宿舍里，听听一群大学生的爱与追求
时间：2012年４月7日晚7时至10时
地点：东北大学第三宿舍A区202寝室
人物：于伟程 李亚威 马登峰 陈中舟 屈奇勋
大学寝室，是很多人心中隐秘的“青苹果乐园”。尤其在周末，大家可以躺在床上、围在桌前、倚在窗口，开着天南海北的“神仙会”。其中聊到的话题，有的人一生都记得。
2012年4月7日，星期六。晚7时，笔者来到东北大学第三宿舍A区202寝室，推开门，眼前是几张带着眼镜的笑脸。
这里住着4位大二同学，他们是于伟程（山东青岛）、李亚威（广东惠州）、马登峰（湖北麻城）、陈中舟（广西玉林）。住在隔壁寝室的屈奇勋（山东济宁）也来了。他们都是该校中荷生物医学与信息工程学院的学生，同为21岁。笔者仿佛年轻了20岁，成了他们的室友，开始了一场特别的“围炉夜话”。
在“精神需求”“精神家园”“困惑”“青春”“梦想”这些名词面前，同学们先是瞬间的静默，继而又有很多的话要说……
说信任
于伟程先讲了一件事。清明节，他去火车站买票，看到一个学生打扮的女孩跪在路边求助8元钱，地上用粉笔写着“钱包丢了，没法回家”。于伟程停下来，想掏钱给她，被同伴拦阻。到现在，于伟程仍纠结着：“我不知道该不该帮，我也纳闷，她出门在外咋还随身带着粉笔呢？”
李亚威接过话茬：“钱不是问题，就怕好心帮了人家却被骗。”
马登峰插言：“每次回家，我妈跟我反复讲的一句话就是，说话、做事前要多想想，别轻易相信别人。”
屈奇勋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我妈总教育我，在外边千万别喝别人给的水。”
他们心存善念，都表示愿意帮助别人，但又都觉得社会复杂，心生顾忌。“到现在，我们还生活在家庭、学校的圈子里，没接触到社会，不了解，当然就不能轻信了。”马登峰给出这样的理由。
说私心
这五个小伙子都是“90后”。对于社会上曾有的“‘90后’以自我为中心”等评价，他们均不认同。他们都对郭明义充满敬意，原因之一就是他没有私心杂念。
马登峰与陈中舟有这样一番对话。
马登峰脱口而出：“郭明义就是一个普通人，很简单，但他最让我佩服的是无私，他心里装的都是别人。我一直在琢磨，他怎么就会有这么高的境界？”
陈中舟想了想说：“我认为人都有自私的一面，只是郭明义把私心限制到最小，淡泊名利，而我们大多数人却做不到像他一样。”
马登峰接着说：“人有私心是正常的，关键是要有个度，在度之内自私是合理的，而在度之外自私损害了很多人的利益就不好了。”
陈中舟点头称是：“简言之，就是要做到利己不损人。”
说追求
临近晚9时了，陈中舟起身要先给父母打个电话，这是他跟家里约定的每周通话时间。他一边拿着手机往外走，一边讲着自己的追求：“我就想做一个好人，对社会、对家庭都要尽职尽责，特别要好好报答父母。”
好似抛砖引玉，其他人的话匣子一下打开了。“我的基本追求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得到无忧的生活，生存状态自由快乐。如果说有更高层次的追求，就是能够在事业上有一点点成就，譬如能有个小小发明或成为公司的管理者。但不管怎样，有两个追求永远不会改变：一个是爱父母，他们文化水平都不高，讲的道理也许不深，但很实用，我要给他们幸福的晚年；一个是爱别人，我不会等到有很多钱再资助别人，钱少能资助一两个人也好。”屈奇勋显然思考过这个问题。
大家一一说着自己的追求，有很多地方一致，譬如都要好好地回报父母，都希望过平常的生活，都愿意尽自己所能帮助有困难的人。马登峰说，因为家境困难，他是在一所慈善学校念的高中，免去很多费用，现在念大学也受到资助，这使他在设计自己的未来时更多地想到了责任，就是对社会的责任，这也将是他毕生的追求。
说困惑
“你们有困惑和烦恼吗？”笔者追问。
“有，譬如现在很多大学生毕业就改行了，那么在大学学的东西还有用吗？”
“我想的像哲学问题：我为什么来到世上？我活在世上到底为了什么？”
“我一度没少想就业的事，后来想通了，想得再多也是空想，关键是要把握当下，学好本事，有本事干啥都行！”
“有困惑，有烦恼，可这是我的隐私，我不能说。”
与之前不同，小伙子们的回答凸显个性。
窗外，天完全黑下来，星星疲倦地眨着眼睛。寝室内，小伙子们笑声朗朗。因为是周末，这个晚上，寝室熄灯时间比平素后延了两个小时。这个小小的“优待”，就足以让他们现在感到很快乐。
小物件 大寄托 舍不得花的1斤全国粮票
英力平 63岁 退休干部
1965年，我下乡到昌图县万安公社。因为文化程度高些，村民们经常找我帮忙写写算算，春节时写对联我也是有求必应。1978年，我要回城了，很多乡亲带着自家最好的东西来送我，其中竟然还有一张当时特别珍贵的1斤全国粮票。这张粮票，即使在最困难的日子里，我也一直没舍得花，因为这份精神财富无价。
工棚里分享他们“流汗的光荣”
时间：2012年4月14日晚7时至10时
地点：沈阳市皇姑区金山路东二环快速路改造工程施工工地
人物：李正武等十几位来自云南农村的彝族打工者
每天黄昏，当万家灯火点亮时，很少有人想到，在这座城市的成百上千个工棚里，还生活着一群群背井离乡的农民工。他们住不起宾馆，舍不得花钱下馆子，唱KTV、看电影更是奢望。在拥挤杂乱的工棚里，他们如何捱过长夜？
2012年4月14日，星期六，晚7时许，笔者来到沈阳市皇姑区金山路东二环快速路改造工程施工工地。在临时搭建的工棚区，农民工们刚刚吃过晚饭，正聚在工棚里享受这难得的休息日时光。
一间工棚里传出阵阵笑声，笔者扒窗往里看，只见一群年轻小伙子在打闹。就和他们交谈吧！推门进去，笔者的出现把这里变成了“围炉夜话”的现场。
谈什么？他们说那就讲自己打工经历的“荣”与“辱”吧。
16个人都来自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靖安乡龙潭村，都是彝族。
领头的叫李正武，个子不高，头发蓬乱，皮肤黑糙，看上去比26岁的实际年龄老许多。年龄最小的刚满18岁，其余几乎都是二十几岁。可以想象，城里这么大的小伙子业余时间可能在逛街、唱歌、打游戏、看电视，而他们只能守在小小的工棚里自寻开心，偶尔也会有人去网吧。
家乡偏僻、闭塞，他们算是村里走出的第一代打工者，即使出外最早的李正武也不过六七年。他们出来，随身所带的除了行李，大多还带着水烟袋，两个年龄大的带了半导体，仅有两人有手机。
但穷又算什么？“我来时提着个大行李坐火车，有人就用白眼看我。就因为没有你有钱，你就瞧不起我，我还真不服。我靠打工养活自己、孝敬父母，其实自己还觉得挺光荣呢。”19岁的普飞这样描述自己的状况。
“前两天，我走在街上不小心摔了个跟头，碰到身旁的一个城里女孩，我连忙跟她说‘对不起’，可她却张口就骂我。”20岁的廖关友说那个骂人女孩跟自己年龄相仿，穿着时髦，可满口脏话，真丢人现眼。
“刚到沈阳那天晚上，我到工地附近的一个网吧去找朋友，一进去，网吧管事的男子就冲着我吼叫：‘出去！谁叫你进来的？’我啥也没说，转身走了。”大家纷纷开解李正武：“不用觉得自己穿着寒酸让人瞧不起，其实那个人五六十岁的年纪还张口骂人倒是该让人‘另眼相看’呢。”
李正武说，他老家虽然贫穷落后，家家靠种玉米、土豆为生，但民风淳朴，人与人关系简单、友善。村民们最瞧不起好吃懒做、偷鸡摸狗、不守信用、不讲文明的人。
听说笔者来采访，聚拢到工棚里的农民工更多了，5张铁床上都坐满了人。他们大多是初中毕业，有的是小学毕业，38岁的龙廷江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但待人诚恳、热情。他们有的问笔者抽不抽烟，有的给笔者倒水，到了后来，还都欢迎笔者到他们老家去做客。
他们之间也都相处融洽，水烟袋传来传去，很有“有福同享”的味道。即使相互取乐、起哄，也绝无恶意。
什么事是最值得骄傲的？
李正武说，他每次在街上看到乞丐，都会给人家三五元。虽然自己打工挣钱不容易，手头总是紧巴巴的，可自己还能帮助别人，尽管微不足道，但心里特别高兴，就觉得自己对他人、对社会是个有用的人。
陈光飞今年20岁，去年到上海打工，春节回家时给父母买了吃的穿的，邻居们都夸他孝顺、有出息，他自己走在村里感觉特别体面，能靠自己的劳动所得报答父母最光荣。
21岁的李正伟是李正武的弟弟，他觉得作为村里走出的第一代农民工，比在家种地的父辈有见识、能赚钱，这就足以自豪。但他心有遗憾——村里至今还没出过大学生。他有个想法：自己的钱挣得再多些，希望能资助村里学习好的孩子读书，争取能供出一个大学生，那才是真正的光荣。
他们讲不出很深的道理和远大的理想，聊的多是生活中最切实的感受。他们追求的理想来自于自己的需要，很现实，更真实。譬如，廖关友说，要多挣钱，靠自己的打拼讨个老婆；普飞说，多挣钱，汇回家，给父母买好吃的；40岁的李正友仍是个单身汉，打工4年，拼命攒钱，想在老家盖个新房——他是这些人中唯一一个不抽烟的。
他们最敬佩郭明义，因为他是一个好人；最憎恶贪官，在农村也有贪占扶贫款、低保款的人；不做违法的事，遇事能忍则忍；不羡慕“富二代”“官二代”，认为靠老子生活那不算啥能耐。
三个小时过去，夜已深沉。道别时，小伙子们齐刷刷地披衣出门，把笔者送了很远……
小物件 大寄托 师傅给我的木梳
王坤 25岁 理发师
跟着吴师傅学理发那年，我只有19岁。吴师傅很严厉，我理得再得意的头，他也会挑出一堆毛病，暗地里我掉了不少眼泪。出徒要走了，师傅从兜里掏出一个小木梳塞给我，一句话也没说。现在，我自己也开店了，技术越来越成熟，才知道了师傅当时的每条意见有多么重要。现在梳子已经破损了，我依然还在用着。
教授们说：“马克思”从不曾离开
时间：2012年4月17日晚7时
地点：辽宁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人物：张兴国、孟庆艳、时家贤三位教授
当前教马列，与以往有啥不一样？站在理论前沿有啥责任感、使命感？马列理论怎样创新、发展？怎样让人信服？2012年4月17日晚7时，带着诸多问号，笔者来到辽宁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3楼的一间教研室成了“围炉夜话”的现场，张兴国、孟庆艳、时家贤三位教授一一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张兴国1979年9月第一次走上讲台，给大学生讲《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33年过去了，现在他给博士生授课，讲《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孟庆艳在大学学的是哲学专业，时家贤在大学学的是政治经济学专业，现在她俩都在讲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岁月流逝，社会发生了太多的改变，不变的是，几十年间他们所讲授的课程仍然冠有“马克思”的字眼。
时家贤用全球化、工业化、市场化、信息化、城市化“五化”来概括时代背景，用社会转型、经济转轨、经济发展方式转换“三转”来描述当代中国。不知从何时起，她发现在这样的时空下，自己“马列教师”的身份有时在生活中会遭遇尴尬。一次，她到邮局寄东西，落款留有“马列部”的字样，结果就有人好奇地问“这是啥意思”。同学聚会，干啥的都有，偏就有人觉得她“教马列”有点“凌乱”。
为什么会这样？三位教授边思考边讨论，各抒己见。
“市场经济追求利润最大化，继而有人信仰物化，觉得自己做买卖跟马克思主义理论毫无关联。其实不然，马克思主义理论就融汇在我们的政策、制度当中，与每一个人息息相关。”张兴国说。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从受苦受累的劳动者利益出发，据此，国家政策、制度的制定也必须从大众利益考虑，为社会的大多数人服务。譬如，我们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由1600元提高到2000元，又提高到现在的3500元，这样做就是让大众受益。”孟庆艳说。
“理论变成人的思维和理念，在实践中潜移默化地运用。”时家贤说。
当有人觉得自己对“马克思”很陌生时，“马克思”却从不曾离开。正如教授们所说，马克思主义已融入到我们的信仰、立场、旗帜上，融入到我们的政策、制度、理念中。不过，他们现在也越发感受到面临的挑战。张兴国有一个明显的感觉，同样是学“马克思”，过去的学生和现在的学生不一样——过去的学生对书本上的“马克思”学说坚信不疑；而现在，信息渠道发达，学生们带着自己的思考和感受去听课，他们更在乎老师所讲与自己所见能不能对上号，老师讲的理论能不能解释现实问题、在现实中能不能行得通。
前后变化，张兴国觉得这是好事，是社会进步的表现。过去的“灌输式”教育，学生们以接受为主，思维僵直。殊不知，千篇一律就没有创新，没有创新民族就没有希望。现在的学生并不认为老师讲的、书本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理，他们甚至对一些问题产生质疑。独立思考，自由表现，这恰恰是大学所要体现的文化精神。社会发展需要创新，只有充满思考的课堂，才是孕育创新精神的摇篮。
时家贤认为，这种挑战确实来自于教学中存在的诸多问题。譬如，有教材编写与现实脱节的问题，有话语表达体系过时的问题，有教科书写得简单化的问题等。“教马列”与“学马列”一样，我们都需要与时俱进。
孟庆艳认为，其实变化已经发生。譬如，现在组织学术研讨会，人们讨论活跃，不像过去这个不能说、那个不能说，尽是“禁区”。现在探讨的问题大多是从现实问题切入，有针对性。教学也一样，老师针对现实问题“授业解惑”，生动加互动，让学生真切感受到理论指导现实，为现实服务。
孟庆艳强调，我们这些教马列的可不是思想僵化的老太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更不是象牙塔。
档口里，听五爱业户说“国强民富”
时间：2012年4月20日凌晨
地点：沈阳五爱市场针纺城
人物：刘永义夫妇、杜宝成、高鑫、黄金、小滕等业户
五爱市场堪称沈阳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当年不少个体户冲破旧观念，在这里挣下创业的第一桶金。然而，随着物质生活日渐殷实，他们是否也越来越关注精神和心灵？
2012年4月20日凌晨，风中还带着一丝寒意，沈阳五爱市场针纺城的大门一打开，几百个业户就风风火火地进场了。
在市场一楼东北角，业户刘永义打开自己的档口，将大大小小的毛绒玩具往店面的铁网上挂。他的老伴抱着两岁的孙女也来了，孙女睡得正香，老伴从货架下拽出一个铺着厚被的大纸箱，将孙女放进去，就过来给刘永义当帮手。
隔着一个过道，对面的业户黄金也在忙着将毛绒玩具挂到店面，一个年轻女孩跟着他一起忙活，那是给他打工的表妹高鑫。这一带卖毛绒玩具的档口有一百五六十家，档口一个连着一个，都不大，方方正正，也就4平方米左右。业户们男女老少都有，口音也是南腔北调。
如果说小小档口就是业户们精心耕耘的物质家园，那么他们的精神家园又安放在哪里？“我是一个农民，到今天身份都没变。过去讲‘大河有水小河满’，改革开放后，我家的生活越来越好，家里今年贴的春联横批是‘国富民强’，这就是我的愿望。”刘永义说。“俺们没啥文化，什么体系和理论，道理我讲不出来，就觉得生活越来越好，儿孙们将来更有出息，我也就知足了。”他老伴说。
刘永义今年58岁，是沈阳市苏家屯区红菱镇农民，改革开放让他的脑筋活络起来，搞养殖失败后，他又在种地之余搞起毛绒玩具，连产带销。现在，儿子、儿媳在家乡的厂里抓生产，他和老伴在针纺城的档口往外批发、零售。“国家有好政策，咱们有好品德，生意才会越做越好，日子才能芝麻开花节节高。”
业户杜宝成今年也是58岁，他原来是沈阳一家企业的经营厂长，2000年企业改制后，他一次性买断回家。在家待了两年，他觉得心里空落落的。在此之前，他妻子下岗后一直在外边摆摊卖货，五爱市场建成后就进场经营。他见妻子一天从早忙到晚，咬咬牙，终于放下架子来给妻子当帮手。2011年家里添了孙女，妻子在家带孩子，他就一个人来撑着档口。“我原来觉得干个体没面子，后来想通了，什么面子不面子的，勤劳致富最光荣。”
高鑫26岁，表哥黄金比她大两岁，当很多与他们年龄相仿的“80后”“90后”热衷于闲在家里“啃老”时，他们却靠艰辛的劳作自食其力。这也让他们引以为荣。“虽然又苦又累，但仔细想，不就是为挣钱来了？挣钱干啥？要回报社会、孝敬父母，要把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安排得更好。想到这些，心里就有一种甜丝丝的味道。”高鑫似乎总是怀揣着盼头。“我学习不太好，高中一毕业就来这里打工了，卖货、取货、送货啥都干，这活儿挺适合自己，我干得特别开心。”小滕今年只有19岁，在旁边的一个档口打工，他对自己的选择很满意，也知足。
在高鑫、黄金、小滕的眼里，个体户和其他工作一样有为、一样光荣。“别以为我们整天守在档口里与外界隔绝，其实咱这儿也是一个了解社会的窗口，譬如这个毛绒小钥匙链，1元钱1个，办婚礼的都来买，作为赠送来宾的小礼物，我们就知道现在的婚礼不一定都点烟了，做法更文明、更有意义了。”高鑫说。“现在情人节、母亲节、圣诞节、平安夜，毛绒玩具都卖得比平时火，我们就感觉到人们更重情义、亲情，生活越来越好了，节日也就越来越多了。”小滕补充说。
天亮了，顾客越来越多了，小小的档口马上拥挤起来。又是忙碌而充实的一天……
海归们说：爱国主义体现在生活的点点滴滴中
时间：2012年4月28日晚7时至9时
地点：沈阳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人物：杨锐 周鹏翀 金莹 何晓明
他们曾经怀揣理想远走异国他乡，学习、工作、奋斗、拼搏，在经过种种磨砺后，他们又怀揣理想回到祖国，继续学习、工作、奋斗、拼搏。他们被人们称为“海归”。
2012年4月28日晚7时，笔者走进沈阳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装配车间现场，对话几位年轻的“海归”。
为啥出国？
他们给出一致的答案：“出国，就是为了深造，增长才学和本领。”周鹏翀2000年从东北大学本科毕业后到德国开姆尼茨工业大学学习机械制造，攻读工学硕士学位。金莹在国内学会计专业，后到新西兰读会计与经济专业硕士。何晓明从辽宁大学国际贸易专业本科毕业后，到澳大利亚学市场经营和人力资源管理双学位。杨锐在国外念完大学，工作两年后回国。
周鹏翀说：“我出国时就没想拿‘绿卡’，德国本来就不是移民国家，但它有先进的机械制造业，我只是想去好好学习，然后回国效力。”金莹说：“初到新西兰，看到景色那么美，就有了留下的冲动，但很快就有了身在异国他乡的孤独感，有一种‘飘’的感觉，就是没有根系，飘在那里。我意识到，不论怎么来包装自己，其实我永远是一个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的中国人。”
为啥回国？
金莹认为，这是一个人无时无刻都回避不了的问题。“走出国门，看似远离了祖国，远离了爱国主义话题，其实不然。在国内时，我的言行代表着父母对我的教育，身处异国，我的言行代表着中国人的尊严和素养，我处处严格要求自己，绝不能给‘中国人’三个字抹黑，这是我爱国的最真实做法。”
何晓明是在2003年“非典”过后出国的，2008年学成后回国探望父母，她买了一年内有效的往返机票，没有确定是留在国内还是继续出去。但震惊世界的汶川地震、北京奥运会，让她的思想接受了洗礼，她更深切地领会到祖国对于自己的意义，于是改变了行程，决定留下来。“我打小就有一种爱国主义情结。念小学时当大队长，每次亲手升国旗，心就‘砰、砰’地激动得要跳出来。出国后，一听到‘中国’的字眼就想哭。每当听到费翔那首《故乡的云》，心头更是纠结着千滋百味。当有人误以为我是日本人、韩国人时，我就会淡定地纠正说‘我是中国人’，那一刻我的内心充满了自豪。”
在周鹏翀看来，走出国门的经历，就是在接受最现实的爱国主义教育。“和很多人一样，我在国外也有被边缘化的感觉，被主流社会排斥在外。要想融入异国他乡，就要放弃自己很多东西。中国发展得这么快，给年轻人更多成才的机会，我为什么不把青春献给自己的祖国？这时，不用宣传教育，爱国情怀油然而生。”
在国外学习、工作的经历，让“海归”们身上潜移默化地有了一些变化，养成新的思维和习惯。金莹说，外国人讲话直接、简单、随和，有啥说啥，对事不对人。刚回国时，有人讲话委婉、含蓄甚至拐弯抹角，她都有些反应不过来，很不适应。何晓明说，5年的国外经历让她内心独立、学会包容、懂得珍惜。杨锐说，他回国后开车、走路从不闯红灯，乘公交、坐地铁都排队候车。他们都表达了这样的想法：与国外相比，会明显地看到国内在一些方面存在的差距，而他们之所以会看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是因为他们关心、热爱自己的国家。现在回国后，他们希望能用自身所沉淀的那些好的素养来影响和带动更多的人。
何为爱国？
32岁的杨锐现在对爱国的理解同小时候不一样了：小时候，爱国主义教育多是学典型、树榜样；而现在，北京奥运金牌总数第一、神舟载人飞船接连发射成功，祖国的强大自然激发出人们发自心底的爱国热情。小时候，他就想像英雄一样做惊天动地的大事；而现在，他觉得爱国主义体现在生活的点点滴滴中，一个人对祖国能认真地担当应尽的责任和使命，就是爱国。
如果说过去“海归”们对爱国主义的理解尚有些空泛，那现在他们觉得爱国就实实在在地存在于自己所做的大事小情里。周鹏翀说：“父亲就是沈阳机床的老职工，我是子承父业，有一种对家对厂‘忠孝两全’的感觉，我觉得这就是爱国主义。”何晓明说：“我们部门招来一个外籍员工，培训时，起初他有些傲慢，我关心他，但不迁就他，我让他看到中国人的不卑不亢，他心悦诚服，我觉得这就是爱国主义。”金莹说：“出国归来，我越发加深了对祖国、对父母的依恋，在家的感觉真好，我觉得这就是爱国主义。”
杨锐2005年12月回国后来到沈阳机床，正赶上厂里上ERP信息化管理项目，他就直接参与进来，与外国工程师沟通，他的英语特长正好派上用场。2008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2010年被派往德国参加为期3个月的业务培训，2011年取得计算机专业高级工程师职称，现在他的女儿3岁多，他觉得一切如愿。“国家对机床工业的发展寄予厚望，个人的未来与企业、与国家的发展方向都一致，我感到非常幸福。”
6年前，杨锐来到沈阳机床时，厂里的“海归”不到5人，而现在厂里的“海归沙龙”有73名成员，大多是“80后”。“来厂的‘海归’越来越多，把青春和才智献给祖国，这不就是最有说服力的爱国主义吗？”杨锐给出这样的回答。
居民们说：最近的人就是最亲的人
时间：2012年4月21日晚6时40分
地点：沈阳万科四季花城7区8号楼2单元张雪莹家
人物：姜英先、吕兴翔、张雪莹、罗岩、邢延峰等10多位居民
一个单元，9层楼，18户，48口人，相处6年，像一家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这里找到了鲜活的载体。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得到了极大改善，这一点在住房上尤为明显。然而，住得宽敞了，我们的心胸就开阔了吗？房子更好了，我们的邻里关系也更好了吗？我们应该怎样与他人相处？我们应该怎样做邻居？带着这些问号，笔者来到沈阳万科四季花城7区8号楼2单元，一个社区的“文明单元”，走进居民中间，走进他们的精神世界。
门铃响过，在女主人张雪莹打开房门的那一刻，单是从房间里溢出的笑声，就足以让人直观地领悟到什么是幸福与和谐。此时，来自各家各户的“代表”已经把客厅占满。他们中有企业员工、高校教师、医生、公务员、个体经营者，从入住新楼时算起，他们处邻居已有6年的光景。
65岁的姜英先是召集人，他在大家眼里是“灵魂人物”，德高望重。他说：“我们这个单元被社区命名为‘文明单元’，还要建‘幸福单元’。幸福的含义不仅是物质的，还有精神的。现在楼越建越高，房子越住越大，信息渠道越来越多，但邻里之间却似乎越来越陌生。其实，尽管家家都有自己的隐私，但彼此信任、沟通和关爱，既是传统美德的体现，也是现实生活的需要。”
姜英先曾住过10多年平房，那时住房东头的包饺子，房西头的都能吃到。住进楼房，他最怕的是孤单、寂寞，就和老伴商量如何跟邻居们走动起来，结果与大家一接触，发现彼此都有同感，于是他们通过搞“好邻居是一家”等主题活动，凝聚在一起。“现在大家越处感情越深，我的干女儿也越来越多。”他老伴在一旁抢过话茬。
一路相伴走来，在生活的点点琐事中，每一家记忆最深的就是别人的帮助。1楼住户孙超说：“我刚搬来不久，家人外出忘锁门了，罗岩路过发现后，就找到物业通知我们。”姜英先说：“我老伴高血压，罗岩就常上门给测量。”3楼住户赵晔说：“赶上我们忙，孩子就上对门的雪莹家，赶上午饭吃午饭，赶上晚饭吃晚饭。”罗岩说：“我孩子和赵晔的孩子在一个学校上学，我们轮流接送，省了不少事。”他们还讲了很多事，笔者听得出，他们既可能是一件事的助人者，也可能是另一件事的受助者，但无论是助人还是受助，他们的感受都是幸福和快乐。
住在1楼的邢延峰搬来最晚，是2009年8月。“我买的是二手房，卖主当时特别强调这个单元邻居非常好，我一听，就冲这，房子也买定了。”
邢延峰是个检察官，他在办理一些未成年人犯罪案子时发现，很多未成年人犯罪与不良环境影响有关。他的儿子念小学，他觉得与好邻居相处对儿子的健康成长很重要。“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邻里融洽，家庭和睦，会对孩子有深刻影响，他就会宽容、大度，与人为善，他的精神家园里就会有真、善、美的种子扎根。”在邢延峰看来，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其实邻居们也是。
罗岩从小在一家大企业的家属区生活了20年，留下了“轻松、舒心”的记忆。而当她有了自己的家庭后，到现在已经7次搬家。“搬家的原因既在于不断改善居住环境，也希望能处到好邻居。”
罗岩没搬到这里之前，对邻里关系的记忆并不愉快。她去敲门问事，邻居只开个门缝，冷冷地问“什么事”，爱搭不理地说完，“啪”地关上门。罗岩的感觉就是冰冷。现在，她和吕兴翔住对门，称吕兴翔老两口“吕叔”“吕婶”，两家处得像一家人，出差时钥匙就放在吕家，请吕叔、吕婶过来帮忙浇花。罗岩给笔者复述了吕婶最让她感到温暖的一句话：“孩子，你别外道，咱们都是一家人，一家人才能互相牵挂、互相照顾。”
吕兴翔接过话茬：“单元门一关，咱们都是一家人，不管你上班干啥、当多大的官，下班回来了就都是我的孩子，彼此是长辈和晚辈的关系。”每天，吕兴翔很享用大大小小的邻居们叫他“爷爷”“大爷”“吕叔”，他觉得那就是幸福，就是天伦之乐。
大家职业不同、年龄不同，生活习惯、生活圈子不一样，连家境、情趣也有差别，但关上单元门却找到了归属感，宛若生活在一个家。究其原因，姜英先认为，就是大家在精神层面上都有一个共同的追求，内心渴望幸福，希望得到尊重、关爱。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大家相互信任、相互包容、相互帮助，最近的人就会变成最亲的人。
现在，他们还要一起走出单元门，搞社会公益活动，打算“六一”到省孤儿学校，重阳节去敬老院，播撒爱的种子，与更多的人分享幸福、共建和谐。
夜色阑珊，大家却毫无倦意，话题接二连三，笑声此起彼伏。置身其间，笔者分明感到，他们是最近的人，也是最亲的人。
小物件 大寄托 老战友的来信
周恩义 62岁 退休干部
这是我的老部下董萌春的一封来信。信中，他回忆了一件往事——1972年，我带的炮兵连在实弹射击时一发炮弹发射后没有爆炸。找到弹着点后，我让战友们隐蔽起来，自己接上雷管，点燃导火索，引爆了炮弹。董萌春在信中说：“指导员，如有来世，我们还在一起，我还做您的士兵。”这就是战友情，危急时刻更见真情。
他们的名字都叫“中国通”
时间：2012年5月18日晚7时
地点：辽宁大学汉语国际教育学院
人物：尤利娅、安东、弗拉、普涅娃、卡佳、亚历山大、克谢尼娅等7位俄罗斯留学生
辽宁大学汉语国际教育学院一楼大厅的公共空间，成了我们这期“围炉夜话”的现场，7位俄罗斯留学生入乡随俗，用汉语跟笔者对话。尽管“相知无远近”，但对于笔者的提问，他们偶尔还会先用俄语低声议论一下，再作回答。7：1，此时他们把笔者当成了“老外”。
百分之百不同
尤利娅今年27岁，6年前从伊尔库茨克来到辽宁大学。此前，她对中国的了解有这些：中国人眼睛小、肤色黄，古代有了不起的“四大发明”，首都是北京，有个长城，使用筷子，爱吃米饭，还有影星成龙。“看电视，我爸最爱新闻，我妈是文艺片，我和弟弟是动画片，但若有成龙的电影，我们就都看成龙了。哇，中国功夫好厉害！”讲到成龙，尤利娅眉飞色舞。
2006年8月末，尤利娅来到辽宁大学学汉语，不过那是为期一个半月的短期培训班。“我最初没打算长时间在中国，学点儿汉语只是为了旅游。而选择到沈阳，是因为从伊尔库茨克坐飞机两个半小时就到了。”尤利娅以前到过欧洲、美国，觉得它们的风貌、习俗差不多，而来到中国后感觉完全不一样，就改变主意了。
20岁的安东和弗拉都是伊尔库茨克国立大学国际贸易专业的本科生，该校规定，在本校学两年后，到中国学习一年半，再回国完成学业。来之前对中国一无所知的还有亚历山大和克谢尼娅。
谈及在中国的所见所闻所感，他们重复最多的词语是“喜欢”。尤利娅说：“我喜欢中国人待人友好、热情，喜欢登长城，喜欢赵本山和二人转。我还学了一点儿二人转，会转手绢，去年还跟7个中国女孩一起跳东北舞，去杭州的一个晚会演出了。”安东说：“我学了中国历史，觉得很难记、很深厚，这倒让我喜欢上中国。我还喜欢上了中国象棋。”弗拉说：“我特别喜欢吃中国的饺子、包子、米饭和烤串，还特别喜欢和中国人聊天，就觉得开心自在。”普涅娃说：“我喜欢中国，与欧洲百分之百不一样；喜欢吃中国的饺子和菜；喜欢看春晚，一边惊奇，一边高兴。”卡佳说：“我喜欢吃中国菜，看中国电影。”克谢尼娅说：“我对中国的书法和太极拳感兴趣，但不喜欢吃饺子。”
刚来时想家哭鼻子
他们在中国也有不愉快。尤利娅讲了初到中国碰到的一个房东。尤利娅和一个女同学到外面租房，看好了一间空房，房东是个中年男子，先收了500元押金，说次日就会搬来新家具，还会有台旧电视。次日，房里摆上了旧家具，只有电视是新的，这与原来说的正相反。她们不喜欢，房东说，那就算了，但押金不给退。无奈，她们硬着头皮住进去，两个月后开始供暖，由于屋内暖气接头没有连接，跑水把楼下住户冲了。房东让尤利娅赔楼下住户7000元，尤利娅说“暖气没接好是房东的事，我又不懂怎么连”，房东说“你应该懂。你不懂，是你的事”。尤利娅觉得房东人品不行，没信用，不讲理。
不过，尤利娅说她经历更多的是平凡但却令人感动的小事，遇到太多的好人好事，所以她热爱中国。
其实，何止是热爱，他们已经融入中国式的日常生活中。尤利娅说，她初到中国那会儿，走在街上总有人指着她喊“老外”，而现在人们对“老外”习以为常。她原来在俄罗斯不唱歌也不跳舞，因为自己这方面水平不高，别人也都说她不是唱歌跳舞的料儿。而在中国，不管你会不会跳、唱得好不好，都可以自娱自乐，这也让她有了自信。现在，闲暇时，她跟中国朋友一起吃饭、唱歌，她喜欢唱中国歌曲《因为爱情》《桃花朵朵开》。
卡佳说，她刚来中国时想家哭鼻子，而现在已经习惯这边的生活，再不哭鼻子了。
橘子、苹果与香蕉
对于未来，他们的人生规划也无不与中国有关。尤利娅将在辽宁大学读文艺理论方向博士；亚历山大明年在辽宁大学读旅游与管理方向硕士；安东打算在俄罗斯毕业后来中国南方工作，因为那里的经济更发达，他还想研究中国的历史、习俗和语言，成为一个“中国通”；弗拉对中国的老建筑和历史传统感兴趣，觉得中国的名胜古迹特别多，永远游不完，他要多看看；卡佳说，将来的事还没想好，但肯定做跟中国有关的事情。
对于传统文化的看法，尤利娅认为每个国家各有千秋，就像橘子、苹果、香蕉不一样，但都是独一无二的经典。譬如，中国有书法而俄罗斯就没有，俄文不像汉字有形体，不适合练书法。
“还有成语呢。”安东抢过话茬儿。
“你能说出多少成语？”
“那可就多了，塞翁失马、画蛇添足、望子成龙、龟兔赛跑、守株待兔、白头偕老、遥相呼应……”安东脱口而出。
“你们还真是中国通！”笔者感慨。
“早就是了，你真老外。”安东笑话道。
小物件 大寄托 充满感恩的献血证
李刚 28岁 印刷工人
几年前我离开老家山东来沈阳找工作，工作没找到，钱所剩无几。一天早上，因为一天没吃饭，我昏倒在了路旁。一位30来岁的大哥发现了，他给我煮了饺子，说了好多鼓励的话，还塞给我20元钱；一位晨练的阿姨给我买了一杯热豆浆，还留下50元钱。后来，我找到了工作，就用定期献血来回报这个社会。
中国文化走出去才能传得远
时间：2012年5月21日晚7时
地点：辽宁芭蕾舞团附属舞蹈学校
人物：来自法国的詹姆斯、来自俄罗斯的萨沙和安娜3位外教
萨沙65岁，詹姆斯42岁，安娜23岁，他们恰好是一个老中青团队，在位于沈阳的辽宁芭蕾舞团附属舞蹈学校任教。
他们眼里的中国和中国文化是怎样的？对中国文化感受最深的是什么？中国文化怎样才能更好地走出去？本期“围炉夜话”，笔者走近他们寻找答案。
不止京剧、陶瓷、丝绸
20年前，詹姆斯作为舞蹈演员随团来到北京、沈阳演出，这是他第一次来中国。此前，他对中国一无所知。“我那时还年轻，对外界关注较少，就觉得当时的中国还是比较封闭，而法国乃至欧洲似乎也缺少了解中国的渠道。”
11年前，萨沙第一次来到中国，此前他对中国略知一二。“上世纪50年代我的妻子伽利娅还是小孩时，曾与中国小孩互通书信，我也在学生时代在列宁格勒看过中国的京剧，这是中国留给我们的最初印象，挺美好的。但来中国之前，对中国了解得很少，都来自历史课本和电影的描写，所知道的不过是长城、京剧、陶瓷、丝绸等，想象中的中国贫穷、落后。”
5年前，安娜第一次来到中国，也是随舞团来华演出。此前，她对中国了解较多，因为信息渠道多了，学校的历史课讲过去，报纸的新闻讲当下，而网上更是什么都有。“我在莫斯科的宾馆里买过印有兵马俑图案的明信片，还在莫斯科看过广州一家文艺团体表演的足尖芭蕾，一个人站在另一个人的头顶上跳芭蕾，非常神奇。”
无论他们对中国知多知少，来到中国后，现实都与他们原来的想象完全不一样。
“我当时站在北京长安街上，尽管那会儿汽车不是很多，但宽广的大马路让我顿时领悟到中国的宽广与强大。”詹姆斯说。
“我没想到中国的发展节奏这么快，最直观的变化是过去满街净是自行车，现在私家车越来越多。”萨沙说。
“我初到中国在哈尔滨看到三轮车，还拍照留念呢，现在看不到了。在沈阳，地上是私家车，地下都跑地铁了。”安娜说。
真热爱与凑热闹
现在，虽然他们从事的都是舞蹈教学，但提及中国文化，三人都不约而同地先谈到了京剧。他们知道京剧是中国的国粹，但满怀兴致去看，却总是扫兴而归。
“印象里最初那次看京剧，觉得挺新鲜。但来到中国看过一些京剧后，始终没能喜欢上，觉得只是看上去美轮美奂，让人惊奇，但欣赏不了，因为大多时候搞不懂剧情是咋回事，对脸谱、唱腔更是难以理解。”詹姆斯说。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能保留下来，尤其是国粹，往往是独一无二的东西，没必要为迎合别人口味而改变自己，但让人家了解剧种、了解剧情、学会欣赏却是必要的，这是传播文化的先决条件，否则也就变成凑热闹了。”安娜说。
“我爱看电视剧《我爱我家》，即使对白不能全听懂，但通过表演能理解大概的剧情。二人转也看过，不喜欢，哈哈一笑就完了，什么都没留下。国粹和经典一定很深刻，但关键是怎么去让人理解和接受。”萨沙说。
他们一致认为，好的东西不能关在屋里独自欣赏，一定要让更多的人接受，那样才会有生命力。京剧是好的东西，如果能有外文的字幕和台词书就好了。
他们都喜欢中国的书法、陶瓷、玉雕、刺绣、油画、手工艺品，他们认为，这些也都是中国的文化，有内涵，并且从直观上就能体现出来，所以人们都能欣赏得了。
走出去才能传得远
如何让中国文化更好地走出去，传播得更广更远？詹姆斯认为，那就要有好的东西，拿出精品，拿出经典。“中国电影变得越来越好看，特别是那些贴近现实的电影，从一个小人物、小视角切入，反映真实生活，剧情很感人，即使拿到国外也能让人比较容易看懂，看懂了才能接受。我很喜欢巩俐的作品，法国人对她特别崇拜，这不只是因为她的外貌，更主要的是她的表演。”
要推出好的东西，在安娜看来，参加国际比赛就是一条阳光大道。在比赛中能摘金夺银，名声也就不胫而走。“以舞蹈比赛为例，过去净是法国、俄罗斯选手拿奖，现在中国的选手拿奖多了，中国的舞蹈艺术也就获得了世界声誉。”
萨沙曾到过十几个国家，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文学艺术，他觉得出国演出和交流对于文化的传播很必要。“政府应加大扶持文学艺术的力度，创作更好的作品，进行更广泛的宣传，中国的文化也才能走得更远。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现在很多国家都有‘中国城’，那里集中了华人，比较封闭，中国的文艺团体出国很多都是在那里演出，其实这就困在了一个小圈子里，不能融入当地的主流社会，影响力受阻。但不管怎样，一定要把东西拿出去，让人家看了、了解了，才能推广出去。现在中俄两国共同举办的‘中国年’‘俄罗斯年’活动就是文化交流的好办法。”
当他们走出国门做业务
时间：2012年5月25日晚7时
地点：北方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工程成套分公司
人物：王猛 毕磊 于广华 孙荻
王猛31岁，毕磊29岁，于广华31岁，孙荻32岁。现在，他们都工作在位于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北方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工程成套分公司。由于工作关系，他们要常常走出国门做业务，这样的经历，让他们年轻的人生变得深刻而丰富。在本期“围炉夜话”现场，他们用国外见闻解读中国、解读文明、解读中华文化。
“我们都有靠山”
王猛曾6次到印度的兰科集团和信实集团谈项目、做翻译，深切地感受到当地人对中国人的尊重与信任。这份尊重来自于产品的质量、企业的信誉，更来自于祖国的强大。而这样的感觉，毕磊、于广华、孙荻也都有。
2012年2月，王猛和两位同事在兰科集团谈项目。某天下午5时到了下班时间，印方项目负责人雷扎邀请中方人员到企业的娱乐健身室一起打乒乓球。雷扎知道乒乓球在中国被誉为“国球”，而印度也正在兴起乒乓球热，他边打球边称“向中国学习”。王猛笑称，这好似商战中的“乒乓外交”。
以英语翻译的身份，孙荻曾被派往埃塞俄比亚。埃塞俄比亚有个礼节：一个人用肩膀撞另一个人的肩膀，表示是好朋友。孙荻和很多同事都曾被撞过，甚至在街头都会有陌生的埃塞俄比亚人微笑着撞过来。
毕磊2011年3月被派去印度的一个施工现场，印方的大巴司机拉肯将中方人员送到住所，正准备离开，住所停电了。拉肯就帮着找物业联系供电，折腾了两个小时，直到来电了他才离开。毕磊说：“我们在国外能受到尊重、获得帮助，是因为在我们背后有祖国这个顶天立地的靠山。”
国家形象悄然改变
信实集团是印度最大的企业，曾到过信实集团总部的毕磊惊奇地发现，他所看到的电脑都是中国的“联想”，就不曾看到其他品牌。
印度超市销售的生活用品、办公用品、玩具等很多产自中国，“made in china”是最为常见的商品标识。在印度期间，毕磊要买一台洗衣机用，转了一圈，选了中国的“海尔”。如果自己做饭，毕磊会选来自中国的大白菜和盘锦大米。“当越来越多的印度人用上中国的商品时，中国在他们心目中的形象就悄然发生了改变。”
2010年9月，于广华第一次被派往埃塞俄比亚，去办理一项有关水泥厂的业务。办理入境手续时，埃塞俄比亚的海关人员非常热情，交谈中他们不仅能用汉语说出中国领导人的名字，还特别关注中国的国情，尤其是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情况感兴趣。于广华知道，在埃塞俄比亚有很多中国的援建项目，他还注意到，街头服装店所卖的衣服大多产自中国，中国的电子产品也比比皆是。
中国文化很流行
往来于中印之间，王猛乘坐的是印度航空公司的飞机，在飞机上能看到中国电影、听到中国流行歌曲，而同机的其他国家的乘客也喜欢中国的电影和歌曲，王猛觉得，这足以看出中华文化的影响力。
毕磊说，工作、生活在印度，不经意间就会感受到中国的文化元素。譬如，身边驶过一辆公交车，他会眼前一亮，因为车体上印有中国汉字“福”和“京”；收看电视，能看到中国央视的4频道和9频道节目；印度人能歌善舞，他们将自己喜欢的中国歌曲录成CD，闲暇里一边听一边唱；去那格普尔市的一家中餐馆，门采用了中国的镂空雕花工艺，顾客用餐也都使用中国的筷子。
最让毕磊惊讶的是，他要了一个宫保鸡丁，店主竟上前问他是否知道此菜的来历，接着就给他讲起了丁宝桢的故事。
于广华说，很多埃塞俄比亚人都会说简单的汉语，比如“您好”“吃饭”等。中国民歌《康定情歌》在那里非常流行，人们不但爱听也爱唱，演唱时表情不仅特别丰富，还非常准确。
于广华说，在埃塞俄比亚施工现场，每天早晨中方都会举行升旗仪式，当鲜艳的五星红旗升起的那一刻，自己虽然身在异国他乡，但内心却是那样安定、强大。
他们已经带来的和希望带走的
时间：2012年5月29日晚6时
地点：沈阳大学外宾公寓楼
人物：Coder和Ann两位外教
一次“英语派对”活动现场成了本期“围炉夜话”的现场，与笔者夜谈的是沈阳大学外国语学院两位来自美国的外教。
这是一对非常和善、风趣、可爱的美国老人，丈夫Coder，妻子Ann，他们的中国名字分别是高德明和高平安。Coder说，取名“高德明”，是因为自己个子高，就姓“高”，而“德明”的寓意是勉励自己要做一个品德高尚、富有智慧的人。
不会汉语的“中国通”
尽管他们至今不懂汉语，只会简单的“您好”“再见”等，但他们很早就成为“中国通”了。高德明说，在美国几乎随处都能见到中国人，夫妇俩结交了很多中国朋友。他们常常登录新华网，了解中国的情况，对中国历史特别是古代史感兴趣，熟知各个朝代。
20世纪80年代初，高德明夫妇曾去台湾待过9个月。2004年2月，他们来到辽宁，在沈阳大学任教，教交际口语，一直至今。
真正在中国工作生活后，还是有太多惊奇。高德明说，中国的民主、自由和繁荣超乎想象。“邓小平、改革开放，了不起！”高平安说，她到过北京、上海、深圳、大连等很多城市，到处高楼林立。“我上网查过沈阳的一些老照片，前后对比，变化令人难以置信。”
他们都表示喜欢中国，喜欢沈阳。高德明说，生活在这里很轻松，不受束缚，就像在家一样，很享受在这里度过的每一天。高平安对中国人的热情、友好感受深刻，她迷路了，大家纷纷帮助。
回国时想带走中国文化
对于文化传统，高德明认为，美国和中国有不同的历史背景。美国的传统是多种文化的混合体，更复杂，而中国的传统则是五千年历史一脉相承，很纯正。
高平安最推崇中国的“忠孝”传统，喜欢过中国的春节、端午节、中秋节等传统节日。“有一年我独自留在这边过春节，学校的中国老师来家陪我，包饺子、挂灯笼、放鞭炮，特别开心。”
夫妇俩都喜欢吃饺子，不会包，他们就常到饭店去吃；都喜欢中国书画，遇到中意的就买回来挂在家里；都喜欢中国歌曲，虽然听不懂中文，但很享受那些曲调，乐在其中。
他们住所的客厅里挂着两幅中国画：一幅是写意的葡萄，一幅是一个毕业生送的牵牛花工笔。书架顶格摆着一些青花瓷瓶，是他们在沈阳参观一个瓷器展时买的，高平安说这些瓷器“很古典、很美、很吸引人”。
高德明自嘲道：“我喜欢中国书法，经常有人教我写汉字，可我还是写得不好，不是一个好学生。”他又补充道：“京剧我也听不懂，很想深入了解。”
高平安很认真地说：“如果有一天回国了，我们希望能把中国的文化带回去，广泛传播，一起分享。”
“英语角”和“英语派对”
来到沈阳大学任教后，高德明夫妇就在校园里创办了一个英语角，每天早晨6时他们都会准时去那里跟学生们用英语会话，风雨无阻。高平安说，有时会看到一些已经毕业的学生还来英语角，就觉得特别高兴，而比这更高兴的是，有些从英语角走出去的学生把生意做到了全世界。
每个星期五晚上，夫妇俩会邀请他们的学生来家中搞“英语派对”，大家一起做游戏、讲故事、猜谜语、讨论问题。每一次，他们都会准备好食品和礼物，不管学生输赢，都会得到礼物，都有巧克力吃。高平安说：“学生占据了我们的大部分时间，但我们高兴。”高德明说：“学生让我们变得年轻，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
在采访现场，笔者请几位大学生谈谈他们心目中的高德明和高平安。刘文硕说，和蔼可亲、有活力，上课时即使学生答错了问题，他们也会以幽默的方式让人家高兴。李芃说，他们很好相处，很有原则，正直、善良，像是中国人。周丽杰说，他们是可以说知心话的最好朋友。苗昌媛说，通过他们，对爱、快乐、幸福、宽容、高尚有了更深的理解。
其实，真善美的品格是人类的共同追求，不同国度存在的文化差异对其没有丝毫影响。笔者问高德明和高平安的年龄，他们觉得这个问题是隐私，却异口同声地答“18岁”。年龄、家庭等情况是否可以透明，中西差异明显，但这不妨碍我们祝福两位可敬的美国老人永远像“18岁”一样年轻。
小物件 大寄托 百里挑一的“好媳妇奖”
刘艳华 66岁 小学教师
那些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印着大红“奖”字的搪瓷杯、搪瓷盘等物件，如今在普通家庭已经很少见到了，但在我家，这个印着“好媳妇奖”的小盘子一直被我摆在最显眼的位置上。1986年，我因为精心照料自己的婆婆，成为单位100多名女职工中唯一的获奖者。中国人最讲孝道。这个奖品让我一直光荣到今天。
大众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有效载体
时间：2012年5月30日晚6时
地点：辽宁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人物：洪兆惠 张颖 苏妮娜 牛寒婷 胡海迪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啥？普通人还真难说明白、讲清楚。把这样一个科学的、完备的思想体系转化为日常生活中的行为规范和精神准则，促进社会价值观念的建立和形成，正是广大知识分子需要担负的时代使命。其中，文学艺术工作者尤其应当通过自己的创作、研究成果来影响和引导人民群众。
2012年5月30日傍晚，省文联的一间小型会议室里，《艺术广角》编辑部的成员、五位文艺研究者——洪兆惠、张颖、苏妮娜、牛寒婷、胡海迪，成为了本期“围炉夜话”的主人公。
大众文化不是娱乐文化
洪兆惠是省文联副主席，更是一直没有离开研究第一线的文艺理论家。他认为，在这样一个喧闹扰攘、令人迷失的时代，建构精神世界是一项非常重要且紧迫的任务。“文艺工作者在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通俗化的过程中，应当扮演重要的角色。我们的工作看似居于象牙塔，实际上，每一点儿努力、每一个成果都是为了回到日常生活中，为了影响大众、引导大众，是接地气的。”
《艺术广角》编辑部是一个朝气蓬勃的集体，执行主编张颖笑说：“我们每天上班总会凑在一起讨论，聊各种文艺话题，由文艺谈到社会现象，人的生存和生命状态。别人看见了都觉得纳闷：‘你们整天讨论什么、研究什么呢？’”
洪兆惠说：“其实讨论的都是关于艺术常识的问题。我们惊奇地发现，现今的艺术脱离了生命，艺术品缺少生命质感。同时也发现，我们的生命也离开了原初的纯粹、质朴和高贵。”他觉得，当下社会存在太多的利益追逐，人与人之间缺乏基本的信任，造成出现这些现象的原因之一就是大家遗忘了很多原点的、基本的原则和理念。“从文艺的角度来说，文艺在当代何以存在，文艺的功能是什么？很多看似简单的问题，急需因应时代的发展做出新的回答。这是我们的责任，是一本文艺理论评论刊物必须做也能够做的事情。”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有效载体是大众文化，只有落实在大众文化上，才能真正被大众所接受、所认同。”洪兆惠说，“说到底，大众文化以大多数人的生存和发展为出发点，所以人文的本质和精神、人文的目标和价值是其根本。但是，我们今天的大众文化被扭曲成了娱乐文化。因此，有必要回到问题的原点，追本溯源，强调文化和艺术的根本，对大量的曲解进行辨析和澄清。”
文艺是弥合隔膜的力量
进入新世纪以来，文艺的引导力下降，对于社会价值观念的塑造作用也不断弱化，个别创作和研究甚至成为错误价值观的推手。
张颖的另一个身份是作家，因此，她说自己对文艺的感悟更加感性一些。她认为，文艺应该用最通俗、最形象的方式传达出一个时代的思想性和精神性，所谓艺术性，应该是思想性与观赏性的统一。因此，到《艺术广角》担任执行主编后，她致力于改变杂志的语言风格和表述方式。“我们力争用最优美的语言、最浅显的表达来说明一个深刻的理论问题，从而在批评与创作、文艺与大众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
编辑牛寒婷说：“文艺工作者不能忽视文艺工作的导向作用。以我自己为例，我的朋友中有很多都是没受过高等教育的普通老百姓，但是，他们对文学艺术的发展却很关注，对那些真正具有艺术性的文艺作品非常向往。尽管大家都说现在是消费时代、娱乐时代，但其实老百姓对精神世界的建构仍然有一种高标准的期待。”
“曾经有人说过我们是‘稀有动物’，因为我们在做一项很纯粹的、有关精神世界建构的工作。”编辑苏妮娜说，今天的中国社会需要重新培育一个共同的文化土壤，“人们的价值观念太碎裂，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工作来影响和辐射更多的人”。
编辑胡海迪表示：“一种理论、一种观念、一种思想体系要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当中必然要经过一个弥合隔膜的过程。文学艺术正是那股弥合的力量。如何把人民群众的思想精华反映给上层？又怎样把上层的方针政策传达给民众？文艺就是最好的工具和载体。”换个角度来看，这也恰恰说明了文学艺术肩负着重要的职责，必须有效地发挥它的渗透、辐射和引导作用。
“我们这两年做的工作，就是希望理论能够从真正的体验中生发出来，而不是板着面孔生硬地出现。它应该是一个水到渠成、自然而然的结果！”牛寒婷说。
洪兆惠也强调说：“21世纪的当下，拯救人心、提升人心品质是最重要的，文艺就要来做这个工作！”
“是呀，我觉得我们应该是一个‘发光体’，去影响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心灵发酵’。”苏妮娜笑着说。
小物件 大寄托 刚工作的女儿送的玉镯
许利民 42岁 自由职业者
这对玉镯是我女儿用自己第一个月的工资买给我的。我家不富裕，女儿上学、找工作都靠自己。女儿上班第一天，回家就问我需要什么礼物，我说：“我什么都不需要，唯一的希望就是你能踏踏实实工作，自食其力。”女儿开工资那天，把这对玉镯亲手给我戴上。她说：“女儿长大了，妈妈再也不用像以前一样辛苦了。”
都想把病治好，目标完全一致，怎么就会产生医患矛盾？
聊来聊去，双方的原因都有。
理解与信任是医患矛盾的“灭火器”
时间：2012年6月5日晚6时
地点：沈阳市第五人民医院内分泌科
人物：宋晓燕 温丽 唐关竹 谭占魁 柳凤艳 孙玉芝
热播电视剧《心术》，直接切入医患关系这一敏感话题，引发社会热议。现实生活中，每个人对于医患关系都有不同的体验和理解。本期“围炉夜话”现场设在沈阳市第五人民医院内分泌科，让医护人员和患者一起谈换位、谈理解。
“冷面”与“笑脸”
柳凤艳今年66岁，7年前患糖尿病之初，一年住院4次，每次都换个医院，原因是受不了医护人员的冷面孔。“护士换药，都不看我一眼。躺在病床上喊护士，没人理。去医生办公室咨询，人家头也不抬地回一句：‘还没到上班时间呢’。”
转了一圈，柳凤艳来到五院内分泌科，医护人员笑脸相迎，她感到特别温暖，也就成了这里的“忠实”患者。“平时医护人员阿姨长阿姨短地叫着，有啥事，人家也从不嫌麻烦，拿咱当成自己的长辈一样敬着，咱也得把人家当成自己的孩子。其实我挺各色的，可人家态度那么好，我真就说不出个‘不’字。”
孙玉芝今年52岁，10多年的病史让她对糖尿病“三分治、七分养”的说法很认同。在她看来，“养”就要有个好心情。“我来这里看病住院，图的就是一个舒心，医护人员对患者不是居高临下，而是平等、尊重。”
谭占魁今年60岁，自打6年前患糖尿病，他就这样想，既然自己得了这个“终生病”，内分泌的医生就是终生朋友。那么，应该怎么处理医患关系呢？他认为，患者要拿医护人员当真心朋友对待，患者治病不能只要求医护人员怎么做，也要尊重人家。“我和这里的医护人员就是这么处的，医护人员讲饮食问题，我来不了，他们就特意把我老伴找来，非常热情、耐心；我扎针时遇到有实习护士，就鼓励她来给我扎，即使没扎好也不怕，谁不是从新手过来的？”
医患不妨换位思考
温丽当护士已有15年，她虽然言语不多，但做事认真，待人亲切。温丽说，她能这样做，有责任心、爱心的缘故，更因为一次印象深刻的“换位”经历：3年前，她在一家大医院做了一次开颅手术，治疗中有个护士给她打吊瓶，扎了5针都没扎进去，此时她躺在病床上体验到的不仅是患者的无奈，更想到了患者需要怎样的护士。“病愈后，我再看患者，心情就不同了。患者出院时要我的电话号码，说听听我的声音就感觉很安全，我也精心保留着患者们的电话号码，时常拨过去，提醒他们的饮食注意事项，简单的交流，他们感到很温暖，其实我也一样。”
唐关竹当医生7年，她最深的感受是：这是一个需要甘于奉献的职业。她负责14个患者，每天查看一遍患者，与每人交谈一会儿，就得一上午，有时写病志要写到夜里一两点。有的患者问完一个问题过了5分钟还问，作为医生就要不厌其烦地回答。有一个年过半百的男患者，出院时要多带一种药，而他并不需要这种药，因为唐关竹没给开，他就在走廊里破口大骂。唐关竹很委屈：“因为我是医生，他是患者，我理解他，也希望他能理解我。”
科主任宋晓燕从医23年，她认为从整个医疗行业看，尽管当下医患关系敏感，但绝大多数医患之间还是相处融洽。“现在，患者对医护人员的要求越来越高。我觉得要处理好医患关系，换位思考很重要——医生多想想患者的痛苦，患者多想想医生的辛劳，彼此多一些了解，也就会增进一份理解。”
“导火索”与“灭火器”
得了病，患者都想治好病，医护人员都想把病给治好，目标完全一致，怎么就会产生医患矛盾？
讨论中，大家认为双方的原因都有。谭占魁认为，从患者角度看医护人员，只是医术精湛不够，还要服务热情。患者非常在乎医护人员的态度。如果患者面对的是一副冷面孔，多问一句话就不耐烦，这可能就会成为矛盾的“导火索”。其实，有的病不可能完全治愈，这就更需要医护人员的关爱，一个微笑、一杯热水、一句问候，有时就是最有效的良药。
宋晓燕站在医护人员的角度看患者，最在乎患者的理解与信任。她讲了一件事：一位老大娘正在打吊瓶时突然发病，家属认为吊瓶有问题，医护人员全力抢救，家属却在一旁又吵又骂，最终老大娘被抢救过来，家属的态度又马上转弯，向医护人员赔礼道歉。为什么会这样？就是缺乏信任。医患双方少一些隔阂、多一些信任，有些矛盾也许就在无形中化解了。理解与信任就是“灭火器”。
在谭占魁看来，医患矛盾所反映的不单单是医患关系，也折射了社会环境所存在的一些问题，譬如患者到社区办事不顺心，跟单位领导闹矛盾，挤公交车起纠纷，带着不良情绪去看病，就可能导致医患矛盾产生。所以，建设和谐社会十分必要。
小物件 大寄托 陪我成长的幸运鼠
王晓彤 20岁 辽宁大学学生
这个幸运鼠玩偶是十多年前妈妈送给我的。妈妈说：“有了她的陪伴，爸爸妈妈不在你身边时你也不会害怕了。”对我来说，她是有生命的。遇到烦恼时，我会对她讲；取得成绩时，我与她分享。她知道我所有的小秘密，只要面对她，我就会获得精神愉悦与心灵安宁。我觉得，她就是另一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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