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不以新诗为主攻方向，不只对其现状表示失望，甚至逐渐关闭“文学店”，独自经营起“自己的园地”来，并最终以别具一格的散文随笔征服读者。至于自称“提倡有心，创造无力”的适之先生，“心里好不妒羡”的，到底是哪些年轻诗人？这些没有受过“缠足”束缚的新一代诗人，又是如何看待如小脚放大般的《尝试集》？这是个有趣的话题。
1935年，胡适编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时，新诗理论方面，除自家文章，还收入了郭沫若的《论诗通信》、康白情的《新诗底我见》以及俞平伯的《社会上对于新诗的各种心理观》（还有周无的《诗的将来》，周无号太玄，专攻生物学，乃著名科学家兼教育家，后不以新诗名世，此处从略）。如此选择，恰好配合最早面世的四部新诗集：《尝试集》（1920年3月）、《女神》（1921年8月）、《草儿》（1922年3月）和《冬夜》（1922年3月），可见其选文中隐含着历史及审美的判断。
尽管在日后的新文学史编纂中，郭沫若的《女神》被捧上云天，远离康白情的《草儿》和俞平伯的《冬夜》；可当初，《女神》并不被新诗的“掌门人”胡适看好。按理说，郭诗非常吻合适之先生关于“少年诗人”创作之想象：“大胆的解放”与“新鲜的意味”。因此，胡适不可能完全漠视这一正声名鹊起的同道。查适之先生1921年8月9日日记，果然有会晤郭沫若后的感想：
沫若在日本九州学医，但他颇有文学的兴趣。他的新诗颇有才气，但思想不大清楚，工力也不好。《胡适的日记》上册180页。
激情澎湃的《女神》与清新平淡的《尝试集》，二者在艺术风格上可谓天差地别；而泛神论的主张，在信仰实验主义的胡适看来，起码是无法“拿证据来”。单就文学趣味而言，胡、郭之不能互相欣赏，是再自然不过的了。至于晚年胡适的转而欣赏“郭沫若早期的新诗”唐德刚《胡适杂忆》第81页称：“胡先生也常向我说：‘郭沫若早期的新诗很不错！’他并且告诉我一个故事：有一次在一个宴会上他称赞了郭沫若几句。郭氏在另外一桌上听到了，特地走了过来在胡氏脸上kiss了一下以表谢意。”此事胡适1923年10月13日的日记（见《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四册，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0年）有记载：“是夜沫若，志摩，田汉都醉了。我说起我从前要评《女神》，曾取《女神》读了五日。沫若大喜，竟抱住我，和我接吻。”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年）第72页关于此事的叙述多有失误，除事隔多年，更因其过于强调“郭沫若这个人反复善变，我是一向不佩服的”。，如果不是别有寄托，便是事过境迁后的自我调整。
那么，让适之先生“心里好不妒羡”的，应该就是康白情和俞平伯了。《〈尝试集〉自序》中提到的近两年“都努力作白话诗”的友人，属于学生辈的有傅斯年、俞平伯、康白情三位。而傅很快转向学术研究，不再继续新诗的尝试；只有俞、康二君确实可做早期白话诗人的代表。
《胡适文存二集》中，有《评新诗集》一文，乃是集合两则书评而成：一说《草儿》，一评《冬夜》。扬康而抑俞，在书评中可谓表露无遗。如此说来，那“使我一头高兴，一头又很惭愧”的少年诗人，应该就是康白情。这一点，几乎可以板上钉钉。因为，就在写作《〈尝试集〉四版自序》的当天晚上（1922年3月10日），胡适在日记中写下这么一段富于感情色彩的话：
康白情的《草儿》诗集出版了。近来诗界确有大进步，使我惭愧，又使我欢喜。白情的诗，富于创作力，富于新鲜味儿，很可爱的。《草儿》附有他的旧诗，几乎没有一首好的。这可见诗体解放的重要。《胡适的日记》上册282页。
在半年后写作的书评中，胡适将这意思发挥得淋漓尽致。看来，胡适真的很欣赏康诗，以至突破一贯的稳重与矜持，说了不少过头话。如称“白情的《草儿》在中国文学史的最大贡献，在于他的纪游诗”；“占《草儿》八十四页的《庐山纪游》三十七首，自然是中国诗史上一件很伟大的作物了。”《评新诗集·康白情的〈草儿〉》，《胡适文存二集》卷四第274、277页，上海：亚东图书馆，1924年。
胡适看中的是康白情之“自由吐出心里的东西”，以及语言的清新活泼，这确实很符合适之先生对于新诗出路的想象。可照康白情的自述，“我不过剪裁时代的东西，表个人的冲动罢了”康白情：《〈草儿〉自序》，《草儿》，上海：亚东图书馆，1923年3月。。这里所说的“冲动”，主要指向瞬间的情绪与感悟，而不是胡适所欣赏的“思想清楚”。康君所谓“诗是主情的文学。没有情绪不能作诗；有而不丰也不能作好”的说法康白情：《新诗底我见》，《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329页。，远离胡适明白晓畅的诗歌理念，与郭沫若开列的关于“诗”的公式更有缘分：“诗＝（直觉×情调×想像）×（适当的文字）。”郭沫若：《论诗通信》，《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348页。更有意思的是，康文引述“我的畏友宗白华”的话，强调诗意诗境得益于直接的观察、体悟与感兴；而郭文本身就是写给宗白华的信。
其时已留学美国的康白情，“从三万里外来信，替我加上了一个‘了’字，方才合白话的文法”，胡适是用很赞赏的口吻提及此事的。而且，还做了借题发挥：“做白话的人，若不讲究这种似微细而实重要的地方，便不配做白话，更不配做白话诗。”可恰恰是胡诗中这几乎无所不在的“了”字，日后备受诗人和史家的讥笑。朱湘称《尝试集》中只有十七首是真正意义上的新诗，可“这十七首诗里面，竟用了三十三个‘了’字的韵尾（有一处是三个‘了’字成一联）”。在讲究音律的诗人朱湘看来，如此重叠使用“刺耳”的“了”字韵，“未免令人发生一种作者艺术力的薄弱的感觉了”朱湘：《新诗评（一）·〈尝试集〉》，1926年4月1日《晨报副刊》。。将近半个世纪后，史家周策纵在《论胡适的诗》中旧事重提，批评胡诗“最大一个毛病或痼疾，就是用‘了’字结句的停身韵太多了”。周氏甚至下工夫做了一番认真的统计，连《尝试集》带《尝试后集》、《后集未收诗稿》，“总计新体诗（旧体诗词不算）共六十八题，有‘了’结的诗行共一百零一条好汉，平均几乎每诗快到两行，不为不多‘了’”周策纵：《论胡适的诗》，见唐德刚著《胡适杂忆》附录，232页、235页。。在白话诗提倡者适之先生眼中，首先应该关注的，是“白话”而不是“诗”。为了突出“白话的文法”，而相对割舍音律、意境以及想像力，在胡适看来，很可能是“必要的丧失”。因此，我宁肯从“性情执著”而不是“才情枯竭”的角度，来理解胡适这一不近情理的追求。
欣赏康白情的三万里外来信，“替我加上了一个‘了’字”，与不太喜欢俞平伯的凝练与幽深，二者互为表里。就在撰写《〈尝试集〉四版自序》五天后，胡适读到俞平伯刚出版的新诗集《冬夜》，在日记中写下这么一段话：
俞平伯的《冬夜》诗集出来了。平伯的诗不如白情的诗；但他得力于旧诗词的地方却不少。他的诗不很好懂，也许因为他太琢炼的原故，也许是因为我们不能细心体会的原故。《胡适的日记》上册287页。
俞平伯的诗“不很好懂”，这不是胡适一个人的意见。诗集尚未出版，已经有不少这样的批评，以致朱自清必须在序言中预先澄清：
平伯底诗，有些人以为艰深难解，有些人以为神秘；我却不曾觉得这些。……或者因他的诗艺术精炼些，表现得经济些，有弹性些，匆匆看去，不容易领解，便有人觉得如此么？那至多也只能说是“艰深难解”罢了。但平伯底诗果然“艰深难解”么？据我的经验，只要沉心研索，似也容易了然；作者底“艰深”，或竟由于读者底疏忽哩。朱自清：《〈冬夜〉序》，《冬夜》，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3月。
最后一句对适之先生颇有刺激，以至日后撰文时还专门予以引述与辩解《评新诗集·俞平伯的〈冬夜〉》，《胡适文存二集》卷四第282—283页。。日记中之所以在批评俞诗“太琢炼”的同时，又留下“也许是因为我们不能细心体会的原故”这样的活口，也可见适之先生立论的谨慎。对照俞氏“努力创造民众化的诗”之主张，胡适提及这位得意门生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巨大矛盾：“平伯自有他的好诗”，却是新诗人中“最不能‘民众化’的”参见俞平伯《诗底进化的还原论》（《诗》1卷1期，1922年1月）、《〈冬夜〉自序》和胡适的《评新诗集·俞平伯的〈冬夜〉》。。
俞诗之旖旎缠绵，可谓一目了然，确实不大具有“五四”时期所推崇的“平民风格”。照康白情的说法，这既得益于古诗词的修养，也与其天生的“诗人性”有关：
俞平伯的诗旖旎缠绵，大概得力于词。天生就他的诗人性，随时从句子里浸出来。做诗最怕做不出诗味。所谓“就是那土和泥，也有些土气息、泥滋味”，深可发明。所以古人说：“不是诗人莫做诗”。若平伯呢，只怕虽欲不做诗而不可得了。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8月《新诗年选》中愚庵关于俞平伯语，据胡适和朱自清推断，应属康白情的手笔，参见胡适《评新诗集》和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诗话》（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
就个人气质而言，俞氏很可能是尝试白话诗写作的年轻诗人中“文人结习”最深、最不具有“平民风格”的。胡适的批评，让俞平伯猛醒过来，开始顺应自家的天性，不再强求诗歌之“民众化”。
在《〈冬夜〉自序》中，俞平伯还在认真地自我检讨：“我虽主张努力创造民众化的诗，在实际上做诗，还不免沾染贵族的习气；这使我惭愧而不安的。”俞平伯：《〈冬夜〉自序》，《冬夜》，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3月。而胡适关于《冬夜》的书评发表后，俞平伯当即开始调整思路。先是借为康白情的《草儿》做序，称新诗初期将“平民的”误会成“通俗的”，实在不应该；后又以《致汪君原放书》作为再版本《冬夜》的“代序”，强调“平民贵族这类形况于我久失却了它们底意义，在此短札中更不想引起令人厌而笑的纠纷”参见俞平伯的《〈草儿〉序》和《致汪君原放书（代序）》（《冬夜》，上海：亚东图书馆，1923年5月再版本）。。在趣味和口号不太统一的情况下，俞氏忠实于自己的文学感觉，而扬弃先前的激进主张。至于“作诗不是求人解，亦非求人不解；能解固然可喜，不能解又岂作者所能为力”俞平伯：《致汪君原放书（代序）》。，明显是在回应胡适的批评。而以下这段话，更具有积极进取的意味：
笼统迷离的空气自然是不妙；不过包含隐曲却未尝和这个有同一的意义。一览无余的文字，在散文尚且不可，何况于诗？俞平伯：《〈草儿〉序》，《草儿》，上海：亚东图书馆，1923年3月。
此后，无论吟诗作文，俞平伯不再偏离这一方向，始终以“曲折幽深”而不是“一览无余”为主导风格。
在早期白话诗中，俞诗之所以显得精练、幽深，“有‘不可把捉的风韵’”，与其讲求音律有关。而照朱自清的说法：“平伯这种音律底艺术，大概从旧诗和词曲中得来。……我们现在要建设新诗底音律，固然应该参考外国诗歌，却更不能丢了旧诗，词，曲。”朱自清：《〈冬夜〉序》， 《冬夜》 。闻一多大致认同朱自清的见解，在《〈冬夜〉评论》中，虽对俞诗“幻想之空疏庸俗”等有所批评，但也承认“凝炼，绵密，婉细是他的音节特色”，“关于这点，当代诸作家，没有能同俞君比的。这也是俞君对新诗的一个贡献”。并且断言：“这种艺术本是从旧诗和词曲里蜕化出来的。”闻一多：《〈冬夜〉评论》，见《俞平伯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213—249页。闻一多还将胡适与俞平伯关于新诗音节的见解相对比，批评胡适自序再版《尝试集》时自鸣得意的纯粹的“自由诗”音节，称“所谓‘自然音节’最多不过是散文的音节。散文的音节当然没有诗的音节那样完美。俞君能熔铸词曲的音节于其诗中，这是一件极合艺术原则的事，也是一件极自然的事，用的是中国的文字，作的是诗，并且存心要作好诗，声调铿锵的诗，怎能不收那样的成效呢？我们若根本地不承认带词曲气味的音节为美，我们只有两条路可走，甘心作坏诗——没有音节的诗，或用别国的文字作诗。”问题正在这里，俞诗中古典诗词的印记格外醒目，而这在正热心提倡白话诗写作的胡适看来，无疑是一大缺陷。
其实，俞平伯本人并非没有意识到这点。在《做诗的一点经验》中，俞氏庆幸自己欣逢诗歌变革的关头，“使我能离开一切拘牵，赤裸显出诗中的自我”，可又坦承“其中或还不免有旧诗词底作风。这是流露于不自觉的，我承认我自己底无力”俞平伯：《做诗的一点经验》，《新青年》8卷4期，1920年12月。。而在《社会上对于新诗的各种心理观》中，俞氏提出关于新诗写作的四条具体见解，最关键的是“限制文言的使用”，即竭力与旧诗划清界线。擅长旧体诗词的俞平伯，“时时感用现今白话做诗的苦痛”，故慨叹：“说白话诗容易做的，都是没有尝试过的外行话。依我的经验，白话诗的难处，正在他的自由上面。”俞平伯：《社会上对于新诗的各种心理观》，《新潮》2卷1 期，1919年10月。
应该说，俞平伯早年关于白话诗的见解，大体不出胡适论述的范围，只是以自家创作经验来予以证实。尽管从一开始胡、俞二君的诗文趣味就不太一致，但在体味白话诗写作的艰难与利弊得失方面，师生二人颇多共同语言。比如，俞平伯撰《白话诗的三大条件》，称诗乃“发抒美感的文章”，“用白话做诗，发挥人生的美，虽用不着雕琢，终与开口直说不同”俞平伯：《白话诗的三大条件》，《新青年》6卷3期，1919年3月。。此文刊于《新青年》6卷3号时，胡适加一按语，对俞所举三条建议极表赞成，尤其欣赏“雕琢是陈腐的，修饰是新鲜的”提法。
正因为师生之间颇为相知，胡适的批评带有自省的成分。白话诗是否需要如此“艰深难懂”，趣味不同，只好各说各的。至于新诗需要具体性，而不应该沉湎于哲理的陈述，其实也是胡适本人所面对的难题。俞诗“很有意味”，而且“长于描写”，只是喜欢说理这一点，让胡适无法接受：
平伯最长于描写，但他偏喜欢说理；他本可以作好诗，只因为他想兼作哲学家，所以越说越不明白，反叫他的好诗被他的哲理埋没了。
紧接下来，胡适马上补充一句：“这不是讥讽平伯，这是我细心读平伯的诗得来的教训。”《评新诗集·俞平伯的〈冬夜〉》，《胡适文存二集》卷四第288页。在我看来，这不完全是客套话。在《谈新诗》中“戏台里喝采”，介绍做诗该如何“抽象的题目用具体的写法”胡适：《谈新诗》，《胡适文存》卷一第254页，上海：亚东图书馆，1921年。，以及针对鲁迅建议删去《礼！》一诗的辩解——“他虽是发议论而不陷于抽象说理”参见拙文《鲁迅为胡适删诗信件的发现》，《鲁迅研究月刊》2000年10期。，都显示了抵抗抽象说理对于白话新诗严重的危害性。“五四”“新青年”之喜欢说理，与其单独归功于泰戈尔哲理诗的影响，还不如承认大转折时代追问人生意义以及重建价值观念的迫切性。
应邀为老师删诗的俞平伯，只留下一增删篇目，而未见具体阐释。不过，仔细寻觅，还是能发现若干蛛丝马迹。建议删去《江上》，这与鲁迅的意见相同；保留《鸽子》的主张，则又与周作人的看法暗合。前者之不被接纳，出于主人的个人偏好：“我因为当时的印象太深了，舍不得删去。”胡适：《〈尝试集〉四版自序》。至于《鸽子》，原已被作者用红笔圈掉，纯粹是因周、俞的大力保荐，才得以存留。此前两年撰《谈新诗》，胡适曾做自我检讨：“我自己的新诗，词调很多，这是不用讳饰的”，举的例子就包括这首《鸽子》胡适：《谈新诗》，《胡适文存》卷一第236页。。而周、俞二君明知故犯，不因《鸽子》“带着词调”而嫌弃，其对于新诗的预想目标，显然与胡适颇有距离。这涉及到新诗与旧诗的界限，以及白话诗中能否采用文言、借鉴词曲，真正将此话题挑开的，并非作为学生的俞平伯，而是更具理论自觉的周作人。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