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气流，对角线上那架英国大座钟也是他珍爱之物。经常，他要花很多时间将它的雕花木壳擦拭得晶晶发亮。这座钟的表盘指针永远是零点七分。有一回一个工人将指针拨到下班的钟点——五点半。次日一早裴先生立即将它拨同原处。当我看到他擦拭座钟那副古怪而高雅的神态时，总感到他好像是这架座钟的精灵。只要他钻进雕花术壳内部，表盘上的指针一定会咔嚓咔嚓走动起来。
有很多人找裴先生看病，大部分是女人，通常是单独一个女人。她们来看病时，神情举止好像是赴一次重要约会。她们把工作衣脱下，梳洗打扮一番，换上好看的衣服，然后才会幽幽地出现在圆形走廊。这时，从尖顶高窗投射进的七彩光线，涂在她们脸上、身上，又在石板地上画出她们的影子。这使我常把她们想成是石壁上圣经故事画中的人物。她们坐在裴先生办公桌一端，顺从地听任他把脉，让他把听诊器伸进暖烘烘的怀里，低声而紧张地回答他的询问。有时，她们要跟他走进办公室后边那间垂着紫红丝绒幔子的密室。这密室原先是神父听忏悔对的隐身之所，现在放了一张单人床，供裴先生检查病人身体。每逢我在密室之外听到里边的宽衣解带声，就有一股强烈的热浪从腰肢间往上涌。这不仅仅是青春期的骚动，还有一种因经济地位引起的深刻自卑和嫉妒。
那时我知道我所效力的教堂工厂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工厂，它是由一群归国华侨、工商界人士及他们的子弟凑钱办起来的，是一个没落的贵族公社。我常常从他们之间的交谈中得知某某人在国外有几万存款，某某人有多少资产冻结在国家银行，而最叫我吃惊的是，听说裴达峰先生拥有一座古典式的花园。每天一上班，工厂的铁门就紧紧关闭起来了。这铁门是用5毫米的钢板做的，有两丈多高，顶上排着尖叉子。某日，传达室人员忘了给大门落锁，戴金丝眼镜头发梳得光可鉴人的厂长声色俱厉训斥了他一顿。不过这样的事很少发生，大部分时间带装甲的铁门关得密不透风，连门外震天响的批林批孔口号也传不进来。于是，在这封闭的世界里，我经常听刘一些刺耳的声音：小姐、太太、早安、Good bye、Thank you。一位解放前在上海开纱厂的先生，每天一上班就穿上西装打上领带；一位新加坡归来的太太，有一回居然教小女工们怎样描眉涂红……但是当下班铃声打响，铁门敞开时，那个开过纱厂的先生就飞快地扒下西装，套上一条退色的旧军衣，急急匆匆混在一群同样神色紧张的工友中间向大门外的世界走去。我之所以能敏感地观察到这些是因为我没有西装、没有领带、没有高贵的血统，我只有一个当时任侨办主任的爸爸。爸爸把我安排在这样一个复杂的地方很不放心，但他别无选择，否则我将坐食他的薪水。
女工从密室里出来，便在庄严中释然离去，好似刚在神庙中祭献过一样。而裴达峰先生又继续端坐在这里，承受走廊中气流的侵蚀。他的脸被气流的刻刀刻出一条条生硬的沟纹，他有时很像一座雕像。裴先生还是个严格遵守希波克拉底誓言的人，从未透露过病人的秘密。同样，他也严格保守了自己的秘密。人们只知道他现在独身，但不知他是否结过婚，是离婚还是丧妻。他的年龄、经历、家族、个人爱好情况人们也一概不知。而最具神秘色彩的是他的住处——裴家花园。对未去过的人来说，这座花园好像是在月亮上，至少也在巴比伦。没有人会贸然上裴家花园做不速之客，通常是受到裴先生正式邀请之后才能前去拜访。而这种邀请一年间只有中秋节才发出一次，人数限予十几个人。能否在中秋节受到邀请是全厂人极为关心的事，很多人在农历八月十六就开始对下年的中秋怀有希望。他们在长长的一年中力图表现出高贵的品质，以招引裴先生的注意。之所以如此，我想全在于这种聚会的神秘感，被邀请者似乎恪守着同一誓言，决不在任何人面前对他们的聚会做丝毫描述，这自然倍增了聚会的诱惑力。事实上，回想起我自己身历其境的那一晚，就好像是在一间电影布景棚里度过的，似真似假，似有似无。恐怕所有被邀请者都和我一样，即使用几十年时间也无法弄明白在裴家花园那一晚真正发生了什么。
那时厂里有个小姑娘名叫柯依丽，是挡车工，个子蛮高，很清瘦，皙白的皮肤后隐现出蓝色的血管。一九七四年她满十七岁，她的父母在银行另开一户头，存进一万元人民币作为她将来的陪嫁。这使得许多先生太太们常暗地里嘀嘀咕咕商量与她家联姻的事，也使我在为她紧螺丝时，紧张得脊梁直冒汗。她看上去很不快活，整天只守在她看管的四台织布机夹缝中，沉默寡言。她的脸色越来越苍白，眼圈出现黑晕。令我奇怪的是，她从来没有去找裴达峰先生看病，连那条走廊都不愿接近。另外，我还好几次看见她站在机器中，眼睑低垂，嘴巴不住地一张一合。我大为惊骇，以为她颜面神经出了毛病。直到有一天突然停了电，我才知道她原来是借助轰隆机声作掩护大声唱歌。那天她大概唱得走了神，机器的噪音全没了，还在放声大唱：小杜鹃叫咕咕，少年把新娘挑；看你鼻子朝天，永远也挑不着，咕咕，阿卡……后来，她向厂长抱怨机器的噪音毁了她的健康，使她彻夜失眠。于是她被调到验布室当检验工。
验布室的位置在教堂最深处。逆着去裴先生医务室方向沿圆形走廊走到尽头，有一个三角形小房间，据说以前是个老修女住的。现在柯依丽就独自一人在这里，拿着放大镜挑布匹上的毛疵。由于她的离去，我的扳钳失去了往日的激情，终日挖空心思想见到她。在每个上下班时刻，我守候在走廊中，看她像影子一样走过来。三角房间里的中世纪寂静并没给她带来健康，相反，我总觉得她的血液已出了毛病。
用不了多久，我的血液也要出毛病了。但终于有了一次机会，使我能进三角房间看她。
我一走进去，门就自动关上了。现在我看到的这个房间的形状实际上是个等边三角形锥体，由三面三角石灰墙拼接而成，没有天花板。在三角墙的腰部开着一些小玻璃窗，没有阳光透进来，窗外可能是另一个封闭的房间或者是储藏室或者是地窖。
“有何贵干？老师傅。”柯依丽问我，脸上带着嘲讽。
“有人说这里的日光灯出毛病了。厂长让我来修一下。”
“喔，你就为这而来。是的，按下开关后，三分钟还是一片黑暗。后来啪一声亮起来，吓我一大跳。”
“可能是启动器坏了。”
我脱下鞋子，站到她工作台上，检查悬在空中的日光灯。这时我很为自己的袜子气味感到羞愧。我修好灯下来了，她还是静静看着日光灯。尽管我十分愿意变成一只日光灯管挂在她眼前，我还是得套上了解放鞋，收拾起工具，若无其事站起来说：“走了。”
“坐一会儿。”她从口袋里掏出三颗巧克力豆，给了我两颗，往自己嘴里丢了一颗。
“哎，你有没有听说，这个房间从前住过一个老修女。”
“大家都这么说，听说还是个西班牙人，会吸血的。”
“你相不相信，她可能还藏在这里。”柯依丽神经兮兮凑近我，睁得大大的眼睛里有一个小小的人影。“真的，我经常听到房间里有一些奇怪的声响。有时，我还感觉到那修女盯着我后背看，猛一转身，却什么也没有。”
我的目光搜索着堆满布匹的三角形锥体，觉得那些黑洞洞的玻璃窗后确实是隐藏什么怪异东西的好地方。我安慰她：
“你想的太多了，不会有什么事的。你不是爱唱歌吗？害怕时，就放声唱一段。实在不行，你就说日光灯坏了。”
两天后，有人通知我，验布室的日光灯又坏了，让我去修一下。
这一回，日光灯倒完好无损，出毛病的是柯依丽本人。她的精神看起来很不好，十分需要有个人陪着她，听她不着边际地叙述诸多怪诞的念头。她问我能不能搞到一张上山下乡的表格，让她到广阔的农村天地接受再教育；又问我（a-b）²是不是等于a²-2ab+b²。还问我会不会钓鱼，能不能带她去，钓到水蛇怎么办？渐渐地我发觉，我对面的这个姑娘尽管脾气有点捉摸不定，但的确有一颗纤尘不染的优美灵魂。假如她没有一万元的陪嫁，没有高贵的血统，该有多好呢？
从那以后，我时常出入于验布室。我知道这样做有多危险。已有许多愤怒、妒忌、轻蔑的目光在跟踪和拦阻我进入三角房间。只因身上中了丘比特那支盲目的箭，我在痛苦的忧郁中会像受伤的野兽，甘冒众人枪林弹雨般的责难挣扎走向这个诱人的三角地带。直至有一天，我的所有勇气和梦想被一种神秘的邪恶彻底杀死。
随着暑热消退，天气转凉，月亮日趋饱满。裴家花园的晚会悄悄来临了。黄昏时分，一辆带篷的马车—而不是汽车—嘀嗒嘀嗒驶近了九山河畔，将指定在第一棵老榆树下等候的晚会参加者带走。马车沿着九山公路飞驶向前，渐渐进入城外的郊区。前方的路越来越陌生。不知跑了多久，马车骤然拐进一条暗影幢幢的林荫小道，两侧的冬青高大得吓人。后来，在前方的夜色中出现了一盏微暗的灯。随着马车前进，人们看到灯下站着裴达峰先生，他身后是一堵青苔遍布高大结实的院墙。现在，人们看清楚这座传说中的花园实际上是一座古典式中国别墅，清澹的月光正笼罩着它。照例，宾客们先要在园中参观一番。他们站在园中那一大片呈圆形的月光草坪上，看到草坪放射状接出许多条鹅卵石小径，径边植满了郁金香、香石竹、紫罗兰。从这里，人们望见衬在天空中的花园主体建筑—飞檐重叠的香楠木八角雕楼的黑黝黝轮廓，不禁在心底赞不绝口。在后花园，一团团浓得令人窒息的香气在暗夜中盘旋，过了好久，人们才在夜色中辨认出这里种植着的是约一亩地的玫瑰花。它们的根子直接扎在土壤中，枝条攀在栅架上，一条湿漉漉的小径通向玫瑰园深处。
然后猝然来到灯光亮得耀眼的屋内。穿过两面光可鉴人的漆壁，有一道宽大的、油光闪亮的橡木搂梯直往上奔。在前引路的裴先生的脚跟磕在梯级上，发出一种木琴似的悦耳声音。当人们一起往上走，便弹出一段瀑布似的和弦。接下去的参观节奏越来越快，叫人目不暇接。在姿态僵死的先人肖像和门槛，影壁，栋柱中间，走廊连着走廊，没有尽头，寂静无声，背景昏暗阴森。人们急步穿过一个清朝风格的卧室，漆黑的榻床上垂着黄罗幔，四周摆满嵌大理石的琴凳、榻榻米、大座。然后又进入一个西式客厅，这里铺满了华贵的丝绸、色彩缤纷的鲜花。窗门微启，夜风轻轻拂动天鹅绒窗帘。在整个参观过程中，裴达峰先生不动声色，不加介绍，始终坚定不移地将客人引入建筑物的最深层面。现在人们又骤然进入一个雪白的医学实验室，空旷的房间中突出一架白瓷解剖台，一具剥去皮肤的尸体模型躺在上面。实验室中有无数个玻璃瓶，用福尔马林浸泡着人体各种器官和一个刚变出人形的胎儿。我后来回忆起这一幕，常表现出一种想呕吐的症状。
最后，人们被引进餐室。这里没有座椅，醒目地突出一张铺着绣花台布的长方形大餐桌。桌上摆满了冷菜、点心、水果。有好几种酒：白兰地、葡萄酒、汾酒，还有桔子汁。裴先生将各种酒倒入一只大玻璃缸里调和后再斟入每个人杯子，味道又怪又好喝。饭后，人们聚集在裴先生宽大古雅的书房兼客厅里，喝茶、喝又苦又焦的咖啡，抽高档的牡丹牌香烟。裴先生打开留声机，开始放音乐。一段是《烛影摇红》，一段是《病中吟》。慢慢地，晚餐喝下的酒起作用了，人们从呆若木鸡的拘谨中苏醒。有人起来把门窗关严，垂下厚厚的窗帘。某太太唱了一段《黛玉焚稿》，某先生哼了一曲《空城计》，接着有人唱起《夜上海》……就这么一遍一遍唱着，时而有人微笑，时而有人用手帕揩眼泪。当有人不聪明地放开嗓子，马上有人在嘴前竖起食指，嘘……晚会的大部分时间就是这样度过的。每年一度，裴家花园都要进行这一套既定的程序。还有最后的一道程序是：上月光草坪跳舞。
七五年，我已命中注定要在这年中秋上裴家花园做客。但在夏天的时候，我并没预感到这即将到来的巨大荣幸。那时我只关注三角房间中的柯依丽，忘掉了整个世界的存在。我坐在她工作台边，听她讲述六岁时骑上一头猪最后被掀翻在水洼里的故事。这头猪对她童年时代有重要影响，每个清晨和黄昏，她都看见它悠然自得在深巷里徜徉而过，这使她想起深夜中听到的打更梆声……我被她脑子里的离奇意象迷住了，恳求她再讲下去。她站起来，将一匹检验过的白布搬开。在她转过身的时候，我突然看见她的后肩有一只雪白的手印，是一只大手沾了石灰后按上去的。我吃惊地问：
“是谁用肮脏的手拍了你肩膀？”
“我的肩怎么了？”她显得疑惑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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