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在新是在3月21日离开怡保前往新加坡的。他很快见到了几个林谋盛以前的好友，筹到了一笔可观的款项。林谋盛事先告诉不要透露他已在马来亚的消息，也不要去打听他留在新加坡的妻子珠娘以及七个子女的消息。然而吴在新不经意间还是获得了一些林谋盛家人的消息。珠娘起先带着七个孩子住在市区Palm Grove Avenue，为了躲避炮火转移到了直落亚逸的工厂区，因为珠娘有个外甥在那里工作，腾出一间职工宿舍给她一家居住。后来她又带着孩子前往大海中的棋樟山居住，因日本人获得风声上岛来抓捕他们，又坐船偷偷搬回城里。后来的日子她变卖首饰，又靠着朋友的接济，一家人还算过着不受冻饿的日子。
吴在新本来准备在新加坡多住上几天，为下步行动筹足资金。然而在27日这天，他收到了林谋盛发来的电报，电报里暗示怡保和红土坎都出大事情了。由于是使用暗语，具体的情况无法详述。吴在新觉得问题严重，他得马上中止在新加坡的行程，赶回怡保去挽救局势。他判断这回地下网络很可能已被日本人侦破，日军一定会在各地的检查哨站查扣可疑分子。所以他马上撕毁了他一直所用的化名为“吴明才”的通行证件，怕这个名字已被日军列入查缉拘捕名单中。但是撕掉了通行证之后他马上又后悔了，因为失去了这张通行证明，他是无法坐火车回怡保的。苦思中他想到一个过去曾在怡保多次设盛宴款待过的日本官员中村嗣，这个人是昭南军政监部海事局局长，在当时的军政界有相当的信誉。他找到了中村嗣办公室，说自己在一个宴会中不小心把通行证件遗失了，请他帮忙再拿一张。中村嗣满口应承地说：“我给你写一张。只要有我的字条，火车站的宪兵就会放行的。”但是他提起笔来好久写不下字，良久才略显愧疚地坦陈自己不记得他的名字了。吴在新觉得这真是天助，再妙也不过了，赶紧随口起了个假名字让他写下来。他拿着中村嗣的特别通行证，顺利通过了当天宪兵警察暗探密布的火车站检查点，登上了向北的火车。而那个给他开出特别通行证的中村嗣后来则被宪兵队扣留审查了一个星期。
吴在新在回怡保之前，乘火车先到了吉隆坡，准备到几个有商务往来的商号去探听怡保建益商栈的情况。他经查问得悉在建益商栈被查封外，怡保总经理郑菊农和红土坎建益分栈陈天送（陈崇智的化名）均已被日本人抓捕。吉隆坡的商号友人问吴在新为何建益商栈会到此地步？吴在新为了不使他们知道建益商栈的秘密，发觉他的破绽，找了个原因解释说：可能是因为经办泰国米进口，用马来亚的汽车轮胎和红铜线去交换而触犯日本人的禁令而惹下麻烦吧。吴在新的解释得到了吉隆坡商人们的理解。因为那时从泰国进口大米，如果用车胎和红铜线去交换，可以获得丰厚的利润，而车胎和铜线则是日本人严格禁止出口的战争物资。建益商栈做了这样的生意被日本人查封则不奇怪。吉隆坡的商号友人建议吴在新慢慢地用钱来打通关节，日本人也是见钱眼开的。
吴在新因此不敢返回怡保，先在吉隆坡停留下来，观察事态发展再做打算。3月31日下午，他坐车前往思士巷恒美商号去赴约，他下车付钱给司机的时候，发现了思士巷的首尾两头和恒美商号的对面出现了很多宪兵暗探。日本人见吴在新出现后立即冲出来抓人。吴在新看到情况不妙，就立即反身逃跑，可他不熟悉地形而跑进死巷里，无法脱身。吴在新这批登陆的人员原先每人都带有一片剧毒的药片，一旦被日本人俘虏就咬碎药片即可死去而免遭日本人可怕的毒刑煎熬。这次他怕路上日本人会检查所以没有带上毒药，却遇上了最糟糕的局面。吴在新决定不做俘虏，于是对着石墙猛撞脑袋，直撞了六七下，然后血流如注，昏迷过去。日本人赶到后，立即将他送往医院抢救。
吴在新苏醒过来时，发现自己躺在医院洁白的病房里，手脚上了镣铐，边上有日本宪兵守护。看护的护士对他说他已经昏迷了七天了。他撞墙过猛造成了颅内出血，日本人让吉隆坡最好的脑外科医生给了做了开颅放血手术，以保持他的大脑完好不会消失记忆，因为他的大脑里有很多日本人需要的情报。手术中他失血很多需要输血，可是他的血型是一种十分罕见的RH型，血库里根本找不到。后来还是一个日本士兵的血型和他配对，抽了他很多血才救了吴在新的命。吴在新随后被送到日本军事医院医治，一个月后他基本康复，日本人将他带到华都牙也监狱关押。吴在新到监狱后，才知市区工作的同志林谋盛、陈崇智、余天送、莫清等人都被日本昭南宪兵队抓进来了，只有李汉光和龙朝英两人幸免于难。重庆方面特工人员花费近十个月建立的城市工作网络就这样被日本昭南宪兵队彻底摧毁了。
在这段时间的大搜捕中被捕的还有外围人员郑菊农、李淑叶。李淑叶被抓去后，李淑叶妻子已有身孕，因饱受惊骇，而酿成一尸两命的惨剧。郑菊农被抓审问时，因所知不多，审问者认为他不合作，重刑加身。战后他的后背上仍布满了日军用烧红铁条烫伤的疤痕。蔡群英帆船的两位船夫被日本人抓去带到海上搜寻联军潜艇之后，陈崇月因畏惧获刑而上吊自杀，另一位船夫陈昌蕃则成功逃脱，后投入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五独立队，成为了抗日战士。
有关林谋盛吴在新等人被日本人抓捕后在狱中的详细情况所留下的资料很少。除林谋盛死在狱中之外，其他被捕人员都坚持到了日本人投降而生还出狱。然而他们在后来几十年里所写的回忆资料里，对被捕后的这段苦难都是几句话带过，而对于被捕前的事情则会描绘得栩栩如生。这个现象的一种解释就是日本人所采用的酷刑在他们的精神中留下了永久的创伤，以致他们不愿去面对记忆里那种极端的恐怖和厌恶。然而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从一些个人回忆片段去寻找林谋盛入狱后的一些情况。郑菊农在晚年时回忆说，最初他和林谋盛都是关在日本宪兵怡保中央警署，但对林谋盛的审问和施刑则是在另一条街上的日本宪兵部。郑菊农说那些天他几乎每天早上都看到林谋盛被日本宪兵带出去，中午时分才看到他被带回来。每次的模样都是刚经受过毒刑折磨，形容可怖。他们见面的时候不能说话，但郑菊农从林谋盛紧咬牙关的脸部表情和眼神能看出来他的示意：要坚强！吴在新在1946年的一篇文章里说到，当他在华都牙也监狱和林谋盛相见时，林谋盛说：“我们能为国家民族而光荣牺牲，实在是很大的光荣！”那个时候日本人是把被抓获的重庆人员分开监禁的，其中余天送的监舍和林谋盛的比较近，虽然相互看不到，可乘着狱卒不在时可以说话通一下气。在被捕的4个重庆分子之中，林谋盛的年纪比他们大了十来岁，因他的重要身份而受到的刑罚也更重，因此他的身体很快撑不住了。在被捕两个月后的六月初，华都牙也监狱发生了痢疾传染病，很快蔓延开来。林谋盛在得了痢疾症之后就起不来了。余天送看到了好几次送饭的人送给林谋盛的饭食没有动过又收了回来。余天送大声叫着林谋盛，开始的时候他还会用尽力气嘶喊着通一下声气，到后来就一点反应都没有了。华都牙也监狱的附属医院一位名叫姆尼安地的马来族老职工后来介绍：他的父亲当年就是华都牙也监狱医院的职工，多次见到过林谋盛。林谋盛在被疟疾病折磨得快死的时候，日本人要他说出联军的机密情报而换取对他的疾病医疗，但林谋盛不予理会，以致死在监牢里面。事实上，林谋盛在死去之前给妻子写过一封诀别书。这封书信在日本人投降之后的1945年由英国军方交给了林谋盛的夫人珠娘。在这封信里开头部分，他叙述如何在英国情报部门和重庆政府的指引下参加了渗透马来亚的行动。“我深切了解这项工作的危险性，但是，既然我已经开始做了，那就得义无反顾坚持到胜利了。”他这样写道：“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为中华民族捐躯，因此，无论为公为私，皆不容我向后看。将养育孩子的整副担子交给你，我心里感到痛苦。但是我深深相信你会不负所托。”林谋盛的诀别语是：“别为我悲伤，相反地，你应该以我的牺牲为荣，并好好将孩子抚养成人。要告诉孩子们我的遭遇，并指引他们沿着我的足迹走。我不能活着得偿所愿，多遗憾！但是我不怀疑，你将竭尽所能为他们谋求幸福。”
林谋盛于1944年6月29日死去，他的尸体被草席包裹着埋在监狱和医院之间的坟场里。一年多之后抗战胜利，蒋介石追授林谋盛以陆军少将军衔。人们重新从坟场发掘华都牙也监狱遇难的犯人遗骸，林谋盛家人凭着他两腿弯曲的特征在众多的尸骨中把他辨认出来。新加坡政府在海滨公园伊丽莎白皇后径为他建立了一座林谋盛和平纪念碑，成为人们景仰及旅游的地点。
第十三节 卡迪卡素夫人在狱中
经过了一个极为难受的不眠之夜，卡迪卡素夫人对于监舍里的恶浊气味已失去感觉。随着白天来临，她已能看清监舍里面的情况。监舍大约十英尺见方。一半的房间搭了低矮的木制平台，囚犯就睡在上面。后面的一道门通向一个围起来的狭小空间，里面有一个马桶，但无法形容地污秽。
这牢房除了她还有两个人。一个华裔女孩大约十四岁，她说自己两三天前在路上行走时被逮捕了。她不知道为何被捕，也猜想不出可能的因由。她非常不满，因为她的父母不知道她在哪里，但她认为她今天会被释放。另一个女孩年纪大得多，躺在地板上不断呻吟，像是发着烧说着梦呓。
“她是谁？”卡迪卡素夫人问年轻的那个。“她好像病了。”
“我不知道。她遭到毒打，但她从不说话。”
卡迪卡素夫人想尽力帮助她，却不愿干扰她的睡眠。她呼叫守卫，要求他给一把扫帚和一些椰皮丝。目前这里无疑就是她的家，她得让它尽可能适宜居住。她擦洗地板，清洁墙壁。这时候那不幸的女孩醒来了，张开眼睛瞪着前方。她走过去在她身旁屈膝跪着。这姑娘对她的询问一语不发，但容许她检查她的身体。她瘦得惊人，遍体鳞伤。她的背部有一颗肿大的脓疮使她疼痛非常，并且显然是她发烧的根源。就是这腐烂伤口所排泄出来的毒脓，使牢房充满腐臭味。卡迪卡素夫人用冷水尽量清洗脓疮，竭力使这女孩好过一点，虽然效果微不足道。
在七点钟监狱供应早餐。那是混合了几颗白米的稀粥，不加盐或任何调味料。早餐用半只椰壳盛着。如果椰壳太小，犯人可要求再盛一次。椰壳通常很肮脏并会有一两个小洞，洞口需以碎布或纸张塞住，以免椰壳漏得太厉害。至于饮水则需要向值勤的守卫求取。
八点钟，监狱长会来检查牢房。之后，一个军曹把当天提堂受审的囚犯名单念出来。他们被上了手铐脚镣，由警员自牢房里押送出去。时常会有囚犯走不动，须用担架抬去接受审问，囚犯在赴审途中死去也时有所闻。被带走的囚犯有的几分钟后就回来，有的数小时后在衰竭昏迷状态中被抬回来，满身是殴打和酷刑的伤痕。在牢房里待审的囚犯度日如年，总是处于面临严刑拷问的恐惧之中。他们唯一能够期待的只是晚餐。晚餐在五点钟到来，是煮熟的木薯，有时候会加盐，但通常没有。囚犯要靠这凄凉的食物支持到次日早上。
那个年小的女孩在卡迪卡素夫人住进牢房的第二天被释放了。傍晚时卡迪卡素夫人有个朋友来探访。他是战前由日本人资助的印度独立同盟的主要成员，所以是个很吃得开的人。
“你好吗，卡太太？”他说。
“在可以期望的情况中还算可以，谢谢你。”
“我刚和AC医生见过面。他还好。有什么我可以帮忙吗？”
“正好有件事，如果你能够做的话。这个女孩病得很重。她背上的肿疮正在化脓，必须加以清除。她应该住在医院，而不是待在牢房。你能安排送她就医吗？她留在这里可能会死去，而且要我在这种环境吸着这股臭味过日子，对我也不公平。”
“我会尽力而为，卡太太。”然后他走开了。他说到做到，第二天那女孩就被释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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