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晓兵[322]

    核扩散是冷战后国际安全领域的重大问题。它与东北亚、南亚、中东等热点地区形势复杂互动，并给大国关系增加变数。中国政府越来越重视核扩散的危险，学术界对核扩散动因、影响、前景的研究也日趋丰富与多元，其中不少看法颇具特色。通过对其加以分析，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中国防扩散政策的理论基础和社会背景。

    引言

    （一）中国对核扩散危险认识的变化

    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中国对核扩散的认识经历了重大变化。60～70年代，中国核政策主要从东西方对抗的角度看待核扩散，长期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禁止核试验条约》持批评态度，认为它们是维持美苏核垄断和核讹诈地位，限制其他国家的工具。但同时，中国认为核武器的输入和输出将增加全面禁止、彻底销毁核武器的难度，因而在1963年提出的全面、彻底、干净、坚决地禁止和销毁核武器建议中实质上包含了防扩散的内容。当时中国就建议“不以任何形式输出、输入核武器及制造核武器所需的技术资料，停止一切核试验、包括地下核试验在内”。[323]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推进，1984年1月中国领导人首次明确表示，“不支持、不鼓励核扩散，不帮助第三国发展核武器”。[324]这意味着中国对核扩散的认识逐渐与国际社会对接。在认识变化的基础之上，90年代中国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逐步成为国际防扩散机制的积极参与者。

    （二）中国对核扩散内涵与外延的认识

    中国政府和学术界谈论核扩散时，不仅局限于横向扩散问题，还包括纵向扩散、核武器的前沿部署、延伸威慑与核保护伞等问题。

    “纵向扩散”的概念及影响。提及核扩散，一般是指核武器及其技术、零部件在国与国之间转移，以及无核武器国自行发展核武器，即所谓的“横向扩散”。除此之外，核武器国家研发核武器，增加核武器数量和种类以及提升质量，也是一种扩散，即“纵向扩散”。[325]“纵向扩散”刺激了“横向扩散”，削弱了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道义基础。中国既反对“横向扩散”，也反对“纵向扩散”，主张所有核国家停止试验、改进和生产核武器。这与很多无核武器国家的立场相近。

    地理扩散的概念及影响。中国认为，海外核基地、核潜艇与战略轰炸机的海外巡航、向第三国提供核保护伞会造成核武器的地理扩散。地理核扩散危害严重：美国冷战期间在台湾地区部署核武器直接侵犯中国主权，威胁中国安全；延伸威慑政策和海外核武器部署会加剧地区形势紧张，刺激地区核扩散；海外核武器部署及巡航增加核事故风险；海外存储的战术核武器增加核武器被盗并用于核恐怖主义的风险；延伸威慑需要保留某些特定类型的核武器，增加核裁军难度。

    中国对“纵向扩散”和地理扩散的看法反映了中国的利益诉求和独特视角，丰富了人们对核扩散危害的认识，但非本文关注重点。本文主要归纳、分析中国对横向核扩散动因、影响及前景的认识。

    一 核扩散的动因

    冷战之后，核扩散形势趋于严峻，伊拉克、伊朗、朝鲜、印度、巴基斯坦、利比亚、叙利亚等或迈过核门槛，成为事实上的核武器国家，或积极推进核计划，疑云重重。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是主客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客观原因是指国际安全环境变化和国际制度存在缺陷，主观原因是指核扩散国的安全、经济和政治动机。中外军控界对国家发展核武器动机的认识并无太大差异，但与西方相比，中国更强调导致扩散的外部因素。

    （一）中国军控界对核扩散动因的基本看法

    中国政府认为，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有其复杂的根源，与国际和地区安全环境密切相关。[326]国际上仍然存在零和理念和冷战思维，各国合理安全关切得不到充分尊重和照顾，是核扩散难以制止的重要原因。中国学术界关于核扩散动因的论述颇多，主要从安全、技术、政治（道义）、法律、经济、美国六个方面分析国家为何发展核武器。

    国际力量对比失衡和地区形势紧张是核扩散的主要安全根源。冷战后，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拥有人类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和军事同盟，致使全球力量对比严重失衡。冷战期间一些国家曾依赖苏联的安全保护，或在美苏之间左右逢源，冷战后它们感受到强大的安全压力。这迫使它们寻求自保之道，但常规军力和军事结盟都不足以确保政权安全，这种情况下发展核武成为一种“理性”选择。[327]朝鲜是典型案例。半岛残留冷战阴云，朝鲜与美韩日尖锐对峙，最终促朝鲜跨过红线，先后三次进行核试验。

    此外，曾被两极对抗掩盖的一些民族、宗教、领土争端爆发出来，促使一些国家走上发展核武之路。从中东、波斯湾到中亚、南亚，都交织着种种矛盾，这些都是核扩散多发地带。[328]在中东，阿以矛盾重重，以色列率先拥核以求自身安全，由此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伊拉克核计划、伊朗核计划、叙利亚核计划。在南亚，印巴矛盾使两国不约而同迈进核武俱乐部，并持续进行导弹军备竞赛。

    核武器的威慑作用促使一些国家拥核自保。由于核武器具有超杀能力，所以其威慑作用与常规武器不同。一国只要拥有核报复能力，就可有效维护国家核心利益。[329]从这个意义上说，核武器之有与无的意义，远大于核武器之多与少的意义。核威慑理论不仅适用于核大国，也适用于中小国家。中小国家除可用核武器防范地区冲突，还可用以抵抗大国军事干涉和霸权行径。[330]与发展常规力量、生化武器、军事结盟、军备控制、共同安全等其他谋求安全的手段相比，发展核武器的可靠性更高，从而成为“以小抗大的平衡器”。[331]核武器这种特殊性使一些中小国家发展核武的动机增大。

    反对核扩散缺乏坚实的道义基础。国际核不扩散机制面临一些道义上的质疑。一是具有歧视性，人为地将所有国家分为有核国和无核国。二是禁止生化武器，却不禁止更可怕的核武器。[332]三是核不扩散机制的三根支柱——核裁军、不扩散与和平利用核能——长短不一，核不扩散被抬得很高，而无核缔约国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没有得到满足，核裁军承诺缺少具体内容。[333]

    国际核不扩散机制难以有效防止核扩散。一是缺乏全面的安全保障措施，无力监测和发现无核武器国家的秘密核活动。二是对于违约的国家，除了制裁、谴责之外，缺乏有效的执行措施。[334]三是退约条款过分宽松，只能通过诉诸联合国采取行动。四是对未参加核不扩散机制的国家，如印度、巴基斯坦、以色列等无能为力。五是对于放弃核选择的国家，国际核不扩散机制难以提供有效的安全替代手段。[335]

    核技术广泛应用增加核扩散风险。核燃料循环技术具有两用特性。前端技术如铀浓缩、后端技术如钚分离可以用于生产民用核能，但也可用于制造武器级核材料。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掌握核技术，拥有核材料，扩散风险随之增加。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物资与人员流动速度较快，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通过国际核黑市获取核技术、核材料更加便利。

    美国的军控与防扩散战略刺激了核扩散。中国学术界普遍承认，美国在国际防扩散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但美国维护和巩固霸权的做法，刺激和诱发了进一步扩散。[336]一是实行强权政治，对异己政权千方百计加以封锁、孤立，甚至发动战争进行政权更迭。这促使一些国家发展核武，以防重蹈萨达姆、卡扎菲的覆辙。二是防扩散奉行双重标准和实用主义，对以色列、印度等友好国家或战略利益相近的国家视而不见，网开一面，对朝鲜、伊朗等敌对国家则严密封杀。三是致力于发展“新三位一体”战略攻防力量，维持并拉大与其他国家的军力差距，加剧国际战略力量对比失衡。四是继续推进核武器现代化，彰显核武器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的重要作用，削弱了防扩散的道义基础。

    （二）中美军控对核扩散动因看法的异同

    中美两国军控界对核扩散动机的看法基本一致。中国军控界对核扩散动机的主要看法可归纳为以下两种。

    拥核自保论。孙向丽称之为保生存模式，即“部分国家在安全方面面临重大威胁但又缺乏其他可靠手段，因而毅然走上核武器化道路，通过拥核确保生存安全”。[337]沈丁立认为，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有些国家为了保卫主权和安全，选择了发展核武器。[338]这种逻辑与萨根（Scott Sagan）提出的核扩散“安全模式”基本一致。[339]

    拥核自重论。一些国家将核武器作为大国地位的符号和象征，而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恰巧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承认的5个合法的核武器国家，在军控与不扩散领域一般统称 P5。为了争取大国地位，一些无核武器国家谋求发展核武器。孙向丽称之为强国战略模式。这与萨根提出的核扩散“规范模式”基本一致，一般将印度核计划视为这种模式的典型案例。印度在没有面临明显生存威胁的情况下，为了做“有声有色”的大国而走上核武器发展之路。

    对于核不扩散机制缺陷，中美军控界的看法逐渐趋同。中国军控界以往更强调核不扩散机制的道义缺陷，即其歧视性，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如何从制度上和技术上强化核不扩散机制。美国军控界以往更注重加强制度建设和技术防范，但随着“无核武器世界”运动兴起，其在理念上更加强调防扩散机制三大支柱之间的平衡。

    中国军控界更强调导致核扩散的外部安全因素，特别是美国因素。多数中国军控界人士倾向于认为，核扩散的根源是不合理的国际政治格局。鉴于美国在国际防扩散机制中拥有主导地位，其作用备受重视。国内不少专家在论述核扩散动因时，都会将美国因素单列一章加以分析。

    总体而言，中国更强调核扩散的客观原因，因而主张防扩散既要治标，更要治本，从消除核扩散的安全、政治根源入手防止核武器的扩散。

    二 核扩散的是非利弊

    中国政府认为，核扩散对国际和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不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也不利于中国的安全”。[340]中国尤其担心周边核扩散问题“生战生乱”[341]，干扰和打断中国的发展进程，影响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也是中国学术界的主流意见。但核扩散涉及复杂的伦理权衡和利益考量，一些学者和群众有自己独特的视角与逻辑，因此相关讨论非常热烈，有时甚至成为社会焦点议题。

    （一）核扩散对国际安全的影响

    关于这个问题，西方学界内部存在激烈争议。萨根和华尔兹在其专著《核武器的扩散：一场是非之辩》[342]中阐释了越多越糟和越多越好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他们在中国学术界各有自己的知音和拥趸。反对核扩散的意见认为它损害了世界和平与安全。一是加剧了地区形势紧张，核战争风险增加；二是加剧核扩散国家内部斗争，导致出现“核政变”的可能；三是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管理水平、科技水平有限，出现核事故以及误发射的可能性增加；四是增加了核扩散国家遭受先发制人打击的风险；[343]五是整个人类可能被拥有核武器的某个国家或者某个集团挟持；[344]六是增加核材料和核武器流入恐怖分子之手，用于核恐怖活动的风险；[345]七是增加了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难度。[346]但是，中国学术界普遍反对过度夸大核扩散对国际安全的威胁，即使反对核扩散的人，也提出“核大国的核武器和核政策既是核战争威胁的主要根源，也是导致核武器扩散的一个重要根源”，因此防扩散应该在核裁军的范围内进行。[347]

    同情核扩散的人则认为它有助于世界稳定和国际安全。一是核威慑可使决策者行事更趋谨慎，减少地区冲突。二是核武器具有反讹诈功能，对常规讹诈进行有效抵制，打破了核垄断，制约了霸权主义。三是核武器是否对和平有利，关键要看掌握在谁的手里。这些观点分歧不仅仅是理论之争，还是与政治利益、民族感情交织在一起。[348]

    （二）核扩散对中国国家利益的影响

    反对核扩散的学者认为，核武器扩散，尤其是在中国周边地区的核扩散，对中国的战略安全影响很大。一是对中国构成军事威胁；二是引发地区核军备竞赛；三是增加控制核武器使用的困难；四是破坏亚洲的地区稳定；[349]五是在人口密集区进行核试验，对环境安全构成重大威胁；六是拥核使核扩散国的经济陷入恶性循环，增加地区不确定因素。[350]

    虽然认为防扩散机制缺乏道义基础，但同情核扩散的学者也承认核扩散不符合中国国家利益。例如，沈丁立就提出，核扩散从三个方面损害核武器国家的利益：作为有核武器国家，不希望核武器技术继续蔓延；作为地区稳定的受益一方，需要维持对己有利的局面；作为国际社会的主要国家，均承担责任与各国普遍合作，营造一个更不利于发生核扩散的国际安全环境。[351]所以，对中国来讲，防扩散符合中国的国家安全利益，而且防扩散国际合作有利于中美关系的稳定与发展。[352]

    但也有为核扩散辩护的民间声音认为，周边国家发展核武器未必对中国不利。例如，乌有之乡网站在朝鲜第三次核试验之后，曾刊文称“朝鲜掌握核武器，是‘正义力量对抵抗帝国主义的新贡献’，将会大大遏制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扼杀和包围’朝鲜、中国的‘狼子野心’”。

    （三）核扩散与国际法的关系

    除了讨论核扩散的利与弊，中国各界对核扩散的是与非也有不同认识。主流观点认为，国际军控与裁军法律体系是“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全球总体安全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增强了国际关系的可预测性，为维护国际和平、安全与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353]很多学者依据国际法，以“此一时彼一时”为理由解释为何本国可以发展核武器，而其他国家无权发展核武器[354]。

    对核扩散持同情态度的学者则强调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歧视性，指出人为地将世界上的国家分为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国家，违反了国家主权原则。首先，该制度违反自卫权原则。“在国家安全问题上，最基本的利益是反侵略，保卫本国国民和国土的安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这是最大的合理、合法性，有违这项利益的行动和规制本身就不具有合法性。”[355]“从理论上说，只要一个无核武器国家尚未参加1968年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发展核武器制造能力就是符合国家法中自卫权原则的行为，就是符合国际法中国家主权原则的行为。”[356]其次，核不扩散机制违反了主权平等原则。“认为核武器只有掌握在某些特定国家手中才安全的看法，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大国的自我优越感、自我高明的意识在作祟。”[357]对于发展核武器的国家要换位思考，将心比心。

    （四）核恐怖主义是现实威胁还是潜在威胁？

    “9·11”事件以来，中国越来越重视核恐怖主义威胁，不断完善核安保立法和反恐立法，逐步健全核应急响应机制，积极参加核安全峰会、反核恐全球倡议等各类国际核安保合作。2014年中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成立之后，致力于建设综合国家安全体系，核安全也位列其中。中国国家领导人出席了历次核安全峰会，习近平还在荷兰核安全峰会上提出了核安全观，由此可见中国对核安全的重视。但对于核恐怖主义的紧迫性及其危害程度，中国国内认识还不尽一致。

    核恐怖主义是潜在威胁还是现实威胁？2010年，胡锦涛在首届核安全峰会的发言中提出，“核恐怖主义潜在威胁不容忽视”，将核恐怖主义定位为一种潜在威胁，而非现实威胁。更有学者认为，核恐怖主义议题主要是美国奥巴马政府为了提升在军控领域的制度和话语霸权而炒热的。[358]但有的学者持不同看法，认为从全球安全角度看，恐怖组织从事核扩散，发动脏弹袭击或者攻击核设施的危险切实存在，因此将核恐怖主义视为“潜在威胁”的提法值得商榷。[359]核恐怖主义会从四个方面威胁中国利益：首先是造成直接财产、人员损失，造成社会恐慌，损害中国的安全利益；其次是影响国际贸易，损害中国的经济利益；再次是如果中国的核武器或核材料被盗，用于核恐怖活动，将损害中国的外交声誉；最后是影响人们对核能的信心，损害中国的能源利益。[360]

    哪种形式的核恐怖主义活动威胁最大？中国学术界与国际社会的看法基本一致，认为核恐怖主义主要有四张脸孔：获取核武器；获取核材料，自制较为粗糙的核装置；“脏弹”袭击；攻击核电厂等核设施。国内学术界普遍认为，在中国发生前两种核恐怖活动的可能性极小，因为我国核武器数量少，管控严密，核材料保管也非常严格。但我国核设施可能遭受袭击，而恐怖分子发动“脏弹”袭击或者直接投撒放射性物质的可能性最大，因为我国放射源数量巨大、分布广，还有一些失控的孤儿源，可能落入恐怖分子手中。[361]这与美国格外强调防范恐怖分子获取核武器或裂变材料的做法有所不同。有的中国学者指出，其实中国的核武器、裂变材料面临家贼难防、“东突”恐怖势力日趋活跃等威胁，有必要及时更新威胁评估。[362]言下之意就是不能忽视恐怖分子获取核武器以及制造粗糙核装置的风险及其危害。

    在具体的核安全实践中，中国强调内松外紧，对核材料与核设施的管理高度重视，极为严格，采取大量措施加强实物保护、衡算与控制、新技术开发，50多年来做到了“一克不少，一件不丢”。[363]近年来，中国的核安全文化也在逐渐发育成长。但为防止恐怖分子获取核安保信息后找漏洞、钻空子，实施核恐怖袭击，同时避免造成不必要的社会恐慌，中国在核安全宣传方面比较注意度的把握，很少大事张扬、高调鼓吹，这与西方做法有一定区别。

    三 核扩散的未来

    （一）核扩散的前景

    中国学术界对核扩散前景有不同看法。多数人比较悲观，认为“由于最大的核武器国家不愿放弃依赖核武器的军事选择，不能推动核不扩散体质走向彻底消除核武器的方向，因此核不扩散体制的前景是不乐观的”。[364]强权、霸权现象在短期内不会从国际政治中消失，由安全动因引起的核扩散尚未终结。[365]在下一代能源技术问世并被军事化之前，核武器还会被长期当作国家安全的终极手段。在没有做好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法律安排与技术替代之前，超前谈论无核武器世界不免成为奢谈。[366]有人则认为核扩散像一切历史现象一样，也要经历发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例如，徐光裕提出，核扩散发展要经历4个阶段，即核垄断与反核垄断阶段、核扩散与反核扩散阶段、核平衡与核反复阶段、核衰减与变性阶段。[367]自1968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签署以来，世界就进入了核扩散与反核扩散阶段。该阶段将持续几十年，“直到核武器在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中已无实际的扩散需求或扩散空间之时为止”[368]。核武器是一种高贵而又危险的“奢侈品”，也是一把双刃剑，拥有它就要付出许多代价，这不是绝大多数中小国家向往的目标。所以，核扩散在达到一定的国家比例后，就会出现扩散处于停滞的状态。最终拥有核军备的有核国家比例不会超过全球国家总数的10％。[369]

    （二）影响未来核扩散的因素

    1.阻遏核扩散的因素

    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将为防止核扩散创造条件。中国学者多将核扩散作为整体核裁军进程的一部分来分析其实现条件。对“无核武器世界”的具体实现条件，可谓人言人殊。有人强调全球与地区战略平衡，认为如果能“在战略上形成相互牵制与平衡的环境”，就可能使核门槛国家或其他无核国家感到没有必要成为公开的核武器国家。[370]有人侧重人类社会的演进因素，认为如果社会主义取得更大成功，区域一体化普遍发展，主权国家概念淡化，核武器的消亡就具备了政治上的可能。[371]也有人侧重发展问题的解决，认为如果各国家行为体之间的综合发展水平十分接近，集中精力应对各种全球性问题，彼此间对抗性矛盾大大减少，将从根本上削弱各国对核军备的需求。[372]还有人强调国际机制建设，认为联合国的危机管理和协调能力上升，和平与政治手段成为处理国际关系问题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单边主义受到有效制约，核扩散动力就会减弱。[373]

    核禁忌的进一步强化。核武器巨大的杀伤力，反过来制约了其使用。未来三个领域的发展可能有助于强化国际核禁忌。一是核大国修改现行核威慑战略，大幅减少部署的和库存的核弹头数量，并降低核武器警戒水平，这将为其反对核扩散提供更加坚实的道义基础。二是加强无核武器区建设，使其连成一片，压缩核扩散的地理空间。中东无核武器区为阿拉伯国家所梦寐以求，如果能取得实质性进展，对于防止核扩散将是重大利好。三是通过国际协议的方式确定核禁忌的法律地位，如达成《禁止核武器公约》。作为起步措施，核武器国家应该首先就互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以及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核武器做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保证。

    核不扩散及核安全机制的完善。在核不扩散领域，如果国际原子能机构能够得到更多授权、更充足的经费和人力资源支持，强化监督保障机制，可以减小核技术、核材料被转用于核武器目的风险。[374]在核安全领域，国际社会已经开始考虑2016年核安全峰会之后的全球核安全机制的构建问题。在国际社会共同努力下，高浓铀和钚的安保状况有望改善，各国互信措施和出口管制有望增强，将有助于防范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发展核武器。

    为尽早发现一些国家可疑的核活动，中国军控界近年还开始以中外合作的方式，开展对核门槛国家越界指证的研究。其成果亦可以用于补充、完善现有的安全保障机制。中国学者认为，扩散风险较高的核活动有以下几类。在燃料循环方面，生产丰度高于20％的高浓铀，或建造此类生产设施；对乏燃料进行后处理，生产钚等纯物质以囤积大量的高浓铀或纯钚；大量的铀或钍核仅经过短期辐照。在核材料方面，设计、建造或运行钚、高浓铀和金属铀的生产、加工设施。例如，获取高精度冲压机、马氏体钢、切割机、溶解提取设备，拥有连续上载能力的热反应堆，拥有铀再生区的快堆，设计、建造或运行生产钚的设施，设计、建造或运行生产丰度高于20％的高浓铀的设施，发展离心机设备等，均可视为风险较高的指标。在浓缩与后处理方面，任何超出实验室实验规模的浓缩或后处理活动均具较高风险，只有与民用核能需求相符，得到充分安全保障的活动不在此列。在核反应堆方面，任何适合生产武器级钚的反应堆均具较高扩散风险，如连续装料的重水堆或石墨堆，任何使用丰度超过20％的高浓铀作为燃料的反应堆。在研究堆方面，任何可装入大量天然铀、高浓铀或钍，经过短期辐照后即卸料的情况均具较高的扩散风险。除了从技术角度监测核门槛国家的活动外，还可以通过跟踪其核能力的武器化进程来确定其发展水平。因为核武器计划不仅仅是生产裂变材料，发展、部署和维护核武器，还需要必要的组织和管理架构，需要进行人员培训，并建立和维持支持性基础设施。需要跟踪的指标包括：设定作战要求，设计、测试和生产非核零部件、专门的裂变材料生产设施，制定培训和采购的军事计划，瞄准、指挥、控制、安保，组织和管理，建设试验场和设施、飞机场或导弹基地，成立履行特殊使命的专门单位，发展弹道导弹或巡航导弹。

    2.加剧核扩散的因素

    国际形势紧张提升核武器重要性。随着大国关系和地区形势变化，核武器的威慑作用可能逆势上升。例如，2013年年初，朝鲜进行第三次核试验，美国派遣B-2和B-52战略轰炸机赴朝鲜半岛参加演习，出现紧张的核危机态势，2014年2月B-52再度现身半岛西海岸。2014年3～5月，在乌克兰局势持续紧张背景下，俄罗斯进行大规模核战演习，美国立即还以“全球闪电14”核战演习。

    “利比亚模式”和“乌克兰模式”成为反面教材，加大反扩散难度。利比亚卡扎菲政权在美国威吓之下，通过谈判放弃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但在“阿拉伯之春”中，卡扎菲被西方抛弃，政权被颠覆，最终家破人亡。苏联解体后，乌克兰在得到核武器国家的安全保证之后，放弃了核武器，但在俄乌冲突之际，乌克兰无还手之力，甚至考虑重新拥核。

    核扩散风险随着核能发展而增加。全球核能发展在福岛核事故之后短暂停滞，但不久又恢复迅猛势头。这将使越来越多的国家拥有发展核武器的潜力。其中，日本的钚问题尤需注意。在国内核电站基本关闭的状态下，日本执意启动六所村后处理厂。这将使其钚存量迅速增加。此外，日本还不顾经济成本，发展军事应用价值较高的固体燃料火箭。这已成为一种新的核扩散方式，有人称之为“日本模式”。如果这种模式应用于伊朗，之后推而广之，应用于其他谋求核潜力的国家，国际核扩散的风险将大大增加。

    国际核不扩散机制陷入信任危机。有几种场景可能造成这种结果。一是美俄关系持续恶化，核裁军进程停滞甚至出现逆裁军。二是美国继续袒护以色列，对中东无核武器区建设持消极态度，激怒宗教情绪和民族情绪高涨的阿拉伯国家，减少对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支持。三是公然违反国际核不扩散规则的国家获得巨大政治收益，使国际社会普遍认同拥核是进入大国俱乐部的门票。

    3.不确定因素

    伊核、朝核问题能否得到妥善解决。2015年，伊朗核问题经过艰难谈判达成协议，而朝核问题依旧僵持。这两个核问题的最终解决结果如何，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未来国际核扩散的前景。如果伊朗核协议得到顺利执行，中东核扩散形势可能得到遏制，并且为国际社会通过和平谈判解决核扩散问题开创一个新的先例。当然，也不能排除沙特等海湾国家为了制衡伊朗，而谋求发展一定的和平利用核能的技术，作为后手。如果受到美国党派政治或者中东政治形势的干扰，伊朗核协议重蹈1994年朝鲜核问题框架协议的覆辙，沦为一纸空文，那么伊朗孤注一掷，谋求核武能力的风险将增加，并可能引发中东地区的核军备竞赛。同样，朝核问题迟迟没有进展会刺激日本和韩国积累核材料和核技术，并推高其国内对发展核武器的支持率。如若能够通过合理的地区安全机制化解朝鲜的安全担忧，促其走上弃核之路，东北亚的核扩散风险将大大降低。

    先进常规武器不断增强，可以部分替代微型核武器。沈丁立认为，如果常规武器威力与核武器相当，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替代核武器，这将为核武器消亡提供技术上的可能。[375]徐光裕也认为，“由于常规武器的高技术发展，使其远程快速精确打击威力的综合效果优于核武器，而附加伤害又大大小于核武器，核军备就会被核国家在军备系列中从冻结到逐步淘汰”。[376]但应注意到，先进常规武器的发展拉大了美国主导的西方军事联盟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军力差距。由于后者既无资金，也无技术在先进常规领域追赶西方，反而更加依赖核武器来维护自身安全。

    结语

    核扩散的危险涉及核扩散动因、是非利弊及未来风险三个问题。在这三个问题上，中国都有自己的独特认识。对于核扩散动因，中国政府和学术界均主张要兼顾主客观因素，与西方军控界相比，更侧重对国际和地区环境等客观因素的分析。对于核扩散的是非利弊，中国像其他国家一样，也存在不同看法，有时围绕具体的地区核扩散问题争论还非常激烈，但反对核扩散，认为核扩散有损于国际安全和中国安全利益的意见占主流。对于未来核扩散的风险，中国学术界有一些宏观的长期预测，试图把握其独特的发展规律，并普遍认为，朝核、伊核等热点问题如何解决将对未来的核扩散前景产生深远影响。这些意见和争论构成了中国防扩散政策制定的思想基础和舆论环境，使中国的防扩散政策在与国际接轨的同时，又保持了鲜明的中国特色。

    通过以上梳理，不难发现中国对核扩散危险的主流看法反映了中国外交的大战略和总体思路，即“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首先，自改革开放以来，直到21世纪中叶实现中国梦，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中心任务都是发展经济。能否与大国，特别是发达国家维持稳定的国家关系，将决定中国能否顺利实现这一宏伟战略目标。防扩散符合中国和其他大国的共同利益，正是以此为基点中国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逐步调整防扩散政策，同时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和研究核扩散问题，并从西方引入不少理论和概念。所以，对于核扩散的动因和危害，中西学者有着基本共识。其次，中国能否维持战略机遇期，有赖周边形势的和平与稳定。同时，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济依存度不断上升，一旦周边生战生乱，将对中国的投资、贸易、能源安全带来严重威胁。所以，中国对于东北亚的朝鲜核扩散问题关注度更高，而且由于地缘相近，学者发表评论时含有更多历史和个人感情因素。再次，中国曾经遭受列强侵略，对于有着同样经历的发展中国家寄予同情，所以中国格外重视发展中国家在核扩散、和平利用核能等问题上的要求和主张。对于执意发展核武器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坚决反对的同时，也主张要设身处地考虑其合理安全关切，对其持敌对政策的大国应进行必要反思，共同化解矛盾，增进互信，为防扩散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最后，中国政府和学者普遍坚持，对核扩散危险的认定以及应对需要着重发挥联合国等多边机构的作用，反对某些国家在防扩散、反扩散过程中罔顾国际法，采取经济制裁、军事打击等单边主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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