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部分，我们结合其作品，就精神家园的话题对他们或其子女进行了采访，留下了许多实在而又难忘的话语。
精神家园是人们对终极关怀的一种向往和追求——专访著名作曲家陈钢
14岁的时候，你在做什么？埋在作业堆里，还是追看漫画，又或者崇拜着郭敬明？1949年，一个14岁的男孩儿，偷偷用橡皮将自己肄业证书上的“14”涂改成了“18”，就这样参了军。小小年纪的他，心中充满着对革命的向往，充满着建设新中国的宏大理想。这个男孩儿，就是后来创作出著名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著名作曲家陈钢。
陈钢的人生跌宕曲折，但无论身处何种境遇，其灵魂深处总留着一抹阳光，因为他始终坚信爱，坚信人性。音乐是他的职业，更是他安放信念和追求的精神殿堂。2012年4月7日，陈钢在笔者专访时，用海德格尔的名言“人，诗意地安居”解读自己对精神家园的理解。从《梁祝》到《金色的炉台》，再到《王昭君》，走过纯情、激情、深情的三段人生，陈钢对于“诗意地安居”有着切入生命的深刻感悟。
“我的父亲陈歌辛也是位作曲家，他在1940年写的《玫瑰玫瑰我爱你》是中国第一部走向世界、在1951年获得全美流行音乐排行榜第一名的流行歌曲。记得小时候，家里的生活环境比较优越，父亲、母亲的朋友常常来做客，喝喝咖啡，谈谈音乐。”有的人可能会问，家庭环境不错，年纪又那么小，为什么要去当兵呢？陈钢的记忆中，14岁的自己和当时许许多多的热血青年一样，怀抱着打破旧世界、建立新中国的炽热愿望。“那是一个被革命洪流激荡的年代，对于我来说，建立一个人人平等、人人富足的新的国家就是最大的精神追求，所以，脑子里只有两个字：革命。”
谈起那段当兵的经历，陈钢的语调也显得格外快乐。“那时候，吃的、喝的、穿的都是部队统一发放，每个人每月有1元钱的‘零用费’。虽然没有什么物质上的享受，但日子却快乐得很，无忧无虑。我觉得，再大的物质匮乏都不是问题，人不能离开的是精神家园，否则，就会真正失去生活的凭借。”
1955年，陈钢从部队考入上海音乐学院。4年后，仍在求学阶段的他与何占豪共同创作了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从此，这位不会拉小提琴的作曲家便将一生的心之所系都赋予了小提琴。
原来，陈钢、何占豪笔下的《梁祝》本没有“化蝶”一章。“起初，我们只写到梁山伯和祝英台死去就结束了，原因是考虑到‘化蝶’可能太迷信，哈哈！不过学校的党委书记孟波却建议我们一定要写‘化蝶’，不仅要写，还要写得好，写得美。孟波说，‘化蝶’是用非常浪漫的形式来表达一种反抗，表达爱情不死的信念和意境，是中国传统美学追求的体现，也是升华整个故事的关键所在。正因为他的建议，才有了今天完整的《梁祝》。”
创作《梁祝》的过程也是陈钢完成一次精神求索的过程。用他的话来说：“两个纯情的青年，在一个纯情的年代，用音乐讲述了一个纯情的故事。”而这个故事感动了几代中国人，丰富了许多人的精神家园。
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爱情故事已经在民间流传了1000多年，深入人心。无论怎样用史料去查证梁祝其人其事，无论怎样用现代的观念去改编梁祝的故事，人们心中停留着的仍然是那个傻乎乎的梁山伯，仍然是那场现实中并不会发生的“化蝶”。
“这种对爱的憧憬虽然是乌托邦式的，但却十分真诚。”陈钢相信，梁祝的传说无法复制，《梁祝》的音乐也无法复制，因为，它们都是精神追求的体现，而不是技术所能完成的。
陈钢也遭遇过极端低潮的人生困境，曾经的精神家园被打破了，人生价值被一笔勾销。肉体的折磨尚能忍耐，而精神的苦闷却难以排遣，那时，音乐抚慰和拯救了他。
“我记得，当时家里只剩下几张78转的慢转唱片，其中有一张是马勒的第四交响曲。每天身心俱疲地回到家中，我都会听这首乐曲的慢板乐章，一遍一遍地听。好像有个声音从非常遥远的地方传来，它对我说，人性会回来的，音乐会回来的。凭着这股力量的支撑，我捱过了最艰难的一段日子。”
20世纪70年代，才从“牛棚”出来的陈钢，立即创作出一批充满力与美的小提琴独奏曲，如《金色的炉台》《苗岭的早晨》《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等。“金色”“早晨”“阳光”，只是见到曲名，人们就已经感受到了希望和憧憬。“苏联卫国战争时期，即使是最艰难的日子，人们传唱的还是那些动人的爱情歌曲，为什么？”陈钢说，因为那里面有人性的声音，有人性最光辉的因子——爱。
开始改革开放之际，陈钢已是不惑之年，走过了《梁祝》的纯情，也走过了“红色小提琴”的激情，此时的他，用沉淀后的深情创作出了《王昭君》。王昭君远嫁塞外，既对新的家园充满热爱，也对故土怀抱着深深的眷恋，他用这样一部作品又一次诠释了自己对精神家园的理解。
2012年4月28日，《玫瑰与蝴蝶》音乐会在上海举行。这是一个有特殊意义的音乐会，玫瑰代表着陈歌辛，蝴蝶代表着陈钢，父子两代的作品将呈现在同一个舞台上。
“我的父亲一生都在用音乐歌唱春天、歌唱花朵、歌唱爱情。”陈钢说，在父亲和他的心里，艺术应该永远高扬爱与人性，因为爱与人性是人类最终极的精神追求。“今天的生活比起过去来说舒适太多了，但是，为什么现在的音乐却失去了感动心灵的力量，充斥着各种萎靡不振的声音，就是因为创作者失落了自己的精神家园。”
陈钢呼吁当下的人们，不要忘记对爱的追求，不要忘记对人性的歌颂，唯有固守住自己的精神家园，才能真正诗意地安居。
每个人都需要家，除了那个形而下的物质的家以外，还有另外一个家，它是属于精神层面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精神的家比物质的家更加重要。
——陈钢
精神家园是人们对终极关怀的一种向往和追求。《梁祝》之所以能够深入民心，是因为它描绘了爱的执着、爱的追求和为爱反抗、为爱斗争、充满了人性与希望的世界。
——陈钢
音乐是我灵魂深处的精神家园。直到今天，我依然无法说清什么是音乐，但是，却能模模糊糊地感受到它的存在。当语言止步的时候，音乐就开始了。
——陈钢
只有坚守人性，坚守爱，才能真正诗意地安居。
——陈钢
陈钢：中国当代著名作曲家，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教授。他与何占豪共同创作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蜚声中外乐坛。陈钢曾任第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和中国音协理事。他还被载入《世界名人录》《世界音乐名人录》等十多项世界名人录，并于2002年荣获斯卡莫好莱坞大奖。
建设精神家园首先要从建设“文化心理”入手——专访著名作家邓刚
知识分子群体历来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忧患意识，他们对现实的深入观察和思考是推动时代进步的积极力量，也是当今中国建设共有精神家园不可缺少的有力支撑。
著名作家邓刚在走上文学创作道路之前，当过焊工、钳工，丰富的人生经历使他的作品始终扎根于现实生活。正因为对现实有深刻的认识和感悟，邓刚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表示，精神生活的提升不能离开物质基础，只有国家更强大，经济更发达，人民生活更富裕，才能培育出一个健康和宽容的民族。
在电影《站直喽！别趴下》中，冯巩、牛振华等演员饰演的小人物真实而又传神，至今仍为观众津津乐道。这部生动勾勒出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社会现实图景的电影正是改编自邓刚的小说。
邓刚擅长描写平凡琐碎的生活，擅长揣摩小人物的心理，这或许与他的人生经历有关。13岁时，邓刚便进入大连机电安装公司当学徒，先后做过钳工、焊工、质量检查员等。文学对他来说是一种强烈的爱好，他用“瘾”来形容自己对文学的痴迷。“多少年来，我放弃睡眠和休息，拒绝利益的诱惑，备受折磨也死不悔改。只要能让我有写小说的权利，连爱情也可以牺牲。”
随着创作经验的不断积累，邓刚对文学的理解也更加深入。“起初写小说是觉得看小说和写小说非常有意思，对读者最大的希望就是他们能称赞我写得有意思。后来，写得多了，时间长了，渐渐觉得‘有意思’不够了，而想进一步‘有意味’。”
所谓意味便是某种哲思的表达。作家通过自己的笔来解读生活，传递价值观，潜移默化地影响读者的精神世界，这正是文学的魔力。因此，文学工作者在共有精神家园的构建过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应当充分意识到自己所担负的社会责任。
谈到精神家园的具体含义，邓刚认为，每个人对“精神家园”都有着独特的理解，所以每个人也都有独特的“精神家园”。“我很难说清楚‘精神家园’的内涵和内容，甚至是只能意会而不能言传。就我个人而言，我有时认为‘精神家园’是道德准则的坚守阵地，有时又认为是对一种美好目标的追求，也可以说是对幸福的向往。有了这个‘阵地’和美好目标式的精神家园，我仿佛在驾驶一艘航向稳定的船，无论社会海洋怎样波涛汹涌，我都不太会随波逐流。”
当今社会，谈论“精神追求”常常会被视为另类，对物质的追逐确实令许多人遗忘了自己的精神家园。于是有人认为，正是因为物质生活太好、太安逸了，人们的精神世界才越来越贫瘠。邓刚不同意把物质和精神对立起来，他说：“我坚决地认为，贫乏的物质生活永远也不会产生丰富的精神生活。为什么今天我们要讨论‘精神家园’，就是因为我们的生活相对一穷二白的过去，吃得饱了，穿得暖了，住得新了，才有了进一步的精神追求，才真正感到吃饱喝足后更需要精神的滋润。”
当今中国正处于深刻变革的社会转型期，面对纷繁复杂的各种现象，有人感到兴奋，有人感到迷茫。经济的迅速发展带来了文化生态的急剧变化，邓刚始终对现实生活保持着敏感，他提出，在这样一种时代背景下，建设精神家园首先要从建设“文化心理”入手。
“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发展得很快，老百姓的日子也越过越好。但是，我发现今天的社会似乎对富裕充满着复杂的情感。一些人对金钱爱得要命，一些人却对金钱怕得要死，还有一些人对贫富差别感到不满，几乎到处都是非理性的抱怨和牢骚。”邓刚说，知识分子的表现也参差不齐，“有的表达愤世嫉俗的悲观，有的高谈阔论进行指导，更多的人则是陷入一种不知所措的状态中。这实在是缺少‘文化心理’的表现”。
邓刚曾经在多部小说中描写过人在面对时代大潮汹涌而来时的细微心态，他说，不建设文化心理，不摆脱对时代的狭隘认知，便没有能力去谈真正意义的“精神家园建设”。“不过，当有很多声音在讨论建设共有精神家园这样的话题时，说明我们的物质生活开始有了转机。只有国家经济更加发达，人民生活更加富裕，才能改善和造就美好的学习环境，才能培育出一个健康和宽容的民族。”
作家通过自己的笔来解读生活，传递价值观，潜移默化地影响读者的精神世界，这正是文学的魔力。
——邓刚
有了精神家园，我仿佛在驾驶一艘航向稳定的船，无论社会海洋怎样波涛汹涌，我都不太会随波逐流。
——邓刚
只有国家经济更加发达，人民生活更加富裕，才能改善和造就美好的学习环境，才能培育出一个健康和宽容的民族。
——邓刚
邓刚：原名马全理。著名作家，中国作协全国委员，《人民文学》编委。曾任辽宁作协副主席，大连作协主席。著有长篇小说《白海参》《曲里拐弯》《山狼海贼》，中篇小说《迷人的海》，短篇小说《龙兵过》《阵痛》等。多次获全国及省、市文学奖，作品被译成多国文字。
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专访《建国大业》《辛亥革命》编剧王兴东
王兴东出任编剧的作品大多为主旋律作品，《建国大业》《辛亥革命》《孔繁森》《离开雷锋的日子》《生死牛玉儒》……真实、生动、不说教、接地气的人物和故事，让观众不仅接受，而且还由衷地喜爱。王兴东说：“写人情、人道与人性就是写时代的主旋律，没有主旋律就没有历史的进步。”
通过《建国大业》《辛亥革命》，我们对新中国的发展脉络有了更清晰的解读，而能够驾驭如此重大历史题材作品的王兴东，接受了笔者的专访，结合他的作品，解读我们为什么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王兴东告诉笔者，《辛亥革命》和《建国大业》再现了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两个重要节点，这两个节点之间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标志性事件，结束了绵延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制。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标志性事件，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两次革命既有目的的延续性，又有性质的差异性。前者是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先行者，后者是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完成者。
如何在创作中形象地再现这些重大史实，王兴东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若有急功近利的创作心态，是不可能写出好作品的！”创作《建国大业》电影剧本历时两年，王兴东走访了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镇、西柏坡、南京总统府等重要历史事件的发生地。王兴东说，《建国大业》，主题就是团结和民主。希望通过影片表达对民族、对国家的爱。爱国是流淌在每个华人血液中的情感，共产党员要热爱党。创作者不能倚文卖字，要表达自己对人生、对社会、对人类文明进步及其向前推动的愿望，这是每个作家的责任！
王兴东说：“我们在创作过程中深切感受到，不同的人对同一段历史往往有不同的解释。比如，资本主义制度是不是美妙绝伦、无懈可击？三权分立、两党制能不能真正保障绝大多数人尤其是底层劳动者的根本利益？中国没走欧美资本主义国家那样的道路，究竟是历史的必然还是一时的偶然？解放战争时期的国民党政权究竟是不是卖国、内战、独裁的黑暗政权？中国为什么应当坚定不移地继续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其实历史是最好的老师。1840年以后，中国人最向往的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最热衷的是全面克隆西方，办实业，建学校，练新军，开议会，更在1911年推翻了帝制，建立了与法国、美国政体相当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中华民国，按说‘民主’得更多了。可是解决了什么问题？仍然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一点儿也没改变中国被人欺负、任人宰割的命运。只是在先进的中国人转而相信马克思主义，成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古老中国积贫积弱的状况才得到根本改变。”
王兴东说：“在创作《辛亥革命》剧本时，我们通过革命党人前仆后继推翻清王朝的历史，讴歌了他们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创造历史的主动精神，同时也通过辛亥革命的果实最终被封建官僚势力所窃夺的历史，说明中国走不成欧美国家那样的资本主义道路。从事历史题材尤其是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就应当对历史抱有敬畏之心，尊重历史本身的尊严，正视历史曾有的事实，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在《建国大业》剧本创作中，我们通过表现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完成了建立新中国使命的历史，说明新中国的政权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充分的民主性和最大的合法性，同时也说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民主协商制度，是中国人民在长期斗争中摸索出来的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制度，是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种重要民主形式，是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补充，也是中国人对世界政党建设、政体制度的一大贡献。”
王兴东曾经写过《一个人的奥林匹克》，因为小时候他就听说，中国第一个参加奥运会的选手刘长春是他的老乡，辽宁大连人。
刘长春曾是玻璃厂的工人，由于跑得快，被张学良办的东北大学破格录取，是当时的全国冠军。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军让刘长春代表伪满洲国参加第10届洛杉矶奥运会，被他毅然拒绝。为戳穿日本占领者的阴谋，他决心代表中国去参赛。靠张学良资助的8000银元，他坐船在海上漂了23天，只身去了美国。在100米和200米预赛中被淘汰了，他输得挺惨。
王兴东评价刘长春：他为中华民族敲开了奥运大门，他把中国人不甘落后的誓言写在了世界赛场上，其悲壮的结局，更富有戏剧性地践行了“参与比获胜更重要”的奥林匹克格言。
王兴东说，我们今天的生活以及我们体会到的、看到的一切，都在证明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他说：“曾经与奥运奖牌无缘，被外国人讥为‘东亚病夫’的中国，在2008年奥运会上金牌总数居世界第一。连自行车都造不了的旧中国，发展到今天居然有了全世界运算速度最快的计算机，全世界运载量最大的水道，全世界吞吐量最大的港口，全世界规模最大的拦河坝。历史上曾濒临亡国边缘的中国，现在国民生产总值居世界第二……改革开放以来，航天事业的发展、科技的发展、经济的发展都让世界不敢小视中国。事实一次次证明，一个民族只有不断改革才能充满活力。”
既是著名编剧，又是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王兴东比一般的文化工作者又多了一份深刻的认识和责任感。2012年全国两会上，王兴东和另一位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音协管乐学会主席、解放军军乐团音乐总监于海联名提出“为国歌立法”的提案，这已经是他们连续第五年提出这一提案了。在接受笔者专访时，王兴东再次强调：“没有什么比国歌更能涵盖我们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精髓了。”
王兴东说，没有什么比我们中国的国歌更能涵盖我们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精髓。而谈到国歌，就不能不谈到一个人——黄显声将军。王兴东说：“最近有部电影叫《抵抗！抵抗！》，讲述在九一八事变时，国民政府实行不抵抗政策，无论是张学良的东北军还是中央军全部撤退了。在这种情况下，还有中国人要抵抗，那就是黄显声和他带领的沈阳警察。读过小说《红岩》的人或许不知道，小说中的黄以声将军就是黄显声。小说里提到，黄将军因为身份独特，每天有报纸看，他利用这些优势将外边的信息传递给其他狱友，在他的监室中，还悬挂有防身的军刀。就是这位独特的东北军将军，曾经在我们脚下的土地上，英勇地反抗过日本的无耻侵略。而黄显声所带领的那支抵抗部队，当时第一次被人们称为‘义勇军’，这个称谓也就是我们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源头。”
王兴东认为，《义勇军进行曲》经1949年第一届人民政协会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以来，作为新中国的标志，代表国家主权和尊严，向世界表达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品格。从《义勇军进行曲》1935年诞生之日起，84个字的歌词就凝聚成唤醒民众、团结抗战的号角。1940年美国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将《义勇军进行曲》录制成唱片，向全球传播，成为世界反法西斯的嘹亮战歌。可以说，《义勇军进行曲》的历史就是中华民族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历史，在民族救亡图存之际，中国人发出了时代强音，展示了中华民族不甘屈辱、团结自救的英雄气概。
为什么要提出“为国歌立法”的提案？王兴东说：“国歌是浓缩的国魂，由于没有为国歌立法，出现使用无序，甚至婚丧嫁娶奏国歌，老人去世放国歌，把国歌当作送葬哀乐而滥用的现象。某些体育赛事获奖升国旗，看不到运动员高唱国歌。公众集会，唱国歌流于程序，缺失高唱国歌的神圣激情。甚至有人亵渎国歌，在短信上篡改为‘起来，没有去炒股的人们……’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一些领域道德失范、诚信缺失，一些社会成员人生观、价值观扭曲，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更为紧迫。’国歌是国家精神的象征，以国歌来引领思潮，启迪信念，铸造品格，是必要的精神动力。”
王兴东说，于海委员曾指挥过中国军乐团演奏过160多个国家的国歌，目睹了各国总统和外交人员对于本国国歌充满崇敬之心，或者把右手捂在胸前，庄严而神圣。我们的《义勇军进行曲》和美国的《星条旗永不落》、法国的《马赛曲》一样，代表着国家神圣的尊严。凡中国公民在外交、体育等重大场合，都应该把国歌唱得准确，唱得豪迈，唱出尊严，抒发反对外来侵略、保卫国家的坚定信念，弘扬中华民族开拓前进、自强不息的改革精神。国歌是中华民族精神之魂，是凝集各族人民的团结之歌、民主之歌、奋斗之歌。“我们要求为国歌立法，就是让国歌作为公民的精神支柱，培育公民品格的必要教材。”
唱国歌究竟意味着什么？王兴东说，第一，唱国歌不仅是形式，更是表达公民对于国家的责任。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今日世界，中华儿女依然要保持团结，反对霸权，反对一切想分裂国家的敌人，明确我们神圣的责任。第二，唱国歌不仅是程序，更是对国歌精神的信仰。居安思危，安不忘危，面对金融危机、环境危机、能源危机、就业危机等一切潜在的危险，我们必须始终保持忧患意识，常备不懈才能防患未然。最大的危险是看不到危险，只看到鲜花彩带，歌舞升平，处处都在办节，天天都有发奖，铺张挥霍，自满自足，沉迷欢乐，丢掉了奋发图强、勤俭建国的传统，高枕无忧的民族是不堪一击的民族。国歌是拒腐防变、抵御风险的精神防线。第三，唱国歌不是公民被迫而是自觉高歌。当年抗日战场，这首歌曾鼓舞着一切抗日军队，奋勇杀敌，展示了中华民族前仆后继、团结奋战、不怕牺牲的精神。当今中国同样需要这样的全民族大团结。第四，唱国歌不仅是个人行为，更是体现国家的精神风貌。一位爱国者理所应当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当下一些人价值观扭曲，只讲利益，不讲主义，只讲金钱，不讲良心，只顾自己，不顾国家，无论是餐桌上出现的“地沟油”，还是官场上冒出的“腐败案”，都背叛了国歌精神。
创作者不能倚文卖字，要表达自己对人生、对社会、对人类文明进步及其向前推动的愿望。这是每个作家的责任！
——王兴东
从事历史题材创作，应当对历史抱有敬畏之心。中国没走欧美资本主义国家那样的道路，究竟是历史的必然还是一时的偶然？历史是最好的老师。
——王兴东
刘长春把中国人不甘落后的誓言写在了世界赛场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让世界不敢小视中国。一个民族只有不断改革才能充满活力。
——王兴东
在民族救亡图存之际，中国人发出了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最强音，展示了中华民族不甘屈辱、团结自救的英雄气概。
——王兴东
国歌是国家精神的象征，以国歌来引领思潮，启迪信念，铸造品格，是必要的精神动力。
——王兴东
唱国歌不仅是形式，更是表达公民对国家的责任；不仅是程序，更是对国歌精神的信仰；不仅是个人行为，更是体现国家的精神风貌。
——王兴东
王兴东：1951年生于大连，现任北京紫禁城影业公司一级电影编剧，中国电影文学学会会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第九、十、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主要作品：《白桦林中的哨所》《飞来的仙鹤》《蒋筑英》《孔繁森》《离开雷锋的日子》《一个人的奥林匹克》《良心》《法官妈妈》《生死牛玉儒》《建国大业》《辛亥革命》等众多影视精品，多次获得过华表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等。
时代精神就是民族精神与时俱进的具体体现——专访著名剧作家黑继文
电影《潘作良》《郭明义》，话剧《郭明义》，一部又一部讴歌时代精神的文艺作品均出自黑继文之手。10年来，黑继文先后为辽宁、黑龙江、河北、山东、湖南等省艺术院团创作出十几部以模范人物为原型的话剧，备受好评。在接受笔者专访时，黑继文刚刚从盘锦采风归来，他正在创作以先进人物周恩义为原型的话剧剧本。
黑继文的经历非常丰富，他下过乡，当过兵，当过工人、技术员。从20世纪80年代起，黑继文开始致力于现实主义题材作品创作，他的生活经历正是他进行文艺创作的源泉，他丰富的人生阅历为他的创作提供了大量素材。黑继文第一部获奖的话剧《那一年，在夏天》就是写他工作过10年之久的工厂里发生的感人的故事。黑继文笔下的人物是他所熟悉的，很多是与他朝夕相处的平凡人物。黑继文说：“我知道他们在想什么，知道他们的心愿与期盼，因此，我写起他们来得心应手。”他写的小说、戏剧、电影、电视剧，表现的内容完全是我们身边的人和事，每一部作品都是那么朴实无华却又打动人心。
黑继文坦言，他在艺术创作中曾有过困扰。黑继文说：“有一种观点曾困扰着我，那就是，有人认为主旋律的作品说教多，宣教意味浓。其实这是一种误解。电影《潘作良》上映后，我曾在电影院里听到过观众这样的评价，他们说主旋律作品其实很好看。”黑继文认为，所谓主旋律作品，弘扬的是时代精神，这些作品的主人公大多是模范人物，但他们也都是普通人，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默默奉献，无怨无悔，非常可贵。
当黑继文提笔创作的时候，他的思路、他的情感总是离不开他所认同的时代楷模与时代精神。渐渐地，黑继文为自己定下了创作理念，那就是，努力创作让观众接受并且喜爱的作品，把主旋律作品写到观众的心里去，把时代精神融入作品中，使观众产生共鸣。要实现这个创作理念，仅靠剧作家的生活积累显然不够，还要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和创作实践的升华。
黑继文说：“作为一位剧作家，我们要有社会责任感，要有担当，因为剧作家的职责就是塑造并坚守我们的精神家园。”
在讴歌时代精神、书写先进人物的同时，黑继文也不断完善着自己的精神家园。
黑继文深有感触地说：“我不断地被他们的言行和事迹感染着，是他们赋予了我创作的动力。创作每一部作品的过程，也是陶冶自己情操的过程。要感动观众，首先要感动自己。去年春节前夕，我走进了郭明义的生活，也走进了他的精神世界。我立刻被他的真诚、淳朴、敦厚所感动。与郭明义一起工作、生活的那段日子，我自己的精神境界也得到了提升。春节期间，我在家创作话剧《郭明义》，窗外辞旧迎新的鞭炮声震耳欲聋，却丝毫不能干扰我的写作。我一边写一边落泪，是郭明义的情怀深深地打动了我。雷锋、潘作良、郭明义……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不断地提醒自己，要以实际行动向我笔下的先进人物学习。”
在艺术创作中，大家常说的一句话叫作“接地气”。黑继文理解的接地气就是贴近生活。无论是写一篇几千字的小说，还是创作一部几万字的话剧，都存在着一个接地气的问题。黑继文介绍说：“创作话剧、电影《郭明义》，我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我们与道德模范郭明义的差距到底在哪里？解决不好这个问题，郭明义就难以令观众信服，舞台形象就不丰满。与郭明义共同工作、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发现他的生活与其他矿工几乎没什么区别，在矿工的眼睛里，他也不是什么特殊人物，如果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他坚持着助人为乐的幸福观。这是一种境界，这是一个人人可以做到但不一定能坚持的理念。把握住了这个理念，郭明义的精神也就找到了，塑造郭明义的依据也就翔实了。这个人物就真实可信，就能感动观众了。”
为了“接地气”，黑继文动笔写郭明义之前去鞍钢做深入采访调查，一待就是一个月。为了写矿工，他下到地下几百米深的矿井中；为了写电焊工人，他在大庆的野外与工人们一起生活，跟他们一起喝酒，侃大山，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有观众说，黑继文写的台词很生活，其实，那些台词都是工人生活的原生态语言。
黑继文写过工人，写过军人，写过科学家，写过领导干部，虽然他们的职业不同，但他们的精神境界却惊人的相似。他们都把奉献精神、助人为乐精神当作自己精神家园的重要组成部分。黑继文说：“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是朴实无华的。我没有把他们写成高大全的形象。他们也是普通人，有自己的喜怒哀乐。我就写他们所做的那些看似平凡却彰显伟大的事情。”
黑继文认为，精神家园，对于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意义，等同于生存与发展对于人类的意义。时代精神就是民族精神与时俱进的具体体现，我们呼唤时代精神，就是呼唤珍爱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
作为剧作家，我们要有担当，有社会责任感，因为剧作家的职责就是塑造并坚守我们的精神家园。
——黑继文
“精神家园”是“精神”驻足的地方。谈到自己的精神家园，我的体会是，爱我们的国家，爱我们的生活，传承民族精神，讴歌时代精神。
——黑继文
黑继文：国家一级编剧，现就职于辽宁省剧目工作室。代表作：电影《潘作良》《郭明义》，话剧《郭明义》。6次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以及其他国家级、省级艺术创作奖。
艺术家要具备反映时代精神的能力——专访著名画家袁运甫
100年前的中国，挣扎求存。100年后的今天，历经沧桑的中华民族终于迎来了不可阻挡的复兴之势。百年前的知识分子，为图民族自强，抛头颅洒热血；百年后的知识分子，更要肩负起建构中国形象的历史使命。
出生于1933年的袁运甫，亲身见证了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国命运。将临耄耋之年的他，多年来一直主张“大美术”观念，倡导艺术工作者要以具有“中国精神”“中国气派”的作品，为推动全社会精神文明和审美趣味的进步，发挥积极作用。
2012年5月11日，“袁运甫水墨画展”暨捐赠仪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举行。袁运甫向故宫博物院捐赠了5幅代表作，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亲自向他颁发捐赠证书。选择在这里举办个人画展，与袁运甫难解的国家情怀有着必然的联系。
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是中华民族经过无数实践后得出的真理性结论。国家、民族如此，文化艺术也应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袁运甫就提出艺术要有“中国气派”，要走向社会，走向民众，呈现出中国特色。
“许多人总把艺术的个性表现放在更高的位置上，当然，艺术的个性十分重要，但是，艺术对推动社会文化事业的总体发展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袁运甫看来，公共艺术代表了国家的形象，一定要体现出中国气派，展露出民族风格。
当今中国的综合实力已进入世界强国之林，走在全球经济的前列，国家形象愈受肯定，文化自信也日渐增强。随着文化主体意识的觉醒，探索一条文化艺术发展的“中国道路”已经成为时代的必然要求。因此，袁运甫说：“我之所以多次公开倡导艺术要有‘中国气派’，要凸显民族气质，正是为了因应时代、因应国情。”
打造文化艺术的“中国气派”，需要文艺工作者具有广阔的视野和深厚的修养。袁运甫回忆说，20世纪五六十年代，工艺美术界的一些老前辈提出了“大美术”观念。
“所谓‘大美术’，指的是艺术家要对艺术有一种总体性的胸怀和追求，艺术家不应当仅仅是一个画家、一个创作者，他们的艺术才华要为整个社会服务。”袁运甫认为，艺术家必须具备反映时代精神的能力，要有与广大人民共同分享艺术美感的理想和追求。
“古人说‘有容乃大’。中国的艺术传统丰富多样，对艺术的理解也十分广泛。‘大美术’观念就是要体现这种开放性和包容性。”袁运甫对艺术的理解深受他的老师，现代中国装饰艺术奠基人之一、著名画家张光宇的影响。张光宇的艺术实践涉及纯艺术、装饰艺术、实用艺术、表演艺术等多个领域。老师的理念使袁运甫深信，艺术应该落实在更广泛的社会生活中，强调艺术与时代、与社会、与生活以及与人群的重要关系，把艺术由私人化的追求拓展为全社会共享的资源。
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袁运甫深知公共艺术的生命力与国家、民族的发展息息相关。
无论是为首都国际机场创作壁画《巴山蜀水》，为北京地铁站创作壁画《中国天文史》，还是为世界公园创作壁画《世界之门》，又或为中华世纪坛大厅创作壁画《中华千秋颂》……“中国气派”和“大美术”观念都始终跟随着袁运甫，成为他艺术创作的基石。
在国家迅猛发展的大背景下，文化艺术也迎来了难得的历史机遇。袁运甫说：“信息文明、工业文明的力量让地球各部分的关联性更趋紧密。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现代公民社会的雏形，越来越清晰地展现在中国人面前。公民社会的出现对公共艺术的发展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这是个创造性很强的时代，也是个鼓舞创新精神的时代。”尽管袁运甫已近80岁，但他对时代发展的脉搏有十分准确的把握，他认为：“材料的发展，审美意识的提升，还有国际间频繁的文化交流，都在为艺术带来新的启示。所以，我们的艺术视野也要有新的广度，艺术发展的格局更要不断更新。”
“作为文艺工作者要不断进行反思，反思中国艺术与中国历史、社会、现实的真实关系是什么？反思文化的未来形态是什么？这些思考会令我们用全球性的视野来面对当代中国艺术的新问题。”
当中华民族走过百年沧桑后，那些在历史中沉淀的经验和教训，将成为民族文化的优势资源，成为建构文化艺术“中国道路”的有力支撑。
艺术要有“中国气派”，要走向社会，走向民众，呈现出中国特色。
——袁运甫
艺术家不仅仅是一个画家、一个创作者，他们的艺术才华更应该为整个社会服务。
——袁运甫
这是个创造性很强的时代，也是个鼓舞创新精神的时代，我们的艺术视野也要有新的广度，艺术发展的格局更要不断更新。
——袁运甫
袁运甫：1933年生于江苏南通。画家，教育家。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壁画艺术委员会副主任。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装饰艺术研究所所长。1949年就读于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1954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
“责任”是精神家园的关键词——专访著名导演雷献禾
跟普通人相比，影视导演似乎更有话语权，通过他们的作品，我们也能感受到他们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对于精神家园的解读，全国政协委员、曾执导过《离开雷锋的日子》《大雪无痕》《大江东去》《七十七封阵亡通知书》《十三省》等作品的著名导演雷献禾也有着自己的理解。
谈到自己心中的精神家园，雷献禾说：“我觉得这绝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我们能做到、应该做到的事，平时有可能忽略的事或者以前没做好的事。这是实打实的行为。人如果连身边最基本的小事、应尽的职责都没做好，又何谈那些空洞的口号？”雷献禾认为把小事做好才是对国家负责，是爱国的表现。
雷献禾认为“责任”是精神家园的关键词，“要具备责任感和责任心，在任何领域、任何行业都应该清楚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爱岗敬业就是要体现在各种细节上，要保持不抱怨、不厌弃的心态去面对自己从事的职业。而在家庭方面，作为父亲、作为儿子、作为丈夫，这些人生角色是否合格？自己应该时刻检验自己是否很好地履行了这些角色的责任。作为父亲是否对子女尽到了应尽的责任；作为儿子，是否很好地孝顺了父母；作为丈夫，是否对妻子、对家庭履行了应尽的责任……只有把这些最基本的做好了，才能真正地体现‘责任’二字的含义。”
雷献禾告诉笔者，其实每个导演的心中都有一把尺子，比较负责的导演就会拍出既成熟又能被观众喜欢的作品。其实自从1996年拍成《离开雷锋的日子》后，十多年里雷献禾再没有接拍过电影。雷献禾说：“不是拍不了，是没有接到合适的本子。”他说自己不太擅长拍那些“高大全”的人物，相比于剧本内容，他更看重是否有戏剧冲突带来的剧情动力。当年筹拍《离开雷锋的日子》时，他不仅没有正面描写雷锋，也没有寻访雷锋班那些先进战士，而是聚焦在被称为最落后且犯下“撞死雷锋”错误的乔安山身上。雷献禾说：“我希望我的作品能够有别于其他作品，我希望观众看过我的作品能记得住。如果没有我想拍的作品，我宁愿不拍。”
在艺术作品创作中，雷献禾认为，正因为导演这个职业的特殊性，有话语权，导演更应该把握好自己手中的权力。无论艺术作品怎样翻新、创新，都要体现最基本的责任。“你在拍戏之初就应该考虑到，这部作品是否适合一家三口一起观看？是否老少皆宜啊？国家对影视作品虽然没有特别严格的法律规定，但是导演作为艺术工作者要有最基本的道德判断。这部作品是否对观众有益？是益大还是弊大呢？这是一种文化自觉，不能违背。我们在进行精神家园的创建，要坚决杜绝基本道德判断的缺失。”
雷献禾认为现在有些影视作品只考虑市场，只顾赚钱，只顾有卖点，根本不考虑观众是否喜欢、是否能够接受，因为市场而迷失。“人有可能因为某一时期的某种风尚而迷失自己，被很多世俗观念所影响，在做事时会衡量是否值得付出？但我终究相信人是有理想的，而且这一辈子都要去追寻自己的理想。其实不同领域都面临这个问题：是随波逐流还是继续坚守？这些年来，我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对民族，对自己，所以在选择作品时，我都会问自己是否要拍这部戏，这部戏能给观众带来什么？为什么有时候会推掉、拒绝很多个本子，其中不乏很有市场的作品？因为我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要拍良心戏。”
提到导演队伍的建设等问题，雷献禾表示，国家在青年电影导演培养上问题比较大。一个成熟导演的成长需要大量迂回的探索，需要长时间在社会上的打磨，而现在的青年电影导演却没有稳定的成长渠道。现在我国每年大约有100名学生从导演专业毕业，他们可能就左右着中国电影的未来。雷献禾说：“现在的学生在学校里什么也不懂，生活不懂，政策不知，怎么反映社会？张艺谋30岁考入电影学院，之前就了解社会了。央视电影频道要给优秀毕业生机会。还有，我们要举办国际青年电影节。现在国内电影节不少，但大多重复，应该给青年导演这样一个交流的机会，同时给投资商一个考察平台。”雷献禾建议，政府可以制定政策将青年导演的成长之路理顺，可以每年拿出10个项目给第一次拍戏的青年导演，这样既能培育人才，给人才正常成长的环境，又能抓住现有的人才。
爱岗敬业就是要体现在各种细节上，要保持不抱怨、不厌弃的心态去面对自己从事的职业。
——雷献禾
你在拍戏之初就应该考虑到，这部作品是否有益，是否适合一家人一起观看？这是一种文化自觉，不能违背。
——雷献禾
雷献禾：1955年生于长春，现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电视剧导演工作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国电影协会会员、长春电影制片厂一级导演。电影作品有：《离开雷锋的日子》《留村察看》《敌后武工队》等，其中《离开雷锋的日子》公映时创造了近年来中国电影以低成本制作而获高票房收益的奇迹。电视剧作品有《大雪无痕》《绝不放过你》《大江东去》《七十七封阵亡通知书》《节振国传奇》等。
精神家园是否富足是衡量国民幸福指数高低的重要标准——专访著名歌唱家谭晶
2012年6月6日，谭晶接受了笔者的电话专访。
头一天，谭晶演唱并担任音乐监制的奥运公益歌曲《心的金牌》在北京发布。而此前不久，谭晶成为2012伦敦奥运会火炬手。在北京奥运会上，在万里长城之上，在维也纳金色大厅，在伦敦皇家音乐厅，她曾放声高歌，用歌声表达对祖国的热爱，传递积极向上的精神，鼓舞人们追求理想，热爱生活。
有评论认为，谭晶的歌声代表着国家形象。
谈到音乐对人们的鼓舞作用，谭晶这样说：“当年，很多年轻人都是在王昆老师演唱的歌剧《白毛女》的鼓舞下，走上了参军的道路。可见，文化艺术对于人们的影响是巨大的。如今我能够成为军旅歌手，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受到前辈歌唱家的高尚品德以及他们演唱的歌曲的影响。”谭晶认为，优秀歌曲能够陶冶情操，催人奋进，赋予人们无穷的力量。包括音乐在内的文化艺术形式，寄托着人们的思想与情感，承载着人们的精神世界，而歌手正是用音符构筑精神世界。
音乐是可以抵达心灵的艺术，也是可以跨越国界的艺术。在谭晶看来，音乐是传递文化讯息、促进文化交流的信使。2011年11月，谭晶应邀在伦敦英国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举办“约定：从北京到伦敦”演唱会，把来自中国的祝福通过优美的歌声带到了伦敦。谭晶说：“无论我站在阿尔伯特音乐厅还是维也纳金色大厅的舞台上，我都感到无比骄傲和自豪，因为我代表的是我的祖国。我要用歌声介绍我们的民族音乐文化，用音乐传递友谊与和平。”
谈到精神家园，谭晶说：“我们每一个人的精神家园，其实都与整个国家的精神家园一脉相承。精神家园是否富足，是衡量国民幸福指数高低的重要标准，也是一个国家和谐发展的重要基础。”谭晶最大的心愿是一生与音乐相伴，唱出更多更好的歌曲，留给这个伟大的时代。谭晶说：“我们国家一直在加强文化建设，推进文化体制改革，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都是为了把我们的精神家园建设得更美好。”
继推出独唱版《心的金牌》后，谭晶又联合中国体操名宿李宁、著名教练员李永波“跨界”合唱奥运公益歌曲《心的金牌》。2012年5月30日，这首歌在京面世，备受关注。“总想听到，赛场上国歌响起，幸福的泪水，牵动了太多的回忆……心的金牌、国的荣誉在这里！”谭晶想通过《心的金牌》为当时即将出征的中国体育健儿吹响冲锋的号角，送上真挚的祝福。谭晶认为，无论运动员得了金牌、银牌、铜牌，还是没得奖牌，他们都付出了辛勤的汗水。还有那些在运动员身后默默付出的教练员、陪练员，他们同样应该得到奖牌。
除了歌唱事业，谭晶还一直致力于公益事业，曾入选“中国明星慈善榜”，还荣获“希望工程20年特殊贡献奖”以及“中国十大公益楷模”荣誉称号。
谭晶说，投身公益事业绝不是作秀，应该让“志愿”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她经常到全国各地基层慰问演出，并多次为灾区、贫困地区捐款，资助大学生，争当志愿者。汶川大地震后，谭晶始终奋战在抗震救灾第一线，并为灾区捐款，还为歌曲《用爱去灌溉》填词。玉树地震后，她心系灾区，录制歌曲《大爱》，参加央视赈灾晚会，并为灾区捐款。2010年，谭晶成为上海世博会志愿者宣传大使，她还举办了“志愿世博——谭晶大型公益演唱会”，上海世博会志愿者主题歌《世界》正是由她演唱的。2010年，谭晶担任广州亚运会宣传大使，并举办《志愿者之夜——谭晶广州公益演唱会》。2011年，她资助的学生们终于圆了大学梦。谭晶在任职全国人大代表期间，为保护志愿者权益，连续四年就《中国志愿服务促进法》立法提交议案。
包括音乐在内的文化艺术形式，寄托着人们的思想与情感，承载着人们的精神世界，而歌手正是用音符构筑精神世界。
——谭晶
精神家园是否富足，是衡量国民幸福指数高低的重要标准，也是一个国家和谐发展的重要基础。
——谭晶
投身公益事业绝不是作秀，要让“志愿”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谭晶
谭晶：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歌舞团独唱演员，国家一级演员，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十九届中国十大杰出青年。她将美声、民族、通俗三种唱法融会贯通，在中国歌坛独树一帜。代表作品有：歌曲《龙文》《在那东山顶上》《远情》等，歌剧《在那遥远的地方》《木兰诗篇》《复兴之路》《白毛女》等。
每个人都应当为建立一个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做点儿什么——专访著名演员郭晓冬
10年，家乡的景与物勾起了他的回忆，曾经的爱情和牵挂渐渐褪色，甚至被遗忘。每一个人都在10年间悄无声息地变化着，这种变化看似平静，却又极其沉重。与井河重叠的是镜头前的郭晓冬，同样来自乡村，同样为追逐梦想而离开家乡，同样面对着心灵的坚守和冲击。站在秋千旁，当摄影机开动的刹那，郭晓冬便成了井河。
这是一部深刻展现人的内心世界的电影，对于郭晓冬来说，它的意义不仅仅是个人的成名作。郭晓冬出生在沂蒙山区，成为演员之前，他做过清洁工、邮递员、建筑工，生活的艰辛和漂泊没有动摇他对理想的憧憬，那是一份对艺术的向往，是在精神世界中勾勒出的另一番人生图景。
郭晓冬接受笔者专访时，他的声音淡然而平静，如今的成功并没有使他忘却初衷，他仍然是那个为了理想而奔走在路上的青年。他说，自己对精神家园的理解很简单，就是一种淡定、从容的幸福感。
郭晓冬喜欢沉溺在电影世界中的感觉。“如果让我说自己心灵的停靠站是什么，我会选择电影。电影能给我带来各种不同的感受，思想可以驰骋到任何一个地方。无论它讲述的是怎样的故事，我都喜欢。”尽管郭晓冬如今已经身为电影圈的一员，但是，当谈起对电影的热爱时，他仍旧像是一个单纯的追逐电影梦的少年。
虽然从小在山村长大，成长的环境并没有艺术的氛围，但郭晓冬却早早便认定了自己将来要成为一个演员。“我觉得，人的精神追求往往是与生俱来的。我的家乡在沂蒙山区，从小没有受过什么艺术熏陶，但是，舞台在我的心里，我可以对着大山唱歌，可以对着小溪表演，它们都是我的观众。”
在郭晓冬的心中，精神家园意味着一种生活状态。“正如我的理想一样，它在任何环境都可以生长，都可以带给我幸福感。幸福跟物质的多寡无关，幸福指数来自于我们自己对生活的理解。”他说，自己所理解的幸福是以一种淡然、从容的心态生活着。
2002年，郭晓冬遇到了在他的艺术道路上十分重要的一部作品——《暖》。在剧本中，他仿佛看到了自己。郭晓冬记得，当他来到拍摄地时，站在乡村的那座小桥上，面对着镜头，身心都与画面融为了一体。“我甚至认为，我就是从脚下那片土地里生长出来的。我知道，那一刻，我和角色之间产生了共鸣。”
如果说10多年前的《暖》是郭晓冬对自我和理想的一次审视和回顾，那么在央视热播过的电视剧《誓言今生》则让他体会到了另一种震撼人心的精神力量。“拍这部戏的时候，我也跟着剧中人物一起回到了那个充满革命理想的年代。坦白说，过去我对革命先辈的经历和思想并不十分了解，但是，因为这部戏，我真正开始理解他们的选择。”
“如果没有那一代人的前仆后继，如果他们的理想和信念不够坚定，如果他们的精神追求不是那么高远，我们今天这样幸福安定的生活又从何而来呢？”
从《誓言今生》开始，郭晓冬对信仰的力量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每当看到那些脸上带着平静的笑容、心中怀有坚定信仰的人，我总会想，他们真的很幸福。”
郭晓冬一直在说幸福，不过，他心中的幸福指的不是个人的幸福，而是能与人分享和共享的“大幸福”。
“幸福不应该是自私的，正如精神家园也不仅仅是一个人的。我觉得，今天的社会需要的是一个共同的精神家园。”郭晓冬常常在自己的微博中发布或者转发一些宣传善与美的信息，他想借由自己微小的努力，向更多的人传播温情。“我知道，未必人人喜欢看，也未必人人懂得当中的深意，但是，我愿意持续地做下去，哪怕影响是微乎其微的。我相信，一定会在某个瞬间触动某个人的心灵，对他产生正面的作用。”
我的理想是走进艺术的世界，我说不出原因是什么，那是发自内心的一种真挚的渴望，一种非常纯粹的、自然而然的感情。
——郭晓冬
精神世界带来的力量是不可估量的。精神家园的充实、富足，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
——郭晓冬
我不想把精神家园的含义说得太局限。建设精神家园不单单是完善自身的追求，每个人都应当为建立一个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做点儿什么。
——郭晓冬
郭晓冬：影视演员，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代表作品有《暖》《新结婚时代》《秋喜》《誓言今生》等。荣获第10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男演员奖”，第16届东京国际电影节获最佳男主角提名。
没有精神追求谈不上人格完整——专访著名作家叶永烈
在文学的世界里，叶永烈的人生有两个“我”：前一段的“我”写出了许多天马行空、创意无限的科幻形象；后一段的“我”则回归真实的生命，成为一位历史的记录者。
他的转向固然包括写作兴趣迁移的缘故，但更重要的原因是那些鲜活于历史记忆中的人物不断影响并感动着他，使他的文学生命获得了新的体会和目标。
2012年4月7日，在接受笔者专访时，他说想用自己的笔去传承一种精神、一份情怀，这是他的责任，也是他的荣幸。
叶永烈写过一篇散文，名为“一顶红星帽”。文中记述了他与一位老人在1993年的一次会面，那是一次令他至今都难以忘怀的会面。
“照片上的她，确实太与众不同：瘦瘦小小的个子，身高不到1.5米，不及我的肩膀，却头戴一顶灰色的八角帽，帽子正中，是一颗红色的五角星。帽子下方，露出两绺灰白色的头发。”老人形象的细节定格在叶永烈的相机中，也定格在了他的脑海里。因此，当笔者请他谈一谈对精神家园的理解时，他首先便想到了那顶红星帽。
戴着红星帽的老人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任弼时的夫人陈琮英。陈琮英是童养媳出身，走过长征、坐过监牢，经历了无数的坎坷和磨难，唯一不变的是她心中的信仰和追求。
“我记得，当时她从北京到上海来，我到她下榻的宾馆和她见面。最后我提出拍一张照片，她说等一下，然后走到另外一个房间，从行李中拿出了一顶红军时代的灰布红星帽。她认认真真地戴好帽子，指着帽子说：‘可以拍照了！’这个举动让我很意外，也让我很感动。”
叶永烈说，红星帽代表的是革命先辈们最绚烂、最热血的革命岁月，是那一代人的理想和信念的投影。
叶永烈曾经到延安等革命圣地游览参观，见到当地的照相馆里都会准备红星帽，不少游客也都会在拍照时穿上当年的红军军装。“我认为，这样的做法很好，对于每一个去寻找或者追忆那段历史的人来说，一点儿小小的体验会是一段很好的经历和学习。”
今天的生活条件远比革命时期优越得多，经济发展迅速，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升。叶永烈说，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更要注重精神家园的建设。“在我看来，精神追求体现着一个人的品格和德行。物质的丰富是次要的，精神的丰富才最重要。特别是青年人，不能失去理想、信念，这些高层次的精神追求是塑造完整人格不能缺少的部分。”
从科幻文学到纪实文学，叶永烈的创作道路转了一个相当大的弯儿。他说，转向的原因是想为历史做点儿事情，通过自己的力量把那些不应被遗忘的人和事传承下去，让后世都能知道并记住。“有能力做这样的工作，我感到很荣幸。”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这是诗人艾青的名句，常常被用来形容人们对故土的深深眷恋。
2010年，叶永烈的两部纪实文学作品《走近钱学森》和《钱学森传》先后出版，书中平实而又生动地讲述了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的人生历程。爱国主义精神贯穿钱学森的一生，是他为后人留下的最大的精神遗产。
叶永烈认为，爱国主义应当成为每个人精神家园的核心，是最不可或缺的内容。同时，奉献精神也是必不可少的。他注意到，学习雷锋近来再度成为社会热潮，人们怀念雷锋、怀念“为人民服务”的优秀品质。“直到今天，大家仍然在歌颂和学习雷锋，恰恰说明了奉献精神不死、道德力量永存。精神文明建设需要弘扬奉献精神，这是建设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基石。”
另外，建设精神家园还要提倡团队精神。叶永烈说，钱学森被人们称为“航天之父”“火箭之父”“导弹之父”，面对如此之多的赞颂，钱先生却说，应当把它们都拿掉。“航天科技事业是一项集体性的工作，钱先生认为，所有成果的获得都来自于一个庞大的工作团队的通力协作和共同努力，而他，只是许许多多曾经为这项事业付出心血的参与者之一。”钱学森的谦逊彰显了他对团队精神的重视，而他面对工作一丝不苟的态度，对细节的严格要求，也令叶永烈感受到了科学精神的重要性。
叶永烈认为，失德现象的屡屡发生，恰恰是精神家园贫瘠的表现。“建设精神家园应当成为中国现阶段发展的一个重要课题。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尤其是青年一代，除了要培养爱国主义精神、奉献精神、团队精神和科学精神，还要注重建立诚信精神。诚信精神，也就是诚实、守信的良好美德。”古语云：“君子重然诺。”只有做到对自己的一言一行负责，才能成为一个品德高尚的人。
“总的来说，我认为，建设精神家园，就是要建立起正确的人生观、幸福观、荣辱观和生死观。如此，方能充实内心，提升人格。”
陈琮英漫长而曲折的一生，是在红星照耀下度过的。正因为这样，她深情地爱着那颗红星，爱着那顶红星帽。也正因为这样，当我拿出照相机时，她拿出了红星帽。
——叶永烈
叶永烈采访任弼时夫人陈琮英（中）时拍的合影
钱学森从大学时学习火车制造到留学之初改学航空专业，皆因为想为水深火热的祖国做点儿事，这是他的理想。而现在很多年轻人却只想着挣钱，梦想已经渐行渐远。
——叶永烈
叶永烈：著名作家。主要著作有：150万字的“红色三部曲”——《红色的起点》《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毛泽东与蒋介石》，展现了从中国共产党诞生到新中国诞生的红色历程；《邓小平改变中国》，是关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全景式纪实长篇；《受伤的美国》，是关于美国911事件这一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的详细记录。此外还有《用事实说话》《出没风波里》《历史在这里沉思》《钱学森传》《走近钱学森》等。
青年尤其要关注精神世界的拓展与提升——专访著名作家萧军的女儿萧玉
作家萧军的人生历程浓缩了那一代青年的宏大志愿与崇高理想，他的所思所想可以被视作今天理解民族精神、爱国主义精神的生动样板。
在萧军的女儿萧玉的记忆中，父亲一生以国家民族利益为己任，这样的信念如血液般跟随着他，直到生命终结。
青岛市江苏路有一处石阶，2012年4月中旬的一天，几名大学生来到这里拍摄一部名为“一步之遥”的短片。大约70年前，三位青年也时常沿着这处石阶步行到观象山公园寻找创作灵感，他们便是萧军、萧红和舒群。
萧玉回忆说，父亲萧军是行伍出身，曾考入东北陆军讲武堂。九一八事变后，父亲因为组织义勇军起义失败，逃亡到了哈尔滨。当时，他的生活很艰苦，几乎衣食无着，后来给哈尔滨的《国际协报》做撰稿人，赚得一点儿微薄的稿费，从此便踏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
文学是萧军表达爱国情怀的凭借，面对故土沦陷、国家危难的现实，他以笔为枪，用文字鞭挞黑暗、唤醒国民。萧玉说：“父亲这代人有着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始终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己任，他们有信仰、有追求，坚韧不拔，锲而不舍，即使牺牲性命也在所不惜。”
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是萧军的代表作之一，它成功地塑造了一群不同经历、不同思想、不同觉悟的抗日战士形象，出版后深受读者欢迎，被誉为“抗日文学的一面旗帜”，影响延续至今。小说的序言由鲁迅先生亲自撰写，称它是“显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与未来，死路与活路。凡有心的读者，是看得完的，而且有所得”。
鲁迅曾在给萧军的信中这样写道：“不必问现在要什么，只要问自己能做什么。现在需要的是斗争的文字，如果作者是一个斗争者，那么，无论他写什么，写出来的东西一定是斗争的……”
鲁迅是民族精神最彻底的诠释者，也是最精警深邃的反省者，他被认为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父亲从内心深处被鲁迅先生的人格魅力所折服。为了将鲁迅精神传承下去，他努力奋斗了一生。”萧玉说。
萧玉记得，晚年的父亲身边总有一只烟斗。“20世纪70年代后期，社会上流行挖树根做烟斗。大哥萧鸣也挖了一个树根，为父亲精心制作了一只烟斗。印象中，烟斗上面的树纹极像一只老虎。爸爸非常喜欢，每天用核桃油擦拭，谁来都要炫耀一番，爱不释手。他说抽烟斗不咳嗽，多年来一直用它。”经历了人生的风风雨雨，走过激情和艰辛的萧军，或许便如那沧桑的树根一般，即便已刻下岁月的年轮，仍然用新的生命力回馈自己所爱的土地。
“父亲受过许多磨难，但是，他始终相信自己对祖国、对人民的一片赤诚之心一定会被历史证明。他常说，‘以必死的精神活下去。’‘死都不怕还怕什么呢？’这是他激励自己坚持斗争的信念。他还说过，‘有窝就下蛋，有水就撑船。’这种在逆境中的乐观心态也是支撑他不断前行的精神凭借。”
读过萧军作品的人一定会感受到他的文字的与众不同，那是一种倔强、质朴而又深情的叙述。文如其人，在萧玉的眼中，父亲是一棵遮风挡雨的大树，是一座坚实质朴的大山。“他严肃却不失慈爱，处处替别人着想，关心家庭，爱护儿女。从不抱怨命运，也从不屈从权贵。无论是写作还是做任何事情，都一丝不苟，兢兢业业。他是一个给别人带来温暖和快乐的人。”
在短暂的时间里回望萧军的人生历程和精神世界，有许多值得回味和深思的地方。虽然已经辞世24年，但是，他毕生对民族精神的践行却依然值得后来人追随与仿效。
萧玉寄语今日的青年们：“在追求物质生活的同时，也要关注自己精神世界的拓展与提升，爱小家也要爱大家，做一个有社会责任感、有较高思想境界的人。”
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无论是用笔、用口、用手乃至用枪，在我所处的那个时代，在我所处的那个环境，以我所有的那个年龄……我该做的，我能做的，我都做了。
——萧军
年轻的我，就像是一锅“豆腐浆”；鲁迅先生，就像是一滴卤水。经过他的点校，便轻清者上升，而重浊者下降，分分明明了。
——萧军
我生性就是跃马横刀的军人坯子，可是九曲回肠的人生，让我扔下手中的枪，拿起笔涂鸦我认知的生活……为真理呐喊了大半辈子。
——萧军
萧军：1907—1988。原名刘鸿霖，辽宁义县人，“东北作家群”代表人物之一。代表作有《八月的乡村》《五月的矿山》《第三代》等。萧玉是萧军的四女儿。出于对鲁迅的热爱，半生在鲁迅故居博物馆工作。退休后致力于萧军作品及生平资料的研究整理。
成长是心灵的壮大——专访著名导演宁浩
在执导《疯狂的石头》《疯狂的赛车》之后，内地新锐导演宁浩与观众阔别已三年有余。其精心制作的《黄金大劫案》，新意又在哪里？笔者就相关话题对他进行了独家专访。
创新要舍得抛弃
经历过《无人区》的“被搁置”，宁浩不急不躁地拍摄的新片《黄金大劫案》，终于在三年后在大银幕上和观众重逢。宁浩坚持不用巨星，在讲故事的方式上不断创新，让故事变得更有劲儿、更好看。
笔者问宁浩，希望观众从自己的电影里看到什么？他说：“就是希望你们觉得好看，值60块钱的票价。”看过《黄金大劫案》之后就会有那种深刻的感觉，这部电影跟《疯狂的石头》《疯狂的赛车》的纯粹搞笑截然不同，故事层层深入，到最后让人笑中带泪，尤其是影片最后，“小东北”坐在电影院里看着曾经心爱的女孩在电影中出现，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这时崔健的歌声响起，观众的眼中也泛起了泪花。
谈到在这部电影中的创新，宁浩说：“我觉得说到创新，就需要舍得扔下来一些东西，舍得牺牲，舍得抛弃。不能总是坚持你固有的东西，要勇于挑战你之前没有尝试过的东西，舍得放下。我也要往前走，我也会成长。如果你看过我最早的作品《绿草地》《香火》，那看到‘疯狂’系列的时候就应该觉得那不是宁浩了。我这辈子还长着呢，还没定死什么是宁浩的风格。如果你们想看过去的那种东西，回去看前两部吧，反正我不会再那样拍了。我已经过了30岁，有了孩子，不能再像学生一样嘻嘻哈哈了。如果你们看电影只想图一个乐呵，听相声去吧。我不能待在那了，对我来说，这部电影就是要去别的领域走一走。这部电影要谈论青春与成长，谈人的欲望、情感、信仰，而且我也不是个幽默的人，我其实挺悲情主义，我相信人是向死而生的。”
成长是心灵的壮大
宁浩坦言成长的形式是牺牲。就像《黄金大劫案》，宁浩讲的就是关于成长的问题。“我觉得成长是每个人都面临的问题，但是我觉得成长不是变老，而是心灵的壮大。每一个人都会面临这个问题，尤其是青年人。当你成长得不够茁壮的时候，你将无法面对很多问题和很多事情，包括你的工作、你的失去等问题。你将如何面对其实是挺苦难的事情，那就从心灵成长开始吧。但成长又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伴随着种种痛苦和牺牲，所以就是通过牺牲的代价成长，这就是我想说的，也是希望通过电影表达的。”
宁浩告诉笔者，自己宁愿被人误解，但也不要原地踏步。“我最不喜欢的就是一辈子就唱一首歌的歌手。”所以他在“疯狂”系列后，选择拍摄《黄金大劫案》这部悲喜剧。说起来，这部戏的口碑也并非好得一边倒，也有影迷觉得这部影片的线索单一，更有网友总结称：“影片的前半段是宁浩为自己拍的，后半段是宁浩为广电总局拍的。”面对这样的声音，宁浩觉得很正常：“假如我是钢丝，今天买票去德云社就是想听郭德纲的相声，结果他却给我念了段诗，那我肯定不满意啊。但不能因为观众的不满意，就总在原地踏步，那样再先进的东西也会变得陈腐。”所以宁浩说，任何的成长形式都是牺牲，他的牺牲就是扔下了他擅于运用的三四条线索，给影片添了些悲情的东西。“我不能允许自己永远待着不走，成长就要有勇气放下那些最重要的东西。”
珍视青春的冲动
听说《黄金大劫案》最早的版本是个爱情故事？宁浩说：“是的。其实我特别喜欢冯小刚的《非诚勿扰2》，因为有王朔在。我觉得《非诚勿扰2》很有情怀，也很有感悟和内容。你不觉得我所有的电影都在讲同一件事情么——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人生有两个阶段：一个是成长，另一个就是消亡。《黄金大劫案》讲的也是一个人从蒙昧阶段开始，不断放弃自己的欲望，最后成长为一个英雄。”
但不管怎么样，宁浩已经被誉为中国最会讲故事的年轻导演了。听到这句称赞，宁浩笑了，他说：“那只能说大家平时看的东西太少了，而且中国电影好作品不多。我这手艺，也就是大碗面的程度。我现在回头看《疯狂的石头》，一身冷汗，那时候真是胆大，乱拍一气，完全没章法。”
那什么样的导演在宁浩的心中才是好导演呢？宁浩说：“波兰斯基、斯皮尔伯格，这些都是讲故事讲得很精准的导演。当然不是说精准就是丧失青春的冲劲，我们每个人随着年纪增长，都将丢弃生命中最荷尔蒙的部分，慢慢走向理性和成熟。你不能说理性和成熟是没有价值的，等走到这个时期，你就继续革命，革自己的命，颠覆自己，这就是价值。”
宁浩：1977年生于山西。电影作品有：《香火》（2003）、《绿草地》（2004年）、《疯狂的石头》（2006年，获台湾金马奖最佳原创剧本在内的多个奖项，票房过亿）、《疯狂的赛车》（2009年，再度走红）等。
放慢脚步寻找安放心灵的位置——专访著名作家孙惠芬
孙惠芬是一位谙熟乡村生活的女作家，她的笔总是指向那些在时代大潮的冲击下经历着心灵变迁的小人物。笔者采访她时，她正忙于为最新创作的小说做收尾工作。
这一次的作品依然以乡村为题材，依然以农民为主人公。她说，小说写的是故事，可在故事的背后，关注的是人的精神、心灵。她愿意向那些普普通通的人投射更多的关注，是因为她相信，写作者的笔触是一束烛光，能够使更多的人感受到温暖、慰藉，是建构心灵家园不可缺少的凭借。
多年来，孙惠芬一直坚持沉下去，从乡土中寻找素材、发掘灵感。她的乡土小说很有中国味，很贴近时代，正是源于她对生活的透彻理解。
“眼下，我正在写一部深度揭示当下农民心理状态的长篇小说。”孙惠芬于2011年3月回到故乡庄河深入生活，将身心一起还乡，心灵受到一次难得的淘洗和滋养。尤其在这期间，她的好友贾树华——大连医科大学心理学教授，申请到一个国家科技部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这一年秋天，跟随这个项目组一起工作，让孙惠芬的创作灵感再次涌动。
“我从家乡的沟沟岔岔走过，对他们的生活有了新的理解。”在这一次下乡调查之前，孙惠芬感到自己的创作道路似乎越来越窄，她只能通过媒体了解世界，了解那些发生在不同地区的各种新闻。“这次跟着项目组深入调查，让我从一个全新的角度重新进入乡村生活，探寻当代农民在乡村城市化进程中的心理状态。”
孙惠芬已经完成了这部小说的初稿，她希望透过自己的文字，描写出当代农民在现实生活中所面临的困惑与迷茫，从而展现出他们新的人格和尊严。书中包含了不同人物在面对灾难、苦难时自我救赎的心理过程，探讨生与死、爱与恨、苦难与救赎这些主题，进而唤醒人们对生活的信念和希望。
2012年5月25日，《文艺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孙惠芬小说中的辽南乡村”的评论文章，文章中写道：“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中国的乡村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乡土人物的性格和命运也日趋复杂难测……”“孙惠芬选择了一种相对新颖的切入方式——写乡村日常生活中的伦理关系……这一点实际是乡土生活中最为核心的一点。”
孙惠芬关注人的性格、命运，关注人与人之间微妙的关联，这些都指向人的精神世界。在她看来，小说写的是故事，可在故事背后，关注的却是人的精神和心灵。“我们常说，文学要温暖人心，但这种温暖，绝不只是简单地表现光辉、光彩，掩饰黑暗、阴暗，绝不是忽略人性丑恶的瞬间。阳光只照到山脊的正面不叫温暖，那是伪温暖。在人的精神世界中，简单就意味着粗暴。写作者只有将笔伸入到人的灵魂深处，到达人性最隐蔽的地方，去提示它们存在的必然性、合理性，去探索存在的种种真相，才是真正的温暖。”
所以，她把写作者的笔触看作一束烛光，“所到之处，心一定燃起一堆篝火，使陷入黑暗中的灵魂感受到被理解的温暖，从而获得慰藉。获得慰藉，也就找到了心灵的家园”。
孙惠芬没有上过大学，1982年发表第一篇作品时，文学对于她来说，还只是某种自我倾诉的途径。随着创作的不断深入，她开始拥抱着对乡村的怀念和怀想而写，开始努力探寻人性的深度和命运的深度。
孙惠芬用笔为普通人营造精神家园，同时也为她自己寻找精神家园。她说，自己不断书写乡村和土地，是一种精神的需要。“所谓精神，在我的理解里，就是心灵。所谓精神家园，就是指心灵是否平静，是否愉悦，是否有地方安放。”
她觉得，一个人的心灵是否平静，是否愉悦，不仅仅取决于物质的多、少、好、坏，往往和自己的追求、爱好有关，和心态、活法有关。“追求和爱好决定了你精神的维度，心态和活法决定了你家园的大小。在我这里，写作让我常常进入到另一个世界，它是现实世界的延伸和拓展，更是一个与现实世界完全不同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自由地想象、创造，探索人性，思考人生，心灵就找到了归宿。所以，在我这里，写作既是我的精神，又是我的家园，因为它改变了我的活法和心态。”
面对当下这样一个复杂的社会转型期，孙惠芬认为，建构共有精神家园实际上就是让每个人的精神都能还乡。“时代的快速发展，物质生活的提升，外来思潮的涌入，使旧有的人生观、价值观受到冲击，滋生了人的虚无感。”她说，这或许是一个必然的过程，但有必要尽快走出这个过程。“在物质颠覆了原有的精神体系后，我们不妨把脚步慢下来，在放慢速度的过程中校正人与物质的关系，找到安放灵魂的位置。这个寻找的过程，就是还乡的过程。”
我从家乡的沟沟岔岔走过，对当代农民的生活有了新的理解，我希望展现出他们新的人格和尊严。
——孙惠芬
文学要温暖人心。写作者的笔触是一束烛光，所到之处，心一定燃起一堆篝火，使灵魂感受到被理解的温暖。
——孙惠芬
追求和爱好决定了你精神的维度，心态和活法决定了你家园的大小。
——孙惠芬
孙惠芬：1961年生，曾当过农民、工人、杂志社编辑，现为专业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辽宁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著有《歇马山庄》《是塘书》《吉宽的马车》《秉德女人》《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民工》等多部小说。获第三届冯牧文学奖文学新人奖、第三届鲁迅文学奖。
文艺应担负起传递正确价值观的责任——专访著名演员秦昊
文化艺术是展示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载体。一部优秀的文艺作品，不仅要为观众提供精神享受，还要把审美理想注入人们的心灵，担负起传递正确价值观的责任。
秦昊曾三获戛纳影帝提名，他对艺术的理解有着超乎年龄的成熟与深刻。在他看来，演员首先要完善个人的艺术修养，充实自身的精神世界，才有可能赋予角色灵魂，诠释出作品的内涵，创造一个思考的空间，进而丰富大众的精神生活。
今天，许多年轻人在现实的种种诱惑中迷失了自己，理想和追求变得不堪一击，精神生存状况变得茫然、焦虑。面对这样的社会现象，文艺作品不能失语，更不能变成负面价值的生产者，而应当积极发挥辨析和引领的作用。
秦昊的作品《下一个奇迹》是一部改编自真人真事的电影，讲述了一个青年如何靠自己的力量，突破重重困境，终于实现梦想的励志故事，许多青年或许能从中看到自己的影子。秦昊也很喜欢看表达积极向上的人生观的热血电影。“最近看了一部叫《点球成金》，改编自迈克尔·刘易斯的畅销书《魔球——逆境中致胜的智慧》，讲的是一支被认为水平很差劲的棒球队，通过改变管理思维，加强团队协作，实力不断增强，在一片批评与质疑声中取得了骄人的成绩，最后甚至可以跟超级强队叫板。这部电影很让人振奋，它告诉观众，只要努力朝着理想进发，就一定会收获成果，即使未能达到最终的目标，过程也是值得的。”
文艺作品的魔力恰恰在于此，它可以在短短的时间里，透过一个故事讲述人生的意义，指引心灵的方向。也正因为这样，秦昊认为，文艺作品应当为社会道德体系的养成提供有效的推动作用，而不应该成为消极人生观和错误价值观的传播平台。
秦昊参演过许多以探讨小人物生存状态和心理状态为主题的电影，不过，他仍然认为“精神家园”是一个很难解释清楚的概念。“如果让我来形容的话，我觉得，是一种责任心吧。是我们每个人对待别人、对待工作、对待生活的责任心。”
在网上搜索“责任心”一词，出现的解释是：个人对自己和他人、对家庭和集体、对国家和社会所负责任的认识、情感和信念，以及与之相应的遵守规范、承担责任和履行义务的自觉态度。“责任心”并不是新字眼，很多人常常会挂在嘴边，但是，真正履行起来，却并非人人能够做到。当下之所以出现许多令人感到焦虑的失德事件，正是责任心缺失的一种表现。而精神家园的构建，恰恰不能离开责任心的支撑。
秦昊把自己对责任心的理解投注在了表演艺术上，他认为，电影的投资数量和制作规模并不是最主要的，重要的是能不能带给观众思考和正面的信息。“我认为，一部作品在拍摄之前，首先要想想目的是什么，是为了感动观众，还是为了追求票房。”
王小帅执导的电影《青红》让秦昊第一次走进了电影的世界，是他在演艺道路上成长的起点。因为这部电影，他第一次出席戛纳影展并获影帝提名，这一经历令他意识到电影是一项多么受人尊敬的艺术。他说：“因为这种尊敬，我们更应该为观众奉献有价值的作品。”
秦昊也曾经对表演感到彷徨。导演娄烨对他说：“你拍的东西会有很多人感谢你。”拍摄电影《日照重庆》时，剧本中对父子之情的描写让秦昊深感共鸣，其中一场父亲病危的戏，他临时加了自己的设计。通过一次次的拍摄经历，他逐渐意识到，拍电影不仅仅是一份工作，更是一次次建构精神世界的旅程。“我把自己内心的感受移植到人物身上，再通过人物来表达对生活的态度。这样的演绎方法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由此，我发现，作为演员必须具备一定的精神素养，否则是无法诠释好角色的。”
缺乏精神内涵的快餐式作品大量存在。秦昊说：“我是中央戏剧学院毕业的。中戏带给我们的最大财富就是建立艺术修养，塑造艺术灵魂，培养明辨是非的能力。”
“大家常常说要为观众提供优秀的作品，但是，扪心自问，我们自身的修养是不是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如果演员自己都不具备应有的精神素养和艺术品格，又怎么能赋予作品以内涵并且打动观众呢？”
秦昊说，拍电影就像是一个与观众逐渐建立感情的过程，“要让观众慢慢体会到你的好。即使没有恢弘的场面，即使讲述的只是最平凡的生活，但是，只要其中包含的精神实质打动了观众，他们就会感受到你想要表达的态度。”只有建立起这样一种交流，文艺作品才能真正发挥引领的作用。
文艺作品是将价值观融入人的精神世界的重要途径，其重要性不言自明。因此，如何使文艺作品成为增强社会凝聚力和向心力的生动力量，值得所有文艺工作者认真加以思考。
文艺作品的魔力，在于可以在短短的时间里，透过一个故事讲述人生的意义，指引心灵的方向。
——秦昊
电影应当表达一种精神，传递一种价值观，让观众从中有所体会和思考。
——秦昊
如果演员自己都不具备应有的精神素养和艺术品格，又怎么能赋予作品以内涵并且打动观众呢？
——秦昊
秦昊：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毕业，曾参演《青红》《日照重庆》《金陵十三钗》等多部电影，三获戛纳影帝提名，被导演王小帅称做戛纳的“无冕之王”。
一辈传一辈，永远不能变——热播剧《谁来伺候妈》主演 彭玉母女谈孝道
电视剧《谁来伺候妈》用轻松幽默的方式深刻剖析了新形势下中国都市中老年人要面对的家庭关系和矛盾冲突。“抢房产”“伺候妈”“啃老族”，这些新时期的现实问题与传统的孝道不期而遇。在展现家庭矛盾的同时，该剧也在老母亲与儿子、儿媳的很多生活段落中充满了温情和智慧，让观众看后回味良久。
剧中担任主要角色的老演员彭玉和她的女儿赵珈琪，这对现实中的母女在剧中成了婆媳，这也让她们对“百善孝为先”有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谁来伺候妈》反映了当代中老年人的生活现状。剧中，三个儿子对待母亲赡养问题的三种不同态度，真实地再现了当代人的生活常态。眼下中国已步入老龄化社会，赡养老年人已经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这也是《谁来伺候妈》能引发广泛共鸣的重要原因。专家称，这是一部很值得当下年青一代反思与学习的教科书。
剧中，由彭玉饰演的林母操劳了大半辈子，含辛茹苦地将三个儿子拉扯成人，却在晚年时为了房产归谁这一问题，被辛苦带大的儿子一纸诉状告上了冰冷的法庭。饰演儿子林国梁的演员邵峰感慨道：“儿子冰冷，母爱无私，母亲的胸怀真是比海还要宽广。”剧中很多类似这样的情节设计除了歌颂母爱的无私伟大，也弘扬了中华民族“百善孝为先”的传统美德。
74岁的老演员彭玉，回顾拍摄点滴，几度控制不住情绪，老泪纵横：“我为什么要接这部剧？我要为中国的老人说几句话，他们太不容易了。现在老人活到80岁都不算老，活到90岁也很正常，做儿女的就不能多给他们点儿爱吗？别总说给爸妈钱，现在的老人有养老保险，兜里不缺钱，真有一天病倒，兜里有钱能解决问题吗？那时就有谁来伺候妈的问题。怎么伺候？多给老人点关怀，多陪陪他们吧。”
彭玉对笔者说：“无论时代怎样变换，但子女对父母的孝敬之心永远不能变，而且要随着时代的发展呈现出不同的表现方式，一辈传一辈。”
生活中，她可没戏里的“妈”那么累，自己活得很宽心。谈到时下“啃老族”的现象，彭玉感触颇深，认为剧中林母的生活在中国十分具有代表性。她说：“当今社会的生活压力很大，很多父母其实都把自己辛苦积攒下的家业用在孩子身上，为了儿女，自己放弃了很多，不仅帮儿女买房子，还要帮他们照顾孩子。”她希望在赡养问题上做儿女的也要理解父母的难处，多为父母着想。
《谁来伺候妈》是赵珈琪和母亲彭玉搭档的第六部戏了，从《浪漫的事》开始，两人合作甚多，却从没演过母女。这几年，赵珈琪为了能陪在妈妈身边，推掉了不少其他的戏，基本上是母亲接什么戏，自己就问问剧组是否有适合自己的角色，这样才能在母亲身边照顾她。
赵珈琪这次在《谁来伺候妈》中扮演的是林母的二儿媳吴玉华，是出了名的“反角儿”。身为医院会计的她，心思细密，工于算计，处处以自己的利益为重，不择手段，薄情寡义。
赵珈琪告诉笔者，她和妈妈一起看《谁来伺候妈》，回想当时的“入戏”之难，她和妈妈都会含着眼泪伤心。“当初，我接到这个剧本时也很犹豫，虽说对这个角色很中意，但要在戏里欺负妈妈，这让我很纠结。后来，在我妈妈和导演的说服下，我终于答应接下这个角色。只是每次拍摄完和妈妈大段大段的‘吵’戏后，我都会在第一时间想方设法去安抚妈妈。”
赵珈琪告诉笔者，随着年龄的增长，自己已经悟出了很多在生活中与父母相处的法则。“有些时候对父母说的话得反着听，透过现象看本质，俗话说听话听音，有时候他们说‘不用你，你走吧。’其实不是那样，他们是怕给你添麻烦。父母老了，很多时候虽然他们不肯承认，但是他们的确已经老了，有些事情需要儿女的协助。我们可能都能做到‘孝’，但是‘顺’就未必能做好。有些时候在他们坚持的一些事情上，不要总拧着，只要不是太危险，就支持他们去做，允许他们的一些小任性，对待父母也要哄着来才行。”
另外，赵珈琪还通过跟母亲多年的相处经历总结出“对父母说话要讲究方式方法”这一法则。赵珈琪说：“家不是讲理的地方，而是讲情的地方。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分个胜负呢？”
赵珈琪认为，跟父母之间的相处是需要经营的。她说：“我们总说婚姻需要经营，其实跟父母的关系更需要经营。”笔者采访时，恰好赶上她和妈妈彭玉正在搬家，赵珈琪说：“就像这个晾衣架，我知道怎样安装，但是我却会去问爸爸，向他请教，爸爸特别高兴，他感觉到了自己的价值。”
彭玉也希望女儿能多在身边陪伴自己，虽然不直说，但却会想着法儿地找机会让女儿回家。赵珈琪说：“妈妈有时候打来电话就说，‘我冰箱里有可多好吃的了，你想不想吃啊？’”
对于如何与父母相处，赵珈琪总结出三条原则：一是维护他们的尊严；二是承认他们的价值；三就是要有耐心。赵珈琪说：“父母已经老了，他们不需要多么大富大贵的生活，但是需要我们陪着他们，让他们的精神生活更加丰富，这样简单的要求，难道我们不能满足吗？”
无论时代怎样变换，但子女对父母的孝敬之心永远不能变，而且要随着时代的发展呈现出不同的表现方式，一辈传一辈。
——彭玉
家不是讲理的地方，而是讲情的地方。
我们总说婚姻需要经营，其实跟父母的关系更需要经营。要维护他们的尊严，承认他们的价值，要有耐心。
——赵珈琪
彭玉：著名影视演员，1934年1月26日生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区。17岁登台，29岁参演第一部电影《千万不要忘记》。以其亲切和蔼的性格，大方自然的表演方式，给很多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因其经常出演慈祥和蔼的母亲，因此被誉为“荧屏第一母亲”。
赵珈琪：著名青年演员，黑龙江人，是彭玉的二女儿，主持、表演、舞蹈，属于全能型艺人。曾担任节目主持人、独唱演员。
小人物也有爱国的勇气和担当——专访电影《匹夫》导演杨树鹏
《匹夫》这部电影讲述的是在一个乱世，士兵高栋梁被匪帮“大当家”绑入地下世界后发生的一段传奇故事。“匹夫帮”在片中迎战外敌，彻底改变了所有人的命运。在导演杨树鹏来到沈阳期间，笔者就《匹夫》中所蕴含的爱国主义精神与他进行了深入的对话。
看过电影后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电影人正在以更成熟的态度来审视那段残酷的岁月。《匹夫》中的主人公都是土匪、混混这一类不入流的边缘人士，他们在战争中的姿态都是躲避和自保，直到有一天，他们感受到了作为一名中国人的担当并作出了大胆的决定。
不少影迷对《匹夫》这个片名不解，杨树鹏解释说：“‘匹夫’二字词性复杂，它可以是褒义的、中性的，甚至是贬义的。可以是匹夫之怒、匹夫之勇，还可以是匹夫之责。匹夫虽是小人物，但却有勇气、有担当。古人说匹夫之怒，血溅五步，就是这个意思。我主要还是想表达这些匪帮的一些担当精神，他们也有匹夫之勇。”
《匹夫》的故事直接从匪帮劫狱开始，老大方有望（黄晓明饰）身陷牢狱，由妹妹“小姑奶奶”带领的营救行动闪电般展开，于是，大大小小数场混战如暴雨般倾泻而出，令人目不暇接。营救成功，西部片的场景再慢慢展开，暗无天日的地下迷宫、荒无人烟的黄土高原、尘土飞扬的边塞小城，再加上酒馆、妓院、银行、抢劫、绑票……一个个处处张扬着男性荷尔蒙的画面，一览无余，影片故事主线也浮出水面。
相比于传统的抗日题材电影，《匹夫》将战争的残酷淡化处理，戏剧性弱化民族之间的深仇大恨，这种弱化并非否定或忽视历史，而是从人性角度出发体现历史大背景下“匹夫”的无奈与抗争。而比起《我的唐朝兄弟》的黑色幽默，《匹夫》之“趣味性”则更具浪漫色彩、喜剧气息。
老大方有望还是流寇时，曾亲口咬下三根手指从豹子堂堂主手里交换出即将送命的黑狗、韩魁、岳三炮，这三位也就成为“匹夫帮”的男人婆、老大哥以及火药桶：黑狗“一笑即杀人”，韩魁酷爱冲阵杀敌，岳三炮更是造枪造炮造炸弹，敢杀阎王敢杀鬼。即使妖媚男子陈郎中，打起仗来也是怒目金刚。边干活边收集校徽的学生妹良好，一上战场也是裙角猎猎飘，铁刀铮铮响。
笔者向杨树鹏询问爱国主义精神的内核是如何自然而然地贯穿在片中，杨树鹏说：“其实这部电影里完成的是这些土匪在抗日战争期间心理变化的一个过程，我要通过电影表达的就是情义和勇气，从最开始的只为自己而活，到被日本人袭击之后开始意识到要夺回自己的领地，要为倒下的兄弟姐妹报仇。当然，最希望的是，观众从电影中看到的不仅是有趣的人和丰富的情节，还有影片的深刻意义。”
杨树鹏似乎并不介意拿《匹夫》来跟自己上一部备受争议的作品《我的唐朝兄弟》去作比较，在他眼中，《匹夫》延续了《我的唐朝兄弟》的内在精神，都讲“情义”，里面都蕴含着他对人的极大兴趣。
在这部100多分钟的电影里，观众的集体哄笑占了片长的1/3，张译挟持江珊换人质的段落更是其中的爆笑单元，一个刑侦队长的太太换了整个匹夫帮。“换错了！这不是我大舅子，这是我小舅子！”“还有小姨子……”“他还有亲戚在里边呢……”高群书饰演的队长火冒三丈，拔枪相对：“我弄死你娘！”但马上被太太大骂：“老高，我就知道你不是东西！”除此之外，小笑点也俯拾皆是。
在杨树鹏看来，“《匹夫》首先是一部尊重观众的电影，让你拼命地想笑和哭；其次，和《我的唐朝兄弟》彻底的黑色幽默风格相比，《匹夫》可能更浪漫一些。”而支持这种浪漫化“黑色幽默”的是杨树鹏当导演之前五花八门的生活体验：小混混、消防员、记者、电视编导……“我长期跟底层社会打交道，发现底层人民有一个特点，就是善良的同时略带狡黠，我觉得这是人物的复杂性和有趣的地方。”也正是这样，匪帮大当家方有望才会走上抗日这条道儿，除了报仇雪恨，他还想的是：“哎，我还能再绑一次票，问天皇的叔伯哥再勒索一笔钱！”
影片的最后貌似留下了一个开放式的美好结局。杨树鹏说：“没有，那其实是个封闭式结局，他们上船应该就没戏了，上了一个日本的客轮，还能有戏吗？一声吆喝，他们就全没了。他们只是脑子一热做了这件事情而已，因为他们没有更好的办法——撕票不甘心，而死了好几个兄弟，把日本人放了就更不甘心。于是乎，他们聊起这件事，怎么做都不是，天皇也不回信，那怎么办？只好就去码头了。我一直最不喜欢‘非黑即白’的设置，其实那片灰色地带才是最真实耐看的，人物是，剧情也是，在成功和失败之间，也有无奈和迷茫，很多时候，我们处在这个地带，‘匹夫帮’也同样如是。”
虽是小人物，但却有勇气、有担当。古人说匹夫之怒，血溅五步。主要还是想表达这些匪帮的一些担当精神，他们也有匹夫之勇。
——杨树鹏
我要通过电影表达的就是情义和勇气。最希望观众从电影中看到的不仅是有趣的人和丰富的情节，更有影片的深刻意义。
——杨树鹏
我一直最不喜欢“非黑即白”的设置，其实那片灰色地带才是最真实耐看的，人物是，剧情也是，在成功和失败之间，也有无奈和迷茫。
——杨树鹏
杨树鹏：1970年生，陕西宝鸡人，青年电影导演。电影代表作品有《烽火》《我的唐朝兄弟》等。《我的唐朝兄弟》获2010年第二届澳门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新人奖。
用西洋芭蕾演绎中国故事——专访“中国芭蕾王子”吕萌
笔者刚刚走进辽宁芭蕾舞团排练场，就看见一位身姿挺拔的演员正舒展肢体自如地旋转，而后又停下来为其他演员解说、示范。他，就是被国际芭蕾舞界誉为“中国芭蕾王子”的青年演员吕萌。
别人都说跳芭蕾很辛苦、很枯燥，尤其是中国男演员，很难把握这门源自西方的艺术的神韵。但吕萌并不这样认为，对他来说，艺术不分国界，只要植根于深厚的中华文化的土壤，不管是什么艺术形式，都能演绎好中国故事。
刻苦努力并获得无数荣誉的吕萌也并非一帆风顺。2011年年底，吕萌在一次意外中受伤。芭蕾舞演员在训练或演出中受伤本来属于寻常事，但这一次，吕萌受伤比较严重。他放弃了在家休养，坚持到团里帮助即将参加比赛的选手们抓紧时间排练节目。
团里的演员们说，吕萌不是第一次这样做了。在国内外许多舞蹈比赛中，吕萌都甘当绿叶，主动帮助其他选手排练节目，陪他们一起练习。在接受笔者专访时，吕萌说：“我已经得过很多奖，想把机会让给更多的年轻选手，让他们到国际赛场上去磨炼。芭蕾艺术需要传承。如果将来我退役了，就会有更多更好的年轻演员充实到我们的芭蕾团队中。其实，我能有今天的成绩，完全得益于前辈艺术家的悉心栽培与无私奉献。”
吕萌说：“舞蹈演员像我这个年龄，常常会一身伤病，有很多人在受伤后会选择退役，但是我没有放弃，因为舞蹈是我的精神支柱，承载着我的光荣与梦想。”
吕萌的粉丝很多，他们热爱芭蕾，欣赏吕萌的表演。吕萌也时常在网络上与他们积极互动，进行艺术交流。吕萌说：“受伤后，我曾感到非常痛苦，不仅是身体的伤痛，更主要的是我难以割舍对芭蕾艺术、对舞台、对观众的热爱。我之所以没有放弃，逐步恢复训练，就是因为我不想让我的老师、同事们感到失望，更不想让广大舞蹈爱好者失望！过不了多久，我就将重返舞台，给观众带去更精彩的节目。”
谈到舞蹈的意义，吕萌回想起2008年参加残奥会开幕式演出，与残疾人艺术团一起排练的情景。很难想象，在偌大一个排练场里，有100多个孩子在跳舞，鸦雀无声，只有呼吸声。有的孩子只能听到一点儿声音，需要带助听器捕捉音乐，有的孩子根本听不到音乐，只能根据老师的指挥手势起舞。他们一遍一遍不厌其烦地练习，累得汗流浃背，仍然非常专注，也非常安静。吕萌被这一切深深地触动了。他说：“那一刻，我觉得那些孩子升华了我对舞蹈的认识。当时我就在想，他们是在为什么而跳舞？这些孩子把所有的情感寄托、生活寄托全部投射到了舞蹈上，他们不为名利、心无杂念地跳舞，这让我意识到，只有全身心投入到舞蹈事业中去，我们才能舞得更精彩。我们为艺术而舞，为生活而舞，更为理想而舞。”
思考，对于舞者吕萌来说，从未停止。除了思考为何而舞，他还思考如何去舞。在训练、演出之余，吕萌抓紧时间读书学习，用文化知识为自己“充电”，尽可能地拓展知识面。他阅读文学作品，加深对舞剧背景以及人物的理解；阅读芭蕾发展史，了解芭蕾的过去，展望芭蕾的未来。
对于中国芭蕾，吕萌有自己的看法。吕萌认为，我们中国文化有极强的包容性，不仅自身底蕴深厚，而且能够吸纳一切优秀文化艺术。只要坚持“洋为中用”的发展理念，就能将芭蕾这一西洋艺术根植在我们的土地上。
辽宁芭蕾舞团努力尝试用西方芭蕾演绎中国故事，将中国本土文化与芭蕾艺术有机结合，《二泉映月》《末代皇帝》《牡丹仙子》等芭蕾舞剧被业界公认为中西合璧的艺术典范，同时受到国内外观众的喜爱。而这些芭蕾舞剧均由吕萌担任主演。吕萌介绍，多年来，辽宁芭蕾舞团始终坚持“请进来、走出去”的发展战略，与法国合作《吉赛尔》，与德国合作《末代皇帝》，与丹麦合作《仙女》，都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辽宁芭蕾舞团从未停下向西方芭蕾学习的脚步，也从未停止下基层、进高校、为大众服务的脚步。
有很多人在受伤后会选择退役，但是我没有，因为舞蹈是我的精神支柱，承载着我的光荣与梦想。
——吕萌
只有坚持“洋为中用”的发展理念，才能将芭蕾这一西洋艺术根植在我们的土地上，尝试用西方芭蕾演绎中国故事，才能将中国本土文化与芭蕾艺术有机结合。
——吕萌
吕萌：国家一级演员，曾获“中国十大杰出青年”荣誉称号。2008年，参加北京残奥会开幕式演出。在被称为舞蹈界奥林匹克的瓦尔纳国际舞蹈比赛中荣获最高奖“特别大奖”。其代表剧目有舞剧《二泉映月》《末代皇帝》《胡桃夹子》《牡丹仙子》《吉赛尔》《天鹅湖》等。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