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之冰说她本不想打这个电话。
他立刻意识到林要走了，就问：你现在在哪儿？
林之冰没有说，但他从话筒里听见了一阵尖锐的飞机引擎声。他说：你在机场吗？我马上过去！
林之冰说：你别来了，我马上就要登机了。林的声音突然哽咽，她说：别忘了我亲爱的！
然后她就挂断了电话。
他像掉进了一口枯井，眼前突然就黑了。那一秒钟他相信是真正的失明！他匆匆跑到街上拦住一辆出租车直奔机场方向。他想飞机有可能误点，有可能正在排除一次地面故障，他一定会赶到机场的。林已经通过了安检，但候机厅是透明的，四壁都是玻璃，他可以见到她！
林，你不是去南方开一个玻璃店吗？那就先让我们隔着玻璃道别吧！
当出租车刚刚拐上通往机场的高速公路时，由犁城飞往羊城的麦道82型飞机正呼啸着拔地而起。他叫停车，惆怅的目光追随着飞机，看它穿过云层，直至从视野中完全消失。在那个阳光不肯久留的秋日下午，他心头最后的一片叶子落了。他单薄的肢体就像路边的一棵丑陋的杨树，在北风中抖瑟着。他不禁想起很久以前的雨浓和几年前离别的韦青，无常的命运竟把相似的遭遇赐给了自己。一种近乎悲怆的忧伤缠绕着他许多年，他曾经想躲避、想疏远这种情绪，现在他开始热爱它了。他想能够证明生命的，便是这悲怆的忧伤。很多年后，他时常这么假想着，他会走在一条林中小径上，夕阳把他佝偻的身影拉得很长。那时他会独自咀嚼这份凝重苦涩的感觉，去找回从前梦中的脚印。
那个下午后来他去了原先的啤酒屋。现在它已是个茶楼了，崭新的装修很醒目。人事全非让他怅然若有所失，但他还是想进去安静地坐上一会，去感受那离人留下的气息。然而就在他推开玻璃门的那一霎，他看见了李佳的侧影。李佳正和一个清秀的男人在喝茶，看上去已坐很久了。这意外的情形顿时让他起了慌乱，他自然没有进去。后来一路上他都在努力想那个男人，总觉得在哪儿见过却怎么也记不起来。那是一张陌生而熟悉的白脸，显示着持有者的温和与懦弱。
李佳回来得很晚。见他在家，她感到有些意外，因为这段日子他都住在电视台包下的宾馆里。李佳问：孩子睡了吗？他说刚睡，保姆也刚睡。李佳就没有再问，去卫生间洗脸了。这会儿工夫，他给她灌了只热水袋，塞在被窝里。李佳进门时，他觉得她的气色明显转好了，但仍然很怕冷。这屋子本来就寒。这个晚上他原想和李佳认真谈一次。分居这么久了，这么拖下去终归不是个办法。他们都还年轻，熬是没有前途的。但是女儿还小，李佳这个时候是不会撇下孩子的——也许是一年前的匆忙过失，使她变得格外疼惜这个孩子而不肯撒手，她越来越像一个称职的母亲了。李佳要把孩子带大，可是孩子有带大的一天吗？《宪法》的依据公民是年满十八周岁的成人……李佳似乎已经习惯了眼下的这种生活，似乎守住这个孩子就守住了一切，她再次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
让他更诧异的是，这个不满二十六岁的女人如今竟不存有一丝虚荣心。她从来没有觉得自己生活里有值得向人炫耀的方面，就像任何事情都不能引起她的兴趣。时间过去很久以后，连她本人也承认了这个事实，那时她说：我是一个乏味的女人。生活给予我的除了一堆责任，就只有女儿这仅此一点的乐趣。
1988年秋天的这个夜晚，他最终还是离开了寒舍西窗下的床榻，去了机关办公室。他想或许林之冰会有电话打过来，同时查看一下近期的信件。那部长篇小说给他带来了一些好运气，这段时间他收到了许多读者来信和一些杂志社的约稿。这让他感到了少许的快乐，心情好的时候，他甚至有点沾沾自喜——一个人偶有沾沾自喜并不是件容易事。后来他就将这些信一一读了，这时发现报纸底下放有一包香烟和两包喜糖。他想机关最近又有谁结婚了。然而几天后他才得知，结婚者就是冯维明！他委实吃了一惊，这个冯维明居然不显山不显水地把这件大事给办了。半年前他还在等澳洲的电话呢。接着他进一步知道，冯维明的新娘是省里一位要人的女儿。他们是在上海华山医院认识的，当时这位未来的新娘正准备接受卵巢摘除手术。
大约是电视专题片做完的第二天，冯维明约我去犁城西郊的柏树岭。那天他要了一部伏尔加车，由他本人驾驶，他还带了一支崭新的小口径步枪，说这是体委的某个人送他的结婚礼物，他今天是第一次使用。我便问了句：那人怎么知道你喜欢玩枪呢？冯维明说想知道的自然就知道了。我侧过脸看着冯维明，他久违的英气总算露出了一些端倪。很自然，我想到了多年前我们去石镇大成湖上的那次游猎，冯维明一枪穿透了那只白鸟颈项的血腥场面还是那么清晰。
然而这一次他打得很糟糕。他几乎是乱打一气，清脆的枪声自小洼里传出，惊飞了一群群的灰褐色小鸟和同样是灰褐色的野兔。我倒是刻意地瞄准，幻想着弹无虚发，结果当然是一一落空。我天生不是玩枪的料，我这样说道，我还是玩笔吧。所幸的是它们都是管子做的。冯维明说：谁又是天生玩枪的料呢？我吗？我其实是练出来的。他这才露了一手，对准一株枯树上停立的一只乌鸦，抬手就是一枪，乌鸦应声落地。然后我们就向那枯树边上走去，冯维明一脚将刚才击毙的黑鸟踢到了一边。
冯维明似乎不想再走了，我们便停在这枯柏边上，开始喝随身带来的水——那时市面上还没有矿泉水，我们背了一只军用的水壶。我抽的烟还是冯维明的喜烟，我记得牌子是香港产的那种红双喜。
冯维明一直看着我，说：你干吗不问我几句？
我心下顿了顿，说：一切都办妥了，问什么呢？问怎么这么快？这么突然？
冯维明说：你难道不想问问，凭什么要娶这个连月经都没有的女人当老婆？
我完全没有料到冯维明会想出这种质问。虽然我能感觉到他在这一刻心里很沉重，但我还是故意做出轻松自如的样子，我说：别人怎么看不重要，你爱她就行了。
冯维明说：爱就那么重要吗？我当初一门心思地爱着澳洲的那个女孩，她不照样嫁给了一个老头？再说，你爱李佳吗？李佳爱你吗？你们不是也生了个漂亮的女儿？
我被这一梭子扫晕了。在我印象里，冯维明从来没有这么尖锐也这么坦率地表露过心思。我突然变得有点害怕他了。
冯维明重重叹了口气，说：你不知道我这一年里过着什么日子。主任一死，我好像成了孤儿，整天替人受过似的四处赔不是。我做错过一件事吗？金一凡这狗娘养的对我指手画脚，我怎么挠也挠不到他的痒处。你知道那回你对处长摔了个杯子惹了多大麻烦？如果不是电视台搞这部片子，他想在中间露脸，他会整死你的。
我打断他说：这我不怕。
冯维明越发激动地说：可我怕！我从水市到犁城是真正的举目无亲，我怕人算计，怕穿小鞋，我已经走上了这条路，无法退，不像你拿香烟皮写文章都可以换钱的。我必须稳稳地站住，只能进不能退！我父亲尸骨未寒，我老娘的医药费报销一拖就是三个月，我弟弟结婚，女方家庭一改前言突然提出要彩礼，这在以前可能吗？
那次，冯维明点上烟接着说，你这边摔完杯子，处长便去找金一凡告状了。我知道你是在替我打抱不平，我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倒霉呀。那时我就下定决心怎么干了。我在楼梯上截住了金一凡，我一边做解释一边暗示我和现在的岳父的特殊关系——我说虽然在上海很辛苦，但也有所收获，我说我开始相信缘分了，就这些吧。金一凡是个聪明人，他自然听出了这弦外之音。我们在小酒楼分手后，我立刻去了女方家，而且我很坦白地说，我唯一能保证的是一辈子善待你，别人怎么看我不管，说我是因为你父亲向你求婚我也一样理解，因为这是事实的一部分，承认不承认它都存在。我老婆当时还很感动，说这样对我不公平。我说关于生育的问题我慎重考虑过了，就是按封建的说法，我还有个弟弟嘛！如果说我对我老婆有爱，那就是从那一霎产生的。我好像是被自己的行为感动了，我分明在利用这个家庭、利用这个女人，是赤裸裸的交易，但我突然意识到这个没有卵巢的姑娘其实很善良，她同样也需要公平……
冯维明无法再说下去，眼泪大颗地往下掉。我已经受到了感染并开始同情他。那一天我又一次正视了人生的艰难，同时掂出了友谊的分量。我甚至在反省自己以前对冯维明的种种挑剔与轻视，从中也找到了自己的浅薄。我也由衷地祝福冯维明能像他所保证的那样，善待他的老婆。我相信他们有爱。生活有时会弄得人不知所措。正如美丽的爱情大都以悲剧结束，不高尚的开始也有可能带来最后的幸福，尽管多数是出现在文艺作品里。我和冯维明的故事还将延续到这部小说的第二部《蓝》——1990年，冯维明随岳父一家举迁海南岛。两年后，我成为他小家庭里款待的第一位来自大陆的客人。那时他已是政府某个部门的处长了。他们夫妇抱养了一个女孩，竟和我女儿长得有几分相像。在我和冯维明开怀畅饮时，那孩子在一旁唱着“小燕子，穿花衣”，勾起了我对远方的女儿的无限眷恋……
——1997年12月12日
你现在看到的是五集电视专题片《面对黄土》的第一个镜头。我从一摞素材带中找到了这片田野以及那座竖立在田野尽头的老牌坊。这个镜头也是片头字幕的衬景。那时与画面同步出现的雄浑的交响乐，我记得最先出现的是一支长号的独奏，它似乎是代表我们清了一下嗓子，紧接着我们便说话了。我们说了真话，说实话，也说了许多煽情和貌似哲理的话。但没有说一句假话。当然我们也说了不少忧伤沉痛的话，因为我们不想呻吟而是想呐喊。缺乏学识使我们不能高谈阔论，但良知不允许我们信口开河。能证明我们的是广大观众的呼声，当这部片子首播之后的半个月内，电视台收到的观众来信已达三千多封，成为有史以来收视率最高的节目。
片子播出后的效果他始料不及，这时他忽然觉得累了。就像翻过一道岭似的，途中他非但不觉得疲惫还感到兴奋，累是后来的事。看来干什么都全靠一口气撑着，连做爱也一样辛苦。这个下午他原想沉沉地睡上一觉，结果刚躺下，机关办公室打来了电话，说金主任让他立刻去一趟。他不知道金一凡是什么时候回到机关的，几个月前他去北京参加了一个理论辅导班，探讨国际大循环理论和农村的产业结构调整。但他知道金一凡目前仍然是主持工作的副主任。机关这一点没有部队好，部队副就是副正就是正，机关却都成了正职。从来没听说过谁把刘部长喊成刘副部长，而王副处长总会让陌生人感到是王处长。机关就是这么怪。
多日不见，我们的金一凡金典同志明显臃肿也明显严肃了。当时副主任金正戴着老花眼镜在研读上一期的广播电视报，那是《面对黄土》的专号，除了第一版的消息和节目预告，二、三、四版全文发表了解说词。他突然觉得这个空间的气氛不对，似有一种阴森潜伏着。于是他轻轻咳了声，表示自己来了。
金一凡挥了一下纤细的手，说你过来。接着秀气的食指便按到一版的某个位置上。金一凡严肃地说：这上面说邀请了某某单位的同志，这同志就是你，你能代表这个单位吗？前几天电视上也是这么说的，我听得一清二楚。
他愣了一下，原来就为这事。但他没看出消息措辞上有什么不妥，于是他解释道：这上面讲的是某某单位的同志，对其他单位的人也是这么个提法，并不表示我代表单位，只是说明我是这个单位的人，不是吗？
金一凡生气地站起来：给大家造成的印象就是你在代表本单位，很不好！已经有好几个同志向我反映过的，你这是什么意思？
他没有料到儒雅的金典同志如此逻辑性，而且面目如此可憎。他的口气也硬了，他说：如果我是运动员去参加奥运会，轮到我出场广播里就会宣布，下面出场的是中国的某某，难道谁还认为我是赵紫阳？就算这个提法让人误解，那也是电视台的事，与我何干？我什么意思？现在我明确告诉你——我不仅不想私自代表这个单位，我连是这个单位的人都不想！
这时门边和门外走廊上已站了不少人，却没有谁进来劝止。金一凡下不了台，便命令道：你必须写检讨！
他冷笑道：我不会写检讨。我会写一份申请，请你高抬贵手开除我，越快越好！我是吃五谷杂粮长大的，不是吓大的，你以为你是谁呀？
金一凡拍案说：我是主任！
他把门用力一掼：副的！
当夜他就着手写辞职报告。这东西十分好写，他特地选用了毛笔。他写下八个字：
厌倦机关，要求辞职！
那时分窗外正飘着犁城这一年的初雪。在他记忆里，犁城的这片天空从来没有落过如此美丽，也如此壮观的雪！他凝视着这白色的精灵，感到心情无比舒畅。在多年后的一个夜晚，他于梦中与这场雪再度重逢，融为了一体……
冯维明是很迟才知道他与金一凡闹僵的。争执发生时，冯维明正在医院陪老婆进行身体复查。现在冯维明赶来了，二话没说先撕了他的辞职报告。冯维明说：你辞职干什么？辞职就是你自己的事了。
他说：我自己的事又怎么样呢？我倒应该感谢金一凡，对我这种优柔寡断的人，做任何选择都得有人在背后踹上一脚。
冯维明质问道：你是不是想证明他金一凡这一脚很有力？你是堂堂的国家干部，不是他金一凡家中的伙计。你不违纪犯法，他能对你怎么的？他敢对你怎么的？再说这件事错不在于你，金一凡整个就是荒谬，你干吗要赌这口气呢？即使要走，也不该挑这个时辰！
冯维明最终还是说服了我。但我决意离开机关是无法改变了。一年后，我由机关调入到作家协会，从事专业创作。关于这次调动，某种意义带有发配的性质，但感谢上帝，我实在是求之不得。从水市到犁城，我在机关前后待了八年之久。这漫长厌倦的一页却带给了我莫大的荣誉感，因为当初我是怎样进去的最后还是那样的出来，除了政府普调的工资有所增加，我可以自豪地宣布我一尘不染。那八年我问心无愧！在一些人看来，这是一份失败的履历。这一点也不错，甚至精辟，但我要说的是，这无疑是幸运的失败。
我还想补充一点金一凡金典同志的故事。我毫不隐讳我的观点：在我接触的大大小小的官员中，此人最为卑鄙也最为可怜，因为他在卖人的同时也展览了自己。1989年夏天，当《河殇》受到批判时，在一次座谈会上，金一凡金典同志高兴地说：我认为，《面对黄土》就是我省的《河殇》。这部片子从头到尾散发着对农村改革的怀疑情绪，企图动摇“大包干”的历史地位，该不该批？
据我所知，金一凡之所以对此事耿耿于怀，根本原因不是记恨于我——他这位副厅级的干部自然不会把我当成对手，而是在于：当初这部专题片中没有安排他这个理论权威实况访谈，这不符合逻辑性。其实原先计划中有他，只是那会儿他人在北京学习，也就删除了。另一个更为深层的原因，是这个人长期以来自视农村改革的有功之臣，尽管那时他再也不提胡耀邦在他的信上做过批示。
但是很遗憾，金一凡金典同志的倡议没有得到与会者的响应。因为大家隐约知道，当初这部片子的终审权不是电视台也不是宣传部，而是直送了省委常委。
往事如烟，不知不觉这部小说的第一部已走向了它的结尾。可我的思绪还部分停留在那个记忆犹新的冬天。那年圣诞节的前夕，我意外地收到了韦青寄自美国洛杉矶的贺卡，那上面还是那样一句话——
一个人的时候，过去与你相伴。
一个人。最自由的是一个人，最孤独的也是一个人。最快乐的是一个人，最忧伤的也是一个人。一个人会孤芳自赏，一个人也会顾影自怜。一个人最无所顾忌，一个人也最惊魂落魄。一个人的时候最渴望有人与你耳鬓厮磨，一个人的时候也最厌烦听见另外的鼾声。最小的是一个人，最大的也是一个人。
对一个人，我还需要多少感慨？
北京的电话一小时前来了。那部关于南方与岛屿的长篇电视剧已通过了终审，现已转入紧张的筹备阶段。制片人希望我尽快飞去，力争在春节前开机。我在北京的工作计划大致已排到2000年，但我不喜欢在那里度过冬季。在我心目中，北京不是我这条船最后的停泊地。
我的房子已装修完工，我现在需要把这把崭新的钥匙交到李佳手上。可这个家怎么看着像宾馆呢？
今天是1997年12月15日，犁城下着雨。我倾听着这淅沥的雨声，写完《独白与手势》第一部最后的文字。我会在放松的时候去写作它的第二部《蓝》，那是关于我在南方之南那个岛屿上的叙述。我还需要说明的，我只是这部小说的作者而并非故事中的主角，第一人称的叙述是我的钟爱。但我也坦白地承认，故事发展的线索与我的履历有关——这是由于我的胆怯造成的，因为脱离了我熟悉的历史我便有些不知所措。我熟悉的事我决不会忘记的。于是最为讨巧的做法是让故事的主角与我结伴而行。我们相依为命地度过了一百个不眠之夜，但我们很难成为朋友。我甚至不太喜欢这个由我一手炮制的男人，在我看来，他的一意孤行有时显得不可思议，但我十分羡慕他拥有不断的艳遇。我们最终还是分道扬镳了，这我一点不埋怨，他有他的路，语言使他身轻若燕。我唯一要做的便是目送他远去的背影。
现在这人已经来到了犁城的那条街上。这是临近子夜的时刻，街上人迹稀疏，冷雨纷纷扬扬。这个人手里打着一把黑色的雨伞，走在窄窄的人行道上，偶尔有机车自他边上掠过。他的步伐仍嫌迟疑，可以说有点茫然。我后悔没有把他写成一个盲者，使之神情与步履达到和谐。但他分明看见了雨夜的天空中飘动着千姿百态的手势——那都是女人优美的手，正传达着关于生命与宿命的话语。
男人专注地倾听着，把伞从左手换到了右手。这个动作让他想起三十年前的那个秋雨之夜，在一个叫石镇的地方，一个十岁的男孩企图用一把黄色油布伞去抵挡呼啸的弹雨，以保护另一个也是十岁的女孩。那一夜，男孩把害怕与哭泣的权利让给了女孩，但他一点不后悔。男孩那时最大的渴望是快快长到十八岁，以为这样便可以直起腰杆做人了，伞下便不再有恐惧与羞涩。这是个生就一副浪漫骨头的男孩，三十年后他又开始相信用手会捧起一捧水。他认为凡手能捧住的水是最纯净的，也永远不会干涸。
1999年3月3日写毕于北京—合肥
2007年7月15日，修订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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