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得到一次去深圳、香港、澳门公费旅游的机会，我第一件事便是思量着找谁借相机。那时家里有相机的人可谓凤毛麟角，相机自然成为宝物，人家一般也不轻易外借。我突然想到前不久我请来为我们单位召开的全省一个会议照相的那家照相馆，便直奔而去。
那家照相馆是一对残疾夫妇开的，他们俩一个瘸着右腿，一个瘸着左腿。为会议照相是女的来的，她的左腿明显比右腿短一大截，由于没用拐棍，走路时右腿一抬则身子夸张地往左边倾斜，而迈左腿时身子才显得与地面垂直。当时，她吃力地跟在参观的与会代表后面，好多镜头自然错过了。后来，代表进会场，她却迟迟没跟上，会场的照片一张也没有。我也不忍心责怪她。
得知我来借相机，男的自然很热情。他巴结似的说：“本来我们的相机不外借，只出租的。看到你照顾过我的生意，这租金就不收了。”接着，我买了三盒胶卷。
我平时做事都很细心，而且善于用自己独特的方法来处理事情。一拿到胶卷，我便想，到时候每用完一卷，便把从相机里卸下的胶卷装进原来的空盒子，再在盒子外面做一个记号，以与未用过的胶卷区别。
我很少用过相机，但这傻瓜相机大抵会用。为了慎重起见，我反复请照相馆老板为我示范装卸胶卷、开关相机、装卸电池等操作。老板似乎觉得好笑，但还是不厌其烦地演示着，直到我点头说“会了”才肯罢休。
因为有了相机，我把镜头对准了一个又一个景物，自个摆弄着一个又一个的姿势，请同行帮我拍摄。最珍贵的镜头莫过于深圳民俗文化园了，各个民族的民居、民俗以及服饰，都在“咔嚓”声里被作为伴随我的背景，留在胶卷上。特别是那些穿着民族服装的漂亮姑娘，成为我竞相与其合影的主要目标。记得我主动邀请一个坐在木椅上的藏族姑娘合影时，我与她有过简短而精彩的对话。我紧紧往她身边靠，而她躲避着把身子向另一边移。我轻声对她说：“靠近点，民族大团结呗！”她瞪着一双大眼睛望着我，语气生硬地说：“男女有别！”
整个行程，照完了两卷胶卷，还剩下一卷。我凭着胶卷盒子上的记号，把两卷照了的胶卷拿到照相馆去冲洗，顺便把借来的相机还了。几天之后，那卷让我颇为得意、记录着我融入民族风情的点点滴滴的那卷胶卷，冲洗出来时竟然一片空白！
我愤怒了，发飙了。凶狠狠地对着照相馆老板吼道：“你知道这些照片多么珍贵吗？花了我那么多心思的照片，说没就没了。肯定是胶卷有问题。这趟深圳等于白去了。”接着，我指着他的鼻子：“看你怎么赔我！”
老板的声音还是往常一样低沉：“算了，这卷胶卷就不算钱了。”我还是不服气，坚持要他给个说法。最后，他万般无奈之下，减了我部分冲洗费用。
事情到这里还没完。大约一年后的一天，我突然接到一个女人的电话：“我前几天去大京玩，照相后冲洗出来的照片，里面竟然重叠出现了你的照片。”她是我的一个朋友的姐姐，她接着说：“我们一起去我买胶卷的那个照相馆，找老板的麻烦。”这时候，我猛然醒悟过来，肯定是我一不小心，把那卷在深圳民俗文化园照过的那卷胶卷当作未使用胶卷退给照相馆，而另一卷真正没使用的胶卷却拿去照相馆冲洗了！一向做事小心谨慎的我，竟然在胶卷问题上匡瓢，而且还强词夺理把黑锅往照相馆老板身上扣！
为慎重起见，我还是跟她见了面，仔细查看了她跟我重影了的那卷胶卷以及冲洗出来的照片，那果然就是我在深圳民俗文化园里用过的那卷。我没有跟她去照相馆，她不知道，之前我已经做得太出格，这时我更没有勇气去道歉。然而，这份愧疚却一直如影随形，挥之不去。也因为这件事，我养成了多思的习惯，学会了理解、宽容、与人为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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