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辰嘉

    1961年3月，我从厦门大学调到北京大学物理系半导体教研室工，原在1956～1958年参加“五校联合半导体专门化”学习、曾是黄昆学生的我，成为了他的同，他时任物理系副系主任，主管全系科研工作，并兼任半导体教研室主，他让我担任教研室副主，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夕的五年多时间里，我亲身目睹了他对教学、科研和培养人才付出的心，回忆与黄先生曾经在北京大学物理系半导体教研室一起工作的日日夜夜，记忆犹新，仿佛就是昨，他对待教研室主任的工作与对待教学和科研工作一样地全身心投入，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充满激，1961年我调到北大时，他非常高兴我的到来，记得那时他精力充沛，满腔热情与我在他的办公室进行了一次长谈，鼓励我好好，我们两人经常在一起商量、讨论如何把半导体教研室的教学和科研水平搞上去，开创我国半导体事业的新天，黄先生的主意和点子都挺多的，我虽是他的学生，但他会很耐心地倾听我的意见，我们有时还会争论不休，合作是很愉快，他认为：在中国培养一支科技队伍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个人在学术上的成，他用无私奉献的实际行动实践了自己的诺言。

    黄昆先生自己是搞理论的，但他对实验研究工作极为重，他认为，实验工作是基础，实验室建设更是重中之重，科研工作一定要密切联系我国实，半导体扩散的研究和黄昆让莫党去搞实验，就是两个很好的例子。

    苏联专家在1956～1958年帮助我们建立的用同位素研究杂质在半导体中扩散的实验室成了教研室早期的科研重点项，北大半导体物理教研室承担了国家12年科学技术规划中“扩散的基础研究”项，李克诚任扩散组负责，为了与我国自主研发半导体器件相结合，在黄先生亲自主持下，与产业部门十三所武尔祯总工程师一起，根据器件发展的要求确定了半导体扩散研究的课题任务为“磷在SiO2-Si系统中的扩散”，并签订了合作协，期间还加强了扩散组的人员配备，包括刚从苏联大学毕业回国的薛士鎣及数名北大六年制本科毕业生祝忠德、黄詠、张利春等以及实验技术人，对扩散组早期送《物理学报》发表的论文，黄先生曾先后三次亲自修改，并提出具体建议。

    黄昆先生是从事固体物理和半导体物理理论工作的，莫党作为黄先生的助手，跟他做了几年理论工，有一天黄先生对莫党说：“中国物理界的优秀人才不能全去搞理论工作，需要有人去搞实验工，”于是莫党听从他的建议，转去从事以实验为主的半导体材料物理的研究与教学工，1958～1959年，莫党开始开展半导体材料的研制工作，1959年在北京大学开创性地讲授了一门新课“半导体材料”。当时，不单在国内，而且在国外也没有这门课的蓝本可以提供参考之，莫党26岁的时候，编写出了我国第一本半导体材料的大学教科书，黄先生在乘火车去广州参加会议的来回旅途中认真审阅并修改了书，该书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在1963年出，在那个时代，年轻人编写、出版全国通用教材是罕见的，这本书在我国半导体界引起很大反响，为我国培养半导体专业的学生起了很好的作，1959年，甘子钊成为黄先生的研究，他的论文选择了与当时器件发展密切相关的隧道效应理论，并做出了有分量的结果。

    1963年，教研室的年轻教师在器件物理和材料物理研究上取得一批批可喜的成，当他们先后在全国物理学年会和全国半导体器件专业学术会议上宣读一篇篇论文，并在《物理学报》上陆续发表多篇文章时，黄昆先生为此兴奋不已，认为我们的科研工作正在走上正确的轨，我当时深切感受到他无比喜悦的心情，真是比他自己做出成果还高，黄先生对教研室每位年轻教师的成长都非常关心，制定了具体规划并加强培养，严格要求并热情帮，他从心里盼望年轻教师快快成长，他希望看到实验室的灯光夜夜通明不熄。

    记得我刚到北大不久，教研室留下了一批北大六年制本科毕业的年轻教师，大家对怎样做科学研究工作都没有多少经，当时，黄昆先生为活跃教研室学术气氛，创造良好的氛围，帮助年轻教师更快成长，特地邀请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庄蔚华来北大物理系给教研室师生做题为《少数载流子寿命测量实验分析研究工作》的报告，之后展开讨论，他鼓励大家学习她锲而不舍、严谨的科学学，1962年，在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容国团等人为我国获得第一个男子团体世界冠军和邱钟惠获得第一个女子单打世界冠军时的激动场面至今仍历历在，当时电视机还不普及，每天晚上我们都聚集到黄先生家中，房间里挤满了人，我经常是站在他的双人床上观看比，大家心里都憋着一股劲儿——一定要把我们的科研和教学搞上去，为创建我国半导体事业贡献自己的一分力，1962年以后，北大物理系本科学制改为六年，学生有近一年的时间做毕业论，黄先生对这一个教学环节极为重，记得每年从对每个学生的题目和导师的选择、具体培养要求的制定，到论文答辩委员会成员的确定直至评分等，都严格要求，一一过问，还经常请半导体所有关专家来帮我们把关评，他要求全体教师都要参加学生毕业论文的答辩，而他自己每次都身体力行，给我们做出榜，这对学生独立工作能力的提高和严谨学风的培养都有很大帮助，同时对我们这一批年轻教师也是很大的挑战和很好的提高的机会，在教研室创造了活跃的学术气，工作之余，爬山登高是黄先生的最，星期天我们经常与他全家到香山，享受大自然风光与无限欢，教研室组织教师劳动时，黄先生他总是与我们年轻人一样，干重活和累活抢在先，每次工人们都反映他一点儿教授架子都没有，与我们没两样。

    20世纪60年代初，国家重视基础研究工作，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为中国科研长远发展的需要，决定设立一系列重点科学研究实验，1962年在广州举行的国家科学研究规划会议上制定的《1963～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中，黄昆、谢希德等建议开展固体能谱基础研究工，“固体能谱”被确定为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实验基地和基地的启动，则更是倾注了黄昆先生的全部心血，使北大物理系半导体教研室的研究工作上了一个新的台，在研究工作中，他强调理论研究与实验研究相结合，理论研究与发展新材料研究相结合；在继续开展紧密联系当前材料和器件的物理研究的同时，也从更长远发展的需要出发，开展固体能谱基础研究工，这项研究主要利用微波磁共振、低温、强磁场、单轴应力下的光谱研究等实验方法和手段，旨在进一步探索固体内部电子运动的规律，对发展半导体新材料和新器件具有指导意，1963年国家科委审核后，将“固体能谱”列为国家基础研究的重点项目（国重32号），并由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等共同承，在学校领导陆平、周培源等人的大力支持下，学校决定成立固体能谱研究室，由黄昆任研究室主任，配以专职科研编，记得当时北大校长兼党委书记陆平还有句名言：“好人、好马、好枪给黄，”在黄先生的领导下，我们从此开始了紧张、积极的筹备工，黄先生一贯对实验极为重，他认为，提高国家的半导体科学技术水平，首先必须立足于实验研究；而实验室的建设，是重中之重，需要各种技术工种的配套人才团结合作，才能建成国际先进水平的实验基地，为此在全国挑选了一批配套人才进入研究，他领导的理论组也开始了具体研究课题的调研工作，期间他还曾邀请南开大学张光寅教授来北大任兼职顾问，黄先生希望他活跃的学术思想能对固体能谱研究工作有所推，黄先生认为，从固体能谱研究工作长远考虑，需要既懂实验又懂理论的人，我是搞实验的，他让我要加强理论基础；为此，除与他讨论学习外，这期间理论组的甘子钊、秦国刚都曾是我的老，我在锗的塞曼（Zeeman）效应和硅的自旋共振方面学习做了一些工，黄先生曾建议我将锗的塞曼效应写成文章送去发表，我当时却认为只要得到锻炼和提高就好，不用发，现在想起来很后悔，失去了向他学习如何写文章的好机，1966年1月，我从英国访问回国后原打算继续去农村“四清”，陆平校长听完我汇报后要求我留下以协助黄先生加速固体能谱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基地的建，1966年上半年，黄先生让我思考“稀土离子在受激发射中的作用”课题，他给了我六个字忠告：“想清楚，再动，”我深感“固体能谱”才真正是黄昆先生所梦想的基础研，我们经常因为在他办公室商讨工作而错过了中午的吃饭时间，这时黄先生就会带我们到他家去。

    正当黄先生以极大的热情全力以赴，带领我们大干一场时，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大字报铺天盖地，学校的正常秩序完全被破坏，科研教学工作完全停顿，数十年来几代人辛苦创建的教学科研基础几乎被摧，黄昆先生被戴上“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帽子，他领导的固体能谱国家基础研究重点项目被批判为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典，1969～1971年我随大批教师、实验技术人员到江西鲤鱼洲“五七”农场插秧种地、挑砖筑堤，劳动锻炼改，黄昆先生与原半导体教研室和固体能谱研究室的一部分人员则调到电子仪器厂。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国家科委恢复对基础研究的支持，北大物理系立即恢复了固体能谱研究工作，正式成立固体能谱教研室，先后由甘子钊和我任主，“十年浩劫”使我们与外界完全隔绝，如井底之蛙，我们与国际间的差距更是拉大，虽然我们一生的黄金时期已经被“文化大革命”错过，但大家还是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头，初期在窄禁带磁光光谱、拉曼（Raman）散射、新型固体材料能谱等方向重建实验，黄昆先生于1977年调到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任所长，他对我们的工作仍很关心，不时带外宾到我们实验室来参，1987年，奥地利里奥本（Leoben）大学窄禁带半导体专家G。Bauer教授来访中国，并参观访问了北大物理系和科学院半导体所超晶格微结构实验，我陪同他到半导体所，黄先生亲自接待并与他进行了亲切交，黄先生知道我曾去奥地利Bauer领导的实验室参观访问过，在与Bauer交谈中还念念不忘告诉他我们两人当年曾经一起在北大物理系半导体教研室为半导体事业创业而共同奋斗的经历，使我深为感动，之后黄先生又在北大勺园宴请他。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1977年之后，固体能谱教研室各科研方向为北大物理系本科生的科研工作实践和独立工作能力的培养提供了良好场所，每年平均有物理专业的二十多名学生在教研室各科研组教师的指导下，进行并完成毕业论文研究工，例如，我们曾接受1991级22名本科生，占同级学生的27%，其中不少学生的优秀论文还发表在国内外重要刊物，特别从1991年物理专业被确定为“国家理科基础研究和教学人才培养基地”第一批重点改革建设试点专业后，每年还选拔少数有兴趣的学生自愿在本科三年级就提前进实验室，在科研组参加科学研究工作，着重学习先进的实验科学技术，自己动手在实践中增长才干，培养严谨的学风和初步的独立工作能，学生普遍反映，在科研组里学到了书本上和教学实验中学不到的知识，对他们毕业后进入社会独立工作方面特别有帮，这是我们固体能谱教研室的教师继承了黄昆先生当年对学生毕业论文严格要求和训练的优良传统。

    黄昆先生曾为北大物理系开创了重视基础研究的新风，他培养和建立起半导体教研室活跃的学术气氛、实验与理论相结合的半导体教学和科研群，他热爱科技教育事业，辛勤开拓，奋斗不，他以渊博的学识、创新的思维、严谨的学风，不倦地探索，无私地奉献，辛勤地浇灌着这片土，弹指一挥间，五十多年过去，回顾1956年，黄先生主持创建五校联合半导体专门化，使我与半导体结缘；厦门大学刘士毅老师带着我们几个学生怀着仰慕的心情亲自登门拜访黄先生，讨教如何读书；黄先生亲自为我们主讲“半导体物理”课，引领我们进入半导体世，1958年，黄先生任五校联合半导体专门化“科研大跃进战斗团”团长，经常与政委阮刚、副团长虞丽生等一起到科研组第一线了解情况，给大家加油、鼓，他虽搞理论，但经常到实验室清洗石英管，还特别认真，这在学生中传为佳，回顾1961～1966年这五年多时间我与黄先生一起工作的日日夜夜，真的是我一生中难忘的五，记得1961年我结婚，他亲自送来礼物表示祝贺——一个毛主席塑像和一面大镜子；我婚后分不到房子，他要我暂住他的书房，我没同意，他每次假期全家外出都会将家中钥匙交给我，让我去用；我偶尔生病他都会到宿舍看望，一点也没有大教授的架子；与他讨论中，如遇到我概念不清时，他就会紧追不舍，毫不留情；1965年我随谢希德带领的固体物理代表团访问英国，他把照相机让我们带去用，还让李爱扶帮我打点穿，这段时间内，他除主讲“固体物理”、“半导体物理”课程外，几乎将全部时间和精力都奉献给物理系半导体教研室年轻教师队伍的培养上，而自己却没有时间去开展理论研究工，他在这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实践着“在中国培养一支科技队伍，远远超过个人在学术上的成就”的诺言。

    黄昆对夫人李爱扶和儿子的要求极为严格，有些近乎苛刻，如坚持李爱扶只能做实验员而不能当教员，家中只能说中文而不能说英语，然而，这却练就了李爱扶早早就能讲一口流利的中文，更好地融入了中国社，多年来，我早期在国外发表的文章很多都是李爱扶亲自看过并在英语上加以修改，她为此花了不少精力，但她坚持我不能公开在文章中表示感谢，否则她就不帮我，这就是李爱扶的一贯作风。

    黄昆先生一生对自己的物质生活要求极低，早期烟不离手，茶、咖啡是他最，每次我从意大利短期访问工作回来，都会带给他意大利最好的咖，后来听从医生的劝告，他为身体健康而放弃了所，黄先生的家中朴实无华，还是五十多年前近乎灰暗、粗糙的水泥地板，卧室兼工作室内除了电视机换了一个24英寸的外，没有高级沙发而只有双人床（还是我1962年站在上面看乒乓球比赛的那张床）和黄先生夫妇的座椅、书桌和书架，房间摆设一切如，黄先生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之后，我曾劝他搬到科学院后来给他的那套宽敞些的房子去，我说：“每年中央领导来看望你，且不说无法拍照，因房间太小，人都进不，”他不同意，说：“我住这儿，脚踩在这地上，走路都觉得心里更踏，”他多次跟我说：“我的生活已经获得极大改善了，现在我不需要再改善，”黄先生离我们而去之后，李爱扶现在仍旧住在他们在北大中关园的这套公寓，黄先生将工资大量作为党费上交，平时帮助有困难的人，这都是他认为应该做，1983年，他与李爱扶去广州参加全国半导体物理学术会，他除了坚持李爱扶一切自费外，会后他们去附近旅游，之后回京的路费也坚持不报销而自掏腰包，平时我要去参加全国学术会议，有时会去告诉，记得有一次我参加在贵阳举行的全国凝聚态光学会议（他是几十年前去过贵阳，而且那时黄果树瀑布水很小），我去动员他参加，他就半开玩笑地跟我说：“你又要去公费旅游了？”黄先生到半导体所工作后，我经常去看望他，聊家常，工作、生活，什么都，我告诉他很多他想知道的事，我也从他那儿知道了很多鲜为人知的趣，每次他都很开，记得有一次黄先生兴致很高，还要我去开他的抽屉，拿他的工资条，看他的收入情况来说，刚开始，我发现他的计算机太差了，是一台Macintosh早期的计算机，要用磁带录音输入数据到屏幕做计算，我就说：“我去给半导体所反映给你配一台好的计算，”他马上很严肃地对我说：“现在我不管你了，你也不能管我，我跟你约法三章，今后你不能干涉我在半导体所的事，否则很多事我以后都不能告诉你，”我只好向他妥，有一次我告诉黄先生，我听说半导体所有些人很怕他，如去向他请教问题，都是预先准备好答案，他表示很不解地问我：“我这个人真的这么可怕吗？”我说：“那是因为你一句话、一个印象，人家这辈子提职就没戏，”他恍然大悟：“原来如此！”

    1979年，黄昆先生第一次带代表团应邀去意大利的里亚斯特（Trieste）理论物理中心访问，他特别认真地进行准备，甘子钊与他同，他对甘子钊的业务能力一点儿也不担心，就担心他的外语表达能，访问前我去看望他，他说：“这几天老做梦，梦见甘子钊在黑板上边写边讲中文与外国人交，”

    我与黄昆先生交往中，亲身感受到多年来疾病给他带来的巨大烦恼和痛，我见他时总是先问候他：“你最近好吗”？他总是回答我：“怎么算好？辰嘉，看来你要到70岁后才能体会、理解我，每次病后，我是不可逆状，”我与他年龄相差十六七岁，我身体还算健壮，他总认为我不理解他的身体状，黄先生最后两年的日子里，我问他：“现在我是否可以理解你了？”他又说：“现在不行了，你要到80岁后才能理解，”多年来，疾病无情地折磨着，最后一年的日子里，虽然黄先生还认识我，每次去看他都还叫得出我的名字，但他与我的谈话交流越来越少，只有眼神的交，我曾为此非常伤，我十分怀念多年来与他一起度过的欢快日，他对我的教诲，我将铭记终生。

    如今，黄昆先生的铜像坐落在北京大学物理学院二层入门大厅里，与饶毓泰、叶企孙、周培源、吴大猷、王竹溪五位大师并排而，2006年12月15日，北京大学物理学院师生为黄昆铜像举行落成仪式，当年“五校联合半导体专门化”师生、原半导体教研室和固体能谱研究室的教师和嘉宾欢聚一堂，追忆黄先生对我国半导体教育和科技事业的重要贡献，回顾中国半导体事业创建、发展和壮大的50，这使我想起《史记》中西汉古人对李广大将军的评价：“桃李不言，下自成，”

    黄昆先生勤奋、严谨的治学精神，以及他严于律己、诲人不倦的道德风范，永远是我们的榜样，并将永远鼓舞我们前进。

    黄昆先生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作者简介

    陈辰嘉，北京大学物理系教，1956年从厦门大学物理系入北京大学物理系五校联合半导体专门化学习，1958年北京大学物理系半导体专门化毕，同年，在厦门大学物理系半导体教研室参加工作，任半导体教研室副主任研室工作，曾任半导体教研室副主任、固体能谱教研室主，1961年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半导体，长期从事低维半导体微结构光学性质和稀磁半导体的研，曾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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