然资源、生物多样性、微气候条件和现有水系统，以自然环境的“绿色手指”穿透人工建造的结构，使自然环境无处不在。
大道至简是进化现象的基本规则之一，就是紧凑，是典型的复杂浓缩过程。因此，保罗·索拉利关于生态城市的“紧凑、多样和高效”原则，“就近居住”、“步行易达”和“紧凑产生繁荣”等原理，都是生态城市设计建设的重要思想。生态城市建设需要把复杂、精致和微妙有韵味地交织在一起。
以步行街为主的城市中心和各街区中心，均显得紧凑而各具特色；建筑、人工景观、农业园地和自然荒野相互交织而融为一体。城内主要交通工具不是汽车而是自行车，社区步行易达，城内城际则有四通八达、高效快捷的公共交通转换中心。生态城市是如此紧凑，人们可以轻易地触及其边界，享受与自然的亲近之悦。
师法自然是建设生态城市的基本原则。要向自然学习如何按照客观的生态学原理设计我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同时向自然学习如何管理我们的城市。生态城市必须反映并致力于生态需求和社会需求的整合，城市建筑应该成为自然融入社区的一部分。自然区域要限制人类的干扰并保护物种的多样性。人类以自然为榜样管理自己的生产区和生活区。
生态城市建设的原则是自然的、客观的，因而也是永恒的；其并不以人类的意志为转移，不随时尚变化和流行趋势等发生实质性改变。生态城市具有对自然的本能兴奋，喜欢幽静平和又瞬息万变的未知的挑战和刺激，热爱与自然之间充满活力的和谐。如果把现代城市高楼大厦比作是人类信心的强烈表达，体现了人类对自身创造力的不断追求；那么生态城市应是为人类的科学、艺术和更真实的创造性的全面发挥，开启了一扇无限探索之门。我们迫切需要一种描述、设计和建设这样的理想中城市的科学和艺术。这样，就有可能做出传承长久的城市设计方案。
中国的生态文明有自己独特的思想基础和实证经验。最具代表性的比如“天人合一”的人类生态观和儒释道诸子百家融为一体的传统文化，以及在这些文化影响下的农耕村社朴素的自力更生传统和风水整合、阴阳共济的乡居生态原则。认真总结吸收这些传统与经验，对未来生态城市发展有极其重要的指导作用。
三 建设生态文明城镇的几个要求
1.加强顶层设计
真正按照建设生态文明的要求，牢固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与环境双赢的发展理念，逐步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市域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生活方式，努力实现市域经济社会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
根据国土空间优化原则建立市域空间规划体系，科学划定生产、生活、生态空间，落实用途管制，明确开发力度，划定生态红线，因地制宜地确定中心城市、中小城市、小城镇以及乡村地区的发展定位和方向，实现合理分工、功能互补、协同发展。要坚持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城乡联动、协调发展的原则，统筹城乡人口、资源、环境以及产业成长、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推动资源集约利用、产业规模经营、居民多元就业，促进市域城乡一体化发展。当前，要更加重视农村地区生态文明建设，发展现代农业、培育新型农民、建设新农村，尽可能在原有村庄形态上改善居民生活条件。
按照中央的要求，把市域发展和建设规划由追求城市扩张转向限定城市边界、优化空间配置，把城市放在大自然中，把绿水青山保留给城乡居民。规划编制要多听取群众、专家和各方面意见，形成后要通过立法形式确定下来，使之具有法律权威，确保规划的连续性，“一张蓝图干到底”。
2.推动转型发展
以市域国土开发现状、主体功能定位，以资源承载能力、生态环境容量为基础，同步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空间结构调整。
科学合理地优化城镇规模、布局和形态，形成具有特色的城镇体系和产业体系，增强城市创新能力、强化生态环保，节约集约利用土地、水、能源等资源，加快可再生能源发展，转变消费模式、推广绿色建筑，将推进市域综合交通运输建设、推行低碳交通等作为市域发展的重点，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新路。
贯彻落实创新驱动战略，通过新兴园区、新兴产业、新型社区、新型城镇建设，大力提高城镇土地利用效率、城镇建成区人口密度，切实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减少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以尽可能少的资源环境代价保障城市运行和发展。
扩大森林、湖泊、湿地等绿色生态空间比重，增强生态产品生产能力，强化水、大气、土壤等污染防治，下大力气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增强抵御和减缓自然灾害能力，尽可能多地改善和提高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质量。
3.改革体制机制
处理好市场和政府的关系。既要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通过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和生态补偿制度，发展生态环保市场、放宽市场准入、创造良好市场环境、提供公平竞争机会，吸引社会资本投入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污染治理等，更多地依靠市场的力量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也要发挥政府在创造制度环境、编制发展规划、建设基础设施、提供公共服务、加强社会治理等方面的职能，用科学态度、先进理念、专业知识来建设和管理城市，创造性地开展生态文明建设和管理工作。
生态文明建设是全体人民共建共享的事业，既需要坚持政府主导、市场主体和科技支撑，更需要通过加快建立人民群众普遍参与的体制机制，构建全民参与的行动体系，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参与生态文明建设，形成政府强力推进、社会广泛响应、群众积极参与的强大合力，共同建设我们的美丽家园。
我国幅员辽阔，发展水平差异很大，城市的建设和发展包括市域生态文明建设的起点、重点、方式、手段也不尽相同。由于城市群能使资源在更大范围内实现优化配置，让地理位置、经济结构、规模等级不同的城市承担不同功能，实现城市间的分工合作，使城市群获得比单个城市更大的分工收益和规模效益，因而城市群越来越成为区域发展的重要源泉，也是我国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形态。当前，我国已经形成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还要在中西部和东北有条件的地区，逐步发展形成若干城市群，成为带动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发展的重要增长极，为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第三节 创新社会治理 建设美丽乡村
“乐和”是一种生于本土、源于传统的社会理念，以表达“天地人和、乐在其中”的生态智慧。自2008年起，公益组织北京地球村通过提供技术服务，在四川彭州，重庆巫溪、黔江、酉阳的试点村参与了当地的“乐和家园”社会构建实践。而2013年初以来，湖南长沙县“乐和乡村”、浙江嵊泗县“乐和渔村”和重庆南岸区“乐和家园”的试点工作也陆续展开。通过这样的社会实践，乐和家园不再仅仅是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且成为一套落地模式和操作蓝图，成为政府主导、多方参与的社会改革行动，通过政府培育和社工服务，激发村民和居民组织起来自己处理村社的公共事务，共建“乐和治理、乐和礼义、乐和生计、乐和人居、乐和养生”五位一体的城乡生态社区家园。
一 创新社会治理，修复基层社会
近30年，几乎所有的乡村问题都源于基层社会解体而引致的自治能力匮乏和乡村道德滑坡。因而，乡村问题的基本工作就是修复基层社会，重建自然社区组织。对此，地球村协助当地政府创建了乐和治理之道，包括三部分制度建设：“一站两会”的民主管理模式、“三事分流”的责任共担模式、“投入机制改革”的利益共存模式。
1.“一站两会”的民主管理模式
“一站”是基层政府在乡村建立“社工站”作为政府的社会工作平台，并将社会组织引入社工站提供技术服务，街镇主管领导担任社工站站长，把社会工作下沉到最末梢的村组；“两会”则是指乐和互助会和乡村联席会。这里侧重介绍“两会”模式及作用。
第一，乐和互助会是基于自然村（村民小组）的互助型、服务性、公益性群众组织，其骨干是乐和代表，经由推举和选举结合产生。乐和代表不拿薪水的志愿者身份使得他们在村民中享有特殊的感召力和说服力，在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以后的参与愿望，又让他们对于村民的信任有一种特别的责任。尤为关键的是，乐和互助会为夯实村民自治、保障村民对于公共事务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开拓了新路径。
首先，互助会分担了一些公共服务，比如公共区域的垃圾管理、孤寡老人关照、留守儿童照顾、矛盾纠纷的化解以及各类文体活动的组织等。在分担公共服务的同时，互助会倡导一种自立自强的乡村文化，引导村民在享受公共服务时，不忘履行公益公心的责任，被服务的同时培养自服务的能力，遏制了在享受公共服务之中的某种可能滋生的贪欲和抱怨。
其次，互助会推动公共服务政策的改革。过去的扶贫和惠民项目，要么撒胡椒面，要么向“大户”倾斜，往往助长人们的私心贪欲、争斗抱怨和不公正；而乐和互助会参与到例如低保等惠民政策的知情、参议和监督过程中，让农民自己公正地分配公共资源和社会资源，同时进行向上之心和公共精神的培育，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上述弊端。
最后，互助会和谐了村民与村委会和基层政府的关系。对村支两委而言，互助会不仅分担了工作压力，加强了群众监督，也为村支两委输送了公共服务的人才，并激发了一些党员更好地发挥模范带头作用。三宝村书记苏波说：“乐和给三宝带来了新的希望，其实就是群众参与的新希望。过去村支两委做事情，群众监督，群众还不满意，现在是群众做事，两委来监督和服务，群众反而还满意了。”
第二，联席会是一个由村支两委主导、乐和互助会主体、社工组织等多方参与的共治平台。联席会每半个月或一个月由村支部书记召集，商议村社公共事务，其程序通常由各方汇报交流、讨论、决议几个环节组成，以实现如下目的：①保证村支两委方针政策和行政任务的下达、民情民意的上传以及对于社会组织的信息了解；②落实乐和代表的知情权、参议权、监督权以及分担公共事务的义务；③帮助社工组织和相关单位了解情况，以便从各自的渠道提供相应的公共服务。
“一站两会”的建立可以自上而下也可以自下而上。巫溪县采取的是前者，长沙县乐和乡村、嵊泗县乐和渔村和南岸区乐和家园则采取了后者。2014年1月18日，长沙县双冲村乐和大院里，互助会会长、代表、社工聚集一堂，庆贺十一个小组全部成立了互助会的“满堂红”，大家互相恭贺、彼此交流如何化解矛盾和如何组织村民一起处理各种公共事务的经验。支部书记向文革说：“之前我的群众路线是和两千多村民一户户来往，但没办法让大家都满意，现在我的群众路线就是把群众组织起来，通过每个组的互助会自己的事情自己办，通过联席会大家的事情大家商量办。乐和治理是群众路线的创新。”
2.“三事分流”的责任共担模式
大事、小事、私事“三事分流”是乐和治理之道中的责任共担模式。在乐和试点村，村民通过联席会将所有乡村事务进行梳理分类，属于政府管的“大事”由村支两委和乡镇负责，属于村社公共事务的“小事”由互助会负责，属于个人的“私事”由各家各户自己负责。三事分流不是三事分离，只是通过公私、大小的分流方式明确各自的责任，各尽其职，分工协作。在三事分流的实践操作中，在街镇政府主导、多方参与尤其是互助会参与、反复讨论基础上，进行三事分流整体设计，同时进行先易后难分步推进的单体实验。南岸东路社区还把经多方参与讨论出的三事分流的清单公布在社区的橱窗里，以供大家总结经验和完善制度。
3.“投入机制改革”的利益共存模式
在乐和治理实践中，为了进一步激活社区社会组织、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试点乡镇和区县对投入机制进行了改革尝试。嵊泗县把过去由行政系统执行的保洁经费交给互助会管理；长沙县的“生态路”、“小水利”工程由互助会讨论需求，乐和代表串户调研后给乡镇和部门写报告，并且附上义务出工、协调矛盾、后续维护等承诺，从申报、实施、评估，到后续监督等过程都有互助会深度参与；南岸区的东路社区和崇文小区，互助会的乐和代表带头为社区的公益活动捐款，成立了第一笔社区基金并讨论了基金管理规则，其中一个重要用途就是开展保护社区环境教育和活动。为了支持这种公益行动，南岸区政府正在支持筹建社区基金会并为之注资，开了中国社区基金会的先河，也将公共资源分配和公共投入机制改革引向深入。
二 创新社会治理，落实环境管理
在环保问题上始终存在一种误区——就环保说环保，就项目做项目，很少考虑社会。问题是，如果社会像沙粒一样分散，谁去关心环境质量、监督环境执法，参与政策建议，选择绿色生活？因此，生态环境管理归根结底需要从创新社会治理开始。
首先，生态民居和节能建筑的推广在乡村一直难以实施，而在四川彭州的大坪村却得到了良好的解决。2008年7月，当地政府引进地球村作为社工组织成为社工站的技术力量，支持村民组成“大坪山生态协会”，建立了该协会和村支两委以及地球村组成的联席会，通过联席会邀请到刘加平院士和他的生态建筑师团队作为义工来大坪山设计生态民居。联席会组织村民与义工团队协商，探索出一套非常适合乡村的“乡野生态屋”“乡情小聚落”的低碳建房操作模式，并由专业总工程师对每一户被称为“乡土工程师”的村民进行系统教学、现场督导和工程评估。最终，大坪村所建生态民居每平方米造价不到600元，并且较一般的乡村砖混建筑至少节能减排50%。这样一个生态民居的系统工程，如果没有“一站两会”以及社工站各负其责、各尽其能的分工协作，是不可以想象的。而这样的实践则昭示了环境保护必须通过社会建设来实现的深刻现实。
其次，以乡村垃圾管理为例，在乐和试点村，互助会成立之后，通过联席会讨论各自的责任，互助会负责组织和管理村民义务分片管理垃圾和定期清扫，社工组织负责垃圾分类教育指导，村支两委负责协调垃圾转运。很快，乡村垃圾事务就得到了非常好的解决。巫溪的羊桥村，互助会组织村民下河清除淤积了30多年的垃圾时，当时的镇党委书记非常感动，说要给大家发一点辛苦费，村民回答说：“这是我们自己的事情，为自己做事都要发钱，你发得起吗？”
最后，农村环境整治的“双控”始终是难题。所谓“双控”指的是控制违规建房，禁止私搭乱建和控制违法用地。通常情况下，“双控”的解决方式是行政手段或者花钱雇“看护员”或者交给村支两委监管，但解决问题的能力很弱。为此，很多地方对于违规行为采取强行压制，往往引致执法冲突，干群关系进一步恶化。而在南岸峡口镇，政府把“双控”作为社区公共事务交给了互助会。通过联席会由村支两委、互助会、社员代表大会共同商议建立双控协管机制，由互助会在村民中选出11人作为协管专员，并讨论形成协管专员的基本工作模式：“一天一电话、一周一总结、一月一汇报”，在社工站的配合下，向村支两委反映具体情况，向镇政府汇报总体情况。由此，本来由外来力量监管的事情，成为了村民自己要承担的自己的事情，“双控”取得了良好效果。
此外，在长沙县，以前经常出现政府为村民做“湿地工程”“生态路”“小水利”而村民不买账不配合，为工钱讨价还价、为一棵白菜的赔偿叫板也司空见惯。其中重要原因是村民自始至终没有参与到项目的立项、执行和实施中。乐和乡村建设后，政府组织了两次县级层面乐和乡村建设投入机制改革调研会，启动了投入机制改革的整体设计和单体实践，探索投入机制的新模式。在新模式里，生态建设工程中的矛盾也由互助会去处理。双冲村木鱼神组公共设施建设过程中，选择了外地价廉质优的砂石，引起本地砂石供应商的不满，他们纠集地方黑恶势力公然阻工。互助会发动全组村民出面，利用大家的力量威慑住了前来闹事的人，木鱼神组村民们对肇事者说：“这是我们自己的工程，你要阻工就是和我们大家为敌。”短短几十分钟，化解了矛盾，工程进度没有受影响。“我们自己的工程”意味着“我们自己的责任”。这正是投入机制改革所带来的效果，它让村民真正成为家园的主人。
三 创新社会治理，复兴生态意识
在生态文明意识构建上，乐和期望通过社会建设来实现如下目标——蓄心能、增体能、惜物能，恢复“天地人和、乐在其中”的中国精神，找回支持中国几千年可持续发展的道德文化。而在数年实践中，乐和治理是如何一步步接近上述目标的呢？
第一，乐和话语是能够动员人心的话语。多元文化的时代，必须找到一种既与传统相通，又与现代相连；既为政府认可，又为社会认同、百姓接受的话语体系。乐和就是这样的话语，它把生态文明与和谐社会的国家战略变成了“困难邻里众人帮，公共事务众人管，社会正气众人扶，乡村文化众人兴”这种老百姓听得懂、记得住、能接受的生活话语。同时，村民们也用自己不同的语言描述和传递着乐和，“乐和就是一家人”“乐和就是一条心”“乐和就是自己的事情自己办，大家的事情大家商量办”，“乐和就是凭良心挣钱，靠团结致富”“乐和就是人人讲公道、个个懂礼貌”。大坪村的一位乐和代表给农民日报的记者说：“说别的我们不懂，一说乐和，都明白了，好事，搞！”
第二，乐和互助会是以自然小区组织为基础构建的社会治理机制，不仅是基层民主意义上的创新，还是一种道德复兴的创造，更是一种如梁漱溟先生所说的具有道德感的组织，它激发的不仅是村民的互助之情，而且是向上之心，彻底改变了村貌。巫溪县的白鹿镇大坪村是一个矛盾突出、集体上访次数达29次之多的“告状村”，上磺镇羊桥村是一个村民间不喜往来、各自为政的“自私村”，通过建立乐和互助会的社会管理创新，都变成了乐和村、公益村、零上访村。
第三，乐和大院是村民的公共活动空间。由互助会管理、社工站协助的大院，不仅是跳舞联欢之地，也是互助会联席会商议公共事务、奖惩调解、评比先进，以及处理和教育个别违反村规民约的人和事的地方。乐和大院建立后，村民之间的很多矛盾不再劳烦村委会，而由乐和互助会通过讲道理调停解决。巫溪三宝村曾经有一次乐和堂处理矛盾的会议，双方陈诉理由，大概是倒车的时候一方把另一方的屋角碰坏了，不知哪句话没说对，两边吵起来，经过讲道理，算下来一方付给了另一方几百元，就在矛盾化解皆大欢喜的时候，拿到钱的那一方突然说：“我不要这钱了，乡里乡亲的，多不好意思，把理说清楚就过了。”
第四，通过一系列的活动联结村民。在乐和试点村，社工和互助会代表一起商量乐和定期的培训课程；村里的乐和墙，是村民时时可见的宣传栏；村头的乐和榜，是这个熟人社会里大家很在意的评价和表彰平台；定期和不定期的乐和倡导，则成为村民的精神生活不可少的内容；把乐和理念编成乐和谣，成为村民喜闻乐见可以吟诵演唱的小调；在乡村普及的乐和礼仪——挥手礼、拍手礼、拱手礼、鞠躬礼乃至大拜礼等，让这里的乡村恢复了礼仪之乡的气息；从孩子开始的《弟子规》、《三字经》以读经来明义，让乡村接上了传统文脉。
借助以上方法，乐和之道唤起了村民内心对精神生活的向往。从巫溪到长沙，村民们义务清理全村和周边垃圾并建立垃圾管理规章；捐钱在公共空间植树和管护；义务监控私搭乱建等公共的“闲事”；主动捐木头出义工建造乐和家园公用大门；以低于市场价格一半的方式为村里的公共空间拿出自己的土地；带头学习生态养殖技术以解决饲料养猪对水源的污染；在联席会上向乡镇干部举报附近的污染源并且提出治理的方案；在火炉旁讨论来年的稻米如何不用农药少用化肥。这些普通的村民，曾经被认为是自私自利的一盘散沙，但在乐和理念的影响下，他们清楚地意识到好的社会风气对于个体生命的意义，那意义不仅是安全，而且是生命根处的温润和意义。而乐和能够做到这一点，无非是将分散的个体聚合为团结的社会组织，从而激发了个体的道德感和责任感，并从中获得幸福感。
四 创新社会治理，实现生命共惜
现代社会，社会分裂成原子化的个人后，个人失去的不只是安全感，还有血肉般的亲情和爱，生命意识也因此而萎缩。为此，乐和家园通过人际关怀、文体活动、自由联合等社会建设方式重新唤醒乡村的生命意识，以此推动生态文明意识的复苏。
在乐和家园试点村，每个村民的健康档案是社工调研被要求的内容，村民的健康诉求通过乐和代表传递给社工站以及相关机构。不定期的健康讲座、义诊、一些辅助性药物的发送、孤寡老人得到邻居和社工的照应等均是互助会的工作。村民的生老病死，因乐和治理之道而得到彼此关怀。
文体活动是乐和试点村共同的风景线。乐和治理一方面激活乡村自身的乡土道德土壤；一方面引进外面的道德教育资源和教育专家，让乐和的礼仪和道义的培训教化活动有声有色，有太极拳、养生操、坝坝舞、山歌谣等，群众健康管理和体育活动不再是村支两委的工作负担，而成为由互助会组织的乡村生活。
乐和治理还担负起关爱乡村儿童特别是乡村留守儿童的任务，村支两委负责统筹协调；乐和互助会负责组织爱心妈妈，让邻家的妈妈照顾邻家的娃娃，包括洗衣、做饭、辅助功课、陪伴、接送上学等，社工组织主要提供专业服务和培训，把留守儿童组织成娃娃团，教孩子们读经典做养生操等，并为爱心妈妈搭建诸如手艺和旅游市场等生计平台。
巫溪大河乡大河村，长时间人心涣散、自私自利，一辆黄豆车掉到河里，全村人蜂拥而上，不是救人而是抢黄豆。在成为乐和家园试点村、成立了互助会联席会以后，又遇到一辆车掉到河里，这一次，当年见死不救的村民又蜂拥而上，但不是去抢东西，而是在乐和代表的带动下有组织地救人，体弱的照看从客车上转移的物品。同样一个村，有了组织，有了理念，面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守望相助、生命意识的复苏也推己及人地惠泽到陌生人。
由此可知，乐和治理构建的不仅是矛盾化解机制，还有公共安全系统，更是良性社会。乐和治理之道让乡村人意识到乡村本身的价值、生命的价值和清洁的水及空气对于生命的价值。这份乡村价值也将成为城市人“精神脱贫”的财富，更是生态文明得以滋养绵长的泥土。
五 创新社会治理，创造生态经济
1.乐和治理修复了乡村的环境共同体，为产业转型提供了基本条件
互助会把分散的个体变成了一家人叫做“联体”，凝成一条心叫做“联心”，每个个体因此有了家园意识，“联产”也就成为可能。以长沙县试点村为例，村民们在讨论了养殖产业造成稻田污染的问题后，决定从一个小小的试点开始尝试生态产业的转型。为此，乐和代表开会动员村民把分割的田地联结起来以实现整体的生态转型。为此，社工站请来自然农业专家进行统一规划。农业专家所描绘的养殖转型、稻米翻身、循环农业、环境治理、乡村旅游的愿景激励了村民，也激励了有关政府部门投入机制的进一步改革。
2.乐和治理使真正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成立成为可能
在中国很多乡村，农民专业合作社往往作为单纯的经济组织行事，缺乏对于互助之情和向上之心的培育和乡村公共事务的参与，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合作社。例如，巫溪的三宝村曾经成立过数个合作社都成为了少数“能人”用来套取公共资源的工具，直到成立了乐和互助会，才有了真正的经济合作社。乐和互助会是集公益性、服务性、互助性为一体的社区组织，其保证了村民最大限度地参与。同时，作为一种有道德内涵的组织，乐和互助会能够建立自己的质量和诚信系统，并且为积累公共经济和分担公共服务提供了可能。
3.乐和治理打下建立食物质量保障系统基础
乐和治理为建立乡村的食物质量保障系统打下基础，并为建立市场的诚信系统，从源头解决食品安全问题探索可行的路径。当散沙般的村民成为一家人的时候，村民们很容易明白乐和生计就是要“凭良心挣钱、靠团结致富”。羊桥大米第一次带着农户的照片和生产档案到重庆和成都消费者手中，互助会负责农户不打农药的质量控制，社工组织帮助拓展绿色市场和敦促生产档案，村支两委协调行政事务。而在长沙县，组织起来的村民们正在考虑建立团购团销的“联贸”。团购可以降低价格、保障质量，防止假冒伪劣产品流入乡村，团销可以让优质产品拓展市场。
4.乐和治理开拓了公共基金渠道
作为一种合作经济，乐和生计以乡村公共资源集体力量为基础，其利润部分也要求回馈给集体建立公共基金。有了公共经济支持的公共基金，小区组织才能持续地分担公共服务。巫溪的三宝村已经形成生态养殖业的公共基金提留比例的约定；在嵊泗的田岙村，互助会在讨论渔村旅游如何按照接待户的垃圾产出量来建立专项基金；而南岸的大石村，已经开始集体农家乐这种新的乡村旅游尝试，由互助会管理接待的农家乐和蜡梅销售已经积累了第一笔公共基金，这些基金将用于本村的公益事业，环境保护，扶危济困。
5.乐和治理为良性资本下乡搭建了平台
有的经济学家认为解决农村问题的法宝就是资本下乡。现实是，散沙般的、组织化程度极低的农民无法与高度组织化的公司谈判并参与管理和利益分配。结果，要么是农民卖地进一步增加失地农民大军，要么是分化后让少数利益获得者与公司交易强迫农民进入，从而埋下更大的矛盾隐患。解决这一问题，不是要抵制资本下乡，而是通过乐和治理完成乡村社会建设后，实现接纳良性资本的发展路径。以长沙县为例，县政府目前所考虑的就是在扶植互助会联席会，切实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基础上，制定“资本下乡”的门槛，并推行乐和乡村合作经济鼓励政策。
6.乐和治理为新的城乡经济关系提供了联结纽带
2013年12月冬天，南岸峡口乐和谷在腊梅盛开的季节，迎来了一群特殊的客人，他们是东路小区乐和互助会代表，来与乐和谷大石村乐和互助会座谈交流社会组织成长经验，商议怎么帮助大石村互助会在小区销售腊梅和其他农产品，还商议怎么从其中的销售中提留各自的公共基金。他们的联络是在“地上”面对面手牵手的，也是在“云中”通过手机微信等网连网心连心的。目前，社工正和村民以及专家一起研发被称为“耕读养礼”的产品，为城市小区提供“食育耕作、亲子共读、节气养身、礼义传习”的乡村产品，城市小区以购买这样的产品支持乡村的乐和生计。这是一种基于社会末梢社会组织的新型社会关系，也是一种新的城乡关系和新的消费关系，更是一种政社一体、城乡一体、云地一体的生态文明的微观模型。
7.乐和治理为新兴产业铺垫了产床
乐和是一家人的社会治理方式，是“一条心”的理念共识，是“一张牌”的经济体制，也是“一座园”的产业愿景。一个有村落、农场、书院、医馆、集市，还有地面高速公路和信息高速公路以及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乡村，就是一个能够孕生创意产业、生态农业、创意手工业、养老产业、养生产业、培训产业、旅游产业的产床。在有网线的乡村，一个不想在大城市遭受雾霾的创意公司可以通过互助会租一个农家做办公场所而在云上驰骋，一个养老产业公司可以把愿意返璞归真的老人送到乡村，一个旅游公司可以与农户共建联营，让旅游者找到在城市失落了的家的感觉。一个更有深意的愿景是，吸引打工父母回乡创业，让他们的孩子不再成为留守儿童。这至少是一种可选择的以乡村建设为基础的新经济和新城镇化之路，一条由乐和互助会开始的生态文明之路。
六 培育乐和社工，建设乐和家园
社会建设与“人力资源”是无法分割的。近30余年中国乡村的凋敝与乡村精英的流失密切相关。对此，乐和试点通过招募大学生作为社会工作者（简称社工）到乡村服务，缓解乡村的人力资源匮乏问题。
乐和社工招募方式一般是公益基金支持和政府购买，招募对象主要是县域青年大学生，其主要工作是参与政府主导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创新。由于受知识结构、思想认识、个人精力和时间等各方面的限制，在对村务发表见解、动员群众、化解矛盾等方面，乐和互助会虽然起着重要作用，但村社公共事务管理仍然需要专业社工的协助。因而，在帮助村民构建了“一站两会”等制度后，乐和社工仍会留在乡村承担相应的公共服务，这些服务包括配合政府帮助互助会、组织娃娃团、参加联席会、连接城市的亲友团等。
同时，社工还会承担点燃“七盏灯”——经典、礼仪、环保、安全、养生、爱国、技能七个方面的教育和服务，以及被称为“五道门”的耕读游艺养五个方面的生计服务。而在巫溪、黔江和酉阳，实施“光彩爱心家园——乐和之家”的试点村，社工们提供以留守儿童关爱为主的服务。他们走进乡村学校，承担一部分代课老师的角色。这样的工作，让社工得到了孩子和孩子的家长更多的尊重，从而有助于乐和家园建设其他工作的开展。
浙江嵊泗的“乐和渔村”和湖南长沙“乐和乡村”的社工都是清一色在当地招募的本地大学生。他们以最快的速度克服了初到农村工作不适的困难，通过深入调研、入户宣导、发现培育典型、策划开展活动，推进了乐和家园各项制度建设。南岸峡口镇尝试的是派出村官等行政系统的青年人住在社工站与社会组织招募的社工联手工作分工协作方式。通过年轻社工的招募和进入，乐和家园探索了一条精英回流、城市反哺之路，也探索了通过基层一线磨炼培养社会工作人才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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