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艺以礼乐为本。孔门四科分别是德行、语言、政事、文学，以德行为首。德是基于对天地人生本质性认识而提炼出来的为人基本素养与规范，没有对于事物本质的深刻认识就不能产生智慧，人们就难于同生存环境相适应。德不是抽象空洞令人生厌的说教，整天谈高尚，制定人们无法做到的超高标准去要求芸芸众生，诸如“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存天理，灭人欲”之类。德首先是可以操作的规范，孔子将它化成与人相处时的规则——礼。
德体现在对众人的关心爱护，与人相处的谦虚礼让，自身做人的正直正派。礼讲究公平公正的处世规则，一视同仁，依据规则法律，人人平等。失去规则的所谓“德”，律人不律己的高调说教，往往是罪恶的渊薮。“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便是德的核心精神与底线。
在此基础上，学习的目的最重要的不是知识的堆砌，而是见识的提高和领悟力的增强，对人与事有同情的理解。看透本质，处理事情的才能便得到很大的提高。
德随量进，量由识长。故欲厚其德，不可不弘其量；欲弘其量，不可不大其识。
——［明］洪应明《菜根谭》
人的品德随着胸怀而提升，胸怀因见识而扩大，所以想要提升品德，就不能不扩大胸怀，要扩大胸怀就不能不增长见识。
学习要务本，犹如种树，护好根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学习从哪里做起呢？《菜根谭》提出“德随量进，量由识长”的次第。什么意思呢？就是要从德入手，积善积德，作为人生学习的根基。德怎么积呢？是随着心量而增长，所以要开拓胸怀。胸怀是与见识同步增长的，所以必须读书以提高见识。一环套一环，循序渐进，讲出教育与学习的根本道理。
倒过来说，学习重在提升见地，眼界高了，对于现世具体利益便看得不那么重，人逐渐超脱俗笼，胸怀变大，容纳的东西就多起来。人们常问世界有多大？我觉得在问这个问题之前，应该先问问自己的胸怀有多宽。只有装得进胸里的才是属于你的，如果装不进，这个世界再小你也兜不住。所以，心量有多大，世界便有多大。
人不是生来就有德、有量、有才、有见识的，如果有人对你讲世上有这等具有德、量、才、识的人，那一定是神化塑造出来的。这四个方面的拓展，是一个发展的过程，伴随一生，不断提升。家教就是要告诉我们这个道理，锻造可塑之身。
【摒弃权术：唐太宗的进境】
中国历史上有一位被称为“千古一帝”的皇帝——唐太宗李世民，他的气量、格局、眼界在中国历史上首屈一指。然而，他并不是与生俱来的伟人，其身上可以看到成长的经历。
“玄武门之变”以后，唐太宗实际上已经掌权，只是还没有登基称帝。这时候他想自己手下这么多官员，其中一定有贪官污吏，怎么将他们揭发出来呢？于是，他派手下人给官员们行贿，果然有官员收受贿赂，罪证俱在，拘押判刑。这时候朝中大臣对唐太宗讲：“这刑不能判。为什么呢？是您诱人犯罪，这种手段使不得。”唐太宗从这件事情吸取了教训，不能耍手段、搞阴谋、挖陷阱去整肃非法，这样做不光明正大，会人人自危。
几个月以后，李世民登基称帝。他用人讲五湖四海，任用的大臣没有多少是最初追随自己的人。换言之，他在人事上并不以人划线，手下大部分官员是在平定全国的过程中从各大政治集团争取吸收过来的一流人才，堪称人才济济。但是，如果按照政治出身而论，这些官员没有多少是自己人，更多是来自敌人阵营的官员。看到这种情况，有人替他捏一把汗，感到危险。
这时有一个人跑来跟唐太宗说：“您手下好些人真实面目不清楚，有贪官污吏，也有阴谋家、野心家，您得小心啊。”唐太宗跟他说：“自古以来以识人为难，所以我相信手下有这样的人，但是我看不出来。”于是，这人就教他用手段将他们勾出洞来，暴露真面目。唐太宗拒绝了他，对他说：“现在我提倡以德治国，如果采用你的办法，等于用阴谋手段驾驭部下。你的招数相信能够成功，会有人被你引诱上钩。但是，后果是什么呢？那就是从此没有人敢相信我了。以后不管我做什么事，人家都会怀疑皇上后面有阴谋。诚信破产了，还能走多远呢？”
把上述两件事连在一起看，同样一个唐太宗，相隔的时间不长，但是他的认识上了一个大台阶，有很大的提升。从最初诱人犯罪到后来拒绝耍阴谋手段，判若两人。为什么发生那么大的变化呢？见识高了、眼界宽了。“玄武门之变”的时候，他基本上还是一个打天下的人，用兵争胜负，更多考虑的是很具体的战术策略，兵不厌诈，习惯于用技术手段快速解决问题。中国古代的各家学说，尤其是法家，特别讲究驭人之术，权术手段一套又一套。唐太宗经过了上述第一件事，听取大臣劝谏，深明治国不能用术，而要用道。到了第二件事，唐太宗认识深刻了，恍若脱胎换骨一般，摒弃权术，用正道堂堂正正统率部下，堂堂正正治国。经过治国的政治历练，唐太宗感慨万千，说自己看不起曹操。为什么呢？因为此人虽然很有能力，也有抱负，但是一辈子都用权术治国，没有转入正道。
人是会变的，不是沉沦，便是提升。提升的途径在于增长见识，开拓胸怀。很多事情不在于当时能否处理得了，有远见的人一定会考虑其后果与长远的影响，境界就提高了。从法家注重的具体权术，悟出更具有根本意义的治国之道，站在这样的高度上处理事情，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培养一个人，要从开拓胸怀开始，有仁爱之心，能够宽容他人，切莫视野短浅，心胸狭隘。
汉朝曾经派遣使者到夜郎国，也就是今日贵州一带。夜郎国王问汉使：“汉朝有多大？有我们夜郎国大吗？”汉使回来向朝廷禀报，传为笑话，这就是成语“夜郎自大”的来历。为什么夜郎自大呢？因为夜郎国能见到的天地就丁点大小，没见过世面。如果他们到外面见识天地，就能知道原来世界是如此宽广。拓展视野为什么要读历史呢？因为几千年历史是一流人才所作所为的记录，读懂了他们得失成败的经验教训，等于这些能人替你在前面探路，让你看明白许许多多的事情。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借助他们的眼睛，眺望几千年的社会变迁，心里那种傲气、狭隘和浅薄都会消失掉。读史能够让人明志，让人深沉。见过大风大浪，还会拘泥于茶杯里的风波吗？
开阔视野、增长见识的方法，第一是读书学习。好的书籍是前人智慧的结晶。但是，仅仅读书还远远不够，必须有第二条，就是在社会实践中亲力亲为，有切身的领悟。这两者不可偏废，所以，中国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见识宽广，心胸就开阔，人的格调也提高了。
【德才兼备：人才观的拨乱反正】
德者才之主，才者德之奴。有才无德，如家无主而奴用事矣，几何不魍魉而猖狂。
——［明］洪应明《菜根谭》
德是才的主人，才是德的奴仆。有才而无德，就像是家庭没有主人，奴仆管事，怎不妖魔乱舞而猖狂呢？
德厚识远，很多问题便迎刃而解。德和才的关系，哪个为主呢？毫无疑问，以德为主。达到这个认识，曾经有过一段曲折反复的过程。
中国古代一直认为德和才是统一体，无德何来才？所以在选拔人才上采取综合考察，重点看品德。例如汉朝铨选科目的孝廉、贤良方正，显然是考察品行；还有“光禄四行”，考察质朴、敦厚、逊让、有行（或作节俭）四个方面，也是人品。这意味着古代王朝深知，当官掌握各种社会资源，如果做坏事，危害很大。就不说对老百姓负责，哪怕出于王朝稳定考虑，也得选厚道人当官，大不了能力差一点，却不会造成祸害。所以，选拔官员时不会单独考察“才”。
东汉末年三国时代，发生了一场关于德和才的大辩论。挑起这场辩论的是曹操，他当时提出一个很有名的命题，叫作“才性论”。才就是才干、才华；性就是品性、道德。才性就是才和德的关系。曹操第一次明确提出人身上有两个方面——才和德。在他看来，才和德不可兼得，它们是水火不容的关系。有德的人基本上是饭桶，有才的人品德大有疵瑕，甚至是缺德，德才不两立。那么，曹操选择什么呢？他提倡大批提拔有才干的人，号召大力破除道德，标榜“唯才是举”的用人原则。唯才就是只重才，这是针对德，意思是破除旧道德，只看重才干。在这个口号下，曹操建立了一套官吏铨选制度，历史上称作“九品中正制”。曹操的人才观，很多人不同意。在当时，这不是学术讨论而是政治立场问题，不认同德才对立就不是曹操的人，不予任用。作为实际主政者，曹操一再颁布《求贤诏》，申明其用人原则，其中举了不少例子证明德和才不可兼备。
比如曹操提到的吴起，是战国时期非常著名的军事家、百战百胜的将军，还是一位军事理论家，写了《吴子兵法》。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大凡带兵打仗的人都读《吴子兵法》，一直到汉朝以后，人们还常常提到“吴孙兵法”，亦即吴子和孙子的兵法，吴子列在孙子之前，可见其受重视的程度。
有一年，吴起在鲁国。鲁国的邻邦齐是个大国，富裕、强大。大国常常欺侮小国，这一次齐国又来进攻鲁国，鲁军节节败退。吴起内心暗喜，因为鲁王必须用他才能扭转战局。有人向鲁王推荐吴起，鲁王很高兴，准备起用他。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又有人跟鲁王说：“不能用吴起，因为他媳妇是齐国人，怎么会忠诚于鲁国呢？”鲁王有顾虑，不敢用吴起。吴起等了好几天没有消息，觉得有问题。他去打听，马上解决这个障碍。他怎么做呢？回家就把媳妇给杀了，然后去求见鲁王，说道：“您是不是因为我媳妇是齐国人的缘故而不用我？现在我把她杀了，您看我忠诚吗？可以用吗？”吴起就这么获得了任用。他的确有本事，打败了齐军。可是，班师回朝时，没人把他当英雄欢迎，反而鄙视他。大家觉得吴起这个人没品，为了当官，老婆说杀就杀，什么都能出卖，不知道什么时候也会被他出卖。古人很聪明，懂得小人最多只能利用，切不可重用。所以，吴起的日子有些难过，不管他走到哪一国，人家都了解他的为人，要打仗的时候用他，打完仗安排个没有什么实权的高官让他当当，挂起来。
曹操举吴起做例子，证明德才不两立。那些有德的人打不赢仗，而打胜仗的吴起则品德有亏。曹操还列举了好多有才无德的人来说事，这里不一一介绍了。自从曹操提出德才对立的人才观以后，相当长的时间内统治者接受其观点，把德和才割裂开来，选有才干的人当官。所谓唯才是举的时期，恰好是中国战乱不休，大分裂、大动乱的时期，政坛上各种背信弃义、叛变出卖的闹剧层出不穷，做人的底线一再被突破，刻薄、阴险、残忍的手段一个比一个狠。从东汉瓦解到唐朝建立，长达四百多年的分裂是空前绝后的，原因很多，其中重用没底线的人无疑是很重要的一条。历史证明“唯才是举”颠覆了正派的人才观，是一大乱政。
唐朝建立以后，方方面面拨乱反正，在官吏铨选上摒弃了“唯才是举”的九品中正制，恢复到德才兼备的正轨上，树立“唯贤是举”的用人原则。用人上的惨痛教训，唐代之后的历代王朝都认真吸取。北宋政治家、历史学家司马光总结历史，论述德与才的关系。他将聪明、刚毅、明察秋毫称为才；将正直、公正、仁慈、和善称为德。一个人德才兼备称为圣人，无德无才叫作愚人，德超过才称作君子，才胜于德叫作小人。真正德才俱佳的圣人很少见，那么在君子和小人之间做选择的话，必须坚定不移地任用德胜于才的人。如果实在找不到德胜于才的人，即便用无德无才的人也不能用才胜于德的人。为什么呢？无德无才最多就是没本事，但他起码还小心谨慎，不会做坏事、惹大祸。选用官员尤其要小心，因为不是一般人做坏事，官员手上有资源，利用国家机器做坏事，所以后果非常严重。何况这些才胜于德的人，也许有过人的本事，脑子机灵，上级还不见得对付得了他们，甚至被他出卖了、颠覆政变了都难说。有鉴于此，司马光非常强调在用人方面一定要重视德。
前面摘引的家训说，“德者才之主，才者德之奴”，是从千年历史总结出来的智慧。德是做人做事的根本。回顾近几十年经济发展的道路，我们从百废待兴的萧条状态下起步，迫切希望快速成功，所以最初是激烈的价格竞争阶段，盗版、低劣的产品充斥市场。第二个阶段，伪劣产品逐渐卖不动了，开始注意质量，讲究服务。第三个阶段，在经济发展起来以后，竞争已经变成是比拼信誉、信用、信任，还想继续用坑蒙拐骗的手段做生意的就会被淘汰，在眼花缭乱的商品中，人们不再奔向低价，而是首选品牌。这个过程让人领悟到市场经济的础石是诚信，过硬的竞争是品德。今后的市场，单方面获利的模式也将式微，必须是平等互利，讲究的还是德。显然，德将越来越受重视。以利益交换为基础的市场是如此，人与人、单位与单位的关系更是如此。这是社会进步的大趋势。
【宁静致远：诸葛亮教子】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慆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冶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
——［三国］诸葛亮《诫子书》
君子的操守，宁静以修身，勤俭以养德。不恬淡寡欲就不能明确志向，不清静专心就不能实现远大理想。对于学习而言，需要有静气；对于才干来说，需要多学习。不学习就无法增长才能，没有志向就不能笃学有成。散漫不能激励精进，偏激浮躁不能陶冶性情。年华随时光流逝，志向与日子消磨，最终枯萎凋零，大多于世无益，悲伤地守着破落的家屋，还能做什么呢？
内在修为很重要，外面尘世很功利，这是一对矛盾，懂得选择本身就是修炼。
几乎每个人在成长的时期都会在内心里自我激励，书写理想，豪言壮语，可是一走入社会，很快就经受不住各种诱惑，金钱名利，娱乐享受等，于是我们对自己说，明天再努力，今天先玩一把。天天想着明天再努力，时光流逝不再来，人便安于现状，最多是年纪大了以后讲讲昔日情怀，说说年轻才华，但愿来生出道。恐怕大多数的人生是这么走过去的，所以学会在喧嚣的尘世沉静下来，选择自我修炼是至关重要的。这不仅针对青少年，而是对人生各个时期都如此。其实，人生就是不断选择的过程。
如何在尘世中沉静下来，充实自己的内涵，提升格调呢？三国时代的诸葛亮写了一封传诵千年的家信《诫子书》，摘引在上面。在这封信里，诸葛亮告诉儿子要珍惜时间，懂得沉静才能修炼自我，让心静下来，才能养德，孟子说养我浩然正气。养气一定要淡泊，把这个世界上的风花雪月、灯红酒绿看淡、看破，气才不会上下乱窜，能够沉下来、凝聚住。人定了才能够超然物外，客观冷静去分析和思考，想清楚这个世界到底是怎样的，你要做什么样的人，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想要得到尊重，那要先尊重别人；想要功名利禄，那要先利益众人。孔子讲过这个道理：“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世间上没有片面索取的事，推人及己，平等互利才能走得远，这样的人一生平安。如果再上一个境界，做一个有公心的人，关心天下，利人济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岳阳楼记》），那是做大事业的人。
相反，被功利包围着，非常看重眼前利益，斤斤计较，这样的人也能做出一番事业，但是，挫折的概率高，而且不容易做大。我看到一些很有才华的人，因为想不开，心胸不宽阔，限制了自己的才华与事业。
这些年国内一流大学部分采用自主招生，从全国最好的高中选拔优秀的学生，避免仅凭一张试卷做决定，更加综合全面地考察和选拔人才。自主招生一个重要的方式是面试，面对面，近距离交流观察，让学生能够将自己的志向才华尽量展现出来。我有好几年参加面试，接触到全国各地很多优秀的孩子。这些孩子真让人看了就喜欢，有的语文出众，熟读古文，写诗作赋；有的阅读甚广，视野开阔，喜好历史、哲学；我还见过一个擅长数学的同学，已经超越具体的数字运算，进入抽象的数理逻辑世界。对于优秀的学生，尽管每位主考老师背对背，各自同学生交谈，独立评分，但评价的结果往往一致性很高。接下来的环节却让人颇有感伤了。学生报考专业的趋同性出人意料，绝大部分挑选了实用经济的专业，例如金融、会计和经济管理。问他们了解这些专业吗？基本不了解，也不喜欢。那为什么做这般选择呢？孩子们很纯朴，说是妈妈要他们这样报的。
同学说，妈妈讲这些专业将来好找工作，而且工资还高。再问他喜欢自己擅长的文史哲数理化吗？不少同学真的恋恋不舍，却委屈自己，顺从了家长越俎代庖所做的选择。一种悲伤的情感从我的心底涌起，很多家长把过多的功利思维灌输给孩子了。我能够理解家长的想法，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实在太贫穷了，温饱和脱贫成为人们的首要选择，人人都想多挣点钱，很难不功利。可是，近几十年中国经济突飞猛进地发展，绝大多数的家庭已经达到温饱，老人未必需要子女赡养，经济的压力大为减轻，上一辈就不要把贫穷时代的眼界手法用于今日，更不要把短浅的功利心传给下一代，不利于他们成长。与其关心孩子找工作多挣钱，不如助力他们成才。从教育学的角度来说，学习和成才最强有力的动力是兴趣爱好，所以，家长一定要支持孩子的兴趣，鼓励他们循着自己的爱好去积极探索世界，帮助他们排除诱惑与干扰，淡泊明志，宁静致远，而不要增加他们的功利负担。国外有些一流大学教育学生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人在青年时期最富有想象力，教育重在开发人的能力，而不是去压制它，要鼓励打破框框，敢于想象，什么都可以想，不要画地为牢，要把思想解放出来。当年爱因斯坦在读大学的时候，沉浸在乘坐一部光速电梯看世界的想象中，连老师都觉得他是不是精神出了问题，世界上哪有什么光速的电梯？问题就在于他敢想，因为有这部光速的电梯，才有后来爱因斯坦的物理世界。教育的第二个方面，是把想象变成现实，培养学生坚持不懈的毅力，把大胆的想象用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努力，薪火相传，去论证，去实现。没有想象力便没有创造力，不能坚持不懈地做出来，便流于空想。
我们的孩子在人生选择方面自主性确实不强，甚至过于依赖他人。功利的教育及其造成的氛围，让人大事糊涂，小事精明，怨天尤人，却逆来顺受，不敢自主选择，因为害怕承担责任。造成这种情况，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我们没有培育孩子内在的自我，没有引导他们不时宁静地面对自己的内心，认识自己。宁静不是身子不动，而是心不动，不为利所动，不为各种诱惑所动。淡泊是为了擦掉功利的浮尘，才能想明白自己的志向。不要屈从外来施加于己的功利选择，而要听从内心的呼唤，追求自己的理想和目标，坚韧不拔地走下去，所以说宁静致远。
诸葛亮写给他儿子的家书，也是对自己一生的总结。
诸葛亮出身于山东名门的琅琊诸葛氏，因为天下动乱，北方沦陷，有能耐的人纷纷南迁，诸葛亮也迁到了南阳郡。在这里他并不急于当官谋功名，而是冷眼观察天下大势，觉得各路英雄没几个值得他去辅佐，便安心隐居，在南阳建茅庐，躬耕读书。他真耐得住，种几亩薄田，静下心来领悟世道变化的道理，周围的人都知道他很有才华，号称“卧龙”。诸葛亮的生活如同孟子所说的“穷则独善其身”。抓紧乱世中难得的宁静，充实自己，等待时运到来，再报效社会。
这时候，刘备来到了荆州，在这里求贤，三顾茅庐，和诸葛亮长谈，请教救世方略。诸葛亮了解了刘备恢复汉朝的志向，与其政治目标吻合；且刘备有大量，可以合作，这才同意出山。
三国三股政治势力，最弱的就是刘备。为什么发展不起来呢？因为身边没有高人相助。诸葛亮是高人，在同刘备的“隆中对”中，分析天下形势，了如指掌，极为透彻。他的一席话，让刘备这位在政治舞台上活跃多年的英雄人物由衷佩服，相见恨晚。能够达到如此高度，是因为诸葛亮沉得住气，冷静观察，一直在充实和提升自我。机会永远留给有准备的人，所以，当机会降临的时候，没有做好准备的人只能跌足追悔，而准备好的人便应运而生。
李白诗篇称“天生我材必有用”，机会何时来临谁也不知道，个人能够努力的便会成为真正的人才。秦末汉初，有一位威震天下的将军叫作韩信，席卷半天下，一战灭项羽，堪称中国古代的战神。大家可曾知道韩信当初如何出道的？他出身非常贫寒，却不急于谋份差事，混口饭吃，而是守在乡村里刻苦读书。这太不容易了！自从秦始皇焚书坑儒以后，反文化成为社会风潮，读书遭人歧视。韩信不随波逐流，仍然坚持读书，做人家鄙视的事，难能可贵。他在人多的地方读书，不招惹人，也要被流氓欺负，受胯下之辱，只好躲到没人的河边读书，同洗衣服的漂母为邻。漂母看这位年轻人没饭吃还坚持读书，同情他，每天省下一口饭给韩信吃。韩信就这样坚持下来，把书读完。这时候的韩信具有极大的定力。他内心有一股静气，胸怀抱负不是汲汲于功名的人能比拟的。只有成大才，方能做大事。
人的一生，应该想做大事，而不要做大官、出大名，或者发大财，不要把自己定位在权力和金钱之上。金钱权力，没有的时候看着亲切可爱，到手以后没有止境，忙碌一生才发现它其实很虚。到人在天堂、钱在银行的时候，才知道它生不带来，死不带走，操劳终生，到头皆空。其实权力也好，金钱也罢，都是手段和工具，拥有它是为了服务于人，去做有意义的事情，而不能颠倒过来，牺牲人生的价值，去追求权力和金钱，到手一堆工具，不知用来做什么，心灵反而空虚，感到人生乏味。
在社会上，有权和钱会让人羡慕，但不会受人尊敬。大家敬重的是品德高尚或者学养深厚的人，看重的是文化。所以，人生要追求品德的修养和能力的提高，不要被功名利禄捆住手脚。中国有一句老话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如果你老是盯着眼前这点现实利益，很快就有让你忧虑的事情发生。如果你能超脱，看得远，看得透，把目标定得宏大一点，把自己的心灵解放出来，就能摆脱许多没有意义的纠缠纷扰，生活快乐且丰富多彩。
古代家教一贯从大处着眼，培养大格局的子弟。没有淡泊就不会有远大，没有远大就不可能宁神静思，也就不可能产生大智慧。淡泊和宁静是修身的要诀，贯穿着智慧的修炼。
【相敬如宾：逆境不改初志】
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孟子·滕文公下》
有机会施展抱负的时候，和百姓一起走正道；没机会施展抱负，则独自行走正道。富贵不被迷惑腐败，贫贱不改操守初志，强权暴力不能屈服其意志，这才能称作大丈夫。
从小受到良好教育熏陶的孩子，走入社会受人喜欢和尊重，为什么呢？因为他风度翩翩，知书达礼，平和待人。文化通过教育融化在一个人的血肉之中，体现出来的是风度雅量。淡泊权力金钱，所以对各种艰难曲折能够泰然处之，有底气和定力。
这种人能不能扮演呢？在社会上确实可以见到一些戴着假面具的人，貌似君子。怎么识别呢？孟子教我们观察两点：得意与失落的时候，真相便露出来了。同样的道理，一个人的性格修炼，需要经历富贵与贫贱的磨砺。
春秋时期有一个人名叫郤缺，曾经做过晋国的上卿，相当大的官。他父亲郤芮也在晋国做官，属于官宦家族。郤缺生在冀，所以有些书称他为冀缺。郤芮在晋国当官的时候，正好遇到晋惠公去世，王室发生内乱，争权夺利。郤芮和吕甥拥立从秦国逃亡回来的太子圉继位，这就是晋怀公。第二年，秦穆公派兵护送晋王室的另一位公子重耳回国，晋军吃了败仗，吕甥临阵倒戈，投降秦军，重耳登基继位，成了晋国鼎鼎有名的晋文公，春秋五霸之一。
郤芮护送晋怀公出逃，跑到高梁，被重耳的人马追上，杀了晋怀公。郤芮回朝之后，一直担心重耳会报复，便同吕甥商议，先下手为强，放火烧晋文公住的宫殿，发动政变。他们密谋的时候已经被宦官打探到了，可他们不知道，郤芮等人真的去放火烧宫殿。当时，晋文公不在宫中，没有死，出手镇压叛乱，杀了郤芮，家族遭流放，在田野种田。
郤缺一下子从高高在上的官僚士大夫变成田野农夫，应该说遭到很大的打击和挫折。然而，人们看到郤缺种田的时候，整天开开心心，处变不惊。更难得的是他保持礼仪规矩，丝毫没有懈怠。晋文公手下有个大臣叫作胥臣，有一次路过郤缺种的田地，看到让他感动不已的情景：郤缺的夫人送饭到田头，夫妻两人在田头吃饭，就像在家里一样，严守家规，相敬如宾，一切都遵循礼法，按部就班，一丝不苟地行礼，然后端坐吃饭。胥臣深深感到郤缺这种人，哪怕处于人生最低潮依然保持着自己的修养与尊严，完全是治国的人才。
胥臣回去跟晋文公讲了自己亲眼所见的事情，劝谏晋文公不能因为一个人犯罪就把他的一切全都抹杀。郤缺是个人才，所以建议将他召回朝中，起用贤良。晋文公接受这个建议，把郤缺请回来，任命他为下军大夫，在部队任职。
到晋襄公元年，晋国在今天山西蒲县同周边民族狄人作战，郤缺指挥的部队大获全胜，活捉了敌方首领。这一仗让晋襄公发现郤缺的军事才华，进一步提升他的职务。而且，晋襄公还做了一件很正确的事情，不但奖赏郤缺，同时还奖赏了推荐郤缺的胥臣，赞扬他懂得识人，推荐贤才。
郤缺进入了晋国高层，参与国政。晋灵公六年，他再次升官，担任上军主将。九年，他再被提拔为上下两军的统帅，率军讨伐蔡国，逼使蔡国和晋国定了城下之盟。到晋成公六年，他担任晋军中军元帅，主持晋国大政。
郤缺在政治上主张德治，对内要讲道理，积德行善，好好对待百姓；对外向邻国要示好、示德。治国要善于使用刑赏两柄，恩威并施。这些思想来自他的家庭教育，平时的家教规矩随着其人身份地位的提升而演化成为治国理念，难怪儒家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郤缺在好几代国王手下任职，把晋国治理得国泰民安，施展了平生所学的治国之道。
郤缺的儿子郤克，继承父业，后来在晋国也当了正卿高官。郤克同样主张德政，显然出于家教传承。从郤缺这一家可以看到家教、家风多么重要。为什么有些家庭能够一代一代出人才呢？因为他们从小有一个很好的教育环境。儒家教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有这个理念，无论遭遇挫折，人生低潮，还是春风得意，有权有势，都岿然不动，不像草一样随风起伏，守住信念，坚定自我，不管什么样的境遇都能够把持住自己。
【营造修行环境：居善地，择善邻】
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
——《老子》
居住在顺风顺水之地，内心深沉澄净，处世仁慈，说话诚信，办事公正，因势利导，适时而动。
品德的修养让人内心充实而自信，沉稳而不为纷扰的利诱所动，这里讲的是内在的方面。但是，绝不能低估环境对于人的影响。因应环境而进化是生物的天性，要求人在社会人文环境中丝毫不受影响，那是不切实际的，尤其对于成长中的儿童少年，受环境影响之大，不能轻视。为什么大人要非常关注孩子交朋友，也是这个道理。
儿童少年的品德修养除了来自家庭熏陶、学校教育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居住环境。居住在什么地方便会受到什么影响。人是在同自然和社会环境互相调适的互动过程中顺应平衡的。因此，我们不仅要把家庭教育做好，还需要重视营造居住环境，给自己一个好的修身养性之地。古代思想家老子用水作比喻，教导人们首先便是“居善地”，那些陡峭险隘的地方，水怒号而下，怎么适合居住呢？到了平缓宽敞之地，水面如镜，安详而灵动，这才是长期居住的善地。
伟大人物不是天生的，他的成长离不开精心的培育。儒家集大成者孟子，小时候智商很高，是个聪明的孩子。前面说过，聪明的孩子才需要格外用心。孟子的母亲是怎么做的呢？
孟子的母亲仉氏，年轻的时候就守寡，带着年幼的孟子，孤儿寡母，家境并不富裕，最初住在比较差的地方——墓地边上。不时有人来上坟，跪拜哭泣，烧香祭奠。孟子很聪明，看着便模仿起来，跑到坟头又哭又拜，烧香点蜡烛，煞有介事。他母亲一看，不得了，孩子在这样的环境中学会的东西不好，她赶快搬家，搬到市场的边上。在那里孟子看人家做生意，也学起来，摆个摊吆喝。母亲一看，更糟糕，这么小就学做生意，还得了，再次搬家。这回搬到屠宰场附近。到新地方，孟子又学着屠宰牲口的样子，玩得开心。母亲见了，还是不行，再搬家。这一回，孟母咬紧牙根，搬到学校附近。孟子看孩子们上学读书，他也跟着大家行礼朗诵，读书写字，母亲总算安心了，给孩子找到一个好住处。在这种环境的熏陶下，孟子成长起来了，后来成为一代大儒。
古人把这件事作为经典事例，写在家训里面，甚至编入童蒙教材，例如《三字经》写道：“昔孟母，择邻处”，广为传颂。作为成功的少儿教育事例，古人高度赞赏孟母。她培养孩子毫不功利，不要他长大后做大官，赚大钱，而要做有文化、有修养的人。孟母挑选了好几个地方，也没有考虑搬到官府旁边，而是选择了学府近邻。她把文化看得很重，才培养出一代儒学宗师。
【培养毅力：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有志方有智，有智方有志。惰士鲜明体，昏人无出意。兼兹庶其立，缺之安所诣。珍重少年人，努力天下事。
——［明］汤显祖《智志咏》
有志向才会有智慧，有智识才能立大志。怠惰的人罕见能识大体，昏庸的人没有创意。兼具志智的人应该能够成就一番事业，缺乏这两者的人前程茫然。珍重啊少年人，努力去做天下事业吧。
我们讲健康应该包含两个方面，身体的健康和心理的健康。现在家长养育孩子过于重视前者，经常见到营养过剩的肥胖孩子；而对后者则缺少培养，许多孩子内心脆弱，经不起挫折，意志力不强，做事没有恒心。因此，心理健康已经成为相当突出的问题。没有过硬的心理素质，难于担当重要工作，更不要说成就一番事业。
做成一件事情，毅力比体力重要得多。对于一个健康的人来说，很少因为体力不足而做不成事；可是，半途而废的情况亦经常发生，没有耐心，遇到困难就退缩，这些都是缺乏毅力的表现。培养坚韧不拔的毅力是非常重要的，但做起来一点也不难，只要从简单的习惯培养入手，养成不管做什么事情一定要有始有终，坚持做完。例如读书一定要从头到尾读完，做完事情一定要收拾清楚，遇到问题要学会动脑筋、寻找各种资源和方法去解决，在良好的习惯培育过程中，毅力也在点点滴滴的潜移默化中增强起来。
毅力靠后天培育，不见得能够同我们一生相随，成人以后放松自己，会出现毅力衰退的情况，特别是在生活安逸的时候，耽于享乐，意志在不知不觉中退化，以至于有些年轻有为的人蜕变得慵懒无力，判若两人。所以，意志刚强、坚韧不拔需要一生坚持，孔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
东晋时代，广州来了一位颇为奇怪的刺史，名叫陶侃，乃东晋名将。陶侃到任，住在官衙里面，住的、吃的、穿的样样都好。而且，广州远离政治中心，受战乱和政局波动影响很小，境内稳定，百姓安居乐业。陶侃是功臣名将，受人尊敬，在这里坐享名利，日子应该过得非常闲暇舒适。可是，陶侃每天从衙门里搬100块砖到门口，摞成一堆，第二天再把这些砖头搬进衙门里，第三天又搬出来，反反复复，做这等没有意义的事情。大家很奇怪，有个人大胆去问，陶侃告诉他：“广州虽然不太受战乱影响，但我们要想到国家沦丧，北方没有收复，我们丝毫不能松懈意志。如果沉浸在安逸的生活之中，慢慢就会意志衰退，所以我每天搬砖头，一是锻炼自己，二是激励自己牢记目标，培养毅力。”陶侃搬砖，成为中国历史上十分有名的故事。
陶侃的执着与坚定，同小时候受到的教育密切相关。他后来成为东晋中兴名臣，受人敬仰，其实早年的经历相当辛苦。他不是出自大姓高门，而起自社会最底层，甚至比一般的人出身还要低。不光贫寒，还出自土著。他的祖籍地在鄱阳，后来迁到庐江郡的浔阳，也就是今日江西九江市。当年的九江不像今天，是旅游胜地，人山人海，繁华都市。那时候当地居住着土著民族。陶侃出自哪一族呢？他被称为盘瓠蛮，有些史书把盘瓠蛮称为溪族。在古代社会存在着相当严重的民族歧视，陶侃不是汉族，就低人一等，受人轻视。所以，他出人头地要比一般的贫寒出身难得多。
陶侃父亲早年去世，他和母亲湛氏相依为命。寡妇把儿子作为唯一的依靠，望子成龙，往往不能狠下心来立规矩，呵护过度，甚至扭曲为溺爱。慈母败子，所以，以前民间一般不太看好寡妇带大的孩子。陶侃的母亲与众不同，性格坚强，在严酷的生活环境中，她不仅靠一己之力支撑起贫寒的家庭，含辛茹苦养育孩子。而且，她对孩子要求很严格，必须吃苦耐劳，自强不息。要懂得这样一条道理，世间不会有人乐意帮助没出息的人，只有你自强，才会被人看好，才有人帮。陶侃完全没有贫寒子弟遭人歧视的自卑，坦然大气，脸上总是充满笑容，善于同人交往，结识许多朋友。他有一位朋友叫作范逵，被推举为鄱阳郡的孝廉。孝廉是古代王朝选拔官员的科目，道德品行优秀的人，通过举孝廉而入仕当官。有一次，范逵来陶侃家做客，陶家实在太穷了，没东西招待。陶侃的母亲便把自己多年来积蓄下来的青丝长发剪下来，让儿子卖了换钱，好好地招待范逵。范逵吃完饭后，得知陶母卖发之事，很受感动，觉得这家人待人热情，懂得礼仪，品行高洁。回去以后，范逵向郡太守大力推荐陶侃。太守名叫张夔，是个爱才的人，起用了陶侃。在张夔的提携下，陶侃升任县令。
可是，陶侃并不想当大官，而是想做事情。在县令任上，他兢兢业业，把一方治理得很好，老百姓交口称赞。于是，他又获得晋升，提拔到州里辅佐太守。在古代门阀士族社会，一个贫寒子弟能当到州官，基本上就到顶点了，可以满足了，再不要有更多的想法。陶侃确实没有多想，依旧勤勤恳恳做事。
陶侃的母亲曾经教育他，做人要讲原则，对朋友要讲义气，要懂得知恩图报。所以，陶侃身上有一股豪侠之气，他内心对张夔很感激，但他不会阿谀奉承、溜须拍马，他的报答反映在治理县政上，实实在在做事。
有一次，太守张夔的夫人得了重病，必须赶快请医生。不巧，医生在百里地之外。那天下着鹅毛大雪，路都被厚雪覆盖。张夔手下人谁都不愿去，只有陶侃二话没说，径自迈出大门，百里奔驰，把医生请来。张夔非常感激，保举他举孝廉，一举成功。陶侃的身份发生了变化，当上孝廉，他进了京城洛阳，突破了贫寒子弟做官界限，当上朝廷官员。
京城是一个大官场。大家知道，西晋政权从建立之初就比较腐败，统治集团没有高尚的政治理念，没有远大的目标，胸无大志，君臣上朝只谈钱斗富，吃喝玩乐，安逸享受。一味追求经济利益的政权肯定走不远。因为只谈利益，而利益是分不平的，那就要打起来。西晋便是如此，沉浸在追逐权力金钱中，爆发了“八王之乱”。分封在各地的晋室诸王都想争夺皇位，打起内战。这场动乱对中国造成的破坏是灾难性的。那些满眼只有权和钱的人，没有廉耻，没有底线，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八王之乱”不仅是生灵涂炭，更严重的是他们为了争抢皇位，勾引外族参加内战，造成了周边民族纷纷进入中原，把中国推到了万劫不复的深渊，从此开始了对汉族的大规模屠杀，民族压迫，血雨腥风维持了几百年。“八王之乱”毫无道义，留给后人沉痛的历史教训：一个国家没有文化精神，只有权钱崇拜，整个民族都将堕落。
陶侃在京城亲眼见到曾经憧憬的中央朝廷，心都凉了，不想在这个官场染缸混下去，所以他毅然回到地方上，来到荆州。不久之后，战乱波及全国，荆州刺史刘弘听说陶侃很有本事，遂起用他。陶侃只想为国家做点实事，带兵平定了当地的张昌叛乱。这是一场反败为胜的战役，先是太守刘弘带大军去镇压，大败而归，形势相当危险，陶侃力挽狂澜，扭转战局，显示了杰出的军事才能，名声大振，蜚声海内。
此役之后，刘弘把陶侃视为自己的接班人。紧接着又发生了新的叛乱，广陵的陈敏聚众起兵。广陵就是今天的扬州，当时是重要的中心地区，所以这场动乱对于东晋的威胁要大得多。陶侃再次率兵出征，平定了陈敏。以后他平定了荆、湘地区的杜弢之乱，战功显赫，当上荆州刺史。接着他率军挺近岭南，平定杜弢余众，出任广州刺史。
陶侃这个人，不管是在战乱期间，还是在当广州刺史相对安定和平的环境里，都心怀天下大事，忧国忧民。西晋以来官场流行玄学、清谈。这种天天高谈阔论一些空泛的哲学命题，追求虚浮、夸耀的奢靡生活，他非常讨厌。他主政的地方，都亲自处理政务，要求部下克己奉公，勤于公务。无论在哪里当官，他都会禁止酗酒、赌博，大力发展生产，关心民间疾苦，盼望国家能够强大，收复中原。在担任荆州和广州刺史期间，他经略巴东，从胡族手里把襄阳夺回来，谋划北伐，想要光复中原，统一中国。他之所以当大官却每天搬砖头，就是为了实现这个远大的理想，不停地努力。一直到他的晚年，年事已高，应该颐养天年了，可他还在为朝廷做最后一搏，出兵粉碎在东晋首都建康发生的苏峻叛乱，让东晋再一次转危为安。陶侃是东晋的中流砥柱。
东晋政权是由好几支大家族联合拥立西晋王室司马睿而建立的，所以朝廷内部各大家族的势力很大，把持着朝廷权力。像陶侃这种拥有强大武力为后盾的强人，在东晋政权下往往拥兵自重，向朝廷漫天要价，居功自傲，有些人甚至想取代朝廷，自己称帝。面对这样的局势、这么一群人物，陶侃在平定苏峻之乱以后做了什么事呢？他亲自做表率，上表退位，从官场退下来，派人把朝廷封给他的官印符节——显示权力地位和调兵遣将的信物权柄，统统送回去，封存库府，全身而退，所有的资产一件不拿，乘船回家而去。由于年纪太大，操劳过度，陶侃竟然在回家路上溘然长逝。他的事迹成为朝野美谈，高风亮节为人敬仰，传诵至今。
在陶侃身上，我们看到家教的力量，激励陶侃一生的是他母亲所授恪守的做人规矩和志气，自强不息。人能做多大的事业，谁也不知道。我们不必为了追求事业而去做事业。但是，我们应该学会做人，做一个有底线、有原则、自立自强的人。家训教育我们什么呢？开阔眼界，提升自我，认识内在的自己和外在的世界，明白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与自然和谐共生。在此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实现自我，给世界带来创造，让社会更加真善美，而不是耽迷于权势金钱。家训要我们朝着这个方向努力，自强不息。陶侃搬砖体现的便是这种精神。
自强不息是古今中外共同的法则。
近代有一个来自广东的家族，主人叫宋嘉树，可能有人不知道，但是提到他的子女，几乎无人不知了，比如宋庆龄，是他的女儿。宋氏姊妹中，宋蔼龄（孔祥熙夫人）、宋庆龄（孙中山夫人）和宋美龄（蒋介石夫人），以及宋子文（民国财政部长），均赫赫大名，全都成才。那么宋嘉树是怎么教育子女的呢？我想起了一件事。有一天，天上下着雨，宋嘉树带着宋庆龄攀爬上海龙华古塔，上到塔顶，他让女儿把伞拿掉，父女俩在风雨中围着古塔一圈圈跑起来。宋嘉树对女儿讲，这座古塔在风雨之中已经屹立千年了，为什么屹立不倒？因为它历经风吹雨打而筋骨越发强壮。所以，我们做人应该像古塔一样，锻炼自己，坚韧挺拔。
宋嘉树还会带着孩子们挑选日子，一起断食。孩子们年龄小，肚子饿得咕咕叫，餐桌上摆着可口的食物。宋嘉树对孩子们说：“今天我们一整天都不去碰，不吃东西。”他要孩子们饥饿难忍时面对诱人食物也不去碰。他的目的是什么呢？培养自制能力，当止则止，不要见诱惑，马上伸手。很多人败就败在不知道止，见利忘义，没有自制能力，最后把自己推入欲壑之中。
宋氏的故事告诉人们要学习坚强，锤炼意志力，而且还需要增强自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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