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九年的这天，我由犁城乘火车去了一个叫灵桥的地方看望我的父亲。这个位于美丽的巢湖之滨的小村子是我的祖籍，而我才第一次走近它。其时政治形势正发生根本的变化，父亲一面在公社中学教英语，一面干着漆工。下了火车，步行四公里，我直接去了那座山坡上的学校。很快我就发现了夕阳下父亲略显佝偻的身影，他正在油漆一排新添的课桌。父亲没有想到我会来灵桥，竟有了些不自在。他说：你怎么来了？学习那么紧张。我说国庆有两天的假。
那天我穿着一套黑色的呢制服，别着大学的校徽，显得有些英姿勃发。我的到来便吸引了许多人，谁也没有料到这个还乡劳教十六年的右派会突然冒出这样一个儿子。我父亲的表情很复杂，他似乎在竭力掩饰着内心的激动，却又希望这个消息不胫而走。父亲没有领我走上大路，而是从村后的田野里绕了一圈。那时分农民们还没有收工，田埂上还插着学大寨的红旗。我们一前一后地走着，若无其事地谈笑着，农民们全都放下了手里的活，往我们这边看。我能听见他们的议论声，这情形让我自豪，迈过一道沟坎，我挽住了父亲干瘦的胳膊。
就在这间草舍，我父亲默默度过了十六个春秋。人生有几个十六年？一个人怎样去过十六年这进门一盏灯、出门一把锁的日子？到了掌灯时分，父亲点上煤油灯，我们爷儿俩下厨房做饭。这个带风箱的土灶上只有两个碗，父亲说：我们吃鸡蛋下面吧。明天我去集上剁肉。
我在灶下，用棉花壳子当柴火，拉起了风箱。父亲在煎鸡蛋，却有些焦煳味。我问父亲：油是不是放少了？父亲迟疑地说：还少吗？那我再放一些。我突然有些鼻酸，风箱的声响如同一个肺癌患者的喘息。村口广播里正响着国庆招待会的迎宾曲，播音员高亢的腔调、诗化的语言在热情洋溢地宣传着二十九年的光辉成就。我离开土灶，进了里房，沉默地坐在父亲的床榻上。我看见桌上那块小镜子的背面，镶嵌着我母亲当年扮演七仙女的剧照。那时，母亲不过二十岁吧。“大姐常说人间好，男耕女织度光阴”——在那个煤油灯照亮的草舍之夜，这唱词让我痛楚心悸……
石镇的老人至今仍在谈论着我父亲。他们心目中的这个知识分子有着了不起的才华和仁义的心肠。他们看过他写的戏，读过他的文章，索取过他写的春联，也委托他写过状子。1979年父亲重返石镇成为一条新闻，那些日子，每天都有许多人来家里探望他。然而我的眼中看不见这些。我眼中的父亲是一个节俭得近乎小气的人，一个不肯扔掉一件旧东西的人，一个见熟人就先下自行车打招呼的人，一个可以给十岁的孩子泡盖碗茶的人。他的现状与他的传说是那样的格格不入，几乎没有一点相似之处。我感到诧异与困惑。有一次，我问母亲：二十年前父亲是这个样子吗？母亲说：要是这个样子，用枪指着我我也不会嫁他。母亲笑着，又叹了口气，不想再说什么了。
每次回来，父亲总在汽车站接我。等我走时，他又把我送上车。1982年11月，我随部长到石镇检查关于计划生育方面的工作。我们乘着一辆老式的北京吉普车，直接去了县委招待所。一下车，县委分管书记和宣传部长便迎了上来，一阵热烈的寒暄。这时，我发现父亲正推着自行车在一棵古怪的树下，便跑了过去，想把他介绍给我的部长。可是他说：你们在谈工作，我不便打岔，有空就回家看看你妈吧。部长和县里的头头注意到这边，就款款走过来。部长伸出他厚实的手，父亲竟双手接住。部长说你这孩子不错很聪明呀！父亲说让领导费心了他还年轻。父亲的脸上刻满了感激之情，好像部长是我今世的大恩人。我心里直觉得委屈，一种难忍的耻辱在折磨着我。
我和父亲的第一次冲突由此引发。当晚，我回到家里，进门便冲着父亲喊道：爸！你根本不需要用双手去握那一只手，你根本不用对他千恩万谢！如果这个国家不发生变化，宣传部会要一个右派的儿子吗？你即便对这个叫部长的人下跪，他也不会高抬贵手！
父亲被这突如其来的责问弄得发蒙，竟说不出一句话来。他蹲在边上擦着那辆单位配发的破自行车。半晌，他轻声用家乡的土语说道：伢，你的八字几多硬，不可知啊！
那一夜，我彻夜未眠。这些年里我时常想起父亲，总想从他日益衰老的形象上发现一点从前的光泽。父亲已是古稀之人了，他是一部历史，一部潮湿的典籍。他曾经在石镇像陶瓷那样闪亮，而今却看不见一层釉色，岁月使它还原为泥土，与这块贫瘠的土地相融。我深爱我的父亲，就像眷恋这片泥土，但是我无法对他表达我的忧思与梦想，我甚至找不到一种恰当的语言来倾诉作为人子的心声……
——1997年11月10日
水市开往石镇最后一班车的发出时间是十七点。像往常一样，机关的周末下午时间都比较松弛，用于打扫环境卫生。忙完这些，他就去赶末班车。这个周末他原本不打算回石镇。自从和韦青相遇，他就没打算另行分配周末的时间，觉得应该和她在一起，尽管那次闹得不欢而散。他有点纳闷，不明白韦青为什么闭口不提他们的过去。他也问起过韦青的个人情况，后者的回答总是闪烁其词。韦青说：我会让你知道一切的。韦青又说：其实这已经不重要了。韦青的话很实际，他想，你不是正和那个叫李佳的姑娘恋爱吗？既然一切都已成为过去，又何必旧话重提呢？可是韦青，当两个曾经相爱的人再度面对面地呼吸时，那滋味该有多苦啊！
这种纯粹的暧昧关系让他陷入新的苦恼，他担心日益复活的旧情会抵消对李佳本来就不够的激情。然而，他又渴望着旧情使自己燃烧，肉体的诱惑像蛇一样捆绑着他。每个夜晚他辗转反侧，频频的手淫弄得他浑身乏力憔悴不堪。黑暗中的呻吟如同这个秋天的一首挽歌，他甚至嗅出了空气中死亡的气息正移近自己的窗口。
他苦苦挣扎着，想获得情感的突围。这时候，通往石镇的路便会成为一条逃遁之道。不久前他从故乡搞调查回来，胃溃疡又加重了，每天伴随着酸水和疼痛。他告假一周，打算回石镇静养。他想再回水市时，韦青或许就离开了，一切都会慢慢平静下来。然后，他得找一趟公差去犁城看看李佳。再过两个月春节就来了，他想同李佳商量，这个春节来石镇见见他的父母。这意思曾在信中表达过，可是李佳没有做出确切的答复。她只说春节还早。
太阳西沉，沿街的梧桐树干上挂着微弱的橘色。他正往车站赶，忽然一辆湖蓝色的上海牌轿车在他边上停下，紧接着听见冯维明的喊声，让他快上。这车是市委组织部的，司机又是冯维明的战友，去石镇送一批学习材料。冯维明现在是市委办公室秘书科的一员，常伴书记们左右，人缘也十分好。
你最近气色很差，冯维明问道，是不是急着想去犁城？
他笑了笑：我胃不舒服，想回家住几天。
冯维明递给他一支烟，说：明天我们出去走走，我觉得你情绪有些不对头。
他觉得冯维明的语气很像一位队伍上的指导员，不过听起来很入耳。现在，他有点佩服这个男人了。这个人无论在哪儿都能把自己迅速调整到最佳状态，朝气蓬勃，而他却总是暮气沉沉。他不知这人在感情上是否也有苦恼，一块工作了这么久，他们还没有就此很深入地谈过。机关宿舍楼盖好后，他们是一层楼上的邻居，时常晚上一起聊上几句。凡涉及男女之事，冯维明往往一笑付之，或者说：天下美女如云，你爱得过来吗？他欣赏冯维明的达观态度和那种轻松劲，想这人不去纠缠儿女情长，倒也不失为幸福。
第二天一早，冯维明就上他家来了。那时他还躺在床上，睡意正酣。冯维明弄醒了他，说县委书记今天中午请客。就请我们两个。冯维明强调道，眉宇间透着毫不掩饰的悦色，说不清是荣誉感还是自豪感。他眨眨惺忪的眼睛，指指床头柜上的香烟，让冯维明抽，然后说：主要是请你，顺便把我带上了。冯维明一把拖起他来：别废话了，穿吧。他笑道：我说的是实话。我在石镇长了二十五年，哪一任县委书记对我这么破费过？你当然不同，你从小就和他们住一个院子，如今你又在市委书记的鞍前马后，很重要的。冯维明打断道：什么话？现在我们不是在一个大院里上班吗？他边穿衣服边说：那不一样。宣传部哪能和办公室一般齐的？我看那院子里最没劲的就是宣传部，部长都没参加常委。不过，我无所谓。
冯维明弹了烟灰：你还是想走？
他说：当然走，不走干吗？
冯维明说：我劝你沉住气。最近中央又来了文件，明年就全面进行机构改革了，强调学历和年龄。你最好别错过这千载难逢的机会。
他说：我不是这块材料。我也不想做这块材料。都去当官，谁当老百姓呢？
正说着，父亲进来了，让他和冯维明去吃早饭。冯维明礼貌地说已吃过了，父亲执意说再添一点。冯维明也就不再推辞。早点是煎鸡蛋下面条。父亲小心地问咸淡如何，油是否又放少了。他从父亲的眼神中看出了一种莫名的紧张，一下子觉得心头塞进了块棉絮。他跟进厨房对父亲说：爸，你歇着吧，我是你儿子，不是市委下来的干部。
父亲问道：中午县委书记请客？
他说：这些人，装装样子吧。要是你当右派那阵子他们给我一个包子，我都会对他们磕头的。
父亲说：过去的事，算了。
他有些吃惊地看了父亲一眼。父亲没有注意到儿子的表情，又去擦那辆旧自行车了。
锈迹斑斑的齿轮带动着嵌满油泥的链条，父亲苍老的手缓缓地摇动着它。这声音已完全没有了金属感，倒像石头敲击着一根镂空的朽木。这声音平缓而均匀地响着，一下又一下，扎进了他的大脑皮层。多少年过去了，这声音仍时常在他梦境中回响着，越来越空洞。
这个星期天父亲请来了木匠，打算把家里积累的木料加工成板材。这些木料其中有一部分是外祖父退休时计划配发的，有些年头了。父母知道他和李佳的事，虽然他们没有见过李佳，但从照片上看，李佳很让他们满意。父亲问他，李佳春节会不会来石镇看看？他说：她来不来无所谓。母亲责问道：怎么叫无所谓呢？谈恋爱就好好谈，总归是要结婚的。母亲又说：你们分开已好些月份了，你该抽空去看看人家。他没吱声，去里屋躺下了。他能感觉父母困惑的目光正打在自己背上。
他想刚才母亲的话是一次暗示。这几次回来，他很少谈到李佳，母亲肯定为此担忧。母亲似乎窥探到他内心的隐秘，她不希望儿子在情感上出现任何波折。上辈人尝够了苦头，不能让下辈人再尝一遍。但是母亲又曾经念叨过，感情的事若处理不好，实在是比死了娘老子还伤心。他也曾问过母亲如何叫感觉好。母亲说：我不懂你们现在年轻人知识分子的调调，我只知道这一男一女面对着，要从心里笑出来。母亲没有说错，她用最朴素的语言表达了人间最复杂的情感。从心里笑出来——他与李佳缺的不正是这个吗？所以他们的离别不是离别，重逢也不是重逢。十几年后，当他与李佳办妥离婚手续之后，他们曾有过一番长谈。他说，自从我们结婚以来，我不知出过多少次差，你却一次没送过我，也一次没迎过我，我们见面，在一起，有过“从心里笑出来”的时刻吗？李佳笑了起来。李佳说：我现在就是从心里笑出来的。
他躺在床上，胃又有些隐隐作痛。他在想，是否应该去一趟犁城，把李佳那头拴紧一点？这也许能帮助自己闯过韦青这个关口。韦青总说想走，却至今待在水市那座长满爬墙虎的屋子里。现在这怪异的草木开始蔓延到他的心上了，斩断它，你的心难免会滴血。
你与韦青相见，从心里笑出来吗？你忘不掉这个韦青是你感觉到了这发自心底的笑还是在贪恋她的肉体？那次你去那间屋子，你完全可以拥抱她，吻她，和她做爱，她会拒绝吗？她是否也在苦闷中期待着你类似施暴般的举动？可是，你们却在演戏。你们在表演着绅士淑女般的矜持与清高，彻底背叛了上帝赋予你们最动人的初夜，使那个傍晚充满了晦气。他不禁长叹了一声。突然，他仿佛听见了韦青的声音，就在院子里，好像是在与母亲打招呼。他一下坐了起来。不是仿佛！韦青找上门来了！他听见母亲在外面喊他，说小韦来了，让他出来。他慌忙穿上鞋，看见韦青已随母亲进了客厅。韦青今天打扮得很雅致，脱下风衣，露出淡黄色的羊毛衫以及略显丰满的身体。韦青对他微笑道：病好点了吗？
他拢了拢头发：我没病。
然后他准备去给韦青沏茶，可是父亲已把茶沏好了，端给了韦青。他们不认识，于是他介绍道：这是我爸爸，这是韦青，以前插队和我一个公社。
韦青礼貌地对父亲欠身道：叔叔好。
父亲有点不自在，显然被这意外的礼貌给绊住了。他问起韦青的近况，韦青一一作答。韦青说自己学的专业不好，材料保护，其实就是研究油漆这类东西。父亲说：我在农村时就干过漆工，手艺还不赖。他在一旁看着，觉得父亲的情绪变得特别好，很轻松。韦青说：我对油漆这类化学物有些过敏，想改行去教书，我想去师范大学教英语。父亲笑着说：我以前也教过英语，我是正宗的英语专业，而且还是美国佬教的。
看着父亲和韦青一见如故的交谈，他觉得有一种说不出的安慰。他不想插进去，便去院子里看木匠锯木料。这时，母亲走近了他，轻声问道：你们又见面了？他感到母亲的神色有几分严峻，就解释说：韦青回水市养病，碰巧遇上了。母亲说：我看你们是同病相怜。犁城那头你打算怎么办？人家可在等你！他还想做进一步的辩解，但母亲已出门冲开水去了。
韦青从包里拿出一只相机，走过来对他说：我想在石镇、梅岭拍些照片，能陪我去吗？他点点头，说我们骑自行车吧。
他料定韦青会拍下这房子。韦青自己拍的，只有这片景物，她没有走进其中。后来，他们上了梅岭，坐在从前他们坐过的那块黑石头上。他记得有很多次，他们就坐在这儿看岭下农家的炊烟。现在，他在轻声念一首唐诗：
莫笑农家腊酒浑，
丰年留客足鸡豚。
山重水复疑无路，
柳暗花明又一村。
那次我们在梅岭上一直坐到黄昏，又一次见到了迷人的炊烟。前几年我写过一篇关于炊烟的散文，记录的便是这次的感受。在那篇忧伤的文章里，我这样写道：城里是见不到炊烟了，记忆中拥有炊烟的天空在山里。这炊烟织进了我最初的梦和最初的爱，每每从梦中醒来，总感到周围弥漫着悲怆的气息，爱已失踪了很久……
我和韦青都在回忆，但对这回忆又都缄口。也许真的是沉默是金，不言说的在于难以言说。直到太阳落山，岭上的风大起来，我才扶起韦青。我们的手一样凉。韦青说，她不打算在石镇过夜，我就送她去了公社车站。不久，由石镇开往水市的末班车便到了。在候车时，韦青问我：你什么时候结婚？快了吧，木匠都上门打家具了。我说那不过是把一棵树锯成板而已，我没考虑结婚问题。韦青说今天我好开心，谢谢你，什么时候回水市，还要劳你帮我把照片洗出来。她知道宣传部的那间暗室归我保管，我的暗房技术也不差。我告诉她，明天就回去。她说不急，让我在家多住几日。我说假期也满了，没必要小病大养。这样，我们就约好，第二天晚上八点见，她直接去那间暗室。
送走韦青，我再骑车回到家，天已完全黑了。家里在等我吃晚饭，父亲见韦青没有一块来，有点意外。他努力回忆着，总以为韦青的父亲他一定是见过的。母亲说：水市那么大，几十万人你都见过？你打右派是哪年的事？父亲说：也许见面会想起来。
很明显，父母对待韦青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吃过晚饭，母亲单独把我叫到里屋，严肃地说：我不干涉你的恋爱自由，但你不许脚踏两只船。即使你和李佳不成，也必须去犁城当面说清楚，对人家有个交代。我叹了口气，问道：妈，你是不是还记着以前农村插队的事？那也不能全怨韦青。母亲说：我没什么可怨的，但是从我内心来讲，不想和当官的人家结一门子亲。说着，母亲流泪了。我知道母亲是一个有骨气的女人，她鄙视权力以及与权力相关的一切。但是母亲，您怎能了解我的苦衷？我没有勇气承认我和韦青当年的暖，也没有勇气坦言我和李佳现在的冷。我只能叹息，只能听从命运的摆布。命运是无法抗拒的。
直到今天，我仍只能自言自语。或者把它看作一个故事，诉诸我的笔端。我说过，我的生命阶段里往往总有两个女人，她们磨砺着我，她们也同时在雕刻着我，情感对于我始终是一把双刃剑。多年以来我挥舞着这把剑，刺击着我的女人和我。我们的血像风一样呼啸，散发出咸味，我的生活便如同被这血风鼓起的伞，张开、坠落、再张开……
再过十几天我就年满四十岁了。四十是个可怕可叹的数字。尽管报纸上仍冠我以青年作家，但我的身心已完全是个中年甚至老年。去年的一日，我在犁城的街上碰上一个相面的术士，张口就言我能活到八十九岁。我着实吃了一惊，这个数字太大了，简直让我不敢相信。我哪有力气再活那么多的时日呢？像我这样的男人，活着其实是一种重负。而我又不能自寻短见，我不能以这种方式去推卸我对女儿的责任，免去我对父母的孝心。所以，活着也是一种义务。我当然也渴望活着，渴望热血沸腾，阴茎永远勃起，在天鹅湖里畅游几个来回。我不敢设想没有女人的生活，不敢设想疾病和阳痿。林语堂八十岁被女儿搀扶着去逛商店，竟拉着女店员的小手不肯放，竟颤抖着嘴唇说不出话热泪盈眶，我能领会这老人的心情。但我将来不会去效仿他。我会回到石镇的小楼上，一遍又一遍地回想这辈子与女人们度过的灿烂时光，然后带着这不可磨灭的印记去选择一种安详不恐怖的死亡方式。我没有欧内斯特·海明威和三岛由纪夫的勇气，选择猎枪和切腹刀，轰掉大半个脑袋或让肠子流满一地。这一天离我还有多远？
——1997年1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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