候鸟陶人

    陶人称呼，由来已久。汉代开始专指烧制陶器的匠人，明清多以陶人称陶瓷工匠。无瓷土不能成坯，无烧造不能成瓷，无师徒不能成才，无釉彩不能成美。在景德镇底层生活着一大批最苦最累也最有智慧的陶人。没有陶人，就没有景德镇瓷器，更没有瓷都。

    有人说，都昌陶人像候鸟，冬去春来两地跑。都昌人大多是抛妻弃子去景德镇业陶，吃苦受累一年，就只为过年回乡团聚那一刻。明清两朝，景德镇有太多的都昌候鸟陶人，他们年复一年往景德镇跑，不是为了景德镇，也不是为了业陶，就是想混一张嘴或者说让这张嘴吃得更好一些。没有人会用文字去记载他们，因为他们太普通了。他们在景德镇长达五百年的记忆里，就是一群模糊不清的背影，这些背影最后都消失在家乡的传说中。中国历史文化向来是重儒学轻技艺，作为普通陶人不被世人关注也就不是一件奇怪的事。哪怕是到了清代中叶，景德镇的瓷器生产达到巅峰，在陶瓷史上能留下名字的艺人也寥寥无几，倒是督陶官员人人榜上有名。这不是陶人的悲哀，而是中国文化的悲哀。由此可见，写都昌这样一群候鸟陶人有多难！

    到了民国时期，这种状况有所改变。景德镇有文字记载的民国制瓷实业家有27人，其中都昌15人，这些都昌候鸟陶人大都出身贫寒，白手起家，最后在景德镇功成名就。

    刘书桃，字约章，号寿眉。幼时家境贫寒，到景德镇学徒，出师后，省吃俭用，在20世纪30年代创办了刘和丰瓷号。刘书桃虽然读书不多，但胆识过人，几年时间，便将刘和丰瓷号发展成为烧做两行中的大户，拥有南、北两座柴窑坯房，灰可器、二白釉、四大器、冬青器等坯厂达9处之多。

    刘万安，字风池，也是出身贫寒。8岁时迫于生计，到饶州府一家杂货店当学徒，次年，又只身去景德镇学画坯。数年后便与人合伙开办买坯胎加工的小作坊，不久自己做窑，创办了刘万顺瓷号。之后，生产规模不断扩大，雇工最多时达60多人，有窑厂两座，坯房5幢，成为景德镇有名的大窑户。

    陈青山幼年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14岁时去景德镇坯房当学徒，由于他聪明过人，做事用心，手艺出众，第二年就出师上岗，开始剐坯。三年后，做了坯房的小头目。21岁那年，回乡与一农家女结婚，婚后又携妻去景德镇。他在坯房做工，妻子沿街卖豆腐。陈青山渐渐在圆器窑户中有了名气，从架表、驮坯一直做到把桩师傅。后来有些积蓄，便在刘家下弄租一幢坯房，雇了9名工人开办了陈同泰瓷号。陈同泰瓷号由于质量过硬，品种对路，产品供不应求，瓷器远销粤、汉、津、沪、杭、苏等地。他又在花园下弄建柴窑一座，取名为青山窑。20世纪30年代，陈同泰瓷号达到鼎盛，拥有坯房80余间，窑屋一座，家屋两幢，平房两幢，豪华三层楼房一幢。他还在南京开了一家瓷号，雇工130余人。陈同泰号在景德镇红极一时，也跻身于烧做两行的大户。

    吴先志，字浚川。父亲是一个穷秀才，以教书为业。吴先志先是在南京夫子庙一家瓷店当店员，得到美国驻南京副领事的赏识，副领事推荐吴先志为纽约利特尔·琼斯公司采办瓷器。吴先志回到景德镇，在哲泗巷创办美成瓷庄，专门为美国人采办瓷器。美成瓷庄在景德镇渐渐有了名气，1929年美国经济进入大萧条时期，吴先志又与李颂霖合作在九江开设德成瓷号，暑期在庐山开设分店。除经营艺术瓷外，还经营高级日用瓷。南京政府首次定制的国宴用瓷便是由德成瓷号设计。这批瓷器包括四套中西两用大餐具，一套金地万花，一套料地描金万花，两套黄地万寿无疆，四套餐具中尤其以金地万花最为华美。吴先志终身致力于景德镇陶瓷工艺改良，成就颇丰。

    余用正，字泳沂，出生于渔民之家。3岁时随父亲逃荒到景德镇，稍长便到一家白土行打工。12岁时到舅舅家柴窑中学管事，三年出师之后，以全部积蓄入股，任管事。16岁时开办余正泰瓷号。余用正非常讲究信誉，生意越做越大。20岁那年，他又在狮子上弄购买土地，建起了一座柴窑，取名用正窑。这时，余正泰瓷号已扩大到烧做两行兼售瓷土，成为景德镇窑业巨头中最年轻的后起之秀。27岁时，他由烧窑业主推选为陶庆窑总老板。用正窑是景德镇公认最好的一座柴窑，位置优越，窑厂宽阔，占地面积达800多平方米，无论装坯、满窑、烧窑和开窑都非常方便。陶瓷美术大师王步的大件青花瓶、瓷雕高手曾龙升与蔡金台的瓷雕都是在这座窑里烧成。20世纪60年代，用正窑拆除，曾在用正窑把桩的余昌柏师傅哭得死去活来。由此可见，用正窑在景德镇影响之大。

    巢克谦，又名巢老三，出身于窑户。青年时代到景德镇继承祖业，执掌巢宝珍瓷号。以生产青花梧桐和青花玲珑高级细瓷为主。产品远销海内外。巢克谦有两座柴窑，32间坯房。巢克谦从小就开始学画青花瓷，对青花瓷的特点及工艺流程非常熟悉，对青花的选料、配制有很深的研究。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瓷厂获金奖的青花梧桐餐具，便是巢克谦的传统产品。巢克谦生产的青花瓷，底款上都有“珍”字印记，瓷商见“珍”字青花便抢购一空。巢克谦是一位享有盛誉的民族资本家，新中国成立后，他还连任过景德镇市政协二、三、四届常委。

    刘经荣是少年时随父亲去景德镇当学徒。先学画坯，三年期满后，与人合伙做两个利坯的普通脱胎器。不料搭烧坯胎发生连续坍塌，债台高筑，几乎破产。危难之时，恰逢陶庆窑总老板把持烧窑业，引起搭坯户公愤，搭坯户都拒不搭此人的窑烧坯。总老板有坯不能烧，有窑不能满。当得知刘经荣负债累累，拖坯满架，便托人表示愿意帮刘经荣烧清积坯。一个是有坯无窑，一个是等坯满窑，瞌睡遇枕头，刘经荣终于脱此厄运，与原合伙人散伙，单独开了一家“刘义昌甡”瓷号，在景德镇崭露头角。瓷号逐渐发展成为拥有厂房十多幢、雇工140多人的全镇第三大户。刘经荣因此历任同业公会理事、常务理事、理事长。1952年，他带头联营，任建华联营厂经理。公私合营后，又任第五瓷厂副厂长。退休后，他将自己近50年陶瓷生产经验写成《陶瓷圆器生产参考资料》一书，为研究民国陶瓷生产发展提供了一份不可多得的资料。

    余昭华，小字团头，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9岁时到景德镇冯茂和瓷号学刹合坯，17岁开始做窑，团头自己刹合坯，父亲打杂，母亲做伙夫。如此10年，家业不断扩大，陆续购进坯房3幢，家屋1幢，成为一个中等窑户。抗日战争爆发，许多窑户逃往乡下避难。余昭华则抓住时机，让父亲在景德镇继续生产，自己则低价买进瓷器，运往安徽屯溪转卖。同时又购进二白釉和灰可器，由鹰潭转运绍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他拥有1幢窑屋、2幢家屋、7幢坯房，成为烧做两行自行彩绘兼行商的大窑户。1949年，选任为灰可器公会理事长。新中国成立后，当选为景德镇陶瓷生产联合会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成为景德镇私营工商业的上层代表人物。1951年1月，在景德镇二届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上，他又当选为副市长，并历任市工商联一至六届主委，市民建一至五届主委和全国工商联一至三届执委。

    余式梅，别名更元。9岁时父母相继去世，10岁时随族人去景德镇谋生，在一家窑户学刹合坯。他学艺认真刻苦，做事小心谨慎，技艺精湛。30岁时成为做头。40岁时，已经是十余家窑户的做头。他每到一家，都能使这家扭亏为盈。1947年，吴镇发号生产的常白釉多为次品，亏损很大，元气大伤，难以维持。老板辞掉原来的做头，改请余式梅。余式梅无暇顾及，便派徒弟欧阳大毛前去查找原因。欧阳大毛到坯房一看，便知道问题出在刹合坯上。原来刹合坯工人所用的釉桶不勤洗换，下班后又不盖好桶盖，以致釉料中落进脏物。他将原来的釉倒掉，洗净釉桶，倒入新釉。这一洗换，烧出来的坯碗，没有一只不是正品。余式梅在脱胎器行中素有妙手回春的美誉。1932年，他被推选为脱胎公会的理事长。余式梅由于技术高超，收入颇丰。以每处做头6块银圆计算，他每月收入便有60多块银圆。抗战胜利后，余式梅回到都昌，用多年积蓄在县城开了一家土杂商店。没过多久，他觉得还是做陶人好，便关了土杂店，重返景德镇做头。直到1954年病故，余式梅还在摆弄各种瓷土，以研究瓷土性能和配方自娱。

    像刘书桃、刘万安、陈青山、吴先志、余用正、巢克谦、刘经荣、余昭华、余式梅这样能出人头地的都昌陶人少之又少，更多都昌陶人的宿命就是做“候鸟”，春去冬回来，年复一年。陶人在景德镇望窑烟，妻儿在家里盼过年，看得两眼泪汪汪，盼得妻儿饿断肠。

    因为有这断肠一盼，候鸟陶人才前赴后继。因为前赴后继，候鸟陶人才改写了景德镇的历史。

    国大代表选举闹剧背后的实力较量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第二年，景德镇曾上演过一场选举国大代表的闹剧。这事得从国民大会说起。

    国民大会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名义上代表国民行使权力的机关。国民大会先后于1946年、1948年召开。1946年大会的任务是制定《中华民国宪法》，又称“制宪国大”。1948年大会的任务是施行宪法，选举总统，实行总统制，又称“行宪国大”。国民大会根据孙中山先生“权能分治”的理论设计，人民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等四“权”，政府有行政、立法、司法、监察、考试等五“能”。权能分开，才可以既保障人民权利，又提高政府效能。由于中国地域广大、人口众多，人民无法直接行使权力，孙中山先生便设计了一个国民大会的机构，行使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项政权。人民先选举国民大会，国民大会再选举行政、立法、司法、监察、考试五院行使治权。首届国大原定于1936年召开，任务是制定宪法并决定宪法施行的日期，代表总额1200名。选举办法规定：凡年满20岁之国民有选举权，年满25岁之选区内居民有被选举权。除上述1200人之外，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及候补执监委为当然代表，国民政府还可直接指定代表240名。1936年，国民政府陆续公布了宪法草案、国大组织法及国大代表选举法，大部分省区还进行了代表选举。后因抗战爆发，国大不得不延期召开。这一延期便是十年。1946年初，政治协商会议决定当年召开制宪国大。为确保国大公平民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同盟提出国大代表应进行适当调整。经各方协商，决定原选举的1200名代表继续有效，取消当然代表及指定代表，增加台湾、东北收复区代表150名，各党派及社会贤达代表700名，总计2050名。按照政协决议，国民大会必须在内战停止、政府改组、训政时期结束、宪草修正完成后才能召开。1946年10月，国共军事冲突加剧，国民政府决定单方面召集国民大会。11月15日，制宪国民大会在中国共产党缺席的情况下在南京召开。1948年，国民党又在南京召开行宪国大，选举国民政府总统和副总统。4月19日，国民大会选举蒋介石为总统。在选举副总统时，国民党内部各派别展开了激烈争夺，经过四次选举，李宗仁才当选为副总统。5月20日，蒋介石、李宗仁正式就任国民党政府总统和副总统。

    早在1945年，国民党政府便开始筹备召开国民大会，选举“国大代表”，按人口数额，浮梁县应出选区域代表一人。虽说年满25岁的选区居民都有被选举权，但真正能参与竞选或者说敢于参与竞选的仍然是县里几个头面人物。这事对其他县不复杂，对浮梁县却复杂。复杂也不是浮梁县，而是景德镇。竞选国大代表的事传开后，景德镇每条巷弄都处于极度亢奋状态，有的甚至表示，哪怕是倾家荡产也要把国大代表抢到手。景德镇的会馆、酒楼、妓院、赌场日日宾客爆满，夜夜灯火通明。有的家里从秋天到冬天，天天的流水席，灶里不离火，路上不断人。当然，这里大多数人是凑个热闹，弄个动静，证明自己也有资格和实力走进人人羡慕的政治殿堂。在选举的前两个月，所有参选区域的竞选人除了向浮梁县选举委员会申请提名竞选外，还纷纷成立竞选机构。有的称招待所，有的称事务所，包租大旅馆，成立智囊团，邀请亲朋好友帮助竞选。大摆宴席仅仅是开场锣鼓，请客送礼是家常便饭。竞选白热化之后，各个智囊团又奇招纷出。有的是正面宣传自己，扩大影响。有的则是造谣揭短，诋毁对手，以抬高自己。到了1945年冬天，很多人开始由凑热闹转向了看热闹，景德镇的亢奋也变得酒意阑珊。这时有四位真正有实力的候选人走上了前台。

    程宗瑜，曾担任江西省陶业管理局技师，经营工商业，家资雄厚，甚得五区行政督察专员酆景福的信任。

    程克祥，复旦大学毕业，军统高级特务，抗日战争胜利后，任上海接收专员，接收日伪在上海的资产。宋子文任广东省政府主席时，程克祥任广东省政府新闻处处长。竞选期间，程克祥派他的弟弟程士大坐镇景德镇，长期包租“共和楼”作为招待所，花钱如流水。

    赖子湘，江西省警官学校毕业，曾任乐平县警察局局长、浮梁县参议会副议长、浮梁县商会理事长、浮梁县立银行经理，家资富有，实力雄厚。

    余树芬，派名昆李，字义笙，号绮楼，后改名树芬。都昌县芗溪乡声扬村委会西湾村人，上海持志大学毕业。曾任中国国民党江西省党部监查委员、江西《民国日报》副总编辑，时任第五行政区党部督查专员兼浮梁县党部书记长。

    在这四位竞选人中，唯有余树芬毫无经济实力。余树芬走的是一条读书从政的路，心中有理想，有激情，也还有百折不挠的意志和书生意气，就是身无长物。余树芬学的是法律专业，心里想的是以法治国。他就是想成立一个竞选机构，也无那样的经济实力，更无法忍受自己内心的煎熬。

    便在这关键时刻，又出了一个小乱子。

    在正式选举国大代表的前一周，江西省政府会同国民党江西省党部临时做出决定，为了照顾景德镇的陶瓷工人，指定浮梁县总工会出选一名国大代表。按原规定，工会、农会、教育会、妇女会等人民团体的国大代表均由全省统一分区选举。这种由省党部和省政府在小范围钦定的做法本来就让人不满，加上浮梁县总工会普通委员中又只有江承林是陶瓷工人，国大代表候选人非江承林莫属。乱子还不是非江承林莫属，而是江承林也是都昌人。再深究下去，也不是说江承林是都昌人，而是江承林曾经在余树芬家做过工，江承林的县总工会委员又是余树芬推荐的。江承林是个老实人，在人多的场合话都不敢说，就是说也不顺畅。江承林老实，正说明你余树芬不老实。国大工会方面的代表非江承林莫属，你余树芬又参与国大代表竞选，两名国大代表都成了都昌人的菜，或者说都成了你余树芬的菜，这能服众吗？景德镇原本趋于平静的巷弄又亢奋起来。这次亢奋不是喜悦，而是愤怒。像余甘霖、范一峰、饶名贤、万文钦等人，都大为恼怒。他们以为余树芬和县党部是故意不公开消息，想让更多的人坐失良机，无法展开公平竞选。余树芬的竞选对手更是大做文章，自下而上，吵吵嚷嚷。余树芬被弄得焦头烂额，不要说竞选国大代表，辞职的心都有了。

    这时，都昌会馆的会首找到了余树芬：义笙啊，别人竞选都有个什么招待所、事务所，你咋什么都没有？

    余树芬：还招待所、事务所，一个江承林就弄得我焦头烂额。

    会首：先不说江承林，江承林俺已吩咐江家祠堂去办。就说你！

    余树芬：落花有意，流水无情。随它去吧！

    会首：这可不是都昌人的态度。俺不管流水是不是无情，就说落花是不是有意！

    余树芬：以法治国是我的理想。

    会首笑：俺就等你这句话。都昌人没有招待所、事务所照样做国大代表。不但你要当，扁担打不出屁的江承林也必须当！

    会首回去了。

    第二天，都昌的窑户老板代余树芬请了数桌酒席。余树芬没有到场。会首说，这样的事不要他到场。又说，酒要吃好，就是不要吃到狗肚子里去了。国大代表不是余树芬要当，是都昌人要他当！

    第三天，江家祠堂也办了数桌酒席，招待选举委员会和县总工会委员。江承林同样没到场。江家首士也说，国大代表不是江承林想当，是江家人要他当。

    三天后，选举开票宣布，余树芬当选为浮梁县区域国大代表，江承林当选为全省工会国大代表。

    一场闹剧到了高潮，无暇留下悬念，便突然收场。这本来就是一场没有悬念的竞选，只不过是好事者用烟幕掩盖了都昌人在景德镇的真正实力。

    1946年11月25日，“国民代表大会”在南京开幕。余树芬和江承林11月上旬便离开了景德镇，取道南昌去南京。江承林就是一位普通的做坯工，吃了上顿没下顿。那时国统区已经开始通货膨胀，物价飞长。江承林从未出过远门，骤然来到南京这个大都市，走进富丽堂皇的大会堂，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不敢乱说一句话，不敢乱走一步路。不说话倒没什么，江承林怕的就是说话。不乱走一步路的确很难，大街上是人挤人，大会堂还是人挤人。江承林就是余树芬的一条尾巴，一切行动听命于余树芬。这次大会，通过了《中华民国宪法》。1948年，又到南京参加行宪国大，选举总统、副总统。选举总统时，很顺利。选举副总统时，遇到了一些麻烦。原来竞选副总统的有孙科、程潜、李宗仁三人，蒋介石授意要孙科当选。余树芬和江承林也是准备选孙科。后来各方争执不休，只好暂时宣布休会。休会期间，各省国大代表仍由大会招待，住大宾馆，吃大菜，并要发数目可观的特别办公费。江承林一切听从余树芬，选票都是由余树芬帮助填写。余树芬等于是身兼两个代表。休会之后，孙科自动退出竞选，余树芬改选程潜为副总统。开票结果，竟然是李宗仁当选为副总统。

    余树芬经历这次国民代表大会之后，便心灰意冷，回来后长期闲居在景德镇家中。景德镇解放的前四天，才匆匆去南昌，随国民党省党部的人同去了台湾。

    余树芬的梦想走进了死胡同，都昌人却走向了未来。

    新学创始人江起鹏

    都昌人经常这样给自己画像：一是会读书，二是会养猪。

    都昌人会读书也不仅仅是会读书，还尊重读书人。只要生活略有盈余，必送子女去读书。会养猪也不是都昌的男女老少都在养猪，而是都昌人会精打细算。哪怕只有半分劳力都要在家养一头猪，以减轻家庭的经济压力。

    景德镇素有“草鞋码头”之称，景德镇的“草鞋”多为都昌人。这也不是说都昌人到了景德镇便忘掉了老家的传统，不愿读书，而是被生活所迫，没法读书。景德镇的都昌人到了第二代、第三代还是以读书为第一要务。往远处说，清乾隆年间，景德镇办了一所景仰书院。景仰书院是景德镇历史上唯一设在城区的书院，当时创办是不是由都昌人发起，没有史料记载。嘉庆二十一年，由陶瓷界出资重修书院，供陶瓷界子女读书，便是都昌人倡导的。书院重修后，招收的学生多为都昌人。咸丰年间，书院被烧毁。光绪初年，都昌人又在东门头另选址重建，直至新学兴起，书院停办，都昌人从来没有放弃过读书。往近处说，在景德镇近代教育史上，首推“景德镇立模范小学”。说到模范小学，又必须要说到另一个都昌人江起鹏。

    江起鹏，又名达炳，都昌芗溪江家坊人。从江起鹏的曾祖算起，江起鹏家在景德镇已历经四代。江起鹏曾祖父首次来景德镇是做陶瓷工人，饱受磨难，成了窑户。祖父江名财，子承父业，治业有方，实业更加兴旺。祖父生了二个儿子，江起鹏的父亲江步是老大，叔父江浩是老小。两人均考取了秀才，江步继承祖业，江浩才华横溢，成了上海《申报》的自由撰稿人。在景德镇的民间还流传着江浩一个小故事。饶州府一次会考，各县才子齐聚饶州，清末科举考试舞弊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一些参与作弊的“名流”也齐聚饶州。浮梁县有“一龙一凤”，人称：“龙”举人，“凤”进士。就是说，请到“龙”代考，能中举人，请到“凤”代考能中进士。“一龙一凤”到了饶州。“龙”开价，考取者收银圆两百。“凤”也开价，四百块银圆确保位居前列。江浩姗姗来迟，开价八百块银圆，不考第一，分文不取。“一龙一凤”知难而退，乐平考生请江浩代考，果然名列榜首。我讲这故事，还是想说都昌人会读书。

    江起鹏的名字便是叔父江浩取的，寓意鲲鹏展翅，扶摇直上九万里。可惜他父亲是秀才经商，没商及四海，先伤了自己。江起鹏出生不久，父亲因不谙业务，家道中落，人到中年便忧郁而终。

    江起鹏幼年随叔父熟习经史，后与同乡曹浩森一同考取秀才。1905年废除科举，江起鹏又考入两江优级师范学堂史地科，在两江优级师范学堂，他受新文化运动思想的影响，加入了同盟会。毕业后，江起鹏回到景德镇，立志教育救国。

    在江起鹏赴南京读书的同一年，旧学与新学交替，全国的书院、县学一律停办，景德镇的教育出现了真空。江起鹏回景德镇创办新学恰逢其时。江起鹏秀才读大学，人称“秀才补顶”。社会声望有了，剩下的就是三件事：筹措经费，选择校址，聘请教员。

    江起鹏主要是依靠社会集资办学。他首先争取到都昌会馆各位会首的支持，征集景仰书院部分产业收入作为学校日常经费来源，又向众窑户、贤达、社会团体募集资金。江起鹏再一次触动了都昌人爱读书的神经，都昌人听说“秀才补顶”要创办新学，捐款一个比一个踊跃。有都昌人的支持，江起鹏有底气，又呈请浮梁县政府拨给景德镇部分捐税以为补充，钱的问题解决了。学校选址也是一件难事，新学不同于蒙学，有一间厅堂，摆几张书桌就可以授业。新学也不同于经馆，寻一处寺庙庵堂，只要清静即可。新学要有多间讲堂，要有教员办公室、卧室，还要有厨房、礼堂、操场。城区学校学习多为走读，校址要求尽量放在城区中心。江起鹏四处查访，相中了御窑厂前原景德司署的房子。御窑厂地处全镇中心，早已不生产瓷器。清末，经朝廷御准将御窑厂改为江西瓷业公司。江起鹏争取到瓷业公司总经理康达的支持，将原御窑厂警卫机关的房屋拨给学校，稍加修整，便可以使用。聘请教员也非易事。蒙学、经馆的老先生用不上，读“洋学堂”的学生地方少之又少。江起鹏只好通过各地同窗从外地聘请。他们或毕业于师范学校，或毕业于中学，有办新学的思想基础，也有分科教学的水平。

    1912年2月，阳历新年的钟声敲响不久，景德镇人已收起了往日的忙碌，在凛冽的寒风中静静等待春节的到来。江起鹏选择这样一个既冷清又充满期盼的日子，翻开了他“景德镇立模范小学”的新篇章。江起鹏选择这样的日子开张还有一层含义，清朝宣统皇帝溥仪宣布退位，孙中山刚刚在南京宣布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一个时代在辞旧迎新。景德镇的新学跟着这样一个伟大时代的步伐，匡国济世，能不有所作为！

    有人问：为什么是“镇立”？凭江校长的声望，凭景德镇的财大气粗，怎么也该是“县立”！

    又有人说：“镇立”怎么了？县无能为“立”，才有镇立！

    还有人说：这话俺爱听。景德镇虽然归浮梁管辖，景德镇的御窑厂、同知署哪条胳膊都比浮梁县的腿粗，浮梁子弟瞧不起“镇立”，镇上子弟还瞧不上“县立”！

    又有人问：为何称“模范”？

    有人答：朝廷原有规定，州、县设一学堂，为之模范。景德镇虽非州县，胜过州县，为何不能称“模范”！

    当时景德镇有明显的“都帮”“徽帮”“杂帮”之分，江起鹏是都昌人，模范小学又主要是都昌人在支持，景德镇人很自然将模范小学划为“都帮”。景德镇人的这种优越感，在某种程度上就是都昌人的优越感。

    有优越感的都昌人办“模范小学”，处处以“模范”自砺。模范小学，儿童入学全部免费。先是办初小，学制五年。后又增办高小，学制三年。民国5年（1916年），浮梁县署迁到景德镇，县立高等小学也随之迁到景德镇。县立高等小学与模范小学比，仍是相形见绌。模范小学的教员在校内是学生的矜式，与学生形同良友，亲如子弟；教员在校外重操守，严律己，又是社会的楷模。模范小学的学生遵礼仪，守风纪。很多景德镇人都以子女能进模范小学为荣。学校有校旗、校歌，有统一的校服，还有鼓号队。民国4年（1915年），江西省长戚杨到浮梁县视察，参观了模范小学。戚杨看了学生做操，听了教员上课，还找了一个叫宗观澜的学生问话。宗观澜面对省长问话，不但不胆怯，还对答如流。戚杨叹服，模范小学，名副其实！戚杨一高兴，挥毫为模范小学题词。模范小学的名声不胫而走，誉满江西。次年，戚杨调江起鹏任省教育厅视学。江起鹏还有一个可贵之处就是没有门户之见，景德镇人都认为模范小学归属“都帮”，唯独江起鹏认为模范小学归属于社会。江起鹏荣调省教育厅，景德镇人都认为模范小学的校长应该由都昌人继任，江起鹏反其道而行之，推荐浮梁教员项缦卿为校长。项缦卿毕业于省立师范学堂，有学识，有能力。两年后，项缦卿也调往省教育厅，浮梁县知事再三相邀，又把江起鹏请回模范小学视事。模范小学从创办到1940年被日本飞机炸毁的三十年，学校教学条件、师资力量、教学质量和办学规模一直居景德镇首位，学校由当初的几十人发展到三百多人。20世纪30年代，江西省主席熊式辉视察模范小学，十分赞赏，一度让省立中学免试招收模范小学的学生。都昌窑户的子女一大批从这里走出去，有的甚至出国留学。

    原景德镇市教育局督导室主任徐镇寿参与过景德镇教育志的编写。他曾说过两句话。一句话：“都昌一个江起鹏，一个余重襄，声誉不在商界领袖陈庚昌之下。”20世纪20年代，都昌人陈庚昌任商务总会会长，江起鹏任教育会长，一个在商界，一个在教育界，都是景德镇叱咤风云的人物。余重襄也是都昌芗溪人，祖辈世居景德镇，做木材生意，与江起鹏是两江优级师范学堂同窗好友，后也在景德镇创办了“景德镇立女子公学”，对推动景德镇妇女解放运动做出了卓越贡献。另一句话：“江起鹏不仅人间传颂，而且享誉阴曹。”这话看上去像骂他，实际上是对他最高的赞誉。景德镇是都昌人的码头，也是十八省的码头。景德镇人有喜事盼他来庆贺，有难事盼他来拿主意，有纠纷盼他来评判。都昌会馆议事，要开头门迎候他。江起鹏没有钱，没有势，只有胸怀和渊博的学识。景德镇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有人生病、叫魂或者去世请道士做道场，道士除了念经，还要向阎王说一句话，这人在阳间没做过坏事啊，江起鹏老师可作保！道士在景德镇说这话说了30年。

    模范小学不仅是景德镇人精神寄托的摇篮，还是红色革命的摇篮。1925年“五卅运动”，江起鹏在景德镇带领高年级学生率先举行声援集会、示威游行、公祭和募捐。1926年中共景德镇党组织成立，发起人向义（又名向法宜，都昌人）便是模范小学的教员。

    有一次，浮梁县知事梅钦光接江西军阀邓琢如密电，模范小学教员向义是中共景德镇党组织负责人。梅钦光深夜派人请江起鹏商量，江起鹏不假思索地撒了一个谎，向义半月前已请假离校。梅钦光便顺水推舟，向上推卸了事。这年冬天，北伐军光复景德镇，国共合作，共产党的活动公开。景德镇的几所学校校长均被撤换，由景德镇市党部几名负责人兼任。模范小学校长便是由中共负责人向义担任。1927年初，都昌人与乐平人发生大规模械斗，实际上是国民党右派势力蓄意挑起的一场地域性械斗，真实目的是针对景德镇的共产党组织。两月以后，都乐械斗平息，国民党也对中共景德镇党组织负责人开始追捕，景德镇党组织陷于瘫痪。江起鹏重返模范小学任校长，不久，邵式平出任中共浮梁县委书记、景德镇市委书记。在此之前，邵式平和模范小学教员胡德兰恋爱，邵式平与江起鹏成了莫逆之交。邵式平和胡德兰对江起鹏敬重有加，1930年，邵式平任赣东北红军军事委员会主席，两次随红军到景德镇，都与江起鹏相见甚欢。

    1928年夏天，江西省教育厅委任江起鹏为浮梁县教育局局长。江起鹏任教育局局长期间，又创办了景德镇第一所公办中学。江起鹏不善官场，也不善理财，常以“无欺无伪相补、清白清风共存”自勉。他家祖业在父亲手上已家道中落，到他手上只剩下几处房产。他一心致力于景德镇的教育，也无心打理家中的产业，为了全家人的生活，他不得不陆续变卖家产。1929年冬，他被迫辞去教育局局长职务，模范小学又回不去，百般无奈，黯然离开了他为之奋斗一生的教育界。他回到家里，祖业除了一栋老屋外，一无所有。年过半百的江起鹏又不愿随波逐流，穷困潦倒之下，不得不将老屋变卖，苦度时光。

    1949年4月，景德镇解放。年逾古稀的江起鹏枯木逢春。这时已任江西省省长的邵式平听说江起鹏还健在，和妻子胡德兰专程到景德镇看望他，并聘请他担任江西省人民政府文史馆馆员。

    江起鹏82岁寿终。

    教育能改变人的灵魂。江起鹏出自都昌，却走出了都昌，成为新时代改变景德镇人灵魂的第一人。

    人生大舞台

    如果说都昌人改变景德镇是迫于无奈，那么都昌人在文艺大舞台上却是日久生情。

    景德镇的都昌人对戏曲情有独钟。在制瓷生产中，烧窑前要“暖窑神”，烧了一窑好瓷器要“祀神酬愿”。林景梧、孙昌的《陶瓷习俗》中记载：

    每年初冬一过，各窑都在某次窑后，举行一次“暖窑神”活动，祭祀的“风火仙师”又名“广利窑神”。这种祭祀活动，首先由拖坯向各搭坯户收取“暖窑神”的费用。一般是一夫坯两块银圆。大约每座窑可收到50-80块银圆。款收齐后，拖坯与把庄商量好费用的安排，确定日期，交各窑工分头进行，向酒楼订好酒席，请三脚班，借桌凳、香炉烛台，布置场面。“暖窑神”这一天，窑里打扫得干干净净。窑门上贴着用黄表纸书写的“风火仙师”四个大字，两旁贴着一副“风助火力”“火借风威”的对联。窑墙两侧，挂两面大的“飞虎旗”。窑门前面摆着几张桌子，中间空出一块踩地戏的场子。黄昏，窑工们齐集窑上。把庄点燃红烛、长香。虔诚默祷叩拜，并燃放长鞭炮。接着，酒楼送来四盘十碗加热炒或十碗加热炒席面上桌，（钱多时还办过八大八小席面），大家一边饮酒，一边看三脚班的踩地戏，一直到深夜收场。

    郑廷桂《陶阳竹枝词》中也提到：“青窑烧出好龙缸，夸示同行新老帮；陶庆陶成齐上会，酬神包日唱单腔。”诗的注脚这样写道：“大龙缸最难烧。满窑人亦都鄱两帮。每岁陶成，窑户多演包日戏酬神。”

    明万历钞本《钵中莲》第五出《托梦》亦有酬神情节：

    王合瑞上（唱）：羁旅荷神庥，托业聊为糊口。恭逢华诞。椒馨仰答高厚。

    （白）：我王合瑞，前受窑主之托，小心照料土窑，且喜烧出缸来并无损伤。今日窑神圣诞，伙计们公斗分金，准备福礼三牲，已在厨下整治。为此携着帚儿，自到神案前洒扫一回。

    （唱）：酬恩赛愿，为明烟正洁供箕帚，愿东君及早言旋，阮囊助得回江东。

    匠工上（白）：沁芬盈酒盏，肥猪见牲盘。王哥，福礼完备，就请拈香。

    王合瑞等（白）：神圣在上，弟子王合瑞及合窑匠人等献祝千秋。

    （唱）：蒙庥，财帛易营求，感激长悬心口，馨香明德，神诋鉴纳枕由。迎时祈佑，祝无疆竞献芹私有。

    王合瑞（白）：祭赛已毕，大家里面饮福去。

    匠工（白）：有理。

    康乾盛世，景德镇的陶瓷生产得到了空前发展。各帮会为了维护各自的利益，定期举行集会。集会时除了祭祀神灵，还演戏庆贺。景德镇人把这种行帮演的戏叫“行色戏”。都昌会馆一般是一姓演一天，有“牛开头、马关门”之说。都昌的“行色戏”一般是农历五月十三匣钵业在马鞍山的云锦庵首演，演戏达数月之久。

    五月节迎师主会，六月拜风火仙，都要请戏班演戏。烧窑业还有一个行规：20年一届开禁迎神、招收徒工，举行迎神赛会。

    《江西文史资料选辑》第七辑载有曾经亲身经历过这一迎神赛会的黄席珍、刘重华的回忆：

    工商人等，在平时大都省吃俭用，质朴无华，遇到逢届迎神则不吝用途，尽力张罗，缝新衣，做首饰，扎台阁，大爆竹，张筵弄酒，大吃大喝，在所不惜。如1933年那次迎神赛会，就有台阁一百多架、纺绸长龙几十条。人们舞狮子、打蚌壳（灯）、扮地戏、五彩缤纷、万花缭绕……前导开路的是标有“风火仙师”的大灯笼一对，接着飞虎旗两面，后跟军乐队、执事牌（肃静回避、金瓜月斧等等），然后台阁、龙狮依次排来。之后香亭宝鼎，鼓乐笙箫，恭引祖师座轿。信士骑马、坐轿，捧香背烛，再后面是四人扛着的大鼓铜锣，锣鼓声，爆竹声，喧嚣杂沓，响彻云霄。迎神的耗用，仅就一百二十来家烧窑户，以每户平均二三百块银圆，连同千家万户大小做窑户，粗略估计，全镇耗用当地银圆五门万元，相当于当时一万两千多担左右。

    都昌有自己的渔歌、田歌、山歌、灯歌、船歌、小调，有自己的采茶调、布袋木偶戏、鼓书，还先后流行过乐平腔、青阳腔、饶河调、文字调。都昌人富贵不尚奢华，贫穷不失礼仪，卑贱不阿权贵，危难不思苟全。都昌人的内心像一团火，热情奔放，有钱寻开心，无钱穷开心。都昌人把这些性格也带到了景德镇。

    都昌人不但喜欢看演，还喜欢演戏。

    都昌艺人陈春福把木偶戏改造成瓷偶戏，在全国戏剧剧种中独树一帜，曾风靡景德镇。

    陈春福是都昌大树乡陈家圈村人，父亲是高腔坐唱班艺人。陈春福先是跟父亲学高腔，后又拜陶扁嘴为师学饶河戏。民国4年（1915年），浮梁县知事陈安因演戏耽误瓷器生产，下令禁戏，被禁的除人演的戏之外，吊线木偶戏也在被禁之列。陈春福的“福星班”便将吊线木偶改装成撑公头，就是用一根一尺八寸的竹棍支撑布袋木偶头部，再用两根竹篾弯成曲臂，前端装上皮圆圈，演出时如要用刀枪或其他道具，便插入其中。下面用蓝布遮住，看不到脚。又排练了几出饶河小戏。谢神还愿时，先演高腔，再演饶河戏。由于陈春福的戏有故事情节，唱腔也喜闻乐见，观众趋之若鹜，有钱人家还请“福星班”到家里演出。“暖窑神”自从禁戏后，窑工怨声载道，甚至把瓷器烧坏了也归罪于禁戏。有的窑户发现陈春福演撑公头戏，便将陈春福请到风火仙庙对面的戏台上演出。演员先是演高腔《霞龄天官》，接着演弹腔《大解宝》。县衙就在风火仙庙隔壁，陈安带着衙役闻风而来，窑工看到陈安，也严阵以待。

    陈春福：俺这不算演戏。

    陈安：有演员，有唱腔，如何不算演戏？

    陈春福：有演员却看不到演员，只有布袋木偶。

    陈安：布袋木偶有眼睛有嘴巴，也算是人。

    陈春福：布袋木偶虽然有眼睛有嘴巴，却不会动。

    陈安默然点头。他默然点头不是因为陈春福会狡辩，而是看到窑工怒目而视。陈安默然点头，就代表陈春福的饶河调撑公头戏合法了。景德镇禁戏禁了13年，陈春福的福星班便火了10年。然而，木偶终归是木偶，一样的相貌，一样的性格。陈春福心里清楚，再这样演下去，不是景德镇人要轰他下台，他自己都要轰自己下台。

    民国15年（1926年），陈春福对撑公头戏进行了一次重大改革。景德镇的瓷雕艺术已经出神入化，不但造型精美，而且色泽艳丽。他请瓷雕艺人按照饶河戏的行当，雕刻了40个瓷偶头。小生、小旦仿韦陀、观音眉清目秀，小丑仿济公滑稽可笑；花脸则按脸谱绘制，有关公、张飞、包公、尉迟恭、曹操等常用瓷偶头，还有30多个花脸假面具。与此同时，他还对舞台、演员和乐队等进行了一系列改革。经过一年的充分准备，福星班在南昌会馆进行了首场演出。观众被这明亮的瓷偶、鲜艳的服饰、崭新的舞台、逼真的表演震惊了。福星班的名声不胫而走，订戏者连续不断。

    民国18年（1929年），景德镇宣布演戏开禁。景德镇一夜之间涌进了十几副戏班子。13年没见到真人演戏的景德镇人即便如此，也还是忘不了瓷偶戏。都乐械斗，景德镇一片混乱，外地戏班子不得不转到城外演出，唯有陈春福的福星班畅行无阻。后来，景德镇有了专业的戏院，瓷偶戏还是没有被景德镇人冷落。元宵节后，福星班便下乡演出，人称“挨门班”。农民见瓷偶戏上门来，都要演一两场。福星班在乡下一直要演到栽田才回景德镇。三月，福星班要为患天花、麻疹病人演娘娘爷爷戏，五月十三要演关公戏，三、六、九月的十九要演观音戏，七月要演地藏王戏，八月要到黄家洲演戏，八月十五要演中秋戏，九月九要演九皇戏，十月以后又要演许真君戏、暖窑神的风火仙师戏。除了演这些时令戏外，做屋上梁、生日寿诞、结婚喜庆也要演戏。福星班在一年之中，有一天是绝对不外出演戏。这一天便是六月二十四，戏剧祖师爷老郎菩萨唐太宗的生辰。这一天演员都要到班主家做会，做会时，老郎菩萨头戴皇冠，身穿龙袍，被供在大堂之上，演员顶礼，焚香叩拜，然后吃酒。酒后便在班主家演唐太宗征东戏《凤凰山》。散会后，班主每人还要送一斤糕饼。

    福星班剧目最多的时候，大戏有30多本，小戏有40多折。1954年，陈春福参加了景德镇市曲艺队。1960年，市曲艺队成立偶戏组。1963年“五一”劳动节，江西省和外地几个木偶剧团来景德镇观摩瓷偶戏，陈春福在曲艺场公演，再次引起轰动。5月19日的《景德镇报》发表题为《热闹、风趣、入神》的评论文章，对陈春福的瓷偶戏大加赞扬。“文革”期间，瓷偶戏也难逃厄运，陈春福含着眼泪将相伴一生的瓷偶一个个砸得粉碎。在景德镇风光了四十年的瓷偶戏就这样黯然离开了历史舞台。

    景德镇还有一个文词戏艺人徐银泉，被景德镇人称为“都昌的梅兰芳”。

    徐银泉是都昌徐家埠下正湾村人，父亲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30多岁便积劳成疾，丢下五个儿女离开人世。徐银泉两岁时，母亲又被财主强卖给张家岭一个裁缝为妻，徐银泉兄弟是靠婶母抚养长大。12岁时，附近村庄办戏班，演文词戏。徐银泉天天去看戏，无人时便模仿演戏。有一次，戏班缺一个丫鬟，他自告奋勇演丫鬟，竟然演得惟妙惟肖，被戏班看中。徐银泉每次出场都能赢来一片喝彩，14岁便唱红了都昌，人称“十四红”，称戏班为“银泉戏班”。徐银泉的名气越来越大，他的戏班到哪里，乡下的公公婆婆、大叔大婶、丫头崽俚便追到哪里。男的说，看了银泉的戏，荒了庄稼都不悔。女的说，看了银泉的戏，挨打挨骂都不悔。老人说，看了银泉的戏，赶路跌死都不悔。办公事的人说，看了银泉的戏，丢了饭碗都不悔。一次，星子县长到了都昌县城，看了徐银泉的戏，深深被他的演技和风采折服，一次就打赏给他70块银圆。有人送给徐银泉戏服行头，上面都要绣上“艺术天才徐小梅”，暗含小梅兰芳的意思。

    文词戏又叫文南词、文曲戏，赣北称“都昌县大文词”。明末清初，文词戏随安徽逃荒卖艺人传入都昌，后经都昌民间艺人在唱腔、伴奏和表演形式等方面不断改进，逐步形成了具有浓厚都昌特色的地方戏种。文词戏唱演并重，以唱见长，以旦角表演为主。文词戏唱腔丰富，曲调明快、淳朴、流畅，优美动听，在赣北地区广为流传。徐银泉主要是演旦角，兼演小生。有一次，徐银泉嗓子唱哑了，台下人仍要他演。他不得不在前台演，用其他演员在后台配音。这样演了三个月，竟然没人发现不是徐银泉在唱。

    1952年，景德镇市成立大众曲艺场，应景德镇市文联和刘尧生等采茶戏艺人一再邀请，徐银泉赴景德镇演出。景德镇瓷业工人大多是都昌人，喜欢看文词戏，大众曲艺场场场爆满，徐银泉正式被人称为“都昌的梅兰芳”。1954年，景德镇成立采茶剧团，徐银泉又改演采茶戏小生。这年十月，他随团赴南昌参加江西省第一届戏曲会演，得到了文艺界的高度赞扬。

    都昌还有一位采茶戏艺人刘尧生，他的采茶戏曾是景德镇嫁娶、暖窑必选曲目。

    刘尧生是都昌土塘港湾村人。祖父刘绍茂是景德镇的制瓷大户，父亲刘元林却是一个花花公子，祖母余氏精明能干，不得不替子经营。后因年迈，力不从心，家道中落，一个烧做两行的家产被刘元林一根鸦片烟枪烧为灰烬。刘尧生为生活所迫，先是在瓷号当学徒，后又到“三角班”学唱戏，跟着师傅邱炳生四处流浪。刘尧生是真心喜欢戏曲，为此他不惜抛妻弃子。抗日战争爆发，刘尧生回到家乡土塘办了一个“三角班”。

    “三角班”风里来，雨里去，苦不堪言。正如他的唱词：

    “三角班”，无年月，

    春夏秋冬祠庙歇，

    二四八月能度过，

    四九寒天一捧雪。

    “三角班”，无家归，

    四处乞演“挨门戏”，

    人说戏子多自在，

    谁知身浸苦水里。

    景德镇解放后，刘尧生迎来了他艺术的春天。他重返景德镇，与人共同创建了大众曲艺场，在全省第一届戏曲观摩会演中，他一举夺得个人表演奖。1956年，他担任浮梁县采茶剧团副团长，为景德镇市采茶剧团培养了一批青年演员。1964年，他又任景德镇市文化馆副馆长，把他的一生贡献给了景德镇的采茶戏。

    都昌鸣山乡的石祁香曾经是景德镇饶河戏的第一女小旦，当年，邵式平省长每次到景德镇必到赣剧团看石祁香的戏。

    都昌鼓书是都昌特有的一种说唱艺术。鼓书俗称“唱传”。道具便是一鼓一板。鼓书老艺人说，打鼓唱传，唐朝就有。都昌鼓书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形成了两大风格迥异的流派：东南道情腔，西北说书腔。两派区别在于：道情腔委婉缠绵，坐唱为主，以曲调和音色之绵柔见长。悲时催人泪下，欢时哄堂大笑，有很强的音乐感染力。说书“三分唱七分说”，表演性强，模仿人物的语调和各种动物的叫声，渲染各种场景气氛，能把死书说活。

    鼓书开篇，俗称“鼓板头”：

    一人一马一支枪，

    两国不和动刀枪。

    三气周瑜芦花垱，

    四郎失落在番邦。

    伍子胥打马昭关过，

    六郎镇守在边关。

    七擒孟获诸葛亮，

    八仙飘海闹龙王。

    九反中原四太子，

    十面埋伏楚霸王。

    “鼓板头”一响，都昌人就如痴如醉。都昌人到了景德镇最不能忘记的还是都昌鼓书。哪怕是到了20世纪的80年代，每到晚上，昌江河畔还能听到都昌盲人说唱的鼓书。景德镇人或坐或站，无不如梦如幻。

    文艺是人生的大舞台。在这个舞台上，都昌人也从来不缺席。

    世界瓷都

    说到中国的四大发明，都会想到造纸、火药、指南针、活字印刷。我们还应当记住，瓷器也是中国最伟大的发明。中国的瓷器发明要比国外早1500多年，如果从原始社会的陶器制作算起，中国陶瓷生产历史有7000年之久。在这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尽管陶瓷在品种上有消有长，产量上有起有伏，质量上有优有劣，产区也时有转移，但其生产始终绵延不绝，制瓷技艺也始终在不断发展创新。

    景德镇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江南名城，汉唐以来即以盛产陶瓷而著称，宋代以后与汉口镇、佛山镇、朱仙镇并列为中国四大名镇。明清以前，景德镇是一个工商业集中的小城，在其东南原料出产地零零落落分布着一些窑场，镇区还只是一个瓷器销售的商站。洪武二年（1369年），朝廷在镇之珠山设御窑厂，为皇家生产官窑瓷器，景德镇才逐渐成为全国制瓷业中心，分散在各乡的民窑也开始向镇区集中。嘉靖年间，景德镇成为“四时雷电镇”。明正德之后，海外客商不断来华。《竹园陶说》称：“海通之初，西商之来中国，先至澳门，后则趋广州。”那时广州集中了中国所有最好的货物，而最突出的就是瓷器。巨大的海外市场刺激，景德镇进入了制瓷快车道，康雍乾三朝达到鼎盛。1953年6月，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景德镇市改为江西省直辖市，成为国务院公布的首批二十四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并被列为甲类开放城市。郭沫若1965年在一首《题与艺术瓷厂》的诗中写道：

    中华向号瓷之国，瓷业高峰是此都；

    宋代以来传信誉，神州而外有均输。

    贵逾珍宝明逾镜，画比荆关字比苏。

    技术革新精益进，前驱不断再前驱。

    景德镇瓷器造型优美，品种繁多，装饰丰富，风格独特。瓷质“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青花、玲珑、粉彩、颜色釉合称景德镇四大传统名瓷，此外还有釉里红、斗彩、薄胎瓷、雕塑瓷、瓷板画、五彩瓷、釉下七彩瓷等，品种多达三千多种。

    青花瓷人称“人间瑰宝”。始创于元代，明、清两代达到高峰。它用氧化钴料在坯胎上描纹样，施釉后高温一次烧成，蓝白相映，怡然成趣，晶莹明快，美观隽永。白釉青花一大城，花从釉里透分明，使人赏心悦目。明代航海家郑和七下西洋，每次都带去大批青花瓷，与30多个国家进行交往，不少珍品被收藏在英、美等国博物馆。青花玲珑瓷是在明宣德年间镂空工艺的基础上创造和发展起来的，到了清代，瓷工又把青花和玲珑巧妙地结合为一体，创造出人人喜爱的青花玲珑瓷。它融青花技术之长，集镂雕艺术之妙，玲珑剔透，精巧细腻，清新明快。瓷工用刀片在坯胎上镂成点点米粒状，人称“米通”，又叫玲珑眼，再填入玲珑釉料，并配上青花装饰，入窑烧制而成。青花玲珑瓷碧绿透明的玲珑和色呈翠兰的青花互为衬托，相映生辉，灵巧明彻，高雅秀洁，有一种特殊的美感。

    粉彩也叫“软彩”，是釉上彩的一种。釉上彩是在烧好的素器釉面上进行彩绘，再入窑经摄氏600至900度温度烘烤而成。粉彩瓷是先在高温烧成的白瓷上勾画出图案的轮廓，然后用含砷的玻璃白打底，再将颜料施于这层玻璃白之上，用笔轻轻地将颜色依深浅浓淡的不同需要洗开，使花瓣和人物衣服有浓淡明暗之感。由于砷的乳浊作用，玻璃白与各种色彩融合后，便产生粉化效果，红彩变成粉红，绿彩变成淡绿，黄彩变成浅黄，给人粉润柔和之感，故称“粉彩”。在表现技法上，从平填进展到明暗的洗染。在风格上，其布局和笔法，都具有传统的中国画的特征。这种粉彩不但大大增加了彩绘的表现力，而且赋予了瓷器彩绘国画风格，博得“东方艺术明珠”的赞誉。粉彩瓷器是景德镇陶工的一项伟大创举，康熙后期，景德镇的粉彩瓷问世，雍正时已相当精致，乾隆年间达到高峰。颜色釉瓷是依靠釉水色彩的变化来装饰瓷器，通常在釉料之中调整各种微量元素的含量达到改变釉色的目的。在釉料里加上某种氧化金属，经过焙烧后，就会显现出某种固有的色泽。景德镇人常常自豪地说，自然界有什么颜色，就可以烧制出什么颜色的瓷器。此话不假，景德镇人的确做到了。不过，颜色釉中有一种“祭红釉”烧制十分困难，景德镇人称“千窑一宝”。

    景德镇自宋真宗御赐“景德镇”之后，一步步成为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制瓷中心。纵观景德镇制瓷史，我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如果说明代以前景德镇是中国瓷都，那么到了清代景德镇已经成为世界瓷都。

    明末，虽然政局动荡，但景德镇民窑瓷业仍保持繁荣发展的势头，这主要得益于巨大的海外市场刺激。欧洲、日本是景德镇瓷器的两大海外市场。当时的欧洲尚不能生产硬质瓷器。简迪维斯在《欧洲瓷器史》一书中说：“几乎整个十八世纪，真正瓷器制作工序仍然是一个严守的秘密。”

    1602年，荷兰筹集660万盾巨资组建东印度公司。这是当时世界上第一个贸易垄断组织，由政府支持，享有特权。1603年2月，一艘葡萄牙商船卡塔林那号载满中国货物行驶在马六甲海峡。几艘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快船突然把卡塔林那号包围，发动攻击并迅速俘获卡塔林那号。凯旋的荷兰人将船上数十万件中国景德镇瓷器运往阿姆斯特丹拍卖。这次拍卖令世界震惊。它引起大批欧洲富豪贵族的关注，拍卖现场还有不少君王的身影，法国国王亨利四世、英国国王詹姆斯一世也参与了购买。几天之内，所有的景德镇瓷器被抢购一空。拍卖这一船瓷器，商人获纯利500万盾，接近东印度公司全部资产。荷兰人这一传奇经历，震惊了欧洲。一时间，全欧洲最有实力的君主、贵族和商人纷纷把发财的目光投向远东，投向中国，投向了景德镇。景德镇瓷器在欧洲声望骤升。

    由于景德镇瓷器获利丰厚，荷兰东印度公司加快了贩运瓷器的步伐。根据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记载，从1602至1682年，东印度公司瓷器输出量达1600万件以上。早期贸易据点在万丹（Bantam）、北大年（Patani）和我国沿海各地。1624年后，又以巴达维亚和台湾的赤嵌（Zeelancha）为中心。17世纪，荷兰商人开始把欧洲器皿的造型介绍到中国，让景德镇窑工根据欧洲的需要订烧。荷兰东印度公司彼得兹·科恩在1616年10月10日向公司汇报时说：

    在这里我要向您报告，这些瓷器都是在中国内地很远的地方制造的。卖给我们各种成套的瓷器都是定制的，预先付款。因为这类瓷器在中国是不用的，中国人只有拿它来出口，而且不论损失多少，也是要卖掉的。

    1635年10月23日，荷兰侵台总督给阿姆斯特丹公司的报告里也提到：

    商人由于他约定给予很高的价格，已经答应在下次季节风时带来成套的上好细瓷。为此目的，他交给商人大盘、大碗、瓶、冷饮器、大罐、餐具、大杯、盐盒、小杯、芥末瓶、水瓶以及宽边扁盘和带水罐脸盆的样品。所有这些样品都是木制的，多数是镟出来的，并画上各种式样的中国图案。这些他们认为可以仿制，并答应在下次季节风时交货。

    日本是明末清初景德镇民窑瓷业另一个重要的海外市场。当时日本诸岛所需的中国商品，最多者是丝绸，其次就是瓷器。最急者是药品。瓷器又是“饶之瓷器”“尤为彼国所重”。中日之间常常是通过私人海上贸易，进行瓷器交易。松浦章先生引《异国日记》介绍，庆长十四年（1609年）来航萨摩的十艘中国船中，遗留下三艘船的载货清单，均有瓷器的记录。如薛荣具船载货清单中有“花碗”，陈振羽船载货清单中有“碗、酒盏”，何新宇船载货清单中有“碗碟瓶”。每年都有大量的中国瓷器运入日本。如1635年8月13日至31日，从台湾运往日本的中国瓷器达135005件，其中青花碗38863件，青花盘2050件。1637年又运750000件粗、细瓷器。《出岛兰馆日志》载1641年6月24日一艘郑芝龙派去的商船载运瓷器1447件。《长崎荷兰商馆日记》载同年6月26日、7月1日、7月4日从安平港运入茶碗1400件，茶壶197件和其他瓷器1000件。大批的中国瓷器及制瓷原料运入日本，使得日本成为明末清初中国瓷器外销的第二大海外市场。永积洋子的《唐船输出入数量一览表1637-1833年》也详细记录了外销日本的中国瓷器及制瓷原料的数量。17世纪初期，从事中日之间陶瓷贸易往来，除了有中国船，还有葡萄牙、日本以及荷兰船。据荷兰方面的文书记录，在宽永十五年（1638年）之前数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几乎每年都将以万或十万计的陶瓷输入日本，如1635年输入135905个，1637年输入39075个。

    从葡萄牙人来华算起，三个世纪内共有三亿件中国瓷在欧洲登岸，另外还有巨额瓷器销往东南亚各国。这些瓷器多数产自景德镇，虽然广东、福建沿海数百座瓷窑也制造了相当数量的瓷器供应韩日和东南亚各国，但其地位远远不及景德镇的质量和数量。外国人认为沿海瓷器“徒雪白而无光泽，并且从不上彩”。在外国人眼里，瓷器就是景德镇，景德镇就是中国。

    中国瓷器成了全世界财富的象征，各国皇宫贵族视如珍宝，竞相收藏。瓷器初入欧洲，法国人用当时社会流行的小说《牧羊女爱丝坦莱》中的男主人公赛拉同（Celadon）来称呼青瓷。法王路易十四命令首相马扎兰创办中国公司，到广东订造标有法国甲胄纹章的瓷器，凡尔赛宫内列有专室收藏中国陶瓷。17世纪的英国人直接用“中国货”（Chinaware）来称呼中国的瓷器，英国女王玛丽二世也醉心于中华瓷器，在宫内设置了许多玻璃橱柜陈列各式瓷器。英国上流社会以中华瓷器为装饰蔚然成风，瓷器成了客厅和内室必不可少的陈设。《英汉词海TheEnglish-ChineseWord-OceanDictionary》中关于China词条介绍称，China作为瓷器的含义，源于波斯语chini（中国的或中国人），由于受到China表示中国这种表达的影响，产生了元音音变，由chini变为china，成为瓷器的专有名词。英文单词China，字母C大写，是中国的意思，c小写则是瓷器的意思。景德镇人还认为“china”的英文发音源自景德镇的前身“昌南”。中国、景德镇、昌南与China不管是戏剧性关联，还是实质性关联，都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景德镇陶瓷的辉煌成就，已经将中国与瓷器紧紧连接在一起，再也分不开了。无论关联或者不关联，都不影响景德镇成为享誉世界的瓷都，成为世界制瓷人的朝圣之地。

    1652年之后，日本从中国输入制瓷原料大增，而瓷器数量急剧下降。这应该与当时中日瓷器生产形势有关。17世纪50年代，中国正值朝代更替，瓷器生产锐减，而日本瓷器生产也逐步走向成熟。由于欧洲市场对中国瓷器无休止的需求，日本便从中国大量进口制瓷原料用于批量生产，充当中国瓷器的替代品外销欧洲。英国著名古陶瓷学家哈里·加纳爵士说：“在十七世纪下半叶，过渡期瓷器的纹饰在欧洲的白釉兰花陶器上被广泛地模仿。”

    1584年，荷兰的陶器匠人通过东印度公司，直接从我国购买白色釉料和青花颜料，仿烧中国青花瓷器，获得成功。荷兰的代尔夫特窑（Delft）在十七世纪以生产模仿中国青花瓷的白釉蓝彩陶器而闻名，代尔夫特生产的白釉兰彩陶器，以白地兰彩纹样为主，装饰纹样多是龙、狮子、凤凰，仙人、亭台楼阁、庭院花枝、山水风景等中国青花纹饰，与景德镇生产的转变期青花瓷器风格十分相似。

    1627年，意大利皮萨城人制成软质青花瓷器，后又开始模仿中国青花瓷器。18世纪，意大利多西亚生产的青花仙人纹盘，与17世纪末景德镇生产的青花仙人纹盘，几乎没什么差异，连器物口沿的酱口都表现出来了。17世纪的法国因受荷兰、英国等商船运来大量中国瓷器的影响，生产的陶器也开始仿效中国瓷器。17世纪90年代，法国鲁昂窑仿制青花瓷，并于1670年左右，在巴黎邻近凡尔赛富的圣科得建立了陶器工厂，生产供宫殿使用的各式花盆。欧洲在经历了无数次的试验后，终于在1780年，由伯特格（Bottger）在德国烧制出和中国瓷器相同的真正硬质瓷器。

    1710年，德国迈森建成了皇家瓷器工厂，并于1713年春开始大量生产，迈森瓷器也是模仿中国的青花瓷器。17世纪，日本瓷器的创烧成功，同样是受景德镇瓷器的影响。日本初期伊万里瓷器以中国瓷器为样本，进行模仿，在器形和纹饰上几乎一致。如伊万里青花开光花卉纹军持与景德镇青花开光花卉纹军持、伊万里青花人物郁金香纹水注与景德镇青花人物郁金香纹水注都十分相似。伊万里瓷器除了模仿景德镇器形、纹饰外，还模仿题款。当时景德镇民窑流行书写“大明成化年制”“大明宣德年制”等题款，伊万里瓷器照葫芦画瓢，也落“大明成化年制”“宣德年制”题款。有时还模仿错，写成“太明成化年制”。

    瓷器的大量外销，使景德镇瓷业成为全球经济循环、东西文化交流的又一中心。景德镇瓷业已不仅仅是一个瓷业，而是早期政治、经济、文化全球化的一种折射。

    在这两个重要时期，占景德镇制瓷业绝对份额的都昌人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不经意间把景德镇推上了世界瓷都的巅峰，雄步世界长达五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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