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音[232]

    近年来，随着奥巴马政府在核战略与安全领域的官方文件中不断提及与中国保持战略稳定，中国国内对于战略稳定性的思考与讨论也呈上升态势。无论是从经典军备控制理论的战略稳定性概念出发，即冷战期间美苏处理战略武器关系的一套指导原则和安排，还是从国家间双边战略关系稳定出发，讨论战略稳定性的现实情况与未来发展方向都成为重要课题。由于此类讨论多集中在中美战略稳定性上，所以国内在提及战略稳定性时，优先以中美之间的战略稳定性为思考实例。

    一 对战略稳定性的理解

    从20世纪末开始，中美在涉及双方核战略核政策的对话与讨论中，断断续续出现过关于战略稳定性的提法。在此背景下，美国国防部2010年先后出台《弹道导弹防御评估报告》和《核态势评估报告》，首次提出要与俄罗斯和中国保持战略稳定，并就战略稳定与中国进行对话。[233]同为美国国防部出台的2014年新版《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中，其再次表明要与俄罗斯和中国保持战略稳定。[234]美国在重要的官方报告中不断提及中美战略稳定，体现出其对战略稳定性的重视。但在中美战略稳定性的概念界定、构成因素及维持途径等重要的实质性内容方面，美国官方、学界和政策分析领域并没有形成比较明确的看法。美国官方没有正式宣示过关于中美战略稳定性的政策考虑，即便有高官提及这一概念，也经常涵盖了军事、安全、政治、外交甚至是经济诸多方面的内容。而中国官方谈及中美战略稳定性时，也基本是从中美关系保持稳定这一两国关系的全局范畴出发。集中在战略武器领域的官方政策宣示，多出现在联大裁军与不扩散的相关会议中。与战略稳定性相关的基本表述为：“对军控与裁军至关重要的是，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巩固军控和裁军领域业已形成的条约体系，不向外空引进武器或武器系统，全面禁止和彻底消除一切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在此进程中防止这些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扩散。”[235]“核武器国家应尽早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国际社会应尽早就无核武器国家安全保证问题谈判缔结国际法律文书。应放弃谋求绝对战略优势的做法，不发展破坏全球战略稳定的导弹防御系统，不在外太空部署武器。”[236]“要遵循‘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和‘各国安全不受减损’原则。核裁军与国际战略安全形势密切相关，营造良好的国际和地区安全环境是核裁军进程取得进展的重要前提。”[237]这些对于国际军备控制与裁军的官方政策表态，并没有直接提及具体国家间的战略稳定性，而是从整体上表达了中国对维护一个相对稳定的国际战略态势的愿望，事实上也呼应了中美战略稳定性的需求。

    近年来，关于中美战略稳定性的讨论更多集中在学术领域，以中美之间1.5轨和2轨战略对话的讨论为主。这些渠道主要包括始于2004年的“中美战略核关系与战略互信”国际研讨会、始于2005年的“中美战略对话”、2008年4月举行的中美核战略核政策研讨交流，还有一些讨论战略稳定的专业学术项目，如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与蒙特雷国际问题研究所共同组织的“战略稳定评估项目”（POSSE）等。在这些对话与交流中，美方对于中美战略稳定性的内涵与外延仍旧没有形成明确的设想，比较集中的观点有：（1）冷战期间美苏保持稳定的两种主要手段，即危机稳定性和军备竞赛稳定性，仍然适用于中美建立战略稳定性，但是作用的方式应与冷战期间大相径庭。（2）战略稳定性有很多种，最重要有两点：一是可预见性，二是防止错判形势。（3）美国保持与中国的战略稳定关系与美俄保持这种关系同等重要，但在处理方法上不一定完全相同。（4）强调中美战略稳定性既可以是目标，也可以是过程。（5）对于美国来说，稳定并不是指没有分歧，战略稳定关系指的是双方的确有分歧，但这种分歧不会影响总体关系的发展。[238]可以看出，美国学术界和政策圈对中美建立战略稳定的观点集中于防止战略误判，在危机出现时不至于升级为大的冲突。这些观点实际上也不只局限于军控领域的核战略稳定性，同时涵盖了内容更为广泛的、从战略层面考虑的双边关系的稳定。在此类专业性讨论中，中方的观点则比较集中于：（1）冷战后，核武器在国际政治中特别是大国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明显降低，大国战略关系也大大超出核的范围，核战略稳定越来越变成只是总的战略关系的一个部分。（2）传统上的战略稳定性概念可能需要扩展为“大战略稳定性”概念。此概念包括三个元素。第一个元素就是传统意义的战略稳定性，第二个元素是两国在核不扩散及反核恐怖主义中所建立的相互信任和信心，第三个元素是两国在民用核领域的商业和技术交流中所发展起来的相互依赖。（3）中美双方应探索实现战略稳定性的新思路，逐步建立一个长期合作而非对抗的战略框架。[239]

    专业的涉核对话中对中美战略稳定性的讨论比较倾向于政策层面，而散见于各种学术杂志与书籍的军控专业领域学者的专业观点主要有：（1）基于总结冷战时期战略稳定的积极与消极作用，提出重建全球战略稳定要以新安全观寻求建立新的战略稳定。这一稳定的框架要让所有在其中的国家都有充足的安全感。[240]（2）有必要建立中美之间的战略稳定框架，这个框架应该包括两个组成部分，一是两国在安全领域的合作协调机制，二是两国危机预防机制。[241]（3）维持中美战略稳定性仍是维护稳定的中美核威慑关系。[242]（4）核禁忌对于维护中美战略稳定性关系重大，但目前受到了一些边缘性的挑战。中美在不扩散等合作中建立的互信有助于双边战略稳定性，但仍需加强沟通。[243]（5）中美需要以“核武器的唯一作用就是遏阻核攻击”为目标，建立新型战略稳定框架，这个框架能够管控双方的安全意外与危机，总体上有利于双边关系的稳定。[244]（6）中国核武器生存能力的提高有利于中美战略稳定性，中美应就战略稳定和危机管理问题达成整体谅解。[245]（7）维持中美战略稳定的除了核因素，还有共同的敌人（现在已经被日益增加的共同利益所取代）、日益加深的经济与政治相互依赖（包括中美之间的相互依赖和中美两国对国际体系的相互依赖）。[246]

    综上所述，即使是中国军控专业领域的学者，对中美战略稳定性的理解也很难只集中在战略武器关系的稳定性上。梳理中美双方学界与政策研究界对于中美战略稳定性的基本观点，从经典战略稳定性理论出发，“战略稳定”长期被用于判断军控方案的优劣，同时也被用来考察双方战略力量对比对两国关系的影响。[247]为此，在思考战略稳定性时，可以战略武器关系作为基本内容，同时涵盖与战略武器关系密不可分的国家间军事与安全关系。

    二 思考战略稳定性的主要依据

    在思考战略稳定性时，中国传统的历史文化渊源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著名思想家墨子提出了“兼爱”“非攻”的主张[248]，倡导“亲邻善仁”“协和万邦”[249]。在处理国家间和民族间关系上，中国历来崇尚“以德服人”，讲求“布恩信”“怀远人”。中国文化传统的核心是“和合”思想，主要表现为三大理念和追求：“贵和慎战”“兼爱交利”“包容并蓄”。[250]这不仅体现在中国老一辈领导人的思想中，也体现在当今中国领导人所倡导的安全观念中。在2014年5月于上海举办的第四次“亚信”峰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以“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和可持续安全”为主要内容的亚洲安全观。在同年年底召开的外事工作会议上，习主席又提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251]无论持理想主义还是现实主义态度，中国学者和官员对于战略稳定性的思考终究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这同样影响着中国对保持战略稳定性的持久追求。

    冷战后，大国力量格局向多极化方向发展，但核力量格局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依旧保持了冷战时的两极结构，美俄基本继承了美苏战略稳定的框架。[252]美俄战略武器关系仍旧是两国关系的重要内容。在冷战后相当长的一个阶段，两个超级核大国的战略稳定性仍是思考全球战略稳定性的焦点，战略稳定性并没有成为中美两国关系中的重点。中美之间的核力量对比在冷战后继续保持巨大差距，中美之间实际存在着一种“力量悬殊”的战略稳定，而非传统理论上强调的“势均力敌”的战略稳定。两者的主要区别表现在以下三点：一是国家关系的基础不同。美苏之间是明确基于两国敌对关系的战略稳定，而中美之间是基于合作伙伴关系的战略稳定。二是核关系在国家关系中的比重不同。冷战时期的两极安全体系就建立在两个超级核大国的战略核威慑基础上，美苏两国展开核军备竞赛，两国关系也围绕争夺核优势展开。而核关系只是中美关系中的一部分，且长期处于边缘地位。三是核力量基础不同。美苏核力量基本对等，而中美之间核力量差距悬殊。

    基于战略稳定性出现的一些新情况，冷战后中国学者及政策分析人士对战略稳定性的思考主要依据以下四方面内容：第一，核禁忌对保持战略稳定性的积极影响；第二，核讹诈对战略稳定性的破坏作用；第三，中美两国客观上高度的相互依存性；第四，保持战略稳定性已有的官方共识与渠道。

    首先，核禁忌对保持战略稳定性的积极影响。经典的战略稳定性理论建立在威慑的基础上，是确保相互摧毁的威慑。中美之间不存在相互确保摧毁的力量平衡，中国作为力量弱的一方也不追求这样的力量平衡，所以核禁忌在中美战略稳定性中发挥的作用就比较重要。核禁忌理论认为，即使核进攻有助于本国获得现实利益，核武器国家也难以做出核进攻的决定。不使用核武器是一种强烈的禁止性规范，这种强烈的禁止性规范又被称为禁忌。[253]核禁忌是反对使用核武器的社会态度，是一种国际规范，它具有预防核战争的作用，也是中国建立自身核战略的一个重要依据。[254]

    核禁忌对中国核战略的影响根深蒂固。核武器是特殊武器，不是拿来使用的，这个观点在中国几代领导人的战略思考中都有所体现，其既保证了中国核战略的稳定性，也体现出中国领导人对战略稳定性的认识与思考。毛泽东曾经这样描述核武器的作用：“原子弹哪里能乱摔呢？如果我们有，也不能乱摔，乱摔就要犯罪。”[255]“我们的国家将来可能生产少量的原子弹，但是并不准备使用……我们是用它作为防御的武器。”[256]毛泽东20世纪70年代在提及核武器的作用时明确指出：“大国打世界大战的可能性是有，只是因为多了几颗原子弹，大家都不敢下手。”[257]在邓小平时代，中国开始改革开放，集中力量发展经济，为保障经济优先发展，军队要顾全大局，“大局好起来了，国力大大增强了，再搞一点原子弹、导弹，更新一些装备，空中的也好，海上的也好，陆上的也好，到那个时候就容易了”。[258]邓小平还认为，“战略武器，威慑力量，吓唬点人，决不能先打就是，但我有了就可以起作用”。[259]他同时指出，“从长远看，中国拥有核武器只是象征性的……如果中国在这的力量太多，也会制约自己。”[260]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代中国领导人在中国面临特别困难的安全环境且军事反击手段也非常有限的历史条件下，仍坚持了核禁忌，坚持了无条件的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真正形成了可靠的核报复能力，具备可信的核威慑能力后，更不会轻易改变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261]。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核战略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一直保持了高度稳定。应该说，核武器特殊的威慑能力与中国决策层对核禁忌的坚守，共同促成中国核战略最显著的特点，即承诺无条件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坚持核战略自卫防御的性质，坚持精干有效的原则。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本身就可对保持大国间的战略稳定起到积极作用。它不仅是一种政策宣示，更与中国的核力量发展态势直接关联。由于坚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中国不需要具备美国基于“核战”（warfighting）[262]的核打击能力，不必为了发动先发制人的核打击而将核武器置于一触即发的警戒状态，也不必发展一个庞大的核武库，这些都有效保证了中国核武器的安全可靠，使中国不必卷入核军备竞赛，也能防止中国因为误判而误发射。如此既提高了军备竞赛的稳定性，也提高了危机稳定性，实际上有效保障了战略稳定性。

    同样，尽管美国核战略中有一些挑战核禁忌的倾向，如边缘行为、对首先使用核武器的辩护等[263]，但自20世纪40年代美国为结束二战对日本使用过核武器之后，再也没有一个有核国家真正使用过核武器。美国核战略经逐步调整，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核武器在国家安全中的作用，限制了使用核武器的范围。这些政策与美国近年来加强发展常规武器的政策有一致性，也体现出美国对核禁忌的重视。美国核战略调整的积极动向也影响到中国对战略稳定性的看法，中方学者更倾向于相信美国政策调整体现出核禁忌仍在发挥重要作用，这促使中方继续坚持中国现有的核政策，整体上对保持全球战略稳定有利。

    其次，特别重视核讹诈对战略稳定性的破坏作用。核讹诈导致核恐惧，恐惧引发危机升级甚至是核战争，对战略稳定性的破坏作用巨大。中国对遭受核讹诈的体会可能比任何国家都要强烈，所以对核讹诈的破坏作用也比任何国家理解深刻。英国核战略学家劳伦斯·弗里德曼说：“自从广岛和长崎被原子弹炸毁以来，没有任何国家比中国更接近于遭受核袭击。”[264]实际上，中国在冷战期间不断遭受来自美国的核打击威胁，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甚至是1958年的台海危机期间，这种核打击的威胁可能已经非常接近于实战，而1969年中苏边境冲突时期，中国又受到来自苏联的核打击威胁。[265]遭受超级核大国的核讹诈实际上成为中国发展自身核力量的重要外部因素。对于核讹诈造成的恐惧心理，毛泽东说：“丢原子弹谁也害怕，……中国人也怕。”[266]在这种核讹诈的阴影下，即使是1965年中国已经成功试爆原子弹后，周恩来也曾说：“美国也许在越南用战术原子武器，以后用到中国头上。”[267]中国遭受核讹诈的历史决定了中国对核讹诈的强烈反对态度。从官方到学界，中国一直批判核讹诈行为，批判首先使用核武器和炫耀核武力的行为。这也决定了中国一直坚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决定了中国对保持战略稳定性的基本态度。

    再次，中美两国高度的相互依存性是思考当代战略稳定性的客观条件。中美两国最高领导人二十多年来特别是近十年来频繁、密集的接触，两国政府间已有的90多个对话协商机制，两国密切的经济和社会关系，两国民众之间广泛的人员往来等，构成了两国总体关系保持稳定的基本要素。根据中美官方发布的数据，美国与中国的经济关系要比它与其大部分盟友如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中美相互间的经济依赖如此深刻，可以认为，两国在经济上已经是紧密的盟友了。[268]而且，中美两国在经济上深度相互依赖的同时，政治上也有广泛合作。从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到反恐和防扩散，从打击海盗到抢险救灾及解除人道危机，从应对气候变化到能源合作，中美几乎在所有的全球性问题上展开了合作。[269]在刚刚过去的APEC习奥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强调，“去年，双边贸易额超过5200亿美元，双向投资存量超过1000亿美元，人员往来超过400万人次。……事实证明，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有利于维护亚太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繁荣”。[270]奥巴马总统表示，“我期待美中关系发展为两国、为世界带来更多福祉。……美国有诚意同中国在亚太构建合作而不是竞争的关系，共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271]毫无疑问，中美关系整体上高度相互依存与相对稳定，为中美战略稳定性提供了前提条件。

    最后，保持战略稳定性已有的官方共识与渠道。虽然没有具体明确的协议和官方政策，但中美两国高层领导人在相关领域的表态实际上体现出官方对保持战略稳定性的看法。中国政府始终主张全面禁止、彻底销毁核武器，胡锦涛在2009年9月联合国安理会核不扩散与核裁军峰会上发表演讲时提出五点主张，其中第一点就是“维护全球战略平衡和稳定，积极推进核裁军进程”。[272]奥巴马政府高举“无核世界”旗帜，对裁减核武器态度相对积极，对防止扩散的诉求越来越强烈。特别是奥巴马政府常常用“战略稳定”来指代中美关系的总体稳定。习近平在2014年3月的海牙核安全峰会上指出，“中国将坚定不移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同各国一道致力于消除核恐怖主义和核扩散存在的根源”。[273]同时，中美两国高层领导人对增进两国互信都非常重视，成为两国建立战略稳定的重要保障因素。无论是“胡奥会”还是“习奥会”，其共同成果都有对推进两国互利互信的表述，并且都把增进两国战略互信置于极其重要的地位。另外，基于实际存在的双方对推动战略稳定性的积极认知，中美两国在安全领域的互信与合作渠道也在增加。近年来，中美两国在推动双方安全领域沟通与合作方面做出了巨大努力，也取得一系列成果。在军事安全领域，中美军方的高层对话以及中美国防部防务磋商、两国国防部直通电话以及海上军事安全磋商等一系列机制相继建立，两国国防部于2014年11月正式签署了建立“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机制”和“公海海域海空军事安全行为准则”，双方将在此基础上深化两军交流、互信与合作，共同推动中美军事交流逐步走向稳定。[274]与此同时，中国军队在加强军事透明度方面的举措，也对增进中美战略互信发挥了积极作用。[275]在涉核安全领域，两国共同促进《核不扩散条约》无限期延长，推动《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谈判、《化学武器公约》履约、出口管制、合作发展国际原子能机构安全保障制度与技术等。同时，在解决朝核问题的六方会谈机制中也共同发挥重要作用，推动并积极参与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六国谈判等，这些渠道和机制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与赞誉。[276]此外，双方业已建立多层次的战略安全对话渠道。其中“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对中美关系稳定发展具有很大价值，同时它也成为中美建立战略稳定的重要官方渠道。[277]非官方渠道包括始于2004年的“中美战略核关系与战略互信”国际研讨会、“中美核战略对话”，还有2008年4月举行的中美核战略核政策研讨交流等。中美不仅需要维护双方战略稳定，更需要共同解决包括涉核安全在内的全球安全问题。这些渠道是两国保持战略稳定性的实践，一方面为中美战略稳性发挥实际作用，另一方面反映了两国对维护战略稳定性的积极思考。

    三 对战略稳定性未来发展的几点看法

    对战略稳定性未来向何处发展，中国学术界和政策圈的思考与讨论还在继续。立足现实，尽管处于悬殊的力量态势，但中美之间的战略稳定性实际存在于两国关系之中，并且为保证中美关系的整体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考察中美战略稳定性的未来，需要分析可能挑战中美战略稳定性的主要因素，继而探讨中美如何在新的安全环境中发展符合两国实际情况的战略稳定性。

    随着中国在国际战略格局中的地位进一步提升，作为守成大国，美国将中国视为“现实对手”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中美两国关系的竞争性日益突出，这一点在考察挑战中美战略稳定性的因素时，可以作为基本背景。

    互信缺失将从本质上干扰中方对战略稳定性的看法。战略稳定性离不开国家间军事与安全关系的水平。在两国力量对比悬殊的前提条件下，创造一个让力量相对弱势一方享有安全感的整体安全环境非常重要，特别是安全与军事领域的互信，对于建立这样的安全环境可以发挥特别积极的作用。从中美关系现状看，双方除在经济领域建立起比较稳定的互信外，在战略、“美国的国际问题”和“中国的内政问题”等领域都存在程度不同的互不信任，尤以在“中国的内政问题”上最为严重。[278]由于内政牵涉国家主权等国家根本利益，因此相较于双方的经贸合作与互信，中美两国在军事和安全领域的互信与合作仍徘徊在较低水平，远远滞后于业已形成的其他共同利益。从2009年开始，美国高调宣示将战略重心转向亚太，为配合其战略调整，美国在经济、外交和军事领域也明显加强了对亚太的投入。美国官方虽宣称其战略调整不是为了遏制中国的发展，[279]但美国战略“再平衡”确实给中国带来新的压力。美国“重返亚太”后，地区安全环境经历了又一轮动荡与不稳定——中日钓鱼岛争端升级，中日关系恶化到建交以来最差阶段；南海问题不断升温，相关国家一再制造事端想改变区内安全现状，中国近年与东盟各国在《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框架下的友好互动受到严重干扰。在影响中国安全环境的负面因素中，美国因素越来越明显，中美之间互信缺失不仅会影响中方对中美关系的整体看法，也会影响到中方相关学者官员对中美未来战略稳定性的态度。

    美国反导计划严重影响中方对战略稳定性的积极态度。奥巴马政府核政策本身的矛盾点也体现在其全球反导政策上。一方面，奥巴马政府表达了同中国和俄罗斯保持战略稳定的意愿，打算进一步推动核裁军，努力迈向无核世界；另一方面，矛盾的是奥巴马政府拒绝接受对导弹防御计划的任何限制，这使其无法实现该政府核政策中的其他目标。[280]中美核关系建立在非对称力量结构之上，同时将继续以非对称的方式发展。中国保持现有的、数量非常少的核力量规模，并不寻求发展与美国势均力敌的核能力，但如果美国坚持发展并扩大其反导部署，尤其是在亚太地区的部署，对中国战略威慑能力的挑战显而易见，中国必然产生疑虑，未来也不得不为确保自身核威慑能力而提高核武器的生存能力。经典军控理论在中国学界依然有很大影响力，在进攻性战略武器势均力敌的前提下，当一方加强防御性武器，即造成战略不稳定，其对进攻性战略武器原本就处于劣势的国家威胁就更大。[281]中国正是这种处于劣势的国家。美国官方坚称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纯粹是防御性的，旨在对付来自朝鲜和伊朗这类国家的威胁而并不针对俄罗斯或中国。这种辩解显然不能令人信服，何况美国负责导弹防御项目的官员曾指出，美国建立导弹防御的努力中有中国因素，至少在东北亚地区是如此。[282]继美国在日本部署X波段雷达后，它也开始考虑在韩国部署战区高空区域防御系统（THAAD），而THAAD部署韩国的真正问题还在于X波段雷达也同步部署韩国，该雷达部署的真正目标是中国。[283]这当然会引发中国高度的关注和担忧，中国的学者、政府官员已经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美在韩部署THAAD反导系统的危害，认为其既不能真正提高韩国的防御能力，又将严重影响中韩关系发展。[284]美国导弹防御系统的发展与部署将加剧中美战略关系的失衡，不利于双方建立战略稳定，同时还会造成两个连带后果：一是中国对提升核透明度的顾虑增加，二是中国长期坚持的发展核力量的克制态度受到干扰。[285]

    立足于中美之间实际存在的战略稳定性，充分考虑中美战略稳定性可能遇到的挑战，面向中美关系的未来，仍需要思考如何在新的安全环境中保持和发展中美战略稳定性。笔者认为，中美需要建立一种新型战略稳定关系，这种战略稳定关系首先要有一个基本框架，该框架既要推动双方增强互信，又要有效降低双方发生危机与冲突的可能性，并能够管控双方的安全意外与危机，总体上有利于双边关系的稳定。为此，中美建立新型战略稳定不仅要有一些原则，也要有具体措施。

    中美建立新型战略稳定应包括一些指导原则，这可以先从遵循某些双方都能接受的基本原则入手。一是相互尊重，增进互信，了解并充分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安全关切，努力扩大中美战略利益的交汇点，保证中美总体关系稳定发展；二是接受双方核力量悬殊的现实，不将相互确保摧毁的美苏冷战式的核力量平衡作为建立中美战略稳定的基础，但同时不能单方面降低力量弱小一方的核反击能力；三是主动创造有利于建立战略稳定的国内和国际环境，区别对待双方应承担的责任与义务；四是建立切实可用的危机管理渠道；五是增加文化交流，让西方理解中国的文化传统与思维方式也十分重要；最后，美国作为力量强大的一方，应更加积极主动，展示诚意，而中国作为力量较弱的一方，应以积极合作的态度履行承诺。双方应从易到难、循序渐进地发展战略稳定关系，逐步取得实质性成果。

    中美建立新型战略稳定的具体措施如实质性地降低核武器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的作用，直到达成这样一种状态，即“核武器唯一的作用就是遏阻核攻击”。对于这样的状态，中国已经有了“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即中国在任何时间、任何条件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也不会对任何无核国使用核武器。[286]中国多年以来一直坚定奉行这一政策，未来也不可能放弃这一政策。同时，中国一直在积极呼吁所有有核国家奉行这样的政策，以真正保证有核国家的信誉和无核国家的安全。鉴于美国政府官员与专家学者很难接受同一政策表述[287]，双方可以探讨一种新的政策表述，但其实质内容仍是尽可能降低核武器的作用，直到达成某种一致，以推动双方建立战略稳定。为了避免冷战历史对中美双方“意识形态化”的影响，可以考虑双方将讨论落实在具体内容而不是标签化的政策宣示上。[288]如果能以实质性限制核武器的使用的政策为基础，以增进两国军事与安全互信为途径，那么中美建立战略稳定框架的可操作性与实际效果将非常积极，对中美双方战略稳定和世界安全都有益。

    中美建立战略稳定框架，不可能一蹴而就。鉴于中美关系本身的复杂性与多元性，两国建立战略稳定性，必定是个循序渐进、逐步成熟的过程，而且有可能出现很多困难。当前，双方可采取以下步骤：一是持续加强两国在地区核扩散、反核恐怖主义以及核能、核安保领域的合作，并努力消除导致核扩散与核恐怖主义的政治根源。二是继续维持和加强核禁忌，旗帜鲜明地反对发展战略武器力量的边缘行为，包括核武器的小型化、发展常规战略性进攻武器等。三是美方要拿出诚意、采取行动，减少并最终停止向台湾地区出售先进武器，排除《与台湾关系法》对中美关系的干扰和《2000财年国防授权法》对两国军事交流的法律限制，增进中美军事与安全互信。四是探讨美国发展全球反导系统对中美两国利益的影响（特别是从经济、安全与美国的软实力角度）。五是中美就透明度问题进行深入讨论，鉴于中国安全与军事领域越来越透明的现实，美方应接受两国基于各自国家利益的透明度现状，停止强迫中国以美国的利益需求为基础展现透明；中国则应考虑到全球化的需要，逐步接纳一些已形成机制的透明方式，继续提高透明度。六是建立有效的中美军事与安全危机管理机制，并就机制运行进行模拟演练。七是从学界到政界，全面推动中美双方就建立新型战略稳定的指导思想、实施方法和具体步骤的广泛讨论，争取达成在理论与实践方面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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