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颜渊季路侍》曰：“颜渊、季路侍，子曰：‘盍各言尔志？’子路曰：‘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颜渊曰：‘愿无伐善，无施劳。’子路曰，‘愿闻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师生之间，各言尔志，生无城府，师也无用意，生无掩饰，师也无大话。子路忠义，颜渊仁爱，从对话也可管窥蠡测，但还是老师高明，人文关怀，乃终极关怀，此世界大同之说。张潮《幽梦影》云：“愿在木而为樗，愿在草而为蓍，愿在鸟而为鸥，愿在兽而为廌，愿在虫而为蝶，愿在鱼而为鲲。”清幽飘逸，如啜佳茗，世外遗风，如饮陈酿，此文人情调之谓。

    在陆士谔发表于1910年的梦幻小说《新中国》里，主人公陆云翔在梦中看到一个独立、自由、赢得尊严的中国：上海的租界早已收回，马路中站岗的英捕、印捕皆已不见，裁判所的裁判官、律师皆为中国人，所判均极公平。他还梦见了“万国博览会”在上海浦东举行，为此上海建成了浦东大铁桥，“一座很大的铁桥，跨着黄浦，直筑到对岸浦东”；还造了地铁，“把地中掘空，筑成了隧道，安放了铁轨，日夜点着电灯，电车就在里头飞行不绝。”梁启超发表于1902年的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中，也提到了上海举行大博览会之事：“那时我国民决议，在上海地方开设大博览会，这博览会却不同寻常，不特陈设商务、工艺诸物品而已，乃至各种学问、宗教皆以此时开联合大会，处处有论说坛、日日开讲论会，竟把偌大一个上海，连江北，连吴淞口，连崇明县，都变作博览会场了。”

    1946年，章乃器在《平民》周刊第4期发表《我想写一篇小说——二十年一梦》：“杀人的刽子手改行做了国营大屠宰场的屠夫，官僚们一部分变为善于伺候人民的公仆，另一部分成为医院的看护。拿着剪刀检查文字的人们，被分配到大型的国营服装厂做剪裁师；检查信件的官员则成了机关、企业中处理日常来信的助理秘书。”其理想，是让历经八年抗战千疮百孔、憔悴不堪的国家，成为一个民主宪政国家，让水深火热、哀鸿遍野的人民过上素常的日子，建立一个公平正义的公民社会。

    1946年11月4日，王芸生于《大公报》发表社评《做一个现实的梦》：“全国人民都过着和平的日子”，“毛泽东、周恩来、张君劢、曾琦、莫德惠等都在国府委员会上与蒋主席、孙科、宋子文等环坐讨论国事……是一个举国内阁规模。”“物价稳定，又有各地丰收。”1948年9月1日记者节这日，他又发表了社评《九一之梦》：“种种样样的报纸，数不清的种类，有的属于政府党，有的属于在野各党派，有的代表大企业家的利益，也有的代表中产阶级或勤劳大众的利益。这许多报纸，七嘴八舌，各说各的话，只要言之成理，百无禁忌。除了触犯了刑法上的诽谤，要防侵害者控诉而被法庭刑讯外，此外绝不会有封报馆、打报馆、抓记者甚至杀记者的事。就因为这样，记者不必服膺中国圣人的三讳主义。他们不必‘为尊者讳’，国家元首也是人民的公仆，他们可以随便批评或指责……他若一旦做了糊涂事，报纸照样群起而攻之。”其理想，是国家在民主、和平的旗帜下实现统一，避免内战。这与他1944年12月19日发表的投畀豺狼、疾恶如仇的著名社评《为国家求饶》相比，调子显然温和了许多。“远的不必说，抗战以来，这类官僚有没有呢？我们放眼一看，哪里敢说没有！而且沉痛些说，我们抗战所以那么艰苦，到现在还难关重重，一大部分原因，就因为有这类官僚在那里鬼混的缘故。现在国家已到最艰苦困难的关头，我们不能不向他们诚心诚意的求饶：你们该已‘混’够了！无论你们在南美已否买了橡树林，也无论你们在纽约大银行里已否存了美金，过去的旧账都可不算了，中国人有不咎既往的雅量，你们尽可去做富家翁，只求你们不要再混了，让许多真正有血性有热情的人来彻底操作，挽救危局吧！我们这一次抗战，一定要胜，不胜便要亡国；建国一定要成，不成则将来再遇大战还要亡国。为了整个国家民族的存亡兴废，为了子孙万代的生存自由，我们不得不再向你们乞求：请你们饶了国家吧！”此乃新闻史上振聋发聩、催人憬悟的大文。史量才曾言：“人有人格，报有报格，国有国格。三格不存，人将非人，报将非报，国将不国！”在这点上，王芸生以己之人格，立起了大公报之报格。

    旧想尘封却存鲜活，历久却能弥新，皆在于先人的旧想，依然是今人的新梦，今人的新梦，先人早已做过。旧想未应，新梦又起，皆因旧想堆岸，功亏篑，新梦秀林，蒂在蔓，均未兑现而已，若灵验了，也就不成其为梦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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