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主持人：西南财经大学副校长边慧敏
北京师范大学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李晓西教授
论坛特邀嘉宾
丁辉 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院长
王小兰 时代集团公司总裁
冯飞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研究部部长
翟立新 科技部政策法规司副司长
侯万军 国务院研究室教科文卫司副司长
胥和平 科技部调研室主任
王奋宇 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副院长
周大亚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调研宣传部综合处副处长
何传启 中国科学院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
赵志耘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副所长
杨仁全 北京市科委政策法规司综合处处长
张翼 成都市科技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王宏伟 中国社会科学院计量经济所室主任
何树平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五局副主任
李晓西：各位来宾，大家早上好！金帝雅论坛现在已经是第五次了。今天讨论的题目是科技方面的问题，主要有三个子题目：一是国家科技管理体制改革的问题，究竟怎样改，请大家发表意见；二是科技成果转化的困难与对策；三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科技创新与政策。这些题目供大家参考。来的人对科技领域都非常熟悉，现在请大家自由发言。
丁辉：市科研院是一个拥有30多个所，5000多人的大型科研机构，规模上在全国地方院中名列前茅，今年的年收入有40亿元，在这样的背景下我谈一下科技体制改革和碰到的问题。
我认为科技体制改革首先要解决的就是主体单位的定位问题。我相信事业单位改革肯定是非常剧烈的，因此我呼吁科研事业单位不要纳入到现在意义上的事业机构，应定位成为一种特殊形态的机构或组织。绝大部分科研单位都必须将研究开发水平体现在应用价值上，把科技成果转化为社会价值和商业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讲，也不是传统的事业单位定位了。
在科技体制改革中，至少要实现“某种程度的去行政化”。可以试一试，一个单位的院长是任命的，下属研究所的所长全部取消级别，甚至院长也取消级别，实行聘任。现在研究所的所长有行政级别，在实施股权激励参股入股等方面被束缚。
在科研经费方面，现在对于科研经费使用结构上的比例要求不尽合理，我希望通过科技体制改革能够使科研机构拥有科研经费使用的自主权，同时关注科研经费的产出效益，建立科学的绩效评估制度。就像我们院对收入的整体规划就是1/3政府投入，1/3竞争项目收入，1/3技术转移、技术服务收入。
关于科技成果转化，在北京的中央科技资源很多，但是像清华北大这样的高校，目标是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应当有中介机构或者经纪公司去转化他们的成果，地方科研机构也应做他们技术转移的桥梁和踏板。此外，想要将科技成果转化，有时应直接与成果拥有的专家合作，中关村股权激励的政策就是好方法。
诸如战略性新兴产业这样的事情，应当走向低端。所谓低端不是技术低端，实际上是末端，是被社会和市场使用。战略性新兴产业不一定说得那么遥远，我认为就在眼前。
另外，我认为目前企业还没有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应该从政策等方面对企业加大支持。
王小兰：我是时代集团公司的总裁，时代集团公司是中关村的企业，1984年成立，中关村1984年成立的企业到现在还剩下23家，我们是其中之一。另外，我也是北京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会长和中关村协会的联席会议主席，对中关村的情况比较了解。协会已出了三本蓝皮书，承担了各种理论课题至少四五十个，这方面有一些基本素材积累。时间关系，只谈观点，不作分析了。
第一个题叫国家科技管理体制改革取向。
第一，我认为改革30年国家科技体制改革破了点题，但取向不统一，或者认识不统一。所谓破了点题就是释放了生产力，这一点初步做到了。但是下一步改革的取向往哪走，我认为是不统一的。一个方向是按照丁院长说的，让大院大所的生产力继续释放，继续发展，这是一个方向。但是从国家大的体制来讲是否让这些人当亿万富翁就算改革成功了吗？肯定不是，讨论国家科技体制建设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要建立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的体系，这个还没有破题。什么样的企业能当主体？什么叫主体等等。我认为这是最简单的话题，科技是干什么的，科技要不要为经济服务？不是说谁是主体，谁就重要。但这个问题始终没有解决，这是我想讲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我认为改革取向不一致。问题在于缺少顶层设计，这种顶层设计就是应该研究我们的基础研究应该是如何组织？我们的应用研究应当如何组织？没有顶层设计，各路大军吵来吵去，没有结论。基础研究怎么办我不知道，而应用研究我认为必须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的体系，这是必然的趋势或者方向。如果离开这样一个共识的话，经济和科技永远是两张皮。
30年前中关村的企业干的事是把大院大所束之高阁科技成果实现产业化，30年后我们还干这个活，而且连这种活都不见得容易干了，人家不但束之高阁了，还不给你了，因为他们有的是钱，他们没有转化的动力。
现在的产学研问题，我发表的文章非常多，想就这个问题简单谈一谈。第一，产学研三者之间签约往往是形式，联合申报项目也是形式，最主要的问题是我认为没有建立人才流动的制度通道。现在技术可以流动了，资金可以流动了，但人还难以流动。我们知道技术、资金、人是创新的三个要素，作为企业来讲，有些成果是要连泥带土转移的。这种连泥带土的转移，我们没有一种制度通道去解决人能去也能回的问题。人的流动制度通道不解决，很多大学教授到我们这里干了三年回不到学校，没有学校待遇了，到我们这里来干嘛？就为了挣这一点钱吗？没有必要。所以总的来讲，现在产学研合作的问题，一个是评价机制问题，一个是制度通道的问题。制度通道不解决，光有资金流、项目的流动，没有人的流动，产学研的体系是不可能建立的。当然还有中介机构的完善问题。
技术转移体系是和以企业为主体的体系建设相关联的姊妹话题，实际上也没有破题。技术转移的体系，我认为不是没有那么多人干技术转移，最主要的问题是技术转移的动力机制。
第三个问题，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科技创新与政策，我认为有一个误区，就是战略和新兴是两回事。战略的肯定是新兴的，新兴的不一定是战略的。说得简单一点，战略的可以用举国体制，用两弹一星体制做，但是“新兴”的绝对不是这样的规律。新兴产业的技术发展是有一系列培育试错的过程，有技术的试错、有市场的试错、有商业模式的试错。在新兴产业发展上，最成功的产业是我们的互联网产业，这个产业就是把战略和新兴结合了，由央企做“主干”，由民企做“网站”，先后死了一大批，最后成就了搜狐、新浪、百度等等，这些是美国纳斯达克市场的成果。我认为这是成功的典型。但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我们把战略和新兴混为一谈，出招的时候也混为一谈，用专家机制来评价新兴产业，我认为极其错误。专家怎么能预知新兴产业是怎样发展呢？好在还有美国的纳斯达克。
冯飞：刚看美国十次提到中国，提中国的什么呢？一高铁，二新能源，三新能源汽车，还有中国的电信创新，这些令世界瞩目，值得思考。
高铁目前在建已经通车、时速为250公里以上的铁路为7500公里，两条特高压，这个市场只有它独占，而且这个市场吸引力是巨大的。中国有句话叫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我觉得在这两个案例当中，我们可以看它是怎样把市场优势发挥出来。这种独占的市场和创新的结合，发挥了战略买家的作用。我们做了很多支持，有一些基础，但是我想最主要的是发挥的把超大规模市场战略买家的优势和国外的技术引进结合起来，促使它转让技术。尽管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争论，包括外方的一些争论。战略买家是“一家买”，买高铁的技术、机车产品等一系列产品，而且买四家全球最大的高铁的机车车辆的供应公司，然后提条件技术转让。因为当时的高铁可能全球就中国用，包括特高压，买家也一家，要求对方转让技术，所以在很多变压器等项目上全球领先。通讯设备制造这个行业值得骄傲的是中兴和华为，新能源汽车当中全球瞩目的是比亚迪。这些瞩目性的技术也不是说单靠政府的体制内的支持来发展起来的，我们就要反思中国的科技体制在哪出问题？在产业化方面怎么走，我认为需要好好总结这样一些成功的案例，分析一些深层次的问题。
现在讲战略性新兴产业。我总结战略新兴产业有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创新驱动型，换句话说，是技术的不成熟。刚才说是试错的过程，这很重要。第二，供给创造需求；第三，需要商业模式的创新；第四，需要产业组织形式创新。产业组织究竟是什么政策，现在有些部门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要依托既有企业发展，我认为这是没有任何前途的思维。依托既有企业，战略新兴产业能否成为产业？我认为战略性和新兴产业是个交集。一方面取决于科技成果转化，从产业的角度讲科技成果的转化；第二取决于新兴企业能否成长起来，不是既有企业；第三个特点，面临大量的体制和机制障碍。如果分析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环境，没有一个产业不面临着非常严峻的体制性障碍。比如三网融合的问题，新能源的接入问题，新能源汽车的准入问题，生物医药的药评审批和医保目录的问题，支线飞机和干线飞机的空域管理问题等等，所以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当中我们强调三个创新：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这三个创新一定要结合起来考虑，要有系统性的创新的思路才能使得战略新兴产业发展起来。沿用过去老一套办法，我认为战略新兴产业没有出路。包括科研体制，我们的科研、科技管理这样一些体制，基本上适应的是引进技术、消化，再创新。现在来看，有些进展，但总体上还不行。而战略新兴产业发展是一个创新导向性的，也就是说要跳出原有的发展方式才行。我认为是这样一种思路，还不是说在原有基础上小打小闹。否则的话，在全球竞争当中，中国有可能起个大早、赶个晚集。历史类似教训非常多，当年搞集成电路的时候时间也不晚，但最后落后了。
在发展当中，刚才有同志谈到面向个人的科研成果的收购，这个政策我认为是非常重要，这是美国80年代的时候搞的政策，就是政府资助的科研项目形成科技成果私有化，这是美国80年代当时叫“拜顿法案”，日本搞RTO，类似于美国80年代这样的做法。我认为这是比较重要的。
第二个方面，战略买家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垄断行业当中。那么，在竞争性行业当中怎样组织供给、把需求侧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现在需要考虑创新联盟的问题。创新联盟是全球最成功的，是美国在80年代搞的集成电路的创新联盟，夺回了霸主地位。创新联盟现在关注的是它的组织形式，美国80年代的创新联盟是以公司形式组成，解决的问题不是竞争性产品，是产业共性技术。当时要解决的就是集成电路的装备，超大规模的集成电路的装备、技术的研发。所以，联盟就非常重要，强调开放。
翟立新：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问题，最近社会上的讨论很多，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各自的意见和建议。刚才几位谈得都非常好，很有启发。我从三个方面谈一点自己的想法。
首先，关于科技管理体制改革。这个问题有不同的层面。刚才有专家谈的具体的创新主体或者事业单位，主要是微观层面的管理。这个层面也有不少问题，包括事业单位行政化的问题、科研经费自主权的问题以及干部人事制度管理等等。在这个层面上，最大的问题是没有按照科学规律、科研单位的特点来管理。
现在社会上讨论更多的，尤其今天上午大家议论集中的是相对宏观的管理体制问题。说到科技的宏观管理，总体一个感觉就是太分散了。我们国家有科技经费的部门，包括了科技部、自然科学基金委、科学院，还有财政部、教育部、发改委，另外就是科协、工程院、国防科工局等，涉及到十来个部门。但是从职能来讲，按照《科技进步法》，科技行政管理部门是肩负着宏观管理、统筹协调的职能。但真正协调起来很困难，因为各部门都是兄弟单位，甚至有些单位领导人的个人级别比科技部还高。要从职能上要加强统筹管理和总体牵头，目前还缺乏一个相应的手段，特别需要一个更高层面的协调和组织。我们有国家科教领导小组，每年开两次会，一般开会只讨论一、两件比较具体的大事，对整个科技重大决策进行系统谋划和统筹协调还缺乏相应的制度安排。所以宏观管理分散、多头管理是非常突出的问题。这种状况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科技经费使用缺乏统筹，效率不高。具体到一个单位或者一个专家，可以从多个部门去拿经费，把题目改换头面，到处去申请。但是客观来说，因为单个课题体量不够，需要多个项目经费的支撑。这也反映出各个部门之间信息不共享，项目安排很容易形成低水平的重复，这样经费使用效率、成果转化效率都有问题，造成有限的资源、有限的科研经费，不能有效地集中起来使用到国家目标或者重大的科技的方向上来。除了经费上的分散，还有一个突出问题就是政策协调困难，而相对于经费对创新的直接支持，政策对创新的作用更广泛、长远，意义也更大。目前科技政策越来越多地是创新政策，很多政策涉及到财税、经济和人事部门，而这些权力部门都强调已有的规定和各自的利益，宁可抱残守缺，不敢冒一点风险，更不愿放弃一丝利益，政策突破十分困难，突出地表现在项目经费管理和成果转化激励等方面。
科技部作为几个国家重大科技计划的管理部门，目前绝大部分都是项目经费，这些年试图拿一些经费去稳定支持创新基地、支持优秀的团队和人才，但操作起来很困难。主要原因是经费管理办法是财政部定，如果不按项目去执行，就通不过。而且具体到一个课题，买一只笔、做几次试验、出几次差，预算都要写得清清楚楚，这种经费管理方式显然不符合科技创新的规律。像管工程项目一样管科技经费，看起来很科学、精细化，但实际上反而造成了一种浪费。这个问题涉及到科技经费的预算管理和财务管理制度，很多经费政策科技部门掌握不了，也协调不下来，这是制约科技经费管理的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还有一个是科技评价制度问题。大家都感到现在评价太多，评价的导向太功利化、短期化。比如有的地方政府对科技投入，希望马上就能有产出。科技不是今天投入一千万，明天就产出二千万、三千万，但有些地方就这样要求。还有的单位简单地考核文章数量，这样管理操作最简单，投入产出好计算，但给科技人员形成了直接的压力。所以在科技评价的导向上也有调整的问题。从宏观到微观，根本问题是怎样按照科学自身发展的规律办事，如何结合中国的国情发挥自身优势，探索一个有效的科学管理的模式。美国的很多东西我们学不来，我们中国也有自己的制度优势，关键是把按照科技规律办事和按照中国国情办事更有效的结合起来。从未来的发展来看，如果不继续把我们的制度优势发挥好，单纯地强调自由探索，按照美国的套路走，我们很难改变被动落后的局面。
我还要强调一下未来科技体制改革的取向问题，只要我们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总的改革方向不变，科技与经济社会结合这个科技体制改革的方向就不会变，也就是要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科技更好地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作用。我个人不太赞同所谓几张皮的提法，科技和经济，就像一个人有两条腿，上边是合在一起的，下面有各自的功能，比如基础研究就不能按经济规律去要求，它有自身的规律和特点。但是科技与经济社会结合也就是要与应用相结合，这个改革方向没有问题，也不能变。
其次，是关于科技成果转化问题。有一年麦肯锡公司给英国的科技体制做了一个诊断，最后的结论是，政府把钱给大学，然后由大学来转化成果，这个模式基本是不成功的。我们国家科技成果转换难，最主要症结是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开发是一个主体，应用转化是另外一个主体，这自然是产生了转化难问题。大家没有听说过企业自己搞出的科技成果有转化难的问题，所以我认为根本的问题是企业的技术创新主体地位还不够强，企业在创新投入方面还远远不够。这背后是一个市场环境问题，如果在一个市场中，非创新企业能获利甚至可以获得暴利，那么企业就没有冒风险、搞创新的内在动力。
另外一方面，是成果转化上的激励政策不落实。有一些成果持有者是国有单位，政策上规定转化后20%的收益或者更高可以奖励给主要发明人人，湖北规定70%可以给个人。但是有一个坎绕不过去，那就是把职务发明成果转化收益激励个人，涉及到国有资产的管理问题，把国有资产给个人，在有些部门看来是大忌，搞不好就是流失，实际操作时也不批准。解决这下问题，我认为可以考虑两条思路：一是能不能把包括职务发明在内的无形资产不作为国有资产，而是作为法人资产，交给单位自主处置，跟一般的国有资产管理有所区别；二是技术成果等资产仍然按照国有资产来管，但只备案、不需审批。目前中关村也在试这方面的政策，希望有所突破，特别是在操作层面要有具体的实施办法。
最后，是关于战略性新兴产业问题。这方面我主要谈与前面两个问题有关问题。我认为目前大家有一个误解，就是现在有大量好的成果转化不了，重点放在转化的环节上，但问题是我们真有这么多好的成果吗？现在大家关注的几大新兴产业，我们核心技术到底掌握了多少？我看现在不是金子被埋在土里，而是金子太少。解决这个问题还得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来办，如果科技人员没有一个潜心研究的好环境，就没有好的成果出来。只强调后端转化，是远远不够的，因为首先要解决有可转化的成果的问题，否则就是无源之水。所以，我认为当前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是核心技术的突破，否则就不会有创新的产业。现在有的地方一哄而上，用招商引资的做法、追求规模的思路去搞新兴产业，这样做未来的后果很难想象，风险也很大。归根到底，首先要有成果出来，之后才有转化和产业化的问题，而目前大家对技术突破的关注很不够。
侯万军：今天说几点感想。第一，关于奥巴马十次谈到中国的感想。奥巴马在选举前就提到中国，上台之后的第一个国情咨文就两次提到中国，第一提到高铁，第二提到数学，印度和中国的数学，是教育。从此之后美国的高官不断有赞美中国的词汇，我们听起来舒服的话主要是围绕科技和教育。朱棣文十一月底来中国见我们中央领导的时候说：“我非常羡慕中国这么多年持续大规模的投资教育”，他说“我甚至有点嫉妒，因为在美国太难了，美国有国会和反对派，美国要做一件事太难了”。他看了很多地方，大大超出了想象。他在美国确认我们的计算机在世界上运行速度最快、性能最好的时候，美国人一点也不怀疑。回去以后他又讲了我们有可能被中国超过。还有位美国的记者写了一篇东西，中国经济增长变为世界第三也好，马上成为第二也好，对美国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中国对教育、科技的支持和发展。美国有危机感，我们更要有危机感。现在说中国是第二的位置，中国下一步转变发展方式等等，越来越依赖科技，科技已经深入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中，小到手机，出门坐车都带着电脑，等等。以前，如果在二十年以前、三十年、四十年以前，科技似乎与普通老百姓距离很远，现在不管你知道不知道，天天在跟它们打交道，科技对国家的贡献是越来越强，越来越大，这是我第一个感想。
第二个感想，从输变电等大项目思考科技体制改革也是有益的。科技投入上，如果资金是分散的，技术是分散的，市场是分散的，就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我们的创新应在什么地方呢？集成创新，这是我们的优势，资金、技术、市场和政府找到最佳的平衡，这是我们成功的地方。电力前期面临生死危机，有一个巨大压力。通过这几件事情也启发我们，中国的科技到现在，我们应该感到自豪，但是下一阶段要有危机感。如果总是引进，永远跟在别人的后面，永远是末端，没有抓住核心技术的有效开发，就很难真正发展起来。中国的科技体制发展，大的方面，需要国家的顶层设计。科技是生产力，但是怎样弄，从体制方面没有弄，所以这个问题没有破题，中国的科技发展是改革的大背景下，我们的生产力得到了释放，市场、技术、资金的盘子在那里摆，要科技的支撑。现在都是就事论事谈问题，谈核心引领好不好，当然好，但很多问题没有谈到。现在有一些迹象，技术创新联盟已经有一些了，支持创新工程、品牌建设等一些问题提出来了，还有去行政化的问题，刚才有同志谈到的，大学里面讲去行政化里谈得比较多，现在科研单位也提出来了。我们从战略体制方面，核心问题还是人的问题，使人的生产力得到解放，这样人、技术、资金结合起来。当然，一旦放开，可能大量的互联网企业倒闭了，这些经费就是打水漂的经费，没有关系，但是和你技术、资金结合起来，你失败了，没有关系，可以加入别的团队，不可能要求国家拨20亿，每个成果都能转化。
另外是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结合，特别是公共科技资源的整合。这可能属于政府要做的，建立一个共享的平台和公共的科技资源，特别是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民营企业发展的公共平台，科技人员的身份问题，我是企业人员，和事业单位有巨大的差别，企业确实吸引不到这些专家。身份不解决的话，作为一个技术研究人员，我到企业和到科研单位本质上没有区别的话，没有吸引力就走了，这是人员的通道，所以要有一个平台共享公共资源。我觉得这是真正应该考虑的一个问题。
胥和平：今天讨论科技体制改革和未来发展趋势，其实中国科技体制改革，过去10年，确实取得了很多成就。至于未来，怎样往下走，实际上不清楚。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刚才有同志提的问题非常尖锐，下一步科技成果依托什么力量组织起来？高铁还是要做的，大飞机还是要做的，重大工程要做的，这没有问题，中国有这样的传统，更重要的是怎样依靠市场的力量，建立整个中国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大家没有破题，没有解决，感叹的都是这个事。
从战略上讲是什么问题呢？现在面临最大的问题，中国的经济体量上来了，科技体量也上来了，科技成果也出来了，你可能PK世界经济前列的最后三五个国家，战略和体制的问题现在连为一体了。我们倒退回去十年，二十年，科技改革其实问题很大，思路很清楚，门一打开，鼓励人们下海办公司就完了，就这么简单的思路，这样钱也多了，体量也大了。现在研发投入大概其是5800亿了，每年是20%的增长，弄下去二三千亿，中央政府五六千亿研发投入，七八千亿的科技经费。往前走怎么搞呢？在这个问题上还没有大思路。我们一直想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经营创新体系，但还没有完全到位。我想的问题是这样，当作为一个在全球能跟别人PK的大国，体量大的时候，支撑的东西没有建立起来。
回顾整个科技体制改革，我们解决破的问题，没有解决立的问题。国有企业改革很能说明问题，国有企业改革，我们重组了，力度很大，弄了15年的时间，我们没有见到现代企业制度怎样建立。央企是好事还是坏事，不清楚。我们要尊重科技发展规律，但规律是什么不知道？高铁是一个规律，新能源是一个规律，现在落到手机又是一个规律，科技人员创新是一个规律，国家目标是一个规律，规律是什么呢？五花八门，每人摸到的规律都不一样，有各种各样的东西，规律完全不一样，怎样搞法？现在科技界有人写文章，讨论的并不是面临的最大问题和本质性的问题，比如科研经费管理，他们对科研经费管理是有意见的，但是大的方面是中国研发经费73%、74%是市场经费，不存在不结合、不转化的问题。剩下的26%，政府占了24%，其他资金占了2-3%，政府的百分之二十几也很分散，八九个部门一起干，国防拿走一块，重大建设拿走一块，863拿走一块，支撑计划拿走一块，都是面对应用项目的，真正不转化的，还有多少钱，最后弄下来没有多少钱了，可能是上千亿里面剩下三五十亿，大事不在这里。大事在什么地方呢？能出来东西，靠谁出来？所谓科技成果转化的问题，我们和科研院所担心的是无成果转化，看问题的本质在哪里？十年前、二十年前真有很多东西放在那里没有转化，搞了十年，风险投资家和企业家的眼睛像狼一样的，有好成果放在那里不转化，不太可能。但确实有些成果转化有困难，政府不提供好办法，实际上没有想过好办法，只能设身处地转几个弯来算。我们从积极的角度看问题，是面临科技发展到新阶段，面临科技总量提升，我们要干大事情，持续的创新能力没有基础，没有依托，这是我们真正要思考的。中国面临科技管理的问题是有的，最大的问题是潜心研究出东西的问题，这是目前最难的。就跟我们经常批评浮躁、不努力，中国经济浮躁，科技界也浮躁，现在钱已经多了，怎样在这里形成基地，建立好的机制，就是改革，把支撑长期科技创新能力提升的那个东西找出来。我们以企业为主体的经营创新体系，但最根本的东西没有找到，我们讲以企业为主体的东西，就想到科技部有点钱，科技部、财政部钱也不多，一讨论为主体就想分钱的事，肯定不是这个。这个国家的科技创新、科技进步，是不是最后真的体现在企业作为主导力量推到哪一块上去？这是我们面临最大的问题。
我们去年讨论中关村的问题，大家一直讨论中关村现在创新热潮，创新的激情，不如柳传志那代人。你们都是这代人，甚至我们突然发现没那个劲了，我们要深入思考。现在到了一个真正大转折的时候，科技成果转化的机制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旧的东西已经过去了，新的东西建立是极其痛苦的过程。这相当于市场化和国际化战略如何看待的问题，不是钱的问题，不是办几家民营企业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要有一些大的思考。据我所知，科技部在“十二五”有深入的思考和安排，也有很多部署，但难度非常大。
李晓西：以后我们找一个题目，专门搞一个论坛，让大家充分发言。
王奋宇：非常感谢李院长的邀请。这次讨论的题目我也特别感兴趣。从上个世纪末全国科技大会开完以后，我们配合政策法规司做了科技体制改革的研究和支撑工作。通过一个例子，我觉得可以说明一下现在谈科技体制改革和十年前或者十五年前甚至更早谈科技体制改革，面临的背景和环境完全不一样了。
2000年还是2001年我去一个院所做调研。这个院所做分子生物学研究。在研究过程当中需要用植物做研究材料，在植物育种过程中，发现了一个副产品，培育成为新的种子，结果研究所后来基本上忘记了自己的使命和自己要做的基础研究了，说这是好事，能卖大钱，每年就用那个种子赚钱。当时我们去调研的时候，说怎么能这样做呢？他们说我们现在科研经费不足，一年才几万块钱，能够干什么，研究没有经费，只能靠这种创新研究这些东西。这是当时的一个现实的真实情况，科研经费严重不足，在改革之初是这样一个情况。
现在看来改革的基础和环境已经完全不一样了。2008年的数字，从97年到2008年这10年间院所的科研经费投入年均增长18%，也就意味着从90年代末人均科研经费大概六七万到现在是二十七万、二十八万。过去说钱不够花，现在到院所去，听到最多的抱怨是钱花不完。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也说明我们国家对研发、科研投入这块确实明显加大了支持力度。这代表了我们国家科研体制改革或者叫科技体制改革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向，由过去单纯的改革到现在改革和建设结合在一起，所以现在说科技体制改革只是半句话，后面半句话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一定要把建设国家创新体系放进去，这才是完整的话，是关于中国科技体制改革的一个完整的表述，只说科技体制改革只是半句话。所以，这个形势完全不一样了。
第二个形势，现在虽然对中国的科技体制和科技产出存在截然相反的判断，我认为是两种极端的评价，一种是捧杀，一个是棒杀。前些年美国说要十年、二十年中国会超过美国，前一段时间说2012年就会超过美国，这是最激进的例子。我觉得这对中国科技的评价不是很客观的。另外一个评价说中国的科技一塌糊涂，说又是腐败，又是靠关系，搞项目，国外是80%的科技成果转化率，中国只有5%-15%，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些论调。国外的学者从经济学的一种假设来说，首先国有企业没有创新，国有经济对科技资源的垄断实际上对民间的创新活力是一种扼杀和压制，所以中国是没有希望的。这在美国也是一种判断，属于典型的棒杀式评价。这是第二个背景。
第三个背景，国内和国际的形势。前些年国际竞争压力很大，这也是近年来科技成果迅速增加的原因。十七大以来，民生和解决国内的问题、就业、物价等等，内忧已经不亚于外患了。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有企业为主体，市场配置资源的产学研结合的技术体系，以大学科研院所为主体的知识创新体系，有国防创新体系，有区域创新体系，有中介服务体系这五大体系，如果分别去调研，会发现五大体系的主体创新动力都很强，只要有足够的资源和好的体制就可以做。但事实上每一个子体系都存在非常突出的问题。就说产学研的事，我们发现在中国几乎所有的大学，尤其是985年和211大学，他们在大学教育当中传授的知识已经是世界上最前沿的知识，他们所做的研究活动、研发活动的领域，或者那些技术水平已经是世界最前沿的了。与此同时，我们产业部门的技术水平或者吸纳能力，是不是能够真正和高校里面的知识创新所形成的产品能够对接。比如，我们到英特尔和微软做调研，当时调研跨国公司研发的事，突然间我问你们产学结合有问题吗？说没有问题呀，要想做一个软件或者什么东西，马上高校就给我们做出来，非常好，劳动力又很便宜，来的学生到我们这里就业非常好。他们高校的知识和企业的技术水平之间的对接能力是在同一个水平线上的。如果谈到我们国家的民营产业部门的技术能力和高校之间的知识创新的水平，实际上存在一个非常明显的鸿沟，这可能是我们产学研结合当中一个很现实的原因。
周大亚：我将主要从人的角度谈一谈关于科技改革的问题。到2005年底，我们国家科技人力资源总量是4200万，去年底科技人员总量达到5800万，仅四年每年要增长400万科技人力资源：一个是具备资格的，大专以上的毕业生5400万，再加上技师和高级技师，在工作岗位是300万，加起来是5800万，这是很大的资源。我们去年组织完成了一个关于科技人员和经济发展相关性的研究报告，研究发现，科技人员在不同区域经济发展中的相关性并不是很明显，特别是相对于资本而言，很不明显。我们也分区域，包括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东部和西部相关性强一点，但中西部地区相关性很小，这里面可能有一个方法的问题，科技知识和整个区域可能分析产业的接口不一样，我们准备做一个围绕战略新兴产业的发展。战略新兴产业很多是从国家来讲，财税政策、法律政策，我们想从人的角度，比如人力资源，未来两到三年或者七年这七个战略新兴产业人才的储备情况是怎样的，包括领军的科学家、领军的人才，包括每个战略新兴产业的高级技能人才储备情况怎么样，现在我们中央有千人计划，各个省也有千人计划，但是引进人才的难度比较大。我们国家的科技人才怎么样，这可能要研究一下。
科技体制改革做了这么多年了，大家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09年我们想研究一下美国的科协社团在美国科技预算当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美国的科技预算，科协会发挥了很大作用，对经费大盘子的拟定和经费的投向，科协的意见很重要，我们想研究一下这种科协组织在美国科技预算的演变过程中地位是怎样形成的，作用和机制是怎么形成的，这对中国的科学经费分配与管理体制有借鉴意义。
第二，我们想请一些有代表性的协会，比如应用学科的协会等，从协会角度来研究一下国家体制，包括科技部、财政部、发改委多头投入，做一些实实在在的工作。
何传启：我过去对科技界比较熟悉，但从1998年开始从事现代化研究，很少参加科技界的活动。今天来开会，等于重新学习科技界发生的事情。今天会议出了三个题目，我就第一个题目谈一点认识，发言的题目是：从项目管理走向系统管理。
中国科技管理的第一个阶段是部门管理或部门体制，从1949年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科技号称是“五路大军”，科学院、国防科工委、部门科技、高校和地方科技，每个部分都是独立的，各个部门的积极性都很高。
20世纪80年代搞科技改革，中国的科技体制变为项目体制和项目管理。科学院当年提出知识创新工程，力图在项目体制里面加上一块基地体制，但是体量不大。项目管理体制，当年的提法是科技面向经济，经济依靠科技，攀登世界高峰。1997年科学院提交了一个研究报告：迎接知识经济时代，建设国家创新体系，提出国家创新体系六个子系统。然后科技部开了全国技术创新大会，提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但是我今天听下来，感觉我们的“创新体系”仍然是以科技体系作为一个主导观念。这种科技体系说白了有三个特点。一是宏观集权，或者说是计划体制，就是搞计划和项目。二是微观放活，让科技人员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三是单元的创新能力有所提高，涌现了一批创新企业。我们现在论文的总量大，专利的总量大，单元的创新能力提高。刚才冯部长讲到，美国总统奥巴马引用了中国高铁和高压输电的成功故事，看来，我们的部门创新能力也不含糊，也有成功案例。
创新体系建设已经十多年过去了。目前中国的国家创新体系，看来还仍然是以科技体系为主的阶段，而不是创新体系。我觉得中国科技管理体制改革的下一步是走向第三步，走向系统管理。这种系统管理有三个要点，一是系统优化，二是利益调整，三是创新管理。所谓系统优化，就是按创新体系的概念，来优化和调整科技、经济和社会的关系和资源配制。利益调整很重要，涉及科技发展的动力机制。不仅是科学院的利益，科技部的利益，包括大学的利益，企业的利益，科技人员的利益，怎样调整呢？人的行为总是有动机的，尤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是靠政府和命令来创新的，是利益驱动的，需要利益调整。创新管理是关键。创新有不同的类型，不同类型的创新、不同领域的创新有不同的特点。刚才冯部长说了，战略新兴产业要有技术创新、模式创新和体制创新。我们说一个成功的企业，不仅要有成功的技术，而且要有成功的营销模式和管理模式，还要与市场机制相结合，才能走向成功。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核心是提高国家创新系统的能力，从单元的创新能力到部门的创新能力，最后走到创新体系的系统创新能力的建设。这样一来，中国的科技管理体制将从第一步部门管理、第二步项目管理走向第三步系统管理。好几位专家提到科技管理体制要有顶层设计，我理解顶层设计就是系统设计，就是系统优化。
科技发展要按规律办事。利益调整涉及科技发展的动力机制，要按科技规律办事。创新管理要按创新规律进行管理。我听到一些同志反复讲科技要按规律办事，这非常好；但是我听他讲话的内容，好像与科技规律并不一致，有时是背道而驰的。看来，我们需要学习科技规律，研究科技规律，把科技规律搞得比较明白。刚才有专家谈到科技规律有很多，不同人认识不一样。确实，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规律不一样，不同领域和不同类型的创新有不同特点，比如生物学和数学研究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刚才听科协的同志说，中国科技人力资源达到5800万。目前，英国人口约6千万，法国是6千万，德国是8千万。如果我们科技人力资源是5800万的话，就相当于欧洲的一个大国了。我们在世界科技舞台上占有多少份额？我们的重大创新有多少？听说我们的论文和专利总量是不少的。
我归纳一下我的观点，中国科技管理改革可以从第二步走向第三步，就是要走向改革和建设并重，走向创新体系建设，走向系统管理，走向创新管理。谢谢大家。
赵志耘：目前国内外来讲，思想不统一，特别是“科”字口不同的层面思想都不统一，源于我们自己应该承认错误。从科技部角度来讲，我们有些东西已经做了，但宣传得不够，对科技成果宣传不够，对科技改革宣传不够。我们已经出台的办法和出台的东西没有说，结果大家说的问题其实都已经不是问题了，比如科研院所分类改革已经是政策，而且已经上升到法律法规的地步了。但是我们科字口和科研院所的主管者都不知道科研计划管理，包括863、973，我们出来很多东西。再说一个别人都不知道，我们马上做的科技管理计划，用视频的办法，改革是最彻底的，根本不见面，谁来都不知道，通过视频的方式，这些东西应该说已经做到位了，没有人知道，我们宣传不够，造成整个科字口思想不统一。科技部和中科院之间意见也是很分歧的，我们也是不统一的。所以科字口的问题，大家把板子打到科技部，我们占国家整个研发经费七分之一的比例，这么小的一个比例，我们能有什么东西。
接下来我想要说的是，目前国家意志强调得还不够。国家意志在后发的阶段，特别是所谓的战略机遇期阶段，应该是特殊要强调国家意志的。对于主体的问题、经费的问题以及新产业的问题，都要体现国家意志。韩国人不仅从国家的技术层面来体现，在产业发展也体现国家意志。但是韩国人都知道民族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人家一刀切，可以不买外国车，没有人去非议和谩骂，中国现在国家意志，刚才有专家说在顶层设计上还没有完全实现，还没有突出的情况下，现在大家开始在说这些东西，我们目前改革的突破口和方向等问题，不外乎是人、钱、政策环境，所谓的人就是主体的问题，包括机构的主体，包括人的归属的问题，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其实这些年来，科技部搞工业类的科研院所的改革，成效非常显著。我认为体现国家意志的那一块，科学和技术都不能完全依靠科学家自由探索。自由探索必须有，只有有兴趣的东西，有自由探索的东西，才有基础研究的那些布局，才有未来发展上升的空间。奥巴马一上台，做几个重大方案，在资金紧张的情况下，还做理工方面的研究，因为它可以培养它的思想想象力，可以培养未来的科学家，对产业发展有间接的影响。现在很多人讲科学计划管理体制改革，一方面说管理方法很好，能否采取科学家自由探索。试想如果都采取百八十万的小课题做科学家自由探索的话，那么关系到国计民生，关系到战略性，或者你们说的前沿性的、高端性的共性技术，关乎到国家意志的，包括高铁、新能源、核能等这些东西，谁为我们做这种基础性技术的研发？以企业为主体，我也赞同，但是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需求只是一个层面，它满足了市场的需求，但是它并不能满足国家的整体需求，所以科技计划管理体制的改革，除人这块我同意你的观点，但是经费这块还要分为两块，一块叫顶层设计也好，我不太喜欢顶层设计和举国体制的说法了，我倾向国家有战略性导向，有共性的技术，这些共性的技术完全可以不面向市场，不面向应用的。因为它面向的不是某一个市场、某一个企业，而是这一个行业的关键的、核心的、共性的问题。这样的技术不能由企业自身研发，应该由我们国家战略性导向的技术，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重大专项和863、973支撑计划所做的重大布局，这是体制的问题。
再说一下成果转化问题。现在所说的成果转化低，第一我不承认，我们做了一个新的研究，中国的成果转化率按照国外的技术转移那样的概念界定的话，我们现在成果转化率可以达到87%，并不是教育部官方刚刚公布的10%，10%的科技成果转化率的数据是非常荒谬的，这么多年，科技没有转化的话，试想我们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能是这样的地步吗？不可能，说明考核的指标不对，特别是绩效考核指标不对。我们呼吁科字口研究一下相关的考核指标，用什么样的东西考核是合理的。国外大部分用的是技术转移，欧盟的标准、美国的标准，和我们有很大差异的。
杨仁全：很荣幸能参加今天的座谈会。我首先跟各位专家通报一个情况，一是按照去年科委新的“三定”职能，新设并强化了几个处室：第一是重大专项办公室，主要是和科技部进行对接，负责会同有关部门拟定本市科技重大专项实施办法，审核实施计划，承担对接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和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相关协调工作。第二是把原来的软科学处改为科技宣传与软科学处，在负责软科学研究工作和科普工作的基础上，增加了科技宣传和新闻发布工作职责；今年9月份和北京电视台合作推出“科技北京在行动”八集专题片，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好的反响，科技宣传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科技创新到底离我们有多远，用老百姓听得懂的语言来讲科技部门做的事儿，进一步拉近了科技和老百姓之间的距离。第三，我们这个处叫政策法规与体制改革，原来是机构处与法规处合并成立的，原机构处是管市属科研院所的，新一轮科技体制改革自从2000年启动以来，一直是我们工作的重点。大家知道今年总书记对北京工作有三点指示，科技创新就是其中之一。相关部门都在高度认真的分析、研讨和思考总书记交给的命题。
在刚刚闭幕的市委十届八次全会上，“六个大有作为”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放在第一，“两个率先”也把创新驱动格局放在第一，北京市对科技创新驱动的认识应该说提到非常高的高度，而且取得非常高的共识。同时，面临着在“十二五”期间科技创新如何率先形成创新驱动的格局，科技主管部门的压力非常大。
有两个典型案例，专家们可以关注一下。今年市科委在推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的案例：第一个案例是纳米材料绿色制版，市科委提供了全链条的个性化服务，推动中科院项目落地北京，即支持中科院化学所研发团队开展制版耗材关键技术研发和中试线建设，组织北大方正、北人印刷、印刷学院等17家北京地区的印刷企业、科研院所、高校共同发起成立“北京绿色印刷产业技术创新联盟”，推动《北京日报》社印刷厂、北京中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等印刷企业开展绿色制版技术的示范应用，培育和完善绿色制版产业链。在去年年底市委领导到江浙和广东考察时，发现好些技术都是北京成果转移过来的，去年1236个亿的技术交易额，40%以上辐射到外地，充分表明了首都的辐射功能。但同时必须要思考如此丰厚的资源在京转化和利用的有多少。这次回顾在“十一五”的时候，提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首都如此丰富的科技智力资源优势如何转变为经济竞争优势和社会发展优势。这是我们科技口重点要破解的一个问题。为此，我们这次成立了首都科技发展发展战略研究院有好些课题都是围绕这个来展开的。
第二个案例，就是我们跟踪十年的即将通过政府采购使用的门头沟S1线中低速磁悬浮列车项目，这个项目是从研发起步科委就开始扶持，如同娃娃一样，一直跟踪支持长达十年，从前瞻性的基础研究到最后启动由北控集团牵头做工程化转化的实体。这个案例就是把全要素、全链条、全社会的科技成果转化的理念整合串了起来。这两个案例体现了科技在新时期如何实现与经济结合，也充分体现了我们科技部门的履职效能、效率和服务效果。
第二，关于这次论坛的三个命题，我们一直在思考，北京市科技体制改革下一步怎么走？在过去10年间，大量的精力用在了科研院所改制和历史遗留院所稳定。如今我们必须思考如何发展。今年我们对市属科研院所启动了一个“双十计划”，就是在地方层面考虑如何深化市属科研院所改革，推进院所创新能力的提升。在科技创新中我们重点思考四个方面：要充分发挥政府推动科技创新的主导作用、市场配置科技创新资源的基础作用、企业组织实施科技创新的主体作用、科技人员创新的能动作用。为了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的社会环境，第一，政府应该做什么，政府引导作用如何发挥，怎样引导，比如科技投入、科技成果评价等等。第二，市场配置科技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如何发挥。第三，前面专家反复强调的是企业创新主体的作用，其实企业不光是自主创新的主体，还应是科技创新投入的主体，成果转化的主体，也是科技创新收益的主体，同时还是科技创新风险承担的主体。最后是人员的主观能动性如何发挥，其实就是以人为本。实质就是把握好政府该干什么，企业干什么，市场干什么，人的积极性如何发挥，我以为这就是科技改革当中要重点思考的问题。
有一个好消息，这周星期三《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条例》刚刚通过市委常委会审议，本月23日即将通过市人大的审议。去年国家批复了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允许我们搞先行先试的政策试点，要搭建首都创新资源服务平台。目前，我们已有两个命题，科研经费预算管理和科技成果处置权与收益权纳入议事日程重点考虑，相关部门正在破题。
第三通报一个情况，就是李老师刚才强调的，我们北京市要成立首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由科技部、中科院、工程院和北京市政府等四家单位发起共同成立，目的在于集成整合首都科技资源优势，凝聚和建设高端化、国际化科技战略研究人才队伍，搭建一个首都科技创新战略研究平台，建设一个服务于首都科技发展的“智库”，为进一步统筹首都科技资源，创新驱动发展，加快转变首都经济展方式、提升首都自主创新能力提供战略决策支撑，共同为首都的科学发展做好顶层设计。包括统筹首都科技资源、科技创新促进世界城市建设、战略性新兴产业等，共分了六个研究组。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经圆满完成，希望能够借这个战略研究院的成立重点解决科技战略导向和体制改革，希望北京市有一个好的突破。比如S1线问题就是通过政府采购推动起来的，在全国率先落实政府采购政策有力的推动了自主创新。北京市截止目前自主创新产品采购累计将突破84.5亿，这些好的措施和政策希望通过专家进一步总结和提升上来，在“十二五”期间，争取北京市的科技体制改革能够在有些方面破题，也为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先行先试做一些贡献。谢谢大家！
张翼：非常感谢李老师以及各位专家提供很好的学习机会，同时报告一下成都科技成果转化有关情况。
近来，成都市科技顾问团组成专题调研组做了一次较为深入在蓉高校科技成果转化问题调研，得到一些阶段性的认识。为什么做这个事呢？因为我们感觉在蓉高校和科研机构科技成果比较多，211的高校有4所，还有一批在蓉科研机构，比如中科院成都生物所等。成都党委政府非常重视科技成果转化。但在蓉高校院所转化成果的情况并不太理想的。我简要汇报一下现状和转化模式。
我们在高校院所设立了6所技术转移中心，四川大学，电子科技大学，西南交通大学等，其中2家是国家经贸和教育部联合审批的，转化的模式有高校和院所人员以当顾问和办企业的模式，成都中医药大学以专家名义办了170多家，学校没有参与任何一家，主要是教师以自己的知识参与运作，另外是专利授权的模式，这种模式比较少。从调研的情况看，211高校和中科院成都分院都不太理想，大概每年只有1-2项，主要是专利权使用方式。主要原因是，企业违背合同的情况还比较多，在西部地区企业发展尚不强大，科技成果往往在东部沿海地区转化比较好，尤其是广东，和电子科技大学的合作非常密切，每年投入大量资金，引导大学在广东开展科技成果产业化合作。第三是校办企业与参股办企业的模式，这种模式在90年代中期，成都的211高校大量采用这种模式，尤其川大和电子科技大学，比如川大的上市公司智胜公司，主要从事空管智能信息系统的。四是产学研合作的模式。这种模式占的比例是最高，大约是70%。总体而言，成都的科技成果转化率通过调研，感觉转化率是比较低的，存在的一些问题和困境。
由于科技成果转化的工作是一项系统的工程，需要各界的参与，但目前由于缺少金融界大力支持，就算成都科技金融实力在西部不错，大约20亿元左右，但和东部地区相比，实力是有限的，往往使转化实现其中一段或者两段，无法实现科技成果转化的全部过程。科技成果转化最典型的种子风险资金的建立和作用的切实发挥问题就一直没有很好的解决。无论是高新区风险投资公司，还是工业投资公司下面所属的风险投资公司近几年来来仅仅投了为数不多的一些项目，而且这些项目都不完全是科技成果转化项目。
在蓉高校院所成果转化效率不太高，我们认为主要是成果转化的财富效益激励机制问题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对此我们提出几点思考：
一是要在风险资本催化下，协助高校院所建立起从管理实业走向经营知识产权的科技成果转化新模式。这样，既能促进高校院所学科水平的提升又能带动地方经济增长和科技进步，同时又能够使每一位科技发明的知识产权拥有者获得相应的财富效益，形成多赢格局。
第二，目前来看，电子科技大学是成都最有基础在成果转化方面实现突破的一个高校。我们分析了在蓉部分高校院所的特色，对在蓉科技成果就地转化的推动没有电子科技大学那么明显，所以我们在电子科技大学建立了国家技术转移中心的运作模式，包括对科技成果转化、创业、形成产业，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提供了明确相关的推动支持。这也是借鉴了国外高校的成功模式，我们在课题中建议将大学科技成果的权益分为知识产权的发明权和所有权、经营管理权和知识产权的利益分配权。由大学的技术转移中心来负责经营管理，这是我们在调研过程中参照斯坦福大学的管理模式提供的一个思路。我们认为一旦科技成果转化实现获利，发明人将获得不低于三分之一收入的回报，并享受该企业股权激励的期权财富效应。如果解决好了科技成果所有人的财富效应的有效实现问题势必会对成果转化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王宏伟：我今天过来是第一次参加这个金帝雅论坛，也是学习的过程。刚才很多专家和领导都讲了很好的看法和意见，有很大收获。
我从两个方面来讲。首先介绍一下我们自身的工作。我们每年做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研究，从变化的趋势、贡献度来做，从行业角度也做，近一两年做地区和城市的。从整体变化趋势看，应该说从2005、2006年以后，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呈不断下降的趋势。2008年是比较突出的一个现象，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负的。投资在不断增加的情况下，贡献是这样的一个状况。为什么科技的进步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从实际层面看不断增加，但是从宏观经济角度是不断下降的趋势，这为未来建设创新性国家提出了很大的挑战。目前科技体制、机制设计方面确实存在很大的问题，这是我讲的一个紧迫性的方面。
关于以上三个问题，大家都讲了很多，我只讲一下最后一个方面。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科技创新和政策的问题。我们知道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规划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提的？应对金融危机的短期措施、结合长期政策的大背景下提出发展科技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这种背景下提出的发展规划，很明显会存在创新的动力不足的问题。当时我们的目标是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提出这样的大背景，整个政策思路首先要创造一个市场需求，迅速形成一个产业规模，不是从新兴技术出现以后再到技术转化，然后形成新兴产业的过程，整个政策的导向是完全逆的过程，这样一个整体的政策导向过程中，对科技的激励方面是明确存在不足的。新兴战略产业的规定出台以后，我们看到各方面的政策，表面上来看是比较全面的，实际上分析来说很难形成动力机制，这种动力机制不仅仅在新兴战略产业方面有问题。我们全面分析科技中长期发展规划和中科院面向50年的发展规划来看，所有的科技政策、措施方面，存在一个很突出的问题，在政策层面没有形成促进科技创新这样的动力机制，也没有相应的组织制度安排，这可能我们经过长期发展以后，到目前来看，科技政策达不到我们想要的效果的一个根本原因。
美国和欧洲的科技政策核心是建立科技的网络系统，形成这样一个动力机制，把大学、科研、政府能够很好的融合在一起，形成一个不断上升的动力机制，而且在动力机制下来设置相应的制度安排。具体而言，从大学和科研院所来看，很多专家都提到了有它的动力机制，现在动力机制还是不畅通的。什么是激励呢？发论文、职称，再往上是上院士，这是大学和科研院所非常重要的一个评估和导向机制。它的激励作用是不明显的。大家也提到了对个人的激励也非常的少，不管机构转化成多少效益，但是到个人还是非常少的。从大企业来说，它的动力也是不足的。因为我们知道新兴战略产业更多激励是放在生产环节上的，生产环节的激励，一旦技术壁垒突破以后，大量的投资融在这里，大企业通过各种关系能力取得廉价的土地，这是他要寻求的，相对来讲对创新是比较弱的。对小企业来说是比较有实力的，有热情，也想有创新的表现，也是生存的重要基础，但是小企业有热情，有需求，但没有能力。新兴战略产业里面很明显的一个政策导向是促进大企业的发展，小企业进入门槛也很高，很难进入到竞争之中。
整体来说，创新动力的不足还是需要从整个国家层面来说，不仅是科技政策，包括财政税收政策，现在新兴战略产业主要从加息方面，小企业很难得到这批资金的，生产环节的补贴不如最终产品的补贴，对促进企业发展更有积极性。所以这是综合性的问题，不是单一部门的问题。
说到科技成果转化的问题，评估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过去人们常常提的是产学研三方，现在又提到产学研用四方这样的模式。国家的政策导向在这块也是有很大的问题。美国欧盟在科技创新方面鼓励的是三方共同承担项目，对成果转化程度、转化效益有很严格的评估。我们国家的行政各方面来讲比较分立，彼此之间连接的鸿沟比较大的。尤其关于成果的转化方面，863、973项目和16个重大专项里面都有关应用效果的评估，实际上大部分流于形式，最后没有一个评价体系的。这种情况还在不断的循环，很难形成一个几方的合力促进科技成果的发展。
大家提出了很多新的模式，包括创新联盟，确实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向。但具体的细节方面，如何来驱动和推动科技创新的话，还要做大量的调研工作，来真正形成合力性的、动力性的机制。
另外，说一下资金问题。大家都提到了从国家层面来说。但是从近两年对南方包括发达地区江苏、浙江、黑龙江、内蒙这些欠发达地区的调研来看，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尤其是在科技创新方面的融资还是非常难的。国家从2007、2008年科技进步法和中小企业创新基金来讲，出台了一些政策，但总体来讲，政策的覆盖面比较小，支持的力度比较小。促进企业不同发展阶段的扶持作用方面还是有很大的局限性。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创新融资的方式，给中小企业一个更好的发展支持环境，也是我们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大家也提出了风险基金，大家都知道会投一些项目，前景更好，而且是转化在最后阶段是更有它的积极性的。国家在这里面起到怎样的推动作用，国家起到什么样的作用，能够营造有利于中小企业融资的制度。比如说我们提开发性金融，是不是能够利用国家信用方面建立，把国外的风险基金和国内的民营基金整合起来，把国家的信用和风险基金结合起来，给中小企业的发展提供更好的空间。
何树平：非常感谢李老师，感谢各位。刚才专家们的发言，我认为讲得很好，学了很多。谈三点个人的观点。
第一，我认为这个选题很重要。从近期来看，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党中央、国务院强调危机带来的机遇问题，其中重大的机遇就是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抢占新的发展制高点。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二五”规划建议明确指出，要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特别强调科技创新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实际上在“十一五”规划建议中，就已经讲了这样的意思，这说明党中央对科技进步和创新一直是高度重视的。总书记在今年的第十五次院士大会上特别强调，建设创新型国家，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赢得发展先机和主动权，最根本的是要靠科技的力量，最关键的是要大幅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目前科学技术正孕育着重大突破，一系列重大科技成果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正在深刻地改变世界科技和经济社会发展形态。关键的问题是，在这个重大的机遇面前，我们准备做好了没有？建立起了相应的体制机制了吗？我们有这个能力去承接新的机遇和抓住机遇吗？所以，我认为今天的话题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毋庸置疑，建国以来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科技进步和发展方面取得的成效非常突出的，科技体制改革取得的成效也是十分明显的，这不用多讲。看问题的话，我个人认为第一是科学技术发展或者创新，与一个新兴经济大国和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的地位来比，还存在一些差距。第二是未来我们怎样抓住这个机遇，我们准备还不够。存在政府有限资金的使用效率和发挥杠杆效应的问题，民间资金的聚集问题，企业主体地位建立问题等等。同时，我们也经常听到或看到一些问题和现象：科研机构抱怨缺钱，而企业却抱怨缺少真正好的技术，缺少真正意义上的风险投资，在企业的选择和投入的企业发展阶段上，失去了VC的本来意义。孵化器在经济学家来讲是最有价值的投资品，民间资金投入很少。还有很多成长起来的新兴企业不是投入了多少钱搞研发，而是热衷于房地产，等等。
第三，从根本上讲，这还是一个体制机制的问题。从研发到初试、中试到产业化，从资金、人才到市场，每一个环节都必须是相互衔接的，要素都具备了，才可能产生相应的效果。大家从不同的角度讲科技体制改革和创新等问题，都有自己的思路，从具体细节和某个层面来讲也都有道理。但我认为现在不是继续争论的时候，重要的是在“十二五”即将到来的时候，应该从国家战略层面来做出全面的安排，大家叫顶层设计也好，要有一个统一的系统安排，在操作层面要形成一套比较完整的东西，分年度和计划推进。实际上有中央的高度重视，有几十年的理论实践经验，国外也有很好的经验和做法（这里想说说印度模式和中国模式的问题，特别是在科技发展和创新方面，印度有些好的做法和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和思考，吸收别人先进的东西，建立起好的科技发展的体制和机制很重要）。我们有条件，有基础逐步建立起一套好的机制和制度。而相关职能部门有这个责任和义务来扎实有效地推进这一项工作。
在这方面更多要激发民间的活力，整合其力量。要让大量的社会资金向研发和产业化聚集，有大量的企业愿意在在高新技术行业不断追求。对个人和企业来讲，最重要的一点是解决利益关系的问题。大家知道高新技术行业是高风险、高投入、高收益，企业为什么去投呢？民间资本为什么要向这个方面聚集？关键是要赚钱，所以我认为这里面的利益关系很重要。政府应在资金支持、政府采购、军民结合、税费政策、人才支撑等给予高新技术企业更多的倾斜，努力降低企业失败的风险。让更多的企业成为研发投入的主体、技术创新的主体、创新成果应用的主体，真正有钱、有人、有企业、有政府的推动，我们的科技进步和创新才可以做得更好。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强调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是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强调“十二五”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阶段，讲攻坚阶段和变革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推动科技创新，只有把这项工作做好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不能真正落到实处。
李晓西：下面请边校长总结。
边慧敏：今天上午各位领导和专家发言都很精彩，只是时间有点短，大家不能充分展开。李老师刚才也讲了，以后专门找时间进行充分的讨论。我们发展研究院这一年多时间做了很多事情，金帝雅论坛只是其中一项。因为我们地处西部，在信息、渠道方面也不是很畅通，所以李老师给我们搭建这个平台，让我们每一年能够定期到这里来通过几次讨论会，我们通过这个平台向各位领导和专家讨教，而且强化学校和北京的联系，学校和各位领导、专家的联系，对促进我们学校的经济学、管理学的学科发展非常有好处。每一次金帝雅论坛要感谢夏老师，因为有夏老师的努力才使我们的会议顺利召开。再一次感谢大家。同时受学校校长的委托，诚挚邀请各位领导和专家在你们方便的时候或者出差顺路，或者专程到西南财大给我们做一些讲座，让我们见识大家的风采，而且也分享大家的真知灼见。还有几天就是2010年元旦，在这里向大家拜一个早年，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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