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汲安

    初次见到黄昆先生是1963年秋，那时他领导的北京大学物理系固体能谱研究室常有学术活动，我们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第九研究组的部分同志有时也去参加。

    真正与黄昆先生相识并开始得到他的帮助和教诲是在1977年全国自然科学规划会议和它的预备会议，中国科学院根据中央关于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通知中指出“要抓紧制定科学技术规划”的规定，针对“十年动乱”对基础科学研究的严重破坏，于1977年9～10月间在北京召开了有1200人参加的全国自然科学规划会议，制定了《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参加规划会议的代表，不少是各门学科的著名专家、教授，也有一些年轻同，我有幸参加这次会议，并和中科院长春物理研究所张新夷、上海技术物理所糜正喻三人一起承担凝聚态物理组的秘书工，黄昆先生和谢希德先生都在这个组，汤定元院士、徐叙瑢院士、甘子钊教授等许多著名科学家也在这个组参加讨，作为秘书，要把专家的意见和建议记录下来，整理、汇总到物理学大组的秘书处，据此来起草规划的相关部，讨论中许多发言都有很强的专业性，因此会后常常要再找发言者本人请教，以便更准确和全面、如实地反映对规划的意见和建，有关固体能谱研究和半导体物理研究方面的问题，我曾多次向黄先生请，他都是简明、扼要地指出问题要害，但是说话的语气常常是“我以为……”，透出他的谦虚和谨慎的品格。

    为了给全国自然科学规划会议做准备，并提供一些背景资料，1977年夏天，凝聚态物理组在牵头单位中科院物理研究所的二楼会议室举行预备会，会议中有一天下了雨，黄先生因从物理所回家淋雨着凉患了感冒，不能再继续出，会议结束，主持人委托我上他家里把预备会形成的一些意见送他过目，征求意，我到他家时，他还在发烧，但仍抱病仔细阅读、思考，还对我讲了一些他的想法，最后他把要点写下来交我带，这种一丝不苟的精神令我感动不已。

    黄昆先生是在全国自然科学规划会议结束不久，即1977年10月到半导体所就任所长之职，之前，半导体所执行的是“以任务带学科”的方针，工作基本上是“跟着洋人跑”。当时的王守武所长清楚地认识到，要提高材料和器件研究水平，在有些领域有所创新，加强半导体物理研究是极其必要，他领导、组建了一个专门从事半导体物理研究的第九研究组，简称九，几个年轻人在他指导下，进行半导体表面物理、半导体激光器理论和杂质态理论研究，也取得一些成，但是在那个越有重要应用背景的学科越是撇开基础研究不搞的年代，九组经常遭受冲击，多次争论研究方，“文化大革命”来临，终于解体，研究人员流散到其他研究，黄先生来所后，向全所人员指出，半导体所是中国科学院的研究所，研究工作必须是高水平的，否则就失去了存在的意，要提高研究工作质量，必须首先提高研究人员的学术水平，因为研究所水平高低主要取决于研究人员的素，他这样说，也就这样做，把提高研究人员素质放在他工作的重点。

    除了处理所里一些重要事务外，黄先生本人都在物理研究室理论组的办公室和研究人员一起做研究工，他发现理论组的研究人员物理基础较弱，无论是理论基础还是物理背景知识都有欠缺，不能达到做出优秀研究工作的要求，他决定亲自为他们讲授半导体能带理，消息传出，其他研究室的许多人也要求参加听，原来打算为理论组几个人在办公室的讲课只得挪到办公楼兼单身职工宿舍的屋顶平台上进，讲课每星期一次，一讲就是半，听讲人坐在自带的小马扎上，认真听讲、记录，学习热情非常，黄先生讲了近一年，内容包括周期场中的电子运动等10，他讲课概念清楚，重点突出，条理分明，语言简洁而生，既深入浅出，适合大部分听讲者的基础水平，又全面、系统，为理论组人员进行半导体理论研究打下扎实基，他特别强调“知识学后要会用”，讲到正交化平面波方法计算能带时，建议理论组实际算一，当时，我和钟学富、王永良、朱其高做了黄先生出的这道大的练习题，并把作业交黄先生批，根据理论组人员的听课记录，主要由朱其高整理成讲义，分发给听课，所外包括一些外地的研究人员和老师知道后，也纷纷前来索取。

    这次讲课对半导体所产生的影响是很大的，不仅使大家学到了能带理论基础知识，更为所里开创了重视物理研究和学术空气活跃的局，物理研究室在后来短短几年里做了多项有水平的研究工作，不少受益于这次听，所里许多从事材料和器件应用研究的人员从此经常把研究中遇到的问题提高到从物理角度来思考，工作做得更富于创造性。

    为了讲好课，工作繁忙的所长黄昆只能用休息日在家备，他怕有客来访影响备课，不得已，到星期天就在家门口挂上“黄昆不在家”的牌，后来此事在所里广为传颂。

    所长任期中，黄昆先生所做的最重要事情之一是建立了一支半导体物理研究队伍，并发展成为一个在世界物理学界有一定地位的研究集体，为此他花费了大量心，除了亲自讲课外，他从外地调入夏建白、顾宗权和续竞存，解决了理论组人员不足的问，后来朱邦芬的加入以及黄先生自己的研究生一起参与工作，使得理论组做出不少高水平工作，成为国内外有影响的理论物理研究，在他的指导和影响下，研究人员的学术水平提高很快，有些人还做出很出色的、有国际影响的工，组里的夏建白和朱邦芬先后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身为所长的著名科学家黄昆在日常的工作中，即使小事也非常认真，乐于听取并尊重别人的意，记得因“文化大革命”中断十余年之后，1978年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招考研究生，报考半导体所的考生很多，“固体物理”的考题是他亲自命的，他请我和钟学富批阅考卷和打分，由他过目后给出成，在录取阶段，有一天他找我们两人说要商量一件事，按计划他是招两名学生；有一名成绩排在四五位的考生的“固体物理”考卷答题很有特点，有些题完全答不上，但是答上的题都答得非常好，表明他对知道的东西是弄得很透，他说这位考生不容易，会有培养前途的，想增加录取这名学生，特地征求我们两人的意，录取学生是导师本人说了算的事，只因我们帮他批阅了考卷，还特地与我们商量，可见他对别人的尊重。

    对待研究成果署名和评价上，黄昆先生有严格的原，记得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家决定把建国三十多年来的历史经验，分门别类加以总结，编纂成书，出版《当代中国丛书》。其中有一卷是《中国科学院》，黄先生被邀请为撰稿，因为撰稿人是各写自己专业领域，所以要花较多时间开会讨论，分割条块，统一格，他正在所长任上，工作太忙，所里让我帮助他一起，《当代中国丛书》要遵循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不虚美，不掩过，用可靠的事实资料，如实写出新中国三十多年的建设，黄先生要求我对中科院各有关单位所做的半导体物理工作做全面调查，有意义的工作不能漏写，提到个人名字时要慎，后来，写完初稿，送他审，在初稿中，有一项包括黄昆名字的成果是关于半导体中束缚激子压力行为研，这项工作是他倡导并亲自指导下完成的，是一项既有理论又有实验，两者完美结合的研究成，他看后就把自己的名字删除了，他的理由是他本人没有做许多实质性研，还有较大篇幅记录他澄清多年来无辐射跃迁理论发展中一些根本性的疑难以及发展多频声子模型，提出了声子统计分，对这部分，他删掉好些篇幅并做修，他对我讲了一些关于研究工作评价的看法，大意是有些工作的重要性要经过多年以后才认识，评价科研成果要恰当，不宜用华丽之词。

    黄昆先生为半导体所研究生做“治学为人”专题报告中有两段关于学习知识，也就是科研人员常说的“打基础”的精辟论，他说：“我们一是要学习知识，二是要创造知，对做研究工作的人来讲，归根结底在于创造知，”他又说：“学习知识不是越多越好，越深越好，而是应当与自己驾驭知识的能力相匹，”物理室建立之初，有一天，他把朱其高和我找到他的办公室，跟我们谈了当前混晶研究方面的一些状况和存在的问题，建议我们在混晶长波长光学声子方面做些工，他鼓励我们说，做研究不一定非要基础雄厚后再做，在一些具体的课题研究中边研究边学习，慢慢就能进入到这个领域中去了。

    在黄先生指导下，我从“黄方程”出发，采用等位移模型，注意到他在《晶格动力学理论》一书中所指出的离子晶体的晶格振动理论中考虑极化场影响的必要性，不带任何可调参数，计算了几种混晶系的长波长光学声子谱，取得一些有益结，论文写完后请他审，从他手中取回的文稿中，虽然只有几处做了修改，但是有一处他添加的四个字我至今未，在论文摘要中有一句“消除了许多作者指出的用通常等位移模型处理结果次邻互作用过大的不合理现象”，他在此句前面添加了“至少部分”四个字，也就是改成“至少部分消除了”。我意识到我的计算毕竟只涉及四种混晶系，如果没有“至少部分”四个字，就把所得结果夸大，后来我书写论文时，每每想起黄先生给我添加的这四个字，都督促自己检查字里行间有否夸大不实之处。

    黄昆先生已离我们而去，但他为人类创造的知识和给我们留下的丰厚的精神财富是永存的。

    作者简介

    吴汲安，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研究，1963年复旦大学物理系毕，曾任半导体所物理部理论组、表面物理室理论组组，长期致力于凝聚态理论研，1980～1982年在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SantaBarbara）分校任访问学者，从事表面科学和量子化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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