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冲[289]

    中国历来奉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拥有独特的核武器与核战争观。“稳定-不稳定”悖论是考察核武器与常规冲突关系的简化理论，没有考虑结构性依赖和国际权力结构变化等重大因素，不适于解释中美防范管控低烈度冲突的实践，中美间爆发军事摩擦或代理人冲突的可能性远小于冷战时的美苏。但一旦中美常规危机管控失败，在危机升级为局部战争后，抑制中美冲突的非军事因素将比战争前有所弱化，“稳定-不稳定”悖论适用性增强。当常规战争对美方造成的伤害达到与中国核力量二次打击所能造成的破坏可比的程度后，由于美国在核力量方面具备不对称优势，其更可能倾向于采取核讹诈的方式迫华妥协或者进一步扩大战争规模，使危机失控。两国应在“新型大国关系”框架下，不断加强信任措施和危机管控机制建设，防微杜渐，在危机初期及时化解。美国还应切实降低核武器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的作用，与中国在战略上达成互不首先使核武器或攻击对方核武器的共识，并在这一共识下探讨防范冲突意外升级为核危机的具体措施。

    一 中国的核战争观

    中国的核战略，有其独特的、深刻的思想和哲学根源，这使得中国在看待核武器、核战争、冲突升级等问题时与西方有一些不同。本节从分析毛泽东核战略思想的哲学内核出发，得出几个中国看待核武器与常规武器关系的推论。

    近十多年来，中国学者对毛泽东核战略思想做了不少研究，从不同角度对毛泽东核战略思想进行了论析，更为清晰地刻画了毛泽东核战略思想，也反映出中国核战略特有的哲学内涵。[290]综合来看，中国发展核武器有两个基本的逻辑起点，一是反核讹诈，二是核常脱钩，这两大逻辑起点在形成过程中又相互交织，存在密不可分的联系。反核讹诈是中国发展核武器的原始动机，也是中国提高核武水平的根本动力。核常脱钩思想则认为核武器不具备实战价值，常规战争与核战争无必然联系，战争要靠常规武器来打。上述判断在毛泽东的诸多论述当中得到充分体现，邓小平等领导人同样继承上述思想，并不断体现在中国政府发布的重要文件当中。

    在没有核武器之前，中国面临巨大的核讹诈压力。为此，毛泽东侧重强调核武器并不可怕，提出“原子弹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在解放战争和朝鲜战争中顶住了美国核讹诈压力，取得了战争的胜利。早在1945年当《解放日报》渲染原子弹的毁伤效应时，毛泽东即批评道，《解放日报》是在制造“恐怖”气氛，犯了“政治性很强的原则错误”。[291]1946年8月6日，在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针对美帝国主义的核讹诈，毛泽东就指出：“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当然，原子弹是一种大规模屠杀的武器，但是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292]朝鲜战争后，中国面临更为险恶的国际安全环境。这期间美苏核力量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赫鲁晓夫上台后提出“三和”理论，认为核战争将毁灭人类，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较大认可。而这一期间，中国对外大力宣扬“不怕打核战争”的思想，毛泽东本人与赫鲁晓夫、尼赫鲁等政要还就这一问题进行过多次争论，似乎与国际主流格格不入。1957年11月18日，毛泽东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即席讲话，“现在还要估计一种情况，就是想发动战争的疯子，他们可能把原子弹、氢弹到处摔……要设想一下，如果爆发战争要死多少人。全世界二十七亿人口，可能损失三分之一；再多一点，可能损失一半……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二十七亿，一定还要多。”[293]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等国领导人对此很不理解，认为毛的政策太具冒险性和战斗性，因此和中国渐行渐远。[294]部分学者把上述论断作为毛泽东“原子弹是纸老虎”和人民战争观点的延伸，笔者对此并不认同，这其实主要出于反核讹诈的策略性考虑。1958年9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更为清楚地阐述了中国不畏惧核战争的全部逻辑：“我们不怕打，要打就打。氢弹、原子弹的战争当然是可怕的，是要死人的，因此我们反对打。但是这个决定权不操在我们手中，帝国主义一定要打，怕，它也打，不怕，它也打。每天总是怕，在干部和人民里头不鼓起一点劲，这是很危险的。我看，还是横了一条心，要打就打，打了再建设。”[295]据传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曾对毛泽东的论断叹息道：“原子弹的最大威力是在发射架上，而不是飞出去之后。毛泽东是一个极难对付的人物，恐吓、威胁对他没有用。”要是事情果真如此，这足以证明中国反核讹诈的战术取得了成功。在中国拥有核武器后，1965年1月9日，在再次回答斯诺关于他是否还认为原子弹是纸老虎的问题时，毛泽东说：“我不过讲讲而已，真打起来会死人的。”这进一步说明此前中国关于核战争的论断更多出于策略的考虑。[296]

    但长期以大无畏精神反核讹诈是不现实的，必须掌握核武器才能真正打破美苏的核讹诈，这促使中国走上了研发核武器的道路。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我们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在中国第一次原子弹试验成功后，《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称，“核武器越是为美帝国主义及其合伙者所垄断，核战争的危险也就越大。他们有，你们没有，他们神气得很，一旦反对他们的人有了，他们就不那么神气了，核讹诈和核威胁的政策就不那么灵了”。[297]1966年中国两弹结合试验成功后，新华社发表新闻公报，指出“中国发展核武器，正是为了反对美苏勾结实行核垄断和核讹诈……中国进行必要而有限制的核试验，发展核武器，完全是为了防御，其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消灭核武器”。[298]这清晰地表明中国发展核武器的根本动机。

    在致力于反核讹诈的斗争中，中国也逐步形成了核常脱钩，也就是核武器和常规战争脱钩的哲学认识。

    首先，中国领导人认为使用核武器是不道德的，这也可视为核禁忌思想。核禁忌理论认为，即使核进攻有助于本国获得现实的利益，核武器国家也难以做出核进攻的决定。不使用核武器是一种强烈的禁止性规范。李彬认为，中国正是基于核禁忌思想，发展了“反核威压”核战略。[299]事实上，中国领导人早在核武器诞生伊始就意识到，原子弹巨大破坏作用带来的政治社会影响，会对使用核武器本身构成限制作用。中国对核武器的哲学认识以及拥有核武器后一直奉行的“不首先使用”政策，对核禁忌国际规范的建构也起到积极作用。1960年10月22日，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当听到对方提出“有人害怕中国一旦有了原子弹，就会马上不负责任地使用它”时，坚定地回答说：“不会的。原子弹哪里能乱甩呢？如果我们有，也不能乱甩，乱甩就要犯罪。”[300]

    其次，中国领导人认为核武器不具备实战价值，核战争打不起来，打赢战争需要依靠常规武器。在20世纪60年代的中苏论战中，中国共产党曾指出：“在政治上，如果美帝国主义使用这种武器，就会使它自己处于极端孤立的地位；在军事上，核武器的巨大破坏力限制它的使用。”[301]1959年12月到1960年2月，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时又说：“至于打起仗来用不用原子弹、氢弹，那是另一个问题，曾经有了化学武器，但是打仗的时候没有用。”毛泽东认为“用极大的努力来禁止原子战争”是完全可能的。他说：“经过极大的努力，签订打仗时不打原子弹、核武器的协定，打起仗来大家都还用常规武器，这种可能性是有的。”[302]1961年9月24日，毛泽东在同蒙哥马利元帅谈话时说：“我对核武器不感兴趣。这个东西是不会用的，越造得多，核战争就越打不起来。要打就用常规武器打，打常规武器还可以讲点军事艺术，什么战略、战术，指挥官可以临时按照情况有所变化。用核武器的战争就是按电钮，几下子就打完了。”[303]

    再次，历史实践坚定了中国核常脱钩的核战争观。中国在朝鲜战争当中顶住美国核讹诈的压力，用常规力量把美军赶回了三八线，展现了新中国的力量，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在随后的越南战争当中，美国顾忌中国的警告，始终不敢越过北纬17度线一步，也显然是出于对中国常规军力的担心，而不是中国的核力量。这使得中国更坚定了对依靠常规力量打赢战争的自信。陈立旭分析毛泽东核武器观时认为，在武器装备处于劣势地位时或者只有常规武器时，我们依靠人民完全可以战胜武器装备处于优势地位或拥有核武器的敌人。而当我们也掌握核武器等最新装备时，敌我军事装备方面的力量对比就逐渐发生了变化，我们借以战胜敌人的力量就更强大了，构成了对敌方逐渐加大的国防威慑力。[304]

    正是由于中国发展核武器的目的是反核讹诈，又秉持核常脱钩的核战争观，中国始终坚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只发展很小规模的核武库。1961年9月24日，毛泽东会见来访的英国蒙哥马利元帅，在谈到核武器时说：“准备搞一点。哪年搞出来，我不知道。美国有那么多，是十个指头。我们即使搞出来，也只是一个指头。这是吓人的东西，费钱多，没有用。”[305]1964年8月22日，毛泽东会见参加第十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后访华的外宾时说：“我们的国家将来可能生产少量的原子弹，但是并不准备使用。既然不准备使用，为什么要生产呢？这是我们作为防御的武器。”[306]核试验成功后，中国政府第一时间发表声明，宣布“中国发展核武器，不是由于中国相信核武器的万能，要使用核武器。恰恰相反，中国发展核武器，正是为了打破核大国的核垄断，要消灭核武器。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而不是任何武器……不决定于核武器。中国发展核武器，是为了防御，为了保卫中国人民免受美国发动核战争的威胁。中国政府郑重宣布，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307]

    从领导人讲话和政府文件来看，毛泽东之后的历届中国领导人都奉行类似的核战争观。邓小平指出：“中国拥有原子弹目的是自卫。我们主要还是发展常规武器。中国有一点核力量，那只是吓唬人的，只是表明你有我也有，但数量是微不足道的。到有还击力量的时候就不再发展了。”[308]《2000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中也指出：“中国保持精干有效的核反击力量，是为了遏制他国对中国可能的核攻击，任何此种行为都将导致中国的报复性核反击。中国核武器的数量一直维持在较低水平，其规模、结构组成和发展与中国的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方针相一致。”[309]

    另外一个明显的推论是，中国反核讹诈（核威压）战略要求中国对核进攻采取坚决报复措施。李彬指出，中国核武器的发展需要回应可能的核威压形式。如果当初中国没有受到核威压，也许中国不会选择发展核武器。在过去几十年的核实践中，世界上核威慑战略是占主导的。按照核威慑战略，失去核反击能力就意味着核威慑无效。因而能够在第一次核打击中解除对手的核武装会被看作一种核优势，并可能成为核威压的一种资本。中国反核威压战略需要逐步发展和部署具有高生存能力的核反击力量，因此中国核武器现代化中的一个重点是发展战略机动导弹。[310]

    不仅如此，由于中国核武库规模小，中国对于任何针对中国核武器先发制人打击都必须立即采取严厉的报复措施，否则中国二次打击能力可能会被迅速瓦解。1969年9月11日，周恩来在北京机场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会晤时，提出了“听说苏联要对中国的核基地实行先发制人的核打击”的问题。周恩来特别强调：“当中国的核基地被苏联摧毁时，中苏将处于战争状态，并将把战争进行到底，即使苏联很顺利地通过突然袭击和先发制人的手段进行了核打击，则苏联也将为未来的千百年造成巨大的政治问题。”[311]同年10月7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严正指出：“中国政府曾多次郑重声明，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中国绝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诬蔑中国要发动核战争是荒谬的、可笑的。但是，中国也绝不会被战争威胁，包括核战争威胁所吓倒。如果一小撮战争狂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袭击中国的战略要地，那就是战争，那就是侵略，七亿中国人民就要奋起抵抗，用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312]同日，周恩来在中苏边界谈判中国代表团第一次会议上说道，他们扬言要摧毁我们的核基地，露骨地进行战争威胁。我严肃而诚恳地告诉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我们不要打仗，我们现在自己的事还搞不过来，为什么要打仗？但我们也绝不会被战争威胁包括核战争威胁所吓倒。所以我当面向他们讲“你们说要用先发制人的手段来摧毁我们的核基地，如果你们这样做，我们就宣布，这就是战争，这就是侵略，我们就要坚决抵抗，抵抗到底”。[313]

    二 核关系对常规军事关系的影响

    不同的核关系如何影响常规军事关系是一个热点问题。“稳定与不稳定”悖论（stability-instability paradox）是对这个问题的一个理论回答。这个理论原本是讨论核武器对常规冲突，尤其是小规模常规冲突的威慑作用。该理论指出，两国拥有核武器后，发生战争的可能性降低，但由于不担心小规模冲突升级为核危机，低烈度摩擦或代理人冲突的可能性反而上升。这个理论的信奉者原本希望美国的核武器能够慑止小规模常规冲突，担心对手（苏联）获得核报复能力之后，美国核武器对苏联小规模常规进攻失去慑止能力。这基本反映了冷战期间的美苏关系。

    其后，这个理论还被用来描述印巴关系。2009年，罗伯特·劳赫豪斯（Robert Rauchhaus）的研究进一步指出，当两国核力量不对称时，占优势的一方反而会更倾向于采取军事或战争手段；只有当两国达到核均势后，直接武装冲突的可能性才大幅降低。[314]最近还有学者尝试用该理论来预测中国的行为。如布拉德·挌洛瑟曼（Brad Glosser-man）认为，中美由于具备相互确保摧毁的能力，因而会在钓鱼岛等争端中更敢于对日本使用武力。[315]

    “稳定-不稳定”悖论中的理论原型是美苏和印巴。简单来说，这一理论的适用范围需要两国处于敌对关系，在敌对国没有显著利益，利益计算能够局限在冲突得失本身。在“稳定-不稳定”悖论中，由于双方不担心小规模冲突升级为核危机，从而放手发起低烈度摩擦或代理人冲突，这要求双方的初始动机就是谋求从冲突中获利，具备冲突的原始冲动。这基本符合美苏关系的基本特征，因此能够较好地解释美苏关系，但难以解释中美关系中的危机和冲突。中美关系与美苏关系有着本质性的区别，不论中美是否达到核均势（即具备相互确保摧毁的能力），中美冲突的抑制因素和推动因素大体都与核武器无关，而在于利益结构性相互依赖和国际权力结构。

    首先，全球化使中美形成结构性相互依赖，这种利益纠缠会抑制双方低烈度冲突的冲动。余万里认为，作为经济全球化的结果，中美结构性相互依赖的特点已经十分明显。在日益密切的经贸关系中，两国国内都形成了相互依赖的利益群体和结构。两国关系已超越了以政府为代表的国家间的关系，发展成了两个社会之间日益密切的交往。中国的对美出口产业、美国的在华投资和对华贸易企业都成为各自国内经济的支柱。中美关系发生动荡和破裂，不仅会让广东、福建的出口加工企业倒闭和工人失业，而且也会波及加利福尼亚州的信息产业、西雅图的航空制造业、中西部的农场主乃至华尔街的金融家。这种相互依赖关系已经超越国界而在两国内部形成了盘根错节的共同利益结构。[316]中国外长王毅近来撰文指出，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正在深刻改变人类生活。地球越来越小，世界越来越平，国与国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如果说，冷战期间美苏依靠核威慑打造了“恐怖平衡”，那么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各国特别是大国之间越来越通过利益融合形成了“利益制衡”。[317]因此，中美一旦爆发军事危机，将会对双方乃至国际社会造成巨大的连锁效应，使双方都得不偿失。

    其次，冷战中出现的稳定-不稳定的所谓迹象，来源于美苏争霸，双方都利用代理人战争和低烈度冲突扩大和争夺势力范围。尽管随着中国经济总量与美国的差距迅速缩小并与其他国家的差距不断拉大，有人认为中美关系正从“超”与“强”关系范式迅速步入所谓“霸权国”与“崛起国”关系范式。但是，中美绝不可能再像冷战的美苏一样争夺霸权，中国更不可能将扩充核武库作为霸权基础。即使美国领导人也觉得中国是在搭便车，而不是另起炉灶，建立对抗性的权力中心。如果说中美存在某种意义上的权力竞赛，也主要体现在国际规则制定权的竞争方面，如美国近来力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中国则推出“一带一路”规划、主导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设立丝路基金等。因此，没有迹象表明权力转移是中美关系的主要内容，中国没有与美国争霸的迹象。稳定-不稳定悖论不适用于中美关系。可以预见，中美未来在国际规则制定方面的竞争可能更趋激烈，但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则大大低于冷战时期的美苏。

    尽管与美苏冷战相比，中美结构性相互依赖和国际权力角逐领域发生变化降低了中美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但也必须承认，中美之间确实存在发生军备竞赛和军事摩擦的风险，但这种风险不是由双方核力量对比导致的，而是由双方战略互信的不足和亚太安全结构决定。

    在军备竞赛方面，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军费开支随经济实力的快速发展而有较大增长。但美国依然试图维护对华绝对军事优势，启动“第三次抵消”战略，不断强化介入作战能力，随着中美国防开支差距的进一步缩小，军备竞赛的风险不容忽视。在中美军事竞争日趋激烈背景下，中美发生军事摩擦的可能性明显增大，由摩擦、碰撞升级为军事危机的危险性也同步上升。当战略互疑不断增长时，一个小事件就可能引发带来巨大损失的中美军事危机。尤其是长期以来，由于美国对中国常规力量具有很大优势，加上战略力量的不对称，美国在常规军事领域十分霸道，如抵近侦察、穿插舰艇编队等，如果美军无视中国安全关切和军力增强，继续在中国专属经济区开展高强度、高频次舰机侦察行为，那么“撞机事件”“无瑕号事件”等类似事件仍可能是引发中美军事危机的高危因素。此外，两国在网络空间、太空竞相加大投入，上述领域如协调不当，也容易发生摩擦。

    更为重要的是，尽管中美两国都有稳定安全关系的政治愿望，但是其他因素总会干扰和破坏这种进程，尤其是“第三方要素”不容忽视。日本、菲律宾等国在其与中国的争端中企图把美国“拖进来”“拉下水”，美国也有借适度加剧中国与这些国家关系的紧张程度来牵制中国的意图。从趋势来看，随着美国的软、硬实力的下降，其军事介入地区和全球事务的能力与愿望都在衰弱，一般来讲不会轻易介入与自己直接重大利益不相关的冲突。但出于全球战略需要，维持“承诺”的“可信度”对美国军事同盟体系至关重要，美国很有可能因盟友利益而介入涉华冲突，因而第三方危机较之中美双方危机更难管理和预防。

    三 常规军事关系对核危机的影响

    与中美相关的核危机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中美军事危机管控失败，导致中美间爆发局部战争，进而升级为核危机。二是美国亚太盟友尤其是日本，担心美国安全保护的可信性，走上拥核自保的道路，进而以此增强与中国军力较量的筹码。

    就中美核危机而言，双方核危机可能有蓄意升级或意外升级两种。

    就蓄意升级而言，中国历来有将核战争与常规冲突脱钩的战争哲学，奉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坚信战争要靠常规武器来打，也只能靠常规力量取胜。退一步讲，即便从西方基于能力而非意愿的逻辑范式出发，中国也不会以威胁使用核武器作为战争筹码。如果要使威胁使用核武器的信号可信，那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中方在战场上的损失已经接近承受美国核报复的代价，二是美方在战场上的损失尚不足以与中方二次核打击力量造成的破坏相提并论（如果中方威胁使用核武器，美国可能率先对华发动先发制人打击）。在中国综合国力不断提升，军力快速增长，与美方相对差距逐步缩小的背景下，上述两项条件都将愈来愈不可能满足。因此，无论是从主观意愿还是从客观动机分析，中方都缺乏首先使用或者威胁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动机。

    在中国常规军力快速壮大的背景下，更应该担心美国凭借核优势获取战场优势。尤其是中国的陆地加中近海作战能力与美国之间的差距逐步缩小，美国在战场上付出的可能代价将日益增大。根据“稳定-不稳定”悖论，美国作为核力量占优势的一方，如果在战场上的损失与中国核力量二次打击所能造成的破坏相当，就有可能采取核讹诈的手段迫使中方妥协。如格洛瑟曼等人即认为，如果美国与中国在战略层次达到稳定性，那么中国就会无所顾忌地在常规领域表现得很霸道，他们希望美国保持或者创造常规冲突升级成核冲突的可能性，使得中国不敢在常规领域“挑衅”。[318]在这种情况下，由于美国在战场上已经付出相当代价，中国核力量所需的报复门槛就要比平时条件更高才能慑止美国先发制人的核打击。

    在意外升级方面，主要是战争中误击对方核武器带来的风险，如地面作战误击陆基机动核导弹、反潜误击战略核潜艇等。

    与中美相关的核危机的第二种可能性更为现实，那就是日本等美国盟友可能拥核的问题。有学者试图用“稳定-不稳定”悖论来刻画日本的担心，这实际上是对“稳定-不稳定”悖论的另一种误读。如前文分析类似，中国缺乏在常规冲突中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动机，因而也就不存在中国以核武器为后盾动用战争手段的问题。事实上，日本对中国的担心源自中国常规力量的快速增长，而不是大体保持稳定的核力量。“稳定-不稳定”悖论只不过是这种担心的幌子。

    过去几年，亚太地区的力量分布持续发生巨大量变。一方面，随着中国实力的上升，中美实力差距在缩小，但美国强中国弱的大格局并未发生变化；另一方面，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实力差距在进一步拉大。[319]随着中国与周边国家实力差距的加速拉大，一旦中国与周边国家发生直接军事冲突，美国干涉介入的难度和需要投入的资源也将成倍增加。日本因此高度担心美国保护承诺的可信性。近年来美日对所谓“稳定-不稳定”悖论炒作很热，尤其是日本非常担心中国的核力量，部分右翼分子吹鼓日本发展核武器，本质上是担心美日同盟在局部对华冲突中难以轻易取胜，而美国不愿付出更大代价保护日本，因而希望拥核自保。

    事实上，日本一方面积极宣扬“无核三原则”，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做足表面文章；另一方面不惜花费高昂费用，以核电为掩护建设完整的涉核武器技术体系，积极开发固体推进火箭，为远程导弹奠定基础。通过明暗两手准备，日本已被公认为具备“引而不发”的核能力（nuclear hedging）。

    首先，日本是无核国家中唯一拥有分离钚库存的国家。多年来，日本以发展快堆为借口，向英法购买后处理服务来生产钚。截至2011年年底，日本已经拥有44.3吨分离钚，其中9.3吨储存在国内，其余寄存于英法。由于核燃料在反应堆中辐照时间不同，从其中提取的分离钚的“钚-240”含量也有所不同。一般根据“钚-240”含量把钚材料分为武器级和反应堆级，日本拥有的分离钚库存主要是反应堆级钚。但是，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曾用不同级别的钚进行过一系列核爆炸试验，表明任何级别的钚都可以制造核武器。尤其是考虑到日本技术发达，可以通过先进的武器设计避免“钚-240”含量高引发的过早点火问题。因此，国际社会一直担心日本追求分离钚库存的用心。1997年，日本曾向国际原子能机构做出书面承诺，承诺遵守“无过剩钚”的原则，即回收分离出的钚都用于反应堆，保证没有过量的分离钚累积。本来日本希望将分离钚用于快堆，但日本“文殊”快堆多次发生事故，商业快堆更是遥遥无期，因而日本又将少量钚制成 MOX燃料在其轻水反应堆中使用，以显示其分离钚的商业价值。但此项目进展缓慢，尤其是2011年福岛核事故后，日核电厂大多关停，国内反核浪潮高涨，快堆发展面临困境，原有核电方针势必长期搁置，日本政府更加难以解释其海量钚库存的用途，向国际原子能机构承诺的“无过剩钚”根本难以实现。

    其次，日本多年来一直大力发展核燃料循环技术，它是无核国家中唯一拥有浓缩铀和后处理钚两大规模核燃料生产能力和设施的国家。日本在六所村的铀浓缩厂2011年更换新型离心机，年生产能力达1500tSWU，如全部用于高浓铀生产，年产量可达6.4吨。至少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下，能确保日本铀浓缩厂只用于生产低浓铀并在反应堆中使用，但日本后处理厂的建设更加让国际社会担心。在能够从海外购买后处理服务且分离钚长期大量累积的前提下，日本依然累计投入210亿美元建设六所村后处理厂，克服因技术和财政问题导致的19次推迟，2013年终于完工。安倍政府对发展后处理能力持积极态度，原计划于2013年10月启动该厂，但因美国的强烈反对和安全监管审批等国内政治障碍再度推迟。六所村后处理厂满负荷运转后，年产钚量最高可达9吨，与日本国内现存钚总量相当，足够制备2000枚核弹。日本无使用钚的明确计划和实践，其通过强化后处理能力，提高核武潜力的动机十分明显。

    最后，日本国内拥核论调从未消停。日本政府1967年制定了“不拥有、不生产、不引进核武器”的“无核三原则”，与“和平宪法”一道成为日本国家发展的基石。但近年来，日本国内拥核声音此起彼伏，尤其是日本政府高层的立场惹人担心。1994年，时任首相羽田孜公开表示“确有能力拥有核武”。2002年5月，时任首相小泉纯一郎表示“将坚持无核三原则，但日本确有制造核武器的技术”，时任日本内阁官房副长官的安倍晋三更肆无忌惮地放言“毫无疑问，日本将会拥有小型原子弹”。

    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后，短短三四年后GDP已是日本的两倍多，未来东亚实力结构逆转，中日实力差距迅速拉大难以避免，日本很有可能拥核自保，严重威胁地区安全，中美需联手防范这一风险。

    四 对中美危机管控的一些思考

    综合前文分析，由于中美结构性相互依赖，中美有足够的意愿避免低烈度冲突或军事摩擦；由于中国与美亚太盟国实力差距迅速拉大，美国存在强烈的动机抑制其“小伙伴”挑衅中国，从而避免因维护同盟体系信用而被迫与中国冲突的双输境地。因此，中美应加强军事交流机制和危机管控机制建设，未雨绸缪，在危机爆发之前或初期就及时化解。

    中美两国之间安全利益的基本共同点在于避免两国发生直接军事冲突，进而在于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安全、繁荣。美国学者近来指出，中美一旦发生直接冲突，无论胜败，美国都将遭受军事和经济上的双重打击，最终可能被迫退出东亚政治版图。[320]而中国作为崛起大国，虽然有着日益深刻广泛的全球利益，但尚未形成也暂时没有能力执行一个明确的全球安全战略，军事战略的基础还是立足于本土和周边的积极防御，与美国开战也不符合中国自身的战略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讲，中美两国安全利益的冲突点也恰恰是转化为中美两国安全利益共同点的“抓手”和“机遇”。无论在前几年遏制台湾地区急性“台独”还是最近防止中日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兵戎相见等问题上，这一点都有较为明确的体现。作为世界上排名前两位的经济体，以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两国均受益于世界和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也有责任加以维护。因此，中美两国有必要通过机制建设来巩固和扩大共同利益，实现中美在太平洋的“和平武装共处”。[321]

    中美应积极开展双边层面的安全机制建设。随着中美实力消长，中美日益成为亚太地区发展的两大动力系统，这两大动力系统相互独立、相互联系，缺一不可。双方应充分认识到“中美不再战”是太平洋地区繁荣的根本基础，积极构建和巩固亚太安全机制。应通过中美战略安全对话及两军高层互访等平台，建设好以下机制。一是交流沟通机制。如两军重大军事行动通报机制，中国的解放军战略规划部和美国的参联会战略规划与政策部的对口交流机制等。通过加强交流来明确对方战略意图，增进互信，避免误判。二是危机管控机制。一旦出现意外事件，双方能在第一时间进行沟通和交流，把危机扼杀在萌芽状态。三是合作行动机制。不仅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而且有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不仅有非敏感问题上的合作，而且有敏感问题上的合作。通过具体的合作行动，增进了解、理解、信任，建立互信、增进友谊，助力中美军事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

    中美可重点考虑逐步探讨有助于中美安全关系的制度性安排。中美两国都无法承受军事冲突的代价，建立制度是未来发展方向。随着未来中美军力差距逐步缩小，中国可考虑与美国逐步探讨在网、天、海、空等领域确立行为准则、建立相互信任措施的可能性，还可探讨中美战略稳定原则及措施，以及两国限制常规、战略力量研发、部署协议的可能性。在构建具体制度性安排的过程中，应侧重于原则性安排，充分考虑制度的弹性，既立足于防止中美冲突，又充分考虑中美实力对比变化的动态性，防止制度过于僵硬。要求美国提前妥协，或者要求中国自废武功，都是不适当的。能够保持总体原则不变、具体措施及时调整、促进双方不断妥协的弹性制度才有助于中美两军关系和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长期稳定。

    从危机爆发、军事摩擦到常规战争是一个较长的过程，只有双方各种危机管控措施失效后才可能出现，尤其是需要常规战争对美方造成的伤害与中国核力量二次打击所能造成的破坏相当时，美国才可能采取核讹诈的手段，因此中美核危机具有相当高的门槛。但是，由于美国在核力量方面拥有巨大的不对称优势，更可能采取核讹诈的挑衅政策，危机管控甚至将比美苏危机管控更加困难。因此，中美应致力于构建战略稳定态势，切实降低核武器作用，战略上达成互不首先使核武器或攻击对方核武器的共识，并在战术层面探讨措施，如全球快速打击系统与核战略导弹采取不同的弹道特征，划设战略核潜艇、战略核导弹自由区等具体措施，以避免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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