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致胡适信手迹不妨先看看此次新发现的周氏兄弟致胡适的信，再做进一步的分析。1921年1月15日鲁迅致胡适信全文如下：
适之先生：
今天收到你的来信。《尝试集》也看过了。
我的意见是这样：
《江上》可删。
《我的儿子》全篇可删。
《周岁》可删；这也只是《寿诗》之类。
《蔚蓝的天上》可删。
《例外》可以不要。
《礼！》可删；与其存《礼！》，不如存《失望》。
我的意见就只是如此。
启明生病，医生说是肋膜炎，不许他动。他对我说，“《去国集》是旧式的诗，也可以不要了。”但我细看，以为内中确有许多好的，所以附着也好。
我不知道启明是否要有代笔的信给你，或者只是如此。但我先写我的。
我觉得近作中的《十一月二十四夜》实在好。
树一月十五日夜
三天后（即1921年1月18日），病中的周作人还是请人代笔，给胡适去信，表明其对于“删诗”一事的重视。信件全文如下：
适之兄：
你的信和诗稿都已收到了；但因生病，不能细看，所以也无甚意见可说。我当初以为这册诗集既纯是白话诗，《去国集》似可不必附在一起；然而豫才的意思，则以为《去国集》也很可留存，可不必删去。
集中《鸽子》与《蔚蓝的天上》等叙景的各一篇，我以为都可留存；只有说理，似乎与诗不大相宜，所以如《我的儿子》等删去了也好。
关于形式上，我也有一点意见，我想这回印起来可以考究一点，本文可以用五号字排；又书页可以用统的，不必一页隔为上下两半。书形也不必定用长方形，即方的或横方的也都无不可。
你近作的诗很好，我最喜欢最近所作的两首。
一月十八日周作人
周作人致胡适信在具体论说前，请注意周作人关于书籍“形式”的建议。开本改方或横，或许是不够庄重，或许是制作困难，反正没被采纳；但书页用统的，不必隔为上下两半，这点实现了。病中的周作人，为何特别提醒“这回印起来可以考究一点”，是否意识到这将是“定本”，甚至可能是传世的“经典”？事后证明，周作人确实有先见之明：一直到1940年印行第十六版，1982年上海书店刊行影印本，以至今日学界普遍引用的，都是此经由众时贤参与删定的“增订四版”。
胡适对周氏兄弟的意见，可说是“分外重视”。查《胡适来往书信选》，1921年2月14日，胡适曾致信周作人，转达燕京大学的邀请，后有一“附启”：
你们两位对于我的诗的选择去取，我都极赞成。只有《礼！》一首，我觉得他虽是发议论而不陷于抽象说理，且言语也还干净，似尚有可存的价值。其余的我都依了你们的去取。《胡适致周作人》，《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124页。
其实，胡适不曾接纳鲁迅意见的，不只是《礼！》，还有一首《江上》。在《〈尝试集〉四版自序》中，有如下的说明：
他们删过之后，我自己又仔细看了好几遍，又删去了几首，同时却也保留了一两首他们主张删去的。例如《江上》，“鲁迅”与平伯都主张删，我因为当时的印象太深了，舍不得删去。又如《礼！》一首（初版再版皆无），“鲁迅”主张删去，我因为这诗虽是发议论，却不是抽象的发议论，所以把他保留了。胡适：《〈尝试集〉四版自序》。
诗人当然有理由坚持自己的独立判断，周氏兄弟等人的意见也只“仅供参考”。必须在书信及序言中再三解释为何没有接纳鲁迅的意见，本身就说明后者在诗人心目中的分量非同一般。
“五四”时期的周氏兄弟与胡适，乃互相支持的“同道”，但很难说是心心相印的“密友”。知识背景不同（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学界，留学欧美的与留学日本的学者之间，不无隔阂），个人气质迥异（周氏兄弟偏于怀疑，而胡适则是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再加上年龄的差异（1921年的胡适，刚届而立，已是名满天下；相对而言，40岁的鲁迅与36岁的周作人，反不及前者“风光”），胡与二周不可能“亲密无间”。这还不涉及《新青年》该往何处去，哪一种“主义”更适合于当下的中国等大大小小的争论。
胡适与二周的关系前后有别，对于这一点，学界的看法基本一致。问题是，在描述前期的“合作”与后期的“矛盾”时，论者往往基于自身言说的需要而夸大其词。“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二周与胡适确有许多精彩的合作，比如《新青年》的编纂、北大课程的改革、新文学的提倡、小说史的研究，乃至白话诗的尝试等。在好交朋友且待人宽厚、性情平和的适之先生心目中，周氏兄弟当然是他“志同道合”的好朋友。而周氏兄弟则未必这么看待：书札往来，彬彬有礼，加上专业上的互相支持，这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知交”。
1929年8月30日，周作人给远在上海的胡适去信，劝其不要留恋那里的“便利与繁华”，也不必“说闲话惹祸祟”，还是回萧条的北平“教书做书”，以便“在冷静寂寞中产生出丰富的工作”。周自称写这信时，不是没有顾虑：“我自己觉得有点踌躇，这未免有交浅言深之嫌吧？”《周作人致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539页。胡适接获此信，大为感动；只是对最后一句，颇表惊诧：
你信上提起“交浅言深”的话，使我有点感触。生平对于君家昆弟，只有最诚意的敬爱，种种疏隔和人事变迁，此意始终不减分毫。相去虽远，相期至深。此次来书情意殷厚，果符平日的愿望，欢喜之至，至于悲酸。此是真情，想能见信。《胡适致周作人》，《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542页。
并非近期“种种疏隔和人事变迁”才导致二周和胡适的“交浅”，这点，是少年得志、朋友遍天下的适之先生所难以领悟的。胡信中所表达的对于周氏兄弟“最诚意的敬爱”，我相信是真的；可反过来，不能要求二周也如此“相去虽远，相期至深”。这涉及各自为人处世的原则，不必强分轩轾。
进入30年代，鲁迅、胡适的政治立场日渐对立，以致前者在杂文中对后者颇多讥讽。可即便如此，据胡思杜告诉罗尔纲，1932年11月鲁迅因母病重返北平时，还专门“到胡适家探访，在将进书房时边笑边说：‘卷土重来了！’”参见罗尔纲《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增补本）144页，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此事鲁迅日记中没有记载，也与鲁迅学界的叙述大相径庭鲁迅博物馆和鲁迅研究室合编的《鲁迅年谱》增订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三册是这样叙述鲁迅的北上的：“左翼文化人士和青年学生大受鼓舞，而反动派则如临大敌，买办文人借机攻击鲁迅‘卷土重来了’。”（351页）“在同来访者谈话中，鲁迅幽默地说：‘我这次一来，便有很多的人放冷箭，说我是来抢他们的饭碗，说我是卷土重来。何苦叫这些人不放心，倒不如赶快卷土重去。’这是对胡适等人的顺便一刺。”（355页），但以胡思杜对鲁迅的崇拜以及罗尔纲治学之严谨，不太可能伪造此史料。而鲁迅去世后，苏雪林给备受鲁迅讥讽的胡博士去信，表白自己“向鲁党挑战”的决心，希望胡适支持其发起对于“廿五史儒林传所无之奸恶小人”鲁迅的总攻击参见苏雪林致胡适、致蔡元培信，载《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325—334页。，胡适却在回信中表彰鲁迅的功绩：
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通伯先生当日误信一个小人张凤举之言，说鲁迅之小说史是抄袭盐谷温的，就使鲁迅终身不忘此仇恨！现今盐谷温的文学史已由孙工译出了，其书是未见我和鲁迅之小说研究以前的作品，其考据部分浅陋可笑。说鲁迅抄盐谷温，真是万分的冤枉。盐谷一案，我们应该为鲁迅洗刷明白。最好是由通伯先生写一篇短文，此是“gentlemen的臭架子”，值得摆的。如此立论，然后能使敌党俯首心服。《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339页。
鲁迅的“深刻”与胡适的“宽容”，二者其实均有不可及处千家驹：《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见罗尔纲《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增补本）的附录〕中有这么一句话：“在当代学人中，我最佩服的两位—— 一位是鲁迅，一位是胡适。他们两人性格刚好相反，鲁迅的褊狭，胡适的豁达，适成鲜明的对照。”这里所说的鲁迅性格“褊狭”，并不是讥讽之语，因是指向“观察问题之深刻”与“文笔之犀利”。。放开一点历史视野，未见得不能同时欣赏。当初之立场不同且性格迥异，尚且不一定是“你死我活”；后世论者在褒贬抑扬时，更应该多点“理解之同情”。
30年代同在北大任教的周作人与胡适，倒是相处得不错。最明显的例证是，1934年初，针对周作人发表引起很大争议的《五十自寿诗》，胡适连续写了《戏和周启明打油诗》、《再和苦茶先生打油诗》、《苦茶先生又寄打油诗来，再叠答之》，第二年底、第三年初又有《和周启明贺年诗》、《和周启明“二十五年贺年”打油诗》。而1938年在伦敦写的《寄给在北平的一个朋友》（又名《寄苦雨庵》），更因其寄托遥深而被广泛征引。周作人晚年撰写回忆录，由于时局的关系，不愿多提与胡适的交谊，但对当初远在英国的适之先生专门写诗劝“苦雨庵中吃茶的老僧”南下，以及自家之“多谢藏晖居士的问讯”参见《周作人回忆录》471—473页。，还是很肯花笔墨的。而胡适晚年着意收集周作人的著述，遥想“五四”时之并肩作战，感慨今日老友之落寞《胡适致杨联皗》，《论学谈诗二十年》289页，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8年。，人所共有的怀旧心理外，也可见适之先生性情之醇厚。
回到删诗事件。胡适之所以格外看重周氏兄弟的意见，因其认定二周的文学才华在自己之上。在“五四”时期影响极大的理论表述《谈新诗》中，胡适称道周作人的《小河》：“这首诗是新诗中的第一首杰作，但是那样细密的观察，那样曲折的理想，决不是那旧式的诗体词调所能达得出的。”胡适：《谈新诗》，《胡适文存》卷一228页，上海：亚东图书馆，1921年。而讨论过新诗写作的诸多困难，表白自己以及众新秀如何未能写出真正的新诗，接下来就是：
我所知道的“新诗人”，除了会稽周氏兄弟之外，大都是从旧式诗、词、曲里脱胎出来的。同上书，235页。
特别表彰周氏兄弟的新诗，强调其不受旧诗词的牵制，不能说胡适没有眼光。鲁迅1918年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梦》、《爱之神》、《桃花》、《他们的花园》、《人与时》等新诗，拒绝直白的说理，追求意境的幽深，其象征手法的娴熟，以及驾驭白话的能力，确非同期半词半曲的“放大的小脚”可比。如果再考虑1919年陆续发表总题为《自言自语》的散文诗，称道鲁迅的“诗才”，不是没道理的。至于将《小河》断为早期新诗的代表作，胡适的这一观点，现已被许多文学史家所接受。
但周氏兄弟之尝试新诗写作，基本上只是“客串”，所谓“打打边鼓，凑些热闹”鲁迅在《〈集外集〉序言》中称：“只因为那时诗坛寂寞，所以打打边鼓，凑些热闹；待到称为诗人的一出现，就洗手不作了。”（《鲁迅全集》第七卷4页）1926年周作人撰《〈扬鞭集〉序》，也有类似的说法：“我对于中国新诗曾摇旗呐喊过，不过自己一无成就，近年早已歇业，不再动笔了。”，日后主要文学成就在小说与散文。即便吟诗，周氏兄弟更擅长的还是旧体。鲁迅旧诗写得好早有定评，周作人的“儿童杂事诗”，其实也颇可观。自称对于新诗“提倡有心，创造无力”的胡适，显然是在与周氏兄弟的接触中，意识到自己的局限。1922年3月4日的日记中，胡适记下鲁迅的期待以及自己的反省：“豫才深感现在创作文学的人太少，劝我多作文学。我没有文学的野心，只有偶然的文学冲动。”《胡适的日记》上册276页。六天后，《〈尝试集〉四版自序》脱稿，其中多处提及鲁迅的判断。将近半年后，胡适又在日记中写下这么一段对于周氏兄弟文学才华的由衷赞赏：
周氏兄弟最可爱，他们的天才都很高。豫才兼有赏鉴力与创作力，而启明的赏鉴力虽佳，创作较少。《胡适的日记》下册424页。
事后证明，胡适的直觉相当准确，这段话几乎可以不做修改就“进入文学史”。
胡适对于二周删诗的建议，无论接纳与否，都经由一番认真的思考。比如，《礼！》以叙事的口吻，对世俗之以礼责人大加嘲讽，所谓“你们串的是什么丑戏，/ 也配抬出‘礼’字的大帽子！/ 你们也不想想，/ 究竟死的是谁的老子”，在胡适，肯定是有感而发。可鲁迅出于对诗歌特性的理解，不主张将此诗收入。对此，胡适不以为然，在《四版自序》中略做辩解。而为祝贺《晨报》一周年而作的《周岁》，虽是“白话”，却很难说是“诗”《周岁》共三节，请看最后一节：“我再贺你一杯酒，/ 祝你奋斗到底；/ 你要不能战胜病魔，/ 病魔会战胜了你！”。更重要的是，鲁迅对刚诞生的白话诗有可能成为新的应酬工具，保持高度的警惕，故特别点出此乃源远流长的“寿诗”传统吟过《周岁》的第二年，胡适真的为陈仲骧父亲七十大寿撰一《寿诗》，只是没入集而已（见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11册，合肥：黄山书社，1994年）。假如不是鲁迅的提醒，以胡适喜交游的性格，真不知日后诗集中该有多少此类纯粹应酬之作。。听从鲁迅的意见，胡适最终还是“忍痛割爱”。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此前两年，在《〈尝试集〉再版自序》中，胡适怕被误读，“因此，我老着面孔，自己指出那几首诗是旧诗的变相，那几首诗是词曲的变相，那几首是纯粹的白话新诗”胡适：《〈尝试集〉再版自序》。。他所郑重推荐的十四首“真正白话的新诗”，在增订四版中，除《周岁》外，全都赫然在目。这自然是鲁迅的意见起了作用。
周氏兄弟的删改，固然让胡适感动；而周氏兄弟的表彰，肯定更让胡适欢欣。鲁迅肯说出“我觉得近作中的《十一月二十四夜》实在好”这样的话，实在不容易。更何况周作人的信中也有类似的表述：“你近作的诗很好，我最喜欢最近所作的两首。”1921年1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8卷5号，刊有胡适写于1920年10月10日的《梦与诗》和写于1920年11月25日的《礼！》和《十一月二十四夜》。所谓“最近所作的两首”，当系《礼！》和《十一月二十四夜》无疑。这么说来，胡适之所以坚持保存《礼！》，或许还基于周氏兄弟意见并不一致的缘故。
比起具体篇目的增删，更重要的是对于“新诗”定义的重新调整。《尝试集》自初版起，便附有旧体诗词《去国集》。至于白话诗集中为何夹杂旧体诗词，胡适在《〈去国集〉自序》中有所交代：
胡适既已自誓将致力于其所谓“活文学”者，乃删定其六年以来所为文言之诗词，写而存之，遂成此集。名之曰“去国”，断自庚戌也。昔者谭嗣同自名其诗文集曰“三十以前旧学第几种”。今余此集，亦可谓之六年以来所作“死文学”之一种耳。
集中诗词，一以年月编纂，欲稍存文字进退及思想变迁之迹焉尔。《〈去国集〉自序》，《尝试集》125页，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10月增订四版。
依此序所言，之所以保存《去国集》，纯粹是为了记录当初学步的蹒跚足迹，同时以“死文学”来反衬“活文学”的无穷魅力。为了第一部“白话诗集”体例的统一，周作人一开始建议删除《去国集》；后又转而接受兄长的意见，“以为《去国集》也很可留存”。
为什么《去国集》可以留存？周作人并没做进一步的说明。读了鲁迅的意见，你会明白，同样主张保留《去国集》，周氏兄弟与胡适的思路，真是相差十万八千里。简单说，胡适关注的是“白话”，周氏兄弟看重的是“诗”，故鲁迅才会对被判为“死文学”的《去国集》另眼相看：“但我细看，以为内中确有许多好的，所以附着也好。”不以“文白”定“死生”，二周的文学趣味，显然与胡适之一味强调白话诗该如何脱离词曲的羁绊大有差别。
回过头来，再仔细品味那首已经被胡适本人删去、可又被周作人和俞平伯抢救回来的《鸽子》：
云淡天高，好一片晚秋天气！
有一群鸽子，在天空中游戏。
看他们三三两两，
回环来往，
夷犹如意，——
忽地里，翻身映日，白羽衬青天，十分艳丽！
确实像胡适原先自暴短处时所说的，此诗明显受词调的影响。问题在于，旧诗修养颇深的周、俞二君，不是不明白这一点，可还是不理会胡适的解释，建议重新收录。或许，在周作人看来，诗歌只问好坏，而不必强分新旧。
这么说，不是毫无根据的猜测。两年后，即1923年4月，周作人为刘大白新诗集《旧梦》作序，专门针对时人之过于强调如何“摆脱旧诗词的情趣”，表示不同意见：
虽然他自己说诗里仍多传统的气味，我却觉得并不这样。据我看来，至少在《旧梦》部分内，他竭力的摆脱旧诗词的情趣，倘若容我的异说，还似乎摆脱太多，使诗味未免清淡一点——虽然这或者由于哲理入诗的缘故。现在的新诗人往往喜学做旧体，表示多能，可谓好奇之过，大白先生富有旧诗词的蕴蓄，却不尽量的利用，也是可惜。我不很喜欢乐府调词曲调的新诗，但是那些圆熟的字句在新诗正是必要，只须适当的运用就好。因为诗并不专重意义，而白话也终是汉语。周作人：《〈旧梦〉序》，《旧梦》，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年。
从综论性质的《谈新诗》，到自我定位的《尝试集》各版自序，再到谈论康、俞的《评新诗集》，胡适论述白话诗之演进，基本上就是一个标准：即如何摆脱旧诗以及词曲的束缚。不要说五言七言的整齐句法不能用，“想用双声叠韵的法子来帮助音节的谐婉”，也是不可取的。“真正白话的新诗”，其音节应是“近于自然”。 意识到自家“旧文学的习惯太深，故不容易打破旧诗词的圈套”胡适：《〈尝试集〉再版自序》。，胡适于是更多强调与词曲传统之决裂，这自然有其合理性。可作为理论表述与运动纲领，不讲个人才性，也不利用丰富的传统资源，而只是一味逃避旧诗词那几乎无所不在的影响，其实是有欠缺的。
又过了三年，周作人为刘半农的《扬鞭集》作序，提及《新青年》时期的白话诗人，是这样评说的：“那时做新诗的人实在不少，但据我看来，容我不客气地说，只有两个人具有诗人的天分，一个是尹默，一个就是半农。”前者驾驭得住文言，后者则尤擅口语，各自发挥所长，故皆有所得这一表述风格，很像章太炎《与人论文书》中的“并世所见，王运能尽雅，其次吴汝纶以下，有桐城马其昶为能尽俗。”（见《章太炎全集》第四卷16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在这里，周作人偏偏不提白话诗的倡导者胡适，大概是觉得适之先生缺乏“诗人的天分”。下面这两段话，更是有感而发：
新诗的手法我不很佩服白描，也不喜欢唠叨的叙事，不必说唠叨的说理，我只认抒情是诗的本分，而写法则觉得所谓“兴”最有意思，用新名词来讲或可以说是象征。……中国的文学革命是古典主义（不是拟古主义）的影响，一切作品都象是一个玻璃球，晶莹透彻得太厉害了，没有一点儿朦胧，因此也似乎缺少了一种余香与回味。正当的道路恐怕还是浪漫主义——凡诗差不多无不是浪漫主义的，而象征实在是其精意。周作人：《〈扬鞭集〉序》，《扬鞭集》，北新书局，1926年。
相信“新诗总是要发达下去的”的周作人，欣赏新诗因模仿而获得的“自由与豪华”，但强调“自由之中自有节制，豪华之中实含清涩，把中国文学固有的特质因了外来影响而益美化，不可只披上一件呢外套就了事”。这里将新诗之缺乏“余香与回味”，归结为语言表述上的“唠叨”，而骨子里则是没有节制的“自由”。
1926年的诗坛，早已不是胡适们的天下。远比俞平伯“艰深难解”的新诗正迅速崛起，诗坛上也不再只是传统与欧化之争；而且，“象征”之取代“白描”，已成了实实在在的大趋势。周作人之批评新诗“晶莹透彻得太厉害了”，主要针对的不是闻一多、徐志摩为代表的新月派所标榜的“理性节制情感”原则以及“新诗格律化”追求，不是王独清之突出“感觉”与穆木天之主张“纯诗”，更不是正逐渐浮出海面的象征派诗人李金发、戴望舒。这与其说是在展望新诗的未来，不如说是为包括自己在内的“五四”一代新诗人撰写“墓志铭”。而这中间，最值得深刻反省的，当是曾领尽风骚的适之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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