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永无止尽让皇帝

    现在，每到周末，常有很多去往东明山登山健身的人，走得多的，也还是那条山道。但是不管墙里墙外哪条道，上山下山，东明寺都是必经的交汇之处。一直以来，东明寺最为人所称道的，便是与建文帝那一段似是而非不得知的渊源了。那个故事，六百年来在这片竹林里和那万节琅玕耳鬓厮磨，到现在，不管是真是假，断了骨头连着筋，都已经是东明文化不可分割也无法回避的一个部分了。

    建文帝的传说，安溪当地已经世代流传了许多年，口耳相承，版本也纷繁芜杂，目前正式出版的文集中明文讲述的大致有俞建中先生主编的《苕溪轶事》“东明山与建文帝”，以及康烈华先生所着《安溪乡土文化》“建文帝避难东明寺”，综观两篇文字，内容大同小异，也许都是以最原始的张长工先生所主编的《余杭风物》中所载为蓝本。该书出版于1982年，其中收录有已故的乡土文化学者姚今霆先生所撰《东苕溪上一古镇》以及胡正陶先生整理的安溪民间传说《建文帝与东明寺》。其中胡正陶先生整理的版本是根据东明寺老僧周连庆师父口述而成，在非官方记载上算是第一手资料。周连庆师父原是新昌人士，生于前清光绪十二年（1908年），逝于1987年，自幼在东明寺出家为僧。新中国成立后，因为破除封建迷信运动，安溪镇上的寺庙庵堂悉被砸毁，僧尼被解散迁走，他也还了俗，但是他并没有离开东明山。再后来，山下兴建了国营单位南山林场，老人便在林场挂了职，留在山上看山终老。镇上老一辈的人们谈论起这位连庆师，口吻中总是带着一份且敬且爱，那时搞人民公社，什么都是公家的，山上的一草一木也不例外。可是烧茶煮饭总要日用柴火啊，于是很多人就跑去东明山偷偷地捡拾竹木，连庆师虽为看山人，却常常对那些贫苦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大抵佛门子弟慈悲为怀，所爱总在弱小之民。

    建文帝的故事，东明禅院的寺僧代代相传，周师父也是自小从他的师父（东明寺被焚毁之前最后一任住持延龄禅师）那里听来的。胡正陶先生近三十年前采访周师父时，他已年逾古稀，却到底曾是修行过的方外之人，久历红尘依然耳聪目明，没有平常老人那般的昏瞀不济；且他老人家记性极好，先师口传于他的故事，情节、诗词、时间年月乃至人名地名，都不曾记岔。“采访结束了，老人絮絮地说：‘老胡啊，你能来，我真是好高兴，再不把这个传说记下来，我就等不住啦，说不定哪天就带走了！’”胡正陶先生在附在正文后面的采访手记中最后这样写道。

    如今纸字都在眼前，而斯人已成逝水。那就把东明寺最后一位寺僧所口述的传说码成铅字，让这个故事世世代代地传下去吧。也许有人会觉得可笑，也许不会有人再读，可是只要东明寺在，这个传说就不会断。现笔者完整引述如下，也权作一份对民间文化传承者的悼念——

    明太祖朱元璋的太子朱标，在洪武二十年（1392年）死了。朱元璋为谁来继承他皇位这件事真是伤透了脑筋。因为他自己和尚出身，很迷信相术卜易，看到长孙朱允炆的头颅稍偏，性格又柔弱，觉得他以后成不了大器，难以继任皇位。但是还是要试一试允炆的才学。有一天，太祖和皇长孙对对子，他先出上联：风吹马尾千条线。朱允炆皱了皱眉头，答下句：雨打羊毛一片膻。朱元璋听了有些闷闷不乐，当时四子燕王朱棣在一旁窥测出了太祖的心事，便应上一句：日照龙鳞万点金。朱元璋听了大为赞赏——一副对联就显示出了允炆和燕王才华的悬殊。

    可是他虽然赞赏燕王才华，心中又有一个难以言喻的症结：他早年与陈友谅在鄱阳湖决战，陈友谅部被他所歼灭，陈友谅临死前狂呼：朱元璋，我今生不能做皇帝，死后也要投胎到你家夺你的皇位。后来朱元璋建立了明朝，果然梦见陈友谅来他的皇宫，梦醒闻报四皇子朱棣出世，从此朱元璋一直把朱棣当做是陈友谅投胎，是来夺他皇位的，故而心生疑忌，百般戒备。一日，他为了谁来继任皇位的问题召集群臣商量，想听听大臣的意见，故意试探说：朕想立燕王为皇储，如何？大臣们极力反对，力谏“皇孙现在已经年富力强，又是嫡出，孙承嫡统，古今通礼，应该立皇孙为幸！”朱元璋在犹豫不决中就顺水推舟，纳谏立了朱允炆，并说“有赖大臣们扶持”。洪武三十一年，太祖崩，遗诏皇孙朱允炆继位，改年号建文。可他没想到，这一决策，竟酿成了明朝骨肉相残的千古之恨。

    与建文帝相反，有帝王之才而没有帝王之德的燕王朱棣，对自己没能继承皇位怀有切齿之恨，不久就暴露了他谋皇篡位的野心。他只花了四年时间，就起兵南下夺了建文帝的皇位，称明成祖，改年号永乐，并把当年向太祖进谏立允炆为太子的大臣都斩首。当年燕王起兵，建文帝碍于叔侄情分只守不攻，守不住则退，这一美德的误用导致了他最终的败走。在燕王攻入南京金川门后，建文帝欲拔剑自刎以殉社稷，少监王钺伏地忙奏：“陛下岂可就此轻生？太祖军师刘伯温曾有遗言，‘后宫有一对黑门，平日紧闭，非到皇孙大难临头不可打开’。现在已经到时候了，不妨打开一看。”建文帝听了将信将疑，但是确已走投无路，只得带着大臣们去往后宫。打开黑门一看，只见墙上挂着一幅画，一条被割了须的黑龙骑在一条留着长须的黄龙身上，暗示着建文帝的帝位被燕王所夺。群臣见了都大惊失色，又见一只铁柜放在中央，打开一看，里面放着三张度牒，一张名“应文”，一张名“应能”，一张名“应贤”，还有袈裟、僧鞋、僧帽、剃刀，还有红书一张，上面写着从鬼门穿地道而出。建文帝看了直摇头，叹息道：“数该如此啊”——应文，即指建文帝自己；应能，是吴王教授杨应能；应贤，是监察御史叶希贤。然后，翰林院编修程济就取了剃刀为建文帝祝发，三人除下衣冠，披上袈裟，藏好度牒，命人纵火焚宫后，从地道逃出。道内塞满了灯芯草，他们用火将草点燃，地道内蜈蚣蛇蝎都触火而逃了。地道外通水道，逃到外面已是薄暮时分，有一条小船正候着，船内有一位道人出来迎接：“贫道王升，昨夜太祖托梦，命我前来接应陛下。”王升就带着建文帝一行到神乐观稍事休息，并为他们洗尘压惊。从此，建文帝开始了流亡生涯，与他风雨同舟的共有四人，程济扮道人，余者都为和尚。翌日凌晨，他们开始启程南下。

    原来这一切，都在刘伯温的神机妙算之中。回想朱元璋当初命刘伯温督建南京城，竣工之后，他巡视城墙，见宫城巍峨壮丽，十分欣喜，问刘伯温：这墙，敌人攻得进来么？军师答：城池固若金汤，除非燕能飞越。朱元璋对这句话的含义当时无法领会，而“天机不可泄露”，刘伯温也不便说明。建文帝登基后，南京城还流传着“莫逐燕，逐燕日高飞，高飞上帝畿”的童谣，其中的“燕”字指的便是燕王，后来句句报应。

    话说建文帝一行人沿着宁杭古道逃出京城，历时月余，那日正好来到东明山——那时还不叫东明山，而叫古道山，山上的寺庙叫古道寺——正当紫微高照，东方发白，环顾此山，坐北朝南，气势雄伟，俨然好似一副金龙坐椅：中间冈峦横卧，恰似龙椅靠背；东西两尖峰高耸入云，宛如龙椅犄角；两峰又自北而南，连绵形成一对龙椅扶手；更有古刹寺庙坐落正中，寺前千级台阶，回旋而下，与金銮殿无异；来自天目山的苕溪自西向东缘山蟠曲，有如长龙。于是建文帝感叹说：柳暗花明又一村，上苍赐我一天然行宫也。程济等人也一致认为此山重峦叠嶂适合隐居，便决定在此落脚。

    且说建文帝他们到达东明山的时候正值拂晓，预示黑暗即将过去，黎明即将到来，于是那之后古道山就改名为东明山，古道寺也改成了东明寺。建文帝在寺内出家，程济在后面大遮山上的群仙观出家，守卫着东明寺的后路。在东尖峰背后远约300公尺的半山腰处，有一块平坦如台的大岩石，横卧在悬崖峭壁上，与东汉严子陵的钓台很相类似，故而也叫“钓鱼台”，那里是建文帝和程济商谈要事的地方，因程济道长总是严格遵守君臣之礼先到那里候驾，所以也叫“望君边”。建文帝还在东明寺后挖地道，通往山后密林，以防万一。至今东明山后那片山林依然沿用“皇窠里”这个名字。寺庙里世代相传，传说建文帝还在东明寺内倒插了一棵牡丹、手植一棵丹桂，牡丹是花中之王，倒插即本末倒置，比喻燕王夺政，正统逊国。并说：如果我还有还朝之日，牡丹盛开，丹桂飘香。

    后来，由于此地离南京实在太近，不宜久留，他们几人又离开去往福建、云南等更遥远的南方。明成祖追捕不到建文帝，很不甘心，且怀疑他已经逃亡海外，于是命令宦官郑和出海，特造大船六十余艘，随行四万人，沿浙、闽、两粤直下西洋。名为显示国威，其实是为追查建文帝的下落。东明寺内的僧人直到建文帝离开之后才知道他的身份，于是请画师画了他的像供奉在寺内。东明寺的大殿上，还悬挂着一副楹联：上联——僧为帝，帝亦为僧，一再传，衣钵相授，留偈而化；下联——叔负侄，侄不负叔，三百载，江山依旧，到老皆空。

    建文帝走后三十年，没想到当明宣宗朱瞻基继位时，这棵牡丹果然绽放，桂花也开了，建文帝也果然在异地被召回京，安度晚年。当时情形是这样的：宣宗朱瞻基对朝廷内部的骨肉相残深恶痛绝，又想到自己的皇位是祖父从皇叔建文帝那里夺来的，皇叔至今还流亡在外，自觉对不起祖宗神灵，于是他颁诏让建文帝回朝安享晚年。

    当时建文帝的随从都已相继去世，只剩下一个程济了，君臣二人不知道宣宗是不是真心实意，不敢贸然出面应诏。倒有一个老和尚，略知建文帝身世，妄想图一个安乐晚年，前去冒名顶替。宣宗听说皇叔回来了，带着文武百官出城迎迓，不料，当盘问起他宫廷中事的时候，他一无所知。宣宗便以欺君之罪将他斩首示众了，并再次颁诏全国，寻觅建文帝下落。这时程济认为，宣宗是真心实意在找皇叔，便亲自陪伴建文帝入朝应诏。宣宗依然带领一班大臣出来迎接，但是建文帝看着这班大臣，没有一个熟识的。进宫的时候，只见一个白发苍苍的公公，觉得好生面熟。仔细回忆，原来就是曾经自己身边的小太监。建文帝就叫他的小名，老太监被叫得莫名其妙，心想，我当差几十年了，宫里宫外都尊我一声公公，谁会叫我小名？建文帝上前道：我是允炆，你原来是我的少监，不认得我了么？小时候我们还一起戏耍，一次我吃一块鸡肉，掉在地上你还捡起来吃哩。老太监细细回想，似乎确有其事。他对宣宗说：建文帝右脚底有一块红痣，让我确认一下再说。次日他为建文帝洗脚，果然如此。至此，宣宗终于确定无疑，特建了长乐宫奉养建文帝，直到他寿终正寝为止。

    以上就是东明寺本寺流传的建文故事。值得一提的是，笔者偶然发现民国十六年出版的《楹联宝库》一书里有收录东明寺的那副楹联，但是个别字与寺僧所传稍有差池：上联“僧为帝帝也为僧，一再传，衣钵相沿，回头可证”；下联“叔负侄侄不负叔，三百载，江山如旧，到眼皆空”。其中民国版上联衣钵相“沿”，现在作“授”字；另外，民国版作“回头可证”，与现在通行的“留偈而化”也有出入。如果按照时间来推算，当以《宝库》为先入为主，因为《楹联宝库》成书于1927年，尚算得清平世界，所录应该可信度更高；其次，从楹联的文义上来讲，似乎也是“回头可证”更连贯些。“留偈而化”——安溪当地传说是建文帝最后回朝安享余年的，那就显然自相矛盾了。不过文辞之事，或者偏重词华而轻了事实也未可知。09年的时候，浙江大学韩国研究所的陈辉老师在他的《东明寺公案》一文中又提出了“移花接木”说，举例云南武定县狮山正续禅寺也有建文帝手植牡丹的故事以及该寺也有“僧为帝，帝亦为僧，数十载衣钵相传，正觉依然皇觉旧；叔负侄，侄不负叔，八千里芒鞋徒步，狮山更比燕山高”的类似楹联一副，且狮子山上现有万株牡丹和芍药而东明山却没有。言下之意应该是认为东明山移了狮子山的花。不过究竟以哪家为尊，也是看读者见仁见智了。

    诚然，这则传说，若按照GRE分析写作方法来攻击逻辑漏洞，很多地方都有待商榷。如果按照官方史料和生活常识来推理的话，更是每一句话都要打个问号了。然而史家秉笔直书的文献，流落民间，尚且会被重新阐释、演绎、解读，何况建文帝的故事连正史记载都模棱两可。当时明朝的许多资深官员和名望学士都对此事莫衷一是，如独步明末文坛的大文豪钱谦益在为赵士喆所编写的《有学集·建文年谱》作序时写道：“谦益往待罪史局，三十余年，网罗编摩，罔敢失坠。独于逊国时事，伤心扪泪，紬书染翰，促数阁笔。其故有三：一则曰《实录》无征也，二则曰传闻异辞也，三则曰伪史杂出也”。即说：他在国史馆供职三十余年，博览群书，唯独对于“建文逊国”一事不明就里无法书写，因为那三方面的干扰，自己无力为逊帝写一点文字，每思及此便觉大惭忍不住要伤心落泪；而同时期的《明史稿·史例议》下篇亦是提头便书：“明代野史之失实，无有如建文逊国一事。”可见当时人都未能弄明白当时事。

    其实，即使当时真的有实录，考虑到永乐一朝的政治高压和严密文网，那些记载也肯定会被销毁。在各种史料中，关于明朝建文帝朱允炆的描述，不管自焚还是出奔、逊国还是殉国，基本都是“城破后，不知所终”这样一句语焉不详的话，草草为他传奇的一生画上了句点。深宫岁月二十年，堂堂正正皇长孙，大明朝的九五之尊，万丈雄心后万念俱灰，享尽荣华后一切幻灭，升沉与荣辱，去留和生死，那短短的帝王生涯到头来，水月镜花空好看，终不过是、今生如此算收梢。一个温文孱弱的书生皇帝，一个不计恩仇的少年天子，而今，所有关于他的一切，都像那被烈火焚烧过的故国宫殿，只剩下了轻烟和灰烬，模糊、飘渺，零落、萧条，在岁月的蹉跎里，人们的传说里，野史笔记的杜撰里，再难分辨。

    关于建文结局，各个版本中，比较有影响的是《永乐实录》：

    “四年六月乙丑，上至金川门，时诸王分守京城门，谷王橞守金川门，橞登城望上至，即开门迎，上遂按兵而入。诸王文武群臣父老人等皆宋朝。建文君欲出迎，左右悉散，惟内侍数人而已，乃叹曰：‘我何面目相见耶！’遂阖宫自焚。上望见宫中烟起，急遣中使往救，至已不及。中使出其尸于火巾，还白上。上哭曰：‘果然若是痴骏耶？吾来为扶翼尔为善，尔竟不亮，而遽至此乎！’”

    即说，建文四年六月乙丑，燕王兵临金川门，当时诸王分守应天各个城门，谷王橞守金川门，他登上城楼看见燕王到了即开门迎入，百官文武皆歌颂朝拜（“宋”字当为“颂”的通假），建文君正要出去迎接，身边人都纷纷散去，只剩下几位太监内侍。于是他叹息道“我有何面目再见皇叔”，遂举宫燃火自焚。燕王看见宫中冒烟，忙派中使前往救火，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中使从灰烬中用火巾裹着建文君尸体出来，又去禀告燕王。燕王哭道：傻孩子，我来是扶持你行正道的啊，你竟不能体察我这番心意，而草率出此下策！

    然而这显然是成祖一朝史官的春秋笔法了。明明是燕王打着“清君侧”这样一个牵强的旗号兴兵逼宫，建文帝若是决意一死，也当自决于皇叔面前。阖宫自焚造成君位虚空，恰好成全了燕王，给了他一个不费吹灰之力的借口，以顺水推舟地接任大统。而死者已矣百口莫辩，《实录》里所谓“燕王哭道：叔叔来京城是扶持你向善的啊，你竟这么傻”这类话，真是低估时人又污蔑今人了。关于这一段，孟森先生有详细评述，笔者深以为然：“夫逊国之说，本为成祖事。成祖史臣讳其篡弑之恶，托于建文自逊云尔。若必谓不应称逊国，则书法惟有两途：极端袒成祖，则对建文称伏诛。试问此书法成祖敢受之乎？秉笔者苟稍有人心，敢出之乎？极端持正义，则对成祖称篡弑。此固名正言顺之事。而馆臣撰先生传之本意，乃罪建文，而非罪成祖也。”即说逊国之说，是成祖自说自话。他的史官怕直书成祖篡国弑君的事，而找借口推脱说是建文帝自己要拱手让贤。如果不称建文让国，那么史官们只有两种写法了：要么极端偏袒成祖，把他作为正统而称建文帝“伏诛”，可是，试问即使史官这么写，成祖他有脸面安之若素么？而执笔者只要还有良心，又怎么能够写得出这样的话来？还有一种就是极端坚持正义，坦言是成祖篡位弑君，这固然是事实，可是永乐治下的文史馆大臣们写史，必须是怪罪建文而不能怪成祖的啊。

    不过史书记载可以掩盖真相，可是明成祖自己却也始终心虚，露了马脚。根据各种史料记载，他直到病殁前一年都没有放弃过找寻建文帝下落。诸如上述传说里提及的郑和下西洋也确实如东明寺老僧所说：醉翁之意不在酒，寻找逊帝才是真。这在乾隆年间印行的《明史》“胡濙传”里面有详细记载：“永乐元年，迁户科都给事中。惠帝之崩于火，或言遁去，诸旧臣多从者，帝疑之。五年，遣濙颁御制诸书，并访仙人张邋遢，遍行天下州郡乡邑，隐察建文帝安在。濙以故在外最久，至十四年乃还。所至亦间以民隐闻。母丧乞归不许。擢礼部左侍郎。十七年，复出巡江、浙、湖、湘诸府。二十一年还朝，驰谒帝于宣府，帝已就寝，闻濙至，急起召入，濙悉以所闻对，漏下四鼓乃出。先濙未至，传言建文帝蹈海去，帝分遣内臣郑和数辈，浮海下西洋，至是疑良始释。”

    这一段讲的是，永乐元年，胡濙迁官户科都给事中。有人说建文帝死于火中，有人说他带着旧臣逃出宫去了，成祖疑惑不定。永乐五年，派遣胡濙颁诏书，名为寻访张邋遢（即张三丰），足迹遍布天下州郡乡邑，暗中实为查访建文帝是否还安在。胡濙因此是派出去的寻访使中外出时间最长的，直到永乐十四年才回朝。他每到一处，都以普通百姓身份隐藏自己，连他母亲去世成祖都不准他回来奔丧。永乐十七年，胡濙又出发去江浙湘湖各省去找，四年后才回朝。飞奔去宣府面圣，当时成祖已就寝，听说是胡濙回来了，马上起身召见。胡濙把自己所知都禀明了成祖，君臣一直谈到天亮。之前胡濙还没带消息回来的时候，传说建文帝渡海逃走了，成祖还派了内侍郑和下西洋去找。直到那天听到了胡濙的消息之后他才真正放心。

    而且，即使明成祖之后，他的子孙后代对他“建文畏罪自焚”这一定论也是深怀疑虑的。明神宗朱翊钧即位伊始，就曾下诏为被杀的建文朝大臣建祠庙祭祀，并颁布《苗裔恤录》，对他们的后裔给予抚恤。且明代官修的《明实录·神宗实录》载有万历二年（公元1574年）十月，朱翊钧与大学士张居正的一段对话：“上御文华殿讲读，从容与辅臣语及建文帝事，因问曰：‘闻建文尝逃逸，果否？’张居正对曰：国史不载此事，但先朝故老相传，言建文皇帝当靖难师入城，即削发披缁，从间道走出，后云游四方，人无知者。正统间至云南，曾于壁上题诗一首，有‘流落江湖四十秋’之句。有一御史见诗起疑，召而问之，老僧坐地不跽，曰‘我欲归故国’，方验知其为建文也。御史以闻，遂驿召来京，入宫验之，良是，时年已七、八十，后不知所终。上因命居正诵其诗全章，慨然兴叹，继命书写进览。寻且下诏复建文年号。”

    由这则官修的实录可以看出，连大明首辅也引述先朝故老关于建文帝出家为僧的传说，可见随着国家的稳定，文网渐驰，人们不再慑于永乐朝的忌讳、违心接受那荒唐的“畏罪自焚”说。成祖费尽心机自圆其说，一日宫车晏驾，这华丽的弥天大谎立即不攻自破。真相往往如此，越是形格势禁，流言蜚语越是无孔不入。任你瞒天过海，利诱威逼，天网恢恢疏而不漏，须知英明神武如太宗，玄武门兄弟阋墙手足相残的喋血惨案，依然在窃窃私语中，为后来人说得历历分明。大明朝的文武百官，战战兢兢“为尊者讳”了二十年后，终于开始能够坦然地谈论前朝往事了，朝野内外对广为流传的建文帝剃度后流亡西南一说，几乎众口如一。所以建文没有自焚应该是可信的。现在民间的许多关于建文踪迹的说法，看来也并非向壁虚构。那么既然建文帝没有死，他和东明山到底有没有交集呢？

    （二）建文终老存疑窦

    《明史》中关于金川门之变是这样写的，“都城陷。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燕王遣中使出帝后尸于火中，越八日壬申葬之。或云帝由地道出亡。……自后滇、黔、巴、蜀间，相传有帝为僧时往来迹。”

    这里对建文帝具体出逃路线一笔带过，只点出了滇、黔、巴、蜀这个西南大方向，但是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里，有提到我们钱塘一带。建文帝带着杨应能、叶希贤和程济两僧一道云游遁隐于天下寺观，“其经由之地，则自神乐观启行，由松陵而入滇南，西游重庆，东到天台，转入祥符，侨居西粤，中间结庵于白龙，题诗于罗永，两入荆楚之乡，三幸史彬之第，踪迹去来，何历历也。”（《明史纪事本末》[3]，中华书局，1985）

    特别是上文中提到的“天台”（“祥符”不是本城的祥符镇，据《明史·杭州府志》，祥符镇在明末的时候，尚且只是钱塘江边上一片沼泽地，所以“转入祥符”指的应该是别处），应该是建文帝与我们东明山呼吸最近的一处了。且史书有明文可查——讲述逊帝遁迹于东明，最早大致是明朝万历三十七年（1609）聂心汤编修的《钱塘县志》，其第十卷第57页有“东明寺”条，曰：“在安溪大遮山前。建文君为僧至此，有遗像。”从1402年靖难之变，建文出逃到《钱塘县志》付梓印行，一共两百年，还是同朝，其记载应该比较可信。

    至于文人笔记，嘉靖年间钱塘人田艺蘅所撰的《留青日札摘抄》（民国二十六年的商务印书馆版。此书面世比《钱塘县志》还要早）中，有这样一段话：“东明寺在钱塘安溪，去吾乡不二十里。相传建文帝为僧居此寺，旧传厕制如楼，与人家颇异。后流广西。归老北京宫中，称曰‘老佛’。崩时，欲谥神宗而朝廷不允，葬西山，铭曰‘天下大法师之墓’。”田艺蘅家世钱塘，少年即好游历，多吟咏，以博雅闻，尤好嗜奇，《留青日札》是他的表作品。其中荀山、广济桥都有见于他的文字，此处他写到建文遁迹东明，也是听人“相传”，但虽未亲见，也足见这一传说流传之早了。

    到了明末清初，有东明住持山茨通际禅师所汇编的《东明遗录》行世，其中录有唐元竑（元竑字远生，乌程人，万历戊子举人。明亡不食死，论者以首阳饿夫比之。着有《杜诗攟》四卷）在东明寺壁间题咏的“礼建文君遗像六绝句有引：‘像圆顶修髯，衮龙服南向坐。面作重枣色，堂堂然。葢逊国后曾潜住此中也。吊旧君者，往往寄慨兴亡欷歔欲涕，吾独谓君能临危自免，晦迹终身，阅历累朝，浩浩眉寿当巳齐得丧，证大解脱。其视失国，直弃敝屣耳！何楚囚相对做薮泽之视耶？故诗不以吊而以慰。”文思别致，对建文出家为僧提出了自己独到的看法。笔绘的《建文帝遗像》，草草数字，逊帝僧影历历如在眼前。而无数前来“吊旧君”的人，也从侧面反映出了这一传说采信度之高。

    综观上述正史文献、杂史笔记，我们可以知道——不论官方或者民间，建文匿迹东明的传说早在大明当朝便已广为流传。

    至清代，陆次云（生卒年不详，大约康熙初年前后在世，钱塘人）撰《湖堧杂记》，其中有了比较饱满的介绍，全文如下：

    安溪有东明寺，建文皇帝遁迹处也。其至此地时，旭日始旦，故于寺额题曰东明。寺去邑四十里，可以潜伏，以龙混蠖，莫或识之。自归国后，方知为帝，故今范其遗像，僧服而衮龙，香灯昕夕，供以伊蒲，犹弗替也。寺有牡丹一本，乃帝手植。花皆千萼，色白如银，分其种他处，即不荣矣，越三百年如故。是老佛之灵尚在，而成祖之遗踪已作冷风荡尽。怀古者至此，能无兴感也哉！

    这篇文献记载，已经出现“旭日始旦，题曰东明”，看得出是民国年间《杭县志稿》所本的蓝本了。建文帝之事隔了600多年，更兼众说纷纭版本芜杂，已经很难考证其确切遗踪，更兼本世纪抗战、解放后毁坏萧寺、文革时期的破四旧，东明寺历劫无数，想要找到实物证据言之凿凿地为之正名或者将其推翻，都似乎希望渺茫。总而言之，除了以上几条前人记载和官方史料，所能追溯的便只有安溪本地流传的关于东明山的传说了。

    周师父所口述的传说里面，建文帝到东明山之前那个部分，可以说是其来有自。所根据的，是明朝一部野史，即万历年间印行的史彬所着《致身录》，这部有关建文帝逊国出逃的书也是当时流传最广的，其中有这样的文字：

    “帝知金川门失守，长吁欲自杀。翰林院编修程济曰：‘不如出亡。’少监王钺跪进曰：‘昔高帝升遐时有遗箧，曰：临大难当发。谨收藏奉先殿之左。’群臣齐言急出之。俄而舁一红箧至，四围俱固以铁，二锁亦灌铁。帝见而大恸，急命举火。皇后马氏赴火死。程济碎箧，得度牒三张，一名应文，一名应能，一名应贤，袈裟帽鞋剃刀俱备，白金十锭。朱书箧内：‘应文从鬼门出，余从水关御沟而行，薄暮会于神乐观之西房。’帝曰：‘数也。’程济即为帝祝发，吴王教授杨应能愿祝发随亡，监察御史叶希贤毅然曰：‘臣名希贤，应贤无疑。’亦祝发披牒。在殿凡五六十人，俱矢随亡，帝曰：‘多人不能无生得失。’帝麾诸臣，大恸，引去者若干人。九人从帝至鬼门，而一舟舣岸，为神乐观道士王升，见帝叩头称万岁，曰：‘吾固知陛下之来也。畴昔高皇帝见梦，令臣至此耳。’乃乘舟至太平门，升导至观，已薄暮矣。俄而杨应能、叶希贤等十三人同至，共二十二人。”

    和传说大意上契合。但是关于这一出，擅治明清史的着名近代史学家孟森先生在他所着的《建文逊国事考》中，综合各家野史给出评语是“溺于流传，遗误后世，为识者所不谈”。当然，孟森先生治学严谨，是从明史专业研究的高度为出发点的，我们不能就因此而抹杀这一家的言论，更何况要尊重民间感情，老百姓都不忍心相信也不愿意接受建文帝“阖宫自焚”这样悲惨的结局。建文帝“天资仁厚，亲贤好学”，不论官修正史还是稗官野史，人们对他的评价一向很高。钱谦益读《建文年谱》的时候，未终卷，“泪流臆而涕渍纸，欷歔烦醒，不能解免。夫然后知让皇帝之至德，沁入人心者如此其深且厚”。且不仅国内，国外的王公大臣对建文帝的仁德亦多赞叹，如《朝鲜王朝实录》中所载，永乐二年（1404）九月，朝鲜太宗王与近臣议事时问到：“大抵人心，怀于有仁。建文宽仁而亡，永乐多行刑杀而兴，何也？”又有一条资料，是清顺治十二年（1655）五月十四日，朝鲜孝宗大王语及大明建文之事，曰：“建文之流落四十年，终得不死者，古今之所未有也。万乘天子，及其失位，求为匹夫，不可得也。岂有如是而能得保全者乎？此盖建文身无失德，故天之保护如此耶！”言辞之间满是对这位仁君的褒奖，虽然其中不排除夹杂着对建文帝流亡命运的同情成分，但是从历史角度出发客观地审视这位短命国君——虽然他在性格上宽仁而近无主见，但建文朝四年间，并州县、革冗员、削诸藩、宽刑狱、减税负、行仁政，他也确实施行了很多益于民生的举措。百姓对逊帝的同情，不言而喻，所以才会有那么多为他续写了圆满结局的纷纭传说吧。

    这一则传说，除了以上提过的三条史料明文点出之外，就只剩下安溪当地的那些看似若合符契的地名作为佐证支持，诸如皇窠里、望君边、钓鱼台、孟将殿，始终缺乏客观可信的史实依据和实物证据。但是传说似乎大多如此，事出有因，查无实据。我们无法断定它是否空穴来风，也不能保证它斑斑可考。而正是这份遮遮掩掩和隐隐约约，才让故事越发的历久弥新，因为神秘而让人神往，因为短暂而令人怀念，这就是传说，模糊是它永不贬值的资本，暧昧是它千古如一的魅力，建文帝或许真的葬身火海了，也有可能曾经真的剃度出家了，经过东明山，倒插过一株牡丹，过过一段相对宁和的山中岁月……这么多年，无论是成全了平头百姓茶余饭后的轻闲谈资，还是史学家不遗余力孜孜考证的一生事业，这段大明朝的公案，即便是一场高明的炒作，也早已值回票价。千百年来，多少吊民伐罪的英君明主都被遗忘了？但这个败逃的“窝囊”皇帝，却被人们传诵到今时今日。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历史的意义，不就在于流传后世么？

    （三）帝寺有缘山作证

    然而，也许是东明寺冥冥之中还有再度中兴的命数，时值森林公园的重新开发与建设，就在笔者打算因循旧说之前，建文帝与东明寺之谜有了新的进展。之前，我们都是从建文帝那一方面着手，查史书，查方志，查各地各种传说，明知几率微茫，只为寻一点点的蛛丝马迹。

    也算是因缘流转合该如此吧，去年此时，一位登山爱好者无意中有了一个发现，并随之开展了一系列查证，抽丝剥茧，慢慢为这个六百年难解之谜打开了新局面。他就是浙江大学韩国研究所的陈辉博士。陈老师从东明寺仅存的塔铭入手，推翻了“东明寺的命名为建文帝所赐”这一定论，即推翻了清人陆次云乃至《杭县志稿》所载的“旭日始旦，题曰东明”。这个发现，犹如一枚重磅炸弹，将几百年来一段人们深深相信的传说裂成了八万四千片。但是另一方面，也使我们开始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和眼光，重新审视东明山的历史沿革以及东明寺作为临济宗一大丛林在弘扬佛教这一本职方面的成就。这一记碎裂，撩拨开了几十年来笼罩着东明寺云遮雾罩的传说附会，巍巍八宝楼台破土而出，东明禅院作为浙西临济宗重镇的“自我意识”终于觉醒。

    考东明之由来，有文献表明它在唐代以前原称灵妙山。“花开见佛，心即灵山”，“灵妙”二字，无端地教人悠悠想起远在天竺的王舍城、灵鹫山，那无上庄严宝地，风吹琉璃宝树，出微妙音。这一充满释家禅味的命名，是否预示了此后千年，此地将为禅宗鼎兴的宝方？果不其然，从唐代开始，便有高僧道通禅师在此宣讲佛法，禅师在山上设有道场。从此，灵妙山便改称古道山，从此，这片山林便注定了与我佛有缘。

    到了大明年间，古道山又改称东明山。个中原因，确实不是建文帝“题曰东明”，而是山上先有寺，得了皇帝御赐匾额“东明禅寺”。所谓山不在高，有仙则名，然后古道山才“母以子贵”随禅寺改做了东明山。有趣的是，东明禅寺这个名字，原先也是因了当时的开山始祖慧旵禅师而“母以子贵”得来的，因为当家禅师慧旵，俗家姓王字东明，为表彰他的功德事业，朝廷遂以他的字命名禅寺。故此，若要对东明山追本溯源，慧旵禅师是不能回避的一位人物。相关史料以及佛教经典，千百年来水火兵虫几经毁劫，留下的吉光片羽少之又少。至今所能查证的关于慧旵禅师的明文记载，有明朝年间嘉兴版的《大藏经》第四十卷上有载，该书“万峰和尚语录”条目中录有：附刻《东明寺虚白慧旵禅师塔铭》。这篇弥足珍贵的塔铭，是由慧旵禅师生前友人、曾任大明朝四品国子监酒祭的胡濙所撰写——是的，胡濙，便是那位被明成祖派去民间寻找逊帝踪迹的大臣，那位最终让永乐皇帝“遂罢四出之使者”、结束二十年扰民历史的功臣。与此同时，在清人聂先集、李利安主编的《正续指月录》卷十一中，也有大致相类似的文字记载；在《五灯会元》、《续灯正统》、《续灯录》等佛教史料中，也有与《大藏经》中一样的塔铭。笔者现将《大藏经》第四十卷上的慧旵禅师塔铭抄录如下，虽然文字寥寥，只能略作全豹之管窥，然而对这位籍没无名了五百年的开山祖师，我等后世子弟，或多或少，总算“得以瞻承遗范”了——

    慧旵禅师塔铭：

    附刻东明寺虚白慧旵禅师塔铭

    资德大夫正治上卿礼部前太子宾客兼国子祭酒毗陵胡濙撰

    中顺大夫京府丞前翰林编修东吴朱孔阳书

    中宪大夫太常少卿经筵侍书广平程南云篆额

    师讳慧旵，字东明，号虚白，姓王氏，其先湖广人也。父为丹阳税课司副使，遂家焉。母黄氏，方娠，一夕梦僧顶包入门，及产师，有异质，警悟不凡，经书过目即能成诵。甫七岁，尝梦坐稠人中挥麈谈论。醒以告母，母曰：“此僧家说法象也，他日令汝出家。”年十四，即礼邑之妙觉寺僧性某湛然为师。湛然问曰：“汝为何事？”答曰：“作佛。”然大奇之。

    既为落发受戒，晨夕精进。服勤三载，值湛然转江西疏山住持。时闻松隐唱导云间，即往咨叩其心印。至一小庵自誓曰：“我今若不彻证，决不复回。”遂禅定至六日方出定。举首睹松，豁然有省。自此昼夜无睡，坐如铁幢。故诸方号之为“旵铁嵴”。

    寻又至苏之玄墓山，见果林和尚，针芥相投。然后指示见宝藏持禅师。师具陈悟因，藏斥之曰：“佛法如大海，转入转深，那里泊在此处？”师遂亲炙于座下。藏一日问曰：“心不是佛，智不是道，汝云何会？”师向前问讯叉手而立。藏呵之曰：“汝在此许多时，还作遮个见解！”师乃发愤忘寝食。至第二夜，蓦然彻法源底。遂呈偈曰：一拳打破太虚空，百亿须弥不露踪。借问个中谁是主？扶桑涌出一轮红。藏笑曰：“虽然如是，也须善自护持，时节既至，其理自彰。”师受嘱别去。

    至永乐甲申岁，登天目结千日期期满。至昭庆受具。戊子访安溪古道场道通禅师遗踪。师见其峰峦秀拔，遂有终焉之意。山之先住静人恐其侵据，郁悒不乐。夜梦神人告曰：“汝不可轻慢此僧。后当大建道场，弘法度人”。师于山中入关，一住三十余年，影不出山。道风扬播，缁素信向，四方请益者接踵，虽耆年宿衲亦争趋座下。盖其诲迪奖励，未尝少倦；有疑而决者析以片言，莫不冷然省解。是致檀施填委，学徒云集，恒至数百。因居所狭隘，不能容众，宣德丁未遂拓基营缮。不二年间，殿堂、门庑、禅室、方丈、钟楼、库宇、僧寮、庖湢，凡所宜有者，靡不毕备。遂成一大丛林。

    宣德乙卯，钦蒙赐额为“东明禅寺”，复为度僧，俾奉香火。至于己未，罄以檀那献施，羡余财帛重建净慈佛殿。辛酉六月廿有七日，命斋僧众，众知师意不久住世，请师留偈。师曰：“一大藏教，无人看着，争用得遮几句闲言语。”至二十九日辰时间，辞众跏趺而逝。停龛七日，颜貌如生。官贵僧俗，扶送者数千人。依法茶毗获设利无数，明莹如珠。众函遗骨并设利，葬于山之东坞而塔焉。

    师世寿七十，僧腊五十有五。弟子仅百人；受戒者、请诲益者数万人。盖师平昔训诲学徒无分高下，随机设变，各以其病药之。若遇初机则和颜悦色，软语恬言，使人醉心快意，如坐春风中；及其较勘宿学，务必辩其浅深，究其源委，毫发不容虚伪；苟有果能进道者，解衣推食而勉之；至于屠腊之辈，遇师训诲，无不改恶迁善。唯其道力强固、解行兼全、以身任道务在阐扬宗旨，志在利他、有扣即应，故能致人信向皈依如是之多。今其上首本寺住持觉明，令僧智宗智鉴赍天竺灵山住持临川妙侃状师行业，征余为铭。余于宗门未尝究竟，罔措颂美之辞。特摘状所实为铭，庶几不失其实，俾末学得以瞻承遗范云尔！铭曰：

    大雄宗教昉于四域流入中华四海洋溢初祖达磨单传直指返照回光佛即在是惟师克绍挺然负荷竖立法幢作大依怙四众学徒川奔云集化如时雨罔不沾及赖慈方便人咸信向各领奥要得意忘象卓哉东明大元厥宗世缘既尽委顺而终山之东坞崇崇窣堵勒辞口玟垂休万古己巳秋七月望日本寺徒弟比丘觉澄觉明觉泉觉净觉昙觉圆觉海觉真智林智诚智满智宗智庚智鉴智茂。

    同立石

    试译：

    慧旵禅师俗姓王，字东明，号虚白，法号慧旵。祖籍湖广，其父为丹阳税课司副使，全家后来就在丹阳定居下来。母亲黄氏在怀他期间，有一晚梦见一位僧人顶包入门。后产下一男婴，即慧旵禅师。他自幼悟性很高，读书过目即能成诵。还是在七岁上的时候，他曾做梦梦见自己坐在众人中间手持拂尘高声宣讲。醒来将梦境告诉母亲，黄氏说：“这是僧人说法之象啊，孩子啊，看来我们以后必然要让你出家了”。待到十四岁，他便出家求佛法于丹阳邑内的妙觉寺，对湛然禅师执弟子礼。湛然问他：你为何事来此？慧旵答曰：成佛。湛然十分吃惊，认为他很是与众不同。

    慧旵落发受戒之后，整整三年，朝夕钻研佛法。当时湛然转往江西疏山寺为住持，慧旵随往。独自打坐时，他常常听到松涛隐隐响彻山林，仿佛若佛家微妙大义唱祷云端。即前往松林，想要解悟那自然之声中的佛教大义（心印，又名“佛心印”，谓禅之本意，禅宗不立文字，不依言语，直以心为印，故曰心印）。走至一小庵前暗暗发誓：“若不顿悟，决不回去”。于是入定参禅，直到六天之后才出定。抬头又见苍松，心神豁然开朗仿佛有所体悟。从此昼夜不眠，端坐入定如同铁幢，故慧旵当时有“旵铁背”的美称。不久后他又前往苏州玄墓山，去拜谒首座果林禅师（首座，地位仅次于方丈和尚）。二人探讨佛法，十分投机。临别时果林禅师指点慧旵去参拜宝藏持禅师学习佛法。

    慧旵随即前往。见到宝藏持禅师后道明了自己那段顿悟的前缘后果，禅师斥责道：“佛法精深如香水海，越研习越深入，怎能就此了悟裹足不前？”慧旵于是从此侍立座下，恭恭敬敬执弟子礼，虚心接受宝藏持禅师的教导。一日，禅师问他：“‘心不是佛，智不是道’，你来说说对这句话的体认？”慧旵不能对答，垂头叉手而立。禅师呵斥道：“你在我这儿这么长时日了，就给我这样一个见解？”慧旵于是废寝忘食地发奋钻研佛家精义。次日夜晚，突然顿悟，向宝藏持禅师呈上一首佛偈：

    一拳打破太虚空，百亿须弥不露踪。借问个中谁是主，扶桑涌出一轮红。

    禅师满意地笑了，说道：“唔！即使你今日有所彻悟，也须善自护持。时候到了，你自然知道我这番话的含义了。”慧旵受了嘱咐便告辞离去了。永乐甲申岁，到天目山的平山堂，打坐千日之久，期满之后去往昭庆寺受具（受具，是“受具足戒”，或“受具戒”的省略语，具足戒即比丘僧所受之二百五十戒，比丘尼所受之五百戒）。

    受具之后慧旵便开始芒鞋策杖云游四方。永乐戊子年（1408年）间，慧旵来到安溪古道山，寻访唐代道通禅师的遗踪。他见此地峰峦秀拔而有灵气，便决心安定下来不再离开。当时古道山上的隐逸人士生怕这不速之客扰了他们清净，还有些抑郁不乐，可是他们夜晚梦见神人托梦，告诫他们：“不要轻慢这个僧人，日后他当在此大建道场，弘扬佛法度化众生”。

    果然，慧旵不是一般的出家人。他在山中闭关修行，一住就是三十年，潜心钻研佛法。虽然他一直不曾出山，然而这期间山寺的名号却远播丛林。四方佛家子弟都纷纷前来，即使耄耋老僧亦争着听讲佛法于他座下。慧旵对座下弟子授业解惑，从不会感到厌倦，很多难以明晰的地方，他只言片语就能道破，众人莫不恍然醒悟。而慧旵也因此收到了很多善款。慧旵声名既广，前来求法的学徒便云集景从，较以往更多了，常常达到数百人之多。而他的居处狭隘，无法容纳众人，遂于宣德丁未年（1427年）间开始修缮禅房、开拓门庭。不两年间，殿堂、门庑、禅室、方丈、钟楼、库宇（藏经阁）、僧寮（僧房）、庖（厨房）、湢（浴室）都一一具备了。一座巍巍大寺在古道山的茂竹修林里岿然而起。

    宣德乙卯（1435年），寺院得到圣上亲赐的匾额“东明禅寺”，并开始正式度人为僧、供奉香火。己未年，用尽檀越（即“施主”）所施善款和余财为净慈寺重建了佛殿。正统六年（1441年，辛酉年）的六月廿七日，慧旵召集僧众命他们斋戒。东明僧众知道禅师将不久于人世，请他留偈。慧旵道：“一大藏教，无人看着，争用得这几句闲言语”。到二十九日辰时，跏趺而逝。停灵七日，容颜如生。慧旵圆寂后，远近四方的官宦贵人和僧人善信都纷纷赶来，扶棺送行者多达数千人。东明寺依照佛教科仪，将慧旵禅师荼毗，火化后得舍利无数，颗颗明莹如珠。寺中子弟将禅师遗骨以及舍利一起放入佛函中，葬于古道山东坞，并立佛塔，竖于东明山东坞。

    慧旵禅师阳寿七十，出家为僧五十五年，弟子百余人，在他座下的受戒者、寻求佛法者则数以万计。之所以僧徒众多，主要因为禅师素来传授佛法心得或者教诲众生的时候，无视贵贱不分高下，因各人苦恼而随机应变，对每个人对症下药；碰到那些刚刚入门开始参研佛法精义的人，禅师则和颜悦色耐心地循循善诱，使他们如沐春风，醉心佛法从而越学越深；遇到那些已经入门且有一定基础的，参禅辩论的时候则必定锱铢必较，和他们研讨经典教义，精进正道，一丝不苟；如果碰上真的有佛学慧根的子弟，禅师则不惜尽自己所能奖勉鼓励他们；至于那些杀人越货的万恶之人，聆听慧旵大师宣讲佛法之后，亦无不改邪归正，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正因为禅师佛学修为深厚，且德行兼备，身体力行地宣传佛法，以慈悲心肠普度众生，有求必应，故而随他皈依我佛的善男信女才如此之多。如今，现任住持觉明禅师带着礼物拜访天竺灵山临川寺住持妙侃禅师口述慧旵一生功绩，由我执笔为禅师作塔铭。我于佛学终究是槛外人，不曾真正领悟佛学的博大精深，只好用这一纸俗家言语恭颂禅师平生，所摘录之事，都是真实发生过的，希望尽量能够做到据实而录，以期望后世佛门子弟能够瞻仰慧旵禅师一代高僧大儒的佛门风范。

    铭文曰：

    大雄宗教昉于四域流入中华

    四海洋溢初祖达摩单传直指

    返照回光佛即在是惟师克绍

    挺然负荷竖立法幢作大依怙四众学徒川奔云集化如时雨罔不沾及赖慈方便人咸信向各领奥要得意忘象卓哉东明大元厥宗世缘既尽委顺而终山之东坞崇崇窣堵勒辞口玟垂休万古己巳秋七月望日本寺徒弟比丘觉澄觉明觉泉觉净觉昙觉圆觉海觉真智林智诚智满智宗智庚智鉴智茂同石以上胡濙撰写的这则塔铭，已经大致将东明开山祖师的一生行状粗线条勾勒出来了。其中，特别值得称道的一点即是——慧旵禅师的悟道因缘，竟是通过千日坐禅的方式来实现的。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知的比较极则的修行方式只有闭关、打七、般州三昧等。这些极端的修行方式都是在一段时间内把修行强度提高到最大。没有坚定的佛心和意志力是很难实践的。比如闭关，一般三年为期，在这期间修行者止语，或打坐、或阅藏、或诵经、或拜忏，绝不与外人接触，闭关最有名的莫过于米勒日巴，藏传佛教中最有名的瑜伽圣士，米勒日巴尊者终生不建庙宇，不集僧众，只做一个洒脱自在的纯粹修行的佛门弟子。他与中原禅宗的六祖慧能有颇多相似之处，即都注重实修，少谈理论。现在依然有很多的佛子选择在关房里面用功，甚至还有闭关而死的人，只因他们发誓不开悟不出关房，最终只好老死其中；再比如另一种修行方式：般州三昧，这种方式是按照佛陀的《般州三昧经》进行的。修净土宗的居士经常采用此法，简单来说即行者在九十天内，日中一食，经行不断。任何时候，遇见任何问题都是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九十日内不睡觉，一直行走，一直口宣佛号；至于打七，是指在七日之中，修行者除了必要的饮食睡眠之外，专心参究或专心持名，是佛教禅宗的最主要修行方式，所以又有“打禅七”之说。“打七”到第七日，方丈在韦陀龛（韦陀菩萨面受佛嘱，发大誓愿，要忠心护持“佛、法、僧”三宝）前挂上“解七”牌示，就表示可以暂停修行了。佛家有语：“七日用心若不悟，割去僧头当尿壶”，即说打七这一修行方式的成效之迅猛精进——短时间内修行者们都能有所进益，若再“不悟”，那这榆木脑袋就可以拿去当尿壶了。然而长时间的打七，像慧旵祖师这样打一千天的七，实在是前所未闻的。整整三年，站如松坐如钟心念不动，是何等的壮举呵，千日打七，六七百年内无有僧人行过了，祖师爷不愧“旵铁嵴”的美名。

    此外，慧旵在临济宗门内的名望是非常之高的，尤其是当宣宗赐匾之后，在东南一带东明旵祖的号召力更是一呼百应——《成化杭州府志》以及《南屏净慈寺志》均提到1437年净慈寺毁于大火，两年后净慈寺住持宗妙禅师迎请慧旵出面，募捐重建。旵祖师在杭州凤山门、武林门张榜集资，三日之内即募得三十万缗，净寺遂得以重振。而尽管完成了募款建庙这样的大功德，旵祖依然不恋虚名，事毕之后马上回东明继续隐居，自题诗《出山修净慈佛殿示众》：三十余年不出山，只缘接物到人间。烟村水窟朝行转，柳巷花街夕往还。贫富倾囊同助力，贤遇仰慕尽开颜。等闲绀殿功圆毕，依旧回山独掩关。一字一句，皆为写照。正因慧旵如此的高风亮节，杭州北山凤林寺还专为祖师立爪发衣钵塔塔。另外，在山茨通际禅师所编《东明遗录》中，禅师在自序中写道：“往往名士禅衲吊旧君礼祖塔，题咏满廊壁间”，然而阅罢掩卷，发现吊东明祖师塔慧旵禅师的绝句律诗和佛偈多达十九首，诸如清代临济弘传的一代宗师箬庵通问，为旵祖作《立春日扫祖塔》“多年铁脊冷云阿，寥落空山窣堵波。正值雪消残腊候，春风依旧上藤萝”；宝藏持禅师亦有《送旵祖住山偈》“见得分明不是禅，竿头进步绝思言。发扬祖道吾宗旨，更入山中二十年”……且前来礼拜参赞者，直与“旧君”平起平坐——“礼旧君”的题诗，一共也才录得十九首。则可见当时文人儒士和禅宗衲子对这位临济宗第二十六代、东明第一代禅师铁脊旵所怀的敬重，也从侧面反映出慧旵禅师在当时东南丛林中举足轻重的分量和声望。

    综观上述塔铭，寥寥数语便已将慧旵禅师与东明山的一段因缘交代清楚了——慧旵来寻访唐代道通禅师遗迹时，这里还是古道山；禅师“见其峰峦秀拔，遂有终焉之意”；后来“大建道场，弘法度人”即说慧旵云游来到安溪古道山后就扎根于此，弘扬佛法将古道山开辟成一大丛林。当时时间已经是“永乐戊子”1408年，距前文所叙燕王南下金川门之变的1402年，鼎革已有六年之久。陈辉老师在《东明寺公案》一文中写道：“建文皇帝穿地道出逃的1402年，安溪的山上虽有唐代道场遗址，但根本就没什么寺刹；而六年后慧旵禅师在此建东明寺，因与胡濙的关系，建文帝也绝无可能到东明寺来隐迹。这也正是立于康熙年的‘东明孤云禅师塔铭’其碑文虽介绍了慧旵祖师，然而只字不涉建文帝的原因。东明寺与建文帝并无瓜葛。”

    然而再次细读铭文，笔者窃以为不然。首先，“访安溪古道场”，“道场”二字，最初见于玄奘法师所着《大唐西域记》卷八，特指佛祖（释迦牟尼）彻悟得道之处。“道场”按性质分有释、道两种，这一处因为明言“道通禅师”，则可知所访的是禅宗传人，属于佛教。佛教道场按类别分，又通常有两种，一种指佛教徒诵经、礼拜、修行的场所，比如普陀是观音的道场、峨眉是普贤的道场；另一种是指大规模的法事仪式，诸如前文提到的为战乱时期冤死亡魂超度的佛事，还有一些是祈福的，诸如红楼梦第二十五回“厌魔法姊弟逢五鬼”里面贾母舍了香油点海灯为宝玉祈福，也算是一个仪式性的道场。不过塔铭中的安溪“古道场”，显然不是指临时性的仪式，而是道通禅师常年开坛讲经及其弟子皈依修行的地方。

    道通禅师其人，塔铭中草草一笔带过，考诸唐代法号“道通”的有道高僧，只有紫玉山释道通名号较为远播，可是《宋高僧传》卷十中的《道通传》并没有明确列出他的行踪，只有一句“誓游吴越间”，因此不能确定《塔铭》中提到的道通是否这位释道通。但是即使另有其人，也可以想见当年其开创的门庭之宏大——即使在这位“道通禅师”示寂六七百年之后的明代，仍有像慧旵这样已经深得空门阃奥的释家弟子慕名前来拜谒他的遗踪；而且既然是寻访道通禅师的“遗踪”，可知山上并非空无一物，一堵野草杂生的颓垣，也许是曾经优雅壮丽的竹林精舍，禅师曾在那儿开坛讲经；几间东倒西歪的破壁，也许曾是宅第连绵的梵宫僧庑，住着皈依禅师的受戒弟子……再看塔铭后文，慧旵在山中潜心修持，一心向佛的声名远播四方，乃至“学徒云集，恒至数百。因居所狭隘、不能容众，宣德丁未遂拓基营缮”，可见原来便有些基础的，只因前来问法的善信越来越多，地方太小，才开始“拓基营缮”。所以慧旵来之前古道寺并非荡然无存，只是大不如前了。由是，可知建文于慧旵之前落脚过东明，亦非绝无可能。

    除了塔铭以外，史籍中也有诸多条资料可为佐证。明代史学宗师谈迁在《枣林杂俎》“逸典”部下面的“建文皇帝遗迹”条目中明文写道：“钱塘县口口口大遮山东明寺，帝尝隐此。有遗影，云帝自为写。今塑其像，髡髯面紫。其遗影近一绅购去。”另外，该篇目中还有一条有关建文遗迹的记载，地点是武康县（今德清县），“证道寺题壁：‘江湖遍览此间停，终日观澜坐梵扃。近水鱼游千顷碧，长空鸢戾九霄青。圣贤道配乾坤德，日月光华草木馨。愧我远来山寂处，谁言道有少微星？岁次辛亥孟夏梅口书。’相传建文帝题，大书遒逸，末一字未辨。”这一条资料中的证道寺，据雍正年间刊行的《浙江通志·卷二百二十九》载，原是南齐秘书郎、武康人沈密的旧宅。“建元元年（479年），舍为齐昌寺，在武康县西。宋治平二年（1065年），改为证道寺。元末毁。明洪武九年（1396年），重建”。建文帝的足迹为什么会踏至武康县的证道寺？对照安溪当地传说：当年君臣一行从鬼门出，在安溪古道山落脚后，建文帝在古道寺出家，程济则在大遮山顶的群仙观出家。大遮山北面就是德清县（即原来的武康县，至今山顶竖有青石界碑，高达1.5米，宽30厘米，上有民国年间的楷书阴文刻字：“杭县与武康县大竹山岭分水分界线”），那么不难推断出建文帝和程济，很有可能常常去山后的毗邻古刹证道寺。这种种巧合，虽不是铁证，但是至少，我们对建文帝出奔后到过东明寺之说尚不能一票否决。

    此外，最重要的一点是，永乐皇帝两度派去民间苦苦寻找逊帝下落的股肱大臣——太子宾客兼国子祭酒胡濙，正是为东明寺慧旵禅师作塔铭的人。前文提到他于永乐十七年二度出访江、浙、湖、湘各省，及至四年后得到了消息后才还朝，星夜奔驰进宫面圣，“帝已就寝，闻濙至，急起召入，濙悉以所闻对，漏下四鼓乃出”，然后“（明成祖）至是疑良始释”。那么那一晚胡濙究竟对明成祖报告了些什么才让这位锲而不舍疑心又重的僭主终于放下了执念呢？对此，康熙三十年（公元1671年）由云贵总督范承勋主持修纂的《云南通志》（问世尚且早于《明史》48年）卷30“建文帝”一节，作了比较详细的记述：“太宗（即朱棣）夜召（胡濙）入殿问状，濙对曰：‘（建文帝）固在，然天命人心去之已久，无能为也。不若姑置之度外，在陛下成就圣德，在彼获终余年。’太宗颔之，遂罢四出之使者。”看这段话，其实胡濙并没有带给成祖一个明白彻底的答复，只是含蓄地劝他放手：“建文君人还在，但是大势已去，再也不可能东山再起了，不如就此网开一面吧，在陛下您是成就圣德，在他是获得寿终”。

    对于胡濙的这番肺腑之言，成祖怎么表态？——“太宗颔之”，

    已是鬓发苍苍的成祖终于点了点头。或许这么多年提心吊胆，他也累了；或许人之将死，都会变得宽大为怀（次年成祖就驾崩了）；也或许成祖之所以苦苦追踪建文帝下落，并非他本意挟私报复，只是怕建文帝一党民心未失，羽翼尚丰，会暗暗蓄积力量图谋再起导致山河又乱。这一点，崇祯年间乐安李焕章在为赵士喆《建文年谱》（即前文提到钱谦益作序的同一部书）作的序中，早已一针见血地点破：“壬午之变，让皇果自己焚燃于宫中，天下臣民之望已绝，文皇之祚可永，文皇之心安矣！曷湖湘之使、西洋之遣、两广之搜、玉玺之索、三丰之访，至末年而未已，岂非重耳在外，而惠、怀终有戒心欤！”

    于是掩卷细思，慨叹之余忽然也对这位强势的僭主枭雄也生出些体贴的情怀。他扭尽六壬地篡改史书，穷追不舍地追杀侄儿，那般的殚精竭虑机关算尽，其实为的，都只是这八尺龙榻，因为坐上了，即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即使面对亲侄儿也再容不得半点菩萨心肠，一股霹雳手段必须狠到底。靖难之役以后，他“追治奸党”不止，直到永乐十四年才罢。一双沾满了那么多人鲜血的手，要怎样才能洗去那深重的罪孽？他真的毫无顾忌么？今天，在北京的大钟寺，保存着现今世界上最大、最古老、最完整、音质也最纯厚的一口铜钟，那口大钟，即名“永乐”。永乐大钟上密密麻麻地刻满了超过一百种、多达二十三万字的佛教经文，每日晨昏，一百零八记撞钟声从帝都北首的大钟寺巍巍传来，深沉，洪亮，悠远，绵长，浩浩瀚瀚，响彻大半个紫禁城。“闻钟声，烦恼轻；智慧长，菩提增；离地狱，出火坑；愿成佛，度众生”，永乐帝铸这口钟，为的，可是那些被自己错杀的冤鬼亡魂早日超度？英国都铎王朝时期的伊丽莎白女王，在斩首苏格兰玛丽女王后会去密室痛哭忏悔不已，因为不论古今中外，同样身为人君，杀伐对于他们来说固然不可避免，然而杀伐之后的惶恐和忏悔，或许，也一样的不可避免。金庸先生说，“中国的皇帝，要学会忍，包括克己之忍，容人之忍，还有对待政敌的残忍”——不是不想放过流亡的侄儿，是不能也，非不为也。赶尽杀绝，是他君临天下所主宰的权力，也是他君临天下必须付出的代价。如果换做寻常百姓人伦，叔侄兄弟之间血浓于水，关起门来都是一家人；即使起了纷争，劈开脑袋打破头，睡过一觉睁开眼，见了面仍是不失雍熙之轨的好叔侄好兄弟。可是这是堂堂帝王家，帝王家很大，大到容得下江山天下，帝王家又很小，小到眼里容不下一个他。

    综观燕王一生，戎马倥偬老于军政，才满十岁便是英名灿灿的燕王，年方及冠便离了自小生长的应天，挥别江南佳丽地，挥别金陵帝王州，那伴着他千里迢迢北上就藩的，只是漫天掀涌的朔风和飞雪。他没有尸位素餐，励精图治训练兵马，整整二十年北镇辽东，一次次抵御蒙古铁骑南下犯境，为大明江山效死拼命牢牢把守北疆。因北防军务最为吃重，太祖许他的行伍编制也较其他亲王大。拥兵者必自重，居功者常自傲，这些都是人之常情，是自昔已然，是无可厚非，但如果建文不起意削藩，燕王也未必兴兵谋反——他是权臣，但是操柄之臣不必一定是乱臣，霍光、长孙无忌，乃至张居正，都是不索九锡的无冕之王。只是他本为战斗而生，今上要削去他的军权和兵力，便好似要将那苍鹰的羽翼根根拔去，这样的结局，生不如死——莫逐燕，逐燕日高飞呵，那么，就奋力一搏吧，说不定还能搏出个海阔天空，即使失手，终究也不过一死。同是王侯将相的种，同样是个死，死国可乎？所以，当他决意起兵的那一刻，怀抱的已经是颗必死的心，一颗不怕死的心，怕什么满朝非议，怕什么天打雷劈？瀑布是怎样形成的？瀑布是在没有退路的时候形成的——成则一泻千里号令天下，败则万丈深渊粉身碎骨。自古能够成就千古霸业的人，也可以是遗臭万年的人，大善和大恶，走到极致，原是如此的冰炭同炉。或许，这就是曹公笔下所谓禀赋天地正邪二气而来的人吧。非常的性格，注定，非常的命运。

    燕王朱棣，从建文元年开始，公然起兵反抗，先后扫平北平外围，收服宁王封藩。虽然中央朝廷在兵力、军饷、公理上都有着压倒性优势，但在老于边防习于沙场的燕师劲旅手下，不论是前朝老将耿炳文还是草包将领李景隆，王师都一路连连败绩。这朝中无人的狼狈局面，想来还是太祖一手造成的，鸟尽弓藏兔死狗烹，当年追随太祖皇帝揭竿而起的故臣宿将，在他临死前都已被诛杀殆尽，本是为皇孙扫除祸患，却不想一手为他留下致命死穴——建文帝手下缺少老将，而年轻将领又领兵不善，是靖难之役他最终败北的最大因素。当然，尽管没有成功抵御，铁铉等猛将还是尽了全力了，一直与燕师奋力周旋，拖延了四年之久。

    燕军进三步退两步，天长日久，在战斗中不断吸纳倒戈的士兵，擒王的队伍不断壮大，终于建文四年六月一举挥师南下，饮马长江。当燕王大军浩浩荡荡兵临城下时，他曾经的手下败将李景隆卖主求荣，打开金川门延请燕王入城。

    皇城之外，是燕王云屯雨集的十万精兵，皇城之内，九重明都宫阙已经熊熊烧成一片火海。城破了，建文帝也生死未卜，孤臣遗老们都将这笔国破人亡的血债记到了燕王头上——他没有杀伯仁，伯仁却因他而死。或者，他们对这场权力更迭的激愤，早已经超出“忠臣不事二主”这份私人感情的范畴。国可乱，礼不可丧，比死生更大的，是道统，是气节，是天地君亲，是礼乐河山，是煌煌几千年来杀身成仁的士大夫传统，文弱书生犯起拧来，平日里鸡肋不足以安尊拳的身躯，可以刚直倔强到无法想象，如果刑逼，就算鼎镬在前也能甘之如饴。而或许，燕王的那些残酷的暴行，除了遗传太祖的性格基因以外，也正是因为他对这种忠臣孝子怀有伐骨洗髓的恨——你若要硬到底，我便要你苦到死。“文职奸臣”们有多少勇气，永乐皇帝便有多少仇恨。靖难之役的成功，宣告了军政力量对文官集团的胜利；但是令永乐皇帝恼火的是，国家的强制力可以将文人沦为阶下囚，但却始终无法将他们怀柔。于是，震怒的僭主开始大开杀戒。

    建文旧臣中，唯一苟全性命的是魏国公徐祖辉，因为他是徐达之子，有家传的丹书铁劵，相当于免死金牌。其余文臣，或诛或杀片甲不留。帝子之师方孝孺，孤忠赴难，死得可谓重如泰山。建文既走，国君之位虚席以待，燕王召文学博士方孝孺起草自己的继位诏书。孝孺着麻衣大哭于阙下。燕王召其入殿，劝说道：“我是效法周公辅佐成王啊。”孝孺止住哭声，厉声反问：“成王安在？”燕王：“自焚而死。”孝孺又问：“何不立成王之子？”燕王回答：“国赖长君。”孝孺咄咄逼人，“何不立成王之弟？”燕王对曰：“此朕家事。诏天下，非先生不可。”孝孺执笔，疾书“燕贼篡位”数字，掷笔于地，继续且哭且骂：“死即死耳，诏不可草。”燕王怒道：“汝不顾九族乎？”孝孺奋然作答：“便十族奈我何！”骂声益厉。燕王遂命人逮捕其九族亲眷以及学生，凑成十族，共八百七十三人，不问首从善恶，悉皆斩首于方孝孺面前，孝孺忍泪不顾。自己最后被凌迟于聚宝门外，年四十六。

    其他——建文朝刑部尚书暴昭，陛见抗骂，燕王先去其齿，次断手足，割颈而死；兵部尚书齐秦，凌迟；太常卿黄子澄，凌迟，赤三族；礼部尚书陈迪，六子凌迟，父子同死；右副御史练子宁，寸磔，诛族一百五十一人；监察御史高翔，因丧服入见，杀于殿上，诛族；监察御史王度、宗人府经历宋征、监察御史丁志、监察御史巨敬，皆行族诛之刑……

    还有，势不肯北面称臣的兵部尚书铁铉，寸磔而死。八十多岁的老父老母被流放海南苦役，两个儿子被虐杀，妻子杨氏和两个女儿没入教坊司。其余被送入教坊司的罪女还有齐泰姊及外甥媳妇、黄子澄妹、茅大芳妻。什么是教坊？这里的教坊，不是《归田诗话》里娴静优雅的“珊瑚小柱教坊筝”，也不是浔阳江头琵琶女的“名属教坊第一部”，甚至不是濯锦江边可以缠头百万的青楼。鲁迅先生在《且介亭·病后杂谈》中专门提到大明刑律，“那时的罪女所在教坊并非静候嫖客的，要‘转营’，轮受凌辱”。什么又叫“转营”？一双玉臂千人枕，半点朱唇万客尝，说的便是这个了。自古烟花地，北边有“清吟”南方有“书寓”，“柳城”次之，“下处”又次之，最次还有“暗门子”，是那些五大三粗的苦汉子们的去处，可是再不堪，好歹还是桩愿打愿挨的买卖。而军妓，转营的军妓，在皮肉生涯里也已经低到尘埃里去了。一副好皮囊，生生沦为精壮兵卒们发泄兽欲的工具，今人颇多非议的极不人道的“守寡”，在那样的情形下竟然还是一种求之不得的“恩典”了。自古罚有刑诛，但是从无玷污，杀人不过头点地，这样的惩罚，也实在，太、不、堪。那些清白无辜的好女儿，诗礼簪缨的大家小姐，四岁能针黹，五岁学织缣，六岁初度曲，七岁知管弦，八岁观书史，九岁理诗篇，十岁调丹青，十一描花颜，十二始长成……被爹爹和娘亲捧在手心儿里呵着长到这么大，只是，也信美人终作土，不堪幽梦太匆匆呵——哪里承望一霎儿还在天堂，一霎儿已是地狱？缓慢而端庄的幽闺岁月，就好比那春梦，说声散，便散了。管你曾是公府千金还是名门闺秀，落了教坊籍，就是一辈子没有出头日的娼家生涯。丰容盛鬋，作践地似残花败柳；烟视媚行，蹂躏地似微尘粒土。做大丈夫的是男人，留名青史的是男人，一了百了死得干干净净的也是男人，可是相比他们前仆后继的死，她们这样苟延残喘的活，才真是一种最残酷的凌迟——那是一种精神的，肉体的，被拉长到一生的，死缓。

    也许，在所有喋血的征伐中，死去最多的，是男人。但是受伤最深的，是女人。女人，从来要活得比男人艰难。死，也一样。

    杀不完的文人血，淌不尽的英雄泪，应天城里，文死谏，武死直，妻别夫，母别子，京畿帝都在那一年幻化成一片腥红刺目的修罗场。他说一个“诛”字，便是多少男女老少的死日？他一日倾千命，那一股铸铁凝铅般沉沉的仇恨又究竟从哪儿来？清初史家谷应泰这样掷笔叹道：“嗟乎！暴秦之法，罪止三族；强汉之律，不过五宗……世谓天道好还，而人命至重，遂可灭绝至此乎！”后世对永乐帝的诟病也都不脱于此。做叔叔的抢了侄儿的江山，固然有失忠厚长者风度；然而他的残杀忠良，才更为人所指斥。从来在中国，要生民万姓赞一句“好皇帝”，雄韬伟略还在其次，仁顺忠孝才是头一件。然而，事实却常如菲尔丁所说“既伟大又善良的人很少”。在你死我活短刀相接的政治祭坛上，善良这一美德，更不属于帝王。的确，永乐皇帝是残忍的，但也正是符合马基雅维利笔下的理想君主——狮子般的雄心，骆驼般的坚韧，狐狸般的狡猾。他不是一位仁君，但绝对是一位明君，靠着自己的铁血手腕开辟出大明王朝第一个太平盛世：迁都北京、《永乐大典》、沟通运河、建十三陵、御驾亲征五伐漠北、派遣郑和七下西洋，其中每一样都堪称丰功伟绩，都足以永垂不朽。可他虽然是一位明君，但也绝对是一位暴君。这场一直持续了十四年之久的株连大案，一共诛杀文臣武将一万三千余人，可谓震烁古今。在鲜血和白骨的映衬下，燕王的声势赫赫然已如日中天。靠着孤臣遗老们喷薄的热血染红了身上一袭绯衣，明黄的紫金龙袍加身，踏着累累尸身和白骨他一步一步登极迈上九重天。他的名字，也蘸着血墨被永远地载入了帝王本纪，从此，永乐皇帝四个铮铮大字，被镌刻、被唾骂，被崇敬、被记恨，千年不朽，万世不刊。

    建文四年结束的这场旷世豪赌，押下的，是谁的身家？赌的，是谁的天下？“莫逐燕，逐燕日高飞，高飞上帝畿”，应天街头黄吻小儿们所信口传唱的，冥冥之中竟然沉甸甸的都是注定。如果燕王真的是皇帝命，那么建文帝交手的，是天意。跟天睹，搭上江山赔上命，再大的筹码，有败无胜。

    一败涂地的建文帝，于永乐改元前一年在宫中大火时出逃；国子祭酒胡濙，于永乐五年被派出访；慧旵禅师，于永乐六年（“永乐甲申岁”）来到古道山。在慧旵未来之前，山上已有古道寺遗迹，那么就不能断定建文帝不曾在这荒山野寺栖身过——建文帝自宫中起火，在几位大臣保护下趁乱逃生，沿宁杭古道一路南下。某一日，翻山越岭连夜跋涉，疲惫已极。经过东明山时，小立山冈，远远望见天边浅紫色的曙光和淡淡晨雾交相晕染，高山峡谷点缀其间，山野开始渐渐明朗起来，顽皮而寂寞的启明星眨着眼，照见山中隐着的破败佛寺，建文帝便决定暂时在此落了脚——这样的设想，完全有可能。后慧旵来此，三十年“影不出山”，禅师是真的一心精进修持佛法，还是因了逊帝的驻足而别有隐情？另外，胡濙与慧旵又是如何相识的？而且既然慧旵三十年隐不出山，那么应该是胡濙主动上山来才结识的，身负追寻逊帝重任的胡濙百里迢迢上古道山，可见建文帝避难山中的传说，应在当时就有流传。

    最后还有一条值得探讨的资料。明宣宗宣德乙卯（1435年），古道寺得到圣上亲赐的匾额“东明禅寺”。慧旵禅师在古道寺孜孜经营二十六年，所开创的这一派宗风固然盛大，但是真的远播千里之外紫禁城么？诚然，作为东明后人，对东明寺曾在临济一代宗门里有过举重若轻的地位，我们应该深感自豪，然而自豪之余也不免自省——这御赐匾额无上的殊荣背后，是否还有不为人知的故事？济世渡人，本是佛门子弟分内之事，慧旵空手起家成为开山鼻祖，固然可敬，然而仅这桩功德便得以让明宣宗朱瞻基为古道寺赐名题匾么？再看宣宗，这位大明王朝的第五位君主，其性格以及命运和他的叔叔朱允炆惊人的相似：同是被祖父立为皇太孙，同是宅心仁厚的少年君主，也同样遭遇了叔叔的起兵背叛。所不同于建文帝的是，年轻的宣宗凭借自己的才能成功平定了皇叔朱高煦仁的叛乱，稳稳接住了父亲的基业，将大明王朝推向了继祖父“永乐盛世”之后的第二个巅峰——“仁宣之治”。一样经历过皇族内乱的宣宗，英明宽厚如他，对祖父当年的种种暴行也殊为不满，由此不难理解，他对这位逊国出亡的皇叔情感上会有倾斜。他在位期间，宽容赦免了建文朝臣，缓和了成祖矫枉过正所造成的无数冤案，这在很大程度上平息了民愤，促进了国家的稳定。他对古道寺和慧旵，更是堪称礼遇隆重，这其中，究竟是否因为这深山草莽间的古刹，曾经接纳过他那饥渴顿踣的皇叔？他对三十年不出山的铁嵴旵褒奖有加，又是否也因为禅师曾经周济过他那穷途末路的皇叔？

    可是，令人困惑的是，正统六年（1441年）慧旵禅师圆寂，胡濙作塔铭，又为什么字里行间客客气气，对这段亦初无提及？甚至连一丝含沙射影的蛛丝马迹都没有？究竟胡濙与慧旵禅师交情多深？他在古道山有没有找到建文帝？建文避难古道山又是否确有其事？种种疑问缠绕心中，我们想知道历史的真相，可这已是个面目全非的世界。

    风风雨雨，建文帝那段故事已经过去六百年了。时常怀想，他真的在这片山林避过难么？他真的割舍了红尘、了断了尘缘么？可又真的割舍得了、能忘记么？当年先帝遗命，临终托孤，殷殷嘱咐亲信大臣们好好辅佐新皇。从他登临大宝到最后燕王靖难，不论得势还是失意，他们对他一路悉心照拂，那么多年来堪称鞠躬尽瘁、愚忠死保。如今他亲手付之一炬，他们涂地的肝脑，一样地随着“建文”这个灿灿年号化为了焦土。他当初这一走，有想过身后那些顾命老臣的处境么？金川门之变，铁铉车裂、景清剥皮、孝孺毁面撕发、弱妻幼儿葬身火海，还有诛十族，瓜蔓抄，多少无辜被牵累的人呵。如果眼泪可以累计，也许比香水海还要深，如果白骨可以堆积，比须弥山还要高。细按来，那么多的命，全都因他一人而起，明明没有动一根手指，却有那么多的人为了他前仆后继、死节死义，他和双手沾满了鲜血的皇叔，究竟，谁是罪魁祸首？谁的罪孽更深重？

    建文帝是幸运的，应天城内那白骨撑天、碧血渗地的惨烈一幕，他没有看到。然而即使没有看到，朝中发生这样空前绝后的血腥惨案，于道听途说，于举国风议中，他又怎会不知？那血流如注泪飞如雨的一幕，不用看，不忍看，不能看。看到了，那恩师的血，孤臣的泪，妇孺的尸，要他用什么样的眼睛，去面对，去仰视，去恸哭？龙哭凄厉，啸动九天，六百年前的一个凄清寒夜，远远的古道山巅，传来逊帝穿透天宇的悲啼——谁能了解，所谓的真龙天子，其实不是龙，也不是神，只是人，一具脆弱的血肉之躯，也有无助，也会痛哭——然而回应他的，再不是威武赫赫的百官文武，只是眼前这莽莽山林，极目望去，一片天聋地哑，谁也不知道他的苦痛和挣扎。

    他选择了出家。或者走到这一步，出家早已是他写定的结局和唯一的出路。夜寒漏永山门静，破梦钟声度花影，这僻静幽远的深山废刹里，猎猎山风撼动满山的潇潇碧竹，那单调的、漠然的、亘古如一地响彻了千年的风吟，伴着他古佛青灯下清癯的身影，在无数个微茫无告的深夜里清宵孤坐，寂寂苦修。金身的佛，那样高大，端坐于七宝璎珞之下，白砗磲与黄蜜蜡，塑成庄严宝相，照见五蕴皆空，度化一切苦厄。那些明争暗斗，那些成王败寇，那些恩怨仇雠，都在荒凉无涯的古刹钟音里，一记，又一记，消散于寂静的空山中。几间残破的禅房，窗棂上野雀终日啁哳；室小如舟的房内，有他的气息，禅房外面，也许还有他的梦想。可是无论怎样修行，纵然得了不二法门，纵然有了那降龙伏虎的手段，终不能抹煞这书生皇帝的侠骨柔肠，更不敌叔叔那秦马如雷的十万禁军。到而今，兼具帝王之器与虎狼之心的煌煌永乐帝，才是大明朝的正统，做侄儿的甘不甘心服不服气，不认也得认了。“上共君王并座，下与乞丐同行”——从此，建文帝，只是一个可以崇高可以卑贱的行脚僧；从此，他只是应文，一个和尚，一位出家人。

    其祖朱元璋以出家人起于荒郊野庙号令天下，其孙朱允炆以出家人遁迹萧寺败走天涯，《左传》里说“君以此始，必以此终”。这一切，究竟是历史的巧合还是劫数的必然？那戏弄的，是什么样的天意？这波诡云谲的一切，究竟又是白云还是苍狗？他流亡了一世，至死也没盼到合浦珠还。或者，从他出走的那一刻，根本便已心死。剃度、受具，对一个心都已经死了的人来说，身体发肤的损伤又算得了什么？传说中，善良的老百姓说他最后风光还朝，住进了长乐宫，终老故园；也有说他坐化于外地，骸骨仍回到了皇陵，不树不封。可是，我宁可一厢情愿地相信，他一生流浪，客死异乡。汝惟不争，天下莫能与汝争。失了一壁江山和几十年的金銮宝座，却赢得绵绵后世多少同情泪！千秋万代，亿万兆民记得您，供奉您，传唱您，记得您是大明朝的正统，记得您是礼义仁孝的让皇帝。即使在安溪这片边鄙的土地、在东明这片偏远的山林，我们升斗小民还是深深地相信，或者希望，您曾经，也一定，在这里踏足过，呼吸过，停留过。

    而今，物事皆非，就连东明山上的东明寺，也已历尽沧桑几经兴废。当我们再度上山去寻访逊帝的遗踪时，一切都早已随着山岚消散在林烟深处。建造有时，拆毁有时，兴盛有时，没落也有时，佛说，一切皆是因果轮回。到底是前世怎样的因，才临到今日这种种升沉起伏的果？谁也不知道，因为谁也无法探知那冥冥之中不可揣度的天意。建文帝，永无止尽的建文帝，不论他有没有出逃，不论他曾经是否驻足过古道，真相已不那么重要。历史拍着它强大的翅膀，飞过许多个世纪，同时在光荣的荆棘路这个黑暗背景上，映出许多明朗的画面，鼓起我们勇气，给予我们启迪。今天，当我们再回首去审视、探讨、感慨那段尘埃中的故事，或许，就已经是它流传下来的全部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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