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新中国必以新民主主义革命为其造端，而新民主主义革命则肇启于五四运动。但若没有当时的北京大学，就不会有五四运动出现；而若非蔡先生长校，亦即不可能有当时的北京大学。梁漱溟：《五四运动前后的北京大学》，《忆往谈旧录》84页。
这段话的前半，依据的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后半，则是众多蔡元培景仰者的共识。可把这两个各自“言之成理”的独立判断拼合在一起，产生的效果却很不妙：蔡校长几几乎成了“新中国”的缔造者。
任何寻根溯源，一旦用力过度，便可能落入如下陷阱：既在扩张中变形，又在淡忘时遮蔽。前者指向上述“合乎逻辑”但“有违史实”的推理，后者说的是“教育家蔡元培”的失落。
既然将蔡先生之执掌北大，列为中国现代史上的大事，何以还有如此感叹？理由很简单：蔡元培主管的是当时国内唯一的国立大学，倘若只是掀起了一场政治运动（即便事后证明此运动意义十分深远），作为教育家来说，不能算功成名就。在“五四”运动的框架中谈论北大校长的历史贡献，这种眼下正如日中天的主流话语，无意中抹杀了学术史上的北大以及教育史上的蔡元培。
在我看来，蔡先生首先是教育家，而后才是政治家。这就好像说北大首先是中国第一流的大学，而后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一样，本无任何新奇之处。只是相对于努力拔高蔡校长的时尚，以上表述才有意义。对蔡元培的误读，与对北大传统的曲说，二者同出一源，即，不承认大学的主要功能是传播知识与发展学术。本文希望借助于对蔡元培视野的解读，阐释北大传统中久被遮蔽的另一侧面。
1919年9月，“五四”运动的高潮刚刚过去，其深远的历史影响尚未浮现，但北大学生的政治热情，已经震撼了全国民众。针对世人的疑惑，蔡元培发表《北大第二十二年开学演说词》：
此次学潮以后，外边颇有谓北京大学学生专为政治运动，能动不能静的。不知道本校学生这次的加入学潮，是激于一时的爱国热诚，为特别活动，一到研究学问的机会，仍是非常镇静的。《北大第二十二年开学演说词》，《蔡元培全集》第三卷343—344页。
强调大学乃“研究学理的机关”，此乃蔡先生的一贯主张，并非应付舆论压力的权宜之计。此前一年，蔡校长在北大1918年开学式上发表演说，称“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至于“本校一年以来，设研究所，增参考书，均为提起研究学问兴趣起见”，更是蔡校长所引以为傲的参见《北大一九一八年开学式演说词》，《蔡元培全集》第三卷191页。。两年后，北大公布《研究所简章》，开篇便是：“研究所仿德、美两国大学之Seminar办法，为专攻一种专门知识之所。”《公布北大〈研究所简章〉布告》，《蔡元培全集》第三卷439页。
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最早建立的“新教育”制度，不管是壬寅学制（1902），还是癸卯学制（1903），都依样画葫芦，虚拟了“研究各科学精深意蕴”的通儒院（或曰大学院）。1912年10月颁布的《大学令》，乃蔡元培出长教育部时所拟，不提“以忠孝为本”，而是强调“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才，应国家需要为宗旨”，大学院更是必不可少《大学令》，《蔡元培全集》第二卷283—28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如此“不设期限”的大学院，要求“有新发明之学理或重要之著述”，经大学评议会确认后方可授予学位，以当年中国新式学堂之水平，未免悬的过高，只能说是标示了一种理想与志气。果然，执掌北大后的蔡元培，经过一番励精图治，终于在五年后，建成了中国第一个从事“高深学术”的教学与研究的专门机构——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
可是，上述二说，似乎有点自相矛盾，既然1918年已“设研究所”，何必两年后再次拟订并公布“简章”？众多已刊的大学史，照抄此两则史料，而不作任何分辨，很容易令读者满头雾水。其实，事情并不复杂，蔡元培本人对此有过合理的解释。1926年10月，蔡氏撰《十五年来我国大学教育之进步》，专门谈论研究所创设之艰难：
民国元年，教育部所定的大学章程，本有研究所一项，而各大学没有举行的。国立北京大学于七年间曾拟设各门研究所，因建设费无从筹出，不能建立。十年议决，归并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国学、外国文学四门。而国学门即于十一年成立。五年以来，其中编辑室、考古学研究室、明清史料整理会、风俗调查会、歌谣研究室、方言调查会等，已著有不少的成绩，所著录研究生三十二人，也已有十二人贡献心得的著作。其他若地质学系、物理学系等，虽未立研究所名义，而教员研究所得，已为社会所推许。最近两年来，清华大学已设立研究院，而厦门大学也有国学研究所的组织，这尤是大学教育进步的明证。《十五年来我国大学教育之进步》，《蔡元培全集》第五卷90页。
北大1918年“拟设”的研究所，并非真如蔡校长所说的，因经费无着而彻底搁浅。1923年，为纪念北大创立二十五周年，校方编撰并出版了《国立北京大学概略》，其中有曰：“（民国）七年，各种各门研究所均成立，月增经费四千五百元。”参见《国立北京大学概略》，北京大学刊本，1923年。问题在于，给了经费，但难以为继；招了学生，可很快风流云散，蔡校长因而才谨慎地称之为“拟设”。
读《国立北京大学廿周年纪念册》，不难发现，其“沿革一览”及“规程一览”部分，均有关于研究所的介绍；而“在校同学录”，更是收录了文、理、法各科各门研究所同学的姓名、别号、籍贯、毕业学校、研究科目以及通信处参见《国立北京大学廿周年纪念册》，北京大学刊本，1918年。。白纸黑字，应该是准确无误的吧？其实不然。当初校方把办研究所想得太容易了，要求“各科各类中之各门，及各门中之各种学术，俱设研究所”。单是文科，第一年便有哲学门研究所同学21人、国文门研究所同学44人、英文门研究所同学10人（中间略有交叉）。如此规模，以北大的经济及学术实力，难免流于“纸上文章”。单看花名册，研究所确实早已建立，可校长心中有数，不敢以此为依据。为校庆卅五周年而编撰的《国立北京大学校史略》，述及此事时称：“财力人才，两感不足，虽有计划，只具刍型”；而1948年出版的《国立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一览》，其“文科研究所概况”，也只从1922年1月说起参见《国立北京大学校史略》（北京大学刊本，1933年）和《国立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一览》（北京大学刊本，1948年）。。
1921年11月28日，蔡元培向北京大学评议会提出《北大研究所组织大纲提案》，获得了通过。第二年1月，研究所国学门正式成立。以蔡元培为委员长的研究所国学门委员会，包括顾孟余、沈兼士、李大钊、马裕藻、朱希祖、胡适、钱玄同、周作人等；另外，还聘请了王国维、陈垣、钢和泰（俄）、伊凤阁（俄）、陈寅恪、柯劭？等作为研究所的导师。研究方向则集中在考古、歌谣、风俗调查、方言调查、明清档案整理等若干很有发展前途的新学科。教授的成绩人所共知，需要说明的是学生的情况。据1923年底出版的《国立北京大学概略》，其时“经本学门委员会审查合格之研究生”，只有十六人，其中已报告成绩者五人六种，即：《尹文子校释》（罗庸）、《公孙龙子注》（张煦）、《老子校注》（张煦）、《黄河变迁考》（段颐）、《金文编》（容庚）、《殷墟文字类编》（商承祚）。此后，北大的研究生教育总算走上了正轨。而在强调大学不只是培育人才，更是师生共同研究的机关，需时时有新的发现与发明的蔡先生看来，此乃中国大学教育成熟的标志。
作为大学校长，蔡元培何以如此看重研究所的创设？去世前五年，时已改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蔡元培，撰《论大学应设各科研究所之理由》，称自清末编制新学制以来，为教授学生研究学问而设立研究所，分别有大学院、通儒院、研究院三种说法，“而其任务为高深学术之研究，则前后一致”。大学教育的成败，与研究所的有无攸切相关，理由是：“一、大学无研究院，则教员易陷于抄发讲义、不求进步之陋习”；“二、大学毕业生除留学外国外，无更求深造之机会”；“三、未毕业之高级生，无自由研究之机会”《论大学应设各科研究所之理由》，《蔡元培全集》第六卷475—477页。。最后一点，可以略作发挥：研究所之酿成“自由研究”风气，得益者乃整个学校，而并非仅仅是“未毕业之高级生”。
此外，研究所的创设，使得时贤协调东西教育方针的思路，有可能得到落实。表面上，北大拟订的《研究所简章》只提德国、美国的Seminar，而只字未及传统的书院教育，不像胡适为清华研究院所作的设计，强调“略仿昔日书院及英国大学制”蓝文徵称清华校长曹云祥请胡适代为设计研究院的组织，“胡氏略仿昔日书院及英国大学制，为研究院绘一蓝图”（《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始末》，《清华校友通讯》新卅二期，1970年4月；收入《谈陈寅恪》，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年）。此说可能过分夸大了胡适的个人作用，时任“清华大学筹备顾问”的，除了胡适，尚有范静生、张伯苓、丁在君等。正是此筹委会通过了《清华大学之工作及组织纲要》，主张建立“研究院”。在此期间，胡适和曹云祥曾多次聚会，颇有建言，这点，清华大学校史编写组《清华大学校史稿》（5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及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320页，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年）均提及。值得注意的是，此前不久，胡适在东南大学做题为“书院制史考”的专题演讲，除钩稽书院的历史，表彰书院的精神，更有如此深沉的感慨：“可惜光绪政变，将一千年来的书院制度，完全推翻，使一千年来学者自动的研究精神，将不复见于今日。”（《东方杂志》21卷3期，1924年2月）。可这丝毫不影响北大研究所对传统教育精神的继承与发扬，原因是，从京师大学堂蜕变而来的北大，本就带有较为明显的书院教学痕迹，与作为留美预备学校出现的清华学堂，不可同日而语。在课堂讲授之外，强调独立思考，注重师生间的精神交流，这一北大人引以为荣的办学特色，甚至早在蔡元培长校以前，便已初露端倪。正如蔡校长所说，民元前的北大，“中学方面参用书院旧法，考取有根底的学生，在教习指导之下，专研一门，这倒是有点研究院的性质”《北大成立二十五周年纪念会开会词》，《蔡元培全集》第四卷296页。。罗家伦在《国立北京大学的精神》中，也提及北大自由研究学风的养成，并非一朝一夕：“如师生间问难质疑，坐而论道的学风，一部分是京师大学堂的遗留，但到民国七、八年间而更甚。”罗家伦：《国立北京大学的精神》，毛子水等著《学府纪闻·国立北京大学》，台北：南京出版公司，1981年。从20年代起便成为热门话题的“北大老”参见拙著《中国大学十讲》190—196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指的主要不是学校的实际年龄，而是相对于“清华洋”而形成的气质与风神。创设“师生间问难质疑，坐而论道”的研究所，借此沟通东西学术，正好对此“北大老”之“老”字，作了正面的诠释。
有趣的是，北大1922年创办研究所，原定设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国学和外国文学四门，但实际上只有国学门名副其实。三年后，清华学校创办研究院，同样“先开办国学一门”。何以两校均独尊国学？蔡元培的解释是：“北大关于文学、哲学等学系，本来有若干基本教员，自从胡适之君到校后，声应气求，又引进了多数的同志，所以兴会较高一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蔡元培全集》第六卷354页。清华学校的《研究院章程》，则以中国典籍丰富、近世所出古代史料亟待整理，以及言语变迁、风俗沿革、学术盛衰需要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作为理由。《研究院章程》，《清华周刊》第360期，1925年10月20日。而除了师资实力雄厚，学科前景明朗，还有一个很实际的原因：创办自然科学研究所，所需经费巨大，非当年的北大、清华所能承担。
同是以国学为主攻目标，北大、清华的发展策略颇有不同。清华起步晚，但有庚款支持，经费比较充裕，其“延名师，拓精舍”因而大见成效。再加上清华走的是“明星路线”，研究院“四大导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声名远扬，前后四届七十余学子日后大有作为，故在今人眼中，几成“一枝独秀”。可其因人而设课，更接近古代书院的大师讲学；而不重视现代学术制度的建设，使得王国维、梁启超去世后，“名师”难以为继，研究院不幸夭折（学校重心转移也是重要原因）。北大研究所的导师，或许不及梁、王、陈、赵四位耀眼，可注重研究室的建设以及新学科的拓展，几十年间，没有大起大落。1932年，研究所国学门改称研究院文史部，1934年又演变成为研究院文科研究所，历经抗战中的南迁与北归，依然是北大学术实力最为雄厚的“金字招牌”。1948年，为庆祝北大成立五十周年而举行的各种展览，名列第一的，依然是文科研究所。
在《〈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中，蔡元培有一名言：“所谓大学者，非仅为多数学生按时授课，造成一毕业生之资格而已也，实以是为共同研究学术之机关。”《〈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蔡元培全集》第三卷210页。这种“共同研究”，需要师生对于学问的强烈兴趣与积极参与，也基于校方遵循“思想自由之通则”和“兼容并收之主义”的立场。而出学刊，聘名师，开讲座，组织学会，以及体制化的研究所的创设，都是既指向自由思考，也指向专深学术。除此之外，研究所之提倡“共同研究”，还有另一层意义，那便是跨越人为的学科边界。1922年2月，在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沈兼士、胡适等人强调，研究所之所以立“国学门”而不是具体的科系，目的是“打破学系观念”，“不以学科为范围”参见《研究所国学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纪事》，《北京大学日刊》第968号，1922年2月27日。。可惜此中真意，不大为后人领悟。几十年后的今日，大学文史哲政经法各科系间的隔阂，依然有增无减。
1940年蔡元培先生去世时，众多悼念文章中，只有顾颉刚的《悼蔡元培先生》和王云五的《蔡孑民先生的贡献》，略为提及其在北大创办研究所的功绩参见余毅（顾颉刚）《悼蔡元培先生》及王云五《蔡孑民先生的贡献》二文，分别载蔡建国编《蔡元培先生纪念集》44—48页、107—11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此后，大量有关蔡先生的著述，多喜欢从政治史、思想史的高度立论，极少涉及此“区区小事”。国人之习惯于宏大叙事，不太欣赏具体的制度建设，大概30年代便已成风气。否则，周作人在表彰北大研究所的创建时，不必如此“画蛇添足”：
有好些事情随后看来并不觉得什么希奇，但在发起的当时却很不容易，很需要些明智与勇敢。周作人：《北大的支路》，《苦竹杂记》，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6年。
北大之创办研究所，以及“沟通文理，注重学理的研究，开辟学术的努力”，在周氏看来，完全值得大书特书。同是教育家、“五四”时任教北大、而后长期担任暨南大学校长的何炳松，对此深有感触。1931年，何氏为纪念商务印书馆创立三十周年而撰《三十五年来中国之大学教育》，称扬蔡元培出长北大，“遂开一新纪元”，其中便包括“民国七年（1918）增设研究所以提高学术的程度”，使北大成为全国最高的学府和新文化的领袖。参见《三十五年来中国之大学教育》，《何炳松论文集》41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
关于北大传统的诠释，取决于叙述者的教育理想。从注重学术，到突出政治，转折点是在1949年完成的。对照《国立北京大学五十周年大事年表》与日后撰写的或详或略的北大校史，可见其间巨大的差异。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论述框架中，共产党领导的学生运动，构成了北大校史的主线；而蔡元培等极力网罗的众多当年全国第一流学者，其“传道授业解惑”，以及在人文、社科、自然科学研究方面的贡献，在校史中，反而只能“退居二线”。半个世纪的重写历史，使得“研究所国学门”的大名，对于今日的北大人来说，已经不再是“耳熟能详”。
90年代的中国学界，有两件值得关注的雅事：一是清华大谈国学研究院和四大导师，一是北大成立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并出版《国学研究》。这两件事，与蔡元培当年创办研究所国学门大有关系，可即便是北大校方的宣传材料，也都不曾提及此中因缘。更令人费解的是，明明着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放着名正言顺的“研究所国学门”不说，反而“高攀”以传播西学见长的《新青年》。对于并非校史专家的论者来说，出现上述偏差，其实不足为怪，只是说明曾经名闻遐迩的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已经在以政治运动为主线的叙述中，日渐被世人所淡忘。
蔡元培之借研究所的建立为契机，外争自由思考，内讲专深学术，此种带明显德国大学印记的教育理想，对北大日后的发展，影响极其深远。北大人历来信奉老校长的“兼容并包之主义”，所包者，既有新旧、中西、文理、汉宋，更有生死攸关的政治与学术。世人之关注北大，多着眼于其争取民主的决心与勇气，这自然没错。可蔡元培那句名言，“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乃北大师生精神生活的真实写照。研究所的创设，凸显了北大传统的另一侧面，即“明其道不计其功的气概”，以及“仿佛有点迂阔似的”的“北大的学风”周作人：《北大的支路》，《苦竹杂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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