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外贬功臣：欲使其“悠闲自保”
打天下要功臣，坐江山要忠臣。为巩固李氏家族的统治，唐玄宗李隆基大贬功臣，使其“悠闲自保”。与刘邦和朱元璋疯狂屠杀功臣相比，李隆基要仁慈高明得多，称得上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
唐玄宗李隆基，出生于垂拱元年（685年）八月五日，在父皇唐睿宗李旦再度登基后，李隆基由于功劳较大被立为皇太子，最终继承皇位。在唐玄宗的统治下，李唐王朝进入了一个辉煌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唐朝国力强盛，百姓富裕。天宝元年（742年），国家户数达852万户，人口约4891万人，长安城成为人口众多的国际性大都会。唐玄宗登基后，积极寻求治国抚民、稳定发展的方法，施行政治、经济多方面的改革措施，并取得了重大成果。唐玄宗对宫廷内外、朝野上下和家族关系内部，也进行了一番调整，既展示了他的铁血无情，又表现出温情慈爱的一面。
唐玄宗为了整顿朝纲，先后任用了姚崇与宋璟两人。拜姚崇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进中书令。姚崇革除弊政，深得朝野的好评。唐睿宗时期，姚崇从皇权主义的观点出发，维护时为太子的李隆基的地位，以著名的三点建议，反对太平公主的废黜阴谋，因此遭到贬斥，外任刺史。太平公主势力被消灭之后，唐玄宗起用姚崇。姚崇“以十事上献”，提出了一整套的施政方略，其中重要的内容就是加强皇权。姚崇认为皇权与臣权各有所用，妥善地安置功臣是关系到政局安定的大问题。在姚崇的主张之下，功臣纷纷从高位上下来，不少人外任地方官。
最早被罢免的功臣是郭元振，他后来又被处以流刑。郭元振被处流刑后，并没有施以刑罚。开元元年（713年），大赦后任用其为饶州司马，遭此挫折，心情抑郁而死于赴任途中。
张说先是唐玄宗做太子时的侍读，后来鼓吹太子监国，并献计诛杀太平公主，因功拜为中书令。姚崇上任后，张说被罢职，后又左迁相州刺史，不久，又被他事牵连，再贬为岳州刺史。
刘幽求是六月政变和七月三日事件的主谋者之一，诛杀太平公主后被任命为左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就在张说左迁当天，刘幽求也被贬为太子少保，没有了实权。开元二年（714年），刘幽求讲怨言发牢骚，又被贬为睦州刺史，接着，迁杭州刺史。开元三年（715年）十一月，他在从杭州迁徙到郴州任刺史的路上抑郁愤懑而死。
钟绍京曾参与六月政变，升迁为户部尚书，唐玄宗即位后任命他为太子詹事。钟绍京与太子少保刘幽求一样发牢骚，被降为绵州刺史。后因他事牵连又遭贬为琰川尉，阶封全被收夺，后又迁温州别驾。开元十五年（727年），在东都洛阳入朝拜见唐玄宗时，唐玄宗念起当年他曾立过大功，如今容颜已老，升其为银青光禄大夫、右谕德，后迁少詹事。
王琚是唐玄宗为太子时的旧友，也是七月三日事变的直接参与者，因功被封为赵国公。可是，不久唐玄宗便疏远他。开元二年（714年）二月，王琚与刘幽求、钟绍京同时被贬，为泽州刺史。王琚后又任诸州刺史，天宝以后，又为广平、邺郡太守。
崔日用参与了六月政变，又献计诛杀太平公主。开元初期，出为常州刺史，削实封三百户，转汝州刺史。
魏知古作为唐睿宗时期的宰相时，曾揭发了太平公主阴谋叛乱一事，立了大功，唐玄宗即位后其官至黄门监。开元二年（714年）五月，罢知政事，除工部尚书。
从以上列举可以看出，唐玄宗采纳姚崇的提议将功臣一个个流贬，外刺，罢相。唐玄宗之所以要采纳姚崇之外放功臣的建议，是因为他总结了以往政局动荡的经验教训，为了防止发生的新的动乱，必须将功臣调离朝廷。没有功臣们的努力，唐玄宗难以登上皇位，但是，要巩固皇权，就不能忽视功臣们的一举一动。因为功臣中大多是一些善于搞政变的人物。对于唐玄宗来说，这些人是善变的功臣，而不是踏实的忠君之士。重用姚崇，贬谪功臣，是唐玄宗安定天下的必然方式。
开元四年（716年），贤相姚崇辞职后，宋璟继任仍推行安定皇位的政策。当时，太常卿姜皎及其弟御史中丞、吏部侍郎姜晦当朝做事。姜皎是唐玄宗旧时的好友，曾密议诛杀韦后集团。唐玄宗即位以后，对他极为宠信，这在皇权主义者看来，不是“久安之道”。经过宋璟的多次奏请，唐玄宗将姜皎放归田里，令其自娱自乐。同时，将其弟姜晦迁为宗正卿，解除他的权力，并下诏举以西汉功臣被诛杀的史实为鉴，提倡东汉元勋的“悠闲自保”方式，其实质都是从根本上巩固皇权，防止动乱。只要拥护皇权，不干预时政，功臣们完全可以纵情享受娱乐，永葆富贵。
开元初期功臣外刺，对于巩固皇权起了重要的作用。但唐玄宗并没有一味地贬逐，同时，也做了一些必要的抚慰工作。以此看来，唐玄宗可以称得上是杰出的政治家，他没有枉杀功臣，能够充分肯定别人的功劳，表现了他的宽广的胸襟及宽容的气度，所以才有了后来的外刺功臣重新起用的情况出现。唐玄宗登基初期功臣外刺是必要的，如果不这样做皇位就无法得到巩固。当皇权已逐渐得到稳定以后，唐玄宗又念及他们的功劳，宽容优厚地对待功臣。这样一来，也是有利于政局的安定的。
2.“友爱”兄弟：故作姿态难掩猜忌
大唐江山是李氏家族的江山，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主宰大唐江山的只能是李氏家族中的一家，而决不能是两家或三家。即使是一家的江山，为了皇位的继承，众兄弟还是要拼个你死我活！
唐玄宗即位之初，在韦后势力、太平公主势力已除，功臣安抚之后，政局可以说已经很稳定了，但仍然有被视为不安定的因素存在着，那就是唐玄宗的众位兄弟。在京师长安的有宋王李成器（后李成器改名为宪，封为宁王）、申王李成义（即李棇）、邠王李守礼、岐王李范、薛王李业等，他们声望特别高，称为“五王”。宋王李成器是唐玄宗的同胞大哥、申王李成义是唐玄宗同胞二哥、邠王李守礼是唐高宗李治之孙、章怀太子李贤次子，名分非常特殊。岐王李范、薛王李业曾分掌左、右羽林军，后来又参与讨杀太平公主之后而立功，地位非同寻常。五位王爷在当时的条件下虽然没有觊觎皇位的野心，但他们的特殊名分和在皇室中的地位，很容易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如果处理不得当，极易成为皇位不稳固的潜在因素。为此，姚崇、宋璟曾建议削弱宗室诸王的权力和地位，结果却不了了之。
唐玄宗为了控制皇族宗亲的财力，对食封制度进行了一些改革。唐中宗时期宗室王、公主的封户倍增，神龙以后至开元初年，每次政局动荡之后，新执政者为施恩惠，都会大加赏赐。于是诸王、公主的封户节节上升。按唐朝开国初年的制度，亲王食实封800户，最多也就1000户。公主300户，长公主可加300户，最多也不过600户。唐高宗以后，武则天所生的诸王、公主，食封都超过祖制，相王李旦和太平公主封户都达3000户；唐中宗初期，相王和太平公主同至5000户，安乐公主为2000户；后相王增至7000户，安乐公主增至3000户。其他亲王、公主也多在千户以上。唐睿宗时，太平公主又猛增至10000户。唐玄宗即位也毫不例外地要施恩于诸亲王。宋王李成器为5500户；岐王李范、薛王李业为5000户；申王李成义为4000户；邠王李守礼为1800户。公主食封都达1000户。国家的租调大量落入诸王贵戚的家中，政府的财政收入却大大减少，百姓的负担成倍增加。针对此种情况，唐玄宗规定：封家的租调一律改归政府，合在租庸调内统一征收，然后在京师由太府根据封家的食封户数，统一发放，避免诸王贵戚直接向封户征收。这样，原宗室诸王、公主“衣食租税”的特权便产生了某些变化，向封户无限止的剥削行为有了限制。
对于诸王、公主的封户数，唐玄宗又进一步加以限制。在开元以前已封出的，保留其封户数；开元以后，规定皇子封王者赐封2000户，皇女为公主者赐封500户，都约以3000户为限。所谓积重难返，唐玄宗在对封户数的限制方面，措施并不彻底，并没有恢复到唐初亲王800户、公主300户，限以1000户的程度。但是，能够减免改革已是很不简单了，因为唐玄宗必须适当地对亲王、公主做出妥协，才能取得他们的支持。
唐玄宗同时又调整了封户的人丁数，原先封户人丁皆三丁以上，称之为“真户”。封户的租税，食实封者十分取九，一分上交朝廷。然而由于封户的人丁数没有限度，因此，刺激了食封者千方百计取多丁者为封户，使一些贪婪者有机可乘，太平公主、安乐公主就是如此。唐玄宗针对这种制度上的弊端，规定封户以三丁为限，租赋全入封家。这就堵塞了漏洞，使朝廷可以控制食封者的实际租税额。
除了对宗室诸王在食封上进行控制之外，唐玄宗还“伺察诸王”，甚至进行了“立约禁止”之事。唐玄宗并非嫡长子，却得以继承大统，他内心深处对兄弟诸王颇有猜忌。唐玄宗时常暗中派人侦察宁王李宪的行动，当他知道宁王迷醉于音乐，也就稍稍放心了。唐玄宗还明文禁止诸王的某些交往。诸王与朝臣的“交结”会造成麻烦，有碍于皇位的稳固。立约禁止，正是唐玄宗担忧心理的反映。
有一次，张说与岐王李范联系时，恰好被姚崇遇到。姚崇找机会在殿谒见唐玄宗，提到了此事。当时，重臣与皇族宗室交往是触及唐玄宗皇权统治的极敏感话题，唐玄宗当然不能轻易放过，便毫不客气地将张说贬为相州刺史。开元八年（720年），光禄少卿、驸马都尉裴虚己和岐王李范游宴，唐玄宗得知此事后，将裴虚己流于岭外新州，并判公主离婚。与此同时，对参加游宴的万年尉刘庭琦和太祝张谔也作了处理，分别贬逐。但是，唐玄宗并没有因为这些事追究岐王李范，在唐玄宗看来，诸王与群臣“交结”无疑是危害皇权的大患，绝不是小事。然而，严惩的却是“趋竞之辈”，因为这些人往往仰仗宗室成员为靠山，无事生非，制造祸端。只要将他们严加处置，也就不会有“交结”问题了，也就无需责及兄弟了。
接下来，又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内直郎韦宾和殿中监皇甫恂“私议休咎”，结果被揭发出来。对此，唐玄宗是决不仁慈宽贷的，立刻下令杖杀韦宾，左迁皇甫恂为锦州刺史。韦宾是薛王李业的妃子的弟弟，王妃韦氏担心受到牵连，降服待罪，薛王李业也不敢入谒唐玄宗。唐玄宗听说后急令召见薛王，李业来到殿廷阶下，欲进不前，惶惶请罪。而唐玄宗却走下台阶，拉着他的手安慰一番，表现出并没有对兄弟的猜忌之心，共同携手入内进宴。后又安慰薛王李业的王妃，恢复她的地位。韦宾事件，暴露了唐玄宗时期皇室内部的勾心斗角。
这些接二连三的事，使唐玄宗对宗室兄弟的防范心理由猜忌到了提高警惕的程度。开元十年（722年）九月，唐玄宗重申禁约，不仅禁止诸王与群臣的“交结”，而且禁止皇亲国戚之间的“交结”。尤其是裴虚己事件之后，他对驸马都尉也严加管教，不准他们与朝廷要官往来，以免搬弄是非。
唐玄宗对待兄弟诸王，一方面是猜忌、伺察与防范；另一方面则是大力鼓吹“友爱之道”。所谓“友爱”之道，突出地表现为以下几种姿态。唐玄宗诸兄弟的青少年时代是在“五王宅”里度过的。那时的生活情景成为此时唐玄宗鼓吹“友悌”的话题。开元初，“帝友爱至厚，殿中设五幄，与五王处，号五王帐。”显然，“五王帐”是从“五王宅”脱胎而来的。自兴庆旧宅改为宫殿后，诸王自然不能住在原处了，于是，唐玄宗赐宁王李宪和薛王李业宅于胜业坊，申王李成义和岐王李范宅于安兴坊，“邸第相望，环于宫侧”，这样的布局有兄弟共处的深刻含意。唐玄宗打理朝政的闲暇时间，常与诸王登楼同榻欢宴，礼仪好像家人一般。有时，还亲自去往诸王邸第，赏赐他们金帛。唐玄宗为了表示与兄弟诸王永远共同分享富贵，将自己服用的丹药也分赠给诸王。
唐玄宗几乎给每个兄弟都赠谥了“太子”封号，史上罕见，这是一种特殊的“友爱”姿态。开元十二年（724年）十一月，申王李成义病逝，唐玄宗追赠其为“惠庄太子”。开元十四年（726年）四月，岐王李范病逝，唐玄宗追赠其“惠文太子”。开元二十二年（734年）七月，薛王李业病逝，赠谥其“惠宣太子”。唐玄宗久历政变与动乱，为了皇位的稳定，有必要为了宣扬“孝友”而赠谥诸王兄弟以“太子”封号。这其中又以对待长兄的态度最能表现出唐玄宗的“友爱”之情。唐玄宗当年能够成为太子是因为身为嫡长子的大哥李成器相让的结果，这一点唐玄宗是永远不会忘记的。唐玄宗经过暗中考察，对这位长兄非常放心，因为宁王一不干涉时政，不任以职事；二不与群臣交结，专以声色娱乐。申王、岐王、薛王先后去世，只有宁王李宪一个人还健在，唐玄宗更加恩待他。到了宁王病逝时，唐玄宗悲涕交集，追谥为“让皇帝”。不能不说唐玄宗表彰长兄的谦让精神，也是他出于巩固皇位的需要而做出的一种姿态。
在皇权这个问题上，唐玄宗是极为警惕的，他不担心诸王们的享乐，他只担心他们会有所企图。因此，安于享受荣华富贵的兄弟他便十分放心，因为越是如此，唐玄宗的皇帝宝座越是坐得安稳。同时，为了掩盖真实的内心，他又做出优待兄弟的表面文章，真可谓煞费苦心了。
3.掌控禁军：以忠诚之仕确保帝王安危
唐玄宗对北门禁军的控制，是其即位以后巩固皇权的一个重要措施。唐玄宗非常清楚地认识到，历次政变无不与禁军有关。要防止“祸变”再起，保障稳定的统治秩序，就一定要牢牢地控制住禁军。
先天二年（713年）十月十三日，唐玄宗在骊山脚下搞了一次夸张的阅兵仪式。此仪式是吸取了“祸变”教训而采取的行动，除了向动乱势力示威外，更使皇权的威势大大地伸张起来。在这天的演习中，唐玄宗以突然袭击的方式，解除了功臣郭元振的兵权。郭元振早在武则天时就是一员名将，后来于西土边陲立功，唐睿宗即位后他官至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先天二年（713年），参与七月三日事变，又立了大功。可是，事隔仅三个月余的这次阅兵式上，唐玄宗便以“军容不整”的罪名，将他流放到了新州。
与此同时，唐玄宗以“制军礼不肃”为由，宣布处斩给事中、知礼仪事唐绍，此举意在树立威信，并不是真的想杀唐绍，然而金吾卫将军李邈没有领会唐玄宗的真实用意，立刻宣敕，将唐绍斩了。倒霉的唐绍就这样冤死了。
禁军的叫法远在唐高祖时就有所谓“元从禁军”之说。唐太宗时期开始在玄武门设左右屯营军，称为“飞骑”，又从中挑选骁勇体健者，称为“百骑”，作为皇帝的护卫队。龙朔二年（662年），北门（玄武门）左右屯营正式改名为左右羽林军；景龙元年（707年）七月，由于太子李重俊政变与“千骑”有牵连，故作了一次整顿，改名为“万骑”。以上的“千骑”与“万骑”都是皇帝的护卫队，它们隶属于羽林军，没有独立的编制。此外，还有“飞骑”。唐玄宗为太子时发动六月政变那天，韦后就是逃入“飞骑营”而被杀的。这“飞骑”是指羽林军中的骑队，与贞观时期“飞骑”名同而实质有差别。
景云二年（711年），李隆基为太子监国时，由于“万骑”有讨诛韦后的大功，地位急剧上升，而且人数众多，增设了“龙武将军”名称，以统率“万骑”。首次组建了北门四军，即左、右万骑与左、右羽林军，从前隶属于羽林军的左右万骑两营，如今正式有了独立的编制。龙武将军任用的都是一些功臣，所以称为“唐元功臣”。北门四军的组建与扩大，对于诛灭太平公主势力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开元时期，由于边防军事上的需要，左右羽林大将军常率众在外，禁宫宿卫主要由左右万骑负责。龙武军的建置是从羽林军中分出来的，唐玄宗非常注重北门禁军将领的选择。陈玄礼初为万骑营长，因淳朴自检又参与过六月政变，立了大功，唐玄宗任命他统率北门禁军。将左右万骑营归于龙武军管辖，说明唐玄宗对万骑态度的变化。从开元晚期至天宝末年，龙武大将军陈玄礼如忠诚的卫士，一直守护着唐玄宗的安全，哪怕是“马嵬兵变”时，他依然如此。
飞龙禁军是又一支特殊的禁卫力量。飞龙禁军作为唐玄宗仪仗内的卫队，是由宦官高力士掌握的。高力士是唐玄宗最宠信的宦官，也最忠心于唐玄宗。天宝十一载（752年）四月，邢缚企图策动龙武万骑作乱，杀李林甫、陈希烈、杨国忠等人。被告发后，邢缚率党徒数十人，持弓刀格斗，走到皇城西南角，被高力士率领的飞龙禁军四百余人斩首，后余党都被擒。可见，高力士率领的飞龙禁军起了重要的作用。
通过对禁军的控制，唐玄宗在位四十多年基本上“天下太平”。这些都是因为唐玄宗知人善任，将自身的生命安全交给最亲信的人，让最忠诚的人掌管禁军，才使得政局安定，皇权巩固。
4.废后不立：控制内宫势力
唐玄宗拨乱反正，整顿朝纲，锐意进取，大量改革，使李唐王朝各方面都蓬勃发展起来，然而，与此不相适应的却是唐玄宗的后宫之中出现了争宠事件。
唐玄宗登基时立原配夫人王氏为皇后。王氏在唐玄宗诛杀韦后、除掉太平公主时都“颇预密谋，赞成大业”。王氏的父亲王仁皎与同胞兄长王守一都是这几次冒险活动的积极参与者和支持者。唐玄宗对这两位外戚极为善待，王仁皎迁开府仪同三司、封祁国公，王守一娶唐睿宗的女儿薛国公主为驸马都尉。王皇后婉淑贤顺，宫中上下衷心拥戴，但唯一的遗憾是王皇后一直没有为唐玄宗生下一男半女。随着后宫妃嫔宠姬不断增多，王皇后越来越受到唐玄宗的冷落。唐玄宗即位不久便宠上了武惠妃，他对武惠妃百般宠爱。武惠妃是武则天的堂侄、恒安王武攸之的孙女，年幼时便被选入掖庭。她的长相举止与武则天有些相像，聪明秀丽，能曲意承欢，唐玄宗非常喜欢她，武惠妃逐渐变成专宠专房。武惠妃恃宠后便想取代王皇后。王皇后见武惠妃野心勃勃，有些看不顺眼，就对唐玄宗发牢骚。她言多不免有失，引起了唐玄宗的反感。过了几年，武惠妃接连生下几个皇子，越加骄横，常向唐玄宗搬弄是非，使唐玄宗生出废后之念。好在王皇后日常对手下人都很仁爱，宫中没有人说她的不是，唐玄宗也无计可施，任凭武惠妃软语硬磨，他也没有强行废立。
谁知王皇后的哥哥王守一见妹妹的中宫地位动摇，极为不安。王守一为了帮助王皇后改变现状，就劝她行厌胜之术，希望能从旁门左道谋求生路。这一法术从汉魏以来较为流行，但在宫中却是被明令禁止的，唐律中更将“造畜蛊毒、厌魅”定为十恶罪之“不道”。王皇后冒险按照哥哥出的主意去做，她也认为如果自己能怀上龙种，必然可以打击一下武惠妃的嚣张气焰。没料到这事却被武惠妃的心腹探知，武惠妃心中暗自高兴，趁机向唐玄宗告发。开元十二年（724年）秋，唐玄宗亲手起草敕书，把王皇后废为庶人，又逼王守一自杀。王皇后既后悔又伤心，在冷宫抑郁成病，于当年十月便去世了。后宫上下念及王皇后的为人，大多为她的死悲痛落泪。唐玄宗见此，也难免有些后悔，下令以一品之礼将王皇后安葬于长安无相寺。直到三十多年后唐代宗李豫即位，才重新尊其为皇后。
过了两年，开元十四年（726年），太子李瑛的生母赵丽妃又突然死去。宫闱之中，不断泛起的阵阵涟漪，显然都与中宫之位有关，唐玄宗此时向朝臣提出立武惠妃为皇后。没想到大臣们多数都表示竭力反对，他们说：“与武氏家族乃不共戴天之仇，岂可以为国母！”有的则认为武惠妃不是太子生母，若立为皇后，她自己有儿子，势必动摇储君之位。显然，武韦之乱尽管已平息了近二十年，但人们仍然心有余悸，记忆犹新。武韦集团那种“干纪乱常，递窥神器”的狰狞面目，如历史的阴影从没有消失。大臣们还特别指出了惠妃的再从叔武三思和再从父兄武延秀的名字，实际上影射的还是武则天。武则天在当时人们心目中的形象，与武三思之流虽有区别，然而，武氏对于李唐宗室的祸害，肇始于武则天立为皇后一事，这是人们的普遍认识。唐玄宗对武惠妃的迷恋不管到什么程度都无关紧要，但如果想立她为皇后，就等于让李唐宗室重温武氏家族的噩梦，这是朝臣们坚决不能允许的。以武惠妃的身世背景，唐玄宗不愿冒险激起朝中对武周政治的痛苦回忆。作为一位成熟的政治家，他深深懂得根本没有必要因为立武惠妃为后一事与朝中大臣闹翻，因为他现在的局面完全不同于当年唐高宗立后之时。唐玄宗感到历史留下的阴影太过深刻，如果强行册封武惠妃为后，是大多数大臣和士大夫所不能接受的，势必引起政治波动。唐玄宗将立后之事搁置起来，但是，对武惠妃的宠遇却一如既往，在宫内武惠妃完全享受着皇后的一切礼遇，俨然是事实上的尊贵皇后。这是唐玄宗给她的一种政治待遇与生活礼遇。武惠妃一直到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十二月死前，都没有获得皇后的名分，在她死后唐玄宗追赠其为“贞顺皇后”。
唐玄宗时期废王皇后不立，其后中、晚唐时期，皇后要到死后才得以加谥，只有唐肃宗在安史之乱中立张氏为皇后，唐昭宗在唐末混乱之际立何氏为皇后，其他如唐玄宗宠爱的杨玉环，只是加贵妃的封号，并不给皇后的名分，再如，唐德宗皇后王氏是在她死的当天册立的，如唐宪宗懿安皇后郭氏等也都是死后加册的。
5.明皇手段：以俭治国，毁财树威
为了巩固李氏家族的统治，唐玄宗李隆基不得不做出个节俭的样子，以此来蒙骗天下。
唐朝初年，由于久经战乱，社会经济异常凋弊，因而，自皇帝以至臣民都崇尚节俭。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社会生活的稳定，统治阶级的消费观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自武则天执政后，奢靡之风愈演愈烈。
延和元年（712年）唐玄宗李隆基继位，为向天下人表示以俭治国的决心，他采取了一项惊人的行动。开元二年（714年）六月，唐玄宗下令将收缴来的太平公主的玉制宝物，以及宫中珍物，在宫中庭院公开销毁。只见一股股烈焰腾空而起，噼叭作响，浓烟蔽空，宦官们将一匹匹色彩斑斓的绫罗绸缎、一捧捧绝美的珠玉饰物投入火中，卫兵还从库中将宝物不断运来，供人焚烧，唐玄宗亲自监督。
唐玄宗的这把火，烧掉了数以千万的财富，为唐玄宗树立了以俭治国的形象，警告官僚不要崇尚奢侈之风，从而为“开元盛世”的创造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只可惜唐玄宗骨子里也是奢靡之君，他在决然焚毁宫中珍宝玩物之后，又开始了自己的搜刮过程，而且变本加厉。他所开创的“开元盛世”昙花一现，李唐王朝在他的统治后期逐步走向了衰落。
6.一日诛三子：最难皇家骨肉情
封建时代，为了争夺至高无上的皇权，宫闱内手足相残、同室操戈的惨剧时有发生。精明能干如李隆基，也不能幸免权力对骨肉亲情的分离和对人性的扭曲。
在李唐王朝的皇帝中，唐玄宗李隆基的子女数量是最多的，他有三十个儿子、二十九个女儿。唐玄宗为了控制儿子们在政治上的经营，特意在长安和洛阳两京修建了十王宅、百孙院，并改变了以往皇太子居住在东宫的制度。自东汉以来，东宫就是皇太子的代名词，唐玄宗东封泰山以后，不再让太子居住在东宫，而是移居于皇帝起居所在的“别院”，改变了数百年来沿袭的旧制，这对皇位继承制度和国家政治体制产生了巨大影响。此外，唐玄宗还营造了兴庆宫，取代长安太极宫和洛阳大明宫成为新的政治中心，并改变了往日长安宫城的布局，对唐朝中央中枢政治的运作产生了重大影响。
唐玄宗初立太子是在开元三年（715年）正月。当时既非嫡出、又非长子的李嗣谦（开元二十五年七月改名为李瑛），是唐玄宗为藩王时的宠姬赵丽妃所生。赵丽妃因“有才貌，善歌舞”而得唐玄宗宠信。唐玄宗刚即位时，赵丽妃宠冠后宫，李瑛被册立为皇太子，他是唐玄宗的第二个儿子。后来，由于赵丽妃失宠，武惠妃得宠，李瑛的皇太子地位岌岌可危。武惠妃想成为皇后，而太子李瑛的存在，是大臣们反对立她为后的重要理由之一。另一方面，不另立太子，即使她将来当了皇后，地位也是不稳固的。因此，搞垮太子瑛对武惠妃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开元二十四年，太子李瑛已年近三十岁。唐玄宗第五子鄂王李瑶、第八子光王李琚，是诸皇子中“有学尚才识”者，特别是光王李琚表现更突出，“有才力，善骑射”，曾受到唐玄宗的眷顾和青睐。鄂王李瑶、光王李琚，因“同居内宅，最相爱狎”。鄂王李瑶的母亲是皇甫德仪，光王李琚的母亲是刘才人，都是唐玄宗为临淄王时“以容色见顾”，后都因武惠妃专宠而渐遭疏薄。武惠妃得宠以后，便开始为儿子的政治地位经营。子以母贵，唐玄宗的第十八子，即武惠妃所生的寿王李瑁越来越得到器重。武惠妃在宫中气势凌人，使太子李瑛备感郁闷。鄂王李瑶与光王李琚在十王宅的诸王之中关系最为亲密，二人与太子李瑛常在一起，言语之间，不免流露出对武惠妃的怨恨。宫廷内部的关系是复杂的，三人的怨恨之言被武惠妃的亲信捕捉到了。武惠妃的女儿咸宜公主的驸马杨洄受武惠妃指使，暗中监视太子李瑛等人的言行举动，然后进行汇报。年末，太子李瑛与鄂王李瑶、光王李琚在“内第”相聚，又心生抱怨，牢骚很多，杨洄探知后告诉了武惠妃。于是，武惠妃便向唐玄宗告状，说太子暗中结党，拉拢亲信，想加害她们母子，甚至指斥唐玄宗。唐玄宗听后大怒，把宰相找来，商议废除太子李瑛以及惩治鄂王李瑶、光王李琚。
这时，任宰相的有中书令张九龄、侍中裴耀卿和礼部尚书、同平章事李林甫。张九龄听了唐玄宗的意见，认为这是唐玄宗由于偏爱武惠妃而迁怒于无罪无辜的太子李瑛及鄂、光二王，便规劝唐玄宗说“太子天下本”，不能一点小事便废黜。唐玄宗见张九龄力加反对，心中很不高兴。但废立太子毕竟是朝廷大事，皇帝虽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终究还是要取得宰相大臣们的支持才能行事，所以唐玄宗只好忍下。在张九龄担任宰相期间，太子李瑛及鄂、光二王都没有遭遇不测。唐玄宗本来很赏识张九龄的文才，但由于宠妃武惠妃、奸相李林甫两个人的内外夹击，他对张九龄日渐冷淡了起来。过了一段时间，奸相李林甫找了个机会使唐玄宗将张九龄贬为荆州长史，李林甫取而代之当上了中书令。
开元二十五年四月，杨洄又诬告太子李瑛、鄂王李瑶、光王李琚与太子妃兄驸马都尉薛锈“潜构异谋”。唐玄宗又召宰相商议。这回，发言权在李林甫手中。当唐玄宗首次找宰相们商议废太子时，李林甫一言未发，表明他不同意张九龄等人的意见，可碍于张九龄是中书令，又不好当面反对，特别是见到唐玄宗因张九龄的反对而不敢下决心时，他更不敢公开表态。所以此次退朝后，李林甫即对颇有权势深得唐玄宗宠信的宦官高力士说：“此主上家事，何必问外人。”把太子废立说成是皇帝的“家事”，意思是要唐玄宗自己拿定主意，不必征求宰相们的意见。原来李林甫早已暗中投靠武惠妃。还在未担任黄门侍郎以前，李林甫见武惠妃爱倾后宫，寿王李瑁特见宠异，便进行政治上的钻营投机，通过宦官向武惠妃献媚“愿保护寿王”。通过武惠妃的关系，唐玄宗对李林甫“眷遇益深”，开元二十二年，即以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列于相位。那时，李林甫毕竟位在中书令张九龄之下，还不敢当面顶撞张九龄，只能搞暗的一手。此时，张九龄已被贬出朝廷，李林甫大权在握，在他的支持下，唐玄宗终于下定决心，将太子李瑛与鄂王李瑶、光王李琚废为庶人。废太子李瑛等三人为庶人的制书是由宦官奉命宣布的，唐玄宗似乎要表示此事确实是他自己的家事，所以不必到朝廷上去宣布。不久，太子李瑛、鄂王李瑶、光王李琚三人又被赐死于京师城东。一天之内，三位皇子被送上茫茫黄泉路，朝野上下大为震惊。天下百姓都认为他们冤死，为他们怜惜，史书上称此为“三庶之祸”。
李林甫与武惠妃相勾结，终于将太子李瑛废黜了，接下来，武惠妃便打算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就在武惠妃想说动唐玄宗册立寿王李瑁为太子的时候，不巧她却得了重病。她病得如一个狂人般大叫“三庶人饶命”，闹得宫中鸡犬不宁。三庶人就是太子李瑛和鄂王李瑶、光王李琚三人。唐玄宗知道后，也有些害怕，不敢册立李瑁为太子，同时也非常后悔自己不该一时发怒而杀掉三个亲生儿子。到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十二月，武惠妃病势越来越重，不久就死了。显然，这时宫闱间的斗争开始与朝廷中官僚集团间的矛盾交织在一起。这种勾心斗角的方式是封建社会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斗争的普遍现象。
开元二十五年的大半年中，唐玄宗并没有对太子人选轻率地做出决定。十二月武惠妃死后，他也没有轻易地下定决心，内心仍在诸皇子间反复权衡着。继承人不能最终确定，这使唐玄宗大伤脑筋，寝食不安，茶饭无味。后来，在他的心腹宦官高力士“推长而立”的提醒之下，唐玄宗于开元二十六年（738年）选定了皇三子忠王李玙为太子，即后来的唐肃宗李亨。
7.奸相当道：口蜜腹剑，试图扳倒太子
太子之争是李氏家族内部的皇位之争。但是，太子之争往往又与李氏家族外部的种种势力交织在一起。因此，太子之争不完全是李氏家族内部的皇位之争，更是各既得利益集团的权力之争。
唐玄宗在痛失三子之后，对册立太子一事极为慎重。当时，宰相李林甫因为与武惠妃相勾结，在武惠妃死后，他仍然主张立寿王李瑁为太子。李林甫是个巧用心计，善于整人的奸相，“口有蜜，腹有剑”的典故说的就是他。张九龄被罢相后，李林甫便当上了中书令，由于他的专权，唐朝开国时的谏官议政制度都被取消了。李林甫不择手段排斥异己，屡起大狱，加深了李唐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
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六月，忠王李玙被立为太子，天宝三载（744年）二月，改名李亨。李林甫最初竭力主张立武惠妃生的儿子寿王李瑁为太子，想不到在武惠妃死后，唐玄宗却依高力士之见改变了主意，立李亨为太子，这使得身居宰相重位、握有国家大权的李林甫非常尴尬，他非常担心新立的太子因为他的政治立场而对他进行报复。
太子李亨在政治上处于有利地位，只要不出现重大的差错早晚会继承皇位。但是，他当时的境遇内受制于唐玄宗，外朝又是极难对付的李林甫，如果顺其自然，势必受制于人，坐以待毙。废太子李瑛的悲惨下场，就在他的眼前。因此，他开始悄悄地培植自己的势力。太子李亨清醒地认识到，朝廷中有些官员为了对付李林甫的专权，必定会自然而然地逐步汇聚到自己的周围来，但是，自己羽翼未丰，行动必须十分小心谨慎。
太子培养的私党主要有韦坚、李适之、皇甫惟明和王忠嗣等人，其中最活跃的是韦坚。韦坚是太子妃兄，负责江淮租庸转运，因为通漕有功为唐玄宗所宠信。韦坚又与李适之友善，李适之是李承乾的孙子，李承乾即是唐太宗时期的废太子。李适之时为左相，他与李林甫矛盾很严重。韦坚交结了李适之，就使太子李亨在朝廷相臣中，取得了一位重要的支持者。此外，太子李亨的势力范围还有西北军镇。
唐玄宗时，由于边镇战争的长期性，天下军镇逐步演变形成三大军事集团。西北包括安西、北庭和河西、陇右、朔方等节度使，其任务主要是防御突厥、吐蕃、大食等；河东节度使在天宝初期以前，常参与防御吐蕃或突厥的战争，因而它也属于西北军事集团。东北包括范阳、平卢节度使，其任务主要是防御奚、契丹两族，河东节度使于天宝后期转属于这一集团。西南方面主要是剑南节度使，其主要任务是防御吐蕃和南诏等。各军事集团的镇将为了自身的利益，都分别在朝廷中寻找靠山。同样，朝廷官僚集团中的人物为了巩固自身的地位，也要在军镇集团中寻找支持者，有些人更直接兼任边镇的军事长官。于是，朝廷中不同官僚集团与边镇军事集团纠结起来，互为倚靠，而且壁垒森严，各有一定的势力范围。天宝以后，东北诸镇为安禄山所领，安禄山与李林甫关系十分密切，并且是受其控制的，因而东北诸镇自然是李林甫集团的势力范围。西南边帅为章仇兼谅和鲜于仲通，与杨国忠关系密切，自然是属于杨国忠的势力范围。西北诸镇，在开元末李林甫虽曾遥领过河西、陇右节度使，但时间不长；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驻镇这一地区主要的将领是王忠嗣和皇甫惟明，所以西北军镇成了太子李亨的势力范围。也许是唐玄宗想利用西北诸镇的军事力量牵制东北安禄山的军事力量，所以不让李林甫插手，致使西北诸镇逐渐落入太子李亨集团的控制之下，这也很可能是唐玄宗有意安排的，目的是使边镇各军事力量互相牵制，以便于自己操纵控制。西北军镇的地位十分重要，其兵力大大超过东北和西南军镇的兵力。皇甫惟明、王忠嗣拥护太子李亨的态度又是非常明朗，因此，不能不使李林甫紧张起来。他感到有必要及时采取措施，阻止太子的势力进一步发展。
天宝五载（746年）正月十五，一场倾覆太子私党的大狱，便由李林甫发动而起。这一天，正是长安一年一度的观灯佳节，入夜，太子李亨出宫门去长安街中游乐，途中正好与韦坚相见。紧接着，韦坚又和皇甫惟明“会于景龙观道士之室”。李林甫早已派遣杨慎矜监视韦坚等人的行动，所以这一切都被杨慎矜掌握。李林甫得到报告后即刻向唐玄宗奏明，控告韦坚与边帅皇甫惟明结谋，“欲共立太子”。唐玄宗借口韦坚“干进不已”、皇甫惟明“离间君臣”等罪名，对其大加责罚，太子李亨的几个主要党羽都遭到了贬抑。唐玄宗此时的态度比较克制，他不想株连过多的人，罪状毕竟不十分明显，他还在静观形势的进一步发展。
韦坚被贬为缙云太守，皇甫惟明贬为播川太守，李适之则被罢去左相职务，降为太子少保。到了这年的年底，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太子良娣杜氏的父亲赞善大夫杜有邻，与女婿左骁卫兵曹柳勣都在太子李亨手下做事。柳勣喜交结豪俊，与淄川太守裴敦复，以及当时名士北海太守李邕、著作郎王曾等，皆结为友。后柳勣与杜有邻不和，于是诬告杜有邻与太子交结，说唐玄宗的坏话。唐玄宗下令严加查办，查下来柳勣乃是首谋。于是，杜有邻、柳勣、王曾等都被杖死于大理寺。太子李亨被迫将良娣杜氏逐出为庶人。裴敦复与李邕被李林甫的爪牙杖死，邺郡太守王琚，就是当年唐玄宗的亲信、开元功臣，因与李邕是旧交，也受牵连被贬江华司马。此案一出，“中外震栗”，影响非常大。李林甫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启奏唐玄宗分遣御使将已贬出京师的太子李亨的党羽，统统“赐死”，以除后患，唐玄宗表示同意。于是，皇甫惟明和韦坚兄弟等人在贬所被杀；李邕在青州被杀；李适之在岭南自知性命难保，服药自杀；王琚在江华也赶忙服药而亡；后来，李适之的儿子李霄迎父丧至洛阳，也被李林甫诬告害死；还有给事中房瑁曾与李适之友善，也被贬宜春太守。
奸相李林甫对韦坚恨之入骨，将他杀了后还不罢休，又派人沿着漕河在中原及江、淮州县，罗织韦坚主持漕运时的所谓罪行。结果，遭殃的是一大批无辜小吏和平民百姓，许多人死于非命。这场冤狱闹得漕河沿途的州县鸡犬不宁，直到李林甫死后，才算了结。
8.宠遇杨氏：外戚专权，终招大祸
周幽王博褒姒一笑而亡国。千年之后，唐玄宗李隆基博杨妃一笑，导致外戚专权，终招大祸。结果，使李家江山由盛而衰。
唐玄宗最宠爱的武惠妃死后，他内心极度忧伤。高力士不愧为唐玄宗的“老家奴”，他见唐玄宗如此忧郁，便四处寻找绝色佳人，以便能够使唐玄宗再回到从前的振奋状态。于是，唐玄宗那倾国倾城的儿媳杨玉环便出现在了高力士的眼中，杨玉环便是武惠妃的亲生儿子寿王李瑁的妻子。在高力士的操纵下，寿王妃杨玉环进了道观号为“太真”，接着又被唐玄宗纳为贵妃，成为名正言顺的妃子。杨贵妃与当年的武惠妃相仿，所享受的待遇与皇后的级别是一样的。
俗话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自从杨玉环被册封为贵妃，受到唐玄宗宠爱后，不只是她家里的兄弟姐妹各有册封，就是她的远房亲戚也跟着沾光。杨国忠便是杨贵妃的远房哥哥，原名杨钊，他的祖父与杨贵妃祖父是兄弟。当时，李林甫因为杨国忠是皇亲国戚，经常出入宫廷，他的话唐玄宗多半都听，所以，就把他拉做自己的帮凶，先是提拔他当监察御史，后来，又提拔他做度支郎中兼侍御史。他没想到的是杨国忠同样野心勃勃，善于耍弄权术与诡计。最早，杨国忠依附李林甫一派势力，参与制造冤案，随着他官位的提高，便有了谋取宰相之职取代李林甫的野心。
杨国忠见杨贵妃渐渐得宠于唐玄宗，便和她的姐妹兄弟勾结在一起，形成一股外戚集团势力，肆意干预朝政，致使政事加速腐败。朝廷上由于李林甫的长期排斥异己、专断朝政，矛盾本来已经十分激化，再加入以杨国忠为首的一股恶势力，统治阶级的矛盾就更加尖锐，因而朝政的腐败越发不可收拾。对唐玄宗来说，宠遇杨氏外戚，当然源于取悦贵妃杨玉环。然而，这种宠遇已大大超过了应有的限度。一般情况下，唐玄宗授予外戚的官职，仅限于闲职、散官，如最初对王皇后的亲属，后来对武惠妃的家属，都是这种官职。但此时，对杨贵妃的外戚一族，唐玄宗却大开禁网，授予朝廷实职、要职，任凭他们的权势不断扩大，尤其是对杨国忠重加擢升任用。唐玄宗逐渐疏远李林甫，扶植杨国忠，一方面是借以牵制李林甫的专权；另一方面也为取代已经衰老了的李林甫作准备。让大臣相互掣肘，这是唐玄宗惯用的手腕，然而，唐玄宗的这种意图，却使得李唐王朝才出虎穴，又入狼窝，大权从一个奸相手中转移到了另一个奸相手中。
在唐玄宗的扶植宠遇之下，杨国忠终于达到目的，爬上了位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朝中大臣们都很惧怕他。天宝十三载（754年），杨国忠因为陈希烈是李林甫的旧人，就把他排挤出相位；同时他看到文部侍郎韦见素软弱可欺，较容易控制，便建议唐玄宗任命韦见素为宰相，唐玄宗答应了他的请求。韦见素上任后，基本上不敢议论朝政，只是明哲保身。这跟当年李林甫任用陈希烈为宰相的想法一样，都是想自己一人说了算。朝堂上如此，地方上杨国忠也是到处安插自己的亲信党羽，如派司勋员外郎崔圆任剑南留后，实际行使节度使职权，以协助他管理西南各地；又任投靠他的魏郡太守吉温为御史大夫，担任京畿、关内采访等差使，帮助他控制京畿地区，从而形成了进退可据的势力网。杨国忠完全继承李林甫上午已时（上午十一点）回家的做法，甚至回去得更早。大小政务，他一个人说了算，对国事的处理极度轻率；在选拔人才方面，杨国忠任人唯亲，完全以自己的好恶为评判标准。他提出：“文部选官时，要以资历而不是才能为标准，凡有空缺，按资历高低授官。”他这样做，是为了笼络人心，一批因各种原因不能晋升而久久担任原职者，按照杨国忠的建议都升迁了，他们喜出望外，对杨国忠也就感恩在心，自然成为他的拥护者。
杨国忠受到唐玄宗宠信的同时，还有一个人也是朝中的红人，他就是安禄山。唐玄宗时期在东北边疆的心腹大患是奚、契丹“两蕃”，由于大唐帝国在西北实行进攻的态势，在东北实行防守，如何有效抵御“两蕃”的肆扰便是唐玄宗对范阳、平卢节度使寄予的无限期望。安禄山贿赂朝廷官员，攀附宰相，赢得唐玄宗的信赖。他又不惜多次设宴诱骗契丹人，待其醉酒后便将军将活埋，再将首级命人送往京师，以此来赢得唐玄宗的欢心。每当有人向唐玄宗提到安禄山的不好时，唐玄宗就非常不高兴。即使他信任的杨国忠和皇太子李亨劝他不要对安禄山那么宠信，他也没有放在心上。安禄山通过各种手段来讨好唐玄宗，甚至不惜装傻犯糊涂来赢得唐玄宗的信任。由于唐玄宗对他的信任，天宝十载（751年）安禄山担任河东三镇节度使。天宝十三载（754年）正月，唐玄宗又任命他为左仆射，赐他一个儿子三品官、另一个儿子四品官。同年二月，唐玄宗又任命他的部下五百多人当将军，两千多人当中郎将。安禄山以此来收买人心，为叛乱作准备，他的势力相当大。安禄山虽然有各种手段，但是他却十分惧怕老谋深算的李林甫，他害怕李林甫能够揣摩透他的内心世界。因此，李林甫当宰相时，安禄山不敢轻举妄动。杨国忠的威望与政治手腕远不能和李林甫相比，因而，杨国忠想拉拢安禄山，进一步排斥异己的目的没有达到。安禄山根本看不起杨国忠，认为他只能算是一个平庸的官僚政客，资历、能力非常有限，不愿和他平起平坐，同享富贵。眼看着安禄山势力日益壮大，宠遇日增，拉拢不成，又无力制服，杨国忠只好在清除李林甫的残余势力之后，多次向唐玄宗提及安禄山有造反的迹象，他想借皇帝之手除掉安禄山这个对头。唐玄宗认为杨国忠这么说只是出于将相不和，二人争宠的理由，也就没放在心上。杨国忠一计不成，又想一招。他奏请唐玄宗让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兼任河西节度使，哥舒翰向来与安禄山不和，杨国忠提拔哥舒翰的目的是想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以增强哥舒翰的实力，来共同对付安禄山。这种雕虫小技，安禄山一眼就看穿了。如此一来，杨国忠与安禄山之间的矛盾很快尖锐起来。
天宝十四载（755年）十一月，安禄山以讨伐奸相杨国忠为名，与他的部下史思明正式反叛唐朝，拉开了“安史之乱”的序幕。这是唐朝历史上最严重的大动乱。安禄山叛乱的消息传来时，唐玄宗正在华清宫享乐。十二月十三日，东都陷落。河北二十四郡竟无一人抵抗，唐玄宗派往东都的大将无故弃城千里。那些提醒唐玄宗安禄山会造反的人，唐玄宗曾经将他们送到安禄山那里处理，到了安禄山起兵叛乱时，唐玄宗还坚持把认为安禄山会反的人押往范阳，由此可见，唐玄宗对安禄山是多么的信任。唐玄宗委任大将哥舒翰出守潼关，潼关坚守半年，取得了成功。但是由于唐玄宗求胜心切，不顾战场局势和各地大将的意见，连连派使者督促哥舒翰率兵出关决战，结果正中叛军诱敌之计，全军覆灭。
这场由地方军将发动的企图夺取中央政权的叛乱，前后延续了八年之久，从此，李唐王朝由盛而衰。唐玄宗皇帝为了躲避战乱，从长安逃往四川，成为唐代最先逃离京师避乱的皇帝。
9.马嵬兵变：贵妃既死，谁是主谋
唐玄宗李隆基情迷杨贵妃，结果导致外戚杨国忠专权，并进而引发了外戚杨国忠与太子李亨的皇位之争。结果太子李亨胜出。李氏家族的统治权最终没有旁落。
天宝十五载（756年）初夏，潼关失守，长安岌岌可危。唐玄宗带着杨贵妃、宰相杨国忠、太子李亨以及皇亲国戚、心腹宦官，离开都城长安，向四川逃去。一路无人接洽，十分辛苦。第三天，唐玄宗一行来到兴平县西郊的马嵬驿。随从护驾的禁军将士经过一天多的劳顿，饥饿疲乏交加，激起了他们强烈的不满和愤怒情绪。由于安禄山是打着讨伐杨国忠的名义造反的，所以官军都认为受苦受累是由于受了奸相杨国忠的连累，这笔账得向杨国忠算。
禁卫军中颇具威望的龙武大将军陈玄礼，曾带领禁军参与了唐玄宗平定武韦之乱和诛杀太平公主的政变，是一位开元功臣，深得唐玄宗的信任。他对外戚杨国忠专政和飞扬跋扈的作风早就看不惯了。此时，又见因为杨国忠的乱政误国，致使皇帝逃离京城，将士们也跟着流离到如此地步，对杨国忠的仇恨就更深了。和陈玄礼的看法相一致的还有禁军中相当多的一部分将士，他们普遍把一切祸难归结为杨国忠乱国所致。陈玄礼领头发难，立刻得到了禁卫军的支持，他们积极寻找机会，一场反杨国忠的兵变正在酝酿中。恰好此时，有二十余名吐蕃使者因为饿着肚子没有粮食吃，把杨国忠的坐骑围住了向他诉苦。杨国忠还没来得及答话，禁军士兵突然大呼：“宰相与胡虏谋反！”说着便放箭射中杨国忠的马鞍，奸相杨国忠就此被乱刀杀死，他的脑袋挂在驿门外示众。随后，禁军又杀死了杨国忠的儿子户部侍郎杨暄，以及杨贵妃的两位姐姐韩国夫人、秦国夫人。
将士们大开杀路以后，情绪激昂，把唐玄宗住的驿馆团团包围住。唐玄宗听到外面闹哄哄的，问是怎么回事，左右太监告诉他，因为宰相杨国忠谋反，兵士们已把他杀了。唐玄宗大吃一惊，走出驿门安抚将士们回营休息，兵士们不理睬唐玄宗的话，照样吵吵嚷嚷。唐玄宗派高力士找到陈玄礼，问兵士们为什么不肯散去。陈玄礼回答说：“杨国忠谋反，贵妃是杨国忠的妹妹，仍在陛下左右。贼根还在，大家能不担心吗？请陛下明断！”唐玄宗听到此话非常为难，他怎么舍得杀掉自己宠爱的杨贵妃呢？他低着头站了半晌，才说：“贵妃住在内宫，怎么会知道杨国忠谋反呢？”还是旁观的高力士精明，他知道不杀杨贵妃不能平息兵士的义愤，于是对唐玄宗说：“贵妃是没有罪，但是将士们杀了杨国忠，如果留着贵妃，将士哪会心安？希望陛下慎重考虑，将士心安，陛下也安全了。”唐玄宗听他这样说，知道如果不杀杨贵妃，连自己的命也难保，到那时杨贵妃还是难逃一死。他只好狠了狠心，叫高力士把杨贵妃带到外面，用带子勒死了，可怜杨贵妃只有37岁便魂断马嵬坡。陈玄礼等听说杨贵妃被缢死，让士卒们散去，将领们也都放下佩剑、脱掉甲胄，趴在地上向唐玄宗叩头请罪。陈玄礼说：“杨国忠败坏国法，招来叛乱，使百姓涂炭，陛下逃亡。如果不杀他，叛乱就平定不了。我们是为国家着想，请陛下恕罪！”唐玄宗忍着悲伤说：“这是我用人不当。近来，我也已经明白过来，知道他奸诈，本来打算等到了四川以后，再把他斩首示众。你们这样做，是和我不谋而合的。我还要奖赏你们呢，你还说这些干什么！”唐玄宗让他去安抚士卒。
其实“马嵬兵变”暗中是有一股势力的，可以说，太子李亨才是这场事变的主谋。自从在天宝五载遭李林甫打击后，太子李亨的羽翼尽被剪除，极为孤立，他默默地忍受着这一切。杨国忠上台后，他又遭到杨国忠的倾轧，而这一切都是按照唐玄宗旨意安排的。所以，长期以来，太子李亨对杨国忠充满着仇恨，对唐玄宗也极为不满。在长安时期，太子李亨和杨国忠明争暗斗，争权夺势，均以打倒对方为目标。外逃之前，唐玄宗想让太子监国，处理安史之乱这一特大危机，杨国忠串通杨贵妃阻止了唐玄宗交权给太子的计划，这使他们之间的仇恨就更深了。潼关之战，唐玄宗听了杨国忠的话，逼哥舒翰出关作战，致使大局不可收拾。这次唐玄宗逃难四川，逼着太子李亨一起西逃，实际也是杨国忠的深谋远虑。四川是杨国忠的势力范围，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置政敌于死地。太子李亨当然有危机感，若到四川，他的命运就不堪设想。倘若真的到了蜀中，李亨在杨国忠势力的控制下就更无出头之日了。李亨对自己的前途将受到更加严重的挑战的情势，有着非常清楚的认识，因而他一直在谋划对策如何尽早除掉杨国忠。唐玄宗逃到马嵬驿发生士兵哗变，为太子李亨除掉杨国忠提供了大好机会。当时，朝野上下皆切齿痛恨杨国忠，想要杀他的也大有人在。太子李亨鼓动反杨情绪，制造谣言，煽风点火，最终达到了自己的目的。马嵬事变是杨国忠积怨的必然结果；太子李亨与杨国忠之间矛盾的尖锐化使这场事变发生了。
事变发生时，太子李亨的两个儿子虽拥有亲兵但实力不及禁军，所以他必须争取陈玄礼所统禁军的支持。陈玄礼并不是太子李亨的私党，他长期护卫唐玄宗，深得唐玄宗的信任，是唐玄宗的心腹禁军将领。陈玄礼一方面忠于唐玄宗，同时又痛恨乱政误国的杨国忠。在与杨国忠的矛盾上，陈玄礼与太子李亨有着共同的政治要求，所以他们才可能结合在一处。从政治斗争的角度讲，陈玄礼只是一个配角而已。这一点，唐玄宗心里也是明白的，正因为如此，唐玄宗并没有惩罚陈玄礼，而且继续由他负责统领禁军，护驾入蜀。
“马嵬兵变”标志着唐玄宗时代的结束。唐玄宗做了四十多年的太平天子，在“马嵬兵变”中却救不了宠妃杨玉环的性命，这的确是一个巨大的讽刺。经过这场兵变，唐玄宗像惊弓之鸟一样，急忙逃到成都去了。太子李亨被当地百姓挽留下来主持朝政。李亨从马嵬驿一路收拾残余的队伍北上，在灵武（今宁夏灵武西南）即位，史称唐肃宗。
10.凄凉晚景：繁华盛世，过眼云烟
“要江山更要美人”。唐玄宗李隆基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为美人误国，使皇权“旁落”，结果只得做了太上皇！
唐玄宗逃往四川时，太子李亨在一些人的支持下与唐玄宗分道北上灵武，担负起反击叛军、光复两京的重任。这时，中原群龙无首，在军民的拥戴下，太子李亨在灵武即位称帝，改元至德，是为唐肃宗，唐玄宗被尊为太上皇。
唐肃宗从河西、安西征调了万余名精兵，又调回了河北前线的朔方节度使郭子仪和河北节度使李光弼所率领的5万军队，灵武一时军威强盛。接着，他又任命了朝官与将帅，建立了一套新的军事系统，对抗击叛军作了全面部署。应唐肃宗之请，回纥派来精锐骑兵助战。这时，又正遇上叛军内讧，安禄山被他的儿子安庆绪杀掉，叛军的战斗力削弱了，形势急转。至德二载（757年），长安洛阳先后光复。同年十二月，唐玄宗被迎回京城。唐玄宗在离开长安一年半以后又回到了兴庆宫，不同的是他离开时是大唐天子，再次回来已经是太上皇帝了。两京虽然收复，安史之乱却并没有结束，前线的平叛形势依然艰巨，彻底解决叛乱的前景仍旧不够乐观。
做上了太上皇帝，唐玄宗不再过问政事。他居住在兴庆宫，侍卫他的仍是龙武大将军陈玄礼与内侍监高力士。另有唐玄宗的亲妹玉真公主与旧时宫女、梨园弟子为他娱乐。曾有很长一段时间，他在兴庆宫中是可以自由活动的。唐玄宗偶尔会去大明宫，唐肃宗也时常来兴庆宫请安。唐玄宗在兴庆宫楼上也不时徘徊观览，眼望楼下景观，感慨颇多。城中父老从楼下经过者，往往会看到太上皇的颜容，不时也会表达对这位老皇帝的瞻仰，高呼“万岁”。不知是愧对天下臣民还是对自己处境的无奈，唐玄宗便在楼下设酒食赏赐这些仍旧没有忘记他的善良百姓。
唐肃宗对于兴庆宫的动静，虽然略有防范但并没有采取什么措施。上元元年（760年）六月，唐玄宗在兴庆宫召郭英乂等人“上楼赐宴”，另有“剑南奏事官”经过楼下礼拜舞蹈，太上皇命玉真公主设宴，引起了唐肃宗的高度警觉。郭英乂是河陇名将郭知运的儿子，唐肃宗即位之后，对这位将门之后委以重任。乾元二年（759年）四月，郭英乂以右羽林大将军之职充任陕州刺史、陕西节度使、潼关防御使。唐玄宗宴请地方军将和剑南奏事官，这么敏感的问题，唐肃宗怎么能坐视不管呢！于是，乾元三年（760年）七月，发生了唐玄宗被逼迁往西内太极宫的事件。宦官李辅国为了立功以稳固自己的恩宠地位，上奏唐肃宗说：“上皇居兴庆宫，日与外人交通，陈玄礼、高力士谋不利于陛下。今六军将士尽灵武勋臣，皆反仄不安，臣晓谕不能解，不敢不以闻。”他乘唐肃宗患病之机，矫诏强行把唐玄宗迁居西内。在途经夹城时，李辅国又率五百骑，剑拔弩张，气势汹汹地拦住太上皇一行的去路。唐玄宗胆战心惊，几乎坠下马来，幸亏高力士挺身而出，唐玄宗才安全迁居太极宫甘露殿。事后，唐肃宗没责怪李辅国，反倒安慰了他几句。
唐玄宗迁居太极宫后，失去了以往的自由，每日只观看宫人扫除庭院、修剪草木来打发时光。不久，高力士以“潜通逆党”的罪名，被削职除名，流放至黔中道；陈玄礼被勒令致仕；玉真公主也出居玉真观。剩下唐玄宗只身一人，茕茕独处，形影相吊，好不凄惨。之后，唐肃宗另选后宫百余人，到西内以备洒扫。亲信离去，旧日的宫人都不让留在左右，唐玄宗在与外界隔绝的西内之中，完全成为了孤家寡人。刚刚被征还入朝任刑部尚书的颜真卿率群僚上表，问候太上皇起居，随即被贬为蓬州长史。风云一生的唐玄宗在政治生命终结后，精神郁闷，百无聊赖，身体也迅速垮掉。据说，唐肃宗起初也曾前来问安，后因自己有病，就只派人问候起居。似乎唐玄宗被迁西内，唐肃宗再也没有看望过他。权力的倾轧，使唐玄宗父子之间难以享有寻常人家的天伦之乐。唐玄宗曾谓儿子受惑于小人不得“终孝”，倒显出这位太上皇的明智，只是令人感到几分苦涩。
宝应元年（762年）四月，唐玄宗在郁闷中于西内太极宫神龙殿内溘然逝世终年七十八岁。次日，于太极殿发哀。由于唐肃宗病重，无法亲临治丧，只在内殿发丧，葬于金粟山，名为泰陵。当月十八日，唐肃宗也在寝宫病逝，距唐玄宗之死只有十三天。唐玄宗死后，孙子唐代宗为他治丧。宝应二年（763年）三月，唐代宗在平定了安史余孽之后整整废朝一个月，朝野上下举丧，办妥了两皇的后事。
唐玄宗是唐代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他统治时期曾锐意改革，使唐朝进入了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但后期骄惰怠政，奢侈淫靡，酿成了天宝之乱，从明主堕落为昏君，给人以深刻的反思。唐玄宗开创了一代盛世，把大唐帝国送上了最强盛的巅峰，同时也目睹大唐帝国从巅峰跌入了万劫难复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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