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2点40分,在抢救周蓉和王倩的现场,我不经意的看了看表,突然想起了我已经两天多没合眼和一天多没有吃东西了。上冲锋舟时,带在身上仅有的半瓶矿泉水也在赶路时喝光了,一天下来,仅仅在映秀镇小学校长谭国强的“临时大家庭”那里记录他们那顿所谓的晚饭时,被这位校长逼着喝了几口稀粥(我不忍吃他们的救命饭),在忙着拍照采访时,几次渴得实在忍不住了,看见战士们身上带着的矿泉水想要一口喝,但是,张开的嘴没好意思说出来。我知道在闯进现场的当天,战士们每人除了一个军用水壶外,也只有两瓶矿泉水。而他们所付出的劳动强度和体力要比我大许多许多倍。
从下午起,我的脑袋已经感到眩晕,站在救人时的废墟上,脚下已经弄不清究竟是余震还是自己的身体在晃悠,脸上和两只胳膊和着汗水被太阳晒得火辣辣的疼,好像挂了一层沙子。此时,谁也吃不准次日会是什么状况。所以,无论如何要在天亮之前找个部队宿营的帐篷躺一会儿。于是,我拿着自带的小手电离开了抢救现场,准备穿过废墟返回南草坪部队宿营地。
结果,才走了100多米腿就软了。映秀镇的残垣断壁安静得连只昆虫的声音都没有,所有活着的人白天都已被安置到南草坪的广场上去了,没电没光一片漆黑,开裂的街道上停放着来不及运走的尸体。下午13时,我亲眼看着从斜坡上挖出来那具没人认领的无头尸体至今还停在那儿,街道两旁废墟里还来不及挖出来的遇难者已经散发着臭味,横七竖八的建筑废墟让人走起路来深一脚浅一脚,稍不小心就会被支出来的木茬子,或者弯弯曲曲的钢筋划破衣服。为了避免白天我走过来时穿越的那座接近粉碎的危楼,我想现在余震不断还是尽量沿着大路走吧,可是,当走到河边转弯的地方时,道路正中排队式的一片尸体挡住了去路,怎么办?要么踩着过去,要么退回去钻危楼,稍作思考,我选择了钻危楼。当时想,宁愿被砸死也别被吓死。
我从小在山东的农村长大,小时候就连钻坟茔取死人骨头的事都没害怕过,但是,在“死城”映秀镇的这仅仅一公里多的路上算是创下纪录了。
大约凌晨3点半,终于走到了部队的宿营地。
15日下午,我曾捎口信给武警总队的大校刘海山,请他帮忙找个能挤着躺下的地方,可是,都是刚刚冲进来的部队和临时支起来的帐篷,连续问了七八位走动的战士,谁也不知道武警总队的营地在哪里。也是实在困极了,拨开了至少有五六个帐篷看了一下,战士们躺着的密度我根本就挤不进去,一想,干脆就找个帐篷的边上露天躺下吧,反正一身迷彩服和部队的帐篷也差不多。于是,就从摄影包里拿出了我自带的一件绿色自行车雨披,用长的一面铺在地上,短的一截把脑袋包起来,还使劲哈了几口气以求得升温的效果,然后,抱着我的摄影包就躺下了。过了一会儿我打起了寒战,这才想起来还是不要睡实的好,但是,神经不听使唤,最终还是睡着了。
大约一个小时左右,我醒了。天也亮了。
咬了咬牙坐了起来。
在和战士们的谈话中得知,于昨晚通过直升飞机空投来的压缩饼干、矿泉水等后勤补给,因天气原因无法看清准确位置,都投到十几公里外的山坡上去了。远远望去,由挂在山涧的白色降落伞形成的一个个小白点还能隐约可见。
二王倩和周蓉……
早晨6点钟,我起身准备去做两件事:一件事是,回到西北侧的映秀湾电厂救人现场看一看进展;另一件是,第四次围着镇子转一圈,去寻找文字记者戴明阳。
7时01分,我来到了抢救王倩和周蓉的现场,只见昨晚在这里抢救的那群山东泰安的消防战士还在不停的挖着。在这处河堤似的废墟段上,一个喇叭形的口子越挖越深,越深洞口越小,洞口越小就越难操作……外围的混凝土块上扔着已经磨烂了的消防队员戴的专用手套,一旁,两位消防队员斜躺在碎混凝土块上紧闭着眼睛,周蓉的爱人双手抱着头难过得缩成了一团。
在现场,与昨天不同的是又来了两位从上海空降下来的消防救援专家,其中总指挥就是上海消防总队的支队长姜宜山,他不仅经验丰富而且颇有名气。看到他,我先是高兴了一下,随即马上凉了下来。他来了,说明这里的救援已经到了非常艰难的程度,否则,不会请顶尖级的专家到场。果然,过了一会儿姜宜山把周蓉的爱人叫到了一边耳语几句(大致意思是:根据掩埋的复杂状况,救人的方案需稍作调整,只能先救出王倩再救周蓉,否则,一个也救不出来,要他做最坏的打算),因为,这座使用红砖、沙子、水泥建造的楼房一旦倒塌后,其无规则支撑非常复杂和脆弱,挖掘到了深处几乎无法撬动任何的部位,稍有震动就有大量的沙土滑落,稍有不慎就会整体塌方。周蓉的爱人听了耳语后一下子变成了木偶状,他已明白周蓉生还的可能不大了。他的手颤抖着在身上乱摸,摸出了一盒已经被揉成一团的香烟,习惯性的把打火机也摸了出来,看样子是要点火抽烟,但手颤抖得打不着火……我在脑子里职业性的想把这些细节留下来,但是,无论如何我也举不起相机来。最终眼看着周蓉的爱人疯了似的把打火机摔得粉碎,把烟揉成了粉末……
这时,一位像是南方一带的年轻的摄影记者出现在洞口处举起相机想要拍照,姜宜山紫着脸指着他就吼:“走开!……”过了一会儿,这位摄影记者悄悄的离开了这里。
救人方案改变后,大家的目标集中在了王倩的身上,一位在专业上被称为“地鼠”(即:身体细小柔软可钻很小的缝隙并精通废墟救援)的专家,在钻进钻出和姜宜山反复商量后,找来了一条绳子,决定把绳子拴在王倩的腰上,拉一拉看看结果。
8时49分左右,8位消防战士顺着绳子悠着拉了三次,被“地鼠”叫停了。王倩的腿部被余震埋得很紧了,一旦拉得过劲会有把人拉“断”的可能,经过再度分析,姜宜山随即与王倩的爱人商量是否采取截肢式的救援,无论如何“保命是第一位的”,王倩的爱人用绝望的眼神哀求说:“不能都保全吗,她才26岁?”姜宜山也是近乎哀求的说:“我们何尝不想……”
但是,埋在深处狭小的空隙就连截肢也根本无法进行……
不停的余震先是把周蓉的身体越埋越深,最后从奄奄一息到生命中止。后又从王倩的腿部慢慢埋到了上身……直到中午,消防队员们最终也没能留住这两位女工的生命。
……
三赶回成都发稿
小戴自从乘冲锋舟上岸后,考虑到我们俩都急着抓自己认为重要的新闻素材,我给他交代了几句就分开了,原以为在镇上能碰上,结果却一直见不着人。早上醒来时就觉得背上直冒冷汗,随即安慰自己:“不要紧的,哪能就那么巧呢……不会的、不会的。”直到10时30分再次转了一圈后我真的怕了。镇上的眼睛多消息快,我倒是不认为在镇上会出什么事,最担心的是在路上山体滑坡……不想了,也不敢往下想了。这时候才真的后悔,为什么不和他一块走,为什么要带他到这么危险的地方来?
我歇斯底里的要尽快赶出去,要到有手机信号的地方,心里还无数次的提醒自己:冷静,冷静,千万不能挂在脸上。
当时,唯一心存侥幸、唯一希望的就是他提前返回成都了。
在即将离开映秀镇,走到绕城河的桥上时,我碰到了比我稍后到达映秀镇的法制日报摄影部主任居杨、中国青年报冰点栏目的文字记者小徐和新华社军分社的摄影记者查春明以及武警总队大校刘海山等新闻单位的同行们,原来,在已经过去的这个深山的夜里,我们的经历基本类似。
11时39分,一群空运重伤员的直升飞机正在旋风般的降落,一群群武警战士弓着腰,跑着碎步往飞机上抬运伤员,昨天上午我们到达时满坡的重伤员已所剩无几了。
这就是说,经过昨天下午和今天上午的直升机群的抢运,映秀镇最初阶段抢救重伤员的任务已接近尾声。我们必须以最快的速度赶回临时码头去乘冲锋舟,然后再回成都(有网络信号的地方)向编辑部发稿。
在回临时码头的路上,一天前,我们来时爬过的山路已经基本被山体滑坡所覆盖。大校刘海山在一位执行抢修任务的武警首长那里弄到了三包现代化的野战食品,一边在手上拎着,一边喊住了我和查春明、居杨等,“加点能量再走吧,实在走不动了。”随即,他在震成两截的高架断桥下的背阴处,急着要打开“美餐”。我抬头一看,大桥到处龇牙咧嘴,此处左面邻水右面邻山,一旦有事跑都没处跑,于是,我坚持要求大家到前面的空地里去,拗不过我,他们就很不情愿的跟着我到了前方100多米外河边的一棵歪脖子小松树边上。我们刚刚把食品打开,一次近6级余震就发生了,只见歪脖子松树下的河床连草带岸往下平滑。我们拔腿就跑,撤到了安全地段,互相安慰了一番。这时,再看那座高架断桥上歪着的另一节桥面,居然还没有掉下来。大校刘海山说:“多亏老于,否则,刚才还不得吓着我们。”
15时10分左右,在快到冲锋舟码头的前一公里处,我们被一大堆山体上滑下来的新的石块拦住了去路,我和大校刘海山手里拄着拐棍在前面试探着走,查春明和居杨稍后,一处下坡的地方,查春明看到居杨身体晃得很厉害,怕她摔倒,就伸出手说,我扶你一把。这时,只听见从头顶的山坡上哗哗的一块人头大的石头飞滚下来,听到声音我们下意识的回头,简直要吓傻了!飞石从他俩的中间飞了出去!我定了定神,赶紧喊着大家离开了此地。
15点40分,我们的冲锋舟回到了紫坪铺大坝的起点。
震后,成都到这里的公路一直是通的。
码头上由全国各地赶来运送救灾物资的志愿者、海陆空部队、医疗队等救援者已经占满了大半个山坡。
刘海山临时抓了一辆军车,让我们挤了进去。
紧接着,我中断了44小时的手机也重新有了信号。
好家伙,马上铃声就响个不停,一口气收到了60多条信息。
其中第一个就是小戴发给我报平安的信息!
心上的石头一下子落了地,我高兴得简直想哭。
看着手机上在我“失踪”的这44小时之内,由报社的总编辑和副总编、同事和摄影界的同行们带着焦急与牵挂发给我的一条条情真意切的信息,我禁不住热泪长流。
晚上22点23分,在成都金河宾馆的房间里我向报社编辑部发回了震后映秀镇的第一批新闻照片。其中,第二天见报的有两幅,一幅在二版刊登,标题为《映秀镇重伤员已全部空运完毕》,另一幅的标题为《只要还有一线希望就绝不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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