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志的重点在自然概貌、经济交通，由于材料依据为调查所得，细大不捐，纤悉无遗，自井水甘苦、道路夷险，到运输能力、米面价格，均逐一记述。比如对太原府城的记述，除却位置地形、户数人口外，对城区及市面情况，多感性笔触。“城中心有一座高大鼓楼（周围四三点二米、高四丈），街道由此向四面延伸，再通向八方。马路整齐，路宽七至九米，马路两旁有排水设施”。还记录了市内的桥头街、帽儿街、灰市街、龙王街、估衣街、活牛街、米市街、麻市街等繁华街巷，督军公署、道尹公署、电灯公司、保晋公司等主要建筑。对商业地位的描述是“因附近有全省商业中心——太谷，故发展缓慢”。而对于榆次的描述是“榆次地处山西商业中心城市太谷的门户，近来显蓬勃发展的景象”。当时的山西商会即设于省城之外的太谷县，这在全国属特例。
对太谷县城的记述是“商业繁荣，实为全省之冠”，“市内票庄钱铺等大商行鳞次栉比，建筑物一般规模宏大，不愧为资本家之发源地”，“金融市场虽发达，但工业无一可称道者”。在平遥城内交通繁忙处，其测得“十分钟内通过行人三十五人，马车三辆，马二头”。长治城内的测量点是繁华的西街，“十分钟内通过行人一百四十二人，马车三辆、马五头，大车三辆”，还记述该“城区的一半化为耕地，已无昔日之面貌”。
对工业的调查，甚至详尽到了原料价格、机器台数。如对位于太原三桥街双福火柴公司的统计：原料使用的化学药品大都为西洋产品，均自天津采购。黄磷一百磅、70两；氯酸钾一坛（五十公斤装）、18.50两……设备有梗木卷刨机二台、切梗机一台、排梗机八台、折梗机六台……酿造行当中，潞酒的原料为高粱（一斗）、大麦（一石）豌豆（三斗）、小米糠（五石）。汾酒的工艺有四，其中的制曲法为：“先将大麦和豌豆磨碎，混合，加入少量的小米糠，随即放入大小的木模中加水数次用脚踩实，制成曲砖。然后放在小温室里，由一种叫山麻（土名叫臭藁）的杂草覆盖。上面再盖上麦秆，这样放置三四天，换一次麦秆，前后经过二十一天即三周左右干透后，取出即可成曲。”其1914年的统计是，山西全省共有酒厂1615家，合计产量为12952821斤，产值1052754元。“潞酒酷似酒精，汾酒则类似日本的上等烧酒，其味醇美”。
对各县域的工业手工业的情况也是了如指掌。以盂县为例，当地有九家染厂，主要有五色恒心店、西福元等七户，原料来自顺德府，其中紫色一筒为六两五，绿色一筒为八两……坯布来自获鹿。织席户两家，每户雇工四五人，每人每日付工钱三百文，芦苇由乡下收购，价格每尺十八文，产品价格是长八尺、宽五尺者四百文左右。麻绳户四家，生丝业由县署直接领导。外地产品均来自获鹿，两地间运输需三至四日，每头骡子的运费为三串，可驮二百三十斤左右，路线是获鹿—井陉—固关—阳泉—河底—清城—盂县。上市的火柴牌号有王福、三马、捷军等十种，一包十小盒。五十文。卷烟有烤鸡、飞龙等五种。商号主要有义和隆（棉布类）、三成蔚（杂货）等十二家。
山西以矿产资源丰富而著称，“其中煤炭储量为世界所仅见，其次是铁”。对当时声名显赫的保晋公司及收回矿权运动，此志专辟章节予以介绍，对股份及付息、薪俸及赋税、恤赏及惩罚、销场及权限，都有详述。“该公司成立时，总局设在省城海子边，为方便工作起见，现已迁至平定阳泉车站”。公司总理为崔廷献，平定分公司经理刘振秉，大同分公司经理王祥麟，上海卖炭分公司经理郝东仁……对境内各地的煤炭特征分六十六项予以摹状，沁水煤“外观柔软，易破碎，无光泽”，辽州煤“黑色，斑条很多，有光泽”，临汾煤“断口呈菱形，煤烟甚多”，大同煤“表面带棕色，断口呈暗黑色，有斑纹，多光泽，乍看似无烟煤，触摸不脏手指”。
对农业及农产品的调整也十分的细致。如太原地区的一把大锄为六百文，一把小锄为二百文，耙齿三十五文，犁铧七十五文……阳高地界的春麦出芽期在4月6日，出土期在4月16日，出穗期在6月12日，收获期在7月12日。关于黑穗率、杆高、穗长、产量等等也都有统计。
对正太铁路的缕述，更达到了不厌其详程度。修建此路的贷款来自俄国的华俄银行，1899年4月借款2300万法郎。“本铁路和划归英国修筑的道清铁路一样，目的在于开发山西的矿产，但俄国所以着眼这条铁路，有其另外的打算：将求如果作为西伯利亚铁路的支脉，修筑一条自库伦起，经归化城、大同、太原等地，西出陕西西安，抵达四川成都的大铁路，则正太铁路不仅可以作为这条铁路的支线，成为进入直隶的捷径，而且可以和俄国在幕后牵线而获得经济特权的京汉铁路接起来。”“签订草约时预定铺设宽轨，但线路勘测后发现宽轨耗资巨大，即便改为窄轨，经费仍恐不足，于是在1942年8月签订正约时，将借款金额改为4000万法郎。”这便是正太铁路日后为窄轨的真正原因。其以车站为基点，对路基标高、最大坡度，以及铁轨、枕木、路基、铁桥、隧道，均有周详之笔；对附属工厂的设备、消耗、职工、杂工数，甚至守车、摩托车数量均知根知底；对运费、厘金详述到了琐碎，如对皮货税金的抽取，狼皮、羊皮、骡马皮、豹皮、海龙、水獭、狐皮、牛皮各有不同。对于纳税手续的叙述是：“凡运来货物均须接受货捐局查验，交纳规定的税款。查验时，如系交运输货栈运来，只须出示提单即可。其他则须一一查验，不胜其烦，纳税时的货币换算率是：银一两换洋二十角、一角换钱八十文，一串文换钱九百文。”“所征税款均上交省财政厅作为省政经费。”
对各地陆路间的交通记录也非常的详细。如对太原至忻州段的描述：自太原府城北行五华里，过十里铺庙黄塔后，道路变窄。继续北行，左右两侧的断崖越来越高，有的地段高达五丈多。路宽约五米，但蜿蜒曲折，起伏不定，车行困难。……青龙镇北有一河东流，宽约四十米，河床泥泞，车马跋涉困难。过此河后，大路逐渐上爬，途经黄土寨、小牛店，又过一河。此河平时无水，河床遍布砂砾，巨石累累，车行困难……描述可谓细致入微，不厌其烦，下如此大的功夫勘测，目的性似乎很明确，这让人想起抗战时缴获的日军军事地图，其对每个村庄的地形都予以过测绘，对当地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了解，令人直冒冷汗。
就山西的调查，东亚同文书院一共向山西派出过七批学生，其有实地考察踏勘者，甚至以计步器测量距离，其大部分资料显然来自国人的提供，否则不可能将公司内部文件悉数抄录。究竟这些情报是如何获取的，书中没有交代，也予人留下了想象的空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果不是此书的记录，那个时代无论是内部还是外部的资料，早已冰消瓦解、荡然无存了。
1925年夏，东亚同文学院组织人员考察晋绥。其考察偏关、河曲、保德后，沿黄河至碛口，沿柳林、石楼、离石、汾阳、文水、交城、清源至太原，历时两个月。加藤真一《山西纪行》对此有过详细记录。自河曲到保德，住在一户人家，“主人夫妇都说是‘来了贵客’，张罗着给我们做了小米饭加泡菜，很香”。“六月二十七日。五点钟，喝了些小米粥后，辞别小土窑的一家人上了路。可爱的小姑娘们也跟着早早爬起来帮助打点行装，她们用依依惜别的目光一直目送我们”。沿途百姓问之“日本是哪个省”。从柳林至石楼时，情形有所变化。“发现有几个学生模样的讨厌的家伙正在探头探脑地窥视我们住的房间。大家不由得议论起来，都说今天中国人的态度有些怪。晚上近十一点时，来了一位自称是区长兼警察的人，态度很不客气地对我们说‘要雇去石楼的骡子很困难’”。之后，“以喇叭、锣鼓打头的学生的大型游行队伍已到了马店前。大约有三百人”。之后反日情绪一浪高过一浪，一行人只得匆匆结束考察。
在叹服日人严谨敬业的同时，也为日人的筹谋企图所震惊。要寻找那个时代的真实，竟要依重于一册外人的资料，国人之辱也。外人可以在自己的国土上肆意丈量，公开测绘，亦国人之辱也。国家积贫积弱，外人有恃无恐。“七七事变”尚未发生前，《太原晚报》曾报道过一则日本人在太原新满洲城制造一起车祸的消息。日本特务看报后，撇开政府，纠集城内浪人肆无忌惮、明目张胆地乘坐汽车来到报社质问闹事。当时社长牛青庵出差在外，无法答复。翌日，数名佩带手枪的日人又乘车前来。报社人员只好约定改日由负责人在编辑部专候。一日人临走前写便条曰：“你报所载新满城事件云云，纯属虚构，应登谢罪之广告而更正之，否则予以断然之处置。明日见分晓。”较之如此嚣张的行为，类似勘测这样的隐秘方式，已属收敛。而与之相对的是国人的沉迷不醒、麻木不仁、地方割据、一盘散沙。明治维新之后，日人“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的大陆政策既定，无论官民，所有机器皆为之运作，由此才有了甲午战争胜、日俄战争胜、以小博大、蝼蚁吞象的赌局。时过境迁，东海扬尘，今日翻读此书，仍回肠九转，痛心不已，痛定思痛，不堪回首矣！
资中筠女士在《有感于日本“知华”与中国“知日”的差距》一文中，对当年日本同文书院的精确情报以“触目惊心”的字眼感叹之：“湖南耒阳县深山老林里有一种宝藏，就是地下的无烟煤，质量特优，烧起来无味、无烟，只留下一点白灰。村民用来取暖做饭十分方便，有的就挖煤挑到30多里外的一个水路码头去卖高价，发点小财。由于交通不便，不可能大规模运出去，也没有外人来大规模开采，所以中国其他地方都未能利用这种煤，几乎很少人知道。无论在多大、多详细的地图上都不可能有这个偏僻山村的位置。但是后来父亲留学日本，竟发现日本人已经将此矿藏记录在案！那是在日本图书馆看到，日本的同文书院对中国各省调查记录报告中，记载有湖南宋阳田心铺（他们甚至知道这个小地名）某山上有无烟煤矿！这使他既钦佩日本人，又感到触目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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