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这个时候警报解除了。检查黑工的警察走了，他们什么也没找到。活门一开，在里面的十几个人一下子挤了出来。谢青在黑暗里呆了一个多钟头，刚出来时眼睛都花了。他还没看清哪个是刚才和他挤在一起的人，人群就散开了。
下班走出工场的门口，谢青觉得后边跟着个女工。他回头看看她，她冲他笑了起来。她的脸有点宽，鼻梁低，眼睛有点微陷，肤色也比较黑，一看就知道是福建那边的人。谢青觉得她有点脸熟，他毕竟在这里干了一天了，一直在她们的身边跑来跑去的。谢青也对她笑笑，打招呼说：你好！
“刚才是我啊！”女工说。
“里面太黑了，我什么也看不到。你怎么会知道是我呢？”谢青说。
“你的个子特别高，我只能到你胸口。”她说。“你是刚来的吗？也是坐船来的吗？”
“我是刚来的，但不是坐船，坐飞机来的。”谢青说。他知道坐船来的意思就是偷渡来的。“你来多久了？在这个衣工场干很久了吗？”
“我在这里干了三年多了。我叫阿芳。”女工说。
“那你知道以前这里有过一个叫杨虹的人吗？她也在这里打过工的。”
“杨虹？她是什么样子的？”
“个子高高的，样子有点像北方人的。”
“是的，我想起来了有这么个人。她在这里只做了一个月的工，很久了，有两年多了。那时她就坐在我边上的机台上。你怎么知道她？她是你什么人？是你的相好吗？”
“她是我一个亲戚。可我找不到她了。”谢青没说她已经死了。看来对方也不知道她已死了。他得从她身上找到尽量多的杨虹的线索。
“哎，我们一起去吃饭吧。附近哪里有饭馆啊？”谢青说。
“干嘛去饭馆，到我家里吃好了，我给你煮鱼丸子吃”。
“家里没别人吧？”谢青问。
“没有，就你和我。”
女工阿芳的家就在附近，她的房子大概只有五个平方，一边摆着床，一边摆着煤气炉小冰箱和其他灶具。屋里小的摆不下椅子，只能坐在床上。床是旧的席梦思，两个人往上一坐，中间就完全凹了下来，使得他们两个人自然而然挤在一起。于是，下午在黑暗的夹墙内开始的游戏，现在非常顺理成章地继续了下去。
谢青开了这么多年的长途汽车，在路上的小饭店或者汽车旅馆经常会遇到一些自愿寻欢的女子。合理地利用这些野生自然资源是一个长途车驾驶员的生存基本功，谢青已练习多年，功夫自然不错。他没费什么力气就让福建人阿芳十分欢心。
这天他们真正开始吃饭已经很晚了。谢青喝着啤酒，吃着阿芳做的福建鱼丸，心情颇感放松。他慢慢把话题引到杨虹身上，让阿芳多讲些有关杨虹的事情。阿芳的记忆好像不大牢靠，事情说得颠三倒四，老是把她和另外一些女人串在了一起。后来她说到了去年初在医院里看到挺着大肚子快要分娩的杨虹，谢青以为她一定又说串了什么人，杨虹怎么可能怀孕分娩呢！但这回阿芳坚持说她是亲眼看到的，在巴黎第九妇女医院里。谢青问她你怎么会进入妇女医院呢？阿芳支吾着，说自己是被人搞大肚子，去流产。她说这事绝对不会错。虽然杨虹只在衣工场做了一个月的工，而且有一年多没见到她，阿芳还是能认出她，当时还和她打了招呼，问她肚里的孩子是男是女。阿芳突然还想起了什么，说杨虹当时旁边还有个人，她见过那人，是美丽城一家箱包店的女老板。她去那里买过包，所以还记得她。谢青问阿芳能记得是哪家箱包店吗？她又说不清楚了，那里的箱包店太多了。
谢青把一大杯啤酒喝了下去，又开了瓶子加满了酒。一种十分奇特的感觉从他腰肢间升起，然后堵在了胸口。阿芳说是在去年初看见她即将临产，那么如果真是这样，杨虹现在会有一个满周岁的孩子了。这怎么可能呢？自从和杨虹结婚以后，他接受了一个比一个糟糕的局面。他接受了分居，接受了她的出国，甚至最后也接受了她的死亡。现在，他似乎又要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杨虹还有一个孩子在巴黎！
比起其他那些事，这件事情让谢青觉得十分困难去接受。很多事情借助时间的力量，最终都会被磨灭和忘却。但如果杨虹真的有一个孩子在巴黎，那可是磨灭不了的事实，一直会存在而且还会成长。谢青现在要好好想想这件事。
二
有关杨虹有一个孩子的猜想，很快被警方证实。
周一上午，巴黎警察第二次和谢青谈判杨虹的后事处理。这回谢青有文春随同，做他的翻译。警察在上周已经知道这个人不容易合作，所以这回请来了技术部门的专家、现场消防救助人员以及警察局的高级警官，满满坐了一长条桌。
警察向谢青出示了很多证据材料。电脑投影仪把一张张图片显示在银幕上，包括现场刹车拖印的丈量，事故车的机械检验。所有证据证明这是一起交通事故，直接的事故原因是车速过快，转弯时刹车不当。谢青这些天通过自己的调查和现场分析，对于警方所说的情况已经熟悉。他现在的疑问集中在杨虹为何酒后驾车，在哪里喝的酒，和什么人一起喝的酒？
警方说，在巴黎酒后驾车造成严重事故的事经常发生，每年要死掉很多人。对酒后驾驶警方处置很严，一经查获通常要扣三点记分或者吊证数月。如造成事故伤害到他人则会处两至五年的拘刑。杨虹的酒后驾驶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但她已死亡，所以也就逃脱了警方处罚。警方也不能去调查死前为什么要喝酒，和谁一起喝酒。对于一个死者来说，她生前所做的事情已成了她个人隐私。
谢青转而提出报纸上说的杨虹在水底打出的第二个电话的事情。警方不愿谈论此事，说这完全是死者的个人隐私。警方说：在法国，有很多法律条款保护个人的隐私，所以即使他是死者的丈夫，有些个人的隐私警方还是不能随便透露。如果他要了解她的私生活，他必须委托律师来进行。
雄辩的法国警察让谢青暂时找不到话了。
警方说：如果没有异议，是否可以请他在结案报告上签字了。
谢青说：他在文件上签了字以后会怎么样呢？警察说：签过字以后，杨虹的遗体会马上去火化。然后，警方会通知有关部门将杨虹的保险赔偿付给谢青。谢青又问这些事情办好以后呢？警察说：这个时候他应该回中国了，因为他的签证有效期只有两个礼拜的时间。
谢青来法国已有一个星期，也就是说，再过一周他的签证就要到期。他得打理好皮箱，重新回到戴高乐机场，坐上飞机飞回到AC去。他得回到车队去上班，得回答没有出过国的同事们大量好奇的问题。他很快得回到公路上，驾驶着那辆东风牌柴油发动机集装箱拖车，在南方的几个城市间穿行。他将慢慢老去，在今后的日子里，很难想象还有什么特别令人惊喜的事情在等着他。他来到巴黎只是一场梦，而且还在梦境中时警察就告诉他梦很快要结束。不！谢青不会走的！他已经想好，无论如何要留在巴黎。
“据我了解到，杨虹在这里生过一个孩子，我相信警方一定知道这件事。”在关键的时刻，谢青抛出了这件事情。昨天和文春商量时，文春说杨虹如果真的遗留下一个孩子的话应该对他要求居留权有利。不过他对这件事情的真实性把握不大，他以为警察可能会否认这件事的。
“是的，杨虹是留下了一个孩子。”警官肯定地说。“但是，非常明显，你不会是这个孩子的生父。”
“那么谁是孩子的生父？孩子现在在什么地方？”谢青受了刺激，脸变得通红。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出来声明是孩子的生父。至于孩子嘛，现在暂时被一个法国人的家庭收养着。他们是杨虹的朋友，孩子生活得很好，你可以放心。”
“那么这个孩子是个没有父亲的私生子了？”谢青说。
“不会是没有父亲，只是他还没出来申请对孩子的监护权。”警官说。
“如果是这样，那么我愿意做这个孩子的监护人。杨虹是我的妻子，不管怎么样，她生的孩子我有责任去抚养。”谢青说。
巴黎的警官对谢青的这个要求露出笑意，不过还是摇头表示不能认可。他们说：从法律的角度来说让他做孩子的监护人也有可能性。但是，要做监护人，得具备良好的经济条件。而最起码的条件，他必须具备在法国的居留权。
谢青这个时候提出来：给他一年期的居留签证，他才会在杨虹的结案报告上签字。他所陈述的理由除了想获得对孩子的监护权之外，还有另外几点原因。他说作为死者丈夫，他有知道妻子死亡事件详情的权利。既然警方不便告诉他，他只能通过律师或者私家侦探去查清事实，所以他必须留在这里。他接着说第二个理由，当初杨虹出国的时候，曾对他说几年之后要带他出来团聚，一起在巴黎生活。谢青这样说的时候心里在骂自己：你怎么变得这样厚颜无耻？杨虹走的时候连个屁都没对你放！不过，他只能这样说下去。他说他应该留在巴黎，这是杨虹的心愿，他希望警方让死者的心愿得以实现。
谢青的这些理由有点人性化，似乎对警察有点影响。他们低声交谈了一下，回答是这样的：他们觉得谢青的要求有点道理。但是要申请一年的签证居留，谢青必须先离开法国，在境外的法国使馆重新申请。他现在的签证是一次性的，不能延长。警察建议谢青赶快把案子了结，回中国重新申请签证。如果使馆方面征询警方的意见，他们会提供对谢青有利的言辞。
谢青觉得这样的承诺很不牢靠，就像AC的一句土谚语：十八个石捣臼都还在山岩里。他记得他的车队处理事故也常施这样的伎俩，他们对死者家属许诺，以后要是碰到困难车队会帮助他们。可哪有这样的好事呢？所以他坚持，一定要警察先给他延期签证，他才会签字。
警察对于谢青的这种固执十分不快。他们说，要把这个案子交给一个特别的委员会决定，不排除他们会裁定谢青不胜任死者家属身份，而撇开他由警方自行处置案件。如果这样，谢青将拿不到保险赔赏，而且会马上被递解出法国。
谢青这时感到有点害怕，觉得也许警察真的会这么做。但是，他别无选择。如果他顺着警方的意思在文件上签了字，那么他必定要离开法国无疑。现在，他只有冒着什么也得不到的危险，赌上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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